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第五章 破碎的晚霞




          ——不甘清贫,傍结大款的攀比心态

                  一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财黄;所入者变,
  其色亦变。
                        ——《墨子·所染》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
                       ——晋·陆机《要览》

  党的富民政策如春风化雨,“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最终走向共同致富”这一战略构想,在经过“姓社姓资”的风风雨雨争论之后,终于深入人心。
  致富不可能“齐步走”,一声令下,全国十余亿人口一夜成为“富翁”。
  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近水楼台,率先走上了致富道路。
  短短十多年,人们看待财富的目光从疑惑到鄙视,不知不觉间,又开始变为羡慕,并把一些巨富称为“大款”。但是,.又把亲近“大款”、从“大款”身上得到一定好处的行为,取了一个暗含讥讽的词儿——“傍大款”。
  “大款”和“傍大款”都有鄙夷的味道。
  其实,把一切成功的企业家,把一切靠自己聪明才智获取财富并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统称为“大款”,是一种浅薄的集体无意识。因为被视之为“大款”的这个群体,不可一概而论。在这里面,有勤劳致富、艰苦创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时代弄潮儿;也有靠头脑灵活,见风使舵、投机取巧而一朝暴富的主儿;等而下之,也不乏坑蒙拐骗、害国害民而牟取暴利的不法之徒。
  这是社会体制转型期的一道独特风景;鱼龙混杂,是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定产物。而大浪淘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他们中的一部分,将不断地完善自我。贡献社会、成为我们社会的精英,发挥应有的更重要的作用。
  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和完善,规范化操作、依法运转的经济机制的确立,坑蒙拐骗、白手套狼、暴取牟利的机会将越来越少。他们或是升华,或是沉沦,或是如同残枝败叶被时代的巨浪所淘汰……
  不过,那是今后的事,而眼下,我们还得面对这个庞大而芜杂的群体。
  在一般情况下,作为领导干部,与大款交朋友,增加了解,是一件好事,可以直接触摸到时代脉搏;对优秀的企业家,了解他们的心声,对素质不高的“大款”,给以帮助、引导,使其迅速成熟,升华人生、完善自我。但是,作为“公仆”——全体社会的仆人,如果只与社会成员的这一独特群体交往过密,接触过于频繁,也不够妥当。尤其是在“正常交往”的幌子下进行权钱交易,就十分反常了。而一些素质极差的“大款”正是瞅准领导干部手里的权力,变着法子套近乎、搞关系,用手中的小钱去换取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又靠着买来的权力去赚取更多的金钱。
  一些“大款”在市场经济大潮和规范经济运作中因违法犯罪而翻船,而在他们身后身前,也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因“傍大款”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结果,干部本身被毁掉了,党的形象在群众中更受到伤害。
  接近离退休年龄的老干部,是这些心怀叵测的“大款”进攻的重要方向,因为几十年从政经历使他们有崇高威望,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力。他们看中权力,要用金钱将老干部们牢牢套住。
  遗憾的是,在老干部这个群体中,来日苦少,不甘清贫,要在离开权力之前捞一把的心态左右了一些人。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二者一拍即合,共同造就了“五十九岁现象”中的一个“子现象”——攀比“大款”、“傍结大款”,最终,老干部和“大款”双双入狱,或者是老干部锒铛入狱,而“大款”则因种种原因,反倒逍遥法外,一任头发灰白的老干部们在凄冷的牢狱中向隅而泣。
  傍结大款是从不甘清贫、盲目攀比开始的。
  “他们凭什么靠不正当手段暴富,一夜之间成了‘大款’?大家都是人,我的能力比他们强,只不过我入了官门,他下了商海,凭什么捧着‘金饭碗’受穷?”
  浙江桐乡市原市长吴某,曾是个有志向,也很有办法的领导干部,几十年踏踏实实为家乡父老干了不少好事。可就在从政的后期,他收受贿赂钱物共计二十多万元。他是这样解剖自己的:看到过去的同事、同学通过各种途径都富了起来。论能力,我比他们强,如果不强,也不会一步一步当上市长;论职务,身为一市之长,每年从手指缝露过的钱以百万。千万计;论智商,自己也比他们高。可是一看收入,每月就那么几百上千元工资,而他们对此不屑一顾。到了年底,厂长经理发奖金,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可身为一市之长却两手空空。想到这些,心里就不平衡!这样一比较,“捞点钱”的想法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总经理郭子文,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自小在农村读书,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考上了山西矿业学院,后分配到最底层的大同矿区,从实习技术员,干到队长、区长、矿办公室主任。他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同一切领导干部不沾亲带故,也不愿走门子拉关系,全靠刻苦、勤奋,干出成绩来,后来当上了矿长。因工作出色,又调到北京煤炭部;同时奉调的十多人,后只留下三四名,郭子文就是其中一个。他在部里从副处长、处长、主任,一直当上副局长。从矿井深处走到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总经理的岗位上,从农家子弟而为高级干部,他辛勤奋斗了32年。
  可是,从高级干部到一个死囚犯,他却只用了一百多天的时间。
  反差何其巨大!堕落何其迅速!
  这种堕落是从灵魂深处的攀比开始的。
  在煤炭部干行政管理工作那会,不直接与金钱接触,心里反倒平静。可是,当商品经济拉大了人们的收入差距,社会上的高收入高消费犹如一道钱塘江潮,拍打着一贯守道安贫的郭子文。由于种种工作、交际的需要,他也目睹了若干令他咋舌的灯红酒绿的场面,心中犹如打翻五味瓶:“凭什么?我一个堂堂司局级干部,每月收入不过五六百元,这些‘大款’富商,还不是靠我们开绿灯才发了财的……”
  此刻,他还只是这么想,没有机会实践。
  当他以工作实绩干上了正局级的总经理时,手中握有实权了,思想一下子就彻底倾斜了。
  这个总公司上亿元的资产和资金,大量的外汇结余,既富得流油,又权力颇大。一个思想已开始抛锚的五十多岁的老干部,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不良的种子迅速长出邪恶之苗,开出邪恶之花,最终结出罪恶之果。
  当了总经理,手里直接管着上千万元的资金,自然成了大款眼睛牢牢盯住的目标。
  求的人多了,上门送钱、行贿、给好处的人多了,郭子文彻底放松了思想警惕。
  他的问题,是从8000元开始暴露的。
  一家报社的负责人利用组织企业文化节的机会,向企业索要贿赂一万元,被检察机关纳入侦查视线。这个负责人如实交待是收过,但放在一家广告公司负责人处。检察官顺藤摸瓜,查到广告公司,这人也认帐。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结束了,可检察人员却在这家公司发现了新问题。在办企业文化节时,这家广告公司向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拉了10万元的赞助,并付出了一部分“感谢费”。广告公司承认,分两次付给公司总经理郭子文8000元。一次是用信封装着送到他办公室的,另一次是人民大会堂开完新闻发布会后在小餐厅走廊上交给他的。
  检察人员认为这是受贿,便迅速核实。
  郭子文承认了。他认为总公司刚成立,需要提高知名度,作些宣传也是正常的;至于钱嘛,收过,但马上交给了财务处。后来财务处叫广告公司来领走了,他们还写了收条。他当场出示了收条。
  在找财务处核实时,财务处否定收转过钱,只是说,当时郭子文交待过,只要有人来说,请担待点。
  传唤广告公司负责人,几经周旋,他们承认,是第一次广告公司受到检察院调查时,马上向郭子文通了电话,他才交回8000元,并给他打了一张收条。
  8000元,一笔小小的受贿款,拉开了结束郭子文辉煌人生较量战的序幕。
  检察人员从这个小小的缺口出击,发现总公司在郭子文的授意下,不断地向外单位拆借资金,并转让国家拨给的外汇额度:向中关村信用社拆借2500万元,向大连中创公司拆借500万元,向连云港某公司拆借3410万元……有的发生不应有的严重拖欠。
  郭子女是这样解释的,刚从机关到公司,不熟悉经济规律,用活资金时不够谨慎,属于工作失误。
  检察人员南征北战,查明了每一笔拆借资金背后的秘密:大连那笔,他受贿5万元;连云港那笔资金分5次到位,分别受贿1万和5万元。中关村信用社那一笔,他受贿5万元……
  他心爱的女儿和女婿也卷进大肆受贿的漩涡。他女儿受聘在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向总公司提出要些外汇额度,郭子文同意给259万美元。父女俩合谋,要对方以1:3.4元接手,而对总公司报价仅是1:3.1元,其中0.1元交公司财务小金库使用,还有0.2元的比例差价共51.8万元便落到父女俩手中。为掩人耳目,女儿和女婿又作为借款,将这51.8万还给那家公司,还支付了利息,补写了借款协议,出具假收据,以为便可瞒天过海。
  尝到倒腾外汇额度的甜头,他的女婿又向另一家公司倒卖了他提供的2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得到了20万元的现金。
  一时间,郭子文的女婿女儿笑逐颜开:摊上了一个握有实权的好爸爸!这比过去在部机关干,简直好到天上去了!
  罪恶之果迅速灌浆催熟。
  仅仅四五个月时间——四五个月啊,如果在机关里也许一份报告还没起草完毕——可这个从机关到企业负责的正局级干部,在他五十多岁的年轮里,迅速走到另一面:他利用职权,大肆侵吞不义之财,总数近二百万元之多。
  本来可在晚年的最后8年时间内,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内,再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可是郭子文“轰”地一声倒下了。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妻恩爱,儿女都是大学生,事业有成,儿孙绕膝。一下子,温馨的天伦图被撕得粉碎。
  更为惨痛的事实是,女儿、女婿成了同案犯,同他一起站到被告席上受审,共同聆听对他的死刑判决的决定。
  他倒下了,没有再爬起来。刑场上,一声冷酷的枪响,结束了他五十多岁的人生。

                  二

    恶术之阴匪阴,盗泉之水匪水。
           ——五代·前蜀·贯休《续姚梁公座右铭·并序》

    不饮浊泉水,不息曲木阴;所送苟非义,粪土千万
  金。
                   ——唐·白居易《丘中有一土》

  少数领导干部,他们在与“大款”的交往中,已不仅仅是限于暗暗攀比,而是要付之行动。付之行动,一方面是主动屈尊纡贵,涎着脸皮去与“大款”们称兄道弟,以示亲热,而指望分得一杯羹;另一方面,则指望着“大款”们向自己发射“糖衣炮弹”。有幅漫画,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员敞开外衣,张开大嘴高呼:向我开炮!而画面一隅,一个行贿分子正架起一门发射钱财的大炮,在寻找发射方位。真是绝妙得很。
  我曾亲耳听到一个官员私下说,糖衣炮弹?糖衣炮弹算什么?他敢发射过来我就敢接——拿下“糖”来吃掉,剥下“衣”来穿上,把“炮弹”扔在一边就行了。
  这是多么独到的理解,多么令人担忧的心态。
  但愿他是在开玩笑,一个够得上品昧的灰色幽默。
  郑州的一家高级餐馆,一群个体户在宴请一个贵宾——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院长刘士荣。众星拱月般,使刘士荣心中暗暗生起自豪的情感。
  一番“甜言蜜语”地互相谦虚、互相奉承之后,开始了“豪言壮语”地劝酒干杯,很快便进入“胡言乱语”地忘我境界。唱出感情、喝出了气氛!
  要结帐了,刘士荣想起了人民法院“不吃请”的纪律,执意要自己去结帐。
  已喝得双眼通红、三魂出窍的焦某轻蔑地推开他的手:“得了吧,刘院长!您算算,您一个月的工资够不够这一桌的钱!”
  刘士荣一时愣住了。
  个体户们此刻个个都被酒精烧得神志不清,但酒后吐出的绝对是真言:
  “对,对!这年头,认什么?还不是认钱!有钱就是真有本事。有钱就有人看得起您!”
  “有钱就有人拍您的马屁,没钱就是孙子辈!就是窝囊废……”
  “对着哩,不是咱哥几个说您,别看您是共产党员、法院院长,说起来是个人物呢!这高级餐馆您敢进吗?在商店看见好东西,您敢开口问价吗?别看人家都围着您转呀转的,奉承您,那是用得着您,可打心眼里呀……”
  这帮个体户是以一种特殊的打闹调侃方式,同法院院长打着哈哈,套着近乎。可是这种仗着酒兴的赤裸裸地侮辱人格的话,刘士荣却都认了。
  他两眼水汪汪的,不知是喝得有些多了,还是内心真地感到委屈。
  第二天酒醒了,可他还是没反感这帮狂妄的个体户的挑战。因为这番话的确拨动了他那孱弱的心弦,这根弦孱弱得根本弹奏不出一组激越雄壮的乐曲。尽管他还穿着一身庄严的藏青色法官制眼,头上戴着缀着国徽的、代表着神圣国家意志的大盖帽。他的灵魂已经出窍,荡荡乎乎飘到另一种追求中去了。
  伴随着同这帮个体户吃喝玩乐的增多,他由隐隐包含的自卑到公开表露出羡慕之情。
  他已干了两届法院院长,按有关规定,也该到点了。他连续6年被评为全市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市级优秀共产党员,还出席过全国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的授奖大会。
  可是,这一切,比起灯红酒绿的高消费、高享受来说,他觉得,都是空的。
  一次,又是高朋满座。美酒飘香。餐毕,众“大款”争着买单。一阔佬掏出一卷港币:
  “算啦,我就用港币支付啦——”
  刘士荣还没见过港币,便好奇地想看看。阔佬一伸手,干脆全部送给了他!
  堂堂法院院长,竟像收小费一样,乐颠颠地收下了。
  这一切一切,不仅刺激着刘士荣的神经,也“卓有成效”地把他改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手中握有权力,他有搞“法钱交换”的资本。在“大款”们的耳濡目染下,他的天平倾斜了。
  “看着别人万元户、十万元户地听着顺耳,我也想为之奋斗。我家庭状况是比较好的,但我不能满足,产生了正道走不通,就走邪道的想法,要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点钱……”
  曾被判刑的井某,刑满释放后重操旧业,又干上了偷盗的勾当。作为累犯是应该重处的,按当时的《刑法》规定,应该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是,他的父亲送上1000元钱,这个累犯仅被判处了3年徒刑。
  村民宋某因强奸、轮奸少少,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其家属想翻案做文章,便找到刘院长名下。他们先是扫清外围,把刘士荣的两个侄儿招到自己开办的小厂做工,取得了与刘院长热线联系的通道,然后又偷偷给刘士荣送去数千元。刘士荣见钱眼开,下令复审该案,竟将15年刑期改为6年,而且很快就使这个强奸、轮奸少女,在“严打”斗争中落网的罪犯得以释放。
  村民郑某因抢劫、盗窃、伤害诸罪并罚,被判处徒刑8年。其家属千方百计与刘士荣搭上关系,送来数千元现金、进口电器和名酒。刘士荣又授意将其刑期改为5年,还安排人去新疆服刑地释放他……
  青工袁某因强奸罪被判刑9年。他的母亲四处托关系找到刘士荣,送上一对金耳环,便使得儿子的刑期改为7年。两个金耳环等于两年徒刑,一个耳环等于一年刑期。
  重罪轻判、放纵罪犯,一个法官便这样彻头彻尾地堕落了。
  刘士荣的妻子也不是等闲的角色。她在一个集贸市场治安室工作,曾偷偷伙同其他几人私分了4万余元的罚款。夫妻双双成了执法者的败类。
  刘士荣的彻底暴露源于一盘录音带。
  他所在中原法院下属的一个劳动服务公司,经营中与广州一家公司发生了经济纠纷。他动用法律手段冻结了对方银行存款60万元。对方急了,派经理多次来郑州,给刘士荣的见面礼是1000元钱。可是,刘妻却盯着他手上戴的金戒指:
  “听说,你们那边金戒指好便宜……”
  这个经理听出弦外之音,便故作大度地持下金戒指:
  “既然您嫂子喜欢,送给您吧。”
  回到宾馆,这个经理想着回去还要报销,又想手中掌握些证据,便拨通了电话,同时启动录音机,故意提高声音,让刘士荣认可“东西收到了”的内容录进磁带。
  数月后,法院工作人员赶去料理纠纷后事,对方经理拿出磁带。几经周折,这盘磁带到了区委书记手里。郑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以受贿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以挪用公款罪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以投机倒把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根据数罪并罚的有关规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
  这个在河南省城名噪一时的法院院长,便这样被深羁高墙,将在漫长的赎罪生涯中度过晚年的时光。一个曾有过辉煌经历的执法者便在攀比“大款”的心态中倒下去了。
  攀比“大款”导致心灵之厦倾斜,情结“大款”则是想在钱财上得到好处。
  当然,这些“大款”们知道,在社会的转型期,市场经济、法制经济尚不健全,有权力作靠山,办起事来是事半功倍,靠权力就能发财,自然十分乐意被“攀”、被“傍”。
  这“攀”,这“傍”,也不是没代价的。代价就是要靠着他们赚更多的钱。
  有的老干部在临退休、临离开权力中心时,不甘心清贫,积极地傍结大款,拉关系,套近乎,乃至称兄道弟。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现在凭借权力为“大款”们办点事,得足回报以改变清贫,退休后说不定还可在“大款”手下谋点职,干个“顾问”、“董事”什么的,也得点实惠。
  广东清远市佛冈县县长廖添财积极热心同个体户、包工头交朋友,竟然可以在酒席上当着一位副县长和其他人的面,收下一个个体户“朋友”的3000元,而同意将国家配发给他公用的进口轿车处理给他。四川省遂宁市医药管理局局长喻开成,也有个兜里揣满钱的“朋友”,成天与之称兄道弟,乐此不疲。这个“朋友”靠他的关系挣了一百多万元,他靠“这个朋友”收了八万多元……
  原上海造船厂总工程师、中国造船协会理事、终身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白辉,自从“贴”上一个建筑老板后,不断利用手中权力为对方谋取利益,也得到8万元回报。
  不言而喻,指望在台上时埋些伏线,退下来后过得更好的老干部们,一旦败露,作为国家公务员,是要以受贿罪等罪名而论处的。
  伊索寓言说,因为贪婪,有的人想得到的太多,却把现在所有的也失去了。

                  三

    白沙混于泥涂,不染自污;青蓬育于麻圃,不扶自
  直。
                     ——《钱公良测语·规世》

    不慎其前而悔其后,虽悔,何及?
                       ——汉·刘向《说苑》

  “傍”大款,这个“傍”确乎形象,把那种自卑而自得的形象摹拟出来了,体现着汉字的精当表现力。
  这是一种失去人格的心态。
  这是一种贱卖尊严的行为。
  三陪女陪人喝酒、陪人跳舞、陪人唱卡拉OK,甚至陪人洗澡、上床,得到的100元、1000元,那是一种尊严的贱卖。
  伺候于“大款”之门,奔走于“大款”之堂,甘当“大款”的花瓶,指望靠手中的权力付得大款欢心,得些散碎银子。这也是一种尊严的贱卖。
  三陪女出卖的是色相,而他们呢,出卖的是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三陪女出卖的色相的所有权还属她们自己所有,而他们出卖的权力,是谁给予的呢?
  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给予他们权力,是要他们作人民“公仆”,不是要他们作“大款”阔佬的私家奴仆!
  他们同这些素质极差的所谓“大款”阔佬成天厮混,久而久之,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从思想上到行为上都有一种认同感。近墨者黑,意志不坚定,欲望较重者,不但迅速完成“观念更新”,而且把市场交易的规则也引进了权力领域,最后陷入大款布置好的金钱陷阱之中,贱卖了权力,也贱卖了人格。
  在四川简阳,有一个变质的市长王善武,同简阳某销售公司经理关系极好,情同手足,俨如铁哥们。经理请他题字,几个字下来就是1万元的润笔费。可是,“交情”是一回事,情感则又是一回事。在生意人心中,他就是随传随到的“私仆”。一次,经理喝多了酒,跟在座的各位打赌:“简阳谁最大?市长最大。可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他就会乖乖地,像一只狗一样来。”这是多么大的口气啊。对市长而言,又是多么大的凌辱啊。众人都不信。不信,咱们试试。一个电话拨过去,过不了多会儿,这位一市之长便赶到了。在众人的哄堂大笑中,这个一市之长也跟着傻乎乎地笑着……
  这是多么悲哀的一幕啊。
  无独有偶。
  在无锡那场震动全国的经济大案中有一个主要角色——邓斌。这个变压器的绕线女工,利用集资,居然搞到了巨如天文数字的集资款。摇身一变,她成了一个惹人注目的“大款”。
  她乘坐的是八十多万买来的“奔驰”车,牌照“8888”也是花重金“夺标”来的。她有5套住宅,常住的那一套7室3厅。她送礼大方,一出手便是五千一万……
  于是,她身边便簇拥着若干“追款族”,竟然有近五十名县处以上的干部为她张目、为她集资、为她甘当马前卒,连无锡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高振家这样的人也不甘落后。邓斌要买车,他四处张罗;邓斌要挂执法机关的牌照,他便把检察院的牌照和行驶证奉上;邓斌要集资,他便东奔西走,连老婆孩子都用上,为其集得资金近二千五百万元……
  不独是邓斌这个老太婆,便是这个老太婆身边的人,头上也蒙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也成了某些领导干部傍结的对象。原无锡市郊区会龙实业总公司总经理谈根发就是一个。他常约高振家检察长到他家喝酒打麻将、玩牌赌钱,又同无锡市副市长丁浩兴成了“莫逆之交”。这两个领导干部也乐意傍他,乐得从他身上得到好处。
  然而,生意人心目中却对这种官员有一种深深的鄙夷。
  这里,同样出现了四川简阳出现的那一幕。
  一次酒席宴上,他趁着酒兴向哥们显示他的能耐:“你们信不信?我要叫丁浩兴副市长来,让他15分钟来,他就不敢16分钟到。”
  说罢,操起大哥大便打了一个电话到丁家。不到15分钟,这个副市长便应召赶到。
  这些素质极差的所谓“大款”。玩猫玩狗玩宠物玩小蜜,竟玩到堂堂市长头上来了!
  遗憾的是,丁浩兴进了高墙才知道他在这些“大款”们心中的位置。这时,他已被宣布判处有期徒刑6年。
  他回首往事,侮叹前尘,不禁泪流满面。
  在总结自己的教训时,这个从一名农村基层干部成长为在全国都有些名气的副市长说,我在抓经济的大环境下,参与社会活动增多,放松了学习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法令,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一念之差犯了严重的错误,跌向罪恶的深渊……末了,他着重总结道:
  必须正确对待别人的好意,好意,一定要认真分析。有些好意,是有助于自己更好地工作,但有的好意会促使自己犯错误。像谈根发这样的“好意”,就是促使自己犯错误,造成极坏的后果……必须少接触素质差、层次低的人……
  听到了吗?这血泪交织的忏悔,这沉痛的教训。
  想在退休前傍上“大款”,日后好得实惠。这想法很现实,可得小心,不要一步踩虚,成为这些“素质差、层次低”的“大款”的俘虏和奴仆,成为金钱的俘虏和奴仆!
  森林里,有一种寄生藤,它们要想获得生存,便缠上一棵大树,越缠越紧,不断从大树身上获取营养,滋养自己。而大树呢,先还是欣然接受,认为有那么多柔弱的藤蔓来簇拥自己,多么风光,多么气派,多么能体现自己的尊严和人生价值呀!可有朝一日,这棵大树发现自己已到了毁灭的边缘,终于“噗”地倒地。遥望悠悠蓝天上自由自在的飞鸟,侧视幽幽四周森林里勃勃生长的棵棵大树竞相争春,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悲怆掠过内心,不禁后悔不已,恨攀缘自己的藤蔓,恨自己不断然拒绝它们的攀缘……可是一切都迟了。
  而那藤蔓呢?又开始觊觎另一棵大树了。
  我很高兴过去我曾写过的一个寓言在这里还能派上点用场,就让这个寓言作为本章的结尾吧。
  可是,就本章剖析的大款和曾身居要职的经济犯罪分子的关系而言,谁是大树,谁是藤蔓呢?
  如果纠缠不清,就这样理解吧:
  人格与尊严是大树,
  贪欲和妄念是藤蔓。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