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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沙场的非洲少年



                 岱岩

  兄弟两个从塞拉利昂边远省份的村庄跑到首都弗里敦“闯世界”,正好撞上政府军和反政府军打得正欢,兄弟两个都糊里糊涂地披上了军装扛起了枪。糟糕的是两人一个加入了政府军,另一个却被反政府武装招募。于是当政府军在西非维和部队的帮助下收复弗里敦时,已是政府军士兵身份的哥哥在反政府武装人员的尸堆里发现了跟自己那么相像、那么熟悉的一张脸……

  “我是来这里打仗的,我不怕反叛分子,”小奥森衣衫褴褛,赤着双脚,他正力图使自己具有士兵的气派,以准备打仗。他头上缠着一条红头巾,胳膊上也缠着一块红方巾,权且作为自己的“士兵制服”。小奥森成了聚集在金沙萨烈士体育场的“志愿军”的一员。4,000至5,000名青少年将响应政府“全民动员”的号召,“行动起来与反叛分子作斗争”。
  奥森看上去至多十五六岁,但他说自己已经25岁了,并说自己已被指定担任一个小分队的“头头”。已经有150名“新兵”归他指挥,至少从他口袋里掏出的那张名单上看是这个数字。这份名单上每个人的名字都是认真书写的,旁边有每个人的号码。比如他身边就有一位“战友”,那个小伙子现在既没有军服,也没有武器,他在体育场外靠向来往行人讨钱来买香烟。但据奥森说,政府军的军人们向这些孩子们许诺,要发给他们打仗用的武器。他们说要把这些孩子们带到基博曼戈营地进行“正规训练”,然后再把他们派往前线。
  像绝大多数“志愿军”一样,加拉瓦也是街头流浪儿,金沙萨的人都这么叫他们。对这些孩子们来说,战争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有办法甩掉身上的破烂衣服,换上神奇的军装,还可以有饭吃了。
  等待集合出发的这段时间里,加拉瓦又问到了他所在街区的“街头流浪儿”收容所。他身边的那些大孩子们正在水槽边洗漱,小孩子们正在院子里踢足球,另有一些孩子正在吃收容所提供的玉米糊糊。加拉瓦说他们将要在烈士体育场呆15天。在政府军士兵的带领下,他已经被登记在了“志愿军”的名单上,然后将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其间还穿插着进行一些“思想上的交谈”。加拉瓦牢牢地记住了这一课,因为他说他愿意“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而战。但他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是否会为这一事业付出自己的生命。加拉瓦说:“这将取决于前两批人的情况,如果这两批人被杀了,那么,我就要考虑考虑了……”
  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一些武装派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未成年的孩子组成的,其中不少孩子是从那些贫困家庭中抓来的。这些武装派别的成年军人把儿童和年轻人从一个村子里抓去之后,强迫他们去杀死或打伤一个亲人,使他们有一种犯罪感而无路可走,从而只能忠于他们的上司。
  少年兵一般都来自最贫困的地区,10—14岁的娃娃兵并不少见,在某些派别中甚至还有不到9岁的娃娃兵。一些武装派别不仅招募男孩当兵,甚至连女孩也不放过,让她们披上军装扛起枪。这些武装派别的成年军人总是将探雷等自杀性的工作交给这些少年兵去干。一些武装派别的战争狂人充分利用这个特点,为了有效地杀伤对方阵营中的少年兵,很有针对性地大量使用蝴蝶雷一一这是一种颇像玩具却威力惊人的地雷,不少少年兵在探雷时因为好奇而被蝴蝶雷炸死炸残。

    非洲年轻人只有极少数人能上大学,而且大学的教学质量也不高,只
  有那些在国外学习过的干部才能受雇于少数跨国公司。城市里,运气比较
  好一些的年轻人能在一些私人企业的老板那里学到点手艺赖以谋生,其他
  人就只能搞点小买卖或靠行乞度日,在这种情况下,非洲的年轻人自然就
  成了军阀、邪教组织或黑手党网络的理想招募对象。

  有关专家分析,少年兵增多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少年兵年幼无知,还很不成熟,向他们灌输思想观点比较容易,他们易受极端民族主义或宗教情绪的影响,被改造成对上司一切盲从的“战争机器”,打起仗来无所顾忌;二是冷战结束后,一些国家失去了来自大国的资金和武器援助,为了扩充武装力量,征集少年兵成为一条花钱少的“可取”之道:一是武器的发展趋向轻型化和小口径化,操作趋向简便化,一般武器孩子能够很快学会和掌握。一个扛着俄罗斯制AK—47“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美国制M—16自动步枪的少年兵会变成令所有人都感到血为之冷的杀手。这些在暴力活动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已把杀人施暴看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永久的生活方式。手中的武器使他们一下子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也给他们带来了“威严”,这一切都很容易使他们飘飘然,忘乎所以。
  一些有识之士对全球的少年兵现象甚为忧虑。由于长期遭到武装派别中成年军人的侮辱性的粗暴对待,少年兵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被改造成为冷血杀手,一旦介入冲突就表现得毫无人性。少年兵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他们置身残酷的战争场面,学会了动不动就以武力解决问题,这种生活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和心理上,他们都极度不健康。而一旦他们参加的武装冲突结束,这些少年兵就会完全不知所措,重归社会比他们当年离开社会要艰难得多,很难再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于是这些背景相同并且“志趣相投”的“前军人”往往会拉帮结伙,成为导致地区、全国甚至全球性的暴力和犯罪活动多发的不安定因素。

    迈克尔·希基是“参战儿童协会”再教育中心的发起人之一。他已在
  塞拉利昂生活了26年,他坚信能够从少年兵冷漠无情的外表下发掘出儿童
  天真纯洁的本性。

  在一堵肮脏的墙上,不知是哪位少年兵画了一幅一个少年兵用冲锋枪杀死另一个少年兵的图画。希基指着这幅图画说,再教育中心有600多名少年兵,来自互相对立的数个武装派别,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2岁,最小的只有7岁。这些少年兵在被送来再教育中心之前,许多人都能熟练地使用转盘机枪或火箭发射装置,并且准头惊人。希基介绍说,这些少年兵通常情况下不会被列入武装派别的军人名册,他们被直接派给各战区的指挥官,被分配的任务也并不是替成年军人擦皮鞋或是为露营作准备,而是像成年军人一样上前线作战,而且往往扛着枪冲锋在成年军人的前面。这些孩子在被武装派别招募时往往都要举行所谓的“人伍仪式”:成年军人为了使他们变得“坚强”和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会强迫他们经受恐怖的“考验”,比如让他们亲手勒死一名“战俘”,而且往往也是一名少年兵!
  “参战儿童协会”再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替那些少年兵疗伤治病。这些孩子们肉体上的创伤是非常严重的,但都还是可以治愈的,然而要治愈他们精神上的创伤就非常困难了。工作人员约翰尼·阿利乌感叹地说:“不管你哄着他们做什么,都会被视为对他们的挑衅……在头两个月里,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不管对什么事情,他们作出的第一反应总是攻击性的,比如随口就说‘我宰了你’,而且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说到做到……这些身着短裤、在理智年龄之前就投入战火的‘士兵’能够做出最残酷的事……与他们同龄的孩子最多只是以折磨昆虫为乐,而他们则以折磨人为乐……”
  穆罕默德·科尔吉今年15岁,却已是一位有着5年“兵龄”的“老兵”了。当他被问及曾杀过多少人时,他只是抱歉地撅了撅嘴,意思是说“杀得多了,记不清了”。11岁的索菲·孔巴的遭遇极惨。他曾为某武装派别充当“间谍”,结果被对立武装派别识破,几乎被乱刀捅死。现在他身上仍然伤痕累累,肩膀肿得变了形。他说:“他们以为我死了,就把我扔下了。5天以后,村民救了我……我现在在这里挺好的,有不少朋友……我想,以后我也许可以当裁缝……”孔巴的母亲已在战乱中被杀害,父亲在一场暴风雨中失踪。像再教育中心的其他少年兵一样,孔巴夜不能寐的习惯仍然改不掉——因为在丛林作战中,夜里保持清醒的头脑是活命的最根本的前提……
  “参战儿童协会”再教育中心的工作成功率为70%至75%,受战争荼毒较重、一时很难改变的少年兵将继续接受再教育,直到有效为止。不过,有不少从这里被治愈了战争创伤走出去的少年,不久后又穿起了军装,扛起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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