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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杨鹏年和任尚学的待遇比赵启文、农民诗人王老九好,住村民王述安家,两人一间屋。
  杨鹏年是江苏人,仟尚学是本地人。杨鹏年是大学毕业生,年龄比任尚学大,专业是土壤化学。有意思的是,任尚学虽然是杨鹏年的助手,在烽火住了那么长时间,朝夕相处,抵足而眠,却从不正儿八经地讨论时局,讨论“科学试验”问题。当时知识分子盛行:‘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梦话’。可这杨、任二人搭档,在一块儿连真话都不说。邪门。两个人的性格并不是天壤之别。杨鹏年思想活跃,任尚学十分健谈。所里考虑他们搭档烽火村,想必是给杨鹏年搭配任尚学的本地经验。可任尚学没有想到的是,“杨鹏年是个能人”,适应能力特别强,很快就进入了烽火角色。有报纸为证。《陕西日报》1958年10月3日刊登烽火万能试验田预测“玉米亩产万斤”的消息,杨鹏年是两个作者之一。而且文中还专门提到杨鹏年参与了万能试验田的“新创造”。显然是自己表扬了一回自己。
  38年后,有上保京参与,由杨鹏年和县农业局局长张兴民执笔的《烽火卫星农业大学农业科学研究室(1958年下半年度)试验研究简介》摆在任尚学面前的时候,他大吃一惊。“我怎么不知道这事!”他说。
  为什么不让他参加?资格不够?还是别的原因?
  他参加过试验计划的讨论。
  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在讨论小麦密植的播种量时,王保京一挥手说:“播种量要搞2000斤!”
  在讨论增加小麦单位面积产量时,王保京提出了亩产15万斤、30万斤的高指标,大家面面相觑。王保京灵感大发:“可以搭楼种小麦么!”
  怪不得省领导批评这帮知识分子不如农民。
  任尚学在会上惊叹——
  爷!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么!2000斤种,咋播么?
  爷!那么高产,肥料在哪达么?可以算么。
  爷!小麦种在空中,不通地气了么。冬天冻死了么!
  王保京则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句话把所有犹豫都封住了。
  任尚学的疑问,当属保守思想之列。有保守思想的人当然不能进入核心层操作。所以才有38年后的“大吃一惊”了。
  事实上,杨鹏年等主持的试验设计小册子,不仅完全贯彻了王保京思想,而且还有深化和发展。小册子出自专家之手,大量应用了土壤生物、土壤化学、植物栽培学等术语,为幻想和浮夸蒙上了浓厚的“科学”色彩。
  比如“卫星小麦丰产试验”,其亩密植播种量试验,分别是50、100、200、600、800、1000、1200、1400、1600、1800、2000、2400、2800、3000斤,远超过了王保京的设想。其种子处理试验,用奈乙酸、硫酸铜、硫酸锰、硫酸锌、钡酸钠、硫酸馍(?)、钼酸安(铵)、硼酸钠,以及钴、镐(?)等微量元素浸种,作种肥。这些让人眼花镣乱的化学名称,想必此时的王保京做梦都梦不见。蒙住党政官员、记者等外行,不在话下。
  其播种方法试验,其中一种是纸条播种法。据考证,这种方法不是烽火村的发明,许多地方包括杨陵的农业专家科学家都有试验,具体何人发明,何地发明,不可考,当事人描述说,烽火的具体操作方法是,用1.8米口径的大锅煮稠稠的两大锅面糊,抹在1米见方的麻纸上,麻纸打有小火柴盒大小的方格,每个方格点6粒小麦种。这种方法要像绣花一样精心。面糊抹多了,麻纸拎不起来,抹少了或者抹不到位,小麦种沾不住。其理论依据是,密植精确,均匀,可以合理吸收养分。
  关于肥猪试验:1、割除甲状腺、耳朵、尾巴;2、注射蛋白;3、喂肥猪药。当事人回忆,具体实施的时候,饲养员手下留情,耳朵只割了四分之一,尾巴只割了三分之一。那几天猪的凄厉嚎叫自不必说,从此烽火又添了一新景观,一群缺耳朵缺尾巴猪欢快嬉戏。
  给猪注射蛋白?可谓豪华养。
  关于动物肥料试验:1、动物血粉拌种;2、动物血追肥;3、猪或狗肉沤肥拌种;4、猪或狗肉沤肥追肥。措施:喂养肥料用狗和兔。前面说要放出亩产15万斤小麦卫星,需要杀牛杀狗沤肥少现在又增加了两种动物,猪和兔。
  猪牛狗兔,王保京、杨鹏年辈端上来的,简直就是一席西式大餐!小麦不亦悦乎!人类不亦悲乎!当时有半数以上的烽火人吃不饱肚子呢!中国有半数以上的农村人吃不饱肚子呢!
  杨鹏年等一如“卖火柴的小女孩”,饿着肚子憧憬着未来。青黄不接没吃的,大家饿得不行,杨鹏年本来就黄瘦的脸更加黄瘦。饿急了,他想出了主意,炒红薯叶吃;把包心菜根刨出来,洗净削皮炒着吃:把红薯藤烘干,磨成面,搀点儿白面,蒸馍。这些设计了小麦“阿房宫”的人,这些喂小麦猪牛狗兔肉汁的人,此刻正在津津有味地大嚼红薯叶红薯藤,大嚼包心菜根。任尚学跟着沾光,并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一九

  1958年至1960年,礼泉与乾县“合大县”,礼泉归乾县管。
  乾县档案馆县委331号永久档案记载了王保京小麦卫星试验田1958年的实际产量:1167斤。直到1964年,王保京才在报纸上公开认这个账。任尚学说,如果不是及早间苗,肯定颗粒无收。麦苗开始还长得好好的,往后,墨绿顷刻变成了枯黄。
  投入67000元人民币,产出小麦1167斤,平均每斤小麦约投入57元人民币!按照1958年的小麦价格,能够买近600斤小麦,够一个农民生活一年!67000元人民币买小麦够烽火村民生活一年还有富余!
  风风火火,轰轰烈烈,顿时灰飞烟灭。大会小会,报纸电台,王保京和烽火的大话满天飞,这个台怎么下。
  恰值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来到了烽火。
  忐忑不安的王保京和省委书记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王保京对省委书记说:“我把好事办成瞎事咧!”
  省委书记问:“你啥好事办成瞎事了?”
  王保京说:“把几亩地的肥料上到一亩地里,可没打下那么多的粮!”
  省委书记问:“你打了多少?”
  王保京说:“打了一千多斤。”
  省委书记问:“你爷爷手里打了多少?”
  王保京说:“打一百多斤。”
  省委书记又问:“你父亲手里打多少?”
  王保京说:“打二百多斤。”
  省委书记安慰说:“你比你爷爷你父亲都打得多,怎么说是把好事办成瞎事了?”
  王保京没想到台下得这么轻松,一时激动得“答不上话”。
  省委书记接着说道:“指标过高不好,应当既积极又可靠。我们从这次总结经验中,得到丰产、政治、经济、技术多方面的收获,这样,今后就能更好地前进。”
  这个对话,偷换了概念。因为省委书记是“忙后”(麦收后)来的,问答的产量自然是小麦产量。省委书记问“你打了多少”,应该平均亩产是多少。王保京打了个马虎眼儿,把一亩多“卫星田”的亩产量报给了省委书记。根据正式记载,烽火1957年、1958年、1959年小麦平均亩产也就是200多斤,60年代的1961年、1962年小麦平均亩产分别是220斤、270斤,70年代的1970年平均亩产189斤、1971年451斤、1972年713斤。烽火50年代未到60年代的小麦亩产水平,也就是王保京父亲手里的水平。
  说出来大家都尴尬。再说了,王保京这一千多斤是怎么种出来的?王保京父亲二百多斤是怎么种出来的?王保京父亲能有各级领导支持,有那么多专家指导,投那么多钱,投那么多工,投那么多肥料?而且,王保京父亲手里的二百多斤显然是平均亩产,两者不可比。
  省委书记心里明镜似的糊涂,聪明冷俐的王保京赶紧顺竿子往下溜,互相默契,皆大欢喜。省委书记既肯定了王保京的成绩,鼓足了干劲,又含蓄地轻描淡写地批评了高指标。王保京的心里也明镜似的,高指标还不是你省委一级一级压出来的?这叫做,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各下各的台。公正地看,与全国其他省比较,陕西的浮夸风,除了烽火王保京后来居上、有全国最高水平的表现外,相当节制,浮夸的产量,还没有广泛波及“平均亩产”,还没有那么狠地搜刮农民,把农民家里的粮食通通搬到国家仓库里去,以邀功请赏,换取顶戴花翎。
  这位省委书记在,“保守”的名声下,还算有良心,还算实事求是,不像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地搞得尸横遍野,民不聊生。“保守”二字,救了陕西人的命。30年后,“保守”二字又阻碍了陕西的发展,那是后话了。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省委书记,能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保住一方水土,一方百姓,当可树碑立传了。
  《陕西日报》头版刊登了省委第一书记戴着大草帽在烽火地头视察的照片,给了侧目烽火村的人们一个明确的信号:省委第一书记也就是省委继续支持烽火,烽火大浮夸这场闹剧可以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收场了,王保京也可以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下台阶了。“左”的东西,不仅没有得到清算,而且继续得到鼓励,为一个多月后召开的“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作了一个铺垫。
  1959年8月28日,《陕西日报》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通栏标题下,头条发表了王保京的署名文章《党给我们继续跃进的无限力量》。这篇文章象征性地为烽火、为王保京、为中国的1958年划了一个可悲的句号。
  王保京是否也因此摸到了“反右不反‘左’”、“宁‘左’勿右”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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