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1 父亲在“敌台”中喊着儿子 西昌盐源县，1973年。 又起风了。 我爬上半截竹楼，脱掉大羊皮褂，躺在破棉絮和谷草铺成的床上。好冷。阵阵穿壁风透进屋，刮得土墙上的泥巴大片大片往下掉。泥沙掉进我的衣领，我抖了抖衣服，然而，周身在痒。终千，我又在被窝里掐死一个把我咬得火辣辣痛的跳蚤。其实，床单上早撒了一大把“六六六”药粉，可惜，跳蚤适应了，当然，我也适应了。我在辗转反侧中，木然静听头上野风掀瓦声。 实在睡不着。我拖了两匹土砖过来楞起，把大堆脏衣服堆在上头，这样枕头更高了，身子坐直靠在上面，这种姿势还挺舒服，经常坐半夜都不会感到累。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历来就是这样，风多月亮大，中午热，夜晚冷，且让人感到夜特别长、特别空。当然也特别无聊。 我在硝皮上把火柴划燃，点着木箱子上的油灯。灯芯，是用棉絮上的棉花搓成的，灯，是用废墨水瓶做成的。因为煤油成份不纯，那火苗暗黑暗红，忽而又惨绿，墙上，摇曳着我的影子。我把石头烟杆含在口里，烟嘴中使劲按进一撮兰花烟丝，对着油灯躬身叭燃，一日浓雾狠狠地吸进枯肠饿肚中，这兰花烟，真香！ 胸中有了烟云的润泽，神经渐渐兴奋。我躬起腰身，指头夹着头上的瓦片移动，一匹，两匹，屋顶，漏进天光。立时，月光和灯光混成湛蓝，半截竹楼内，像框了一幅斑斑驳驳的泼墨水彩画。 谁说凄苦和苍凉不是诗意！ 我抱着那把破旧得失掉颜色的吉它琴，调着几根不知结了多少疙瘩的弦，无拘无束地唱了起来： 破墙破门破窗破得凶 人寒人苦人霉腰带松 想人想物想钱想得疯 打米打油打盐算得空 倒肠倒肚倒桩倒栽葱 怨天怨地怨命怨祖宗 《倒霉歌变调》1970年4月 “啪”地一声，那接了几次的E弦又断了，我长叹一声，痴呆呆地望着我头上那块巴掌大的天…… 肚子实在太饿了，不消说米，连菜都吃光了。油灯在摇曳，我一下又一下地吞咽着苦涩的口水。知青的生活从来就是这个样子，有吃的时候就拼命胀，没有了吃的时候就临时找，或者挨饿。 里上那老羊皮褂，我爬下竹楼拉开门。 月亮高悬，月色如水。门前这荒河滩黑白分明，然而远处又显得朦朦胧胧。几棵不知名的树，裸露着瘦骨嶙嶙的身影。这些树，据说栽了七八年，却还不到一丈高，没有几片叶。冬天，只剩一副瘦骨架，但木质仍很硬。也许，它们命中已习惯了风强制刺入它们肌肤中的那些永恒暴戾的故事。扭曲已成自然。这门口，一年四季，很难得绿一回草，开几朵花。不远的那条小河，曾供应找们吃水、洗衣、洗脚淘菜，湍湍水流不止，像一位慈心的奶妈。而今因为季节，她干瘪了，像一个老姬，偶尔积存点高坡上流来的雨水，又少又混浊。眼下已干涸，有如我们的希望。 下乡已一年多，而在这块地方，我几乎没有听到过鸟鸣、虫叫、蛙鼓，一切都显得那么贫瘠荒凉，这片千百年来的盐碱地，永远歉收，有如我的思想。 我们居住的这三间连在一起的房子，墙体是用传统方式黄泥土椿成的。它立在这寂寞的大自然中，远看真像座坟。不过，这的确是我们的“家”。 我站在门口一直发神。 “咔嚓，咔嚓！”前面模模糊糊的乱草丛中，有条模模糊糊的影子在啃着一块听似骨头一样的东西——是条狗。我神经一闪，蹑手蹑脚地回身在门背后抓出一根扁担，妈的，老子今天正想吃肉！喉咙，仿佛咽进的不是一口冷气，而是一串香喷喷的心的暴跳…… “九九，九九！”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条狗忽地一下，窜得无影无踪。 “吼个屁啊！”我悻悻地望着狗窜走的方向，转身报怨着知青老何。 “九九，我有好消息告诉你！”老何气喘吁吁，说话结巴起来。 “啥子好消息？未必还比得上这顿营养伙食？”我瞟了下老何，眼睛仍在茫茫四野贪婪地追寻着那条狗的踪影。 “真的，我不骗你……” “是不是哪个队上的耕牛又摔死了分死牛肉？” “你又说笑话了，你看我手里拿的是啥东西？”老何两手把一个东西使劲地晃动了几下凑近我，但我看不清楚。 “这是我今天在县上借来听的半导体收音机。你猜，我刚才收到了啥？”他压低声音，蓬乱的头发下透出一双眼睛在闪着神秘的光。老何年纪比我大几岁，历来爱听小道消息，特别关心政治，林彪“9．13”事件就是他透露出来的，开始大家不相信，但后来却是被事实证明的天方夜谭之一。他时常说，你我隐在穷乡僻壤，眼睛瞎了，耳朵不能聋，不然要变成痴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是认真的。 “我刚才收听台湾的广播，你简真猜不着，我收到了你爸的讲话……”老何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像什么哽住了喉头，却又想吐。 我屏住气，鼓着双眼死盯着他，神情活像是见了鬼。“你少用这些话逗我开心，不可能！”我仿佛被人捉弄，心在暗暗作痛。 “真的，九九，我问你，你爸是不是解放前去的台湾？是不是叫杜均衡？”这几句话，太重，太实，而我的“黑五类”家庭，老何是早有所闻的。尤如被棒击，我懵了，说不出话来。 “我刚才收中央台，一下就拨到台湾的广播，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讲的四川普通话，还喊了你和你妈妈的姓名！”老何的语调真像发誓诅咒，我一下如触电般周身感到发麻发热，捏在手中的扁担掉落地上：“……我爸，他还说了啥？” “你爸先讲的是台湾的经济问题，后又说他很想念在大陆的亲人……还有，你爸好像还是一个台湾的什么大官……”老何的话真像团火，直燎我心。我一把抓住他拿半导体的手：“快，再收听一下！” “要反复广播的，可能收得到。”老何一边说，一边摘下耳塞很快地按进我耳朵中，双手不停地拨弄着频道：“有没有？有没有……” 耳中尽是电流干扰声。我一把抓过老何手中的半导体：“我自己来！” “不要拨远了，就在中央台旁边点。慢点！”老何一只手护托住半导体，一只手压着我的手指，眼睛几乎贴在我的指头上。 “收到没有？收到没有？台湾普通话比北京的柔和些。” 我的每根神经都在倾听。 “还是收不到。”我的头竟在这冬天渗出汗水来。 “就在干扰声中找，来回找，慢点！有时是音乐……”老听“敌台”的老何经验老道。可惜一分一秒的时间在过去，而我，仍一无所获。 “走，我们到对面山坡上去收！”一种潜意识使我感到必须登高才有希望。 老何紧跟着我，三脚并成两步。我们爬上了高坡，老何一破一拐地，左手提着一只球鞋，原来，他唯一的一双破球鞋后跟彻底地扭断了。 我双手紧握半导体，不断调整着方向。是东？是西？台湾究竟在哪个方向？陷在这大山之中的我早已迷糊。 我屏住呼吸，匍伏在这遥远的电流中冥想：像一个特务，我在收听中国人自己的“敌台”；又像做贼，我拼命地想偷回那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几小时很快地过去了，而我仍在迷蒙的彩色梦游中。头发在夜雾中湿润，天下起了毛毛雨。我感到耳根在流水，手已酸麻，脚已僵直，却仍死抱着那一点希望舍不得走。 “九九，没希望了，还是回去吧！”老何坐在一块石头上，叭着兰花烟，眼睛疲倦地眨着。他破棉袄袖头已露出白花花的棉花。胡子老长。 天快亮了，雨已渐渐大起来。我俩只有高一脚矮一脚走下坡子。突然，我脚下一滑，仰面摔了个大筋斗，老何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人逢喜事精神爽，一个扑爬到香港！” 我一摸屁股和腰，尽是稀泥，脸上泛起一派苦笑。幸好，半导体捧在怀中没受损坏。 我俩进了屋，老何点燃火，坐在灶门前塞进树枝，一边烧开水，一边烤衣服，鼻子里哼了起来：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打起背包，高举红旗， 下乡上山志不移。 到三大革命中经受锻炼， 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啊、嗬…… 我爬上竹楼，脱下长裤和羊皮褂。抓出一撮兰花烟叭燃，看老何那副苦中求乐的脸在灶门前闪着。我长叹一声，眼睛湿润起来，仰头默看着头上那天空透出的东方欲晓之光…… 老何已鼾声大作。灶里的火熄了。锅里开水在冒热气，远处的鸡已开始打鸣，我闭上了眼睛…… 2 我从飞台湾的飞机上换下来 1949年12月，成都。 南门一座占地约5亩的中西式院子里，辟有菜地，栽有果树。记得还有一口老水井，井水透甜清澈，井里还喂有几条大金鱼，打水时鱼经常误入桶中，姐姐和妈妈又放它回去。这是我的家——我出生的地方。那时，我的父亲在国民党省党部上班，外婆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已不教书，当了贤妻良母，但她仍然喜欢音乐和绘画。 冬天来了，园中的草木凋蔽。欢声笑语少了，父亲往往几天几夜不回家，有时一到家几分钟，又匆匆离去……家中笼罩着从未有过的紧张和恐慌气氛。 时局在变。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蒋介石飞到成都坐镇指挥，妄图作最后的对抗。然而，在共产党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率先在彭县通电起义。18兵团郭勋棋、李振也与刘伯承、邓小平签了“和平公约”。15兵团司令罗广文、陈克非兵团又相继宣布了起义。最后，竟连国民党军队设在成都的最后一道坚固的屏障，也因22兵团司令兼川南叙沪警备司令，72军军长郭汝槐的起义而土崩瓦解。成都，已完全处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败局已定，成都一片混乱。新津机场和凤凰山机场的飞机由每天100架次增加到近200架次，空运黄金、货币、军用器材和撤退军政要员及家属去往台湾。 滞留在成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地方要人天天拥挤在“疏散委员会”前，大吵大闹向“行政院长”阎锡山要飞台湾的飞机票。省党部实际上已停止办公了，人心已经涣散。 12月7日傍晚，在成都南门萧瑟的家中。父亲身穿长衫外套皮褂，手中捏着几张文件，焦急地在屋里地板上踱来踱去。他本来削瘦的脸上泛着疲惫和一点苍白，大眼睛中微布血丝——他已经三天三夜未合眼了。作为省党部组织组长，“参议员”和“立法委员”，他清醒时局的变化，但他无意“投诚”，虽然罗广文有意担保他，他还是决定了要走。他手夹着香烟正反复地劝说着坐在角落的母亲：“昨天王主席（王陵基）在省党部紧急传达了蒋介石的特别指示，在成都的所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要全部飞台湾，机票，由他亲自核定，分给了大家。我们已是最后一批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父亲神情焦急，不断地吸着烟。 “今天上午张映书（四川三青团妇女分团主任，我母亲当时任书记）还来过，她说她父亲是反清反袁的烈士，她本人虽是‘国大代表’，但从未欠过血债，一个女人嘛，共产党不看僧面还看佛面，总不至于要她的命。她与宋美龄关系那么密切都说不想走，况乎我，又算啥嘛？”母亲身着厚厚的棉袍，坐在单人沙发上，手里织着一件小毛衣。随手，整理了一下那件又长又大的外襟，把一条皮褥拉来遮盖在隆起的肚子上。那时，母亲腹中的毛弟已有5个月。 “正因为我们没有她那样的政治背景，我看还是走为上。你不是一个家庭妇女，是有政治身份的人，万一出了问题，我咋办？”父亲语调恳切，充满着无限忧虑：“这三张机票来得不易，都是经老头子一手批准的，现在还有许多人聚在那里找阎锡山骂娘，他说不定今天已先跑了，若我们明天不走，恐将铸成千古遗恨，悔恨莫及了！”父亲说到此，深邃的眼睛闪出一道泪光。 “你想，就算我和你加九儿三个走了，这个家咋办？这五个娃娃咋办？这五个都是女娃娃，最小的两岁，最大的才八岁，就算“共产党不加罪于她们，怎样生存？饿也要饿死！妈这么大年纪，又多病，今后时局如何，恐怕不是你们所想像的三两年就要回来那么简单，一家老小若有三长两短，咋问得过自己的良心？”母亲一说到自己的孩子，忍不住潸然泪下。 父亲长叹一声，瘫软在沙发上，掏出手绢揩着额上的汗珠。作为丈夫、父亲和逃亡人的他，虽有超人的才智和坚毅，面对此境也几乎失去了主见。 “你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一个妇道人家，实在是丢不下这个家，大家一齐走，又办不到；人生总难免要经历这些生离死别、以大局为重。你也不要太顾虑我们，总会团聚的……”母亲揩干眼泪，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父亲正想说什么，侍从郭轩通报说有客人来见。 “均衡兄，大嫂，你们咋还坐在这里不动身？许多明天要走的人都到机场去过夜了。”一位中等个子，粗壮声音的人走进门。原来是父亲的好友，川籍“立法委员”李天民。 “民兄，快请坐！曲兄来没有？”父亲忙起身让坐，并示意侍从泡茶。 “曲兄也在处理家中事务，刚才电话说他马上就到。”李天民接过一杯盖碗茶并未喝：“大嫂，咋搞的，我看你们简直不像要走的样子，还没商量好？”他环顾一下四周，愣眼望着还在织毛衣的母亲感到惊讶。 “唉，民兄，还是请你出点主意，帮一下我，你大嫂无论怎样说，她都不走……”父亲走近李大民，语调凄然无奈。 李天民眉头一锁，放下茶碗起身道：“那怎么行呢！大局已定，回天无术，成都沦陷在即，你我除了去台，无处可适。况且像我们这种人，共产党是绝对放不过的。嫂子，你也是党国之一员嘛，共产党又岂会对你网开一面？难道真是‘夫妇同林鸟，大难各自飞？’不行，不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李天民语气激昂又恳切。 这时，门卫带“立法委员”谢星曲进屋。 “来来！快进屋，就等你了！”李天民起身迎“立法委员”谢星曲进屋。父亲也迎上去握手，叫人快泡茶来。 “车子停在门外，他们几个也来了，你们准备好没有？明早10点起飞，坐C53飞机。”谢星曲搓着手，取下帽子挂在衣帽钩上。 谢星曲见父亲局促不安，母亲低头不语，心中不觉有点纳闷，眼光转向李天民。 “曲兄，你也来劝劝大嫂，她说啥都不愿意走。”李天民用肘推了推谢星曲，似无奈。 “怎么又不走了呢？许伯超夫妇，冯慕鹊、徐天秩、任觉伍他们都飞走了，王元辉、漆中全、黄季睦他们也早飞了，你们知不知道，连老头子后天都要飞了……”谢星曲显得十分焦急不安，见母亲在掏手绢揩泪，突然打住。 “两位，你们都是均衡好友，在此危难时刻，我决不拖你们后腿，我也仔细考虑过了。”母亲起身用手扶着腰站起来，又道：“两位对我也了解，我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我留下的后果，但我左思右想，实在难以抛下五个娃娃，留下她们，只有死路一条，我做母亲的便成了罪人……”说到此，母亲大哭起来。 门外寒风袭人，树影沙沙；屋内凄然无声，相对无语。大橱钟在嘀嗒嘀嗒响着。李天民对着谢星曲耳边前咕了几句，谢不断点头。 “均衡兄，我们的意见是，时间太紧迫，再这样坐等商议，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又会发生啥事。我和民兄的意见是，你们夫妻都动身到机场去，若嫂夫人改变主意要走，可以马上就走，不走，也理当去送行，你们的意见如何？”谢星曲不断地用眼睛暗示父亲，父亲道：“好吧，我看，也只有这样了。”父亲见母亲黯然地点了下头，急忙从书柜中取出一个黑色公文大皮包，又从床底下拖出一口小皮箱，一伸手，在书架上又抽出几本厚书塞在皮箱中。他环视了一下已站起身的大家：“行了，走吧！” 母亲抱起我，披了件皮毛衣在侍从的搀扶下走向大门。后面，跟着父亲、谢星曲和李天民。 夜漆黑，风吹着树影摇动，发出沙哑的声音，一切都在静寂中，只有轻微杂乱的步履声。突然，父亲立在大门口转身对大家道：“请等我几分钟。”父亲的脚步既轻又快，他悄悄地来到后厢房内。借外房的灯光，他轻轻推开房门——我的五个姐姐，全在睡梦中。她们在大床上躺成几排，只有一起一伏的小小鼻息声，在凝固的空气中发出。父亲手捏着礼帽，躬着身体，轻轻地、悄悄地，在每一个孩子的小脸庞上吻着、吻着。他的泪水，流淌下来，滴在大姐的脸上。8岁的大姐醒了，父亲拉着她的手：“大妹，爸爸要出差了，你带好弟妹，听话。”大姐点了点头，父亲给她拉上被子。父亲转身出来，把门悄悄地掩上。他伫立良久，目光如炬，注视着那排老屋和篱笆墙…… “均衡兄，快上车吧！”李天民挨近父亲，父亲随他上了停在门口的汽车。“孩子和家中都安排了？”李天民问道。父亲没有做声，只点了点头，他拉上领口道：“我已清楚地给王泽作了交待，请他仍住我家，帮我照顾孩子。你知道，前次上头下令要抓作家沙汀，我专门通知他把沙汀藏了起来，他只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基层干部，有事，相信沙汀会站出来替他说话的。”李天民点点头。 司机发动了汽车，克拉克轿车喷出几股蓝烟。杜宅家门口的细雨在两股射灯下飘洒，车轮，在泥土上划出两道深痕。寒冷的成都，在死亡与苏醒之间显得异常静寂。此时，已隐隐听得到郊外解放军隆隆的炮声。车，开动了，家，甩在后面。 距成都30公里的新津机场，已经成为国民党逃命的跳板。胡宗南部的精锐团，里3层外3层从沿途和渡口开始固守着这条大西南最后的逃亡线。 新津机场戒备森严，哪怕是窜进一条狗都要遭到轻重机枪的扫射。机坪上，堆满了许多待运走的军用器材，十来架美制E—18型战斗机停在那里随时待命。在帆布罩、树枝和安全网的掩护下，蒋介石的坐机“中美号”隐蔽得十分好，飞机周围守着一层又一层荷枪实弹的士兵。 经过沿途的反复检查，几辆车终于驶进新津机场。这时，天已快亮了。父亲走下车，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空气，一抬头，便见到那高高的指挥塔上架起的十几支轻重机枪。机场里，已筑起了不少沙袋工事，几辆坦克和装甲车上露出几顶闪着寒光的军人头盔。父亲复入车中，开始抽烟。这时，两名军官跑步来到车前开门敬礼，报告着飞机起飞的时间和天气情况，并请父亲一行人到简陋的候机室等候。黎明，一架C53型运输机滑上跑道，舱门打开，两名军人放下舷梯，这时，几十名端着卡宾枪的军士跑步上前围着飞机。飞机已检查完毕，候机的人群中有小孩的哭声和大人的斥骂声。 父亲头戴礼帽，身穿一件米黄色风衣。他把领口紧了一下，走向克拉克汽车，搀出我母亲——母亲怀中搂抱着刚满1岁的我。 母亲脸色憔悴略带苍白。昨夜在机场停留，通宵达旦。父亲的同事和不少朋友费尽了口舌，终于说服她一齐飞往台湾。并讲好，时势稍好转，再返回成都。 ～股透骨的晨风从郊野刮起，母亲打了个寒颤，父亲忙摘下自己脖上的长围巾给她严严实实地围上。 “杜委员，飞机马上起飞，请您登机！”一名军人手夹一个皮包疾步上前，对着父亲啪地一下敬了个军礼。 “嗯。”父亲点了点头。抬眼，已见几十个军政要员家属挤在一起开始登机。 父亲站着未动，不断地转身回头在望什么’，神态严峻又若有所失。 “杜兄、大嫂，你们快点登机吧，家中的事，我会尽力办妥，照顾好的！”车旁，立着一位年约30多岁矮胖的男人，他西装革履，搓着冻僵的双手，着急地催促着。他叫谢静吾，是四川大学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是“国民政府”保送赴美深造的高材生。他是父亲中学的同学、挚友。他是来送行的。 父亲移动脚步，靠近他，握着他的手，接过那小皮箱，惨然一笑，扶着母亲走向舷梯。母亲行动缓慢，她鼓起的腹中有5个月的胎儿。 登机人群有些混乱，父亲让所有的人登机后，才缓缓步向舷梯。舷梯前分别站着两名便衣和军官，父亲从怀中掏出皮夹，拿出证件和3张飞机票——上面，写着我、母亲和他的名字。母亲抱着我跟在后面。证验过了，父亲一只脚踏上梯子。突然，一辆吉普车疾驶上草坪，嘎地一下刹在飞机旁，四五个孩子拼命的哭喊声清楚地传过来——父亲，母亲和其他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突然像石头般定在那里。原来是我的外婆、姑爷郭轩和佣人抱的抱、牵的牵，把我五个从两岁至八岁的姐姐们带到了机场。“我要妈妈！我要爸爸……”大大小小一齐在喊。 母亲突然反应过来，像箭一样奔下舷梯，扑向她们。父亲立在风中，泪水夺眶而出，但他，站得挺直，一动未动，像块磐石。“……你们倒是都走了，丢下这么多娃娃，叫我这个老人咋个办？今后有个三长两短，我咋个交待哟！”外婆捶胸号啕大哭。 “妈妈，我要和你们一齐走！”姐姐们死拉着母亲的衣襟不放。母亲蹲下，一手拥着几个姐姐，又是哄又是吻，强忍住眼泪。一只手，死死地搂着我在她的胸前。 父亲的脚移下舷梯，又停了下来……礼帽被风吹落了，头发在风中散乱开来……“算了，均衡，你走吧，我决定留下来！”母亲站起身对着父亲大喊着，挥着手，叫他快入机舱。可是，父亲却飞快地奔下舷梯，奔向他的妻儿。立刻，几个姐姐一齐冲上去，有的抱腿，有的箍颈，大哭着怎么也不松手。 “也好，我一人飞走，算是逃命，你们大家多多保重！”父亲紧捏着母亲的手，眼睛望着外婆和大家。他牙齿紧咬，泪泅滂沦。 母亲的手在发抖，声音哽咽：“这九儿，你带他走，他的一切都交给你了……”母亲双手把尚在褪褓中的我塞给父亲。父亲把我揽在怀中，迟疑不决道：“……九儿太小，没有你咋行？我这一上天，谁也难料吉凶祸福，若遭不测，杜氏家族岂不就断了后！我看，这条小生命还是留在家乡的好，孩子无罪，共产党总不至连他都不放过吧……”父亲口中每一个字都像铁钉一样，钉在自己的心上，钉在母亲的心上。母亲，说不出话来。这时，站在旁边的外婆猛地冲过来，从父亲怀中夺下我：“把孙儿给我留下来，要走，你们走！” 空气凝固了，飞机发动机无情地叫着。两名军官急跑过来冲着父亲大声道：“杜委员，不走就来不及了！”父亲一转身，毅然地对站在他身旁不远的谢静吾低声讲了两句，谢静吾一怔，马上点了下头，尾随着父亲，疾步上了舷梯。父亲指了指谢静吾，对站在舱门边的便衣大声地说着什么，谢静吾侧身闪进了舱门，父亲一调头却被使劲地推了进去。舷梯抽了上去，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动，舱门关上了——永远关上了。一声刺耳长啸划破天空，飞机像箭射向蓝天，那青天白日的标记闪烁了一下，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顿成了一片空白…… 那是1949年12月8日，我，刚满一岁零几天，就在那一瞬间，我个人的历史，从此开始改写，厄运时时缠绕着我；就在那一瞬间，父亲和母亲从此面临了两种不同的命运，经历了漫长而又痛苦的历程。就在那一瞬间，谢静吾，在历史的偶然机遇中，顶替我的名字到了台湾，后又到了美国，成为美籍华人专家。 历史给我开了一个太大大残酷的玩笑。 3 母亲入狱 父亲走后不久，母亲入狱了。那是1950一个秋天的下午，一群戴着红袖套的街道积极分子和派出所公安人员来到我的家。他们命令外婆把我们一大群孩子带到里边厨房锁着，母亲站在院子当中。那时，毛弟不到半岁，母亲抱着他，他哭得厉害，母亲只有喂奶哄他睡。 他们开始抄家了。那一大堆线装书，一大堆精装西洋书，堆了半间房子。沙发，柜子、床和地板该撬开的地方都撬了，一地衣物，杂物。终于，他们搜出了反革命罪证：一只毛瑟手枪和一部五灯收音机（搜查登记表上写的是“电台”）。 “这是支毛瑟手枪，他父亲留给我护身护家的。”母亲分辩着。听大姐讲，成都刚解放时盗贼土匪猖狂，每每半夜听到狗叫，我们全家吓得不敢做声。被贼挖墙入室光顾几次后，母亲，我们唯一的保护神，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朝天放上两枪，口中斥责几声以惊走盗贼，换来安宁。可是，这支手枪竟成了母亲的又一罪证。 既有手枪又有电台，丈夫又跑去了台湾，而母亲自己又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又是“全国妇女代表”——这足以构成“反革命”罪了。 “你听着，现在解放了，你不要幻想蒋介石会打得回来。你只有一条出路：彻底交待你丈夫和你的反革命反人民的严重罪行，不然，只有死路一条！”领头的人，说话严厉，但并不像后来“文革”中那些家伙让人受精神和皮肉的双重痛苦。“这不是电台，是收音机！”母亲还在申辩。“你态度太恶劣，走，公安局去讲！”另一公安人员大声道。有人上前去拉我母亲。 “这样子，你只许呆在家里，这些东西你签个名，我们要拿走，等候我们处分通知！”领头人边说，边叫戴袖套的那些积极分子搬东西。 “我告诉你，只许在家，不许外出，若想逃跑，自找苦吃！”另一公安道。 “我跑哪里去？这么多小孩。”母亲刚强的个性，也许可以拯救她，也许，更害了她。 第二天，母亲被逮捕了。大姐说她被五花大绑，拖上了汽车。 母亲，当时38岁，一生共生育了10个子女，4个夭折、6个健在，我，是唯一活着的儿子。 36岁，刚失去了丈夫，紧接着，又失去了自由。这是一般女人难于承受的打击。 母亲被关押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大姐背着半岁的毛弟牵着我，二姐带着几个姐姐——幸好，还有一位慈祥的外婆照顾我们。 那段时间，母亲失掉了消息，家庭经济开始捉襟见肘。父亲是清官、学者，没有留下钱。为了生存，外婆开始借贷、变卖家具和日常用具，沙发也拆了卖弹簧和破布片。 半年过去了，母亲仍然没有消息。几个孩子开始生病，三个月大的毛弟患白喉，我患哮喘，三姐患麻疹，八姐被车撞……日子越来越难熬了。 邻居们，李保长，张伯伯等，给了我们最大的接济——米。 然而，无药治病，毛弟，终于因为缺乏奶水和及时治疗——死了。据姐姐说，毛弟死前还爬在地上抓泥土吃……毛弟比我长得乖、聪明，然而他死了，来到人世不到一年。 外婆和大姐，趁夜黑，用席子里着他小小的尸体，寻农家一僻静处，挖了一个坑，草草掩埋了他。她们，不敢让别人知道……外婆说，她自己良心不安。 杜宅院中的果树自此好像不开花了，那些美丽的蝴蝶和蜜蜂再也不飞来了，牵牛花、胡豆花、还有好看的喇叭花也萎谢了，围着院的竹篱笆也被人扒开洞拿去当了柴烧。桌椅都卖了买药和米，每当黄昏，一群无辜的孩子趴在大门口，喊着爸爸，等着妈妈。 好久好久，有位好心人来我家告诉了母亲的消息：母亲关押在南郊场，大营门口站得有背枪的解放军…… 大姐知道了母亲的消息后，马上高兴地告诉了外婆，第二天，大姐和二姐怀揣着外婆特别炒的回锅肉，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找到了南郊场关押母亲集中反省学习的地方。大姐虽小，确十分懂事，她们哭泣着求着守门的解放军，把那一盅还温热的回锅肉递了进去。但是，没有允许她们与母亲见面，毕竟，母亲的“问题”还很严重。这，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要知道，与母亲押在一起的人真不少，同组的，当时有我三舅谢远春和成都副市长乔成，“国大代表”张映书，公安局长刘崇扑，华西医大校长张凌高，“青年党中央委员”、物理学家魏世珍等（张映书判了无期徒刑，1979年释放时已全身瘫痪；乔成也判了刑，后特赦；我三舅劳改34年，1984年释放回成都）。 母亲的问题还没有处理下来，她当然不知道毛弟已死，更不知道，我进了育婴堂孤儿院。 我们一大家人实际上已经开始上演一出家庭的悲剧了。我怎样进的育婴堂（现成都育婴堂街），怎样在里面度过那些日子，我当然全无记忆。直到成人后，我也没法追索。据我大姐说，是一位街邻去育婴堂找她自己的孩子，发现有个孩子很像失踪的我，便告之了我外婆，外婆和大姐得知后，怀着侥幸心理前去查询，终于认出了我，拿出了证据却费好大功夫领不走我，因为我已认不得她们了。大姐说，育婴堂的管事说有人发现我爬在路边，饥饿中吃着泥土，被好心人送进来。育婴堂的伙食好，我被养得白胖白胖的。也许，当时不回家或许命运好些？只有天知道！ 母亲终于回家了！ 10个月后，她拖着疲惫不堪的瘦弱身体，脸色十分苍白。但她终于回家了！我们像一群被遗弃后又逢生的小鸡，团团围着她，外婆忙着烧水煮饭，一家人又哭又笑搂成一团。邻居端菜送米，为之庆贺。母亲不顾疲劳，为一个个孩子们洗澡、换衣。她半夜还在打扫屋子和熬药……当她知道毛弟死了时，赶到掩埋毛弟的野外，坟包成了坑，毛弟的尸骨被野狗拖得七零八落。回家后伤心欲绝的她扑在床上嚎啕痛哭了一场，愧疚中撞墙撞断了鼻梁骨……。 母亲是回家了，的确是回了家，但她从此失去了自由。她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出于人道理由（孩子太多、大小），政府宽大处理，并交群众管制三年。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出门上街要先请假，每天要请示汇报，每周参加派出所的政治学习，随时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和大小会批斗…… 母亲成了反革命分子，我们自然就成了反革命子女。反革命子女在那个年代就等于是准反革命。 作为妻子，母亲失去了丈夫；作为母亲，孩子成了最后的希望。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的多重压力下，母亲苦熬着岁岁年年，月月天天…… 母亲十分坚强，十分贤惠能干。白天，她帮我们家对面的空军部队洗衣服，工钱很少，但却能得到数量可观的锅巴作补偿。夜晚，她织绣花布，自己种菜，但是，无论怎样熬夜操劳，仍然无法维持这个八口之家……她开始劳累成疾——喀血了。 我们一家，挣扎在生命线上。母亲雪上加霜，因1957年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又加了刑期！ 她，想到了自杀！ 我清楚记得，一天晚上，我被全家人的哭声惊醒。那时，我可能有六七岁。姐姐她们围坐在妈妈的床边，妈妈手中捏着一把明晃晃的的菜刀。一家人哭成一团，大姐、二姐拼命夺着母亲手中的菜刀哭叫着：“妈妈，你不能去死，你死了，我们咋办啊……” 妈妈嚎啕大哭着，不说一句话。那一夜，我吓得不敢做声，吓得睁着眼睛发抖——懵懂的我，被残酷的现实刻下了永恒的疑问和记忆。 日子告诉我，我之所以能活着，是与众不同的。同样，也许，正因为与众不同，所以我才能活着，谁知道呢？ 4 背着书包躲避查夜 1961年，大面积饥饿的年代。我正读小学5年级。尽管母亲日夜操劳，但吃不饱和严重的营养缺乏症，仍开始侵袭着全家。这是全国性的大饥荒，许多人并没有熬过去。 母亲动员我们为生存参加劳动：放学后，集体到郊区去割牛草卖给奶牛场，5分钱一斤的牛草，两百斤，也可卖到1元钱，每月总计，收入也不简单。 记得，是一个夏天的黄昏。我和母亲、姐姐们已割了几背篓牛草回家。母亲很欢喜，她说：“今天的草很好，再多割一点回来就可以多卖点钱……”12岁的我，似乎听懂了她的话，不等吃饭，背上空背篓，赶在太阳落坡前快速地又找到郊区那块“风水宝地”。我挥动着镰刀，一身汗水，毒蚊叮咬着我，追逐着我。但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多割些草，趁天黑前赶回家。草，割了不少，我把它一层又一层塞进背篓中——太沉了，我竟然蹲下去拱不起来。很不情愿地，我起身，双手一次次又把割好的草捧些出来，直到我能支撑站起来为止。 天黑尽了，野草地已铺满夜露，我的裤脚湿了一大片。走了几十米，在夜幕中的我迷失了方向，成都的郊外，离家有好几里路。我只有高一脚，矮一脚踉跄在坡坎野地里。一条小河沟，近两米宽，想跳过去，谈何容易！但没有退路，退后几步，猛地一跃，可惜，我脚到了对面沟边，双手却抓不到东西，连人带背篓，滚进两尺多深的水流中…… 我挣脱了双肩的绳子，双手死命地把湿淋淋的大背篓往沟坎上拖，好不容易拖上了坎。然而，无论怎样，我始终不够力气把它背离地面。 这时，天上几颗星星出现了，原野一片朦胧，几只野鸟在扑打着翅膀。这野外，没有一户人家。 我想，多可惜的草，但是，我没有办法，再舍不得也只有捡些出来以减轻重量，不然，我只有空手而返——这怎么行？这背篓草，不落入水沟中浸泡，已超出我的体重，此时，少说也增加到150斤重。终于，像从蓄钱罐中拿去分币，我心痛地捡了一次又试一次，最后，终于背着背篓站了起来，朝隐约的小路上踏去。 这石子小路又窄又长，仿佛永无止境，背上负着草，人如弓行，不到500米，湿透的肩头被粗糙的棕绳勒得发痛。看着地上被星月勾出的影子，湿透的破胶鞋在脚下每走一步便发出“叽咕”，“叽咕”的声音。我咬着牙，一步步艰难地朝回家的路上走着。太累了，却找寻不到一块大石头、一根断木桩放一下如千斤重的背篓，不可能歇息，一蹲下，也永再无力气站直起来。 走！在这漫长的小路上，走！在这漆黑无边的夜色中；唯一的办法，便是数数，……不知数了多少，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我偏偏倒倒走到了家门口。 此时，几乎已是半夜，母亲和姐姐早焦急地盼在家门口，一见我，马上跑来替我搬下干斤重负，可是，我大喊着，虚弱的汗水流淌着：“轻，轻点，痛……” 原来，肩头已被棕绳勒进了肉中，脚趾已踢碰得出了血…… 慢慢地，轻轻地，母亲和姐姐心痛地取下了我肩上背上的大背篓…… 但，我昏了过去——只记得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人生，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饿昏死”。 多年以来，每当做体力劳动，经常感到心慌，气虚，十分饥饿，盗汗淋淋，非马上吃东西，不然就发病。这是肉体上的“惩罚”。当时，我只有12岁。 人生肉体上的感知容易被替代，容易转移和遗忘，但是，精神上的印记却怎么也抹不掉。 记得每一个节日前夜，母亲和本辖区几十个“四类分于”总要集中在派出所“学习”，自带小凳子和过夜的大衣，避免这些人搞阶级破坏。 读小学时，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晚了，门已上锁，母亲已到派出所。我进不了屋，只有孤独地在大街小巷乱转。凡是过节日，总要戒严或查夜，我本想撬锁撬门回家睡觉，但一想到居委会张妈那双盯人的眼睛，我不敢回家。 那时锦江府南河两畔还很肮脏很乱，几乎没有路灯，乱树丛中，还到处堆放着石条子、水管。太困倦太累了，又伯被人撞见，干脆钻进石条缝中，蜷成一团过夜。很霉气，刚钻进去，就下起毛毛雨来。我赶紧拱进那边堆得又高又乱的下水管中。好臭，好黑，不小心，我的手摸到一堆屎，缩过那头在乱草中抹了几把，管他！天亮再说。 迷迷糊糊中，几道手电光直刺我的眼：“干啥子的，出来！”手电两头夹攻，我弓身钻了出去。原来是一拨老老少少的“红袖套”在执勤查夜。我心想，完了，还没开口，一阵“爱民拳”打得我头上直冒金星。我被揪扯着来到不远的街口上，他们用绳子套住我的手臂，这根棕绳子已前前后后套牢了十来个人，几乎全部是乞丐。 “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谨访暗藏的阶级敌人搞破坏。把他们全部关进派出所，节日完后再处理！”妈哟，又是派出所！ 锦江河畔，离我家不过千多米，关进派出所，等于是与在派出所集中学习的母亲“大团圆”。我宁肯他们在这里随便打我，我这次决不能这么听话，我决不能和我妈关在一起，不能让她太伤心。 我们被牵着，在河边走得很慢，那些“红袖套”们还在沿河边搜查。 我出生在这里，几乎是在这河边长大，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坡坎我都非常熟悉。无论如何，我必须快逃！ 我用手指在黑暗中解着那绑住我手臂的绳疙瘩，是个死疙瘩，解不开。我把膀子抬起来用牙咬，刚一咬松点，又被前头走的人拉紧，眼看就要上桥了，光秃秃的路上就休想跑掉了。毛毛雨越下越大，头发上的雨水顺着颈子往衣领中流，真冷！后面被绑着的有人滑倒，大家绞成一团，趁机我终于咬松了绳结，趁混乱和黑暗溜下河坎。那时，河堤是卵石和水泥砌成的，重心不稳，双脚冲进了水中，我用指头使劲抠住石头躲在阴影中。趴着，一动不敢动。等他们走远了，我才悄悄爬上岸，往哪里去？抬头望见对面岸边一个哗哗流水的大洞口，那是川医（现华西医科大）专门排污水的下水道。平时爱在这府河中游泳，听住在川医的同学说过，那里流的是解剖尸体后的污水，管他的，有啥可怕，我藏进洞里。潺潺流动的水，淹齐脚背，我找到一块大石头铺在浅浅水流中，屁股坐下，还好，衣裤沾不到水。我拔掉头上蛛网，双脚蹬紧洞壁，埋着头，昏昏欲睡，脚下是不是洗尸体的水，我不知道，但浓烈的药臭使我恶心。我强忍住，抱着书包，望着河面映出的节日亮起的霓虹灯影，听着远处传来的，隐约的欢歌和锣鼓声，鞭炮声；我幼小的心灵深深感觉到我已被这世界遗弃，像乞丐，像流浪汉，像弃儿，我不能像常人一样有一个温暖的平平常常的家…… 深夜开始“戒严”了，我只敢把自己封锁在命运的“黑洞”中。 唉，我多想有个家。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