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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了“全力以赴抓生产，集中力量攻品种、上质量”的中心任务，以及“生产、整顿、生活”三大奋斗目标作为衡量一重贯彻三中全会决议、工作重点转移的标志。宫本言要求全厂职工，这一年要“念一本经、唱一台戏”！他要求干部们要“说了算，定了干！一步一个脚印，决不失信于民！谁也不准出别的花点子，谁也不许打横炮！” 但说起来容易，具体怎么进行呢？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当务之急。 在未来一重之前，宫本言早就听说，这个厂的职工来自全国，除台湾省外，哪个省都有。人才济济，是有名的藏龙卧虎之地。省军级有之，地师级不算希罕，处级成连，科级成营，大学和专科毕业生比比皆是，其中还有不少吃过洋面包的。可是重机厂为什么却治理成这样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重不养人。这些年积压人才、浪费人才、糟蹋人才，达到惊人的程度，导致大量人才外流，人心思动。 “文化大革命”中，一举整死两个全国人大代表、副总工程师，因此在全国颇负造反“盛名”。 接着，又“稳准狠”地把一位13岁就参加革命、我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内行厂长整得死去活来，最后被排挤出工厂。 那些年，有十数位才高望重的老工程师因在本厂无法安排工作而自找门路了。前副总工程师冯××，曾留学美国，堪称热加工专家，因莫名其妙的原因，长期不予安排工作，初则下放农村劳动打井、铲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继则在煤气站打杂儿，掘煤、抬筐，又“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当时“四害”猖獗，情有可原；可粉碎“四人帮”后，该落实政策了吧？但奇怪的是，到了1977年年底，省政协开会选他为常委，征求一重意见，却遭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冯××伤心他说：“重机厂之大，竟无我安身立命之处。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走吧！”就这样，冯××怀揣满腹不平，愤然离去。据说，在离工厂前夕，这位为建设一重贡献20年心血的老工程师竟以泪水洗面，并发誓说：“我再也不踏一重的门槛了！”后来工人们听说此事，嘲讽地说：“别看一重生产上不去，可为外单位输送人才方面风格却很高。瞧！连冯总这样的稀有人才都‘转让’了！” 知道内情的人都说：他要留在一重，别人的位置怎么摆呢？既然如此，就“转让”吧！ 一个通晓国内外机械加工工艺的专家——党员副总工程师“转让”了；一个对全厂管道分布了如指掌、出席过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工程师“转让”了；一个国外留学、在热处理方面颇有见地的专家“转让”了；还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管理干部，也“转让”了…… 前总冶金师韩玉斌还算幸运，从“牛棚”出来后，在节约办公室里挂了个副主任的虚衔，轻松愉快地坐了好几年。 要调整现有的各级领导班子，就要有个全面的估计。宫本言经过充分调查后认为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但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其中不少同志习惯于搞政治运动，对生产技术业务没有钻或者没钻进去，对当前工作重点转移很不适应。目前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把那些有业务专长的社会主义实干家，放到关键的生产领导岗位上去，使之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过去调整领导班子，一直沿用这样一套老办法：由组织部门查档案，听汇报，提出人选，然后送交党委批准；党委会上，有关同志对着花名册念一遍，便算通过，公布执行。至于这些干部是否胜任、称职，那是不需多问的，反正叫你干什么，你一定“能”干什么，当然也一定“会”干什么。 可这次调整班子，宫本言却采用了新的办法。他要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如有关副厂长、正副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根据实际考察与了解，把适于做某项业务工作的人员提出来，供党委研究，然后送交组织部门审查备案。 两种方法，两种效果：前者选拔的干部，多是档案袋里的死材料，虚的多，实的少；后者提出的人选，来自实践，符合实际要求，多半能够做到人尽其才。 调整首先从厂部做起。经过反复酝酿，一批年富力强、干劲十足、经验丰富的中层干部，被先后提拔到厂一级领导岗位上来了。他们的朝气为厂部带来了活力。政工口提拔了一位厚重稳健的同志任副书记。他的平易近人、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大大改善了工厂的政治思想工作状况；在落实政策、促进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转轨方面，成了宫本言的得力助手。在各车间和处室，也任命一大批业务干部充任领导。与此同时，对个别倚老卖老、仗势欺人、夙以“老虎屁股摸不得”而著称的人则敢批敢管；对少数作风不正、甚至胡作非为的干部，敢从领导岗位调离开来，让位于有德有才者。 既然把干部安排在一定的岗位上，就应该使其有职有权。这是宫本言的一贯主张。 韩玉斌被提拔为副总工程师后，开始工作不够大胆，下边的人对他也不服气。宫本言了解这种情况后，主动为他创造发挥作用的条件，凡属他职责范围的事，都交给他全权处理。有这样一个例子：在调整有关热加工各单位领导班子的时候，宫本言不但让韩玉斌参加商讨，决定后，还让他去找有关干部谈话，宣布厂部的任命。有人看不惯，说：“韩玉斌一个非党人士，有什么权力过问人事问题？奇怪！”可宫本言说：“一点也不奇怪，副总工程师不知道手下的兵将是啥角色，怎么指挥作战？以前没让总工程师过问这事，是我们工作中的缺陷，以后要改。”同时，他又要求韩玉斌：说了算，定了干，放手大胆工作。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工程师见到厂长如此信任自己，心情十分感动，经常带着多病之躯，夜以继日地战斗在生产现场，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他常说：“还有比受到党的信任更可宝贵的吗？今后就把这把老骨头撒在一重也心甘情愿！” 水压机设计专家刘炯黎被破格提拔为设计处副处长兼副设计师震动了全厂。这位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是我国第一台巨型水压机的主任设计师，为发展我国重型机械作出过贡献。可是，他的才能一直不为人们重视。这些年，挨整有他的份儿，奖励挨不到他的边儿。前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上级要求一重上报重大科技项目，刘炯黎主持设计的那台水压机是其中的一项。可在列表排名次时，他却是最末一个。不久前，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被纠正了，刘炯黎到了可以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前后一对比，这位新的副总设计师怎能不心情激动呢？ 宫本言敢于破格用人在计划处副处长金弢身上也得到生动的体现。金弢是50年代初的交大毕业生，对企业管理有独到的见解与才能。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如今已经两鬓斑斑了。本来他已心灰意冷，想趁“改正”的机会回到南方的老家度过后半生算了。但是，新厂长却为他的才能提供了可以发挥的条件。去年10月份，他被破格提拔，成为厂长管理企业、改造企业的得力助手。这位知识分子的精力被耽误了20多年之后，在新长征途中，又为宫本言立志改革的热情点燃起来了。 炼钢专家蒋志良的遭遇，也令人三思。他是50年代初专门学冶炼的中专毕业生，又到国外实习两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颇有见地。可在一重，炼钢车间却不能容他，莫名其妙地把他“起”出来了。如果蒋志良没有任何事业心，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养老院”里过悠闲日子，不必在炉前炉后受烟熏火燎之苦。可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员却会为一重钢的产量、质量每况愈下而摇头了：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炼钢能力和现代化设备的大厂，会出现如此被动的现象呢？当然，他不会知道这与一重那个蒋志良使用不当有关。宫本言来厂后，蒋志良又回到他应该战斗的岗位——当了炼钢车间主任。蒋志良不负众望，1979年为实现职工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战斗任务，领导炼钢车间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在为协助宫本言励精图治改造一重的宏图的点将台上，人们不会忘记运输处的赵玉才。这个同志在一重运输战线已滚了20余年，熟悉自己手下每个司机的性格、每台运输设备的性能，必要时，他自己也可以操起方向盘而驰骋千里。他的特点是思路敏捷，点子多，心眼儿来得快。谁知这也成了他不受重用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被人称为“赵小鬼”，糟蹋得无一是处。最后，他感到实在无法在一重呆下去了，三番五次地到组织部长家去“泡”，要求调动工作。“到哪儿都可以，哪怕回家橹牛尾巴也行，就是别让我留在一重了！”他这样恳切要求道，“中国之大，哪个火葬场盛不下一个骨灰盒，我干吗非在重机厂这棵树上吊死？” 这是1978年年底说的话。一年之后，他却换了完全相反的腔调：“我已拿定主意：这把骨头交给一重了！”还是那个赵玉才，又三番五次地找领导谈话，不过，谈话的内容不再是要求调走，而是为搞好工厂献计献策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很简单：新厂长浇灌了赵玉才复杂的心灵世界那颗富有进取性的种子。宫本言说：“‘鬼’一点怕什么？在大于社会主义中，点子多一点，脑子活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不希望干部都是些死木疙瘩。管理现代化企业，需要动脑筋、赛智慧……”本着这一想法，他对赵玉才委以重任，体谅他，信任他，严肃地帮助他克服缺点，热情地支持他大胆工作，随时给他敲起警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年来，赵玉才率领这支运输大军，除胜利完成生产运输任务外，还为兴建职工住宅、大办鱼场、搬迁设备、清除数十万吨废品、垃圾，作了名副其实的先行官。现在提起赵玉才，人们都交口称赞，说：宫本言真行，他把赵玉才的“鬼”点子都用到正地方去了。 …… 在这里，笔者无意一一描述宫本言知人善任和那些奋发有为的同志们的动人事例。在我们这个不正之风仍大有市场的社会里，受表扬的人往往会受到某些人的白眼和歧视。在读这篇报告文学时，说不定会有人冷嘲热讽，甚至用下流的语言骂街哩！他们还会挑那些同志身上的这样那样的毛病。不过，我们奉劝这样的同志，还是别持这种态度为好。如果你们还有起码的党性，真有本事，那就振奋起来，一重有的是用武之地，大家一块来赛赛嘛！如果胸无大志，又不学无术，只会在嘴皮子上下工夫，以前还可以马马虎虎混下去，1980年你还能混下去吗？1981年、1982年呢？……在宫本言手下工作光靠翻老黄历可不行了，谓予不信，有事实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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