《细胞生命的礼赞》

刘易斯·托马斯著 

 

暴尸野外

 

 


  你在城市附近的公路上见到的动物尸体大都是狗,也有少许的猫。深入乡间,动物尸体的形状和颜色就是陌生的了。那是些野生动物。从车窗望去,它们残缺不全的肢体,让我们联想起土拨鼠、獾、鼬、田鼠、蛇,有时是残破到面目全非的鹿。 

  这景象总给人以莫名其妙的震动。一半是突然涌来的悲悯,一半是没来由的惊讶。见到死在大路上的动物简直就是令人震惊。这种心灵上的伤害倒不全是因为它们死的不是地方。不管它们死在什么地方,也不该这么触目惊心地横陈在我们面前。你不希望看到动物陈尸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物应该独个儿地、远远地、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这才是它们的本性。不该看到它们倒卧大路之上,不该看到它们死在任何地方。 

  万物皆有一死,但我们只觉得死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站在草地上、山脚下,仔细检视四周,几乎目之所接的所有东西都在死亡着,大多数东西要在你之先早早死去。若不是你眼前一直进行着更新和取代的过程,那么,那片地方终将在你脚下变成石头和沙砾。 

  有些生物似乎永远不死。它们只是整个儿地消失在自己的后代当中。单个的细胞就是这样。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如此下去,过一会儿,它自己的最后一点痕迹就消失了。这不能看作死亡;若撇开变异不论,那么,那些后代仅仅是第一个细胞,重新活过一遍。粘菌的生活史中有些结束阶段,看起来象是死亡,但是,那带有柄和子实体的干枯的鼻涕虫,却显然是发育中的动物的过渡性组织。游来游去的阿米巴状细胞集体地使用这种机制,来产生更多的细胞。 

  据说,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着成亿兆的昆虫。按我们的标准,其中的大多数寿命都很短。有人估计过,在温带的每平方英里的上空,往上延伸到数千英尺的大气中,悬浮着二千五百万个形形色色的昆虫。它们在层层大气中象浮游生物一样漂游,在不断死亡着,有些被吃掉,有的只是随时随地掉落下来。它们这样围绕地球,无可计数,死了随即分解,没有人看到。 

  谁见过死鸟?那么多鸟当然有许多要死去,但谁见过那么多的死鸟?死鸟是不宜见到的。见到死鸟比突然飞起的活鸟更叫人吃惊。我们心里一定会认为什么地方不对劲。禽鸟总是死在背人处,死在丛中石下,从不飞着栽下来。 

  动物似乎都有这样的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死。即使最大、最招眼的动物到时候也想法荫蔽起自己。假如一头大象失检死在明处,那么,象群不会让它留在那儿。它们会把它抬起,抬着它到处走,一直找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适当地方再放下。大象如遇到遗在明处的同类的骸骨,它们会有条不紊地一块块将它们捡起来,在哀思绵绵的纪念仪式中,疏散到邻近的大片荒野中。 

  这是自然界的奇观。世上万物皆有死,每时每刻都在死,其数量跟每个早晨、每个春天让我们眩目的新生一样多。但我们看到的,无非是面目全非的残肢,十月的别墅门厅里挣扎的苍蝇和公路上的残体而已。我这一辈子一直揣着个闷葫芦:我的后院,有的是松鼠,满院都是,一年四季都在,但我从来也没在任何地方见过一只死松鼠。 

  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好。假如世界不是这样子,死的事都在公开进行,死尸举目可见,我们就永远忘不了这东西。幸而,我们可以在大部分时间忘了这事,或认为那是可以有某种方法避免的事故。但是,这的确也让我们把死的过程看得比实际更意外,当我们必须处于这一过程时更觉为难。 

  我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使自己跟自然界协调一致。报上的讣告栏告诉我们,我们在死亡着,而出生栏则用小字排印,毫不显眼地印在页边上,告诉我们后继有人。但从这里我们还是把握不了那规模之大。我们在地球上有三十亿众,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三十亿到时候都要死去。年逾五千万的巨额死亡,在相对悄悄地发生着。只有家里人或朋友死了,我们才知道。孤立地来看这些死亡,就认为是不自然的事件,是反常,是伤害。我们低声地谈论这些死亡,他们是被疾病击倒,或者是死于非命。好象可以见到的死亡只能有什么原因才发生,是可以避免的一样。我们送花圈,悲痛,举行葬礼;撤骨灰,却浑忘三十亿,都在此途中。所有这芸芸众生的血肉和意识终将消失,被大地吸收,而暂时的幸存者,对此则毫无知觉。 

  过不了五十年,替换我们的后人要超过此数的两倍。难以想见,有这么多人死亡着,我们还怎么能继续保住这一秘密。我们将不得不放弃这一观念,不再认为死是一种灾难,是可恨的事,或是可以避免的事,甚或是奇怪的事。我们将需要多知道一些我们之外整个生命系统的循环,知道我们跟这一总过程的联系。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换来的,一个细胞换一个细胞。意识到这一同步过程,许是一种安慰。这种过程表述如下:我们都在一起走着下坡路,我们的伙伴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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