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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的外交历险



                 柳村

  整个事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屈指一算已经二十多年了。那还是1971年秋天的事。
  我当时是驻斯里兰卡使馆新闻官,是“二进宫”的外交官,也就是说是第二次到这个国家工作,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家庭成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
  一天凌晨,斯里兰卡政府发表紧急通告,说全国发生了“格瓦拉叛乱”和对政府军警的武装袭击,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不得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实行24小时戒严……
  早晨一上班,斯外交部便正式通知各国使馆,并给使馆发了几张通行证。我们因已有一些思想准备,全馆在马子卿大使有力的领导下,秩序井然,毫不慌乱。但难题还是出现了:我国两名信使在得知斯里兰卡实行戒严之前上了飞机,预计当天下午抵达科伦坡。
  怎么办?
  马大使当机立断,决定照会斯外交部,要求确保我信使安全,同时改派他的专职司机开车,并由我到机场去接(因为我既懂英语,又能说点当地话,在机场的朋友也比较多)。大使要我保证信使和文件的安全,必要时“要与文件共存亡”。

               他们认错人了

  大使司机夏师傅年纪比较大些,还当过兵,遇事不慌。这是我完成任务的一个有利因素。
  接着,我打电话给一家大报的驻机场记者。此人对中国友好,同我交往密切。在机场移民局和海关的很多朋友都是经他牵线搭桥而认识的。据他说,机场及附近已增加了很多军队,但他们并未接管或过问机场的事。这使我增加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最没把握和最感不利的是,不知沿途情况如何。斯里兰卡军队没打过仗。据当天上午一些朋友说,军队比老百姓还惶恐不安,简直有点草木皆兵。有两个别国的外交官在执行任务中,在听到士兵命令停车时,立即伸手从口袋里掏通行证。士兵误以为他们在掏枪,“先发制人”,开枪射击。结果一个外交官挨了几枪,差点送了命。另一个幸免于难,但汽车被打穿了好几个洞。
  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到了机场,等到飞机徐徐降落。旅客普遍情绪紧张,我信使则比较镇静。机场的检查比平时严得多,有的简直是翻箱倒柜。但我们的信使却照常免检,优先放行。
  第一关顺利通过了。我们立即开车回馆。行车不过半公里,忽然有一股全副武装的陆军士兵从公路两侧跳到我们汽车的前方,强令停车,从四面把我们包围起来。十二支冲锋枪口对准着我们,十二个手指都放在扳机上,如临大敌。
  这时,一名上士班长端着枪走到车前要我们下车接受检查。我吸取那两个外交官遭遇的经验,先问他是不是要看通行证,然后才慢慢伸手到口袋里取出,通过窗缝递给他看。
  “通行证只管通行,不能管免检。”班长以一种权威的口气说。
  “不过请注意,我们是外交官,有豁免权。”我也以一种权威的口气向他解释。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豁免。”班长毫不相让。
  “我们理解你们现时的处境,但外交豁免权是不能侵犯的。”
  “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你们得接受检查。”他一点也不客气。
  “既然你们不了解外交豁免权的事,那还是请你们去问问你们的外交部再说。”我还是很客气地同他说理。
  “我们只听陆军司令部的,不听什么外交部不外交部。”班长还是坚持。就在这时,有一、两个士兵故意把枪栓拉出响声。
  “那就不对了。你们司令也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工作,而外交部是你们政府的对外代表机关。在涉及外交官问题上,你怎么可以说不管什么外交部不外交部呢?”我提高了嗓门:“我们决不会同意接受检查,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就要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负全部责任。”
  双方僵持不下。其间,一个副班长快步走向附近的一个亭子,好像是去请示。几分钟后,他口来用土语向班长作了报告,班长的态度开始缓和下来。
  “你们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外交官?”班长又走上来问我。
  “中国外交官。”我看到有一线转机,在东亚人中,他们分不清谁是日本人,谁是菲律宾人,谁是朝鲜人或中国人。他们很可能把我们当作怀疑对象了。
  “能看一看你的外交官证吗?”班长比较有礼貌地问。
  “当然可以。”我随即把证件递给他。
  “啊,中国外交官!好,你们可以走了。”班长客气地作出“请便”的手势,同时命令士兵让路。
  “谢谢!”我双手合十,用当地的语言和习惯作了一个友善的表示。这时,夏师傅不急不忙地启动车子,两位信使也开始松了一口气。当哨卡在我们身后渐渐消失时,夏师傅立即开足马力,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好险!看来好像是一场大误会。他们认错人了。”

               有武器可借吗?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当日晚获悉,我国一艘万吨级货船次日凌晨将停泊科伦坡港。在紧急状态和戒严期间,其中的不便和困难是十分明显的,安全也存在问题。次日早饭后,马大使夫妇率领我们几个人,包括商务处外交官,带着斯里兰卡最上等的水果,登船“慰问”和“联欢”。马大使着重向他们介绍了驻在国形势的严重性,要他们高度警惕和注意安全,船加水后赶快离开。
  下午,我们刚回到使馆,电话铃响了。对我一向友好的商贸部长伊某,奉总理班夫人之命,要求紧急会见马大使,而且说到就到。伊说,据其政府掌握的情报,我船上载有运往非洲的武器。斯政府“因镇压叛乱急需”,请我割爱把这批武器转让给他们先用。
  这真是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船上果真载有武器吗?即使有,我们能转让给他们吗?在不知情和无国内指示的情况下,大使深感困惑和为难。但他毕竟经验丰富,处事从容,他表示理解斯政府的困难,但请给他一点时间首先弄清情况,然后……他不便再说下去了。对方好像也明白了。说“我等着阁下的回音”,随即告辞。
  客人一走,马大使立即指令我上船了解情况。这时已是晚上8点了,外面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夜间登船,而且要经过港口重地,实在危险。但事情迫在眉睫,哪能顾及个人安危。担心的是,船上如果有武器,船长会告诉我吗?应我的要求,使馆开了公函,并让我随身带了红皮护照前往,以便“内交”时核实身份。
  还是夏师傅开车。一路还算顺利。最后路经警察总部所在大街时,忽闻要求停车声。夏师傅徐徐停车,一个警官和随从端着冲锋枪立刻冲到我们车旁,责问我们为何迟迟才停车。因为有了前一天机场路上的经验,我首先说明我是中国外交官,有紧急公务要到港口去,因司机不懂当地话,听我翻译后才刹车,所以耽误了几秒钟。对方见我言之有理,未再纠缠,但警告说,你们这样很危险,这是非常时期,万一我开枪把你们打死了怎么办?!
  “这要谢谢你了。”我用当地话向他做了个友好表示,并半开玩笑地说,“不过要是真打死了一个外交官,也够麻烦的。”
  警官笑了笑说:“OK!”示意让我们通行。
  几分钟后我便到了港务局,找该局的一个朋友帮我办登船手续。但他告诉我,我要登的那条船25分钟前已离开港口去非洲了。
  我真是喜出望外。管他有没有武器,反正船走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但我还是不放心,要求同海军司令部联系,海司值班军官证实,确有一条万吨级中国货轮在半小时前离港。我立即据实向马大使做了汇报。他听后如释重负,马上让翻译通知伊某,我船已离开,他实在爱莫能助。
  第二天,当地个别报纸歪曲事实,硬说我国有条船满载给格瓦拉分子的武器悄悄到了斯里兰卡港口,企图挑拨两国友好关系。
  使馆根据国内通报的情况据理驳斥。为了对付海盗和台湾蒋帮的袭击,我货轮上有少量自卫武器。根据国际惯例,我船在经停港口向斯有关当局作了报告。在停泊期间,是否封存完全由经停港口有关当局自定。斯方出于对我国的信任,未予封存。某些报纸的报道纯属别有用心。
  一场虚惊就这样骤然发生,又突然结束了。

               班夫人真聪明

  风声越来越紧,有的使馆已经被牵连上了,不得不撤离。外面谣传,下一个该轮到中国使馆了。
  这时候,一连发生了几起事件。我国新华分社驻地被搜了;使馆邮件被查了;我援助班达拉奈克大厦的物资也遭到搜查。使馆很多同志感到愤愤不平,甚至怀疑班夫人要改变对我国的友好态度。我援建组有的青年同志面对印度洋掉眼泪,长叹帮错人了,说班夫人不够朋友,是“以怨报德”。使馆领导也处于困惑之中。
  就在这时候,周总理在北京会见了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周总理说,班夫人很聪明嘛,她几下一查,中国使馆没有问题,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嘛!
  消息传来,全馆同事顿觉烟消云散,好像久旱逢喜雨,深感周总理站得高,看得远,不拘泥于平常时期的外交惯例,掌握着超人的外交艺术,用不平常的语言和风度解决了按常规无法理解和解决的问题。
  一场风暴终于过去了,我们也闯过了好几道难关。班夫人巩固了她的领导地位,两国关系又重新得到了改善和发展。

    1999年4月6日至14日,朱镕基总理时美国进行为期9天的正式访问中,
  有两天三夜(7日晚至10日晨)是在华盛顿度过的,这段时间的访问活动高
  潮迭起,举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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