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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盲流(7)




          15 蔡楚的父亲被斗死,母亲投井自杀

  1979年,我进轴承厂做临时工,与蔡楚朝夕相处,便进一步知道了他的家庭悲剧。
  蔡楚身材魁伟,一脸络腮胡,他的体魄,时时散发着向外的热力。然而,在他深度的眼镜镜片后面,却长驻着一种深沉的忧伤。
  他,出身于一个国民军官的家庭,父亲是黄埔军校。\期工兵科毕业,军衔上校,是成都军校筑城教官。蔡老先生是一位传统的博学的知识分子,事业勤勉,为人本分。
  蔡伯母,出身名门闺秀,其父邱光第老先生,是前清举人,有名的书法家。蔡伯母是成都树德中学毕业的高材生,十分聪慧贤淑,写得一手好书法,且能双手同时打算盘,而不会错乱分毫。
  一家7口人,住在临江路65号院中。
  1962年,蔡老先生被“动员”回原籍山西平陆县一中教书。“文化革命”来临,蔡老先生理所当然要戴上“国民党反革命特务”的帽子,“地位”再跌,打入黄河边上一处极其贫困的农村小学教书。于是,在那荒僻落后的小地方,他成了专政的重点“轰炸”对象。永远写不完的交代和坦白,无日无夜地大批小斗,加上物质贫乏,身体多病,一个孤独老人,身心已极其虚弱,长年累月下来,面黄肌瘦,站立不稳,晚景凄凉。
  成都家中,日子也并不好过。蔡伯母长期生病,经济窘迫;蔡楚失业;大妹、三弟和小妹被勒令下乡当知青;蔡伯母提心吊胆,凄凉孤独,眼见一个家分裂破碎,好不伤心!
  然而,历史既然不会掉头转变,厄运和悲剧便会接瞳而来。
  居民治保主任李瞎子,其实“眼睛”一点不瞎,他召集居民强制收去蔡家的户口簿,逼蔡楚的弟妹下乡当了知青后,仍然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棒,对蔡母大小会进行人身攻击,硬说蔡母思想反动,不满社会主义,把蔡母定成“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由于蔡母写得一手好字,那些造反派三天两头总要迫她完成永远完不成的标语工作,给这派写不给那派写,亦是罪状。受气忍辱,日子十分难过。久而久之,病况加重,精神上出现了异常,成天踱来踱去,口中自言自语:“……作孽唷,活着还有啥意思……”其景甚是凄惨。
  1967年7月8日,蔡母得知居委会李瞎子又要开批斗会整她,心力交瘁的她,忽又得知寄养出去的第四个儿子沦为了乞丐,绝望伤心之余,一头便投入了那口幽深的老井之中……
  更加不幸的是,蔡母死后不久,远在千里之遥的蔡老先生,紧接着也被迫害致死。
  “1968年7月,我们收到山西省地区教委的一封电报,内容是:‘你父蔡启渊两次参加过共产党都脱党,是历史反革命,不服改造,已服毒自杀……’”
  蔡楚的大妹流着泪,告诉我:“我决不相信我父亲会自杀,他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
  “那时大哥(蔡楚)在资阳县做临时工,受牵连,已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在外面流浪漂泊,母亲刚投井而死,剩下三个又全是知青,你想,那年月的日子怎么活唷!”蔡楚的小妹面对着我,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那‘反革命集团’,又是咋回事?”有次在厂里我问蔡楚。
  “唉,这是荒唐透顶的冤枉。‘文革’中,我在做临时工,爱与成都工院(现科大)的几个大学生和一些知识分子聚会,大家都有求知欲,热血青年,难免对现实评头论足,对国家,民族前途难免要关注议论。这在当时,却是一种危险。”蔡楚停顿下来。
  “那7086反革命部队又是咋由来的呢?”当然,我是只听他大妹说过。
  “7086?笑话!因为当时在一起的许多人家庭出身都不好,无工作,受歧视,心情不好,故自诩自嘲是‘七零八落部队’。殊不知,‘反革命集团’材料上说成7086,许多人还被判了刑,可笑可悲之至!”蔡楚说话喉咙很大。
  蔡楚侥幸末被抓,他的那些朋友,都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成员”,但是,在蔡楚个人的档案里,却从此多了一份“反革命集团次要成员,不分配正式工作,内控处理”的结论材料。这材料装进他的档案十几年,也就是被“内控”了十几年,然而他本人却一点都不知道!虽然,最后给他平了反。他对我说:“漫长的岁月中,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曾犯错误被暗中处分,然而有朝一日却要你公开承认和感激平反的正确,这是何等的荒谬滑稽!”
  我与他,是少年时代的朋友,岁月的浪潮,把我们这些同类货色统统冲上命运的险滩;人近中年,却又搅在一个单位里做临时工。这抑或是命?只有苦笑。
  “关于令尊大人死的事……”一次,我不揣冒昧,突然提出这件伤心的事情。
  他,垂头沉默了许久,长叹一声仰头:“我父亲不是自杀的,是被踢死的!”他咬紧牙,站了起来。
  我最后终于弄清了,蔡老先生之死的真实情况。
  “九九,你想一下嘛,1968年5月25日我父亲就去世了,为何迟至3个月后才通知?另外,我们只收到他的破烂遗物,连骨灰都没有,这是十分令人疑惑的。我坚信我父亲不会自杀!”蔡楚口气十分坚决。
  “终于,我在那些遗物上发现了问题,父亲的破旧棉衣裤上,凝固着斑斑血迹……我别无它法,只有八方写信上诉,法院、教委、乃至中央。那时,胡耀邦在台上,平反政策终有了贯彻。1981年,山西平陆县教委终于来了人,在轴承厂,他们给我父亲的死‘平了反’。
  1968年5月25日,在一次大规模的地、富、反、坏、有批斗会上,我父亲被推上台站高凳子,在病中走路已不稳的他,哪还有力气,站上去,又跌下来,接连几次。专政大军不耐烦了,对他又是拳打,又是脚踢;一个暴徒,黑心一脚,踢中他下身,他当即一下栽倒在地上昏死过去。抬回小屋后,没有任何人理睬。第二天发现时,已死在地上……直到今天,在龙泉山上也只有一座衣冠坟。”
  “难道连骨灰都不给你们?”我问。
  “我父亲没有骨灰,他们说当时是用一床棉絮里住软埋的,黄河发大水,尸体被水冲走了……”
  “难道就这样算了,凶手呢?”我睁大眼睛。
  “凶手?”蔡楚苦笑一声:“凶手找到了。”
  “判了刑?”
  “判刑?算是吧,开除党籍,留党查看一年。”
  “……”
  蔡楚的脸,像蜡铸,又像水泥浇成;我的心,在往下沉,像被巨钉钉在墙上——思想,在淌血。
  “我们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大多相似之处,如果可能,我要把这不幸写进书中,以警示后代。”我,在他临飞美国定居之前,握着蔡楚的手道。
  “只希望一点,我走出国界之前莫要动笔。”这是我们分手时他的最后一句话。
  我想起了他1980年写的那首发表在《诗友》上的《人的权利》诗歌的后半段,我想借他的诗句为他的前半生命运打个结语,也为他赴美与妻儿团聚祝福,为他送行:

    ……
    有人把马戏团内
    排练出的狮吼
    翻录成自由优美的歌曲
    有人把石林中
    一排排举手似的石笋
    规定成民主的定义
    有人把古旧的经书上
    摘录下的一段文字
    注释成神圣的法律
    有人把人民
    当作牛羊
    驱赶向一片不长青草的土地
    够了
    我听腻了虚伪的吃语
    我猜透了贪欲和王权的谜底
    ——凡是,假、丑、恶的东西
    都在人的尸体上建筑海市蜃楼
    祭起半圈装点江山的虹霓

    凡是真实的
       善良的
        美好的
    都已经
    或者必须死去
    因此
    我要大声疾呼——
    人—的—权—利!

  蔡楚去了美国,我不信,他不会回来!

           16 “二月画展”·“野草”诗社

  1978年2月,乐加和当时的中青年画家陆万景、邱克、罗伦剑、刘纯伟、谢三、王亥、陈卡琳诸君,在成都地区搞了一次“二月画展”。
  这次画展,当属成都地区首次,影响很大。当时,草堂小学美术老师熊伯清说服了摘帽右派校长井得到支持,提供了两个大教室作展厅,我与罗鹤均对一些作品进行了筛选和提供意见。
  草堂小学,地处成都杜甫草堂。借草堂外地游人较多之利,画展历时20天,送请柬300余张,总计参观1900余人次,外地观众占1400人次。
  实际上,1978年,全国各地“民主思潮”风起云涌、文学社、诗社遍布各地。
  以乐加为首创办的这次画展,全部作品170余幅,体现的是一种“文革”后期的理性迸发,历史的反叛精神。许多作品,追求一种压抑中的解脱,表现的是困惑中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对现实的批判。如乐加的《宋立本》,刘纯伟的《墓地上空》,邱克的《梦幻》,谢三的哗表坍塌了》(该画当时曾被勒令从展厅取下)。
  在展览期间,有关部门开始进行调查和干涉,乐加分分钟钟都可能陷入囹圄。或者是形势的大势所趋,或者是大面积良知的觉醒,抑或是运气——乐加等人人身安全没有受到损害,这次民间展览非常成功。
  这次民办展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群人、一种思想、一种追求——时代的困惑和思考,被觉醒嵌进了史册。
  无独有偶,1979年,全国“民主运动”以近万家民办、地下文学刊物的形式迅速在各地蔓延开来。
  3月份,成都地区第一份民办刊物《野草》,在盐市口和总府街公开出现,一时,观者如云,连日转抄,朗读者无数,甚至晚上有人打着手电筒围观……
  《野草》“像一枝报春的红梅”在锦城出现,其创办人陈墨、邓垦,皆为我老友(陈墨已结束知青生活返城当临工)。
  在《野草》第二期,陈墨1976年清明写的一首《天安门》使许多人感到震撼和激动:

    天安门垮了!
    垮了天安门!
    此时此刻,
    全世界都被震惊:
    电子显微镜在研究中国的心跳,
    卫星解剖着笼罩中国的这团乌云……
    此时此刻,
    在中国的土地上:
    空气冻结,阴风惨惨,
    到处是脸色苍白的沉默的人……
    有谁敢呼天抢地?
    有谁敢流涕呻吟?
    有谁敢道路以目?
    有谁敢伸舌而评?
    ……
    今天,彻底地垮了啊——
    人民民主的天安门!
    今天,彻底地亮相了——
    封建独裁的天安门!
    ……

  《野草》诗刊就此间了大祸,被当时的省市委打成了“反动刊物”。主要创办人、总编陈墨和“社长”邓垦,已打好铺盖,随时等待被抓,有幸被四川省当时的第一把手一句话解救免灾。《野草》办了3期,迫于形势和各方面的压力,转入地下。1979年11月23日起,易名为《诗友》继续生存。风声鹤唳,几起几落,《诗友》活得惊心动魄。
  邓垦和陈墨,把许多失落了心的朋友,团结、动员起来,以诗歌和文章展示自己的权利、追求和思想。
  我、罗鹤、乐加、蔡楚、兰成、谢庄、阿宁诸友,加入了《诗友》,开始在上面发表诗作和文章。诗友阿宁1973年写的一首小诗《坑和人》(《诗友》第37期)把一个挣扎的灵魂,刻画至深:

    一个坑,
    一个积满死水的泥坑。
    除了青苔、孑孓和恶臭,
    里面还泡着一个活人。

    一个人,
    一个捆扎着手脚的男人。
    除了希望和绝望的交替折磨,
    他有时也作些徒劳的翻滚。

  诗友“摘帽右派”谢庄,发表在《诗友》上的《野草履历表》,亦能说明其性质:
  姓名:《野草》。
  别名:《空山》、《诗友》。
  性别:阴阳互补的群体。
  出生:乍暖还寒的世纪。
  籍贯:黑色幽默的土地。
  年龄:实际年龄17:生理年龄囗。
  种族:黄色的皮肤,吉普赛人的性格,波希米亚人的血液。属荆棘类,刺骨目,不入科。
  信仰:佛教的慈悲,基督的博爱,惜自己的存在。
  住所:飘零低谷。
  户口:经考,无出生证,系黑户。
  ……
  一群追求真善美和民主、自由的生命个体,开始愈来愈多地集结在邓垦的周围,埋着名,低着头,自觉地背负起时代的十字架:

    半个世纪流出的昏暗
    是为浇铸一个光明的白天
    五十个健康的悲哀挤在一起
    是为把新生的前奏引燃
    残缺
     是圆满的梦的奠基
    压抑
     是苏醒前黑色的痉挛
    有谁
     在为一个预先设计的名字糊涂
    有谁
     在为一个巨大的孤独背负磨难
    在险恶的时空下
     人
    已被洗涮成一堆苍白的概念
    夜与昼
    最终能织出一个清醒的晨昏
    坚定的复数相来
    就能超越一个变数的总和
    就能顶垮一个畸形的自然!

    流尽了泪的眼球
    有如一对带电的晶体
    能放射出烧穿铁幕的光源
    鲜血和流完鲜血的伤口
    是对世界的所有挑战
    存在是对存在的突破
    牺牲是对牺牲烙下的挽联
    挺拔地死去——
     就是生命的全部答案
    为了第五十次
     和第五十次以后的斗争
    思想
     必在火化中达到终点!

  这首《在五十的阶梯上》是我为《诗友》第50期纪念所作,写于1989年3月19日。《诗友)一共办了81期,刊发诗文几千,参加人数近百,时间跨度长达15年,且全是小报式手工抄写!作者最小的16岁,最长者75岁。作者有知青、待业青年、工人、农民、学生、教师。……

    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在长空,
    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
    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一个桃色的梦,
    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暮钟?

    不,我相信,人们将真实地评价你——
    正如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
    当他们提起,在那个阴黯多雨的季节,
    血,是多么红;心,是多么沉重……
       (邓垦,《当春风归来的时候》《诗友》第4期)

  《诗友》的这种创造和追求精神,鼓舞和激发着我,她开始溢满我生活的每一部分。我成了这个集体变相的“召集人”。
  虽然,后来我已成了香港居民,我的这种精神追求,仍痴心不改,最终为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89年,我被抓,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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