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生命的礼赞》

刘易斯·托马斯著 

 

科学的规划

 

 


  人们普遍承认,生物科学成绩辉煌。仅在过去十年间,生物科学就揭示了大量全新的信息,还有大量信息就要被发现。生物学革命显然方兴未艾。相反,公众对同一时期医学的进展,态度就有保留,打折扣,忧喜参半。尽管也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我们仍然有些可怕的疾病,难题得不到解决,缺乏满意的解释,也缺少满意的治疗。人们不免要问:既然生物科学正在继续蓬勃发展,产生了能够十分详细地解释生命过程本身的新的强大技术,那为什么还迟迟造不出新的灵丹妙药呢? 

  把我们的科学冠之以“生物医学”这样一个大词是无济于事的,尽管我们愿意向人们讲,大家都属同一个研究领域嘛,有成果莫分偏厚,平均分享。比如,分子生物学跟癌症的治疗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我们不妨直说:基础科学的进展和把新知识应用于解决人类问题这二者中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这需要解释。 

  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学政策,今天它成了一个议论纷纷的问题。把医学上实用科学发展的缓慢归因于缺乏系统的规划,这是华盛顿当局的一种时髦作法。据云,如果有了新的管理体制,大家更郑重其事地注意实际应用的发明,我们就能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标,据说这样也更实惠、更省钱。于是出现一个新名词,叫作“寻的”(targeting)。我们需要更多有的放矢的研究、需要更多注重实效的科学。基础研究可以少一些——可以少得多。据说,这正是时下的新趋势。 

  这种看法有个问题:它认为,生物学和医学已经有了一宗很可观的可用信息,这些信息又是一致的,互相联系的。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生物医学还远没有达到能普遍用于解释疾病机理的程度。在某些方面,我们象20世纪初的物理学一样,蓬勃发展,进入新的领域,但在工程方面并没出现相应的进展。很可能我们就要产生一门相当的应用科学了,但不得不说,毕竟迄今还没有产生。对于制定政策的人们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应该让这门科学自然出现呢,还是可以使用管理和金钱的影响力来加快它的出现。 

  这里存在一些危险。我们已经有一些大家都熟悉的麻烦,而现在又可能在自我更多同类的麻烦。自从有了医疗这一行当,几千年来,它就一直在一个陷井里打转转。我们豆古以来就有这个习惯,这就是有一点机会和希望就要试一试。这种观念有时是以经验为依据,有时则是异想天开。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法子并不灵验。放血、拔火罐和腹泻疗法是大名鼎鼎的例子了,还很有一些更晚近的例子让我们难堪。直到现在,我们一直让一些类似的技术代用品捉弄着。毫无疑问,在这种事上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大家在集体地渴求尽快成为应用科学家,可能的话,明早一觉醒来成了才好。 

  然而这是要做一些事的。大家都忘了,要使真正重要的实用技术变得实用,那需要长久的时间、艰苦的工作。现代医学的伟大成就是控制和预防细菌感染的技术,但它并不是随着青霉素和磺胺药的出现一朝落在我们面前的。那一技术起源于上世纪末叶,人们进行了数十年最刻苦、最费力的研究,才了解了肺炎、猩红热、脑膜炎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学机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几代精神抖擞、想象飞扬的探索者耗尽了他们的生命。说现代医学始于抗菌素时代的说法,忽视了多到令人膛目结舌的基础研究。 

  不管多么令人不快,我们还是要面对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对于今天尚未解决的一些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癌症或中风等,我们了解的程度可比之于1875年那时候对传染病的了解水平,类似的关键性知识还没有获得。我们离解决问题就是那么遥远:如果不是需要过那么多年,就是需要做那么多工作。如果前景果真如此或差不多如此,那么,对于任何要用更好的办法加速事情进展的意见,都必须加以虚心而严谨的细察。 

  全国规模的长期规划和组织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件事说起来一点也不陌生。实际上,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全国健康学会来组织全国规模的联合攻关。今天的问题是:它的规划是否重点突出,组织是否十分严密;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个新的科研管理体制,以便把所有的目标都清楚地展示出来,作好安排,以后照着办就行了? 

  这样做看起来有条不紊,让人放心,而且也确有一些重要的难题已被这样地攻克了,这说明,直接的、正面的攻势的确奏效。脊髓灰质炎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一旦人们由基础研究了解到有三类抗原型病毒存在,而它们可以通过组织培养大量生长,大家就肯定了,可以作成一种疫苗。这并不是说事情很容易,也不是说不需要从前的研究中那样勤奋的工作和精湛的技术。只是说,这事能办到。只要以精湛的技术进行试验,作成疫苗不成问题。这个例子雄辩地说明了应如何组织应用科学。正因为如此,如果事情不能成功,那可要让人惊讶了。 

  这就是应用科学之区别于基础科学的地方。只因有了这惊讶,事情就不同了。当你组织起来,应用已有的知识,树起目标要制造一种有用的产品时,你从一开始就要求有十足的把握。你赖以制定计划的所有事实,都必须相当可靠,丝毫不能含糊。然后,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能否有力地计划工作,组织工作人员,使结果能预期、准确地出现。为此,你需要大权独揽,令行禁止,精心细致地制订时间表,还要有以进度和质量为依据的某种奖励办法。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清楚明白的基本事实赖以开端。而这些事实必须来自基础研究,别的来源是没有的。 

  在基础科学方面,每件事都恰好相反,一开始需要的就是高度的非确定性,不然就不成其为重要问题了。开始时只有一些不完全的事实,它们的特点就是意义模糊不清。经常需要首先发现互不相干的点滴信息之间有什么联系。你赖以作出试验的计划并非有十足的把握,结果只是可能发生,甚至是微小的可能性。结果准确地如期出现,当然是好事;但只有同时使你感到吃惊,那才称得上是重大发现。你工作的好坏,可以用你吃惊的程度来度量。你为之惊讶的,可能是事情竟然不出所料(在有些研究领域中,百分之一的成功率就被认为是高效率了);或者惊讶的是,预言全错了,而根本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或者使问题改观,要求制订新的研究计划。不管哪种结果出现,你都成功了。 

  我贸然认为,若以这种分类法为依据,把有关疾病的重大难题来一番清点盘存,我们将发现有限数目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尚可预见有几分把握。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一些委员会坐下来动手制订长远规划,规划出一些针对疾病的研究,把这些问题从其他所有问题中辨认并分离出来,在这方面,运筹学的方法将是极其有用的。关于哪些问题有把握,哪些问题没有把握,专家们定有许多争论;或许可把争论的激烈程度和延续时间作为把握大小的尺度。不管怎样,一旦就一些适于研究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运用应用科学的极其有条不紊的方法加以解决。 

  不过,我更其贸然地认为,生物医学方面有待进行的重要研究,绝大部分属基础科学一类。大量有趣的事实与我们的主要疾病有关,还有更多的信息从生物学的各个方面不断传来。新到的一大堆知识还不成形、不完全,缺乏互相关联的关键线索,象一条弯曲的小巷,每个拐角处都使人误入歧途的标志,而且还尽是些死胡同。整个领域充满了迷人观念,无数具有不可抗拒诱惑力的试验,各种各样的新路子,条条通往问题的迷宫,但每一步都是不可预测的,其结果都不可预料。这是一个迷人的季节,也是出成果的黄金时节。 

  不知道你打算怎样为这样一种活动制定井然不乱的规划。不过我想,纵观近百年乱糟糟的纪录,你可以发现一些东西。不管怎样,得创造一种气氛,以便使令人不安的犯错误的感觉成为探索者的正常态度。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甩掉包袱,驰骋想象。特别要大胆承认,有些东西也许不可想象,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又是真实的。 

  这里倒有一个好办法,你不妨到走廊里听听科研人员讲话,以了解基础研究的进展如何。如果你听见有人说完话后再喊一声:“咳,没门儿!”然后是一阵朗声大笑,那么,你就知道,某人的井井有条的研究计划正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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