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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可以念书啦！我又可以念书啦！”一个纯真稚嫩的童音在山村回响着。安徽宿松县这位叫朱人水的失学少年，当他领到“希望工程”《资助就读证》时，激动得如同久旱逢甘霖一般。 在场的老乡们无不为之动容。朱容水的父亲病故后，母亲改嫁，他只好寄养在伯父膝下。伯父是个残疾孤寡人，住着一间破草屋，屋里一张旧木床，蚊帐、被子已是千仓百孔。家穷得连盐都买不起，哪还有钱念书。渴望上学的朱人水，常常在上山砍柴路过学校时，偷偷躲在窗下听老师讲课。下课铃一响，他又悄悄离去，担心遭别人耻笑。他连做梦都想着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学去。 如今，久盼的愿望成为现时，他怎能不激动万分？ 一位哑巴母亲，在村里逢人便比比划划、咿咿呀呀，高兴的向别人诉说着什么。原来，她的儿子也被“希望工程”确定为救助对象了。孩子那断臂身残的父亲发自肺腑的说：“如果不是好心人帮我们一把，何日我家才有出头日？伢子能念书，不容易啊！愿菩萨保佑那些捐钱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阿姨长命百岁！” 云南省墨江县玉碧村，全村两千余人，近一半是文盲，每十个适龄儿童中有四个不能读书。村民们每天辛勤劳作的报酬只够买一支高档香烟。 然而，贫困并未扑灭村民们对于文化的渴求。瓦那社十八岁的罗永明既是兄长又是“父母”，他担起了抚养四个弟妹的重担。自己只穿件剩下半截的烂衣服，却说：“当牛当马也要供弟弟妹妹读书。”偏伞村的陶志容临终前对妻子交待：“吃树皮也要让两个娃娃读书，我们就是穷在不识字。” “希望工程”把希望带进了哈尼山乡。 去年九月十九日，细雨蒙蒙，一千多名村民来到小学校操场。他们等待着一个庄严时刻的到来：团县委代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村里的五十名失学儿童颁发《资助就读证》。一位妇女拖着虚弱的病体走了十里山路赶来，她说：“北京送钱来帮助我的孩子上学，我就是爬也要爬来。” 五十名衣衫褴褛的孩子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他们的眼里都闪烁着一种希望之光。 七岁的哈尼族小女孩李四腼腆的拉着团县委书记刘春的衣襟说：“卓木勒，钱麻咋（哈尼语：想上学没有钱）。”刘春亲切地告诉她：“共青团午比开（供给你）。” 李四诺接过《资助就读证》时哭了，其他孩子接过《资助就读证》也哭都哭了，不过，他们流下的是幸福的泪水。 玉碧村人会永远记住这一天。 翻腾流淌的墨水会永远记住这一天…… 今年“六·一”儿童节，广西苹果县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收到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团委寄来的一张四千元的汇款单及一封热情的来信。信中说：“这四千元是本公司职工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献出的一份情……” 大连石化工程公司为何从遥远的北方给苹果县失学儿童捐款？这里边有一段动人的插曲。 前年，贫困的苹果县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定为全国实施“希望工程”试点县后，二百五十名失学少年重新回到了校园。 海城乡拥良小学曾三次失学的方元军同学领到《资助就读证》时，开始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以为这辈子再也跨不进学校的门槛了。 当晚，方元军满怀激动之情，给救助自己的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女职工刘淑兰写了封感谢信，信中方元军称刘淑兰为“妈妈”，表示要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妈妈”的恩情。 刘淑兰收到信后，感慨万端，她没有想到自己只尽一点微薄之力，却得如此报。从此，她把方元军认作自己的“儿子”，在学习和生活上不断的给予关心和支持。而方元军也挺争气，他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特别刻苦。 三月十五日，北方的“妈妈”决定自费到苹果县看望南方的“儿子”。公司领导得之刘淑兰这一举动后，颇为赞赏，特派了一名宣传干事和一名女同志陪同，《大连日报》社闻悉，也派记者随同采访。 十九日，拥良小学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刘淑兰一行。方元军一眼便“认”出了“妈妈”，便光是流泪再不知说什么好。刘淑兰也百感交集，她一边檫着泪水一边说：“今天大家都高兴，不哭了、不哭了。” 刘淑兰一行在苹果县住了五天，了解到了老区人民的贫困，看到了山区孩子求学的艰辛，他们是洒着泪水踏上归程的。 大连石化工程工司团委将此事在公司内作了广范的宣传，引起了广大职工的强烈反响。“希望工程”像一根根线，把大连石化和广西苹果县连在了一起…… 爱是不能忘记的。 请读读这些充满着感激之情的来信：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代表全乡四万六千人民以及八十二位享受“希望工程助学金”的失学孩子，向你们和所有为救助失学孩子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忠心的感谢！ 我们乡地处广西苹果县的大石山区，九分石头一分土，自然条件很差，大多数农户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每年冬春，国家都得发救济衣服、棉被，还要从外地调入粮食救济部分农户。不少家长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交不起子女上学所需要的费用。每个学期开学，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家长到学校向校长和老师苦苦乞求。他们中有七八十岁步履蹒跚的老爷爷、老奶奶牵着无父无母的孙儿、孙女；有体残多病的男子拉着满脸泪痕的子女；也有郁郁不欢的寡母领着年幼的孩子……一旦学校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无奈的家长只好让自己的孩子中途辍学。在全县七千四百名小学生中，每年失学的学生有近两百名。文盲、半文盲的队伍正在扩大。 如今我们乡有八十二名得到了你们的资助，他们中有十人是失去双亲的孤儿，两人是父母双残的孩子，二十二人有父无母或有母无父有五人是前年家里被火烧了的，还有四十三人是家里经济特别困难的。现在，他们都已经上学了，他们从心底感激你们，一个个学习十分努力。 我们一定按照你们的要求，把资助的钱管好用好，为培养祖国的未来作贡献，同时，我们还要千方百计作出努力，不让在校的学生再度失学，以不辜负你们和光广大捐赠者的希望。 广西苹果县新安乡 “希望工程”实施领导小组 １９９０.９.１８ 不知名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们好！ 当新学年开始，我们重新背上书包走进校园时，我们不禁又想起你们这些好心人。是你们帮我们这些孩子重新获得了上学的机会，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我们四十人是方圆几十里地最穷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不是常期病在床上，就是因残不能劳动。因此，我们中有些已经半途退学，剩下的也上不长久。家里太困难了，父母整天愁眉苦脸，我们已十几岁了，该懂事了，得帮大人挑挑担子。我们有时上山捉蝎子，一知大蝎子能卖一角钱；有时打草喂猪喂羊，割荆条编筐编篓。说心里话，我们也想上学呀！ 就在我们即将被迫离开校园时，你们给我们送来了许多钱，我们又能继续念书了。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叔叔们把钱送到我们手上，我们知道了有个名字叫“希望工程”的事儿，它的目的就是把你们捐的钱用来救助全国的孩子重返校园。听到这些，我们都感动地哭了。我们现在要说的只有一句话：你们为我们创造了学本领的机会，我们会百倍珍惜的。我们盼着学会一身本领，好建设贫穷的家乡。前不久，基金会的叔叔来时说，全国还有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因贫困而失学，我们真着急，可又帮不上忙，等我们长大了，挣钱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愿你们这些好心人生活幸福，愿全国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孩子都能重返校园！ 河北完县杨家台小学 四十名被救助的学生 １９９１.３.５ 敬爱的大庆林沅炼油厂 厂长伯伯： 我叫住宏宇，刚升入小学三年级。我家有五口人，奶奶气管不好，经常吃药。妈妈在地里劳动，妹妹刚上小学一年级。爸爸是个小学民办教师，一个月全部工资六十三元五角。地里产的粮食有六百斤左右。耕地、买化肥、买柴、点灯花的钱全靠爸爸的工资，除了这些开支，剩余的也就不多了。妈妈和爸爸经常打架，就是因为日子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退学，退学后我很不高兴，经常偷偷地哭。伯伯，我命真苦呀！ 自从有了“希望工程”后，我领到了就读证，重新回到我可爱的学校。我的返校是因为你们的资助，这是发就读证的叔告诉我的。我很高兴，所以写信向您及你们厂的阿姨叔叔表示衷心的感谢！ 伯伯，我一定努力学习，将来学到本领后，一定把我的一切奉献给祖国。 祝伯伯身体健康！ 山西静乐县上唐村小学 住宏宇 敬爱的香港社团服务中心董事长刘爷爷： 您好！ 当我失学两个多月的时候，又重新回到校园。老师告诉我，我复学的钱是您捐给的。 我们一家有四口人，只有爸爸一个人劳动。我妹妹还小，妈妈去年害病，根本干不了地里的活儿，只能在家做做家务。爸爸到处求医给妈妈治病，还是没好。就这样花了好多钱，欠了好多债，我只好失学了。 在得到您的资助后，我又重新开始了学习。我从心里感谢您，我爸我妈也感谢您，常在嘴边嘱咐我，叫我好好学习，一定不要忘了您的恩情。 刘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有用的人。 最后，祝刘爷爷身体健康！ 河北完县黄岩小学 三年级学生齐红波 有播种便一定会有收获，用爱的甘露浇灌的禾苗正在茁壮成长。 据对苹果县二百五十名被“希望工程”救助学生的调查，在去年期末考试中，双科及格数二百三十七名，占资助人数的94.8%。凤梧乡怀达小学十九名受资助的学生，双科成绩都在７０分以上，及格率达100%。 苹果县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规定，凡是享受“希望工程”助学金的学生，均由学校、家长、学生三方签订一份“入学合同保证书”，明确三方责任。学校一方除负责对学生的正常教学外，还要承担学生失学期间的补课任务，保证这些学生能够跟上班级同学的正常学习水平。家长要作出支持孩子上学的保证，保证孩子不缺课、不退学，直至小学毕业。学生则要端正学习态度，刻苦用功。仕仁小学五年级学生韦小雷，过去欠老师的书钱太多，不敢上学，经常缺课。受到资助后，学习成绩明显进步，去年期中考试，他的成绩一跃而为全年级（84名同学）第四名。 他们还成立“爱校小组”，协助学校搞好教学。在海城乡和凤梧乡，村村都成立了由村长、小学校长和受资助学生家长代表参加的“爱校小组”。“爱校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校解决一些教学和后勤方面的实际问题，间接为教学服务，为学生服务。仕仁小学二年级学生苏红林的父亲，是“爱校小组”成员，他看到自己孩子的语文、数学成绩由过去的平均40多分上升到86分和98分，非常高兴。他对校长说：“我过去因家里困难就不让孩子上学，实在太不应该了。日后，我既要帮助孩子上学，也要出力把学校办好，这样才对得起‘希望工程’。” 失学少年被救助以后，怎样才能让他们学得好、留得住、进步快，这是整个管理的重点。四川旺苍县根据农村工作的特点，把加强各级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领导同具体实施的单位个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行成工作的制度化。 他们建立《被救助学生跟踪调查表》，对每一名学生都建立学籍档案和学习档案。双汇小学学生张天成，被救助后，由于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缺了一些课怕赶不上，便偷跑回家。校长黄培远立即派教师倏树蓉两次到张天成家家访，在其家长的支持下，三天后张天成又回到学校，通过一个学期的教育帮助，张天成还担任了班长。贯子小学、鹿渡小学、汶水小学，对被救助学生实行了“三多”政策，要求社会、学校、家庭多给流失生一些关照，多给他们一点学习时间，多给他们一些鼓励，使他们自尊、自信、勤奋学习。 他们还制定了“旺苍县实施希望工程经费管理办法”，要求各实施点，必须保证“希望工程”的资金全部用作救助失学少年，并建立专门帐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挪用或乱用这笔经费。 当一笔笔资金汇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时，人们也在关心着一个问题：他们是如何管理和使用这笔资金的？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由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依照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开展筹资和资助活动，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稽核和民政部的监督管理。 基金会以及全国各地从事“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其工资、福利完全由国家支付的。“希望工程”实施中的工作经费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是根据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从基金利息中提取；另一部分来源于社会的专项赞助，比如一些广告费、印刷费就是由企业提供的。 精心用好“希望工程”的每一笔资金，这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二十三名工作人员，全国二十三个实施省、三百多个实施县的上千名专门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 有一天，徐永光走进财务室，看到满桌子汇款单，禁不住心头一热。他拿过一叠汇款单，在手里掂了掂，对财务人员说：“这可是倾注了千百万人的感情和期望呵，同时，也是对我们的最大信赖！在这里工作不允许有丝毫的疏忽和差错，否则，我们将负天下人……” 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问题，我还专门采访了基金部主任李宁。 李宁介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资金的管理有自己的几个特点：一是所有捐赠人的姓名、单位、金额及捐赠日期，全部实行计算机管理，输入计算机之中；二是凡单位捐款百元以上，个人捐款二十元以上，都将收到被救助孩子的复信；三是定期向社会公布收支情况；四是定期检查各地的资金使用情况。为了保证资金不截留挪用，全部用到失学孩子身上，他们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如《“希望工程”助学金实施办法》、《关于创办“希望小学”的意见》、《关于建立地方“希望工程”助学基金的若干规定》、《关于作好给“希望工程”捐赠者复信的意见》等。 我问：“被救助对象是怎么确定的？有没有可能会走后门？” 李宁给了我一张《登记表》，说：“确定救助对象手续十分严格，先要学生个人申请，然后由所在学校和村委会共同推荐，最后由县里审批。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走后门的现象。” 我来到计算机室，想亲自验证一下。 我问操机员小王：“凡是为‘希望工程’捐了款的，你们都储存了他们的资料？” 小王回答：“只要是寄到北京我们这儿的都能查到，不过，五月份以后寄的还暂时不行，我们还来不及输进去。” 我说：“请把捐款人李静的资料调出来。” 小王在键盘上熟练的打了几下，对我说：“叫李静的捐款人一共有三个，你想调哪一位？” “都调出来吧。” 几秒钟后，计算机的屏幕上出现了三个李静的材料，她们是：北京前门东大街6号楼6—402李静；总后五一幼儿园李静；江西永修县团拓林水电厂水工车间李静。 总后五一幼儿园李静的捐款时间是1991年8月27日，金额工计280元。我翻了翻采访本，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和我所掌握的完全一致。 “请再告诉我捐款人吴大观的材料。” 片刻，小王告诉我：“吴大观的住址是北京安外北苑2号大院一号楼206号，捐款时间1991年12月9日，捐赠金额是2000元。” 没错，完全正确！ “能告诉我捐款人‘爱心’同志的情况吗？”我临时编了一个名字，想懵她一下。 小王却说：“根据计算机提供的资料，共有四位叫‘爱心’的同志捐了款，他们是延安市杜甫川爱心、克拉玛依石油局爱心、金南武警第七支队虎头坡指挥所爱心和四平81386部队68分队爱心，这些‘爱心’同志做了好事又不愿意留名，都是化了名的。” 对每一位捐赠者负责，对每一分钱负责，这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所恪守的一条原则。 财务室主管会计老张讲了这么两件事。 去年年初，一位解放军战士用自己的津贴费给张百发副市长寄了五十五元，请他转交给“希望工程”。张百发将钱转到团中央，团中央又将钱转到基金会。面对这名无名战士的捐款，他们按信封地址两次给部队去信，请部队帮助查找，最后终于找到捐款人青永红。小青给基金会来信，感动地说：“你们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 今年六月十三日，一位中年人来到基金会捐了二千元，财务室的小曾正在为他点钱时，他说停在门外的自行车没锁，锁了车马上回来。小曾左等右等等他不回，待到门口一看，人家早已走了，看来这又是一个不愿留名的捐赠者。好在有个小小的破绽，他装钱用的是《中国花卉报》的信封。财务室多次与《中国花卉报》联系，告诉捐赠者的特征，终于找到了捐赠者李宝泉。 美国一家基金会的代表来考察，他听了介绍，又亲自检验了计算机管理系统，连声赞扬道：“我们美国是基金会很发达的国家，你们的管理水平，按美国基金会的标准看，也是高水平的。”他当即捐了二百美元，并说：“回美国我要告诉我的朋友，让他们也来支持‘希望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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