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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长谈




  徐永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不久前,笔者与徐永光秘书长有过一次长谈,以下是这次长谈的简要摘录)笔者:为了创作这部报告文学,我跑了六省十三个县,采访了近百名被“希望工程”救助的孩子,至今仍在失学的孩子以及山村教师。现在,我也成了一名“希望工程”最忠诚的宣传员了,口不离“希望工程”,走到哪儿动不动就是:如果你们要救助失学少年,我可以帮助联系。
  徐永光:(笑)这就是“希望工程”的魅力所在。凡是采访过我的记者和海外的来访者,听完我的介绍都想马上掏腰包,我想你也不会例外。噢,对了,听说你在广西和河北采访时都当场捐了钱。一位记者看到一些犯人寄给基金会的信后,说:“希望工程真是一件连坏人都说好的大善事。”
  笔者:“希望工程”实施快三年了,你作为基金会的负责人和“希望工程”的主要设计者,一定会有很多感慨。
  徐永光:记得在“希望工程”实施一周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问:“你们做的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可嘉!但是,面对每年百万多名失学少年,‘希望工程’能起多大的补救作用?”我这样回答他:“每年救助一百多万名失学孩子,需要资金不过近千万美元。如果我们的事业能得到海内外更多的善良人们、有识之士、友好团体的理解和支持,我认为做成此事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当年我们定下的目标是: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在三百二十八个国家扶贫县普遍布点实施救助,到一九九五年,每年将至少为十万名失学少年提供助学金。现在看来,今年我们就将超过百分之五十提前达到这个目标。
  十五万名相对于每年百万以上、累积近千万失学儿童这个数字来说,距离甚远。不过,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还是点燃希望的火种,形成示范力量,用“精卫填海”的精神,唤起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支持儿童教育事业,关心贫困地区的发展,关心国家、人类的前途。
  笔者:上次从甘肃采访回来,我曾在你面前发了一通感慨:一个孩子生在贫困的农村就是农村的穷孩子,生在城市就是城市的“小皇帝”。城里的孩子从一出生就享受到农村孩子享受不到的特权:像教育、文化、卫生及各种福利。
  徐伟光:我承认,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从呱呱落地起就存在着不平等。就在几天前,我看到一篇报道,讲一个县招考播音员,一名青年力挫其他竟争者荣登榜首,他甚至持有中央一级播音比赛的获奖证书,但县人事部门不同意录取。原因:他是农村户口。这说明在同等的条件下,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的竟争是不平等的。我们的基础教育,应当成为缩小这种这种不平等的桥梁,而不应该再成为扩大这种不平等的鸿沟。“希望工程”的实施就要让所有的儿童都能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权利。
  笔者:我在采访时,听到这样一种议论,说“希望工程”的实施是在暴露社会的“阴暗面”,你们宣传的都是落后的东西,是在丢中国人的脸。
  徐永光:建国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到了一九八九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97.4%,文盲已由建国初占人口的80%下降到20.6%。这一成绩是不能抹煞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正视,由于经济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我国的教育发展步履维艰。
  落后是客观存在,你讲了是落后,不讲照样是落后,回避是回避不了的。关键是既要承认事实又积极想办法去解决它。
  “暴露阴暗面”一说,颇带“左”的色彩。难道让我们数百万贫困地区的孩子没有书读才叫社会主义的“光明面”不成?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辈、祖辈一般都没有文化,一生与贫穷愚昧为伍。到了这一代,他们应该有书读。“希望工程”是关系成千上万孩子命运的事,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笔者:我到太行山区的涞源县采访,那里的领导特别开通。他们说:“你可以到我
  们最贫困最落后的地方去看看。”他们实施了“希望工程”促进了全县教育的变化。领导重视了教育,群众关心了教育,教师增强了责任心,学生学得更刻苦,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发展教育的会合力。
  徐永光:你说的实际上就是“希望工程”的社会意义。
  我们在宣布实施“希望工程”的时候,手里只有注册资金十万元。两年以后,每年资助强度达到三百多万元(不包括地方基金会所提供的资助),它的发展速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实际上迄今为止,“希望工程”用于救助失学孩子创办“希望小学”的资金投入不过千儿八百万元,还不够建一座中档宾馆的钱。但是,它产生的社会效应,却远远地超过了有限的经济价值。
  在工作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希望工程”是深入人心的善举,它能激发人们最纯朴的感情。精诚所至,一呼百应。我们是民间团体,没有行政命令,所有的捐赠者全都出于自觉自愿。
  那位冒着大风找到基金会,留下一万元,连名字都不说的退休老人:那位倒了三趟车,从香山赶来要救助一名孩子的盲人:那些普普通通的士兵,忧国忧民的大学生……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又有人把“希望工程”称为汇
  集人间真情的“爱的工程”。
  今年四月,我们又推出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这是“希望工程”向更深层次发展。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把贫困山区的一百万名孩子和城里的一百万个家庭结成对子,它给贫困地区带去的不仅仅是支援教育的财力资源,还将通过千万条受、赠双方的联系渠道,吹进改革开放之风,渗透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我们不是说现在是个信息时代吗?长期封闭落后的贫困地区正是最需要信息的时候。如果真正把项工作组织好,“希望工程”所产生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笔者:在基金会机关采访也好,到各省市采访也好,我觉得你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充
  满着热情和朝气,难道你们没碰到过困难和挫折吗?
  印了几万封信投寄给一些大企业。可那时候谁知道“希望工程”?这年头拉赞助的多着呢,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们的工作人员,长年累月都是超负荷运转,一些同志累出了病。他们付出了很多,得到的经济报酬却很少,因为我们的工资、福利完全是由国家支付。对此我们的同志毫无怨言。
  应该肯定,在广大充满爱心的群众的支持下,三年来,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是“希望工程”推进得还不够快,做得不如人们期望的那么大。别忘了我们是个泱泱大国,如果参与这项事业的人再多一些,那么一百万将算不了什么,我们工作还大有潜力可挖。笔者:就象她的名字一样,“希望工程”充满着希望!能再谈谈今后的打算吗?徐永光:两年前,我曾对基金会的同志提出,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出现这样的局面:为“希望工程”做贡献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我们惊喜的看到,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开始出现。这说明,我们从事的事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我们的信念依然是:中国只要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虽然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我们义无反顾。
  笔者:“希望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它的使命,能说得更确切些吗?徐永光:我想,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将向世界宣布: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没有因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希望工程”的历史使命就已经光荣结束了。
  笔者:让我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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