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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二次提起笔来写纪念周扬的文章了。 第一次是在1989年9月，周扬同志逝世（7月31日）不久，遗体告别仪式（9月5日）刚举行过的日子里。这仪式的规格应该说是很高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同志送了花圈，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政府总理李鹏，还有许多领导人，亲往告别……。我到北京医院参加送灵，在八宝山灵堂看到里面和外面来向周扬作最后告别的拥挤的人群。来的人远比发出通知的数目要多。消息报道报的还是五百余人，这是通知数，因为实际数据说是没法统计……。 然而，那个时期的报纸上却似乎没有见到一篇悼念的文字。当然不会是没有人想悼念他。大概是各种人由于各种原因，当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吧。我的一些朋友劝我写一点，我也想写一点。从哪里下笔呢？ 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并写下了这样几行： “周扬同志与世长辞了。他的同志、朋友、学生们纪念他，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编好《周扬文集》，让后人通过他自己的文字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所参与的我们党在文化和思想战线上几十年战斗的历程。 “周扬同志是一位著作家。当然，他首先是革命家和战士，而著作正是他从事革命和战斗的主要方式。” 这篇开了头的文章，没有能够写下去，也是有难以下笔之处。这难处，下面再说。现在，第二次提笔（严格地说，我已经“换笔”，改为“敲键”，不好叫“提笔”了），从哪里写起呢？想来想去，还是从头写起，原原本本地写吧。就是说，从我知道周扬，见到周扬，后来在他领导下工作、同他有所接触写起，写我有限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其中是非功过，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零星史料，留给后人研究评说。 一、闻名 我知道周扬的名字，还是在解放以前，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哪封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战的公开信中。 那时我在湖南长沙念高中，算是进步青年吧，鲁迅的话，我们是很崇信的。从这里得到的周扬形象，自然不是一个好的形象。不过，我也从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知道周扬后来到了陕甘宁边区，在那里做了教育厅长和《文艺战线》的主编，是那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对于解放区人物，我们都是抱有敬意的。对周扬当然也是如此。什么口号之争，在我们的感觉中早已成为过去很久了的历史。鲁迅那封信在严厉地批评了周扬之后，不是说过周扬“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吗？李何林对周扬的介绍，就注在他引用的鲁迅那句话的后面。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历史争论还会一再以极其严重的尖锐的形式重新卷回到文艺界、思想界乃至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中来。 解放区的文艺，在国统区的进步青年中有很大影响。但我们注意的是作品，像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呀，古元和彦涵的木刻呀，它们给我们展现出全新的生活和世界。我们大多数人那时还不大注意文艺的理论和领导，所以对周扬，可以说，没有什么印象。北平解放以后，清华大学请过不少名人来演讲，文艺方面的，有丁玲、光未然、周扬、杜矢甲……。我那时是清华化学系的学生，但是这些文艺家的演讲，我都去听的。首次见到周扬，就是从清华大礼堂座位上远远看到周扬在讲台上。丁玲谈青年恋爱问题，讲根据地里知识分子出身的县长同农民出身的妇救会主任在工作和战斗中恋爱和结合的故事。杜矢甲用很上的、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因而觉得挺怪的嗓音唱民歌，我至今还能记得。而周扬讲了些什么，我印象全无了。只记得他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很能吸引听众。略带益阳口音，这是我这个湖南人能听得出来的。时常有拖长的“啊——”作为停顿，频频回头望一望主持会议的人，问一声“是不是啊”。这种演讲风度，同我们过去熟悉的学者们的演讲不同，属于后来我们逐渐熟悉的领导干部作报告的风度。 二、部下 1952年我调到党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工作。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我应该算是他的部下了。但是，他主要是在文化部当副部长和党组书记，并不常来中宣部；来，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也没有接触他的机会。我们还是只能从他的文章和报告中“接触”他。不过，这时的我，对于他的文章和报告是很注意的了，因为它们代表着党的领导在文艺问题上的声音，是我需要知道也很想知道的。特别是从他的文章、报告和他在一些小的工作性质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比如，他1953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其中解决了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 那时，刚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一种看法是，我们以前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在文艺上通常是提“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有过“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提法），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以后，才把社会主义作为党和人民的现实任务，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应当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算起。另一种看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已经明确规定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也应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类看法表现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的强烈影响。不过，现实主义既然冠以“社会主义”，也就很难不从政治上何时提出现实的社会主义任务来考虑问题。）还有一种看法，则是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算起。这种看法比较地从文艺或者说从文艺的指导思想和创作方法看问题了。周扬这个报告，则是从五四新文艺运动和鲁迅算起。 《周扬文集》第二卷收入了这篇报告，其中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从‘五四’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运动的光辉旗手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作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和代表者。” 记得曾经听周扬说起，这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写的。我觉得，同那些狭隘的观点相区别，这里体现了一种宽广的政治胸怀和切实的历史考察。对历史，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胸怀，作这样的考察！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是在30年代，但是他们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是从高尔基的《母亲》讲起，而不只是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起的。（周扬这里引用的毛泽东《讲话》，已经是解放以后有所修订的版本；在延安发表的原来的文本中，他引用的那句话，原作“无产阶级现实主义”，那时也避开了“社会主义”的字样，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是我后来有机会仔细研究《讲话》版本源流的时候才发现的。） 又比如，1954年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我们当时自然都从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这些文章中寻求指导。 《红楼梦》我是读过的，喜爱的。俞平伯、胡适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著作，说实在话，像我这样算是爱好文艺的青年，过去也没有读过。倒是这场批判，引起我们津津有味地来读这些书。中宣部的青年们也开会学习和批判，记得有一位同志发言，批俞平伯关于“寿恰红群芳开夜宴”座次的考证之繁琐和无益。许立群那时是中宣部理论处的负责人，从青年团中央来的，参加了我们青年的会，却频频摇头。大家问他的看法，他说：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描写生活是非常细致和准确的，一次宴会，谁坐在什么位置，作者心中有安排，不会信笔乱写，后人能从书中的描写推算出作者心中安排的座次，可以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许立群的异议和高见，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和启发，让我们知道看问题不能那么幼稚和简单。应该说，这些考证和研究中的确有一些有益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的。（我就感到，宝玉病后，喝鸡汤，太烫了，是“众人来吹”，还是“袭人来吹”？俞平伯力辩通行版本中“众人来吹”之误，讲得是有充分道理的。可惜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个版本按这个考证把这个错字改正过来。）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我们一些青年觉得两本书是一样货色，后者的考证甚至比前者更繁琐，也应该批评。 这时，听到周扬和胡绳（胡当时任我们科学处处长，卫生和体育已经另外成立一个处了）讲，对周汝昌不要批评，要把他放在这场思想斗争的“友”的位置上，要让他一起来参加对胡适的批判。这对我们是一种政策和策略的教育，我们都觉得从这里学到了一种政治智慧，克服了“单纯学术观点”的书生之见。从他们那里知道，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当然，现在来看，那些政策和策略的考虑，除了起保护一些人的积极作用的一面之外，是不是也有把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的一面？如果就把《红楼梦》研究上的各种意见都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胡适批判中知识界一个普遍的思想问题，就是认为不能抹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也是听周扬和胡绳讲，毛泽东主席说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个现在不必多讲，将来是要讲的。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现在来看，是不是也有对学术问题过分政治化了的一面呢？ 胡风批判，对我们的震动很大，因为他和胡适不同，解放以前我们就知道胡风是左翼。同知道周扬的名字一样，我也是从鲁迅答徐懋庸那封公开信里知道胡风的名字的。虽然后来也约略知道在重庆和香港的时候，党的一些理论家对胡风有过批评，但那是属于左翼内部的争论呀，怎么现在搞得这么严重，而且迳直称为“反党”并迅即升级为“反革命”了呢？ “胡风分子”绿原的事，更使我震动，因为他就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跟我们在一个机关。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诗人。不久以前还读过他的一首《我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充满着对党的感情。读的当时，我就想，我也是每天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呀（中宣部当时在中南海办公），人家就写出了诗，我就写不出诗来。胡风材料一公布，令人大吃一惊，原来他竟是从中美合作所这个特务机关里出来，混进了中南海红墙的暗藏反苹命！（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听说，绿原根本没有到中美合作所去，正是胡风告诉他那个地方去不得。这一事实真相，在审查绿原一开始时就弄清楚了，却一直没有让公众知道。这在政治道德上，是多么值得记取的沉痛教训啊。） 不过，这里应当说明，作为我忆周扬的文字，这些话是岔开了，因为在胡风批判的事情上，周扬做过和说过什么，我全无接触。 三、科学处 记不准是不是1955年，胡绳不管科学处了，原来的副处长于光远做了处长，周扬作为副部长分管科学处的工作。在中南海庆云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周扬来参加我们处的会，宣布他的施政方针。他说：他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按重要性来说，他认为搞建设了，科学比文艺重要。但是，他还是会用更多的时间管文艺，这与他个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大家一定会理解的，并不是他认为科学次要。 他还表示很欣赏科学处的组成方式：几位老一些的同志，带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别的处老同志多，来几个大学生，有的还是在接电话，当“行政干事”，搞抄抄写写，发挥作用不充分。科学处，因为要有科学知识，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以年轻人占绝大多数的结构。这有好处，可以充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而据他的观察和他听到的舆论，科学处的这些年轻人工作得还不错嘛。 他还很赞成科学处的干部都钻一门专业，做一些研究，写一些文章，力求成长为一个方面的专家。那时，孟庆哲、李佩珊都是有中级学衔的人了，何柞麻、罗劲柏和我，在通常情况下一周有两天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去学习和研究专业。我们大家在处里，经常在于光远带领下，做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在社会中发展规律的研究。 周扬肯定科学处的组成方式和工作方式，我们当然都很听得进。 四、《大辩论》 在这以后几年里，我记不起周扬关于科学方面的工作管过和说过一些什么，大概的确是管得不多。他主要管文艺工作，而文艺工作，我们只是旁边和远处的观众，依然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来“接触”。 这个期间，文艺界一会儿批评丁玲、陈企霞，一会儿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会儿开展整风，领导听取批评，接着又大反右派，真是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几个年头。反右派，反了左翼文艺运动历史上众多名人，不仅有丁玲，还有冯雪峰、艾青，等等。批判冯雪峰，又涉及鲁迅那封公开信，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争论是怎样被扯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 这个时期，周扬最有影响的文章，当然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说这篇文章最有影响，不仅因为它是周扬写的总结这场大事变的大文章，而且因为它经过毛泽东主席看过，毛泽东还为此给林默涵写了一封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说是“小的修改”，有不少是重要的修改。这个情况当时许多人都是知道的，至少中宣部的干部都是知道的。那时不像后来，没有把毛泽东修改的地方一一用黑体字标出或传达的习惯。但是，有经验的人们从文气上就可以读出哪些是毛泽东的手笔。“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道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这样的话，其口吻，其分量，自然非毛泽东手笔莫属。 五、《大辩论》收不收入文集？ 历史后来证明，1957年的事情的意义及其后来的发展，并不像《大辩论》和上面引的这段话所作的估量和预见。1981年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斗争包括文艺界的这场大辩论，作出了同过去的看法有很大不同的结论。党为在这场大辩论中遭受不实批判和后来遭到很多苦难的同志们，作了改正。周扬自己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不实批判和严重折磨之后，也改变了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并且多次诚恳地向被他错误地批判和打击过的同志道歉。他还多次申明，作为处在那样地位的领导人，他不能也不想推卸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知道那时的事情，也不见得都能由周扬完全作主。但是，那段事变和那篇文章毕竟是历史。历史可以重新认识和分析，大关节却不能略过。 然而，《大辩论》竟然没有收在现在出版的《周扬文集》第三卷里。 80年代中期的一天，正是《周扬文集》第一卷就要编成出版的时候，我去看望周扬。他同我谈起他的文集，谈起保留历史原貌的编辑方针，并且具体地谈到《大辩论》这样的文章都要原样收入，另加附记。他也说了附记难写，但表示很有信心。我向他说，我很赞成他这个方针，我知道这样做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合现在的定规，我很希望《周扬文集》能树立我们国家理论界文艺界编文集的一个新风。不久，《周扬文集》第一卷出版了，出版说明中的确向读者公告：“本文集所收文章，为保留历史原貌，原则上不作改动。”“有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存在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问题，由作者在文后加附记，说明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看法，借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附记，有的加之于单篇，有的置诸同类文章的首篇。” 后来，听说对这个编辑方针还有不同的考虑。在又一次去看望周扬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因病住在北京医院了），我又向他力陈按原定的方针编文集的好处，从长远看、从历史看、从科学看的好处。他告诉我，主要是文艺界有一些同志非常地不赞成他把《大辩论》这些文章再编进今天出版的文集中去。这样的意见我也能理解。提出这种意见的同志是好意，担心收入和重印这些给过许多同志以伤害的文章，会重新触动历史的疮疤，并不是想捏没这些文章，隐去周扬的过失。但是我想，只要不是采取重新肯定这些错误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保存历史、纠正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来收入和重印这些文章，是不至于引起误解的。周扬向我表示，他赞成这样的看法，这也是他本来的意见，他准备坚持原定的编辑方针。 1989年我提笔写《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原打算把这两次看望周扬时有关编他的文集的谈话记下来。一打听，却得知文集的后几卷已经决定不收入《大辩论》这样的文章了。这就是我那篇纪念文章没能写下去遇到的难处。现在，作为一个无关人士的议论，我还是认为，如果能让周扬写一下他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同《大辩论》一起收在《周扬文集》里，如这部文集的出版说明中曾经许诺的那样，那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六、李之琏和于光远 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周扬没有过问。中宣部的反右派斗争，开头斗的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好像他也没有过问。后来发展到反对李之琏同志等领导干部，周扬过问了。李是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文联作协的党组织属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李作为党委书记，受理了丁玲、陈企霞对1955年定他们为“反党小集团”一案的申诉，采取了听取意见、客观调查的公正态度。这在丁、陈被打成大右派以后，就成了“为丁、陈翻案”的大罪状。中宣部对李的批判，先是在小会上，后来扩大参加者的范围，我们这样的一般干部都被扩大进来参加过几次。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的一面。 不过，中宣部后期的整风中，在批评于光远的几次中型会议上，周扬给我们的印象又有不同。对于光远的批评，没有上到右派的纲上，但是有些发言还是相当尖锐的。最使我们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发言似乎是批评于光远和他主持的科学处不该反映那么多科学家的意见，似乎热心于反映科学家的意见，就是代表科学家，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于就是做了右派的传声筒。周扬听了会上的发言，作了总结。这总结很巧妙，或者说，很策略。通篇都是批评，但站得很高，没有太多具体的指责。代表科学家的问题，从两个方面立论，既说了只要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作为中宣部的科学处，当然要向党中央反映科学界的意见，转达科学界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要代表科学界；另一方面又说了，如果怎样怎样，那当然就要失去立场……。这里记下的只是他讲话的大意，或者说，是经过我的印象和记忆过滤了的大意。总之，我们科学处的许多人从他这个发言中感到，既受到了批评，又受到了保护。 七、《科学十四条》 周扬在管自然科学工作方面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恐怕要算是1961年4月他在中国科协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并不是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报告的记录稿也没有整理成文，正式发表。似乎只不过是周扬数不清的内部讲话中的一次而已。《周扬文集》没有选这一篇。我想，这是编选者不熟悉自然科学方面情况的缘故。在我看来，是应该选入的。不单是因为这对周扬来说是他管自然科学工作的一篇代表作，他的文集应该包括这一侧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篇讲话是在全党进行政策调整的时候讲的，是在听取了科学工作方面几年来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的情况汇报的基础上讲的，是为了纠正违反这些政策的“左”的错误而讲的，是在许多问题上讲得相当中肯的一篇讲话。当然，对“左”的错误的认识，那时还不彻底，但确实在认真地纠正一系列当时已经认识到的“左”的错误。讲话的当时和传达以后，受到科学界的极大欢迎。 这时，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同志正在准备制定《科学十四条》。周扬这篇受到科学界欢迎的讲话，自然受到主持这个文件制定工作的领导同志们的注意和重视。于光远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的一个成员，参加了文件草稿的讨论。我作为科学处的干部，从整社的农村回来，参加了十四条后期修改的文字工作，以及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长篇报告起草的文字工作，是同聂总的秘书甘子玉、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等几个人一道来执笔的。我们都很赞成周扬讲话中的许多好意见，并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陆定一同志对于百家争鸣方针，这时也讲过一些精辟的意见，我们也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按于光远的说法，这叫做科学处参与“笔政”。科学十四条，第一条就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后来简称为出成果，出人才）；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给中央的报告，讲七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第二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两个文件和文件的这些部分，都是集中各方面意见包括许多领导同志意见的结果，而周扬那篇讲话中的不少意见，也反映在这几个部分中。说周扬这篇讲话重要，必须联系这个背景来理解。 此文现在在中国科协编的《科学技术团体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重要文件》中，可以找到。 八、《文艺八条》 在中央调整农村政策（从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到农业六十条）的启动下，党在各方面的政策都进行了调整，进入了以调整为特征的历史时期。科学、文艺、教育这三个知识分子部门的政策调整，科学是走在前面的，中央科学小组是走在前面的。科学影响到文艺。周扬说过，科学十四条搞得不错，使他决心要搞文艺的条例，这就是后来的文艺十条和八条。 文艺十条的起草，都是文艺家和文艺处的干部参加。那时，我在参加高教六十条的修改。在文艺十条修改为文艺八条的过程中，叫我这个科学处的干部“客串”了一段。这一段修改是在陆定一指导下，童大林来主持的。周扬也过问，但不很多，他说过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童大林按照陆定一的意思，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单列一条，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中一样。他们很重视把这一条写透彻，写突出，说这是中国党的学术文艺政策的创造，周也同意。童还根据陆的意见，主张党对文艺作品就是从政治上来判断，划分三类：一类是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党就采取提倡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有害的乐曲，党就采取反对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党就不要管它，采取容许的态度。党就从政治上管，不要从艺术上管。创作思想上艺术方法上的是非优劣，那是文艺专门家的事，让他们自己去讨论，去实践，党不要管那么多，党的文件里面也不要写那么多。他们觉得十条中这方面的内容多了一些。对于这个意见，周也表示赞成。不过，他讲了一个我过去不知道的情况。他说：政治上有益，有害，无害，这样的三分法，本来是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的时候提出来的，但那是针对如何对待旧剧目而提出来的，那时规定，旧剧目中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加以提倡；政治上有害的东西，则要禁止；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可以容许，不要去禁止。用行政命令禁止的，不应太多。第三类无害的，占旧剧目的大多数。这样的政策，当时写成一篇社论发表，起了很好的作用。（根据周扬讲的这个线索，我去查了一下，果然有这样一篇社论，是194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叫《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 周扬又说：对旧剧目，这样划分，就很好了，足够了，然而，现在是对我们的文艺家自己的创作来说这个话，这就有所不同了。如果党只是说这些作品政治上无害，可以容许，那么，文艺家会怎么想呢？他们会想，我们写的东西不过“无害”而已，虽然可以容许，写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周扬主张，在这个文件中讲三分法，第三类应该叫做“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艺术上有益”，说明写这样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记得在文艺八条中，这个问题就是按周扬这个修正方案写的。 九、文科教材建设 至今我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要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 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方面，周扬从1961年4月起，也就是同那几个条例的起草大约同时，遵照中央的部署，领导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工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这是一项宏大的建设工程。包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这些讲话大都收入《周扬文集》了。这些讲话同他关于文艺条例和方针的阐述，是相互呼应的，不妨说是对没有形成条例的社会科学条例的阐述。特别是周扬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主编都是饱学之士（就是后来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那些人）。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周扬准备以他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影响，来庇信这项交付给国内这一大批第一流学者的宏大工程。他对主编们说过：政治上我负责，学术上你们负责。当时有人半带敬意、半开玩笑地说：周扬要当一代文宗！ 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做过多次规划，大多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没有坚持执行下来。文科教材建设的这次规划，坚持了五年，“文化大革命”中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的还在进行，因此收获到较多的成果。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科教材，不但当时，就是现在，都还是有用的，成为了我们的文化积累。周扬在这方面花的心血没有白费。 十、李秀成 这期间社会科学工作方面还有一件事，我接触过的，就是《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叛徒，各方反应甚大。记得当时刚好发生英国一位人士送回忠王佩剑给我国博物馆一事，这事说明国际上也同我们国家里一样，把李秀成看作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英雄忽然被指为叛徒，使接受此剑的事情变得很尴尬。戚文发表后，广西来请示：当地民间有把李秀成像印为“门神”的习俗，现在能否继续印这样的像？ 1963年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会，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负责人、各报刊负责人和史学界一些人士参加。大家议论纷纷，周扬作总结，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人物，上溯到1840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属于这里面的人物。对这样的人物作否定的评价，不向中央请示，就随便发表文章，是不慎重的，影响不好的。还布置了一些善后措施，无非是不让别的报刊转载之类吧。 不久，就知道毛泽东主席表示了意见：李秀成晚节不终，不足为训。这样一来，周扬多少有点被动。不过，当时这似乎还不严重，周扬正在全力抓社会科学方面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 十一、《战斗任务》 这件大事，就是1963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我在周扬领导下，帮助他起草东西，这是第一次。 同《大辩论》一样，《战斗任务》也是毛泽东主席看过，认为讲得好，表示同意和赞赏，并且亲自动笔修改和增写了许多段落的一篇文章。报告是10月26日作的。10月31日，周扬为送审这篇讲话稿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修改退回后，周扬很高兴，告诉了我们这个情况。按那时的习惯，他没有一一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是毛改的。我们只能从经他誊录过来和再加修改过的稿子中，猜测哪些地方是毛改的。尽管一般说我们能够猜得出来，但是也有猜得不准的。有一处，我们以为是毛写的，当我们用这样的语气同周扬谈到这个地方时，周扬说，这个地方是我改的，你们不要以为我上次改在稿子上的都是毛主席改的。又有一处地方，把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用括号注明（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我们以为是周扬改的，认为这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提法有一点区别。毛在那篇讲话中讲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是指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据此建议周扬修改括号内那句话，周扬说，那是毛主席修改的，不要再改动了。 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收有毛对周扬这篇文章所作的修改，共二十处。其中整段加写的文字，共有八段，最长的一段达四百几十字！可见这篇文章怎样引起毛的重视和引发毛的文思。当时中苏论战正在激烈开展，已经进入第三轮，这一轮评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共有九篇连续的评论（九评），周扬讲话以前已经发表了四篇。毛很重视周扬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正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毛修改得最多的，是周扬文章的第一部分（“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就是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辩论和斗争，并且战胜它们的历史”），整段加写的地方全在这一部分。周扬文章的第二部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头等重要的任务”），毛也修改了五处。周扬文章的第三和第四部分，面对国内研究工作者讲任务和队伍建设，毛只在开头的地方作过一处不大的修改，往后面就没有作修改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毛看重周扬这篇文章，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 毛对中苏论战的各篇文章，大都看过也作过修改，但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供的档案来看，改写和加写的段落这么多，像周扬文章这篇的，没有几篇。 周扬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这种发表的方式，同正在陆续发表的九评完全一样，而且也同这些评论一样，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并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播音员以格外庄重的声调，朗读这篇文章。人们一听到这种声调，就知道：又发表重要反修文章了。 这样的发表方式和广播方式，听说也是毛泽东主席要求的。 然而，《战斗任务》也没有收进《周扬文集》。这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60年代中苏之间的这场论战，有了同过去不很相同的看法。周扬对这场论战和他的这篇参加论战的文章，显然有过认真的重新思考。如果不采取略过的办法，而是把这篇文章和后来对这篇文章的重新思考，一起收入文集之中，我以为要好一些。 十二、文献征引及其他 帮助周扬起草这篇讲话，是由林涧青（科学处副处长）具体组织，我们几个人参加。说是帮他起草，其实帮不上多少忙。不但先由他几次详细地讲说设想要写的内容，而且我们分别写的一些初稿，他都详细改过。还有许多完全是他自己写的，我们只是对他写的稿子，帮他作一些文字整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改稿的特点（至少是我这次所见到的特点），是就在我们送去的宽边的铅印大字清样上改，虽然改得很多，却宁可保留原稿中的一些字句，哪怕是“但是”、“大家知道”、“毫无疑义”之类的词汇，有时他都利用上。杯涧青曾经开玩笑说，周扬同志连原来清样中的一个标点符号都利用上了。周扬用很清秀而有些难辨的毛笔字，改得密密麻麻。我们誊清和稍加整理之后，排出清样，他又改得密密麻麻。不但讲话以前仔细修改，讲完以后，还反复修改。这次从讲话到发表，又改了两个月时间，直到发表的前两天，他还要我们帮助他考虑一些修改的问题。 有几件事情，我记得比较真切。 一件事情是周扬在大致定稿以后，要我帮他一一注明引文的出处。常见的那些引文，查找出处没有困难。周扬自己引用的、我不太熟悉的，我也努力查找出来，虽然有的挺费劲，我还有一股好胜心，不愿意向周扬问出处。只有一处马克思的话，是周扬自己引用的，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出处。没有法子，只好问周扬自己。他看了看，想了想，说这句话，他是从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中看到的。按照这个线索去找，果然从这本书中找到了马克思的这句话，原来是在马克思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这属于马克思早期著作，选集中没有收，全集中也没有收的。 一件事情是在批评“实用主义”的地方，写了一句实用主义的信条是“有用就是真理”。周扬曾将他的稿子送给在我国工作的几位美国专家，征求他们的意见。一位专家对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是否说过这样荒谬的话表示怀疑。我告诉周扬，国内多年来批判实用主义，都是这样说的。周扬说，人家专家的意见还是要尊重，如果要写这句话，得查出确实可靠的根据，才能跟人家交代。我借来美国詹姆斯著作的原本，查出上面确有：It is true，because it is useful.才放了心。 还有一件事情是关干异化问题的。原稿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那一大篇文字，是周扬自己写的（那时有一个小组在研究批判人道主义的问题，也是由周扬领导，也许那里有人帮周扬做过一部分最初的起草工作），林涧青这一摊子人中没有人接触过异化问题。原稿中曾写过这样的意思：马克思早期用过异化概念，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没有再用异化概念了。这也是当时批修文章中多有的说法。有人提出了异议，说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后来还用过。周扬要我就这个问题专门向王学文同志请教。王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时不知是因为年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算中宣部的干部，住在中宣部的院子里，但没有参加中宣部的具体工作，我同他没有过接触。我特地上他家去请教这个问题，他跟我说了一大篇话，解释什么是异化，马克思怎么讲异化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后来还用过异化概念。我以为这就算谈清楚了。可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王学文同志又把我叫去，翻开了一大堆书在书桌上。他指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和其他著作中多处使用了异化概念的地方。他有一大发现：这些地方，在马克思的原文中，用的是异化这个概念，但是，中译者不了解，把这个专门的哲学术语当作普通词汇，用了“疏远”、“离开”一类的普通词汇来翻译，所以在中译本上就看不到“异化”的字样了。对于王老这一番考证，我很佩服。告诉周扬后，周扬也说，到底是专家。后来文章中就没有采用马克思只在早期用过异化概念的说法。 关于异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异化的普遍性问题。周扬文章立论，立在批判“修正主义理论家”利用“异化”概念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上。但是，他从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规律来解释异化，认为“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对此，我提出过疑问。我说，说异化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是不是站得住？在哲学界，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但是对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能否适用于自然界，也是有不同意见的。起初，周扬似乎听进了我这条异议，在一次过程稿中删去了“自然界”，只留下“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是，后来，他又改变了看法，恢复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的提法。 最后一件事情是纯粹文字性的。稿子中，有“哪里有压迫，哪里必定有反抗”这同样句式的一连三句话。临到发表前了，我提出，这种句式里的第二个“哪里”应为“那里”。周扬说，那是毛主席改的。我说，从语法修辞上说，第二个“哪里”的确应该改为“那里”。周扬说，你有把握吗？我说，第一个“哪里”是不定的泛指，是指任何一个地方，第二个“哪里”就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前一句指明的那个“有压迫”的地方，所以应该用“那里”。周扬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发表的文本中改成了“哪里”、“那里”的句式。这个修辞问题，现在人们还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使用习惯。我写这些话，并不是要说明哪种理解一定得成为规范，只是要说明，周扬对于遣词用字，是很考究的。 理论工作最重要的是方向正确、联系实际和跟上时代。单从前人书本做文章，是不行的。1989年5月，邓小平回顾60年代前半期的那场中苏论战，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又说：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老子党”，指挥棒，我们不能接受。邓说这番话的时候，周扬已经成为植物人，不可能知道邓这段话了。我相信，如果他能知道，他一定是同意的。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在联系实际和跟上时代的方向和前提下，文献征引和考证的细致和准确，用字的考究和校对的严格，也是很必要的。王老、周扬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些方面，在这次工作的过程中，我向他们学了很多，至今还觉得受益不浅，并且愿意告诉现在搞学问的年轻的和并不年轻了的同志们。 十三、战斗的指向 周扬这篇《战斗任务》，战斗的指向是国外，而不是国内。对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包括那些老专家在内，周扬当时是强调团结，强调发挥他们的作用，希望他们在学术上作出成果。那个时期，正在热心于文科教材建设这一宏大学术工程的周扬，是无意于在国内学术界发动一场矛头指向内部的广泛斗争的。这次讨论战斗任务的大会，国内学术界的重要代表都参加了。一次扩大的学部会议嘛。不是要斗争和横扫他们或他们中的哪些人，而是要引导他们大家都来参加战斗。这不仅是周扬的意图，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上作报告，也是这样的意图。他在报告中说，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洪炉中，马克思主义者会受到锻炼，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受到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人员，同大家照了相，并且特别接见了其中少数挑选出来的代表人物。周扬挑的都是老专家，以至于临时想到要增加个把年轻学者的代表，已经来不及通知。记者拍了几幅小范围接见的照片，其中一幅有毛泽东同周予同、周谷城、冯友兰在一起握手交谈的情景。冯友兰为这幅照片写了一副对联：“握手示关怀，三人并立文史哲；开会明任务，一笔横扫帝反修。”帝反修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也。这副对联，反映了这些老专家当时感受到的气氛。 十四、两个批示 然而，这样的气氛没有维持多久。 毛泽东主席修改周扬这篇文章，是在1963年11月，文章发表是12月27日。就在12月12日，也就是周扬文章发表之前半个月，毛泽东作了严厉批评文艺工作的内部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要在国内文艺界发动一场矛头指向国内和党内的广泛斗争的信号。而学术界和文艺界这两界总是息息相关的。 文艺工作是党交给周扬负责领导的，批评文艺工作，周扬自然处在很被动的位置上。这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至于这种批评，对周扬来说，是基本支持的前提下的批评，还是准备予以打倒的根本否定的批评，我们还没有往后一种可能去想。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 新年期间，刘少奇和彭真召开了一个会，讨论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刘从理论上讲，从《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起，讲现在的历史条件同延安时期历史条件的变化，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变化。彭有一个生动的比喻：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很多人头脑里面还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叫做“身首异处”。从这样的宏观角度，来讲现在文艺界同新的历史要求的不相适应。不久，周扬组织几个人到天津，住在那里的一个小院里，准备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及刘少奇和彭真的意见，再起草一个文艺文件。这显然是周扬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我再次被抓差，“客串”了一段起草工作。那是春天，一场雨后，看到小院里的梨花，使我想起“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句和意境。小楼里挂了一副对联，是康有为写的，为吴佩孚祝五十大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记得的只是这么几个不相干的情景，起草的情况却全然模糊了。周扬似乎是住一住，又走开一段。文件有了些粗糙的初稿，周扬也没有看，至少是没有动笔改过，大家就回了北京，我也就不再参与了。 这个期间，中国文联和各协会以春节晚会发生的问题为由头，开展了一次小整风。这也是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吧。5月，中宣部就这次整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才出来草稿，还没有定稿上送，就被江青索去。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这个草稿上作了第二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的分量又加重了。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那时被认为是导致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祸首。这个批示一下来，形势陡然变得更加严峻。坐而论道的起草文件的事不再提起，周扬出马上阵，到文化部领导大规模的严厉的整风去了。 十五、“篡改”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这篇讲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发表，已经是1966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和正月五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当作重要文章发表的那种阵势，不减当年。有一点同当年不同的，就是没有听他说此文送给毛泽东主席看过。我帮助他做过这篇讲话的准备和记录稿的文字整理，如果送过，毛主席有什么表示和修改，他不会不向我们说的。如果没有送，那又说明什么？ 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在党内发出以后，周扬最重要的一篇讲话，就是文化部整风总结的讲话。这是回应和贯彻两个批示的讲话，但是没有公开发表。这次在全国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如果准备公开发表，就得找出一个公开的方式，对毛泽东主席的两个批示作出回应，而不能只限于讲一些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的具体问题。反复设计，决定系统地讲一讲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历次文艺斗争。共算成五次“大辩论，大批判”：第一次是电影《武训传》批判；第二次是《〈红楼梦〉研究》批判；第三次是胡风批判；第四次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第五次就是贯彻毛泽东主席两个文艺批示，对“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达到高峰”的“资产阶级进攻”进行批判。周扬还要求在会上印发毛泽东主席历次的有关指示，供大家学习。《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的有关段落和《人民日报》发表胡风材料的许多按语，这些历史文献作为毛泽东的文献印发，在与会的许多人甚至一些文艺领导干部中，都是一件过去不知道的事。至于1964年和1965年的两个批示，倒是由于近两年党内传达和学习，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不过，在准备公开发表的整理稿定稿的时候，周扬思考了一番，同我们说：毛主席两个批示，有些很严厉的话，是向党内讲的，我们党历来的做法是内外有别，不好完全照原样公布。所以，发表时用转述的形式，对原话有所节略。 谁想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批判周扬，就从周扬这次讲话批起，从周扬对两个批示的转述有所节略批起，说这是“明目张胆的篡改”，是“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尽管当时我已经被当作黑帮分子打翻在地，精神上处于诚惶诚恐的状态，但是，这样的批判当时读了，不仅感到可怕，也感到可笑。姚文元神气活现地批判周扬的节略是“篡改”、是“阴谋”，可是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自己引用毛泽东第一个批示的时候，也把批示中原有的一句话“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节略掉了。这又算什么呢？ 当然，现在来看，周扬所作的节略，恐怕也可以说是对毛泽东关于建国以来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不大理解和不大跟得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党中央已经对毛泽东主席两个批示过分地估计了文艺界的问题作了结论。对于文艺界五次“大辩论”，也有了同过去的看法（包括周扬这篇文章中的看法）不很相同的结论。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扬这篇文章也没有收进《周扬文集》中。 十六、“方求”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序幕。此文发表时，周扬还在修改他在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他立即作了部署，要中宣部科学处组织写批评吴晗的文章。当时是林涧青和我帮助他张罗这件事。 在周扬的客厅里，议定了组织三篇文章：一篇批评《海瑞罢官》，一篇批评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观。第一篇由我主要执笔，从中国科学院借调林甘泉、邢贲思，从中国人民大学借调戴逸，到中宣部来一起写作。第二篇，约请《红旗》杂志的戚本禹写。第三篇，约请《红旗》杂志的关锋写。 由中宣部直接组织写作，经周扬指点并审定的这一篇，可以说是周扬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前指导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这就是1965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方求”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组织写这篇文章，总的说来，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并不是反对姚文元文章，这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当时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于姚文全盘否定历史上的清官，抱不以为然的态度的很不少。我们也觉得姚文对清官缺乏分析。林涧青对“星宇”的一篇《论“清官”》评价甚高，认为很有分析，推荐给陆定一和周扬，他们也认为不错，比姚文高明。“星宇”是一个集体的笔名，主要作者是戴逸，这就是特地借调戴来参加写作的缘故。在方求文章中，加了一个附注，指出一年多以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星宇同志的《论“清官”》，“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这个注，原本不过是想表示不掠他人之美，也有表彰原作者之意。此举可能无意间得罪了姚文元等一批人，他们在方求文章发表不久，就在上海报纸上着力地指名批判起星宇文章来了。） 再一点是，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姚文指责《海瑞罢官》有政治影射，写“退田”、“平冤狱”是呼应现实政治中的“单干风”和“翻案风”，也不大以为然，认为过于附会。我们对于政治影射也拿不准，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反正还是得往政治上联。我们设想，影射不能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的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至于这种思潮的性质，那还是上到“反社会主义”的纲上。 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他赞成这些设想。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约略听到了毛泽东主席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要我们补上一两句，所以方求文章还是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 这里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从政治上批评吴晗反社会主义，可是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建国后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说人家反社会主义，得有个转圜的说法。我们引用了列宁的一大段话，讲“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本来要到的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房间；这走进了的另一个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这样，既上到了“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纲上，又留有不否认其本来要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房间的主观动机的余地。周扬很赞成这样的处理。他还很感慨地谈到文章中也批评到的田汉和孟超。他说，当他少年的时候，田汉在他心目中还是崇拜的偶像，孟超也是上海左联时代的人物。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多么深刻，这些同志跟不上啊。（现在想来，他自己虽然总在努力地跟，大约也感到跟得很艰难吧。） 方求文章当时发生了颇大的影响。读者中对“方求”是谁，有各种猜测。西北一位教授说，“方求”就是“周扬”，他的论据是：“求’与“周”，同一个韵；“方”与“扬”同一个韵。我们听了觉得颇为有趣。中宣部里一些人对于取名“方求”，也有个猜测：“方求”是“妨碍打乒乓球”的简称。这个猜测有一个缘故。我们那时讨论和修改文章，就在办公楼上大家公用的会议室里，会议桌就是一张乒乓球台，平时工间休息的时候，大家跑来打两下乒乓球。我们在那里讨论稿子，工间休息铃声一响，人家推门进来，我们就说：“对不起，妨碍你们打乒乓球了。”其实，取这个笔名，还是从毛主席诗词中找的，原来想用“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方遒”，有人说，“遒”字不好认，用个跟它同音的“求”字吧。就这样定下来的。由此可见考据之容易穿凿附会。 方求文章当时得到的一个“好评”，是说这篇文章批评吴晗，纲上得高而又不觉其高。这就是“走错房间论”的效用吧，这篇文章煞费苦心的地方就在这里。纲上得高，是努力跟上当时已经定下的调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不觉其高，就是留有不一定责备人家主观上“有意识”、“有计划”地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余地。正是这一点，后来被指责为周扬和中宣部对吴哈《海瑞罢官》搞“假批判、真包庇”，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的大阴谋！ 十七、“扣压” 方求文章送去发表的时候，《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吴晗的自我批评。周扬事先没有看到过这篇自我批评，他说，你们的文章照发吧，来不及研究他这篇自我批评后再作修改了。如果有必要，就再写一篇吧。 不久，我们已经较详细地听到毛泽东主席12月21日在杭州讲《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谈话内容。按照周扬的嘱咐，又写了一篇评吴晗自我批评的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仍然署名方求。总是紧紧去跟毛主席的指示啊。 这时，周扬确定的约关锋、戚本禹写的文章，也交到中宣部我们这里来了。约他们写的批评道德观和历史观的文章，本来安排属于学术批判。但是，戚本禹送来的文章，不是关于历史观的学术批判，而是讲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关锋则送来两篇文章，一篇是讲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的，也上到很高的政治的纲上。 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我们没有把握。本来该向周扬汇报，由周扬作主决定。周扬这时被诊断为肺癌，住院准备作手术，许立群接手领导我们这摊子事。我们向许立群汇报：关锋和威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许立群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许立群作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他还说，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哩，三届人大会议时，军委的同志讲彭德怀的问题，只给人大代表听，列席的政协委员都不让听哩。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他要我们把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一篇），作出摘要，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五人小组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1964年成立的。 这是1966年1月，在许立群主持下陆续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之一。 关锋批道德观的文章，把吴晗讲道德继承，比之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想，吴晗不管怎么说，是反蒋的呀，怎么能把他同蒋介石等量齐观呢。经过许立群首肯，由林涧青出面建议关锋把这些文字删掉。关锋的答复是：一个字也不能改！这样横蛮的态度，我们很有点愤慨。既然一个字不改，那么，这篇文章从政治上考虑能不能发表，我们没有把握，无权决定，要请示。于是，又作一个摘要，指出关键所在，向五人小组报告。 我记起，曾经读到过关锋用笔名在《光明日报》上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一查，查到了。署名“何明”，题为《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其实，当时也不认为这篇杂文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更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抓到了关锋的一个把柄：你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又摘录了这篇文章，作为上述请示的附件。许立群问，怎么断定“何明”就是关锋？我们说，当时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是关锋。许认为，向中央反映情况，事实得查准确。在图书馆同志的帮助下，我查到了用关锋在真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叫《边鼓集》，集中收的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表时，就是署的“何明”。许立群这才认可，并要我们在材料上注明这一“考证”。 这是上送材料之二。 许立群还想起，中宣部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曾经摘录过关锋（庆云）的《从陈贾说起》和邓拓（马南邨）的《伟大的空话》，认为它们都有影射现实的含意。他主张也再印一下，连同上面的材料一起上送。我说，听说《宣教动态》反映以后，关锋在《红旗》杂志作过自我批评，如果这样，那也就不必再向上了。许立群说，问问胡绳（当时任《红旗》副主编），有无此事。得到的回答是，关锋没有作自我批评，而且认为《宣教动态》的记录歪曲了他的原意。许立群说，那好，这次全部照送，一字不漏！ 这是上送材料之三。 上送了这些材料，上边却没有一一给予批复和指示。 周扬确定组织的三篇文章，除了方求的一篇已经发表以外，另外两篇（加上派生出来的又两篇），都发生了有待请示解决的难题，又因周扬生病，向其他领导人请示无人回复，而一时搁浅了。 此外，还上送了几个材料： 一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两个剧本的摘要。因为有些人反映，鼓吹海瑞的剧本不只《海瑞罢官》——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要批判？ 一个是报上登了演过海瑞的京剧演员（谭元寿）的检讨文章，说自己没有文化，缺少鉴别力，演了坏戏——难道不单编剧要检讨，演员都得检讨？ 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反映郭沫若紧张不安，说了一些自责自损的话，并有想辞职的表示。张和我们分析，原因大概是郭老游海南，写过凭吊和赞扬海瑞的诗；批评吴晗和翦伯赞的历史观以后，《光明日报》等报纸的内参刊物不断反映学术界不少人说，郭老和范老（文澜）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这些内刊郭都能看到。张的反映，郭的海瑞诗，内刊对郭、范的反映，也汇成一份材料。——对郭老、范老这样的人物，党得有政策。 熟悉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序幕阶段的历史的读者，都会了解，这些材料，就是准备《二月提纲》的那些材料，就是提出左派整风和警惕左派成为“学阀”的那些材料，就是后来被指责为中宣部“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那些材料（康生还指责中宣部用了考证的方法来打击左派），也就是中宣部阎王殿“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这条大罪的由来！ 十八、“两个癌症” 周扬动手术前，林涧青和我一起到医院去看他。为了不烦扰他，上述这些棘手的事，没有同他谈。只是问候问候，谈些轻松的话题。但是，看得出来，周扬心情不轻松。 他说：肺上这个癌，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 我们尽量说些现在医生对许多部位的癌症，特别是肺部的癌症，如何如何有把握的话。他点点头。 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我们没有听明白。 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这使我很吃惊。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不管有过多少幼稚、偏狭的迷误，有过太多的内部纠葛，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应该说是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这在现在，是很清楚的；在从前也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主席早有科学的总结，《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法分辨清楚了。在文艺整风中，在批评田汉、夏衍、阳翰笙的时候，“三十年代”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周扬在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会议的讲话中，还有一段话，批评有些同志“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用来对抗延安文艺座谈会传统”。按照当时已经“左”得厉害了的斗争逻辑织成的这个罪名，周扬是不是意识到、预感到很快也会安到自己的头上来，会成为威胁自己政治生命的政治癌症呢？ 周扬的肺癌手术动得很成功。为酬谢医生，中宣部请他们看了一部很好的法国电影，至今我还记得它的故事情节。 “三十年代”的问题，不出周扬所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几乎置周扬于死地。也是这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4月，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了下来。里面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三十年代文艺，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三十年代后期左翼领导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扬就成了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打倒在地的头一个中宣部“阎王”。批判周扬的发难之作，登载在陈伯达主持的《红旗》杂志上。批判的内容，就是周扬在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和在1957年批判冯雪峰的时候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文章的由头，就做在《鲁迅全集》中周扬审定的给徐懋庸的公开信的题注上！ 后来陈伯达倒台，批陈的一个内容，又是他在三十年代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 这就是我在开头写的：“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历史争论还会一再以极其严重的尖锐的形式重新卷回到文艺界、思想界乃至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中来。” 十九、总结三十年代 荣天屿同志纪念周扬的文章告诉我们，总结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是周扬多年来的一个心愿。这个“多年来”，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是不是从他在病院里讲“两个癌症”的时候开始？还是从他在卫戍区和秦城被囚禁的那些岁月开始？ 《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高度评价，是给整个左翼文艺运动，不是只给鲁迅一个人的。一个人形不成一个翼。左翼文艺运动不只是几个口号，几场论争，而是持续很长时间、产生许多作品、扩展到广阔领域和形成了颇大队伍的整个文艺运动。总体上说，左翼文艺运动配合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为扩大革命的影响，为引导和动员更多的人走到革命道路上来，起了巨大的作用。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对三十年代文艺的全盘否定，同《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科学论述，同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从“五四”开始的历史论断，是不能相容的。 “国防文学”的口号，有多大错误？什么性质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个月后，中宣部有一次开批斗大会，把周扬从手术后疗养的地方揪回来斗争。我作为陪斗对象，也一度被叫到台上。当斗争群众怒声质问周扬为什么要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很委屈地说：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嘛，很幼稚嘛，又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处理很困难。从苏联杂志上看到他们提国防文学，从巴黎《救国时报》上看到《八一宣言》，知道党主张团结抗日，就写文章提出了这个口号。 斗争会上，被斗对象的申辩，通常都要受到大声斥骂的。但是我注意到，周扬这个申辩，没有人起来斥骂，声上冷了一会儿，立刻有人提出另外的质问，从这个题目上转移开了。 至于两个口号这场同一阵营内部的争论，为什么发展到那样激烈和纠缠的地步，那教训是很多的。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听周扬闲谈时说过：“我们那时候，对鲁迅的伟大，认识得很迟，对鲁迅尊重得不够。”他还说：“论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鲁迅可能没有我们读得多。但是鲁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他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来学习马列主义，所以他比我们更懂得马列主义的精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一次我去看望周扬，那时党正在大力清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在干部队伍中的影响，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派性这个东西，宗派主义这个东西，可顽固啦，可厉害啦。我可知道它。那时候，两个口号论战，我们就是宗派主义嘛，就是意气用事嘛。同一个观点的就是亲嘛。明知有错也不肯认错，就是要争个我高你低，没完没了嘛。 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完成他总结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心愿。不过，他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长篇讲话，大概已经表达了他的基本思路的轮廓。这篇讲话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文章，都收在《周扬文集》第五卷中了。 二十、总结十七年 除了总结三十年代，我想，周扬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总结建国以来十七年的文艺工作。《周扬文集》出版说明向读者作那样的许诺，他是不是就有了作这样的总结的心愿呢？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周扬一直在总结文艺界和思想界的历史。《周扬文集》第五卷中的许多文章，都带有这种性质。 1978年，他热心地参加和参与推动了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一次讨论会上，他说了一句名言；“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这样说对不对，过不过？是有争议的。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听了这个报告。当我听到这番话时，我就想，这里包含着对周扬在这个讨论中的论点的支持和肯定。 随后，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恐怕是新时期周扬文章以显著地位在党中央报纸上发表的第一次。人们都称它为一篇扛鼎的力作。 如此深刻地评价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一定是周扬深刻思考历史教训，包括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和理论工作的历史教训的结果。 1980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草稿的四千人讨论中，周扬作过一个发言。 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时，周扬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在文化战线，我也是有‘左’的错误的。高举、紧跟，在不少场合，是高举和紧跟了错误的东西。” 说到1963、1964年间他多次去看毛主席时，周扬说了这样一些情况：有一次谈到文化工作方面问题很多，毛主席说：“也怪我没有抓。”周扬说毛主席抓得很多了，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毛主席说：“我只是抓了一件一件的事，没有全面抓。”最后又说：“我要抓！”“宁可搞错了更纠正。”不久，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就出来了。 说到检查文化部工作时，周扬说：毛主席对我说，“你这次再不要搞温情主义了！”我努力使自己不陷入温情主义，我商承彭真、陆定一同志，解除了夏衍、陈荒煤和齐燕铭三同志的职务。“四人帮”打倒以后，我向齐燕铭等同志公开道了歉，说我没有首先批评自己，而批评了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看到周扬发言的简报，我当时就想，历史决议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指导思想和党领导的事业的曲折发展，只能大略地涉及文艺界的问题。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文艺界的历史作了总结，不过，那还是在党的历史决议以前。在党的历史决议作出来以后，最好周扬能同文艺界的同志们一起，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十七年的文艺运动，作一个全面的总结。 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周扬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我以为，不管总结得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完全对，这是他试图对过去文艺批判和理论批判中一些重大问题所作的一个总结，其中包括对他在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上和在1963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上批判人道主义所作的反思。他特别说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于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他这个报告，连带他1963年《战斗任务》中关于异化的观点，引起了争论，受到了批评。一天，我上他家里去看望他。他关心他的一封说明情况的信，是否送到了收件人手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不赞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抑制不住激动，眼中含着泪光，说：我这一辈子跟着党，追求革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怎么会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我只是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认为应该注意不要轻易地把一些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不可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嘛。 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党校礼堂也作了一篇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乔木在文章中表示，希望理论界就这个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当时我曾经建议乔木同志同周扬同志谈一谈。乔木说，他也想找一个机会同周扬从容地仔细地谈一谈，但很难找到。他说，只要能心平气和地谈，相信能同周扬谈得很好。他给我看了他的一首诗。诗前有一短信：“周扬同志：近日写了一首小诗，谨以奉呈。祝春节安好。灵扬同志并此问候。胡乔木一月二十六日”。诗分两节：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乔木还给我解释：前一节是作者问剑，第二节是剑的回答。 1988年，上海理论界的一本在内部很小范围送阅的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赞成乔木文章的许多意见，但是认为乔木同志的批评把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很想知道乔木同志的意见，我向乔木转达了，乔木告诉我，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 还是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为好。 《周扬文集》第五卷收录文章比较完全。《探讨》这篇也收录在内，没有因为引起批评、发生争议而不收。这正是我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 二十一、上书 80年代后期，周扬病情转重。看他时，他只能简单地说几句话。后来话也不能说了，但你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还能感到他有认识你的感情表露，眼角有时还流出一点泪水。 1988年5月，我给当时一个方面的领导上书，说：“今年秋天要开文代会，文联改选，周扬现在仍是文联主席，这次当然要改选他人。可否就此换届改选的机会，对周扬一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做出的贡献，给予恰当的、肯定的评价，以某种较为郑重的方式，作出表示？就周扬一生来作总的评价，我想不会有多大的争议，而从文联改选提出此事，又比较自然。我觉得，做这件事有好处，比等到周扬同志逝世后再做好些。”9月，再次上书，说：“今天参加中国科协三十周年纪念会，钱学森报告讲到科协三大换届时授予周培源、严济慈、茅以升三人名誉主席，授予王淦昌等十六人荣誉委员。据我了解，科协这样做体现对老一辈人的尊敬，影响是好的。建议这次文联换届时也这样做。至于周扬同志，我建议在授予别人以名誉主席或委员时，作这样的说明：鉴于周扬同志病重不能担任名誉主席，大会向他表示慰问，并对他几十年来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中国文联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敬意。”我重申：“我觉得在文联换届时提出此事比较自然，从总体上对周扬一生的贡献作肯定评价，也不致有什么争议。这样的话，现在讲一讲，比日后到追悼会上去讲要好。” 我知道文艺界有许多纠葛。好在我不是文艺界人士，也极少认识文艺界的什么人，不会被误认为有什么背景。这上书，只是文艺界外一个共产党员的书生之举。自然没有得到回应。最后，这样一篇话还是到追悼会上才讲。被追悼的人是听不见了。 1997年2月14日于万寿塔下 （原载《百年湖》1997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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