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八章 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谁注意考察旧制度下的法国,谁就会碰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

  表面上,在旧制度下生活的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置身社会中上层的、唯一引人注目的人们,他们彼此之间简直完全相同。

  然而,在这彼此一致的人群中,还竖立着无数小障碍物,将人群分割成许许多多部分,而在每个部分的小围墙内,又似乎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它只顾自身利益,不参与全体的生活。

  想到这种几乎无止境的划分,我便明白,既然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伟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我想象到了被这场大动荡本身所推倒的全部小障碍物;我马上看到一个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见到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密集、更为一致的冰冷的社会。

  我说过,在几乎整个王国,长期以来,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经消失;这就促使一切法国人彼此极为相似。透过依然存在的各种差异,国家的统一已经明显可见;立法的一致性是国家统一的表现。随着18世纪的进展,国王的敕令文告、御前会议的判决数量增加,它们在整个帝国以同一种方式执行同样的规章制度。不仅仅统治者,而且被统治者也认为法律应普遍一致,在各地都一样,对所有的人都一样;这种思想,在大革命爆发前30年不断出现的改革规划中均有体现。而在两个世纪以前,这种思想的材料,假使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还竟告阙如。

  不仅各省之间越来越相似,而且各省之内,不同阶级的人,至少是所有置身平民百姓之外的人,变得越来越彼此相似,尽管他们的地位各异。

  1789年不同等级所呈陈情书最能证明这一点。人们看到,那些起草人因利益而发生深刻分歧,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又显得彼此相同。

  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级会议,定会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景:资产者与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但是他们仿佛仍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

  时间维持了并且在许多方面加剧了这两种人不同的特权,时间也起着奇异的作用,使两者在所有其他方面变得彼此相同。

  若干世纪以来,法国贵族不断贫困化。“尽管享有特权,贵族每天都在破产、消亡,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一位贵族在1755年悲伤地这样写道。保护贵族财产的法律倒是始终如一,贵族的经济地位亦未出现变化。然而,随着贵族权力的丧失,他们以相应的比例到处陷于贫困。

  人们会说,在人类制度中,如同在人体内一样,在履行不同生存职能的各种器官之外,还存在一种看不见的中心力量,这种力量乃是生命的本源。器官看来仍像以往一样运动,然而却是枉然,当这赋予生命的火焰最终熄灭时,一切顿时落入衰弱与死亡。法国贵族还享有种种替代继承权利;伯克甚至注意到,在他的时代,替代权利在法国比在英国更加常见,更有强制性,如长子继承权、永久地租,以及人们所谓的一切用益权;贵族已经免除了为战争支付的大量钱财,但是贵族保持免税权,而且这种权大为增加,这就是说,他们在失去职务的同时,保住了补贴。此外,他们还享有许多他们的先辈从未享有的金钱上的好处;然而,随着治理的习惯与精神的丧失,他们逐渐贫困化。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那种大规模的地产划分,其部分原因,正是贵族的逐渐贫穷化。贵族将土地一块一块地出卖给农民,只保留领主的定期租金,定期租金使贵族仅仅维持徒有其表的门面而已。在法国的许多省,如蒂尔戈提到的利穆赞,只有贫穷的小贵族,他们差不多不再拥有土地,只是靠领主权和地租维持生活。

  一位总督早在本世纪初就写道:“在这个财政区,贵族家庭的数量仍然增至几千家;但是其中年金近2里佛的人家还不足15家。”1750年,从另一位总督(弗朗什—孔泰的总督)向其继任者所作介绍中,我读到这样的话:“这个地方的贵族相当和善,但非常贫穷,他们既骄傲又贫困。同他们过去的境遇相比,他们受到莫大的侮辱。使贵族处于这种贫困状态,迫使他们服务、向我们求援,这并非坏政策。”总督补充道:“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能证明四代宗亲为贵族的人。这个团体未得到许可证,只不过被容忍而已,它每年一次,在总督莅临下,召集会议。他们一起用餐和做弥撒后,各自回家,一些人骑着驽马,另一些人徒步。你会看到这种集会多么滑稽。”

  贵族逐渐贫困化这种现象,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大陆或多或少都可见到,在那些地方,像在法国那样,封建制度已经消失而又无新的贵族制形式代替它。莱茵河流域的德意志民族中,这种没落尤为明显,特别引人注意。只有在英国,情况截然相反。在那里,迄今犹存的古老贵族世家不仅保持着,而且还大大增长了他们的财富。他们不仅在财富上而且在权力上仍首屈一指,在他们旁边成长起来的新贵族只能模仿他们的富有,而无法超越他们。

  在法国,大概只有平民继承贵族失去的所有财产;有人曾说他们是吸取贵族养分壮大起来的。然而没有任何法律阻止资产者破产,也没有任何法律帮助资产者致富;可是资产者却不断发财致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变得与贵族一样富有,有时比贵族还要阔气。而且他们的财富常属同一种类:尽管他们平时住在城里,他们常常是田地的所有者,有时甚至还取得领地。

  教育与生活方式已经使这两种人具有无数其他相似之处。资产者与贵族具有同样多的知识,而且尤须注意的是,资产者的知识恰恰是同一来源。两者都由同一光明照亮。对于双方来说,教育同样是理论性与文学性的:巴黎越来越成为法兰西的唯一导师,它已赋予一切人以同一形式和共同的行为举止。

  18世纪末,人们尚可以看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举止行为有所不同,因为,人们所谓的举止行为这种外表的风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得一致;但是,实质上,所有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们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习惯、同样的嗜好,从事同样的娱乐,阅读同一类书,讲着同一言语。他们除权利外,概无差别。

  我怀疑这种现象当时在其他国家能否达到同样程度,即便是在英国,虽然不同阶级被共同利益牢固地拴在一起,但他们仍旧常常在精神和风尚方面有所差异;因为具备这种奇异力量的政治自由,虽然能在一切公民之间建立必要的关系和互相依附的联系,却不能因此而使他们永远彼此相等;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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