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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一言九鼎 不去梦想七色花
            九死一生 终将造就七代人

  77级大学生,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的黄新亚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十年一代知识分子》。
  他在文章里把中国本世纪人物分门别类地划为若干代,其中启蒙的第一代的杰出代表是康有为、严复、谭嗣同;革命的第二代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接着是在中国科技界大有作为的第三代:华罗庚、李四光、卢嘉锡、史良、雷洁琼;然后又有战斗的第四代:记录的是大革命年代的军事家,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主题就是打仗;接下来是受挫折的第五代:这代人指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的胡风集团,而后的右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卷入了知识分子。
  接下来便是随波逐流的第六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拿起笔来做刀枪;这便是“文革”中的红卫兵,革命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又是受害者。
  黄新亚把自己归属于第七代,称为不断思考的第七代。这代人的主要特点是思想型,他们本是新中国最忠诚的后代,最坚实的一代,但得到的结果是,该长身体的时候遇上自然灾害,该工作的时候上山下乡,该找对象的时候晚婚晚育,该生孩子的时候计划生育,好容易熬到今天,还有个走向市场经济,失业大军也多以这一代为主,实在是艰难。
  研究历史的黄新亚论述中国历史的这些年代的特征与过程,意在促使他们这一代人去不断地思考:为什么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那么大?这一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能不能最后实现倒无关紧要,而是考虑社会是否能离自己的理想更进一步,也许奋斗的结果永远是虚无缥缈,但毕生都在追求。
  作为第七代人的一员,黄新亚的经历大致如下:1950年生,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赴陕北插队、青海做工。1977年考入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在陕西师大获历史硕士学位。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这看似短短的一段简历,其中却包含着他人生的前二三十年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这位后来考上大学,当了教授的北京人,在返回大学校园,返归知识分子之列的漫长旅途中,曾数度遭遇险境,可称得是九死一生,全靠幸运之神的关照,才免却了死神的邀请。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黄新亚几度涉险

  黄新亚是老高二的学生,1968年12月的最后一天,插队去了陕北延长县,这一批到陕北的北京知青有三万多人,到延长县的知青有300多人。他是独子,按当时的知青政策本可以留北京的,但他那时革命意志坚定,坚持要求去下乡插队。说实话,他至今还认为,他们这批人算是共产主义教育最成功的一代人。
  陕北苦啊,全靠老镢“讨”(陕北方言)出地来,把种子撒下去,撒点儿牛羊粪,就等着靠天吃饭了。每天的活儿就是担上去,种下去,再收回来,很高的山哪。陕北老乡管这叫“受苦”,这苦受够了,什么都不怕。
  陕北没烧的,有几片长满了树的地方,是国家的封山育林区,不能砍伐,那时的人自觉,要是现在早就让人砍光了。能砍树拾柴的地方,大一点儿的树全都砍没了,比草大不了多少的柴禾也被刨光了。而且平时还得干活挣工分,没那么多时间去拾柴禾。
  陕北的老乡们要烧柴,便想法子趁干活时找柴。他们一边用老撅讨地一边用目光四下里乱看,看见有柴禾就想应该怎样把它刨下来。黄新亚在那儿很快就学会了这种寻找柴禾的诀窍。然后,就有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有一天,他正在地头干着活,突然看见悬崖边长着一根足有20厘米粗的柴禾,下面那个大树根真大啊。他心里一阵开心激动。真是好运气,让我看见这很好柴禾了。
  要是现在,黄新亚看到这根树根,一定会想这是个很好的根雕材料,可那时想的是,这么大的根能烧两天呢。他脑子里一个劲地想着该怎么把这树根创下来!
  他就站在悬崖边上刨树根。可黄土的悬崖完全是被树根托着的,把树根一刨下来,整个悬崖顿时就全塌了!
  黄新亚才去陕西不久,还不很精通在崖边砍柴的方法。当地老乡是把柴禾刨下来的一刹那,就势儿往上一跳,人上来了,柴禾也上来了。他还想学这手儿,于是刨下柴禾来就势儿往上一跳,但根本不等他跳,悬崖早塌了。
  说来可笑,在刨柴禾前,他还跟人家挺有理论地说,一旦塌崖,立马一转身,拿老摄一刨身后的黄土就站住了,哪想到,根本容不得转身的工夫,黄土带着人呼啦啦地就下来了。
  他整个人就被黄土带着,顺着山坡往下滚,“咣、咣、咣”,真就这么滚哪!滚得他直着急,心都滚慌了:“怎么老不到底儿呀?”每滚一下都特别疼啊,身上到处都是伤!后来,头脑就发昏了,到底滚了多远,迷迷糊糊地不知道,只有一点感觉,怎么老不见底儿呀……  最后,总算是停住了。他终于发现,自己是一直滚着掉到“哨眼”里了。
  黄土高原上,一下雨,所有的水都冲向山洼洼里,积水一点一点往下渗,千百年越冲越深,冲成个深井,叫做“哨眼”。老乡们可怕这“哨眼”了,下不见底儿,上又被灌木丛挡住,有经验的老乡走路时都拿一根棍子,伸在前面试一试,看见有灌木丛就拨开,千万不能是“哨眼”,人要是掉到深不见底的“哨眼”里,算是完了,会没命的。
  黄新亚被摔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醒来。他醒来后第一件事,是在脸上狠狠拧了一把,还疼,活着哪!左胳膊动不了,左腿动不了,腰摔成三截了,摔得一塌糊涂,就是这拧脸的右胳膊还是好的,还有头脑还是清醒的,没有掉傻。
  这时,他好像听到有人叫他。他勉强应了一声。原来,眼瞅着他掉下来的老乡和知青们绕到山洼里救他来了。
  谢天谢地,救星从天而降,三根长绳接在一起,自山顶上放了下来。可是,眼瞅着那么长三根绳子,放完了,竟然悬在他的头顶上方,还是够不到底儿,这“哨眼”够深的了。
  够不着他,怎么办?还是几个知青有办法,想出了挖洞的办法。他们估摸着地方,量准了方向,几个人拿老撅从底下刨开洞,愣把他给刨出来了。
  把人救出来后一检查,好家伙,身上到处是伤,肋骨断了,脊骨断了,好在人还活着,没往死神的路上走。黄新亚人生中的历险就此开始了第一个回合。
  这次伤得严重,但毕竟是二十不到的小伙子,生命力强盛,在炕上呆了40天,黄新亚就躺不住了,到秋天了,该收割了。他就又下地干活了,一只手的骨伤还没痊愈,就吊着一只手,打枣去了。
  有了第一回,就挡不住下一回了。
  第二回是在那年春节探家回陕北的时候。坐火车回陕北时,随带了不少吃用的杂物,还有必不可少的书。黄新亚不怕沉,拿一根四川的竹扁担挑两大捆行李,一捆是书,一捆是吃的。
  陕北没有什么吃的,从北京回去时就带些酱油膏、香肠、白糖。说起这捆书,还真管用,那时在陕西,没地方可借书,只能从北京往那儿搬几本。也亏得有这几本书,闲下来就读它,读了一遍又一遍。
  因为没有别的书,就把带去的《三国演义》啊、《红楼梦》啊反复地看,品味出了很多东西。他后来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认为能够走上治学的道路,写一些著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时反复看过的一些书。
  黄新亚还记得那时有个知青带去一本《战争论》,另有个知青带去一本30年代翻译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他们相互传阅,把这些书看了不知多少遍。在所有的书中,最精彩的还是黄新亚从北京带了两本《外国民歌200首》。那时,他以这两本的拥有者而名声大震,全县的知青都争着与他交往,跟他套近乎拉关系,为的是把书借走抄一夜。
  却说那天,他挑着两大捆行李往插队的村子赶路,走到延安市和延长县之间一个叫“甘谷驿”的小镇,毛主席在陕北打胡宗南的时候就是最先撤离到这里。甘谷驿距他们生产队还有45华里,要翻一座山。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大约是下午七点多钟,再走就看不见路了,也有点危险。黄新亚正好在路上结识了一个会弹吉它的北京知青。那人对他说,天这么晚了,就在这里住下吧,明天再走。
  没想到,就是住了这么一夜,第二天,大雪呀!根本走不了。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还硬是冒着漫天大雪,肩担着行李往回走。那么大的雪,实在是太难走了,走了十几里路,已经摔了100多个跟头。
  他好容易走到岳口村,碰上原来中学乒乓球队的一个女生,她留他吃了一顿饭,又送他到男生窑洞去休息。
  在男生窑洞里,黄新亚碰到了邓拓的儿子邓壮,对他说:“你呀,别逞能,干脆你住这儿得了,这么大的雪根本没法儿走。”
  本来他还有点想留下的,可是邓壮这么一说,他反而非走不可了,那时的他,好强好胜,人家越这么说,他越要表现出英雄气概,非要回去不可,结果就招来了第二回祸。
  出岳口村,走了一程,才走到安家墟村,天就大黑了,对面也看不清人影。真是黑极了。不知那个村的狗们是不是近视眼,总之一定是把他当成要饭的了,突然一大群纷涌而起,大叫着冲着他直扑过来。
  黄新亚大惊,赶忙抽出扁担打狗,一扁担就打翻一条狗,猛然背后出现一条特大的狗,拽住他的裤腿上来就是几口!一条绒裤。一条毛裤、一条线裤全咬穿了,腿上挨了一大口。
  然后,这群得势不饶人的恶狗猛扑上来,把他扑倒在地,那条大狗爬在他的脖子上,要不是老乡及时赶到,他就葬身狗腹了。
  村里的老乡把他弄到屋里亮光下,一问才知道,被狗扑倒的原来不是要饭的,是知青,都啧啧不已,说:“哎呀,太可怜了,大雪没膝呀,我们都不敢走这山路,你敢走?”
  接着老乡们都劝说道:“你别走了。”
  这回他确实也走不了,被狗咬得浑身好几处伤;疼得要命,走路都困难了。不知怎么的,那时也想不到什么狂犬疫苗,幸好没有狂犬病。
  以后几天,他在老乡家呆着,等着雪化,一天不化,两天也不化,他又着急了。把行李放在老乡家,借了一把铁锹铲雪,铲一步,走一步,愣用铁锹边铲雪边翻山,铲出一条路回到了生产队。
  第三回祸更是他想不到的。
  那天,黄新亚随队里的社员们用老镢讨地。那讨地是机械动作,什么也顾不上看,只是弯腰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干。突然,他只觉得耳边一阵风响,来不及抬头,队里一个女知青陶茹茹的老镢直愣愣地冲着他砍过来也!
  还好,当时他本能地偏了下头,才没砍到脑袋上,镢头一下子把他胳膊砍了,袖子砍烂了,肉砍烂了,伤口又宽又长,露出骨头啊!到现在还留着一个疤。
  在陕西插队几年后,他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这赤脚医生不算“官儿”可也有很大的权威。全大队600多人,就指着他一个人,很受尊重啊,谁都得跟他陪着好话,生怕他看病时不仔细。
  黄新亚是北医的子弟,在下乡前也稍微作了些准备,看了点儿医学书,还带下去了注射器、听诊器。农民们看到他的那些现代化医学装备,就信了他会看病,他也壮着胆,现学现看书,学中干,当起赤脚医生。
  黄新亚那时当赤脚医生,可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先实践,看着不合适再翻书。扎针灸,把哑巴扎好了几个,把聋子扎好了不少。
  现在他想起来还有点后怕,那时胆儿也太大了,扎生命中枢哑门穴居然敢下手,反正人也皮实,一个也不死。还有,他打青霉素不做皮试,就那么打,也没死一个。消毒根本不严格,做手术也把人救了。
  当时有个知青,全身性淋巴肿大,都烂了,直流脓,全靠打青霉素维持。为了他,黄新亚只能翻山越岭到城里去买青霉素。那时,必须持赤脚医生证书才能配供青霉素。
  且说这天,他从城里买了青霉素回来,一路急着赶路,走了二十里山路,前面还有十几里山路,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突然,觉得身后有小孩子哭的声音,哪儿来的小孩?
  他回头看看,没有看见人影。走两步,又听见哭声,再看,哎,怎么那么绿呢?像两只绿眼睛。
  他一边纳闷,一边还继续走。又走两步,觉得身后似有谁家的狗往外跑呢?大概是条狗跟在后面吧,他又不慌不忙地走了三里路,猛然间,突然跳出一个念头:呀,别是狼吧!
  这一想,不禁头发都竖起来了!汗毛把衣服都乍起来了!再回头一看,果然是一只狼尾随在身后!
  这狼也怪,就那么一直跟着他,跟得他好近啊,他一直那么走,没显出发慌的样子,它也一直没扑上来,只是不紧不慢地随着,他走,它也走,他站住看着它,它也站住盯着他,“哧、哧、哧——”发出这种馋声,狼喘气时张着嘴,尖尖的牙齿!
  黄新亚心里有点发毛了。他常听村里老乡说,狼这东西吃人,专吃人的下水,把人肚子扒开,那样子可惨了!想到这里,他的头皮一阵阵发麻。怎么办?打吧?可黄土高原上,连块石头都没有。怎么打?
  他想了想,把衣服脱下来,用衣服包住药箱,可劲儿地抢药箱。狼围着他在外面转大圈,他在里面转小圈。他走一点,狼跟一点,跟了他十几里山路,最近的时候也就三五米,一窜就上来了。
  好不容易才走近村子。到了离他们村还有五里路的时候,黄新亚养的两条狗跑出来接他,狼一瞧这阵势,一下子跑了。
  这又是一难。这一回没伤着,但想起来,比前几回哪一次都觉得可怕,真险!
  回到住处,同住的知青们看到他的脸色,都说:“你怎么面如土色啊?一点人色儿都没有?”
  他说,这回,才知道什么叫“跟黄土高原的颜色一样了”。
  他躲过了这头恶狼的追击,到第二天,听到有传言,说这只在这一带很有名的胡狼在别的村子附近,吃了一个又高又壮的婆姨。
  人家都说黄新亚命大,其实,他后来想过,主要是他没发慌,他那么稳稳地走路,把那头狼也弄得二二糊糊不敢冒进。
  再一回遭难,还是动物,是蛇。
  南方蛇多,陕北的黄土高坡上也有蛇,而且都是毒蛇。一次干了一天活,要收工了,黄新亚在山上走到半截路时,一只脚一下子踩到一条蛇尾巴上,蛇翻过头来,闪电般“叭”地咬他一口!
  那蛇动作敏捷,咬了人后就“嗖”地跑了,吓得他“啊呀”一声跌坐在地上。坐在地上,看自己的鞋,天哪,一只解放鞋的鞋底鞋帮都被咬穿了。
  完了,让毒蛇咬伤了!他第一个念头是,离县城有几十里山路呢,抬到县城也没命了。仔细一瞧,把趾甲扫去个边儿,身上一点伤也没有,没咬着肉!要是咬着就完蛋了!
  他把这也算成是一难。
  后来,气愤的知青们把那条毒蛇打死了,吓得老乡直磕头,说是把龙给打死了,要有旱灾。

       一手抱孩子,一手拿书本,居然考了个全省的状元

  在陕北插队两年多后,那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他开始找别的活法,就到别处去找工作。中学时代的黄新亚是乒乓球队的队员,有一技之长,于是,他联系到青海去打乒乓球。没想到,插了几年队,手脚都僵了,打乒乓球这点本事都废了,乒乓球再也打不好了。
  他还记得那天在延安体育馆出洋相的情景。那是几年后第一次打比赛,他还想拉拉弧圈球,不料球拍子居然脱手了,像铁饼一样转起来上了房顶,卡在房顶的角钢上,拍子没有了,球也打不成了。那笑话出的,大了!
  乒乓球是不能打了,他就走到集中了2000多北京知青的青海拖拉机厂。到了拖拉机厂还声明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去了铸造分机修车间,一口气当了7年修理工。
  黄新亚到了工厂,好歹比在黄土坡里种地要强一些,吃过大苦的人最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份工作。他干活不错,比那些从没下过乡的人强多了。他在车间成了技术骨干,还当上省级的先进工作者。
  当了工人,死神也没忘了找他的麻烦。
  有一次,修天车,修完天车后把工具箱给丢在电盘里了。试车时通上电,试完车以后忘了已经通电这码事,伸手就去拿工具箱,那上面可还有380伏的电呢!他一下子从天车顶上给打出去,恰好下面有一根焊着的薄薄的钢条,奇了!单单就掉在钢条上,被钢条卡住。如果稍微歪一点,黄新亚的小命就没了!
  就这样,黄新亚这个北京知青,九死一生地从陕西农村走过来,从青海的大厂里熬过来,熬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经28岁了。
  记得初得这个好消息时,他还很担心,因当时有个通知,报考年龄不得超过25岁,又来一个通知,如果确实有专长,年龄可放宽至29岁。
  黄新亚想了半天,他有什么专长?灵机一动,把他在《陕西日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散文诗歌拿到厂部领导那里,问他们:“这算不算专长?”
  领导点点头,承认是特长,说:“这可算是个事,那你就报文科吧。”
  黄新亚想,自小他就有志愿,有理想。小的时候的志愿是想打乒乓球,中学时的最高志愿是当数学家,下乡时更强烈的愿望是做医生。可现在呢,看来医生是当不成了,数学家更不可能,眼下的光景,也只能将就着报文科。为了找出路,文科就文科吧。
  1977年12月正日开始考试,他是11月25日报的名。报名之后用六天的时间看书。唉,连个课本都没有,还考什么大学呢!
  只能现找书,满处乱打听,他好容易捞了几本来凑合著读。历史书,找了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地理,就是地图,那还有什么问题;政治课好办,那时候都兴讲政治,国家大事国际形势还不知道吗?就连十几年前学过的毛主席语录,现在也还能背得一溜够,大批判文章写得滚瓜烂熟,还考不了政治?至于数学,更是他的专长啊,他在初中时就参加北京市数学竞赛。
  还有个麻烦事,那阵子,他的孩子才出生不久,当了父亲的黄新亚只得身兼双功,复习时,一手抱着刚出生的女儿,一手拿书。
  有意思的是黄新亚的妻子,她是下一届考大学,考78级。她办法就多了,在刚会爬的女儿的四周拿糖码成一圈长城,让女儿挑糖吃,就这样,挤出一点时间看书。
  只花六天时间,黄新亚居然考出了高分。那天一发分数,他自己也闹傻了,没想到他闹了个青海省高考状元。
  那时的《人民日报》曾选登了全国高考的三篇作文,其中就有他的一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他的成绩单上,一片光明的数字:数学100,史地78,政治62,语文自然也是高分,平均83分半。
  可是,到了发录取通知书时,却没他。
  黄新亚气愤了!去找招生办的领导,质问他们:“凭什么比我分数低的人北大也去清华也去了,怎么就没我的份儿呢?”
  他报的是北大,却没有录取,北大的老师私下跟他说:“我们想要你,但省里不给档案。”
  他又去找招生办的人论理,那儿的人跟他说了实话:“省委下达指示,人才不能外流,要把人才留在我们本省。”
  原来,这年考大学的,文科前40名,理科前60名,一数全是北京知青,青海本省的子弟分数在后,青海省的头头们可惜人才,便下了指令,把考在前面的北京知青留住,倒让本省考在后面的考生去了北大清华。
  北大没戏了,外地的学校都招完了,剩下本省的学校。于是招生办的人对他说:“你随便挑吧。”
  有幸恢复高考,却只有文科一条路可选;有幸考上大学,却只有一条道儿可选,黄新亚无奈,只好屈服了。
  文科,在当地除了青海师大,无学可上。他只好上了青海师大中文系。
  九死一生,历尽坎坷,黄新亚终于返回校园。这是他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机。后来,他认识的美国的一个朋友曾对他说:“中国‘77’级的大学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生。”
  黄新亚比外国朋友更能体会“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生”这样的赞词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因为这批人压得太深,吃的苦太多,从1966年到1977年,压了整整11年!其中许多人甚至没能熬过来,倒在苦苦挣扎的路途上了。
  积了11年的中学生,大多数是过了本科生年岁的人,一下子都来考大学,甭管题出得多简单,让大家竞争一次,全国录取的比例是十分之一。能够上来的,都是压出来的,磨炼出来的,与命运拼搏出来的。
  刚上青海师大的时候,还有股子“左”风,大学一年级,他们这些人还得去学农。天晓得,他黄新亚还用学农吗?
  他们到青海黄南州去学农,收麦子。到了那边,他惊喜不已,啊,可到黄河源头了!历尽苦难浪漫不改,他一人悄悄地到九曲黄河之地看黄河去了。
  没想到,黄河可不那么欢迎他。他把裤腿一挽,站到黄河水里,脑子里才想起“九曲黄河万里沙”那句诗。不料,脚下的水一阵冰凉,腿肚子抽筋,一下子摔在黄河里。水不深,但急得能把人冲走。他的身子顺着急湍的水流“呼、呼”地冲下去,不知冲了多远,最后冲到一个漩涡里……
  当时,他已经被冻得没有一丝力气,脑子里却很清楚,只是委屈地想,妈的,这回完了,又要没命了!才上大学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这可真叫冤呢……
  也许黄河只是想与他开个玩笑吧,突然,那急流又“咣”地一下子把他旋上来,猛地甩在岸上!居然又没什么事了。
  这是在夏天,黄河水竟是那么地冰寒刺骨。浑身湿淋淋的他,像个傻瓜似地瘫在岸上冻得直打哆嗦。他一边哆嗦一边想,看来,这是死神最后一次跟我玩这种死亡游戏了。
  上了大学,他感到自己终于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吃过苦的人最懂得甜的滋味。只有从“老三届”到“新三届”这一代人,能懂得上大学是一种难得的权利,也只有他们这一代人,更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权利,只有这一代人,更会运用这种权利很好地发展自己。
  走进了大学校门,黄新亚便感自己如同变了一个人似的。班上年龄最大的和年龄最小的相差12岁。老三届的这一批,亡羊补牢,要把损失的这十年时间补回来,年轻的这一拨儿,唯恐落后,想赶上老的这批。
  竞争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每天晚上,他一般是1点多离开教室,与同学们比较起来,还算是离开教室比较早的,有些同学要埋头学习到3点多才离开教室,每天如此,从不间断,第二天早上8点还要上课!
  他们班办了一个民办的大学生刊物《求索》,油印本,参加了“77级”大学生民办刊物的联网,相互交换,北大有《未名湖》、北京师大有《初航》、西北大学有《期望》、陕师大有《渭水》,“77”同学的一些小说、散文、诗歌首先发表在这些民办刊物上,好不热闹。
  那时黄新亚干劲十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除了民办刊物,他还开始投稿,参与“伤痕文学”的写作。有一回他发表了一篇小说,得到200元稿费。
  发了小说后,干劲更足了,有一阵,他每天都在创作,有空就趴在桌上写呵写,写出来就寄走,可过两天又厚厚的一沓给退回来。他也不在乎,马上换个信封寄到别处去。
  那时,各种思潮特多,校园里也整天热热闹闹的。他们几乎每个星期举行一次讨论会或者座谈会,比如关于历史动力的讨论会,关于张志新的讨论会,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会,等等,思想非常活跃。
  有一回,黄新亚参加了“关于历史动力”的讨论会,写了一篇论文《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他是有感于现代中国的革命史,写下这篇文章的。
  毛主席不是说农民的战争农民的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吗?可他这篇文章则讲,中国之所以长期延续封建社会,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多,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同时又是历史前进的阻力,农民战争一方面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一方面又修补了封建生产关系。
  后来,这篇论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他们那个学校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这下子把本校所有的老师看得目瞪口呆。
  黄新亚这么有能耐,让他光读书可有点大材小用。所以,他才上了两年中文系,到1979年,校方便把他抽出来教书了,让他教中文系的77、78、79三个年级,他的同学又是他的学生。其实中文系的师资力量挺强的,就是为了选拔人才嘛。
  这种奇特情况,也只有在那种年代才可能出现。黄新亚这样的学生,一方面是不幸的,一方面又有一种特别的才能,早早地成熟了。学校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一批人,因此这批人中的很多人早早就已在艰难中自行成才了。
  后来黄新亚回想起来,学校待他还是很不错的,给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一面在中文系教书,一面在历史系读书;作为学生中的老师,连续三次参加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在唐史研究会上,他写了一篇论文,专家学者给了很高的评价。
  就因为写了这篇论文,受到好评,结果到1981年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就鬼迷心窍地选择了陕西师大唐文专业。从此,他就一头钻进了历史的故纸堆里,与各种历史人物与史实打起交道来了。
  后来,就又发生了一次生死之祸。黄新亚想到这事,便总也想不通,不知为什么的,他这一生中,与死神较量的机会实在太多了一点。上大学,做起学者后,他还不时地要让死神捉弄一回。
  单说最近的一次,也够悬的。
  这是在1996年,他要为一部关于敦煌的电视片撰稿,所以1995年9月的时候,朋友约他去一趟敦煌。本来他不想去。但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当年插队时的一个老乡的儿子在电话里说,他爸爸病了,肺癌。他们二十多年没联系了,人家有难,想起了咱北京知青,是个情分啊。
  他就对那老乡说:“那就到西安治吧,延安的条件肯定不行的。我给找个医生,钱嘛,我来筹集。”于是,他在插友们中募捐,大家凑了20000多元钱。
  去了敦煌以后,他没有同大家在10月10日回北京,而是独自一人提前赶到西安。老乡父子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一查,肺癌已是晚期。医生建议,赶紧做手术,还有一线希望。
  但是,说是这么说,那些医生们谁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为什么不做呢?他细问了一下,如果在省医院做手术需要费用30000多元钱,医生们也许是怕这个穷乡下人到时候付不起钱。
  他问:“谁是省里的一把刀?”打听到是省医院61岁的外科主任。他就去找那位大夫!于是,他贸然闯上门去,对老大夫讲,他与病人非亲非故,只因是插队时结下的友谊。
  他的一番话,把老大夫给感动了,说:“这个手术我来做,我带着省医院的人马到属于二类医院的交通医院去做,手术费用可以省点,有20000多元就够了。”
  于是,10月3日配血,10月4日手术。老乡还是AB型的血,不好找,但交通医院院长也被感动了,亲自布置四处去找血。
  手术安排得挺好。完了事,第二天他就准备回北京了,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呢,包括他撰稿的电视片《长征,世纪丰碑》等着他回去敲定。
  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来了个老板,挺热情地说:“我给你找辆车,送你回北京。”约好第二天早晨6点走,结果司机5点钟就来了,揉着眼睛说:“怕起晚了,一夜没敢睡觉。”
  快上高速公路了,在离收费处一二百米的地方,眼瞅着前面50米有一辆红色的车,车后挂着个挂斗,拉着个水箱。他坐在后排座上都看见了,司机还看不见?离红车还差十几米的时候,他一看,怎么不减速,还在往前冲啊?说了句:“哎,怎么不踩闸啊?”
  他的话音没落,已经撞上去了,刹那间他还没忘了看一下表,80迈的速度。把人家的汽车拦腰撞成两截!
  他的头撞上去了,胸和肚子贴在前面的椅子背上,胸和腰砸坏了,伤痕累累。司机这边坐的兰州军区加油站站长,一头把玻璃撞碎了,脑勺“呼呼”地流血,坐在他旁边的油料处处长,腿上“嚓嚓”几道伤,也是鲜血直流。
  红车拉的水箱砸到他们的车顶上,捅下来一块角钢,正好把司机的头发噌去,留下几道血印子,也怪,就数司机最危险,也就数他最没事儿。他们都爬出去了,他伤得最重,动不了,人们把他抬了出去。
  幸好是快到收费站了,车开始减速,要是上了高速公路,开到100迈,还不全交代进去了!
  他遇到的难够多的了,有人给他算过命,30岁以后就没有难了,况且这次是做善事,怎么又遇上祸了妮?

           窝里斗起来了,她与男友先闹崩了

  对于朱维红来说,“文革”与下乡插队那一漫长的人生经历似乎就是一场遥远的梦。它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给他们那一代人留下的都是一辈子难以混灭的烙印。尤其是女性,在那场人生磨难中,曾有过多少苦涩的故事?
  朱维红不喜欢有人说的“知青自恋情结”。已经有一些年纪的她,常感慨地说: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是沉甸甸的一页。那时的我们,实际上都是想为我们的祖国分解重负。但是很可惜,人的命运并不都攥在自己的手中,至少在那十年动乱期间,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朱维红离开校门时刚刚高中毕业,不到二十岁,等她再次跨进大学门坎,已整整30岁了。那时的她,早已经结婚成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的两个孩子正在需要母亲呵护的时候,一个5岁,一个才3岁。作为一个拖家带口的女人,怎么离得开家庭与孩子?
  但朱维红心里的那个大学梦,却比这一切现实都更加沉重,更加执着。多少个白天,多少个不眠之夜,心里想的盼的,不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吗?于是,身为妻子与母亲的她,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志气,硬是走过了那道道难关,重新给自己的人生作了定位。
  时过境迁,重新安定下来的朱维红,回想求学之路,那前前后后的全过程,有说不尽的酸甜苦辣。
  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朱维红觉得似乎总是与书联在一起的。她从小爱看书,看得多,忘得快,属于不求甚解的嗜读癖。她家离北京市少年宫图书馆不远,她三天两头逮空儿就往那儿跑,时间长了,那儿的辅导员都认识她了,喜欢这个喜爱看书的女孩子,有时就拉着她一起说说话,还热情地指导她读好书。
  她所在的景山学校,特别重视古典文学教育。老师让他们每天背一篇《古文观止》或猛子释注》中的短文或章节,不过这些“童子功”经过漫长年月到现在,朱维红已忘得精光。
  然而,书本知识却潜移默化地造就了她。那本当时人人爱读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读了一遍又一遍,小说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影响了她的人生观,使她在人生之旅,追求上进,不甘平庸。
  人在很多时候其实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有时,环境造就人,有时,性格也能决定人的命运。朱维红感到:要强的心人人有之,关键是自己认不认命。人在倒霉的时候,极易认命,认了命就意味着放弃追求与搏击。人认命,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即使连自己的身体都背叛了自己,心犹不死,又是一番景象。
  1966年,朱维红高中毕业。毕业考试已毕,她按父母的意愿打算考医学院,将来当一名医生。她自信,即使考不上重点大学,普通高校也会有她个位置的。可那一年一切都乱了套,举国上下竟再也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而且一乱就是整整十个年头。
  千千万万个青年学生,刚开始还气昂昂地呼叫:“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后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了。升学无望,就业无门,渴望当兵更无门路,唯一肯敞着大门接纳他们的,就是农村和边疆。“
  朱维红属于自觉自愿自讨苦吃的那批知青。一来在学校“造反”和打“派仗”伤了同学之间的感情,腻烦了那无所事事的生活,渴望到农村去改天换地,有所作为;二来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思想基础,坚信人定胜天,而无“天杀我也”的精神准备,以为农民都像电影、小说里描绘的那般可爱。
  种种对农村生活的理想主义想象,来自于过去读过的小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榜样的力量。有一天,朱维红的男友拿来一张小报,上面介绍有个叫蔡立坚的女同学,串联路过偏僻的山乡杜家山,就只身去了那儿,而且干得很红火。
  就这一份小报,立即把朱维红的热情煽得火热。别人能行,我为什么就不能行呢?于是,她信誓旦旦,也串上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学着蔡立坚的样,也要在穷乡僻壤画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若不是插队,她根本无法想象在太行山中还藏着这样个袖珍型的小村落。
  她插队的村叫杏林塔,村里只有两户人家,总共五口人。那两对夫妇都上了年纪,小男孩儿只有11岁,村里没有青壮年,朱维红他们去了,才算得有了几个。
  他们所居的山头儿四面环山,倘若选一个最高峰攀上去,放眼远望,山连山,山套山,重重叠叠,一望无际。这地方若偶然来游玩,必会觉得大气磅礴,但是让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国在里面重复一种枯燥、乏味的原始劳动,就会觉得生命的活力被窒息。
  人是社会性动物,渴望交流,渴望认同是一种本能。何况他们来自文明的大都市,是有知识的青年人。可是,一旦置身这精神荒漠中,那种痛苦与寂寞真是难以诉说呵!
  这个深山沟里,平时很少有人来,许多天里,偶尔才有人从对面山上路过,这也算得一件喜事,于是隔着老远,他们都要大声呼喊着打招呼。除此之外,就是收工之后,翻山越岭地去大队、小队开会,取信取报纸,这就是与外界保持的所有交流,一直如此。
  他们知青团伙是村里的大户,鼎盛时期有9个人。坚持到底的只有5个人。刚开始人心很齐,生气勃勃,干活儿铆着劲儿,生活有点像原始共产主义,有唱有笑,合著一个锅里吃。
  可是后来渐渐就怨气丛生,彼此对立到近在咫尺却能几天不说话,如果说话,话里都“含棒子夹枪”的,唯恐斗不起对方的火儿。现在朱维红回想起来,这些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儿像夫妻过日子,彼此距离太近,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冲突,却又难以调和抹平。而在当时,这种不团结现象可把她恼透了。
  因她是到这里来插队的“始作俑者”,她年龄又长,有责任把众人团结在一起,可事实上,她又常沦为众矢之的。
  那年冬天,矛盾终于公开化,激烈化了。她和男友闹翻了,中断了初恋,其他插友们又四分五裂,东奔西走。在此难关口,偏偏她的母亲又猝然而去,母亲这年才47岁呵,就突然病逝了。
  朱维红心头泛起的尽是苦涩和被命运抛弃的凄楚。带着一种深深的失望,独自在荒山上吟唱着她改了词的《智取威虎山》李勇奇母亲的那一段:“天寒地冻病缠身,又忧又虑包袱沉,没娘的孩子谁过问……”
  山风吹绿了田野,又吹黄了庄稼,然后再把千山万壑“剃”成了光头。她前顾茫茫,后看亦是茫然,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厌倦了这种毫无起色的山民生活,看破了理想主义的那一层镀金的光彩。
  多年以后,再回想那时的下乡生活,朱维红觉得当时接触的农村干部倒还都不错。他们质朴无华、勤劳忍耐,对她这个女知青干部也还算照顾。但是,深山里的农民,他们距离现代文明太远,实在给不了知青们什么“再教育”。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北京,寻到这山旮旯里受苦。
  山民们自有他们的生活哲学,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省灯油,天一黑就早早上炕。跟外界没有什么接触,也就没有那许多烦恼。他们教育朱维红的,只有那种认命的生活逻辑,可是她不愿意被他们“同化”。
  也有过知青与当地人“结合”的范本。
  朱维红所在那个大队,有个军队干部出身的女知青,嫁给了个土头土脑的当地农民,在当时很是引起轰动,其实这也是无奈中的女人寻找解脱的一种办法。有一回朱维红遇见那个知青,没说两句话,那人便哭得说不出话了。
  另有位同学在杏林塔呆不下去了,挪到别的知青点,还不合群,招工又因家庭问题受挫,一气之下自杀了,她也是寻找最后的一种解脱。
  这两件事让朱维红十分伤心,但不能说。她在那年头,苦闷之极时,也感到活得没意思,有过一闪念的“活着真没意思”的想法,但她最后还是强撑着,不敢自暴自弃。
  在那时候,谁也不敢怀疑“文革”,不敢奢望插队的知青今后会另有安排,苦闷时,唯有读《毛泽东选集》,一遍遍地读,指望从中汲取些精神力量。当时油灯下的苦读,确实教她受益。
  读着毛选,她偶然会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她是不是该读完了医科大学,走向了北京的某个大医院,譬如协和医院、北京总医院,在那儿当了一名儿科大夫?想着想着,眼泪就禁不住地淌了下来……
  熬了几年,终于有了一丝光明。1971年4月,她被县商业局招工了,分到了县蔬菜公司。招工是一种无奈的出路,因为你被招进那个小地方,有了工作,就得是那儿的人,以后再要回北京,再想上学、参军,都不太可能了。但那时朱维红的心情却是只要能离开杏林塔,干什么都行。
  蔬菜公司是商业系统最差的一个部门。商业系统的人说他们是“烂菜公司”,很是有些歧视他们。他们这支队伍云集的尽是小商小贩、家庭妇女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小青年,有高中学历的仅两个人,朱维红是其中之一。
  蔬菜公司的头儿一眼就看出来,朱维红这个人不那么好驾驭。她凡事有主见,好发表意见,又不爱鞍前马后地围着领导转,自然给领导的印象不佳。她站了一个月的柜台,又被打发下乡,搞“路线教育”,后来以工代干留在办公室。
  蔬菜公司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没完没了地开会,早上天天读,下班天天会。那会开起来没完没了,让你饿着肚子听说教,不到九十点钟不放你下班。
  再就是没完没了地加班劳动,很少让踏踏实实地歇星期天。因为她是单身,哪怕只有一个女人去卖苦力的活儿,也必是她。她并不怵这类劳动,这些营生比插队时干的活儿轻多了,但是,她受不了这种“耗”。当看到别的女同事怀孕、奶娃娃,都能借此理由逃避一下这类差遣时,她突然也那么渴望成个家了。
  是的,此时的她已经二十大几了,在那地方这种年龄再不结婚嫁人,人家都会怀疑你生理上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朱维红在蔬菜公司呆了两三年,似乎已对前景看得很淡,有好长时间没读过一本书,不再期望上大学了。于是,就想找个好男人,结婚成家,生孩子,过日子。
  她和丈夫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不是理想的婚姻模式,但经过底层生活的磨难和感情挫折,她已经少了浪漫色彩,多了理智地处事。那男人还不错,人老实、有学历、真心待她,即使性格情趣上面有些差异,她也认了。
  两个人相识一年后就结了婚,进入婚姻的必然程序。从此,她像公司大多数女人那样,怀孕、生孩子、迟到早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过去读的书,全都“就”粥“喝”了。

         他们这个班有100多人,可谓“四世同堂”

  她浑浑噩噩地这么过了几年,没想到还会有恢复高考这一天!
  那天,她偶尔读报纸,从报纸上获悉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的喜讯,冷了多年的那颗心又热了起来,大学梦再次出现在心头。
  唉,真叫书到用时方恨少。由于隔了十几年,近些年只顾忙于工作与家务,几乎没看什么书,要想把扔了多年的书本再捡起来,还真叫难呵!翻开那些教科书,原本就学得吃力的三角函数、解析几何全忘了,过去背得滚瓜烂熟的外语,也只残存了一鳞半爪……
  她大胆地报了名,要在三十岁年纪考大学,这事又成了新闻,周围的人见了她都说这件事,口头上在恭维,实际上有许多人却是等着看笑话的。而单位的头儿在这时又格外“关照”她,让她到门市部顶班劳动。
  朱维红的倔劲儿上来了,偏要去考,有一分希望,就得百倍努力。你想卡我,想看我的笑话,那就试试看!
  她找到那位头儿,对他说:“我不信没有我站柜台,门市部就会歇业!”她声称如果不准她假,她就向上级反映,幸亏这个头儿偏在这时也遇到了棘手的事。于是,她胜了,得到了半个月的假期。
  半个月的假期里,要拣起荒疏多年的功课,可不那么容易。为了提高效率,她的弦不敢绷得太紧。看书看得头昏脑胀,实在“灌”不进去的时候,就睡一小党,一小觉醒来,不管是白天黑夜,起身又背功课。
  还亏得有丈夫帮忙。她丈夫那时候出了不少力,东奔西颠地也为老婆考大学着忙,替她四处借旧课本,可又不好意思说是老婆要考大学。在这段时间里,过去很少做家务的大男人很认真地看孩子、做家务,还为朱维红讲解数学题。最后又和孩子一起送她去上学。
  年过三十的女大学生走进校门,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呵!
  等她把铺盖卷扔在集体宿舍的床上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里原本是该十几年前就走进来的,她在人生路上多转了一个大圈,才又回到这条路上。她从小锅小灶,又回到吃食堂的大锅饭了。这就是她曾日思夜想的大学,十几年过去了,似乎还是那个老样子,校园里还是50年代的设备,厕所经常堵塞,一进楼就闻到一股臭气……
  他们这个班有100多人,可谓“四代同堂”,有1966年高中毕业的,有1966年初中毕业的,有1966年小学毕业的,还有1966年才幼儿园毕业的。她在这里理所当然的就是老大姐了。
  唉,有时她真恨自己为什么不是才二十岁。最让人嫉妒的是那些小女生,她们的年龄比朱维红小一轮;一个个青春横溢,朝气逼人。像她这样年龄大的女生有4个,又数她的孩子多,经济负担重。现在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过去的已成为历史,未来正取决于他们的努力。
  朱维红此时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经浩劫,正百废待兴,渴求人才,虽说将来不愁毕业,但能否学到真本事,还在于自己。她只有把30岁当20岁过,珍惜这重新获得的学习机会。
  虽说自己的条件在班里属倒数第一,她也不愿意给人家“垫底儿”,除学习外,还积极参加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上体育课时,她虽然自谑‘老胳膊老腿儿,赛过钢筋棍儿”,但还是十分认真地遵照比她年轻的体育老师发出的指令,跳高、跳马、长跑、短跑。有一次为了达标,她一口气跑了800米,跑下来满口血腥味儿……值得骄傲的是,她的体育成绩不逊于小妹妹们。
  毕业分配之际,据说有人查阅了全班同学的考试成绩,她居然名列第11名。她不仅获得一纸文凭,更恢复了对未来的自信。
  大学毕业,她离开山西,来到父亲所在的南京。南京是个文化古城,各方面条件比山西强得多。但是,对她这样一个拖儿带女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情况却不那么乐观了。
  新的单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热情。一听她有两个孩子,又是两地分居,还没有住房,就把她视作包袱推之惟恐不及。后来是迫于压力接纳了她。这个单位人际关系又比较复杂,他们已把初来乍到的她划入了某一派。她不愿再重蹈蔬菜公司违心作人的覆辙,只待了几个月就调走了。
  此后,朱维红便进入人生的又一种历程,开始了教师生涯。这并不是她当年的人生目标,那时她是想当医生,但现在,她觉得做一个教师也很不错,至少她可称得在为人师表。
  当教师最大的好处是相对地独立和自由。自由在于不坐班和每年有两个假期;独立在于不用曲意逢迎领导,你可以较大可能地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性,当教师,只要能教好学生,这就是你的本事。
  朱维红去的不是普通学校,而是一所戏曲学校,教的这班学生不同于一般学生,有时还真叫人挠头。她的这些学生全是学艺的,小学二三年级时就被招进来,文化底子浅,又不爱学文化。他们对专业老师毕恭毕敬,根本不把文化教师放在眼里,一堂课里,不定爆出什么把戏。按她的水平,教他们历史课绰绰有余,可一上课就受憋,简直不可理喻!
  为了教好学生,加强勾通,培养共同语言,她在业余时间常常去看他们排戏。那时,她儿子才上小学三年级,丈夫还没调来,她只能把孩子独自锁在家里,让他作完功课就睡觉。她呢,从很远的地方赶到戏校的排练场。
  说实在的,朱维红不太爱看戏,受不了京剧那套锣鼓家伙振耳欲聋的效果,也不欣赏那样慢慢吞吞的表演阵式,坐在剧场里形同受罪。可她从浓妆重彩中辨认出自己的学生,看到他们眼波流慧。字正腔圆的表演时,又觉得不虚此行。
  看他们的彩排多了,跟他们可交流的内容也多了,渐渐地,她的课也上得顺畅了。
  教书之余,她喜欢泡图书馆。她总觉得自己这个年龄应该出成果了,不能再蹉跎,而站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面前,她还是贫乏的。在没有课的日子里,她就整天坐在省图书馆里,买个面包就算一顿饭。
  这时候,她想到要写小说了。那阵子,知青小说频有佳作,她被感染,又感到尚未说出她熟悉的那种生活。比如他们的杏林塔,比如他们这群拖儿带女的“老”大学生等等。写他们这代人经历感受的一切,也是记录了这段历史。
  文学之路曾经很拥塞,不少人被自然淘汰。爬格子并不浪漫,用心血铺成的稿子,往往都成为自生自灭的垃圾,用虚荣心和名利诱惑支撑的创作动机,是受不了这冷遇和排斥的。
  她的处女作《啊,文凭》发表在1985年的《雨花》上。内容是写一个女知青为一纸文凭艰难搏击的历程。她的文学手法是稚拙的,根本不懂得剪裁,恨不能把生活中的素材统统用上。
  第一次的成功,膨胀了她的写作欲望,她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了,于是连连不断地写稿投稿,但杂志编辑总是委婉拒绝她,她甚至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了。
  恰在此时,学校把她调到办公室工作,含有“第三梯队”的意思。她太了解自己了,中等的智商,过于强调独立的人格,既不会在官场周旋,又不会见风使舵。何必为一顶“乌纱帽”放弃自己长处呢?她对领导实话实说,在“提拔重用”面前,当了逃兵。
  1986年初,朱维红调入省党校任教。她在党校教师队伍中没有什么优势。上有年资很高的老教师,周围有同是大风大浪中闯荡过来已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同龄人,后边又是后生可畏的年轻本科生。她的专业属冷门,课时不多,博彩也难。
  党校的学员有其特点,来到这里学习的干部大多有学历,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自我感觉良好,听课也比较挑剔。在这里,学员经常要给教员打分,如果被学员们认为教学效果不佳,就很难再有登讲台的机会。有时,从讲台上看到学员那漫不经心的表情,就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作为教师,要强的朱维红当然不愿被学员打低分儿。为了争这口气,她在每次上课前,都用许多精力充分备课,提前进入角色。
  朱维红有一个特点,讲话的频率快,不会拖腔拖调,这样不歇气儿地讲3节课,很吃亏,要准备超常量的教案,一不留神,讲空了时间就很尴尬。所以,她很注意这点,每逢课间的空当儿,她还见缝插针地和学员们聊一聊,征询意见。这样下来,3节课比平时一周说的话还要多。下课之后,唇干舌燥、精疲力竭。好在那些有知识水平的学员非常好,很珍惜她这份劳动。
  除了教学任务外,党校还规定每个教师每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要搞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倒不怵,难的是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纯理论的文章更难做。现在,搞理论的作者很难,有时辛辛苦苦地出了一本书,出版社还要规定作者包销多少本,谁看见堆在家里那新新的书心里不犯堵?他们写理论书,不仅稿费无着,还很可能欠一大笔印刷费。
  虽然出版文章有诸多难处,但只要是平等竞争,她都愿试一试。她试着写各类文章:报告文学、社会纪实、散文、小说,编写教科书和词典等等。
  他们党校的图书馆得天独厚。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教师可以进书库随意翻阅。每进图书馆楼,她都感到自己一贫如洗。她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贪多嚼不烂地大饱眼福了,而是有选择地扎扎实实细读。
  和书相伴的写作,不再是应付学校的苦差,也不是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了。她有感而发,有激情就写。发表了不再欣喜若狂,被“毙”了也不再垂头丧气。写作变成了她的精神需求。
  南京夏天热得人几乎七窍生烟,写字时胳膊肘被汗水粘在桌上;冬日室内外温度相差无几,冷气从脚底弥漫到腿骨缝。她“爬格子”最喜欢熬夜,耗的是精血,冷淡了家人,马虎了当主妇的职责。她硬是用自己的作品,敲开了一家家刊物的门。
  她最得意的倒更是自己另一部作品:儿子已成为南京大学热闹专业的学生,女儿今年也要搏击,准备考大学了。这时候,她常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让他们不要梦想七色花。
  转眼间,人到中年,朱维红抚今追昔,总感到命运这东西怪得很,似有似无。有时你期望得很多,它给予你的却很少;有时你完全绝望了,它偏偏又叫你死灰复燃;有时它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但两种选择同样残酷。人,只有勇敢地抬起头向前走。命运给她们的种种磨难,也恰是他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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