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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九月,独木桥前“状元”泪




  7月,又是一个异常炎热的月份。每年高考考得学生都把它叫作“黑色的七月”。
  早晨起来,石开就觉得老天一点不讲情面,如此“重大决战”,还不作美些?真是的,干嘛大学考试每年都非得放在这又热又燥的几天?
  不行不行,管这些做啥,别影响了考前的情绪。
  石开强制自己集中精力,但越是这样,心里却越烦乱。于是他赶紧借洗漱之机清醒了一下自己的头脑。
  好了,一切恢复正常。
  石开觉得有些饿了,于是情不自禁将手伸进了口袋。可是他马上就像触电一样地抽了回来。不吉利,妈的,太不吉利。石开心里暗骂了一句,这话只有他一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同学们不会知道,老师也不清楚。
  但石开清楚。就在前两日,紧张的复习进入最后阶段了,距高考仅两三天时间,别的同学忙着让家长买营养品、准备氧气瓶什么的,可石开却又在为自己的吃饭问题四处借钱,偏偏又到处碰壁。正在他又一次陷入困境时,百里之外的父亲托人捎来一包东西和110元钱。当时石开真有些激动不已,可一点钱数,心头猛地打了个寒颤:110,父亲是给我报警的呀?石开吓出一身冷汗……
  别人不知父亲是个什么样,石开太了解了,打他懂事那天起就知道父亲是不支持儿子念书的。石开有4个哥哥,他们都在小学没毕业时就休了学,所以在父亲看来他们金家门里出不了有能耐的人,干脆在家种地挣点钱。石开至今记得自己第一天上学的情景,那天他书包都已经背在肩上了,可父亲就是不让他出家门,还说穷人家的娃,念也念不出大学问,上几年学又有啥用?村上的小朋友都在村口等着,石开就大哭,不停地跟在父亲后面哭。父亲被哭恼了,端着一只大饭碗,一边喝粥,一边不停地骂,最后看着实在没法,气乎乎地扔下3块钱,说中,看你小兔崽子能念出个啥名堂!
  石开就这样上了学。庆幸的是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老师特喜欢他。
  但家里穷,父亲与母亲要拉扯5个秃小子,所以他仍然几次不让石开念下去,甚至有一次农忙时跑到学校,要拖石开回家干活。老师看到了,说老金啊老金,要是我有这么个好娃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念下去,直到他上大学!父亲听这话后愣了半天,最后一句话没说就回了家。打这以后,父亲就再没提过让石开休学的事,相反觉得五娃儿有盼头,于是干起活来特别卖命。虽说日子还是那么苦,但看到石开贴得满墙的奖状,父亲心里乐滋滋的,看得出,他暗暗在企盼金家有那么一天真的出个光耀祖宗的大“状元”哩!为了这一天,父亲瘦小的身躯默默承受着一个八口之家的重负。当时石开的奶奶还在世。
  那几年,石开是幸福的,因为不用每天看着父亲的脸色,像小偷一样地悄悄上学去。他甚至非常辉煌地做了好几年学校“小智星”,只是因为家穷,在这辉煌中不自然地留下一些颇为寒心的笑料。有一次他只穿一条脏兮兮的短裤,赤着两只脚丫丫就走进了教室。老师没顾上跟他说几句,就将他推到一辆载沙的拖拉机上,说你代表学校到乡里参加抽考去吧!
  石开一听自己是代表学校去考试,顿时浑身气昂昂地来了精神。可当他大步走进考场时,竟引来其它学校的同学哄堂大笑。抽考的老师也生气了,拉着他就往外走,结果弄得带队的老师十分无奈。老师苦笑着朝石开摇摇头,说金石开啊金石开,你是俺校成绩最好的学生,可也是家里最穷的学生,说哪一天让你到北京上学看你怎么去?石开回去把老师的话给父亲说了,父亲开始没吱声,后来说你要是能到北京上学,我金家金山银山任你搬。石开觉得父亲真够爽气,他把这话牢牢记在心底。石开还有一件事在村小是有名的,有一段时间为了控制夜里看书做作业不要太长了,他用小药瓶自制了一盏油灯,每夜就学一“灯”油。老师把这一做法向同学们推广后,小朋友们给了石开一个诨号:“一灯油”。
  石开后来以全乡第一名成绩考入初中,之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县中,就在他一年一年往上念书时,家里的景况却一年年地往下降,几度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从奶奶的去世,到大哥、二哥、三哥相继盖房结婚,本来就干瘦的父亲被榨得只剩皮包骨。越穷的地方,婚丧嫁娶还越讲排场,等石开念高中时,家里的债务已经不堪重负。按照县中规定,高中生必须住校,可石开出不起住宿费,就只好每天在学校与家之间来回跑。几十里路程,石开记不清遇过多少个炎炎烈日,多少次剌骨寒风,更记不清月亮多少回伴他走山崖……
  但是,所有这些在石开看来并不感到什么,他感到绝望的是高三毕业后的第一次高考,他的分数本来已高出河南省本科录取线23分,却因为在填报志愿时没把好关,结果名落孙山。一向要强的石开接受不了这不公的残酷现实,独自跑到一家武校,企图用严厉的体罚来折磨自己。父亲更接受不了这一打击,几乎一夜间便丧失了劳动能力。恰在这时,石开的四哥又到了盖房娶媳妇的年龄。金家5个儿子,除了不断积起的债台,没有一个可以让老父亲感到可以在别人面前抬着头走路的。
  但哥哥们认为弟弟石开不该自暴自弃,他们凑钱让石开去补习,争取来年再考。石开接过哥哥的钱,心头更加沉重。他自幼好强,硬是到了一个至今仍不想让人知道的地方去悄悄补习。他当时这样做是为了以防万一,万一补习后再考不上真让村上人知道后不就无法活了嘛!石开知道这样脸面上的事并非关系到他一人,还有老父亲呢!
  独处异乡的日子非言语所能描述。面前困境,石开也尽量在别人面前装得轻松。有一次,他吃完中午饭后身上再也找不到一分钱。恰巧三哥寄来一封信,不知何故,三哥的信里夹着4张邮票。石开眼前一亮:对金石开同学说:“我从不屈服于贫困对我的困扰。”呀,邮票也可以变钱嘛!
  于是他真的拿着3张邮票(留下一张是给家里回信用的)去“变钱”了。生意不错,一切如愿。石开笑笑,因为他又一次躲过了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异样目光……
  时间过得真快,这天石开是第二次参加高考,他不止一次告诫自己,这回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其实,远在家乡的父亲最明白儿子的心,只是感觉无能为力。刚刚借得100元钱后,父亲便赶忙让顺道的人捎去。慢!父亲突然叫住那捎钱的人:这儿还有10块,一起带给他吧。110元是这么出来的,可石开仍然愿意相信这是父亲给自己敲响的报警号。
  石开顺手伸进父亲托人捎来的东西,一摸,是鸡蛋。这么多呀?
  1个、2个、3个……共18个。18是什么意思?是“你要发”的意思嘛。嘿,这回吉利。石开想这肯定也是父亲鼓励他的话。对,3天考试,每天6个。
  嗬,天天“六六顺”!
  石开顿觉精神大爽。
  一个小时后,他与所有参加高考的同学一起进了考场。之后连续3天都是这样,他没有忘记进考场前的一件事:吃3个鸡蛋……
  “开儿——快来听呀!”山弯弯里,父亲突然举起耳边的小收音机,欣喜若狂地叫喊起来:“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名字呀!”
  “真的?哈哈哈……我终于考上大学啦!我终于考上啦——!”
  金石开简直兴奋得快要晕过去了。他看到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四嫂都冲着他在笑。对,还有爸,还有妈。妈笑得最开心,连平日布满绉纹的脸都像绽开的花。
  “我早说过,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人。”晚上,煤油灯下,母亲乐滋滋地又开始夸耀起当年的事:“你刚生出来时,全身发紫,吸气也难,你爸一看又是个小子,就说不中,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正好有个医生路过这儿,我那时就说,小五娃是有福之人,这不现在真中‘状元’了!”
  “得得,要没有我那回扔给他3块钱,他能把书念到现在?”堆满笑脸的父亲也抢功说。
  石开笑了,不过鼻子很快又酸起来。他看到昏暗的灯光下,自己的父母都苍老异常。此刻的石开只有一个念头:再不能让二老为自己读书的事操心了。
  几天过去,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被人送到了村上。
  石开看到信封上自己的名字,心都像要跳出来似的。然而几乎在同一时刻,石开的眼里刚刚闪出的喜悦,即刻消失了……
  怎么啦,娃儿?父亲接过通知书,急急往下看,当目光扫到“学费”一栏时,脸色也倏然变了。
  小村里的人并不知道金家父子心中想的什么事,依旧嘻嘻哈哈不停地前来祝贺道喜,而石开呢每当看到父亲在众乡亲面前露出的那副尴尬笑脸,心头更如刀割。
  夜已深,热闹了一阵的乡亲们终于都走了,屋里只剩金家老父亲和石开哥几个。一阵很长的沉默之后,父亲终于咳了一声,缓缓地说道:“都听着,我知道你们几个现在都不易,老大的房子被修路的扒了要重新盖,老二也有俩娃在念书,老三、老四的媳妇也快要产了,可你们的弟上大学是大事!是我们村上的‘状元’!可不是,谁家的娃上了大学?谁家的娃能有他考得这么好?”父亲停了片刻,声音低了下来,“唉,可我和你们妈老了,不中了。这回你们弟上大学的学费,我和你们妈得求你们啦!
  求你们啦!”
  “爸——”石开听父亲说到这儿,再也忍不住地哭出声来:“要是实在没钱,我就别……”
  “混账!”父亲一个巴掌将石开的嘴给封住了。
  就这样,金家四兄弟当晚根据父亲的意见,商定贷款为石开上大学。老大贷了800元,老二、老三、老四各500元。
  这一夜,金家的十几口人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呼呼大睡外,没几个是合眼的。石开听得仔细,父亲和母亲不停翻身叹气,四哥的房内打熄灯起就没断过声,没几支烟功夫,那边突然响起嫂嫂的哭声,而且整整一夜没停……
  第二天早晨,石开醒来,见自己的枕头边湿了一大片。他顾不得自己的事,赶忙跑到四哥的屋里。
  “哥,嫂子呢?”
  “回娘家去了。”
  石开见四哥独自抽着闷烟,不知如何是好……
  (金石开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机化专业学生。他把4个哥哥贷的款交完学杂费后,只剩455元。开学一个星期后,听说学校能为部分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减免学费,于是他赶紧写申请……)唐丽霞是金石开高一级的同学,高考成绩也是当地的“状元”。但她没有金石开那样有4个哥帮他。她只有一个妈,一个弟,和一个患糖尿病在身的后爸。
  这样出身的女“状元”,注定了她的大学路要比别人艰难得多。
  唐丽霞的家在安徽贵池的一个渔村,离长江很近。父辈都是渔民,河边的那两间并没有多少年头的茅棚,记载了她家并不长的半渔半农的历史。唐丽霞对童年的回忆特别充满感情,因为那时有她亲生的父亲。
  在唐丽霞呱呱落地的时候,北京正在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而她父亲遇上了好机会,由原来的划小舨打鱼,改成了承包大机帆船跑运输。童年时的唐丽霞很幸福,父亲每次远航回来总能带好多城里人才能吃上用上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她在同龄的小孩中自然而然成了“头儿”——她靠小玩艺赢得了大多数小伙伴儿的拥戴。于是她养成了“疯”毛病,不知啥是委屈啥是苦。父亲说,女孩家太野了不好,于是到处给联系上学的事。后来她就进了一家子弟小学。父亲还是那么爱她,每次回家总先到学校看她,再就是放下很多她喜欢的食物。放假时,父亲还把她带到船上,整整在南京呆了一个月。每次上岸,父亲总拉着她,一看到哪单位的门楣标牌,就让女儿念一念。“不会的都记下,回去查字典。”父亲说。她因此在假期多识了好些字,开学时直被老师夸。
  9岁那年的冬天很冷,那天小丽霞睡得早。一睡下去,她就想起父亲,因为父亲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回家了……时过半夜,睡梦中她突然听到有人在堂屋悲痛欲绝地大哭。她“噌”地从床上坐起,定神又听——不是梦,是有人在哭!她赶忙穿上衣服往堂屋走,结果被姥姥一把抱住。“儿啊,我苦命的儿——”姥姥放声嚎哭。半晌,小丽霞才明白是自己的父亲死了。
  “爸爸,爸爸——!”小丽霞拼命地哭喊着,可连父亲最后的一面也没见着。后来她才知道,父亲因长期在外风餐露宿,得了严重肺结核。
  由于没能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大人怕传染孩子,故没让她和弟弟上医院与父亲见最后一面。唐丽霞对此感到终生遗憾。母亲告诉她,父亲临终时拉着母亲的手不知说了多少遍这样的话:“我只牵挂两个孩子,他们都很聪明,是读书的料。你无论吃多少苦,也要让他们念书,念中学,念大学。”母亲在那天晚上,一手搂着小丽霞,一手搂着儿子,一边流泪,一边不停地说:“你们一定要听话,妈就是做牛做马,就是挨家讨饭,也要供你们上学……”
  孤儿寡母的生活艰难异常。没有文化的母亲,只能靠仅有的宅前一亩鱼塘和二分自留地养家口。看到母亲天天从早忙到黑,小丽霞也仿佛一下长大了。上学回来,她就动手帮妈洗衣服、做饭和收拾屋子。女孩子手脚灵巧,小丽霞学会了上面的事,又开始琢磨起帮妈挣钱的事儿,她知道父亲去世时还欠了一笔债,如今她和弟弟念书也要不少学费啥的。
  “妈,我也去抓螺逮虾!”一到四五月份,母亲每天都是早上4点起床下河,然后再等天亮上街去卖。这一天,小丽霞向妈提出要求。
  母亲看了看她,点点头。十来岁的女儿从此踩着母亲的脚印,不管是春还是夏,是秋还是冬,只要能下水,她就下水;只要不耽误上学,她就把所有本该属于天真烂漫的童趣时光,全都用在为母亲减少一份负担的辛勤劳作上。她因此有几好次险些被滚滚激流冲走,又无数次在大街上受人欺凌的经历,但她都顽强地挺了过来。
  上初二时,继父来到了她家。老实巴交的继父除了整天埋头干活,对小丽霞和她弟弟都不错。但要强的女儿,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帮大人做些事,因为她想把书读下去,中学的学费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也并不轻松。
  唐丽霞决心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打这起,她开始做买卖。河塘里的鱼虾因污染而捕捞不到了,她便上岸跑码头。人们看到,唐家的小姑娘不是在夏天推出板车卖西瓜,就是在冬天沿路摆摊卖瓜子。唐丽霞呢,不管别人用什么眼光看着,她的心里总是那么灿烂,因为她看到自己能用自己挣的钱交学费和买些学习用品了……
  上高中了,本该应当集中精力,偏偏继父又日趋消瘦,一查,是糖尿病。有人背后说唐家的孩子都是苦命,可唐丽霞没有流泪,她把满腹的苦涩留在肚里。她知道,在所有这些不幸中,母亲是最苦的,她要为母亲承担痛苦。
  她不得不继续边上学边做小买卖,学习是不能放松的,挣钱也是一点不能少的。她几次在做买卖的路上晕倒醒来后又背上书包赶到学校,又有几次在放学的路上因做买卖而遇雷雨交加,被通体浇得嗦嗦颤抖。她不是不想哭,可她想到家里比她还辛苦的母亲和躺在床上的继父,以及也在上学的小弟。她不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走……
  1996年7月,唐丽霞以580分的高考成绩,荣获所在中学的“状元”。
  知道录取的那一天她哭了,母亲也哭了。“好孩子,你亲爸可以在九泉之下开心地笑一笑了。”母亲对她说。
  女儿抬起头,像突然发现什么似地惊叫起来:“妈你的头发呢?
  啊,怎么剩这么几根了?”
  “掉的。妈老了。”母亲苦笑道。可女儿知道,她才42岁呀!
  “妈,你太苦啦!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去北京念书呀?”女儿忘情地伏在母亲的怀里“呜呜呜”地痛哭起来……
  唐丽霞,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大三学生。她到学校报到时,继父把自己治病的钱全给了她。交完各种费用后,只剩200多块钱。
  她没有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别人,学校因此也一直不知道。她说学校贫困生很多,还有比她困难的。并说自己从小做工干活惯了,能养活自己。故在这之后的两年多里,她靠打工和母亲寄些钱来维持。但后来继父病情越来越严重,今年4月中旬,母亲急电催她回家,她火速赶回安徽贵池,看到了一个已似骷髅的继父。孝女的一声“爸爸”,使垂危中的继父从死神那儿转了回来。“好囡囡,不要惦记爸。回去读书吧。”继父使出最后的一丝力气想让女儿放心地走。4月23日唐丽霞回到北京,第二天下午6时,她给老家打电话,让邻居的人叫一声母亲。母亲在电话里告诉她:“你爸……
  在你走后就……”唐丽霞一听,脑中“嗡”地一下成了空白。许久,她重新拿起电话时,对方是弟弟的声音。弟弟告诉她:“妈说让你只管好好念书,她去给爸办丧事去了……”唐丽霞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她哆嗦着嘴唇对弟弟说:“你今年一定要考上大学,否则对不起妈。”弟弟说:“会的。我一定争取像你考个‘状元’!”安金鹏太幸运了!他是代表中国高中学生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被“中国第一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免试直接录取的1997年新生。那天他接到北大“入学通知书”后,给第一个看的人就是自己的母亲。
  “妈,你看,我终于可以上大学了!而且还是北大!”儿子喜出望外。
  母亲一边擦着泪,一边双手颤抖着看那份烫金字的大学通知书,她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十分自信地对儿子说:“小鹏,妈知道你一定能考上北大的!这回,妈还要陪你到北京,送你进大学门!”
  9月5日,安金鹏早早起了床,因为再过一个来小时他就要离开自己的家,到北京去报到了。他发现自己在此生活了十几年的那幢破旧不堪的农舍里早已腾升着袅袅炊烟,跛着腿的母亲则在灰暗的锅台前忙上忙下。
  “快来吃,妈给你把面煮好了。”母亲像往常一样麻利地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
  儿子端起碗,怎么也吃不下去。他知道这碗里的面是母亲昨天用5个鸡蛋从邻居那儿换来的,而母亲那只跛腿也正是前天为了多给他筹点学费,推着一平板车蔬菜去赶集时扭伤的。安金鹏想到这里,顿觉手中的筷子重如千斤。他放下碗,走到母亲的跟前跪了下来,他抚摸着那条肿得比馒头还大的脚,哽咽着问道:“妈,你的腿好疼吧?”
  母亲将儿子扶起,轻轻为他擦泪,摇头说:“不疼,妈看到你考上大学,心里比蜜还甜。真的……”
  “妈——”儿子再也忍不住了,那赤子的哭声惊动了四邻。
  家在天津武清县大友岱村的安金鹏同学确实是中国5000多万中国中学生中最幸运的一位,这倒不是他今天能考上北大这所著名学府,而是他有一位比泰山更伟大的母亲始终如一地在他追求“大学梦”的路上,给他作着背脊,给他架桥铺道——同所有贫困农家子弟一样,安金鹏从生下那天就开始与苦结伴。
  小时候,他便知道父母为了给有支气管哮喘和半身不遂的爷爷奶奶看病而拖了一身债。7岁上学那年,几块钱的学费也是母亲从别人家借来的。可小金鹏发现自打他上学后母亲反倒一直不爱坐在他身边看他做作业。后来他明白,他手里常使的用细线捆在一根小棍上的铅笔头是从同学扔在地上捡的,练习本则是用橡皮擦了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用了的旧本本……母亲不愿看到这些,看了她更伤心。不过好在母亲也有高兴的时候,因为学校每次考试,儿子总是全班第一名。聪明的小金鹏,上初中就把高中的数理化课程给学完了。1994年5月,天津市举办的初中物理竞赛中,小金鹏是市郊五县学生中唯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娃,并因此被天津一中破格录取。当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报喜时,万没想到家人竟没有一点儿喜色,反而密布了一层愁云。原来奶奶刚去世,久居病榻的爷爷又紧接着生命垂危。
  一万多元的外债像一座高山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懂事的小金鹏默默地回到自己那间小屋,然而他怎么也忍不住心头的酸苦,眼泪整整流了一天。
  傍晚,小金鹏在里屋听外屋的父亲和母亲争吵不休。原来,母亲要把家里的那头怀上驹的毛驴卖掉好让小金鹏到天津上名牌一中,而父亲怎么说就是不同意。而正是这一阵高过一阵的争吵声,让久病的爷爷听到了,老人家知道孙儿是因为自己的拖累而无奈的,他觉得再活在世上是全家无法摆脱的枷锁,便选择了一条绝路……
  第二天醒来,小金鹏得知爷爷已永远离他而去,哭得死去活来。
  他明白这一切的发生都与他上学有关。当他伏在爷爷那冰冷的尸体时,他真想对父亲和母亲说一声我这个书不读了,可他没这勇气——他太渴望读书,太渴望将来上大学了。
  埋葬爷爷后,债台高筑的家里又多出了几千元债务。过了两天,小金鹏和父亲一同发现家里的那头小毛驴不见了。父亲马上猜到了,于是铁青着脸问母亲:“你真把毛驴卖了?以后盘庄稼、卖粮食你用手推、用肩扛啊?这一头毛驴也才几百块钱,能供得起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
  那天母亲哭了,她几乎是吼着回答父亲:“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
  他考上市一中在咱全县是独一份,咱不能让穷家把娃的前程给耽误了!明白吗?我、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一辈子,也要让他上学、上大学……”
  金鹏捧着用毛驴换得的600元钱,真想给母亲跪下磕上几个头。他发誓一定好好学习,读好中学,考上大学,报答父母之恩。
  秋天到了,金鹏回家取冬衣,他一进门就愣了:“爸爸,你的脸咋这么黄?人也瘦了好多……”
  病榻上的父亲苦笑了一下,没有理会儿子的话。可懂英文的儿子一看桌上的药瓶说明书,顿时吓了一跳:爸吃的可都是些抑制癌细胞的药呀!
  他找到了母亲,悄悄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一脸痛苦地告诉儿子,在金鹏到天津念书后,爸就开始便血,一天比一天严重。母亲急天急地借了6000元钱,到天津、北京给父亲查了一遍,最后确诊是肠息肉,医生说要尽快做手术,可父亲死活不同意再借别人家的钱。“医生说不动手术病会更难治,我寻思就是踏破天也要为你爸把看病的钱借来。这事千万别对你爸说,他穷怕了,一提钱就整夜整夜睡不着。”
  那天金鹏帮母亲在田头干活时,邻居告诉他,说他的母亲一个人既要为父亲看病,又没人帮她种地,一个女人家没足够的力气把地里的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没钱雇得起人使用脱粒机,于是她只得熟一块镰一块,然后用平车拉回家里,等晚上再在自家的院子里铺一块塑料布,搬来一块大石头,用双手抓起大把麦杆在石头上抡打着将一粒粒麦子脱尽。整整几亩地,母亲全是靠这样……金鹏没等别人说完,便飞身回家一下搂住为他补衣的母亲大声哭泣着说:“妈,我再也不去上学了,我要在家帮你干活……”
  母亲转过头,那双含着泪花的眼盯着儿子,坚定地摇摇头:“好孩子,妈顶得住。你在学校好好念书,念出好成绩,考上大学,妈就有力气,明白吗?”
  金鹏点点头,他知道母亲多么看重自己的儿子将来能上大学!他也明白,对一个农家子弟特别是贫困的农家子弟来说,考上大学才是最大的希望所在。儿子的前程,在母亲的心目中比她自己的生命还要重百倍、重千倍!金鹏终于懂得了只有自己好好地读书,才能对得起母亲,除此别无他路。
  他回到了学校。由于家庭负债累累,安金鹏的生活费每月只有60元到80元,这么点钱在大城市里生活怎么过呢?可他知道,就是这几十元钱,也是母亲每天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攒,把全家所有可能积攒得出的现钱给他送来,而她和有病的父亲及弟弟只能在家吃腌菜拌汤过日子。母亲知道儿子在城里不容易,又是长身体的年岁,便每月都要步行十几里路去批发20斤方便面渣给金鹏送去。每次送方便面渣时,母亲还特意赶到6里外的一家印刷厂讨一包废纸给儿子作演算草稿用。除此,母亲的布包里还有一件金鹏熟悉的推子,那是专为儿子理发用的。母亲对儿子说:“你现在是在城里读书,出去得像个样。可咱家没钱让你上理发店,所以妈每个月来为你理一次发,省下钱你就多买个馒头什么的,把肚子填饱。
  啊,听到了吗?”
  金鹏点点头,什么话都说不出。
  在学校,金鹏是唯一在食堂连素菜都吃不起的学生,馒头、方便面渣和咸菜就是他的一日三餐。母亲捎来的废草稿纸用完了,他便到校内外捡那些一面没印字的废纸用;他进中学从没用过一块肥皂,洗衣服时便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然而这样艰辛的学习生涯从没有使安金鹏自卑过,因为每当苦难压得他喘不过气时,他便想起了母亲。是母亲给了他力量,给了他智慧,给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而他也无愧于母亲那大海般的慈爱,成为出类拔萃的学子。
  安金鹏终于笑着走进了大学门。那是因为在他身后有母亲那一片无比灿烂的阳光照耀着……
  现在就读中国农业大学的王文喜同学也有一个母亲,但却与安金鹏的命运几乎相反。
  1998年4月29日凌晨,不知为什么我怎么也睡不着,其实到农大采访是前两天我就给自己安排好的,然而我却一直被一种说不清的心境搅得睡不着,4点来钟就再也无法入眠,后来就等着天亮“打的”到了地处北京西北郊的农大。在京的几十所大学中,农大无疑是离京都城区最偏远的院校之一。出租车司机在出圆明园西路后指着沿街两边的房子说,“过去在这儿呆的都是京城最穷的人家,现在在这儿呆的都是些穷单位。”我不知他的话对不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农业大学的学生则大多来自农村,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村居多,故而这里的学生会比其他十几万京城大学骄子的家庭境况要困顿得多,他们的“大学梦”自然做得更苦、更酸涩……
  王文喜同学就站在我的面前,文静、内向,一副很虔诚的学子样。
  他扯扯衣角,说一年前你看到我肯定不会认为我是个大学生。
  “为什么?”我问。
  “穷呗。”
  “穷?但穷并不能改变你实际的身份呀?”我有些不解。
  “能的。”王文喜肯定道,“给你说吧,告别家乡到了首都北京,向学校交上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一笔数目的钱后,我手里几乎空空如洗。
  开学第一个月每人交100元钱办理一张饭卡后,我口袋里只有69元,这是我的全部‘可动财产’。在北京一个月基本生活伙食费像我们学校也得200多元吧,可第一个月过后我那69元竟还留下好几元。你说我吃什么这么省?
  嘿,你能想得出来……其实你们北京人想都想不出来。2元钱过一天你说我咋个过法么!别提了。”王文喜往上一仰头,把话停了下来。
  我静静地等他擦了擦鼻子。他说:“新生刚进校就是军训,那些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是咬着牙挺起来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一个从小吃尽苦的农村娃儿竟连军训这样的事都挺不过来,我好自卑,恨不得自己抽自己嘴巴。可我有什么办法?一天2元钱买饭买菜,大小伙子一个,又要那么强的运动量,能不垮么?别的同学吃一顿花的钱我得用一天两天。于是为了躲避难堪,每次吃饭时我总远离同学,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老躲着大家。一天又一天,这样,渐渐我养成了一种习惯似的,什么事、什么场合都这样,而且又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自己因为穷才这个样,人家以为我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而我自己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摆脱不了穷的阴影。其实我想摆脱也是摆脱不了的,我就是没钱么!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内心还有一桩比口袋没钱更重的负担,那就是因为家里没钱而从小不让我上学的母亲。你不知道,在离开家乡到首都北京上大学的那一瞬间,我就曾暗暗发誓再不让母亲为我上学而愁花钱了。可我知道母亲她还是那样的担忧我来北京后的日子怎么过。那些日子里,我时常为这事在梦中哭醒。后来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上是这么说的:‘……妈妈,我深深地理解您的苦楚,儿现在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一切都够用了。如今您老身患重病,我将有计划地节省一部分钱给你寄去看病和生活……’”“你上大学哪来什么工资?”
  王文喜同学苦笑道:“我妈哪知道这个?都说上了大学就是进了天堂,当了圣人。”
  “那你也不能用这样的话对老人家说,你自己在学校本来就过的什么日子么?”我摇摇头,有些责怪道。
  “这些我都知道,可你不知道我为了读书、为了进这个大学门,我有多难!我妈有多苦!”王文喜说完这话,长久地没跟我说一句话。
  他再跟我说话时,早已泪洒满面。后来他给我细说了一个出身在当代中国贫困农民家庭的大学生所走过的那漫长而凄怆的求学路——1974年6月2日,我出生在祖辈居住的一个窑洞里。我们那儿地里不长啥庄稼,十年九旱。自我懂事就记得没什么吃的,妈为了住我们姐妹兄弟5个的嘴,只好经常到地里铲野菜,她唯一的一条洋棉裤子补丁加补丁,不知穿了多少年。父亲告诉我,说妈生下我的头天就出门左边一头驴、右边拉根绳地在田里耕种起来。当妈的这个样,似乎也就注定了我这当儿子的命运从小将与苦难相伴,同样也注定了母亲过度劳作而重病缠身的一辈子痛苦。七七年,外婆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树棒送给了她可怜的女儿。
  我父母就这样凑合搭了两间小屋,我们全家从此结束了住窑洞的日子。虽然窑洞不住了,可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相反,父亲在当年12月份因患胃癌无钱医治而突然离我们而去。我和姐姐们趴在父亲冰冷的身上哭啊哭,但父亲再也不跟我们说话了。自然遭到打击最大的还是我妈,因为她要独自带我们5个娃儿。我最小,当时才不足4周岁。没有人能帮妈干地里的重活,所以一到农忙时,我常见妈哭。咱家乡缺水,辛辛苦苦种一年地,收不上来几斤粮食。“种了一袋子,收了一抱子”,这句俗话正是我家乡的真实写照。可这种几乎是几千年不变的景况,苦了我可怜的妈,她凭全家唯有的一头驴,耕作着贫瘠的田地,从年初干到年未,却连我们几个小孩的嘴都不饱。后来母亲发现旱地里能种土豆,于是就种了不少土豆。收了土豆后,她便用锅煮熟晒干,再用袋子盛起来。等没吃的时候就拿土豆片来喂我们,我们姐妹兄弟就是这么活下来和长大的。家乡的穷苦人家都是用嫁女儿的聘礼给儿子娶媳妇,因此我妈也是每出嫁一个女儿,就用收得的聘礼再娶回一个儿媳。
  生活在这种家境里我怎么能上学呢?到9岁时我还没进过学校门。
  后来村上办了个学校,不要交学费,一学期只花两块钱买本子和铅笔。村上的娃儿都上了学,我就跟着上,可妈她不同意,说我去上学后谁给她在耕地时“放样”?谁帮她捡柴火?母亲伤心地哭着,懂事的我明白后,就说我不去上学了。10岁时,村上又有人来劝导,出嫁的姐也做妈的工作,这次妈松口了。我终于第一次进了学校——古坝村小学。上了学,可我心里仍惦记着帮妈做事,所以每天不等放学,我就拼命往家赶,放下书包背上竹篓子,一边放羊,一边沿路捡柴火。因此我一年级时,考试常常得零分。二年级时老师鼓励我、帮我,于是我放学后虽然还放羊,但也带上书本,我的成绩因此也上去了。可家里没人识字,我成绩好不好他们都不知啥意思。但要是等我把学习用的本子和铅笔用完了向妈再要钱时,妈装着就是听不到。有一次我死缠着她要两毛钱,因为我的本子早已经用完了。
  妈生气了,说她能养活我们几个娃儿都不容易了,你还要这要那?她操起门后的扫帚就打我。我当时哭得好伤心啊!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几乎每次在我提出要买铅笔、本子时,妈总是要打我一顿,打得我心惊肉跳。
  我疼得哭,妈就坐在一边摸着我的小脑袋也哭……
  到三年级时,对有些事我开始懂得了。因为家太穷,又没爹,一些同学就骂我“开头”、“穷死鬼”。我那时已13岁,大小也知道点面子。
  别人骂我、逼我,没法,我就跟他们打架,可总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妈从不让我辩解,抄起家什就打我。我小小的心灵里感到有吐不完的苦处,我哭,我疼,可我没办法向谁诉说,真有几次想死了得了。但我知道死了就不能念书了,于是只好抹把泪,忍着。有一次我又与骂我的同学打架,人家的家长知道后堵在路上追着打我,打得我鼻口流血。母亲一气之下就再不让我上学。我好懊悔,可知道自己在别人欺负我时吞不下气、管不住手的毛病。从此我便跟着妈一道起早贫黑下地干活,农忙时倒不觉得啥,每天在地里干累了回家往炕上一睡就天亮。可到了农闲,我心里就难受极了,天天跟在毛驴后面,双手扶着犁把,眼神却一直往学校那个方向瞅……那时我觉得世上最幸福的事就是在学校上课,而且暗暗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再让我上学,别人再怎么骂我,再怎么打我,我也决不回嘴、回手,因为我只想上学读书。后来村上搞“扫盲运动”,使我有幸第二次进了校门。我当时已14岁,在班上年岁最大,个最高。这回我学习特刻苦,成绩也好,常受表扬。可就这么大年纪,我还成天穿着开裆裤,家里穷得为我做不起一条裤子。这么大的人穿开裆裤,同学们自然会嘲笑我,连老师都另眼看我。有一次一个代课老师当众嘲笑我,我顶了几句,没想被那老师打得站都站不起来。
  上完四年级,要到离家15里的另一所小学——塘坊村完小上学。
  这时我妈觉得自己的儿子要出远门了,才用乡里救济的棉布给我缝了一条新裤子。穿上新裤子,我好像顿时觉得自己是个人似的,天天走十几里路也不觉啥。看到同学们有家长用车接送,我走累了见过路的拖拉机便往上趴,等别人一发现就赶忙往下跳。有一次跳车时急了些,摔得就差没断骨。
  塘坊村完小是我第一个远离家乡求学的学校。这个回民学校不但不收学费,且每人每月补6元钱。这个钱对我来说可不算少,我感到太幸福了。不过时间长了也有了难事。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房,冬夏都睡在地上,夏来热死,冬来冻死。头一个冬,我的两腿就冻出了冻疮,手也冻得脓血常流,痛得钻心一般。最使我难受的是,每月大家回家后同学们总是大包小包地带回许多馒头到学校,而我就连一点盐都带不起。我们是自己开伙,每次我只能是把面条放入锅里白水一煮就吃了,且都是两顿一起煮好。看到同学们吃白馒头,我真是直流口水。在塘坊村完小的两年中,母亲曾几次不让我再上学去,可每次她一提我就拔腿往学校跑。有一次班主任在课堂上针对几个同学数学成绩不好说了一句话对我印象极深,老师说:“贫苦农家的娃娃,只有靠读书才能走出苦难生活。”这句话我至今仍深深地烙在心里。
  而同时,我似乎也悟出了了一些人世间的事理,为此我开始深深地同情起我那受难的母亲了,再不跟她顶嘴作对。尤其每次回家看到母亲白发满头,驮着背在地里独自干苦活累活时,我心里好酸好酸。那年正好出嫁的姐姐送了我一辆自行车,于是我便每天不等放学就骑车赶回去帮妈干活。老师为此批评我,因为我的成绩因此而下降了。母亲知道后就天天在我耳边唠叨着说干脆休学得了。我不同意,但成绩掉下来是要命的事,眼看辍学又一步步逼过来。最后还是班主任和我姐说服了妈,使我又继续学下去。当时快要考初中了,我发愤赶上,终于考上了当地的河坝中学。
  上完四年级,要到离家15里的另一所小学——塘坊村完小上学。
  这时我妈觉得自己的儿子要出远门了,才用乡里救济的棉布给我缝了一条新裤子。穿上新裤子,我好像顿时觉得自己是个人似的,天天走十几里路也不觉啥。看到同学们有家长用车接送,我走累了见过路的拖拉机便往上趴,等别人一发现就赶忙往下跳。有一次跳车时急了些,摔得就差没断骨。
  塘坊村完小是我第一个远离家乡求学的学校。这个回民学校不但不收学费,且每人每月补6元钱。这个钱对我来说可不算少,我感到太幸福了。不过时间长了也有了难事。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房,冬夏都睡在地上,夏来热死,冬来冻死。头一个冬,我的两腿就冻出了冻疮,手也冻得脓血常流,痛得钻心一般。最使我难受的是,每月大家回家后同学们总是大包小包地带回许多馒头到学校,而我就连一点盐都带不起。我们是自己开伙,每次我只能是把面条放入锅里白水一煮就吃了,且都是两顿一起煮好。看到同学们吃白馒头,我真是直流口水。在塘坊村完小的两年中,母亲曾几次不让我再上学去,可每次她一提我就拔腿往学校跑。有一次班主任在课堂上针对几个同学数学成绩不好说了一句话对我印象极深,老师说:“贫苦农家的娃娃,只有靠读书才能走出苦难生活。”这句话我至今仍深深地烙在心里。
  而同时,我似乎也悟出了了一些人世间的事理,为此我开始深深地同情起我那受难的母亲了,再不跟她顶嘴作对。尤其每次回家看到母亲白发满头,驮着背在地里独自干苦活累活时,我心里好酸好酸。那年正好出嫁的姐姐送了我一辆自行车,于是我便每天不等放学就骑车赶回去帮妈干活。老师为此批评我,因为我的成绩因此而下降了。母亲知道后就天天在我耳边唠叨着说干脆休学得了。我不同意,但成绩掉下来是要命的事,眼看辍学又一步步逼过来。最后还是班主任和我姐说服了妈,使我又继续学下去。当时快要考初中了,我发愤赶上,终于考上了当地的河坝中学。
  上中学不再像小学那样简单,光学费就好几十元,妈妈硬着头皮找到学校领导,给我免了学杂费。但偏偏这所中学学风太差,同学们不好好学习,老师在外面做生意,几天不来上一课7,盼星星似的上一课就给你灌几节课的内容。回家我对妈一说,妈就接过话茬说,这种学校你还上它干啥?回家吧,过两年妈给你娶个媳妇,持家过日子。我听后连说了几个“不”字。其实在我们那儿比我稍大些的人就娶媳妇的事很普遍,妈说的也是实话,可我怎么也不想走那样的路。我要读书。这回是姐救了我,她给我转了一个中学,离姐家近的中宁县长山头机械化农场中学。这个学校要好些,所以我也特别卖命学习,多次获得竞赛奖。
  上学的日子就这么艰难地拼挣着,我妈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如以前了,病魔一直折磨着她,而她仍要下地耕作。我唯一能做的也只是每周回家力所能及地帮她干些活。初中毕业后,母亲在病榻头长一声短一声地对我说,你要是再想念书,就只能报中专。我知道报中专是许多农村家长希望子女走的一条路,因为这条路既可满足子女们上学的愿望,又可解决家长们的负担。中专出来后就可以参加工作挣钱了,而上高中如果考不上大学在家长们看来是极大的浪费,不值得。看着妈那满头白发和满脸的绉纹,我无言可语。然而我的内心又多么想现实自己的“大学梦”。考中专和考高中偏偏又是在同一天,而且只能报考一样。那天我的两条腿紧张得直抽筋,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往哪儿走?后来我还是进了考高中的教室……
  但出了考场,我知道尽管自己作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可要过妈这一关太难太难了。果不其然,在我上高中的头一天,妈拖着重病,从40多里外赶到学校,硬是把我拖出了教室。当时我完全不知所措,只有眼泪在我脸颊上流淌。我多么不愿意离开学校,可看着母亲那近似乞求的目光和不可抗拒的神色,我无可奈何地跟着她走出学校……
  当走出校门时,我知道这回可能是永远告别读书生涯了。那之后的日子里,我天天同母亲一起下地,可站在田野里的我,望着苍天和黄土,整天发呆。母亲或许看出我的心思,便开始给我张罗相亲的事。有一天,她带着我越过一道又一道丘,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来到海原县的一个农户家。我见到了那个“对象”,她比我还大两岁,一看那傻乎乎的样,我心里就别扭。回家的路上就对妈说我不同意这门亲事。妈则开导说,山里的姑娘聘礼要得少,我们穷人家能娶上一个媳妇就是造化了,你还有啥嫌的?
  可我说什么也不愿。没法,我便偷偷跑到学校找到了高中的班主任,诉说了自己的心思。班主任同情我,他又找到我姐,俩人坎坎洼洼跑了几十里路找到我妈。那天他们在屋里说事,而在外面的我就像经历了一场命运的生死抉择。我记得清清楚楚,天快黑的时候,班主任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见我蹲在墙角处,便直径走过来。他说的话让我整个心儿都感到震颤:“你妈太不易了!王文喜,好好学习吧,千万不要辜负了她老人家……”
  我听后呜呜地大哭起来,我是跪在地上哭的。当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再比我母亲更伟大的人了,她的那份恩爱我一辈子都还不完!
  这是我第四次缀学后又重新进了校门。但是,穷人家的孩子进了校门未必就能把书读完读好。说句实实在在的话,高中三年,为了不再使缀学的恶梦在我身上发生,我完全是用自己的肉体验证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新上的学校是中宁县鸣沙中学,离我家很远。平时没有钱买回家的车票,所以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我都不回家。我是这个学校唯一的外县学生。同学们一周回家一次,带足了伙食再来上课。可我一个学期只回一两次,每次从家背一小口袋妈炒好的熟面和一壶咸菜要准备过好几个月。学校里同学们吃饭都得把自己带来的食物蒸好后上灶去端,每逢这时,我可怜极了。
  因为我总是两手空空,所以开饭时同学们争先恐后去灶前端饭时,我就装着自己根本不饿似的跑到教室里伏在桌子上睡觉。实在饿极了,我就等课间同学们玩的时候一个人悄悄跑到宿舍抓一把炒面用水冲一冲、搅一搅便吃了,也不管水开不开。日久天长,我的胃得了病,现在还没好,一疼起来浑身冒汗。一到星期天、节假日,同学和老师们回家后,宿舍里就孤单单地留下我一个人,日子便更难过了。一两天吃几把面糊糊是常有的事,夏天还好些,有些同学家里需要人手干些农活,我就跟他们回家帮忙也能填个肚子。可冬天就惨了,白天吃不上,晚上宿舍里冷得厉害,我只好夜里起来到操场上跑步取暖。时间长了,到高三时,我身体顶不住了,经常头发晕。后来好心的班主任看我实在太可怜,便让我到他家,每周末使我能吃上一顿饱饭……
  就这样我读完了高中。由于长期在贫困与压抑的状态下学习、生活,又临场没发挥好,第一年高考没考上。妈知道后说什么也不让我再进校门了。
  这回我又忍忍心没听她的,重新补习,终于在95年以当地前几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又是惊喜又是悲伤,惊喜的是我终于考上了大学,悲伤的是妈妈此时已成了个躺在病床连说话都没多少力气的69岁老人。在我离开家准备到北京上大学与她告别时,老妈只有流不尽的眼泪和一双颤抖不止的手在拍打床铺……
  王文喜说到这儿再没往下讲,那发颤的双唇叫人看后钻心地疼。
  “你妈现在怎样?”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她了。姐姐来信说她病一直很重,就是舍不得花钱去看病。”
  “她有钱看病吗?”
  “有些。我给的。”
  “你?你连填自己的肚子都成问题,拿什么给她寄呀?”
  “总是有办法的。再说学校和同学们给我不少帮助……”
  “寄多少?”
  “每月50来块吧。”
  我觉得这事发生在一位几个月只吃百十来元伙食的大学生身上,简直不可思议。但他确实坚持这样做到了。
  “姐来信说,妈拿着钱从来不用。邻居去看她时,她便把钱拿出来说,你们看,我娃上大学挣钱了……”
  “老人家多么可怜哟。”我对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知如何表达对这样一位中国母亲的感情。斜阳下,校园绿色的草地上,倒拖着王文喜细长细长的身影,“瞧你这个样,何必非那样做么?”我指的是他寄钱回家的事。
  王文喜坚定地说:“我只想让苦了一辈子的母亲知道儿子是有出息的……”
  唉,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让人心疼的母亲。
  一个让人心碎的儿子。
  “李骏,祝贺你成为我市今年高考状元!”1997年度的高考成绩在市报上公开后,以672分高分取得理科第一名的李骏,一时间成了苏北盐城的“新闻人物”。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前来向他祝贺。
  “状元有什么好的?念不起还不照样白搭!”谁知李骏把高高兴兴的一帮人给噎了个闷棍。
  “李骏,这是怎么回事?你不仅是咱盐城市状元,而且也是全江苏第三名,复旦大学又以第一志愿录取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呀!”李骏的班主任有些生气了。
  “老师,我不是成心的,你不知道我家……”李骏说着,鼻子就酸了起来。他把头扭到一边,不想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伤心。
  “家里怎么啦?”
  “您就别问了,我根本就念不起……”李骏知道再说下去,非哭出来不可,便借故甩下老师和同学径直回了家。
  唉,这就是我的家!李骏望着自己家的那间即将搬迁的小平房,强忍住泪水。他弯下身子走了进去,见奶奶正在吃力地从小阁楼上把他6年中学期间获得的一大叠奖状证书取出来整理收拾。“孙儿,听说快要搬迁了,奶奶帮你把这些宝贝给理一理!”奶奶一边用布轻轻地擦着那些红皮的、蓝皮的、烫金的各式各样证书,一边用欢喜的口吻问孙儿:“都在说你成状元了,状元可了不得呀,旧时那状元郎要接到皇宫里,皇上还要亲自颁匾哩!孙儿啊,现在兴啥?就兴让你上啥复旦?复旦是哪儿?”“奶奶,在上海。”李骏大声在奶奶耳边大声说道,然后反问道:“奶奶,你说我们上得起复旦吗?”奶奶不明白,问为什么考上了大学咋还上不起?“奶奶,入学通知书上说了,一年光学费就是4000元,还要每月好几百元的生活费呢!”李骏尽量给奶奶说得清楚些。“咋这么多啊?”“对,所以,奶奶,我们上不起大学了!”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不明白这个理:“那你状元还算不算了?”孙儿无奈地朝老祖宗说:“算!状元还算!”“算就好。
  算就好……”奶奶一听这,就放心地继续干她手上的活。李骏则长长地叹着气,两眼无神地落在这间伴他度过了20年的小屋。这是他和父母及奶奶4口人长年居住的家——一间不足15平米的小屋。因为拥挤不堪,从中学起的6年里,李骏便住在用一块木板架起的“小楼”上。那是一块上不能伸头、下不能蹬腿的蜗牛地——李骏这么称自己的天地。但就在这块小蜗牛天地里,李骏默默苦学,先后拿下了16项(次)全国、全省的数理化竞赛奖,成了班上年年优秀的好学生。李骏知道自己家贫寒,所以他从不嫌弃自己家里的每一块地方尤其是那小阁楼,只是如今想到自己无力去上大学而觉得有愧于为他学习作出了那么多贡献的一板一凳……
  李骏的父亲李立林是下乡知青,回城时,小李骏才6个月。母亲蔡苹虽然解决了户口,但一直没工作,且有先天性残疾。全家的经济来源只有靠在锅厂工作的父亲那几百元的微薄工资。李骏的父亲后来因腰椎盘突出而长期请病假,工资就更少了。3年前锅厂又因效益不好,基本停发了李骏父亲的工资。打那以后,全家人就靠上街卖报纸为生。李骏懂事,虽说他生长在这么困难的家庭里,但他从不自卑,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为了帮助父亲分忧解愁,他用稚嫩的双肩分担家里的重负。
  放学回家,他帮奶奶洗菜做饭,吃完饭后又上街替换卖报的母亲。别人家的小孩子,逢年过节又是玩来又是吃,他李骏就一整天一整天地跟着父母在大街上卖报吆喝。就是在高考前3天,李骏还在帮着母亲卖报。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在参加高考的3天里,李骏天天还要抽时间替换母亲回家吃饭。
  然而现实对这位勤奋而贫苦的“状元”太不公平了。他接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下,即被上面的4000元学费和未知数的生活费给惊呆了。哪来那么大的一笔呀?父母栉风沐雨、起早摸黑一个月也就是三四百块钱,仅维持全家4口的生活就已经极其艰难。李骏学的是理科,他对自己家眼前的景况和一旦上大学后的这两笔帐太清楚了,所以从接到入学通知书那阵起,他的“状元”之喜,早已烟消云散。
  当那些比他成绩差一大截、录取学校也非重点的“准大学生”,一个个喜气洋洋地串门走客、设宴阔请时,李骏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照常跟着他的妈妈在大街上卖报吆喝。倒是一些好心人却在为他悄悄做着事……不几日,《盐阜大众报》记者将他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进复旦大学的事刊登在报纸上。一时间,引起盐城人民强烈反响。与此同时,一位在盐城工作的复旦校友给母校领导反映了李骏的情况。
  李骏的命运一下发生了巨变。
  “你是李骏吗?我是复旦大学学工部应岳林老师啊,你的情况我们学校已经知道了。校领导非常重视,让我转告你三点:只要你努力学习,我们复旦不会让经济困难的学生辍学的;二是我们有减免学费的政策,你的情况我们核实后一定会妥善解决好的;最后我们学工部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其它事你来了再说。记住:一定要来报到……”9月13日,李骏突然接到这一令他喜出望外的电话。虽然当时他心里仍没底,但第二天他还是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后,直奔上海。
  15日早晨刚到7点,复旦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应岳林家的电话便已经响起:“什么?你是李骏同学呀!好好,你在校门口等着,我马上就去!”
  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李骏就像是在做梦:他先被领到学工部新生报到处报到,然后又在应老师的协助下把宿舍安顿就绪,中午前他刚到校门口品味一下自己是否真的进了“复旦”,即被几位记者团团围住,请他讲讲作为一个新大学生对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的感想。
  “我……我要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为新世纪祖国建设而读书!”
  李骏终于激动地掉泪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真的进了大学,而且在代表复旦万余名大学生向祖国倾诉衷怀。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刊出了李骏在复旦校园的大幅照片,这回“状元”真的露脸了。
  李骏的“状元”没白当。但像他这么幸运的人毕竟不多。赵永均就比李骏的命运差多了。
  赵永均在内蒙古赤峰老家的那块地方,成绩也是响当当的。方圆几十里,哪听说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而且是名牌大学?
  可赵永均那天到南京的东南大学报到时他好心酸。
  场面好热闹,他赵永均长这么大还真是头回见:如潮的汽车,如潮的人流……赵永均开始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后来反应过来都是家长们成群成队来送新生报到来的!乖乖,车真好!瞧,那学生的后面简直是个“运输大队”呀!啧啧,不知哪个地方来的娇小姐,跟爸妈分手时还来个吻别!
  好奇。新鲜。目不暇接……但等赵永均清醒过来,他猛然发现自己与这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看看,人家也是新生,却在父母和亲人们的簇拥下个个像进宫殿的小皇帝那样趾高气扬,而我赵永均孤单单地穿着一身绉巴巴的衣服,手拎两只塑料旧包,整个就像“流浪汉”,充其量也是被人看作“打工仔”。他顿时脸上火辣辣的,慌乱地低下那颗从不轻易低下的头,像做什么错事似地靠着路边走。兴许因为只顾盯着自己的脚尖而没有注意前面,他突然猛撞了一个与他同年龄的新生。那新生嘀嘀娇地尖叫了一声,于是旁边的一位满身珠光宝气的中年妇女看样子定是作母亲的,狠狠地朝赵永均白了一眼:“走路怎么不看人哪?”说完,那女人拉起自己的宝贝大学生远远地躲开赵永均,嘴里嘀咕道:“怎么大学里还让叫花子进来么?”这话赵永均听得清清楚楚,他顿时全身像被触电似地僵在那儿……
  许久,他那颤动的手不自觉地伸到口袋里——没错,是与别人一样的入学通知书!赵永均仿佛一下有了救命的力气,他看看从自己身边匆匆走过的人流,张开嘴巴就喊:“我不是叫花子,我也是大学生!”
  可他发觉怎么也喊不出声,只有那苦涩的泪像决堤的潮水涌出眼眶……
  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我的这副行当寒酸么!不就是因为我没有父母护送着跟来报到么!我父母……赵永均一想起在大草原上的父母,再也没了想喊的力气。
  赵永均忘不了那天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的情景。
  “妈、爸,我被东南大学录取了!”赵永均最先把入学通知书给了妈看,然后又给继父。他想这回得让辛辛苦苦好几年供自己上学的父母大人好好高兴高兴,但却半天不见老两口说一句好听的,继父干脆长叹一声后背着手出门去了。
  母亲更怪,躲到一边竟抹起眼泪来。
  赵永均一愣,问:“妈你咋啦?”
  母亲抬起泪眼说:“孩子,家里哪付得起那么多钱呀?”
  儿子听这话,才明白了一切。父母是被入学通知书上的4000多块学杂费给闹的。赵永均低下方才还是那样骄傲的头颅,泪水一下溢满了眼眶,但他倔强地没让它流出来。他轻声地说道:“我知道这……”
  赵永均确实知道父母在哀叹中没有说出的苦处与难处。6岁那年,赵永均的生父去世,当时母亲一个人带着连他在内4个小孩,最大的还不能帮她干活,最小的才刚刚会走路,日子过得非常苦。许多年后,继父才走进了赵永均家。在这片贫困的草原与山丘组成的边远乡村,人们祖辈过着以放牧养畜为生、自给自足的部落式生活,交通的闭塞、信息的落后等等客观条件制约,即便你守着一座金山又能怎样呢?何况赵永均知道自己家连像样的几头马都没有,家人的生活每年都有三四个月的短缺。如果不是他自己咬着牙坚持上完小学上初中,上完初中又上高中,他早该到了跟人去远山相媳妇去了。赵永均心里明白,在他家乡,在他家里,像他这样一门心思想上学的人,除自己想法子外,不会有其它办法。至于家里,能不拖你后腿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第二天开始,赵永均就开始自己想辙。
  他赶了几十里路,先到了乡政府,人家告诉他乡里没地方拿出这笔钱,再说也不能补你一个人。看着人家根本没把他这个“状元”放在眼里,他发誓再不进这衙门。
  他还是采用了像上高中时的老办法——上亲朋好友那儿借。
  “你怎么老借没见还呀?”朋友早已生气了。
  “我、我不是刚高中毕业嘛。”赵永均每逢此时,总觉自己的底气特不足。
  “那就赶快上山里圈个草场啥的,要不出山上南方打工挣大钱去嘛!”
  “我都去不了……”
  “咋?”
  “我考上大学了。”
  “嘿你小子,有出息啦!”
  “所以想借些钱……”
  “多少?”
  “学费共4000多块,你看着给借吧。”
  “唉!这一借是没个期限啦!”朋友长叹一声,拿出500块钱:“日后发达了可别忘咱山里兄弟呀!”
  “不会。谢谢了。”
  赵永均又跑到亲戚家。
  “伯伯、伯母好。我考上大学了,想借……”赵永均刚说这儿,伯伯、伯母就把门一关,里面传出一句难听的话:“咱家又没菩萨,以后别老来!”
  赵永均“扑嗵”双膝跪下:“伯伯、伯母就是菩萨,侄儿我给你们磕头了……”于是,他的额上留下一片红肿与泥块。
  门,“吱嗄”一声终于沉重地打开。“苦命的孩子,我们也是没法呀!”
  “侄儿知道。等上我完大学了,一定加倍偿还。”
  “你就别嘴上说好听的了,上高中时你不也说过类似的话?”
  赵永均顿时无言。
  就这样,赵永均用了整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挨家挨户到亲戚朋友那儿借得了他认为可以上路的钱,于开学报名前来到南京……在97级同班同学中,他路程最远,却没有一个家人送他上学,为此他悄悄流过泪。
  (赵永均现在是东南大学大二学生。他说学校大概看他独立能力强,一进校就让他当班长。他因上学欠一万多元债款,没让家人知道,学校也不清楚。现在他主要靠假期打工解决学费和生活问题,日子过得仍极艰难。)今年4月,我到上海采访的第一个学校是华东理工大学,这个学校是上海几十所高校中贫困生最多的一所。学生工作部的老师特意给我介绍来了该校化学专业的曾祥德同学。在我面前坐着的这位瘦小的同学身上,看不到一点点在东方大都市上学的那种特有的上海大学生风采。他穿得上大下小,似乎蛮新的罩衣和很旧的球鞋,以及低着头、搓着手说话的情态,一看便明白地告诉你这是个“山里娃”。
  只有知识和语言属于这座著名大学的学子。果不其然。
  “我到上海读大学一年多,没上街出去过。只有在香港回归那天学校组织上了一次南京路,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了。”曾祥德同学说。
  “老师说你是95年考上大学的,怎么你现在才是96级生呢?”
  “我考上大学后整晚了一年才有学籍的。”他说。
  “为什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里没有钱,我就出去打工,给耽误了。”
  “那——你当时没怕失去学籍?那样不就遗憾终身么!”
  “我当然知道。可……当时什么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时,两眼泪汪汪。
  “能给我说说吗?”我轻轻端过杯中水,怕触痛他的伤痕。
  曾祥德同学稳了稳神,说:“可以。”
  下面是他的话:我的家在四川丘陵山区,全家6口人,种4亩地,丰年时够吃,能卖点农作物换些油盐酱醋的现钱,一到灾年就有四五个月靠东借西挪过日子,所以我的同龄人中一般初中毕业就休学了,不是在家干家活,就到外地打工。我6岁上学,同时也开始帮人家干活。8岁时就能挑水、打猪草,10岁便能下地与大人一起干农活。父亲在一家窑厂帮活,后来弄伤了身体,花了不少钱,家里因此欠了很多债。中学毕业后,父母让我去广东打工,说村上的小孩都去了,你也该为家挣钱了。我没听,因为我心里有个“大学梦”,为此可想而知我的高中三年是怎样结局了。我在家里是老二,老大出去打工挣钱了,家里就剩我是主劳力。记得读高二时,父亲正巧在农忙时把脚扭伤了不能下地,母亲本来一直有病躺在床上。地里所有的活就我一个人干,十四五岁的人,在城市是“花季、雨季”的宝贝儿,可我们不行,不仅要干繁重的活,而且还得挑起全家生活与劳作的重任。那12天里,我不分日夜地干,硬是一个人又是收割,又是播种。乡亲们一提那年“二娃”的事,至今还能说出个一二。我的小名叫二娃,他们说二娃将来准出息。可不,高考我一下考取了,被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录取。爸妈对我上大学并不怎么高兴,他们觉得上大学还不如去广东打工。说你上大学4年,一分不能为家里赚钱,还要一年花几千元的学费,这里外里,4年家里要损失多少?就说大学好,可以后毕业了还说不准连工作都找不到,不还去打工吗?所以劝我别上了。我哪能同意嘛!穷山沟沟里十几年上学你不知有多苦!我绝对不会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可是总不能两手空空去上学呀!入学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学费和学杂费几项加起来得4000多块!上哪儿弄出这么多钱?亲戚朋友也没富人,自个儿家里连吃饭都成问题,当时我真觉得走投无路。父母毕竟心疼儿,最后悄悄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给卖了。当我从他们手里接过那几百块钱时,我就有自己上大学是一种罪过的感觉。可几百元的耕牛钱与几千元学费之间还差远着呢!不得已,我流泪告别家人,踏上了漫长而遥远的打工攒学费的艰辛之路。
  我搭上四川到福建的火车,到了福建永安的舅舅家。我选择这儿是希望舅舅能帮我一把,因为我必须在一个多月之内把4000多元的学杂费挣到手。结果一到永安舅舅家,心里就凉了:舅舅家比我家好不了多少,更主要的是我的舅娘是他的第二个老婆。那女的太厉害,舅舅干什么事都得看她的脸色。我这么一个外乡人突然进了她的家,吃着住着,她哪会有好脸色嘛!没几天,我已经觉得再不能在舅舅家呆了,便决定搬出来。舅舅好心,背着舅娘给我弄了辆三轮板车,说永安城内交通不便,你有个板车可以拉点活能养活得了自己。我失望地看着自己的舅舅,可又能说什么呢?
  后来我租了一间小破房,每月30元,小得只能仅够我躺下伸直。住定后,我就开始找活打工。先是到建筑工地搅拌水泥,后来又卖菜。可永安是个小市,啥都不是那么景气,干啥都赚不了大钱。我很着急,越着急则越不灵,人生地不熟的,好挣钱的活也轮不到我呀。于是我又做起收破烂的活,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一直穿巷走街到天黑。就这么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人家说省吃俭用,我是常常不吃不用,到头来也才挣了1400元。这时已到开学的时间了,我原本认为出来打工一两个月就能把学杂费挣回来,然而我千里颠沛、受尽苦难,仍然计划落空了。当我在永安街头收破烂时见到人家扔下的报纸上说全国的大学已经全部开学时,我呆呆地坐在大街上欲哭无泪……一些新开学的小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扔下几个“可乐”瓶,说:“收破烂的,送你吧!”然后哈哈哈大笑着走了。我当时正想告诉他们,别搞错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名校大学生!可我说得出口吗?说了又有谁信呢?我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样,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子,凄凉地沿街吆喝着:“有破烂卖喔——!”我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吆喝声,因为我心中仍然编织着“大学梦”12月8日,当我怀惴3000多元钱,来到上海,找到我心中久已向往的华东理工大学时,老师惋惜地告诉我由于来得太晚,他们不能再准许我注册入学。我一听差点当场晕倒,好在后来他们说可以给我保留一年学籍。有这话就行,我就开始在学校餐饮服务公司打工,但又有人不让干了,说学校有规定不是本校的人不能在学校打工。我好伤心,因为从情理上我也该算是学校的人呀!无奈,我把3000元钱存在学校的储蓄所,又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
  在走出校门的那一瞬间,我回头向学校默默地说了一句:“明年,我一定要上学……”
  1996年9月,曾祥志如愿以偿,成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正式学生。只是这一程,他走得太艰难太漫长。其实,在每年近百万的新生中,像他这样的又何止一个!与此同时,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当他们历尽心酸迈进大学门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一个又一个不曾想到的沟谷与坎坷呵……
  不过比起另一些同学,曾祥志仍算是幸运者。
  1998年初,北方重镇沈阳闹市区的街头,突然连续冒出一群从贵州山区来的少男少女在沿街乞讨,引起了不同一般的围观者——“真可怜,考上了大学还念不起书。唉!”
  “得,把我这下岗前的最后一次工资也捐给你们吧!”
  “谢谢叔叔伯伯、阿姨婶婶们的菩萨心……”
  捐助者与受助者这一幕幕场景无不催人泪下。一位退休老工人甚至义务招呼过往的人群:“都过来看一看这些苦孩子们,让我们一起拉她们一把吧!救一个大学生就是为国家植一根建设栋梁呀!”这样的鼓动词谁还忍心匆匆离去?
  看一眼吧:天,现今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善良的沈阳居民们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她(他)们下岗失业者更苦的人。快看,这些孩子也就十七八岁,胸前一个个挂着一块用硬纸做的牌,那纸牌上是叫人揪心的“乞文”:“我是一个处于山穷水尽的贵州山区农村的学生,很荣幸在1996年考中黔东南州民族师范学院,学制三年,每年要交学费1800元。由于家庭经济来源很差,加上弟弟去年也考上大学,父母只好去富裕人家借钱。在进校的一年里,全靠贷款度日……去年夏季,我家乡受到有史以来的特大水灾,洪水无情地冲走了我家的三间木房和所有财产,如今家中一贫如洗。为了保证弟弟上大学,我只好以泪洗面,沿街乞讨,惟望各位同情者伸出友谊之手,见难相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掏吧,不救这样的孩子救谁?沈阳市民纷纷解囊……但没过几日,报纸上披露一则惊人的消息,原来这些沿街乞讨的少男少女,是个假冒“贫困大学生”的诈骗集团。共31人,全都来自贵州山区。她(他)们在一位叫王勇的人指使下,一路行骗至沈阳。现今这31人中除2人外逃外,全部被公安部门关押收容。
  沈阳市破获的这例冒充“贫困大学生”行骗的案件,在中国过去从未发生过。王勇他们的案件被曝光时我正在华东采访,不想真的遇上一位为了上大学而几度当乞丐的华东某大学学生。
  我得首先感谢我老家的几位朋友提供的线索,因为没有他们提供线索我根本找不到那些隐姓埋名在大学城里的“乞丐”,正是这些好心人使我了解了故事外的故事。
  苏州是我的老家,在这片富饶的江南水乡,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三、四十位后来都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金科状元,因此这儿的父老乡亲们对读书人一直极为珍重。大概也正是这一点,被一些出于无奈的“今日状元”所看中。我故乡的朋友告诉我,曾在1995、1996年两年的八、九月份里,富裕一点的乡镇街头和车站码头边,出现过好几位前来乞讨的大学生。江南人本来就心善,加上家家户户富裕,这些讨钱的大学生几乎都能如愿以偿。后来街头路边这样的“乞丐大学生”多了,于是便引起了当地公安派出所的注意。某日,在锡沪公路沿线的名镇支塘一带,公安人员突击出动,把一名正在街头举着“乞文”的大学生“请”进了派出所——公安人员:“你叫什么名字?”
  学生:“我叫XXX。”
  公安人员:“什么地方人?”
  学生:“安徽XX人。”
  公安人员:“为什么要到这里乞讨?”
  学生:“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家庭困难,交不起4000多元的学费……”
  公安人员:“拿出你考上大学的证明材料。”
  学生便从口袋里拿出学校录取通知书和高考分数单等。之后,候审室里除了一名看守的警察外,其余公安人员不知为什么进了另一间屋。方才还并不在乎的这位学生开始紧张起来,看着墙上“嘀嘀”走动的闹钟,他忍不住“呜呜”大哭……
  “对不起,XXX同学,让你委屈了。”屋里又突然进来好几位公安人员,其中一个当官模样的异常亲切地对他说:“你可以走了,因为刚才我们与录取你的某大学取得联系,证实了你的身份。”
  学生听后,先是一惊,继而更加放声嚎哭起来:“完了!我还没进大学校门,学校就知道我在外当乞丐,我的脸放哪儿呀?……”
  公安人员赶忙说:“我们并没有把你在这儿的事实真相告诉学校嘛!”
  “真的?”
  “这还有假!”
  学生顿时破涕为笑:“谢谢你们。”
  “先别忙走。”有人叫住他,并郑重地交给他一个红包:“这是我们全所同志刚刚集得的1200元钱,一点心意,祝贺你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
  学生接过红包,“扑嗵”一下,跪倒在全体干警面前,早已泣不成声……
  两年后,我几经周折才与这位学生见上了面。
  “真对不起,如果不是知道你也是曾经给予我大恩大德的苏州老乡,肯定你的采访会失败。”见面第一句话他便这样告诉我:“尽管如此,在学校里还是没一个人知道我曾经是靠做乞丐来上大学的……”
  “为了面子?”
  “不!”他非常严肃地回敬道:“你完全说错了。”
  “哪又为什么?那些钱来供我上大学。政府帮助?不行,乡里、县上都靠吃国家救济,你跪下来求人家也没用。一天夜晚,我跟父亲坐下来认认真真地作了次对话。我说爸你只要说一声同意我上大学去,其它的事你就甭管了。父亲说你考上大学也不易,但家里这个样原本还想让你帮着支撑,可现在你要走,求个出息,我不反对,只是希望可能的话在上大学后能帮家里搭一把手。当时我听了太伤心,想上大学又不是去打工,一年几千学费让我这个两手空空的人对付就已经难上加难了,哪儿还能有啥办法帮家里搭把手呢?可我知道父亲说的是心里话。村上像我这个年龄的青年,都到外地打工挣钱去了,父辈们生在山里长在山里,他们只听人说山外面能挣大把大把的钱回来,并不知道那钱在外面也不是好挣的。为了不让父亲失望,我违心地点头同意了。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第三天,我就像村上的打工仔一样,背起铺盖,离开了家乡。父母所能给我的是卖掉了奶奶那口寿棺的150元钱和20个熟鸡蛋……”
  走出大别山,我没敢直接到我所要上学的那座城市,而是直径到了苏南的一个乡镇找我在此打工的同村老乡。当时我有两个打算,一方面早知那儿的经济发达,乡镇企业多,看能否找份既现成又能挣大钱的工打。
  另一方面想到几位要好的同乡那儿借点钱,凑够我的学费。但一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才发现自己临出家门时的想法过于乐观。要说在苏南一带找个工打并不算难,可想一个来月里挣够能让我跨进大学门的钱就不容易了。同村打工的老乡那儿几乎也没有什么钱可借的,因为他们工资的大部分要等年底才能拿到手。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很仗义,听说我借钱是为了上大学,就到他的老板那儿想提前把工资要出来,没想第二天他被炒了鱿鱼。之后我再不敢轻易到同乡好友那儿提借钱的事,便琢磨着想别的辙。
  后来我发现苏南一带那些有钱的家庭妇女、特别是上些年纪的妇人,很爱烧香拜佛。于是我从一个小摊上花了5块钱买了一本“八卦算命书”,并用了一夜功夫熟读了几遍。第二天我就悄悄来到一个小镇的服装小市场,挨摊向那些上年纪的妇女问要不要算命。还真有人前来凑热闹。或许是我心里老惦记着能挣钱上大学的事,所以每次给人看相说事时我特别认真,尽量把自己以前学到和听到的那么一点半玄半虚的所谓“积累”都用上,因而时不时能让几个心事重重的算命对象相信一二。第一天尽管口干舌燥胡说了十来个小时,最后还是挣得了20多块钱。有了第一天经验,第二天我的“生意”翻了一倍,得钱近50块!夜里,我躺在同乡的宿舍里,暗暗思忖着如果照第一、第二天的水平,不出一个月,我就有可能把上大学的学费全部挣到手哩!哈,看来我上大学有救了!那一夜,我睡得特别的香……等醒来时,发现已经大天亮。
  第一部失泪大学城《3》“小半仙,起来起来,快请我们撮一顿吧!”新一天正好是工厂休息日,我的几位同乡硬要我请他们吃一顿。我想了一下也该酬谢酬谢他们给了我一个立足之地,于是便痛快地答应了。一进饭店,看几位同乡像几年没闻到油香味似的,我心头一阵酸疼,咬咬牙,把刚得来的70元钱一下花去了整60元。吃完饭,同乡们回到厂子又去加班,而我重新开始“算卦生涯”。偏偏这天乐极生悲,来了霉运——当地公安、文化部门联合“打非扫黄”,把我这个“嫌疑犯”也一起抓了进去。执法人员查问半天,我也没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用意,咬定是为了混口饭吃。虽然在里面没受啥罪,可蹲在小黑屋里的那六七个小时直叫我心惊胆颤,想这回钱没挣到,弄不好还把自己一生前程给搭进去。执法人员搜了一通,看我身上除10块钱外,就是一本脏兮兮的“八卦算命书”,便扣下书后放了我出来。在走出铁门的那一瞬间,我的两腿都软了。你问为什么?我庆幸啊!我庆幸那天把自己上大学的那些手续全放在了同乡宿舍里,要是那天带在身上被查出来多丢人!
  我再不敢干骗人的“算命”勾当了。当我迈着沉甸甸的步子路过那个服装市场时,有人突然猛地抱住了我的双腿,我吓得大叫一声。低头一看,原来是个面相丑陋、身体伛偻、失去双足的乞丐,爬在地上可怜巴巴地向我行乞:“我、我知道你是仙人,行行好吧,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家里还有一个可怜的老母,你要不信我这里有村里、乡里的证明……”那乞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份盖着红印的绉巴巴的纸要我看。还有什么说的,也许是同病相怜,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10块钱扔给了他。
  那乞丐在我身后“扑嗵扑嗵”地磕着头,我怎么也不敢回头再瞅他一眼……
  那一夜,我转辗难眠,眼前总是晃悠着乞丐的影子。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自己虽然四肢齐全、五官发达,可骨子里连那乞丐都不如。人家有难处,明明正正向人要、找人讨,我呢,却假装斯文给人算命骗钱。又不知是哪根弦牵动了一下,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奇怪念头:何不干脆亮出自己是个上不起学的大学生!听说这儿的人历来尊重读书人,兴许他们能帮我大忙哩!主意一定,我就从同乡那儿借得一纸一笔,把自己的情况往上面如此这般的一写。你不要笑话我,当时我往纸上写下那段话时几乎没费任何脑子,就像往外倒苦水似的,眼泪跟着墨水走……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我知道苏南一带的人爱上早市,于是便早早来到某小镇,选择了一个人多的十字路口,开始了我的乞丐生涯。
  你问我第一次当乞丐什么感受?唉!一句话两句话真是说不清。这么说吧,我当时把贴在一块硬板上的“乞文”竖起后,自己的头就再也没有抬起过,甚至连眼睛都不敢张一张。我惧怕别人走近,怕人家当我一个无赖,一个只会向别人伸手的懦夫。可我又希望很多很多的人走近我,向我问这问那,直到最后掏钱……唉!我心里矛盾极了,说实在的,当我低着头、坐定街头那冰冷的地面时,我就后悔死了,如果不是听到已经有脚步声走到跟前,我可能就扛起讨钱的那块牌子逃跑了。但已经晚了,我感觉已有很多人将我团团围住。最初听到的是有人奇怪地在问为啥年纪轻轻的当起乞丐来了?后来就有人开始读起我的“乞文”来,随即是一片喧哗与惊叹声……之后几乎都是这样,有人认认真真、反反复复读一遍“乞文”,紧后便又有一些人在大发慨叹或议论。虽然他们谁也没有碰我一下,而我则仿佛在这时起彼伏的慨叹与议论声中,被人无情地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地将身上的衣衫扒个精光,什么尊严,什么羞耻,统统被各式各样的锐利目光所吞噬了。不知咋的,好像前后还不足十来分钟,我的额头却已大汗淋淋,而身上却冷得瑟瑟发抖。我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咬着牙关告诫自己挺住!挺住!可越这样就越不能自控,完了完了,我明白自己只有最后一点力气了,就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我扛起那块行乞的牌子,冲出人群,不知用了每秒多少米的速度跑到了一块无人过往的玉米地边,扑嗵一下瘫坐在田埂头,抱着牌子,情不自禁地大哭了一场……当眼泪再不能流出来时,我发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了。你想,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当乞丐更低贱的?而我连一个乞丐所应有的那么一点勇气和能量都拿不出来,我还能做什么呢?还能朝大学的路上迈开步子嘛?想到这里,我像疯了似的狠狠用拳头揍了自己,当我再次出现在街头时,我真的成了一个实足的乞丐——既可怜又污秽,既颓废又有些垂死挣扎。
  如果不是亲身体验,谁也无法想象得出一个乞丐内心所感受的那种痛苦与扭曲。有一天我在某小镇的一家服装厂门口行乞,那时已近下班时分,在毒日下烤坐了好几个小时后,我感觉已经快要虚脱了。这时有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街头闲逛人走过来,他们先是围着我数落一通,然后其中一人拿出一张10元钱的票子在我面前晃悠着,阴阳怪气地说考上大学的人都不简单呀,肯定你的脑子很灵了,这样吧,你跟我们玩几把麻将,如果赢了,这钱就归你怎么样?我一看他们不是正经想帮我,便回答说不会麻将。
  他们便说那就玩抓阄,谁输了谁付钱。我知道今天不陪他们玩几把就别想有好果子吃,于是只得搁下行乞的牌子,开始跟他们试几把。当时我想凭着双方各百分之五十的输赢概率,我也该有些机会。但开战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赢的可能,我越着急,就输得越快,结果没两支烟的功夫,口袋里乞讨来的50多元钱全部掏空了。等我发觉自己上了别人当时,那几个人却得意忘形地拿着赢我的钱在一个西瓜摊上狂吃了一通,最后他们把一堆西瓜皮扔在我的跟前,说像你这样智力低下的大学生只配吃瓜皮。
  被嘲讽数落和烂西瓜皮淹没的我呢,又懊悔,又羞愧,简直无地自容。我心里不知哪头一下涌出的气,抓起西瓜皮就狠命地朝自己头上砸,一直砸得浑身泥污,泪流满面……街头的行人以为我疯了,远远地躲着,那些顽皮的小孩则用瓜皮和饮料向我扔来,嘴里还一边冲我说着脏话。可我已经不在乎了,并装成疯子似的跟他们逗乐嬉闹。这时的我,脸上露着阿Q式的笑容,用夸大的动作在街道上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而心头却在一滴一滴地流血……
  如此几天以后,我感觉自己的脸皮厚了,神经也不再那么敏感了。
  别人怎么损、怎么挖苦,我都麻木了,惟有我的心境依旧,那就是凑满足够的钱,我要上大学!而正是为这,我行乞了数十个城镇,走遍了苏南大地。期间,我露宿过,也为躲过市容执法队的搜查而屡次装扮成小贩。但我也碰上了无数好心人,特别是一次在我半途中暑昏倒在街头时,几位好心人把我送进了医院。当我醒来发现口袋里多了几百元钱,却找不到一位留名留址的恩人。
  9月初,大学开学了。当我拎着一书包鼓鼓囊囊的钱票到学校报到时,学生处的老师一边点钱一边很不耐烦地问我是不是做买卖挣来的钱,我告诉他们说是,我是卖我自己。他们奇怪地看着我,不明白我说的什么。我心想,这个秘密永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
  这位同学给我讲完他的“乞丐生涯”后,留下一句“代为保密”的话后,便消失在大学城内。在后来的调查采访中我才知道,像这位学生有过乞丐经历的,在每年的大学新生中不止一两人。在他(她)们沉重的脚下,都留有一串凄怆悲凉而又执着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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