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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4日，在离莫斯科2000多公里的哈萨克大荒原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当离子夜12点还有32分钟时，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一枚头顶载有一个直径只有58厘米的铝制圆球的火箭，梦幻般地升上了天空。这个随火箭升上天空的小圆球，便是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并是全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接着，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119天之后的1958年1月29日，美国又将一颗名叫“探险者一号”的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 显然，苏联、美国人造卫星的上天，使人类终于实现了飞天的梦想，开始了人类首次航天的历史，它不仅为行走在地球上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神秘而又新奇的天窗，将人类肤浅短见的目光引向了一个更为辽阔宽广的世界，同时也拉开了人类挺进太空、角逐宇宙的序幕！ 面对如此态势，刚刚从战争的度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怎么办？1958年5月17日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站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的中央，挥动着开天辟地的大手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于是，中国的航天人开始了从陆地向太空的艰难跋涉！ 火箭司令迎接卫星专列 西北戈壁滩。这是一个迄今为止甚至在遥远的将来也不可能完全认知的神秘王国。 在这个神秘的王国里，有一个在中国的版图上极为渺小却又充满了浓浓诗意的城池——酒泉！中国走向太空的第一步，便从这里开始，飞天的梦想便在这里兑现，中国数万名将士们也因此用自己的青春生命在这里铸起了一座世界瞩目的航天碑：酒泉火箭卫星发射基地！ 那是1958年一个雪风狂啸的季节，由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苏联杜科夫少将等人组成的勘察小组，对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7个预选地区进行了一番空中和陆地的艰苦勘察后，拟选了酒泉以北的戈壁滩作为中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试验场，同时写出了勘察选场报告，并很快呈送到了中央。 同年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审阅完勘察选场报告后，当即作出了批示并交中央书记处处理。经邓小平、陈云、陈毅同志审核后，最后确定以西北部甘肃省酒泉地区附近的戈壁滩为中国第一个陆上靶场建设地点。 接着，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以孙继先中将、栗再山少将为共和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同年4月，为了加快发射场的建设，经黄克诚、张爱萍等人研究后，中央军委下了很大决心，抽调了人民解放军一个兵团，作为组建发射场的基础，同时成立了“特种工程指挥部”，由陈士榘上将任司令员。同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代表中央下令：导弹试验靶场第一期工程务必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 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当即选出精兵良将挥师南下；吃苦耐劳的工程兵在司令员陈士榘将军的亲自率领下进驻西北荒原；英勇善战的铁道兵和特种工程部队陆续拔兵出山。 于是，对中国军事动向一直进行尾随追踪的美国谍报机关在电台上立即发出惊呼：中国志愿军第20兵团突然失踪，去向不明！ 于是，一向清冷孤寂的戈壁滩上，一夜间突然矗立起了一片片黑压压的绿色军帐，10万官兵立足于此，拉开了中国从大漠走向太空的序幕。 然而，就在这一年，当中国的将士们骑着骆驼或打着赤脚走进大漠时，美国却进行了66次核试验。 当时，跨进大漠的航天大军们面临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有文这样记载说：“茫茫沙海上，除了工程兵修筑的一条专线铁路，和孤零零的一幢没有浴池、舞厅的专家招待所外，几乎一无所有。几万大军的吃、穿、住、用，一时都难以解决；部队机关只能借宿在一座喇嘛庙里。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一座航天城，就是从这古庙和帐篷开始起步的。” 更为严酷的是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自然灾害降临。刚刚起步的发射场，各种仪器、设备被弃置于冷漠的沙海之中，亟待完成的工程束之高阁；正在试验的项目被迫中断；导弹的主要技术资料和图纸被苏联专家们纷纷卷走；有的苏联专家临走时还扔下这样一句话：“中国如果自己能搞出导弹来，我们买专利。” 这股从西伯利亚席卷而来的滚滚寒流，让中国的领袖和火箭将士们都感到了冷酷的份量。而且，死死扼住这共和国第一支火箭部队咽喉的，还有贫困与饥饿：骆驼刺，沙枣叶，野菜团，窝窝头，蘸盐水，成了维持这支火箭部队生命的“口粮”。由于定量就餐，吃不上蔬菜，严重缺水，许多人都得了夜盲症、浮肿病——浮肿的双腿在沙海中每移动一步，在发射架上每攀登一次，付出的都是吃奶的力气。 同时，对于远征太空的创业者来说，还有因资料贫乏、设备空缺带来的无穷苦恼。资料图纸被苏联专家们带走了，一切只有靠自己从头摸索；没有电动计算机，只好连续24小时使用手摇计算机；有的战士因吃了沙枣叶拉肚子，又在十几米高的发射架上工作，来不及也顾不上去厕所，于是为了赶抢时间，便干脆用带子将裤腿一扎，被迫让大便流在裤子里。 而且，这些叱咤风云的火箭将士们，当命运的列车将他们重重地抛在了这片与世隔绝的沙海中后，他们那美丽的青春和活脱脱的生命，由于保密的原因，便全由一个个的“信箱”和一个个的“号”给替代和遮掩了，比如，他们明明住在酒泉一带，通信地址却全是千里之外的“兰州市××信箱”，以致于当许多家人去兰州寻找儿子或者丈夫时，找遍了整个兰州市也始终不见人影。并且，所有的单位都不叫名字，全叫什么什么“号”。如基地机关叫“10号”，烈士陵园叫“9号半”等等。甚至连那儿的每一片树林、每一堆土丘、每个池塘、每一块凹地，都是用各种各样的“号”取而代之。于是，本来就枯燥无味的生活再被这些枯燥无味的代号连缀起来后，便愈发显得桔燥无味了！ 然而，从1958年到1970年，在这漫长而艰难的12个年头里，这支英雄的火箭部队毕竟挺过来了，而且用他们的智慧与辛劳，将这片“死亡之海”变成了中国走向空间的第一个名副其实的“起飞港”。 1970年4月1日这天，对沉寂了多年的酒泉发射基地来说，无疑是一个充满了新意与刺激的大好日子：从北京出发的载有“长征一号”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运列车，经4天4夜的长途跋涉后，将于今天抵达发射场。 这个日子对酒泉发射基地的司令员李福泽来说，自然同样是一个充满了新意与刺激的大好日子。据李福泽多年后在北京回忆说，这一天他起得很早，火箭和卫星即将抵达发射场的消息，头天晚上他就知道了，一钻出被窝的他，便感到仿佛有一股生命的活力在体内和心中旁若无顾地鼓胀着，游荡着。一向不好任何修饰的他，这天依然不做任何修饰，只草草抹了一把脸，连胡子也懒得刮，便大衣一披，径自驱车出门，前去车站迎接专列的到来。 李福泽最大的嗜好是抽烟、喝酒。即便在极其艰难的日子里，6元钱一条的“中华”牌香烟，他每月都要抽上7条，一支不少；酒也同样是要喝的——1960年没酒喝时，他竟然用酒精兑水，也照喝不误。 当然，当了火箭司令后的李福泽，抽烟、喝酒已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满足和精神的需要，而上升为工作中的一种外交艺术。1980年，按基地党委的分工，他负责分管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因此，每当周末或者平常碰上机遇，他总是提着酒瓶，捧着花生米，找苏联专家一起喝酒。等对方喝得迷迷糊糊了，人称“醉不倒”的他便开始向苏联专家问这问那，一一“请教”——问的问题全与导弹和导弹发射有关。这时候，迷糊中的苏联专家总是有问就有答，而且回答问题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慷慨大方，全面深透。于是，喝酒，居然成了他一大重要使命和特殊的工作内容。 但对苏联专家们本人，他又绝对是真诚的。而且，为了在生活和精神两方面都照顾好他们，他可谓用心良苦，费尽脑汁—— 苏联专家不爱吃冷冻肉，偏爱吃新鲜的牛犊肉，他便特意跑到副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软磨硬缠，要了一架从战场上缴获来的美国飞机，从兰州、西安、北京、广州、海南岛运货，每周往返一次，送到专家餐厅。 苏联专家对中国饭菜不习惯，他一头跑到北京市长家里，想从大饭店里要两名西餐厨师。可当时，找个西餐厨师比找个干部还难。市长说：“北京还不够呢！”他又找到哈尔滨市委书记，凭着老战友的面子，硬是‘抠’来了四名西餐厨师。 苏联专家反映；戈壁滩文化生活太枯燥，没有电影、没有戏看，也没有舞会……他硬着头皮召集文工团的姑娘们紧急动员。姑娘们大喊大叫地反对，他耐心劝导：“这是政治任务！为了让苏联专家早日帮我们搞出火箭，你们就受点委屈吧！” 从此，蹦蹦嚓嚓，蹦蹦嚓嚓的舞曲，萦绕在大漠深处…… 面对基地的全体火箭将士，他更是倾尽全力，投以十倍的爱护与关心。 1962年底，李福泽担任了基地第二任司令员。上任后的李福泽把每次发射都当作一次真正的战斗。尤其是“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在1970年左右将在基地发射的任务下达后，他更是深深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发射场是火箭、卫星进入茫茫宇宙前在陆上的最后一个停泊地，它的好坏对一次发射的成功与否往往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因此，为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如期发射，基地于1965年起，开始重新建造可以发射多级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场。 与此同时，基地于1966年底还接受了卫星地面跟踪观测台、站的总体设计、设备安装、基建和机构组建以及管理使用等任务；各个系统、各个岗位的技术人员到全国各个研究所和对口工厂学习的任务也全部铺开。但“文化大革命”偏偏在这个时候到来了。 1967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专门对酒泉基地下达了关于“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接着，中央军委又向全军发布了“关于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八条命令”。于是，基地广大将士坚决拥护军委的这一命令，基地党委一班人更加团结一致，抵制了各种干扰，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和正常指挥，维护了试验任务和各项工作的正常秩序。 1969年3月18日，任新民总设计师率队随合练使用的火箭一起来到了发射场，于是从4月8日起，基地与航天部试验队进行了80多天的合练工作。通过这次合练，既很好地完成了火箭与发射系统的协调工作，同时，对发射指挥员和操纵人员也是个很好的锻炼。 同年8月27日，第一枚供预期飞行试验用的两级火箭竖在了55米高的发射架上。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火箭刚刚竖起的当天，便惊动了美国和苏联。与此同时，一直紧紧注视着中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动态的日本，也高度紧张地瞪大了眼睛。 9月初，火箭开始通电，进行垂直测试。但出厂前测试时还好好的陀螺仪表突然一下子乱了套，无论怎样查来查去，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一眨眼20天过去了，毛病还是查不出来，只好报告北京请求解决。 9月26日深夜，钱学森赶到了发射现场，亲自观看在真空箱中复现故障的试验。看着看着，钱学森突然笑了起来：“嘿！同志们，是没有憋住气呢！”原来，是火箭试车后，在加强仪表刚度时，设计人员忙中出错，不小心顺手将系统出口处的“定压活门”给撤掉了。 陀螺仪表的总是得以解决后，发射随即转入正常。基地大大小小的导弹，虽然已发射了数十枚，但对这次发射依然十分紧张。因为这是一枚两级火简箭，发射若是成功，“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便可以正式实施发射，或者说发射卫星便有了可靠的前提。而且，从当时的技术准备情况和工作进展速度来看，中国完全有可能赶在日本前面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如果这次发射一旦失败，那“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计划只得推迟甚至停止，而日本乘机抢先于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便会成为可能。因此，不仅基地全体参试人员对此次发射高度重视，国防科委和中央也高度重视，而隔海相望的日本岛国，更是被搞得十二分的紧张——因为中国这次一旦发射成功，日本精心策划的抢在中国之前发射卫星的计划便会泡汤。 临近发射的头一天，即1969年11月15日，为慎重起见，周恩来总理还专门将任新民和几位主要设计人员用专机从发射场接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情况汇报。周恩来听完汇报后，详细询问了发射场的有关情况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尔后又和专家们一块蹲在地板上，仔细审阅了航区地图，直到将有关情况与问题一一了解查实清楚后，才让专家们返回发射场。 然而，就在周恩来听取任新民等专家汇报情况的第二天，即11月16日17时45分，当两级火箭点火升空后，因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从而导致这次发射惨重失败。显然，这是一次最不该失败的失败。如同一场最关键的比赛，在最关键的时刻偏偏输了最关键的一局。这不仅给日本追赶的时间，也引起世界一片哗然。 的确，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始终在发射场的上空聚合著一层厚厚的阴影，这种充满了腥风血雨的发射，又怎能不遇上挫折与风险呢？但中国的航天人并未被这一失败吓倒，他们痛定思痛，总结经验，经反复论证，这次失败的原因是电路的可靠性太差，因此，指挥部决定，再增加一个程序配电器，将二者并联起来，从而提高其可靠性。 但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毕竟因这次失败给损失了，而这两个半月时间，对争分夺秒想赶在日本之前发射卫星的中国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邻国日本获悉中国失败的消息后，惊喜之余便是疯狂的追赶。 1970年1月30日，第二枚两级火箭又重新坚立在了发射架上。早已争不可待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下一步能否发射，关键就看这下了。尽管当时正值寒冬季节，戈壁滩上雪风刺人，奇冷无比，但观看发射的人群全都站在空旷的露天里，每颗焦急的心都被即将升空的火箭死死牵引着。一声令下，两级火箭呼啸而起，随着震撼人心的发动机声渐渐消去，火箭越飞越高。这时，人们最担心的是两级火箭能否正常分离？忽然，天空爆出一个火团。待云烟散去，两个黑点清晰可见——两级火箭分离成功！片刻，落区传来喜讯：火箭高精度击中目标。 这次发射成功，众人欣喜若狂，因为盼望已久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可以使用此火箭发射了。 同年2月，国防科委向基地正式下达了执行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任务的预先号令，并确定由基地负责统一指挥卫星的发射试验。基地领导小组随即组织制定了试验方案和试验程序，还下达了安全保密工作的指示和任务命令书。2月4日，“长征一号”合练火箭从北京总装厂出发，几天后到达基地，卫星的发射工作开始进入准备阶段。 但就在这时，对“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到底是采取分两步走还是一步到位的方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双方各有道理，莫衷一是。 然而，就在中国的领导和专家们争议和论证到底采用何种方案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之时，1970年2月11日，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却滋溜一声上了天！ 《美国之音》当天便作了报道。信息很快从国外传到国内，从北京传到戈壁。这对苦苦为之奋斗了12年甚至可以说上千年的中国航天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再沉重不过的打击。本来，飞天的梦想最早源于中国，第一个企图飞天的人也是中国人，因此，最早实现飞天梦想的应该是中国。然而，遗憾的是，这顶桂冠早在1957年便被苏联夺走了，接着美国人又坐上了老二的交椅。就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即1965年11月26日，法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却一家伙上了天，尽管这颗卫星只有可怜的43公斤，但毕竟是一颗上了天的卫星。由此一来，中国便连老三的位置也被人挤走了。 事实上中国的火箭和卫星在1969年便已准备就绪，并做好了发射的准备，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由于某些政客将其当作了争夺权利的政治筹码，才无端拖延了发射计划，致使早已整装待发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在清冷的库房里睡了整整一年。可喜的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到底采用什么发射方案，很快有了结果。1970年2月25日，国防科委召开常委会，就“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方案问题，进行了反复认真地讨论，最后终于果断做出正式决定：采用直接发射卫星的方案。 “这一天总算到来了！”李福泽收回思绪，抬头望了望隐约可见的、被白雪覆盖的发射架，禁不住长长地哈出一口热气。 小车继续在茫茫戈壁滩上疾驰，许是因为今天心急，车速比平常本来就快的速度还快，不大一会工夫，李福泽的车便驶进了铁道线。 当李福泽走出车门时，火车站上已经有不少人在恭候火箭卫星的到来了。尽管有雪风不时呼呼地刮进站台，但人们依然有说有笑，个个脸上都露着春天般的表情；而一双双睫毛上结着冰霜的眼睛，全都焦急地张望着长长的铁道的远方。 这是一条在中国任何版本的地图上都无法找到的军事铁路，它被保密的封条和戈壁的风沙封冻了近30年。铁路从兰州的清水至酒泉发射场，全长271公里，有15个车站，铁路沿线的所有工作人员，全是军人或军工。可以说，在中国走向太空的历史上，这是一条有着卓越功勋的非凡铁道。 李福泽知道，尽管这条铁路十几年来孤苦伶仃，默默无闻，却也留下了令铁道官兵们引以为荣的故事。那是1966年3月26日，邓小平的专列驶上了这条铁路，当晚抵达东风车站。由于时间太晚，邓小平怕影响基地官兵们休息，便在专列上凑合睡了一夜。第二天，为对长年工作在戈壁滩上的官兵表示慰问，邓小平走下专列乘上吉普，接见了基地官兵和铁管处的员工。但事后不少人反映，因车速太快，没看清邓小平书记的脸，希望能让邓小平再接见一次。邓小平得知后，欣然同意，又于当日重新和基地官兵们见了一面。三个月后，周恩来的专列也路过这里，当专列停靠在一个小站时，周恩来透过车窗看见烈日炎炎下有一个小战士正满脸汗水地在巡道，便让随身工作人员给这小战士送去一个西瓜。这小战士正渴得嘴上冒烟，抱起西瓜一口气便啃了个精光，后来有人告知他这瓜是周总理送的，他后悔没让全连同志都来尝上一口，激动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这时，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和一枚“长征一号”火箭的专列徐徐驶进了站台，经短暂的协调后，又接着向发射场方向驶去，最后停靠在了发射场7号技术阵地的厂坪上。 专列刚刚停稳，整个发射场顿时沸腾起来。基地官兵和所有参试人员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惊喜若狂。面对全长近30米的“长征一号”火箭以及精美神圣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面对两位来自远方的天神。甚至有人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竟挥臂喊起了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沉睡的戈壁在这欢呼声中醒来了。 周恩来深夜听取专家汇报 卫星到达发射场后的第14天，即1970年4月1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杨南生、戚发轫、徐肇孚等专家从发射场一同乘坐专机飞往北京，前去向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作发射前的汇报。由于这次汇报非同小可，所以专机一起飞，大家心里难免都有几分牵挂，几分紧张。 坐在前三排靠左窗的是钱学森。这时的钱学森与机舱里所有的人不同，既没翻资料看笔记，也未做计算查地图，而只专心致志地做着一件事情：思考。 钱学森思考的应该说是个极其普通而又平常的小问题：一个小小的开关！这个开关从客体上看来，的确很小，长宽不过几个毫米，重量仅仅几十毫克。但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区区开关，近一个时期来却让这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左右犯难，进退维谷！ 事情的原由复杂又简单。由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后，要在太空高唱《东方红》，而要做到这一点，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来说，技术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起飞后必须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只有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才能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从而才有可能让卫星在太空高唱《东方红》。反之，如果火箭上天后万一没有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卫星就无法送入预定轨道，《东方红》乐曲也就不会响彻太空。 显然，这是一个敏感的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人也不敢掉以轻心。为了防止这个“万一”出现的问题，不少专家出了许多主意，想了不少办法，但都觉得不妥。后来情况汇报到钱学森那里时，钱学森终于想了一个点子：在“长征一号”火箭的第三级上加一个“过载开关”。 所谓“过载开关”，就是用于关闭系统的一个能开能关的起保险作用的小开关。即是说，“长征一号”火箭起飞后，如果能正常飞行，可达到第一宇宙速度，那么这个“过载开关”与卫星上《东方红》乐曲的线路是接通的，卫星按计划高唱《东方红》就是了；但假若火箭起飞后出现故障，不能达到第一宇宙速度，甚至出现别的更为严重的事故，那么这个“过载开关”便处于关闭状态，与卫星上《东方红》乐曲的线路是断开的，即使卫星坠入大海或掉在地上，神圣的《东方红》乐曲也不会唱响，因而令人们提心吊胆的那个天大的政治笑话也就不会发生。 于是，火箭、卫星在离开北京去酒泉发射基地之前，这个“过载开关”便给加上了。 但火箭、卫星到了发射场后，在刚一开始的测试中，有人对“过载开关”本身又提出了质疑：要是起飞后的火箭本身不出问题，而是上天后的“过载开关”自身发生故障，怎么办？即是说“过载开关”到时该关闭时不关闭，不该关闭时反而关闭了，那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卫星不应该唱《东方红》时，唱了；卫星应该唱《东方红》时，反而哑巴了。 这一问题到了技术权威钱学森那里，钱学森同样深感棘手。“能抵三个师”的大科学家大半生中不知排解过多少技术难题，但似乎还从未遇到过如此怪诞如此难办的“小问题”！因此，钱学森今天一上飞机，首先占据他大脑核心位置的，便是这个小小的“过载开关”。现在，卫星发射在即，该到了一锤定音的时候了。那么，在这次汇报中，还需不需要当面向周总理提出来呢？ 钱学森独自沉思不语。 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时，机场除了可见“文化大革命”鲜明的色彩和“造反”的痕迹外，没有任何隆重欢迎的仪式。下了飞机的专家们在有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被几辆小车悄无声息地拉到了指定的地点，尔后吃饭休息。 当晚6点半，专家们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大厅经工作人员事先精心布置，显得整洁、舒适，很有气氛。专家们刚一进去，便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短暂停顿后，依次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坐了下来。同时前来参加汇报的，还有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有关领导。众人落座不久，前来听取汇报的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吴法宪等中央领导同志，便陆陆续续进了会场。于是，握手、问好、寒喧，顿时便充斥了会场的每个角落，使刚刚还清清寂寂的大厅一下变得热乎起来， 7时正，大厅突然灯火辉煌，一片躁动。迎着众人的目光，周恩来匆匆走人大厅。工作人员刚从他手上接过脱下的大衣，他便热情地向大家招手说：“从发射场赶来的同志，请到前面就座！”说完，便认认真真地将专家们一个个请到了前排的位置上，然后自己才坐了下来。 汇报按事先拟定好的程序逐个进行。虽然会场的气氛这时已被周恩来几句话调节得很轻松了，但参加汇报的专家们心里仍然沉甸甸的。因为在场的专家们从每一位前来听取汇报的中央领导人细微的神情里早已觉察到，今晚的汇报非同寻常，整个会场不仅体现了汇报的严肃性、庄重性，而且还带有某种神秘性和神圣性。 钱学森汇报了火箭、卫星的概要情况， 李福泽汇报了发射场各系统的准备情况； 任新民汇报了火箭第一级、第二级的测试情况； 杨南生汇报了火箭第三级的测试情况。 轮到戚发轫汇报“东方红一号”卫星情况时，年轻的戚发轫又很有礼貌地站了起来，他整了整衣帽，很认真地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周恩来立即说：“直接讲卫星的情况吧，毛主席语录我看就不用念了。” 戚发轫已经准备好的第二段毛主席语录便打住了。“由于是第一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又是在中央的专委会上汇报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当时我的心情确实有些紧张。”多年后戚发轫这样回忆说，“周总理对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问得非常仔细，还问了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等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周总理边听边在笔记本上记着、勾划着。” 可是，当有人汇报卫星将要飞经的主要航线，讲到“卫星将飞经蒙修的领土”这句话时，周恩来突然插话说：“蒙古就蒙古嘛，蒙古修了，难道领土也修了？不要什么地方都讲修呀修的。” 接下来，由各系统负责人做更为具体的汇报，周恩来一边听着，一边在本上记着，听得很仔细，记得也认真，有时还要俯下身去，看看图表或者数字，并不时提出几个问题。当有位专家谈到卫星入轨速度的某个数值时，他立即翻开自己的小本问：“上次汇报时我记得不是这个数值，这次怎么变了？”等这位专家向他说明这次确实重新做了更改后，他才放心了。 当有专家汇报到火箭内发现有松香、钳子等多余物时，周恩来很严肃地提出了批评：“这些东西是不应该有的，好比医生给病人动手术，伤口内不能留下赃物一样。你们的产品可搬来搬去，总比开刀容易，是可以搞干净的，无非是晚两天出厂，不应该把松香、钳子丢在里头。这个不能原谅！” 在汇报到火箭、卫星的安全问题时，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等几位领导，对此极为重视，围在一起仔细察看了火箭的飞行航图，并讨论如果万一发生事故，火箭可能掉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 负责运载火箭的任新民总设计师对安全问题还专门做了解释，他说，“长征一号”火箭在飞行中如果发生故障，可采用两种手段进行自毁：一是箭上的自毁系统一旦辨认出程序和姿态的故障后，立即便可接通箭上爆炸器的电源，使火箭自毁；二是用外测系统从地面发出自毁指令，接通爆炸器电源，从而使火箭自毁。任新民同时还强调说，设计时对火箭的自毁系统要求是很高的，该炸时必须炸，不该炸时绝对不许炸。在此之前，地面已专门做过自毁试验，并测检过爆破效果。 周恩来听到这里时，见有人对火箭的安全问题有些紧张，便说：“没关系，搞科学试验嘛，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你们要尽量把工作做好，万一失败了也没有什么，继续努力就是了。” 接着，周恩来话锋一转，说：“今晚的汇报很好，看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 “总理，”钱学森这时发言了，“关于那个过载开关的问题，不久前已报告了中央，但还未得到正式答复。现在很快就要发射了，这个开关是取消还是保留？直接关系到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的问题，请总理决定。” 钱学森讲完这番话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个一直令他发愁的小小开关，一进大厅便开始在他脑海盆旋不停，他经反复思考后，决定还是当面报告总理为好。 周恩来听后微微一愣，没有立即说话，两道浓眉一下凝固起来，脸上的表情似乎也骤然发生了变化。片刻，他才问了一句身边的吴法宪： “让卫星唱《东方红》，中央有文件吗？” 大家一听周恩来这么一问，全都愣住了。因为让卫星唱《东方红》，最早到底是谁提出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提出的？以及中央对此是否下过专门文件，现在谁也说不清闹不明了。要是中央曾经确实有个正式文件倒好，万一中央没有下过正式文件，现在可如何是好？ “总理，中央有过文件。”吴法宪翻了翻文件夹，回答得理直气壮。 周恩来沉默了。这是那种无声胜有声的沉默。在这沉默中，周恩来和专家们仿佛都在同时思考着什么，但又谁都不便说什么，只有时针仍不顾一切地按自己意志独自走着。于是，刚才还十分活跃的会场气氛仿佛一下变得凝固起来，与会者们有了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尽管人们心里十分清楚。这个小小的开关的确事关重大，但万万没想到会严重到让一个国家总理也如此为难的地步。 终于，周恩来又问了一句：“你们认为火箭、卫星到底可不可靠啊？” “从几次检查情况来看，火箭质量是可靠的。”任新民和杨南生几乎同时回答说。 轮到戚发轫回答卫星问题时，他稍稍迟疑了一下，不过，他根据卫星在研制中的质量情况和模拟试验的结果，以及出厂前、出厂后的测试状态，很快也做了肯定的回答：“可靠！” “既然你们认为可靠，”周恩来说，“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开关可以不要。不过——”周恩来稍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得先向中央报告之后，再正式通知你们。”接着周恩来就火箭、卫星的质量问题，又征询了其他几位专家和国防科委领导的意见。当大家一致认为没有别的问题后，周恩来才说：“今晚听了同志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和卫星以及其它方面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较好。至于火箭、卫星什么时候转入发射阵地，什么时候实施发射，这个问题我得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正式决定。” “还要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戚发轫一听便坐不住了，忍不住一下站起来问了一句，样子显得很是惊慌。 “是的，怎么？”周恩来似乎觉察到了点什么，忙反问了一句。 戚发轫：“总理，不行呀，时间怕来不及了。” 周恩来：“为什么？” 戚发轫当然知道为什么。卫星与火箭的第三级现在在技术阵地已处于水平对接状态，卫星内的蓄电池在这次来京之前便已经充上了电解液。这种电池过去只做过横放4天4夜的试验，如果超过4天4夜，蓄电池就有可能发生漏液现象。专家们原以为火箭、卫星转场时间和正式发射时间在这次汇报后周恩来就能确定下来，没想到还要由中央政治局来决定，而要由政治局决定，事情肯定就复杂了，时间也自然就拉长了。因此，戚发轫只好如实回答说：“总理，卫星上的蓄电池只能搁放4天。” 周恩来：“为什么不可以再存放长一点呢？” 戚发轫：“我们原来没向搞电池的人提出存放更长的要求，只做过4天4夜的试验。” 周恩来：“你们搞卫星总体的人，应该像赤脚医生一样，像货郎担子一样，走出设计大楼，到下边各系统研制单位去走走，把你们的设计思想、设计要求老老实实地告诉人家，让人家知道应该怎么做。” 汇报从7点开始，一直到深夜12点，长达整整5个小时，中间没有一分钟的休息。这期间，周恩来一直精神饱满地听着，询问着，记录着。当时针指向12点时，周恩来这才站了起来，小声提醒李德生说：“准备一下，我们马上要到京西宾馆开会。” 本来，按原计划，来参加汇报的专家们是要连夜赶回发射场的，但这时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不同意原计划，他说；“你们今晚很累了，先留下来好好休息一下，如果现在回去，到达时间是夜里，飞机降落不安全。你们明天早上起飞，降落时间是白天，这样很安全。”国防科委的领导和专家们接受了这一意见。 《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 历史的脚步跨进了一个非凡的日子：1970年4月24日。 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的综合检查于早上6点终于结束。尽管参加综合检查的工作人员都被搞得精疲力尽，但结果还算幸运：各系统各设备的故障和隐患均已排除，现全部处于可发射状态。北京方面一旦正式批准今晚发射，一切程序即可启动。 “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等综合检查一结束，便躲到发射场附近的一个锅炉房里睡觉去了。这一觉是他自己给自己下的死任务——睡不着也得睡，非睡不可！因为已有好几天没有睡觉了，今晚就要发射，如果再不保存点精力，那晚上难以对付。所以睡觉前他叮嘱旁人，若无重大事情，任何人不准到锅炉房找他。 杨桓这一觉睡得不错。也许是近日来太累太困了，也许是出于他意志的强行压制，也许是小小的锅炉房实在太静太静，也许是一个堂堂的发射指挥员睡在锅炉房里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睡眠效应，总之，他在锅炉房的这一觉睡得很好，睡得很有质量，睡得仿佛一切都不再重新开始。 但好梦总是不长，正当他酣然大睡之际，有人突然跑来通知他：7点去指挥部参加气象会议！于是他立即翻身下床，大衣一裹，夺门而去。所谓指挥部，其实就是发射场附近一间普通而简陋的小房。当杨桓走进小房时，钱学森教授、李福泽司令员、石荣屺副司令员，以及气象室的有关人员，已经先到一步了。 会的议题很简单，一句话，就是看今晚可不可以发射？王好元和彭凤绍先简单汇报了一下总的情况，认为今晚可以发射。钱学森问了问北京和海南的气候，然后李福泽指着吴传竹说：“你再具体讲讲！” 这时的吴传竹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站起来，张嘴便讲：“今晚的总云量是7—10层，云状是卷云，云底高5500米，云厚500—1000米，没有降水，没有大风，没有雷电。” “关键是晚上8—10点能不能看到星星？”吴传竹刚一讲完，李福泽又提问道。 “可以看到星星”。吴传竹回答得很干脆。 “而且，越往后星星越多！”彭凤绍补充说。 “为什么？”钱学森和李福泽同时问道。 “因为根据戈壁滩这么多年的气象规律，晚间随着气流下沉，云就会变薄；云一变薄，星星就能看见！” 李福泽点了点头，想了想，尔后手一挥，说：“先就这样，你们注意观察，有情况及时报告，发射窗口一定要保证好！散会！” 会议从开始到结束，10分钟。 会一散，李福泽第一件事就是先点上一支香烟。可他刚抽了两口，猛然想起什么，捏着烟头便朝发射架方向走去。 这时的戈壁滩已经大亮，风也小多了，远方的地平线上。隐隐约约似乎还有太阳，但头顶那方天空，依然显得有些阴沉。只有发射场上热气腾腾，灯火辉煌，加注分队的战士们个个戴着防毒面具，正全神贯注地给第一级火箭加注燃料。 加注从凌晨5点40分开始，已进行了约4个小时，燃料基本加注完毕，只剩下第4个贮存箱最后一点燃料有待加注，于是大多数人开始撤离现场。 但就在这时，发射场内突然随风飘来一股刺鼻的鱼腥味。“漏液了！”忽然有人一声惊呼，只见守在加注连接器旁，边的几个战士，一下扑上去，紧紧捂住喷漏的地方。他们虽然都戴着防毒面具，但由于这种防毒面具性能较差，无法真正做到防毒，所以浓度极大的有毒气体，仍呛得他们不得不把头偏倒一边。可他们谁也不撒手，直到新的加注连接器更换完毕，他们才气喘吁吁地歪倒在一旁。 下午1点35分，加注全部结束，氧化剂和燃料分别灌满了4个贮箱。接着，卫星、火箭进入发射场前8小时准备工作程序。沿线数千公里的航区上，上百万各族民兵为保证通信线路的畅通，认真地守护在长途电话线杆下。但今晚到底发不发射，发射场仍未接到北京方面的最后命令。火箭、卫星只好处于待发状态。 北京国防科委指挥所的罗舜初将军此刻正守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待着周恩来的消息。中午，发射场的气象和加注情况，他已通过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全航区各个岗位传来的信息，均说明今晚可以按计划发射。现在，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毛主席一旦批准发射，一切便可按程序继续往下进行。 然而，这股中南海的“东风”，却偏偏迟迟不肯到来。下午3点50分，罗舜初将军身旁的电话终于响了。当罗舜初拿起话筒时，手指竟有些发抖。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周总理的话显得十分激动： “罗舜初同志，毛主席已批准了今晚的发射！” 罗舜初一听这个消息，两行热泪顿时夺眶而出。这位老将军一生戎马倥偬，不知接到过多少命令通知，却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他兴奋，令他震动。他抓住话筒的手一个劲地抖动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总理接着指示说：“请把这个喜讯告诉发射场的全体同志，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好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当毛主席批准发射卫星的喜讯和周恩来的指示通过罗舜初传到发射场时，平平静静的发射场顿时沸腾起来了！ 晚8时正，指挥员下达了“一小时准备”的命令，即是说，还有一个小时，卫星就要起飞了。但这时发射场的上空，依然是满天云，而且还显得很低很厚，根本看不到什么星星。有云就可能有电，有电火箭发射时就有危险，而且因为有云能见度就差，直接影响到光学仪器的跟踪与测量。于是，发射场上空的那片云能否按预测的那样如期散去，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钱学森着急，李福泽着急，几个光学测量点更是着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人们正为头上那片乌云而忧心如焚时，更为严重的事情偏偏又在这时突然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地下控制室。本来发射程序在一分一秒地往下走着，一切显示都很正常，但负责卫星应答机的工作人员却突然报告：“应答机信号丢失！”应答机是卫星的一个重要部件，若出现问题，卫星上天后将影响跟踪测量的精度和轨道预报的准确性。而且，要命的是，离发射时间只有35分钟了！ 因此，信息刚一传出，地下室便一阵慌乱。司令员李福泽当即严厉发问：“怎么回事？！”一位领导吓得嘴唇直哆嗦，连说了两遍也没把意思说清楚。坐在旁边的沈振金慌忙回话说：“是应答机丢失了信号！”可话一出口，穿着毛衣的背上也跟着流出汗水。李福泽接着又问：“故障排除需要多少时间？”沈振金又答：“得半小时！” 面对如此情况，指挥部只好被迫决定：推迟发射！但此决定只能算是向中央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能否成立，还必须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 于是，这一建议很快通过北京的罗舜初将军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接到电话，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同意推迟发射，并强调：“必须把应答机的问题解决好！” 本来就紧张的发射场，陷入了更加紧张的气氛之中。此时此刻的李福泽，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毫无目的地在屋里走了两圈，然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兜里的香烟被他掏出来好几次，最后还是塞了回去。 而这时的钱学森，却在离发射塔100余米远的哨位旁来回踱步。不少人后来都回忆说，那天是第一次看见钱学森在发射场踱步，谁都明白他正为故障的问题着急，但又谁都不清楚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谁也不忍心去惊动他，只是站在远处默默地望着他一副焦愁的样子。 幸运的是，事情很快有了结果。经检查，故障的原因不在卫星上，而在地面设备一个松动了的接头上。得知这一结果，钱学森这才停止踱步，对着夜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9点零5分，指挥员下达了“30分钟准备”的口令。接着，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全体人员撤离现场”的命令。 也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发射场上空的云层，突然神话般地裂开了一道长廊，并向着火箭即将飞行的东南方向渐渐延伸出去：“长廊”的上空，星儿闪烁，清光明亮，简直像是上帝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条通向太空的轨道！ 望着这神话般的情景，搞气象的人如释重负，其他人员欢呼雀跃。而且，更令人高兴的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又突然传来：今晚一直坐在电话机旁守候着发射场消息的周恩来总理，当得知应答机的故障排除后十分高兴，于9点15分向发射场全体工作人员发出了亲切的问候与指示：“请转告今晚战斗在发射场上的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下一步关键是工作要准确，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争取一次成功！” 很快，“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通过话筒，向各个岗位的参试人员转述了周总理的这一问候和指示。于是，整个发射场和每个点上的高音喇叭，都在响彻着周总理的指示：“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这声音在茫茫的夜空中回荡，如一粒粒投放进燥热的戈壁滩上的火种，骤然间点着了每个人的心，从而把发射场那种特有的神圣的气氛，引向了一个空前未有的高潮。 9点34分，站在潜望镜前的“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庄严地下达了命令：“一分钟准备！” 各种地面记录设备开始启动。 当倒时计数器上闪现出“0”字时，杨桓立即下达了“点火”的命令。说时迟，那时快，胡世祥的手指对准“点火”电钮有力一按，一级火箭的4个发动机顿时喷出桔红色的火焰，巨大的气流将发射架底部导流糟中的冰块冲出几百米远。9点35分，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火箭在隆隆的滚动声中徐徐上升。18秒后，火箭开始拐弯，朝着东南方向越飞越快，转瞬便消失在茫茫夜海之中。15分钟后，指挥所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特大喜讯”：“星箭分离！卫星入轨！” 发射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将军与士兵，专家与工人，干部与战士，个个热泪盈眶，相互握手拥抱。欢呼声，祝贺声，口号声，抽泣声，声声响成一片，把一向清冷的戈壁吵了个热火朝天！ 北京。中南海。此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分别守在各自的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候着发射场随时传来的消息。10点正，周恩来的电话响了。当周恩来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时，话筒里立即传来罗舜初将军的声音：“总理，运载火箭一、二、三级工作正常，卫星与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入轨了！而且现在已接收到了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 周恩来高兴得一下站了起来，连连说：“好！很好！我马上向毛主席报告！” 说完，周恩来抓起直通毛泽东的电话：“主席！卫星发射成功啦！” 有人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下扔掉手中的烟头，高兴得手舞足蹈：“好，太好了！总理，准备庆贺，准备庆贺！” 此刻，各个观测台站已及时捕获了卫星的各种信息，南方四站不断将数据送往酒泉计算中心，并很快计算出了卫星的入轨参数。“东方红一号”卫星绕地球飞行一圈后，再次进入中国的上空，喀什站立即将卫星的轨道参数送到了酒泉计算中心，卫星飞经世界244个城市的时间及飞行方向，很快就准确地计算了出来，电传人员仅用了48分钟便向北京发送了全球预报；湖南湘西站将接收到的《东方红》乐曲信号进行录制整理后，当即将录音带用专机送往北京。 4月25日晚6时，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宣布：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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