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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沙线





  飞上蓝天之后,我努力透过舷窗往地上搜索。九月初,秋风乍起,北京机场高速公路两侧的绿色现在已经由满目黄沙取代了,焦灼的山头连绵起伏,它们将要走向哪一个年头呢?天是这样蓝,云是这样白,棉絮一样的云朵幻变成各种形状,悬浮在九天之间。
  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这山头是怎样剥蚀的呢?那些茂密的林木为什么连树根都没有留下呢?
  我的心不能不清楚。
  时光之箭将要把我们带到二十一世纪,人和沙漠都有自己的明天,都在争夺各自的生存环境。经过多少年的漠视之后,对于环境的重要性的认识,中国人在急着富起来的今天依然是淡薄的,不曾想到过中华民族辉煌的文明就是因为环境而衰落的。就是随着林木的凋敝而凋敝的,文化与智慧同绿色的关系,一条黄河一条长江便是证明。汉唐魏晋文化无不以陕西。甘肃为中心,两河文化曾经是地球上璀璨的文化,两河的上游也是华夏古文明的上游;上游的衰落从人文景观而言则先是林木衰落,然后是智慧与文明的衰落。
  从飞机上能看见黄河,细小而浑浊地蜿蜒着,是它带走了黄土高原也许是最后的泥沙,然而那是黄河的责任吗?况且,没有这一条业已衰落的黄河,大西北的干渴更加无法想象,沙漠化土地会掩埋沿岸所有的城镇。黄河,从高高的空中看见你,我真想哭。怨你,恨你,爱你,你都是无言的,你麻木了吗?
  一个多小时的航程,我看到的是中国万里风沙线的一部分,我焦急地捕捉着:三北防护林呢?
  那些小小的黑点,大概就是林木了。
  它们还是细小的,而且是时断时续的,比起153.3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化土地,七千多公里的风沙线,三北防护林远不是强大的,要知道它在艰难困苦中刚刚走完十五年的历程。它需要水,它需要爱,它需要资金的投人,它需要管护。十五年,怎么可能在被破坏、践踏了至少一千多年的土地上,重新树立起固若金汤的绿色屏障呢?
  正因为三北防护林是细小的,因而也是真实的具有大希望的。这一世界之最的防护林体系东起黑龙江宾县,西至新疆乌孜别里山,北沿北疆边睡,南沿海河、永定河、汾河、渭河。洮河下游、布尔汗布达山、喀喇昆仑山,包括西北、华北、东北13个省、市、自治区,面积407.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42.4%,那是半壁河山啊!
  如果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不会半途而废,到2050年如期的保质保量地完工,三北地区的森林面积将由1叨7年的2494方公顷增加到607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将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4.95%。流沙被全面固定,同时还会出现大片的新的耕地。三北安宁,中原便安宁,国家也安宁。
  十五年来,三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者们共完成人工造林2亿亩,封山封沙育林9000万亩,飞机播种造林900万亩,零星植树30亿棵,如今森林覆盖率已达到8.6%。
  我继续专心致志地搜寻着三北防护林,那是使无望的黄土地变成有望的守护神啊!我渴望着飞机哪怕早一分钟到达。我想在风沙线上切切实实地看看风沙与防护林,并倾听防护林建设者们的爱与怨。
  那是一群多么可爱的人啊!
  山西保德县的人称“树疯子”的张候拉,一个人一辈子种了100万棵树,治理了九塔河小流域;树成林的时候,水变清的时候,也是他一无所有地离开人间的时候。他吃了一辈子黑豆,把白面换成黑豆咽到肚子里,省上的钱买树秧子,然后是爬山种树住在山洞里护林育苗……
  榆林有个牛玉琴,她和身患癌症的丈夫一起承包了一万亩沙漠地。丈夫去世后之后,牛玉琴一个人治沙种树。榆林人说:“这婆姨愣是用泪水和汗水把沙漠里的树浇活了!”
  这是一些普通的至今仍是贫困的中国农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牵着毛驴走在月光下的沙漠中,毛驴驮着的树种树苗缓缓地移向大漠深处,这往返百十里路就是一天,一天的口粮是两个烧饼,就装在口袋里,先是热的后来冷了,摸了又摸舍不得吃,这是一天的口粮啊!饿得眼冒金星非啃一个烧饼不可的时候,沙漠里突然起风了,把沙子刮得像雾一样团团转……
  我听说过这一切,现在我要去寻访他们。
  走出银川机场,塞外的西北风在我后背上轻轻推了一掌。

                治沙者说

  银川。林业部西北。东北、华北防护林建设局会议室。
  我注视着李建材局长,从风沙弥漫的岁月里走过来,十多年种树种草治沙,目光依然是火热而坚定的。
  关于三北的地形地貌,关于三北的沙漠戈壁,关于三北的水、草、树、地,关于三北每一片土地上的民风习俗乃至历史,他都如数家珍。在娓娓而谈之间,我又不时感到:他是把一颗心完完整整地交给三北的沙漠了。他爱这片荒凉的土地甚于一切。
  李建树局长为我铺展开的三北大地的一角是这样的——那里荒凉得出奇却也富得出奇;沙漠掩埋的是中国西部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瑰宝;那里远离着时髦,民风的淳朴已属罕见;为着生存而挣扎的三北农民一直在无私地奉献之中;而且,沙漠并不是人类的敌人,沙漠自有沙漠的景观,沙生开花植物的花朵也许是你一生中从未见过的绚丽的花朵……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代替三北地区的干旱、风沙、水土流失所困扰的基本现实。
  没有土地,那是一种刻骨的贫穷。
  为什么没有土地?作为生态主体的森林没有了,草原没有了,河流枯竭了,风沙大举入侵,哪还有土地呢?
  仅仅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三北地区有667万公顷土地沙漠化,有1334万公顷农田遭受风沙危害,有8860万公顷草场沙化、盐溃化,有数以千计的水库变成黄沙聚合的沙库。
  全国60%以上的贫困县集中在三北地区的这一条风沙线上。
  本世纪六十年代,沙漠化土地平均以每年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到八十年代初,则已扩展为每年2100平方公里。
  沙漠化的高速递增与中国人口的日益众多,成了制约民生、经济的两大难题。形象地说,土地的沙漠化不仅埋压农田、村庄,驱赶农民,而且威胁着城镇、道路和水利设施。也就是说只要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得不到改善,只要林木凋敝,那么风沙早晚要掩埋今天似乎已经十分繁华的大都市。据全国治沙会议的资料说,地处湿润半湿润区域的豫东、豫北平原,以及唐山市、北京市、鄱阳湖周围已经出现2350万亩风沙化土地,并且还在扩展中。
  踏上西北的土地,便有一种于渴的感觉。三北地区年降雨量400毫米的仅占30%,40%的地域在年降雨量200毫米以下。年蒸发量却高达1000-3000毫米,日照如此充足甚至可以说漫长,地面的湿度蒸发殆尽之后只有往地层深处烤,烤干了一层又一层。仅以甘肃为例:十三世纪时出现大旱2次,十四世纪为1218次,清代三百年间大旱成灾,人畜纷纷死亡的就有152次。时至本世纪七十年代,连年大早已成平常。又据记载:黄河水灾自西夏至隋朝二千七百年间发生26次,唐朝至元朝末六百年间发生509次,明朝至清朝结束五百四十年间发生934次,民国时期则是4个月发生一次。
  自然灾害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走向高峰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处在每分每秒的加剧恶化之中,然而破坏还在继续。
  一个走不出深渊的噩梦啊!
  “中华民族必须要从这个噩梦中走出来,半壁河山无望地被风沙覆盖的时候,能说我们的未来有望吗?”李建树说。十五年来,三北地区已经有12%的沙漠化土地得到治理,2000万亩荒沙变成了农田、果园。毛乌素和科尔沁两大沙地的林木覆盖率已达到30%。而在新疆和田的荒漠地带,干旱的河西走廊、宁夏引黄灌区、东北松辽平原已有的1.65亿亩农田实现了农田林网化。
  这些树这些草是怎么种出来的呢?
  李建树算了一笔账:“种一亩林子,要投人50元,国家实际投资为3.刀元。国家规定的每年专项资金7000万元从未到位,仅占同期当到位资金的79.60%。这就意味着一个被联合国称为世界之最的生态工程交给了最穷的三北地区的农民。农民为什么拥护并且忘我地投人无私地奉献呢?因为建设三北防护林的决策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三北人民在风沙中屡战屡败挣扎了祖祖辈辈已经无路可退了,只有种树种草治沙这一条路了。”
  三北地区的人民都不会忘记那些日日夜夜:天不亮上山,天黑了回家,一天的补贴是两个烧饼。榆林地区靖边县的造林工地上,每人抓两个窝窝头,喝饱了黄河水,便往沙地里奔,谁不饿?谁不渴?谁不想多挣点钱?三北的农民说,等树栽活了,沙漠变绿了,我们的子孙不再让风沙撵着逃荒了,那不比有多少钱还珍贵吗?
  吃了俩窝窝头种了一天树的靖边农民,天黑收工时一人还能发到一包火柴,这是种树补贴做了窝窝头以后的剩余。火柴堆在一个架子车上,堆得高高的,那时候人不怕苦人心齐着哪。掏出小烟锅,一天忘了吸口烟了,火柴一擦,这边问那边亮,一边走一边还唱信天游,白羊肚手巾三道道蓝,见面容易知心难……
  内蒙古阿拉善盟,共有4亿亩沙漠、沙化土地,全盟17万人参加造林的是10万人。人多力量大,可惜钱给得太少,每年1000元,什么补贴也补不成了,烧饼、窝窝头也没法做了,只能买水果糖;每人给两颗,还有舍不得吃的,回家给孩子解馋。孩子不懂事,吃了糖还嫌少歪着脑袋问个没完:“种一天树怎么只给两块糖?”如这样的每年只能得到1000-10000元专项补助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区域内的县有一百多个,投资水平如此之低,长此下去工程何以为继?
  这些树这些草怎么种上的?
  是三北地区无私奉献的农民种上的!
  十五年来工程建设总投资37.72亿元,群众投工投劳17亿个工日,三分之二的造林成本由三北地区的农民群众自筹资金投工投劳承担。
  三北地区还有六万多名林业科技干部,因为财政包干,发不出工资是经常的,一年十二个月只能领到六七个月甚至更少的工资。旧工资都发不出,工资改革便是一句空话了,穷日子怎么过下去?当地农民是这样形容他们的:远看像个掏炭的,近看是个要饭的,一问准是林业站的。他们的口头禅是:“种上树再说。”
  “为什么不下海呢?”有人问。
  “老子跳进沙海几十年了!”
  李建树说:“这就是‘三北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可以说三北防护林一、二期工程的完成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我们已经很少听到“精神”这个字眼了。
  一切向钱看,实际上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那么,这发自大西北的“三北精神”的呼告,又能够传得多远呢?还可以坚持多久呢?
  我屏息静气倾听着三北防护林的建设者们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忧患——
  一个刚刚起步的生态效益的工程,在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天平上,究竟应该怎么摆?怎么倾斜?生态效益及其潜在的福荫子孙后代磐石之安的生存环境的改善,其价值是什么?怎样估算?
  有一些基层政府的领导人,只顾抓钱,把生死存亡都淡忘了。
  靠近城市的农民,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愿搞生态建设了。
  近三年,每年较之以往少造林地500万亩,并且有三分之一的县完不成计划内的造林任务。
  占用林地的现象屡禁不止,仅吉林一省占了30万亩……
  有识之士已经大声疾呼了:防止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出现滑坡。
  因为:有关三北防护的声音小了、投资少了、措施软了。造林减了、管护差了……
  在急功近利的大潮面前,绿色面对的形势实在是严峻的。试想一下:十五年吃烧饼吞沙子种出来的2亿亩人工林,倘若今后得不到管护,自生自灭再加上被伐被盗,毁之只需一旦!而封山封沙育出的9000万亩森林及沙漠植被,在没有人执行严厉法规的情况下,只要随时开禁,过量放牧、人为的破坏下不消一二年即可还荒山荒沙的本来面目。
  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复,半途而废的三北防护林就会前功尽弃。
  人心散了,风沙便重新张狂!
  为着珍惜已有的绿色,并且继续完成更加艰难的还需半个多世纪才能大功告成的这一伟大事业,我们需要简略地回顾三北地区的历史,在沙海里钩沉,让那些业已消失的草原、古城、秦时长城汉时关的碎片作一明证——对生态环境的毁坏就是对民族根基的毁坏;而对漫长的毁坏之后的修补的再毁坏,便是万劫不复了。
  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地区曾经是茂密的森林草原地带,至唐代设立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开发了河流域。经辽、金、元、明几个朝代后,生活在这一带的女真族一直处于“无市井城廓,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主业”的游牧状态,但林木、草场因为历年历代的战争、砍伐及大量放牧而显现出退化与凋敝。清王朝前期,为保护祖宗的发祥地实行“四禁”政策,使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有了恢复。康熙年间,关内居民开始流入,到十九世纪初,移民急剧增加,农业规模日见扩大,森林、草原迅速减少,首先被开发的呼兰河流域黑土区在一百年以前还有茂密的森林。之后又有沙俄及日本的侵略、对残存的森林资源进行掠夺性破坏,至此嫩江中游沙漠化,旱涝灾害频仍。
  西辽河中游的科尔沁沙地,原是科尔沁草原。公元六至七世纪时为契丹人“追逐水草,经营牧业”的游牧之地。十二世纪开始,游牧民族中的一部分为农耕所吸引,生活安定,人口骤增,樵柴过度,争相垦地,草原与森林开始退化。十三世纪对科尔沁来说,是个幸运的世纪,元、明王朝建立、更替,政治中心南移,农垦规模缩小,自然植被开始恢复。到十七世纪时,科尔沁又成了草木丰盈的优良牧场。科尔沁最后的沙漠化始于十九世纪后期,清政府在度支维艰的境况下,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实行放荒开垦。据《东三省纪略》记载,仅l907年,科尔沁右翼中旗放荒8万余公顷,净收白银24万两。以后移民规模不断扩大,直到今天在不到一百年的过度垦殖与放牧之后,科尔沁已成沙漠旱海八百里。
  我们再看多为大面积史前沙漠戈壁的西北干旱荒漠区。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演变主要表现在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及河流沿岸。历史明确地记载着许多绿洲和城市已掩埋在百尺黄沙之下。丝绸之路西出阳关以后的路段,如今也已为黄沙取代了。对于现代人来说,知道楼兰古国、罗布泊的还有,至于且末、精绝、若羌、寿昌则已鲜有人知,如今只是作为废墟让干河床成扇形展开,枯死的胡杨杂陈于流沙。
  这些绿洲、古城的毁灭是在唐代中叶以后,大都因为河流挟带大量泥沙、上游破坏植被的结果。久而久之,沙漠推进,沙漠化土地不断延伸。古楼兰的消失是最有代表性的。当鄯善的居民兴修水利,迫使孔雀河、塔里木河不复流入浦昌海,造成水源断绝楼兰被弃,一处闪烁在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终于消失。种种迹象表明,在二千年前的这一片干旱的沙漠边缘地带,丝绸之路的兴起使人口激增,人的活动更多地带有掠夺性,而在一条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当时的人们曾经为水资源而争夺,各不相让,恍若今人。
  没有绿色没有流水的时候,人的活动便停止了,灿烂文明的一部分消灭了,只有大漠寂寥,戈壁滩忧郁的空旷。
  当岁月进行到今天,除在中国三北地区史前的、乌兰布河、库布齐、腾格里、巴丹吉林、柴达木盆地、库姆特格、古尔班通古特及塔克拉玛干八大沙漠正在纷纷扩张外,其余的四大沙漠即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与呼伦贝尔沙地却都是人为造成的荒沙不毛之地。沙漠在增加,人口在增加,时间将会把我们的子孙带进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呢?
  三北防护林十五年的苦心经营就是为了首先制止沙漠的大规模南侵,使现有的农田、草地得以保存,初步解决风沙线上农牧民的温饱问题。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薪炭林、经济林也在相继营造中。只是从1995年开始到下一个世纪中叶的造林规模及难度,已不是一二期工程可相比拟的了。
  治沙者说:“举世滔滔皆言利的时候,有一些人已经忘记森林对于人类的大利大义大恩大德了。我们为之奋斗的难道只是一己之利、儿女之利、眼前之利吗?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想到民族之利、后人之利、长治久安之利?”
  治沙者说:“治沙即治国。一个国家的半壁河山被荒沙侵吞,千百万人民不得温饱时,就不能说是国泰民安了。”
  治沙者说:“要制定法律,依法治沙。经济建设时期,所有地方官员的守土之责就是治沙造林,如果沙进入退民生不安土地被吞食,那就是丧上辱国,理当绳之以法!”
  治沙者说:“治沙,还要有一个对沙漠对沙子了解的过程。你会看到沙地里的各种沙生植物都是可爱的。一根白茨一丛梭梭偎依着沙丘的时候,沙丘便是平静的,有风的时候沙子们也舍不得离开绿色。你还会看见沙漠边缘的青杨、胡杨,它们奉献到老守望到死,不容易啊!”
  我在大西北度过的第一天,
  我听见了山的思考。
  我看见了草的柔情。

                贺兰山下

  我真实地感到风沙正在冲击我的思绪。
  我总是想着沙,渴望跋涉沙海。
  三北局治沙处的朋友告诉我:“你看一看中国沙漠的分布,光是面对着地图便足够惊心动魄的了!”
  此言不假。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走向,恰如一张满弦的弓,从西北到东北,已经拉得很满了,颇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沙漠化的扩展每年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就跟箭一样已经危及中原大地。
  治理赶不上沙化。防护林还挡不住所有的风口。
  有的地段已经出现了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
  我到银川的一个月前,盐池县的农民面对开着拖拉机来挖甘草的外地人,忍无可忍,先是动口后来动手。一方是为了贫困而企图挖甘草挣几个钱;一方是为了摆脱贫困而捍卫自己的草地植被。打出了人命,血染红了那一片干旱的土地。
  挖一棵甘草,10平方米的草地沙化。10平方米的草地显然要比一棵甘草的价值宝贵得多。
  可是,无论为了一棵甘草,还是为了10平方米的草地,如果豁出去的是一条命,那么又应该以怎样的价值观去判断孰轻孰重呢?
  有人说,都是一个“穷”字逼出来的。
  还有人说,那“穷”字是沙子写出来的。
  距银川56公里处,在一大片沙丘连绵之下,有湖水碧波,人称沙湖。一万亩水面,几百亩芦苇,无数的飞鸟在一丛一丛的芦荡里起落。
  登上湖对面的山梁,四望沙漠,在午后的阳光下一律金黄色,那是真正的瀚海!
  可是沙漠为什么不侵吞这沙湖呢?这真是个谜!
  我又寻访明朝弘历年间为对抗贺兰山那边匈奴的攻击而营造的镇北堡。当年曾固若金汤如今已彻底沙化了。
  我们只能面对无可奈何的残缺。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造的不朽。
  从镇北堡废墟的高处望去,贺兰山向阳的一面因为干旱几乎没有林木,而贺兰山下大片的冲积扇地则凸凹不平,山石杂陈其间,偶尔有几株紫槐,因为缺乏管护显得颓唐衰老。有太多的人和车从它们身边驶过,甚至还有掘土机在这冲击扇上挖沙子,仅有的一点天然植被斩尽杀绝了。
  这一切都源于人的行为——无论创造或者破坏。因而,它如今荒凉着粗野着,让角楼倒坍,让大墙生出裂缝,让裂缝里长出的最后的野草枯萎,让当年的栋梁发黑朽败老人斑重重叠叠,让人种不活树长不出庄稼。它是以拒绝繁华而拒人以千里之外的。
  有时候,我们很难断定现代人的财富究竟在哪里?愈来愈多的人口将来到底又能去什么地方寻找空间。
  袒露着荒凉的贺兰下的冲击扇——这一大片望不到边际的介于戈壁与荒滩之间的土地,却绝不心浮气躁也从不向世界倾诉孤独与寂寞。留下的一切只是在无言之中,呼告也是无言的。你听见了吗?
  站在那里的紫槐有福了。
  守望了几十年的梭梭有福了。
  那是上苍喜乐的,孩子们喜乐的。
  我从紫槐下梭梭旁轻轻地走过,走到西夏陵。
  西夏陵位处银川西郊,贺兰山下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九座帝王陵寝、二百多座陪葬墓。其外形如同金字塔,故又被称之为“东方惟一的金字塔陵寝”。西夏王朝立国一百九十年,曾与宋、辽长期鼎足而立。西夏的帝王们选择这一片土地时,贺兰山是郁郁葱葱的,贺兰山下一样有茂密的林木与草地。今天,贺兰山几乎也成秃山。山下的土地一片荒漠,找不见一棵像树的树,偶尔有几根野草在秋风中茫然四顾。七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山秃了地荒了,西夏陵却仍然伟岸地屹立着。
  也许中国没有一处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的单位,如西夏陵一般,汽车、人员、乃至牲口可以随意驰骋。陵地上是厚厚一层碎瓦片,有人攀上神墙远眺,有人爬上帝陵陵台拍照、喝酒,甚至拉屎、撒尿。
  西夏陵,这是我国现存的最重要的西夏遗址。
  现代人在文明的旗帜下制造现代废墟的同时,也正在以野蛮的方式毁灭人类仅存的东方金字塔。
  同样绝无仅有的是,三十年来不断有死人葬进了西夏陵地,计有坟墓216座,其中61座立有石碑。我耐着性子清点了一番:1、2号帝陵附近有61座;6号帝陵及161号陪葬陵一带竟有100座之多。人们通常都会去参观的3号帝陵周围有2座。这些现代人墓坟丘高垒,勒碑刻文,有的建造在神墙下墓道上。
  向西夏陵侵入的还有牲畜,但毫无疑问,牲畜是受人指使的。在陵区保护范围内,现有羊圈16个,牧羊人临时搭建的房屋35间……
  “天下黄河富宁夏”,说的是黄河自西南方一路惊涛骇浪夺路出峡,进入银川平原后却出奇地温驯,缓缓流去,水波不惊,给宁夏这块干旱的土地带来了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
  在银川平原,各种自流灌溉的渠道纵横交错,有古老的秦渠、汉渠、唐徕渠,也有1949年以后新开的西干渠、东干渠。相传,大禹曾在青铜峡治水,并开凿了宁夏的第一条灌渠。有史学家认为《穆天子传》的君王即西周第五代君主周穆王经过宁夏南部山区,坐八骏之车西行,率六师之众,跋涉几百天,宿于昆仑之阴、赤水之阳,北登葱岭之巅,看到赤豹、白熊,于群玉之山采玉无数,并与西王母会见于瑶池……
  穆天子的记载或许还会有争论,但宁夏开发较早,最早的开发者是杰出的少数民族这是不必存疑的。古灵州(现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境内)、三关口、弹筝峡留下了浩繁的文物古迹。
  唐代诗人贾岛送李骑曹由长安北出萧关,去宁夏灵州,银川平原的河川天地形胜跃然纸上:

    归骑双旌远,欢生此别中。
    萧关分碛路,嘶马背寒鸿。
    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东。
    贺兰山顶草,时动卷旗风。

  我是吟哦着贾岛的诗告别贺兰山的。
  屏障于银川平原西部的贺兰山,山那边便是内蒙古。贺兰山是恪尽守土之职的,分分秒秒裸露着自己阻挡着沙漠的移动。贺兰山你起伏绵延200公里的眷恋与沉默,可是在做着一个绿梦?期冀着山林的重新茂密?
  沙坡头——那是中国西北部沙区常见的一种地形地貌——聚沙成山、成坡,沙丘组成的浪峰一浪接一浪,沙到尽头天为界,黄龙远上白云间,没有树没有草没有生命。时光在这里流动得似乎特别缓慢,要让破坏了沙生植被的人们慢慢地细细地咀嚼沙漠的干旱与苦涩。腾格里沙漠的南缘,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几百年来,人们纷纷先后逃跑,让风撵着,让沙追着。
  然而,当年丝绸之路的宁夏路段也曾从这里经过,驼铃呢?脚印呢?绿洲城堡呢?
  史书早有记载,沙坡头“黄沙消胫,人畜惮行”。
  《元史》记成吉思汗率大军征代西夏,途经沙坡头时,只用了三个字:“逾沙陀”。黄河从沙坡头环绕而去,岸边的地形恰似一个沙陀,一个在风暴中旋转纷飞不断升高的帝王与百姓几乎无不望而却步的大沙陀。
  成吉思汗毕竟不同凡响,他逾越了沙坡头,灭西夏统一中国。
  人们不能永远地逃离沙坡头。
  当包兰铁路在这一带六次穿越腾格里沙漠南缘时,如果没有挡沙固沙的绿色植物,那么一大场大风可以移动三百多座沙山的瀚海大漠,要掩埋包兰铁路是易如反掌的。
  火车汽笛鸣响的同时,1956年,一批科学家来到沙坡头安家落户,开始了几乎是被人认定无望的治理沙漠的探索。
  当这批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不知不觉中青春不再,大漠黄风在他们的头顶堆上白云时,沙坡头才变绿了。他们将麦草埋人沙中,一米见方的方格沙障,因为麦草的羁绊使沙子难以流动,然后再恢复沙生植被并种上灌木。
  沙漠是成片成片地移动的。
  绿色是星星点点地恢复的。
  在沙漠中所有的空谈所有的废话假话都被省略了,因为没有水嗓子太干;人的理想只是凝聚到了一粒梭梭的种了上,一棵沙拐枣的苗苗上。
  三十多年来,沙坡头有了6万公顷草方格沙漠,花棒、柠条、红柳、沙蒿、梭梭等沙生植物组成了防护带。穿越腾格里沙漠的铁路两旁已有了长45公里宽500米的乔灌木混交林。
  青杨与紫穗槐屹立着、守望着。
  有人说,即便是一根并不高大的沙柳,它的视野也要比人开阔许多。因为真正厮守着这些新月形沙丘的是草木世界,真正知道绿色太少沙漠仍然太大的,也是草木世界。
  一座几千米高的新月形沙山,沙丘的底部便是黄河岸。黄水滔滔,浊浪汹涌,古渡口已经随着流沙消失了。我们只能想象黄河过去的样子,我们无法想象黄河将来的样子。
  宁夏的回族、汉族人民,不仅在沙坡头,也在西部风沙线一带,经营了几十年的公路林网及农田防护林。那是高大的粗壮的颀长的青杨、白杨,正是这些树木,护卫了公路、农田,使塞北江南名副其实。
  可是,当我驱车赶往兰州的路上,大片的林网已经不见了,公路在单调的银南平原延伸,穿着红马夹的护路工人正在清扫沙子。再往公路两边望去,方方正正的农田一样袒露着刚刚秋收完毕的土地,那些宁夏人曾经为之自豪的农田防护林一概消失了!这种凄凉的景象一直到了青铜峡市才得到改观,那里的青杨直指蓝天,视野所及的农田在一层一层的林网护卫及覆盖之下。虽说西北的秋天来得早,青杨的树叶还是绿的,那是浓密的高大的广阔的绿色,听树叶在风中的奏鸣,能感到深远的金秋临近了。
  看见绿色,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有希望。因为宁夏大地上那么多的林木是怎样倒下的呢?这是已经扎根之后的绿色的灾难之一种——虫害。小小的天牛竟然在十余年间蔓延成大灾难,不得不将已受虫害的树木伐倒4000万株!换代的树木已开始种植,可是绿荫遍地的日子却还在后头。如果几年间出现风暴、沙尘暴,宁夏大面积的农田所受到的损害将是不可估量的。
  1984年,宁夏便成立了银川市天牛联防领导小组。那时,天牛的危害已经显露端倪。这种小小的虫子不是吃树叶而是打洞钻到树木的深处啃噬。一棵已经成年的树木,如挺拔的钻天杨只要有20个虫口就必死无疑。咬死一棵树之后,天牛便飞到另一棵树上再打洞。一般来说,天牛的飞行距离是40米。
  天牛之害被称为“无烟的森林大火”,是近十年来对森林危害最大的病虫害。为了与之斗争虫口夺木,就要预防在先,发现虫害之后则坚决扑灭拔除虫害树木。
  迄今为止,三北地区的天牛发生面积已达468万亩,是八十年代初期的7倍,受害树木2.25亿株。河西走廊、青海。毛乌素沙地、科尔沁、东北平原都陆续发现了天牛的危害,如果蔓延至新疆,大面积的杨树、柳树、榆树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对三北防护林来说后果不堪设想。
  银南地区为了根治天牛之害而不得不忍痛砍掉4000万株树木,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绿色是多灾多难的,而生态平衡又是如此微妙——天牛最爱吃杨树,柳树榆树次之。在混交林里,天牛却难以成害。无疑对三北防护林而言,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防护林建设的难度,即以抗虫害的混交林逐步取代品种单一的杨树林带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少了4000万株树的宁夏,人们已经明显地感到了气候的变化:
  1984年前后,宁夏的老百姓惊喜地发现,在这片一向干旱的土地上,居然下起了连绵小雨、毛毛雨、长蘑菇的雨,这是一个极好的征兆,生态环境得到治理之后的真正的江南气象。可是1988年以后,陆续开始拔治虫害树木,一片一片的防护林开始倒下,这样的毛毛雨不见了,风沙又重新刮往银川市,夏天的气温明显地升高了。
  我们不能不除这些虫害树木。
  我们又不能不痛心疾首。
  我们走不出这样的怪圈:学费付得愈多,收获的愈少!
  宁夏灵武县1983年时在两个村子发现天牛,面积只有215亩;因为没有及时拔点除源而迅速蔓延,到1986年就扩大到56个村,面积达6020亩,仅仅三年足足增加了28倍!
  祈盼着新的防护林网快快长大,绿色,对于三北的土地、三北的人民而言,那是生命、未来、幸福与吉祥的同义词啊!
  人们总是侈谈未来。
  荒野中有鸣沙作惊雷之响,说:选择现实才是选择未来。

                古浪八步沙

  车出兰州,经过永登、天祝,直奔古浪县的八步沙农民护林站。
  我已经置身河西走廊了。
  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路段,留下了张赛、法显、玄奘、林则徐、左宗棠及无数边塞诗人脚印的长廊;又让多少充军的、发配的、迁徙的在这里回首故乡柔肠寸断的长廊。历史总是伤感的,又因为伤感而博大。
  我还来不及捡拾历史的碎片。
  我只觉得愈走愈热,荒漠干旱性气候使我想不起来已是临近中秋的时节。
  怎么能不干旱呢?河西走廊南侧是祁连山,在阳光下望去冰川雪山依稀可见;北侧是荒凉的合黎山、龙首山及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姆塔格三大沙漠。因为祁连山雪水的滋养,这一条世界最长的天然走廊.上,还有绿洲。与此成对照的则是北部1600公里的风沙线、八百多个大风口,日夜躁动的风与沙。
  雪山与沙漠夹峙中的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下西至敦煌当金山口,每往前走一步便多一分干旱。年降雨量从不足200毫米到不足100毫米直至敦煌的39.9毫米。每秒5米以上的起风沙一年达35—148天。沙暴日数为20—38天。固沙漠化而弃耕的农田有12万公顷,受到流沙威胁和风蚀沙埋的农田为40万公顷之多。河西人民就这样生活在每分每秒的忧患之中,并以远离沙漠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艰难及毅力营造三北防护林,迄今已封住了1600公里风沙线上的400个风口。5%以上的绿洲农田有了防护林带,为甘肃一省每年提供70%的商品粮。
  古浪县是我走访河西走廊的第一站。
  古浪县的北部紧挨着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仅1950—197年二十年间就有35000亩农田被流沙埋压。如今流沙还在推进之中。
  这是县城吗?一条坑坑洼洼的马路,几间高高低低的房子;行人中的妇女都戴着各色围巾,以鲜艳的大红居多,不少人戴着口罩,口罩的颜色已经由白变灰。路边玩沙孩子流的鼻涕是黑的。古浪的出名是1993年5月的黑风暴,席卷之下,农田被毁了,放学的孩子卷到水塘里淹死了。这个几乎没有树木没有绿色的县城,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古浪的艰难。
  甘肃省三北局局长马骥告诉我,古浪全县职工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
  荒沙地里的路坎坷不平,终于被一道沙梁挡住,汽车无路可走的时候,便下车步行。荒漠是真正辽阔的,辽阔到了能让人忘记荒漠形成的历程。起伏的沙丘像海里的波浪一直连到远方。在这里,什么样的生命之船不会搁浅呢?有细小的绿色,梭梭与沙米,还有固定了沙丘的那些沙柳、沙蒿,细小的叶片上积淀着沉重的沙土。枯死的裸露在沙地中的胡杨根是灰黑色的,一种典型的绝水死亡症状。
  不要叹惜这里的荒凉。胡杨曾经活过,梭梭还在与干旱抗争,沙柳们尽管是饥渴而压抑的,无论如何却已经在大大小小的沙丘上扎下根了。亲爱的读者,就是这些艰难的沙漠植被,八步沙的人民已经为之付出了十三年的辛苦了。
  翻过河梁又走了一里多地,便是八步沙护林站。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
  干打垒的屋子里有一排炕,一张旧桌子,地上不仅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洒了水。我的心里一阵震颤。那张发黑的旧桌子是擦了又擦的,茶杯里泡着热茶,还有两盒没有打开的“希尔顿”烟。
  八步沙,这里的老人说原先只有八步沙丘,树草丰茂牛羊成群。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因为人口增多带来的垦荒伐木及过度放牧,使这一片土地荒漠了,流沙入侵之后八步沙成了茫茫无际的52000亩沙地!
  农民已经无路可退了,要么抛弃家园,要么面对沙漠。终于站出来的6个农民承包了这一大片荒沙地。以6个农户的微薄的力量,星星点点,锲而不舍,十三年后终于有了38000亩的沙漠植被及林地。
  从1991年开始,他们再也没有得到国家、集体的一分钱的资助,按规定的少得可怜的每亩20元的造林补贴也与八步沙无缘。这6个农民又是怎么种树治理沙地的呢?
  他们告诉我:“花棒真好!”
  花棒是一种奇异的沙生植物。它需要的水分极少,哪怕在最干旱的沙区也能存活,不仅活着,一丛绿色,还开花。长长的花枝上花儿一朵挨一朵。花有各色,或白或红或紫,轻盈而艳丽。九月中旬是花棒开始凋谢的时候,随着花的枯萎,花棒的枝秆也开始枯干,然后是收割,可以作燃料也可以拌和着黄泥砖做墙。
  花棒枯干了,护林站的农民把它们割下打成捆,用毛驴车运到城镇,这是八步沙护林站惟一的收入。一分钱一分钱地数好、包好,明年,他们想打一口井。打井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因为井打多了,地下水位在不断下降,要打到一百多米的深处,甚至180米才能找到水。
  风沙正在贴近人们,而水却正在远离人们。
  几个农民不停地喃喃自语:“八步沙要有水就好了。”
  他们的嘴唇厚实而干裂,脸上的皱纹深刻而枯燥。他们不停地往我的茶杯里倒水,自己却从来不喝一口,“北京人喜欢喝花茶,对吗?喝,走了那么远的路,多喝水。”
  我很难记录下他们,因为我握笔的手在发抖。
  这6户农民耗尽了6户农家的所有的积蓄,或者说资源。从自己家里背来粮食、种子,为了盖几间土房还得凑建筑材料,把鸡、羊卖了换成钱投资到沙地上。刚进沙滩的时候,风刮得呜呜响,沙子团团转,三块石头架个锅,睡觉时被子还得蒙着头。
  现在还剩下14000亩荒沙。
  八步沙护林站还是6个农民,两个老汉带着4个年轻人。原先是6个老汉,死的死了,岁数太大干不动活的回家了,便由他们的儿子顶替。他们很少知道八步沙以外的世界,只是因为吃够了风沙的苦,舍不得离开那片家园,便心甘情愿地成了分文不得无私奉献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者的一员。
  什么时候才能让剩下的荒沙不再躁动呢?
  两个老人告诉我,“要有个3万5万元钱,就可以把那些荒沙全灭了,还能种一些好的乔木,那才叫真正的防护林。”
  对于这些农民来说。3万5万元如同一场大梦,一斤花棒草才几毛钱?这是他们的钱。他们惟一的钱。我真想告诉他们,八步沙以外,各种各样的公款高消费,吃喝、旅游、轿车、庆典,公仆们,请看看哪一张票子上没有农民的血汗?
  1994年,他们又种了800亩林草,成活率达76%。
  他们已经家底空空了。倾6家农户的全力,他们又让800亩荒沙稍稍安稳。我看了新种的梭梭,绿得像江南的小葱。
  他们让我抽烟,抽“希尔顿”,两盒烟打开了一盒,可是一枝还没有动,这是八步沙农民能买到的最贵的烟,进口的。他们不让走,留我吃晚饭。我往八步沙赶路的时候,他们刚宰了一只羊,能闻到锅里正在煮的羊肉的香味。他们不敢多养羊,就这么一点刚刚复苏的植被,如果放牧过度会把草根都啃光的,河西走廊的羊正走俏,一只滩羊可卖到500-600元钱,他们就那几只羊。
  八步沙护林站6个农民的名字是:张润源、罗元奎、程海、石银山、贺中祥、郭万刚。
  我匆匆地告别八步沙赶往马路滩林场时,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
  回首时,他们还在挥手。
  那些艰难地生长的沙枣、胡杨已经模糊了,紧挨着地面的梭梭、白茨几乎看不见了,凸现着的还是沙丘、沙山、沙梁,那一间孤立无援的护林站的小屋里,狗叫声隐隐地传来。
  他们是绿色丰碑的一部分。
  我想再看一眼八步沙。当我坐在沙丘上稍事休息,从风衣口袋里掏烟的时候,掏出来的是一盒“希尔顿”。
  我闭上了眼睛。沙漠中西下的太阳也是炽热的。我寻找暗夜,暗夜的黑色像一口井。
  在马路滩林场,我又看见了高高的防护林,它们几乎是居高临下地与腾格里沙漠对峙的——一边是无尽的黄沙,一边是耸立的绿色屏障。快要下山的太阳为这一切,无例外地赠与橘红色,使人想起所有绿洲内涵的悲壮。
  这是个国营林场,得益于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及日照的充足,1992年又被甘肃省三北局列为林果良种试验场,加大了投资,加快了开发速度。如今已打井10眼、修渠12公里、平整土地4635亩、修筑道路29公里。营造防护林20万株,200亩的苗圃中已经育苗155万株,其中杨树和沙生苗110万株,其余为经济林苗木。
  当我赞叹这里的防护林时,场长说:“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没有水没有树就没有这风沙线上的一切。”对去年那一场黑风暴心有余悸的场长算了一笔账:丢失羊60只,水渠被沙埋了,400亩甜菜死光了,“至于从果树刮下的花蕾谁数得清?”
  苹果园中,河西走廊引进的第一只美国蛇果色泽鲜艳。场长告诉我,今年挂了三只果,被人偷吃了两只。旁边是葡萄园,水泥架子已经竖好了;待明年,假如没有黑风暴,千丝万缕相缠结的时候,紫葡萄与蛇果吐露的将是新的芬芳。

                月下奔凉州

  武威,古称凉州。
  荒漠的夜空高远明净,快要圆满的月亮跟随着夜行人。
  是的,河西走廊,这是一条历史和文化的长廊啊。
  历史并不关注新与旧。
  时光只是一种存在,恒定的前进,白驹过隙、目不暇接是人的感觉。时光之于大山大漠几乎无穷无尽。时光之于人寿却匆忙、短促。
  在岁月的观照下,谁都是匆匆过客,从一个驿站奔向另一个驿站的旅人。只是有的人走得高远、选择了崎岖的路,后来者会怀念他们的脚印。他们是“凿空”者、取经者、屯垦者。征战者、吟咏者。
  然而,我却想起了地质构造运动中产生的褶皱。祁连山的梭角与褶带,岁月的印记是那样地坚固或者空灵,悬崖陡壁。万年冰川、亘古黄河,无一不是大千世界的奇观。人知道多少地球这惟一家园,在造物主的指点下,为了接纳人类而曾经受的变质、断裂、抬升与沉降?
  六亿年前的古生代时期,整个大西北的许多地区都是沼泽湖海,只是到了古生代之末才有大块的陆地出现。以后是地球极不稳定的时期,地壳动荡、海陆交替,那是创造的过程,大创造走向大完美。直到七千万年以前的喜马拉雅山运动开始,河西一带为这运动所诱惑,古老的地层几经褶皱与断裂、抬升,便有了山脉拔地而起。这是大地最初的高度吧?第四纪冰川期以来,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剧烈碰撞的结果,竟使青藏高原抬升了3500米至4000米之巨。地处青藏、黄土、蒙古三大高原交会地带的祁连古海终于托起连绵的云峰成为巨大的山脉。在形成祁连山褶带与阿拉善台块的同时,二者之间形成了有名的河西盆地。
  古匈奴语的“祁连”即是天的意思。上天之山、天神之山,祁连山神圣的意味是从匈奴人开始代代相传的。
  祁连山默默地以森林、雪水养育着干燥的河西走廊。
  也许我们永远想不透那些山的褶皱的内涵。
  河西走廊是这一切褶皱的一部分。人们在一千多公里的皱褶上踽踽独行,经常来不及思索,也不愿去思索,只是到此一游,武威——古凉州到了。
  武威地处河西走廊东部,风沙线长达654公里,沙漠、戈壁总面积2377.61万亩,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44%。在风沙线上挣扎的人口为45.4万人,143万亩耕地。古浪县海子百亿年降水180毫米;到民勤县西北部时不足100毫米,年蒸发量则为2500-3000毫米以上。5米/秒以上的起沙风,古浪县每年34天;民勤县则高达189天,8级以上大风29天,沙暴日37天,最大风势11级。流动沙丘每年以3—16米的速度向绿洲紧逼。
  在武威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赶往民勤县。
  也许很难再有一个县,如民勤一样,沙漠戈壁,剥蚀山地和盐碱滩占去了总面积的91%,绿洲面积仅为9%。其中可耕地92万亩,因为干旱缺水实际耕种的是60万亩,三分之一不得不弃耕。武威地区654公里的风沙线,民勤一县就占了408公里。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包围着民勤。然而民勤的人民就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年复一年地种树、治沙,治理了一个又一个风沙口。到1993年,全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88.49万亩。在408公里长的风沙线上,形成了330公里的防风林带。
  只需看一眼面对着汹涌大漠的330公里的林带,便会对三北防护林的建设者们生出敬意。而这些建设者的绝大部分是农民,那些站立在风沙前沿的白杨、青杨、小叶杨在沙丘上立地生根的过程,无疑是史诗一般悲壮的——一群又一群饥渴的农民在饥渴的沙漠里年复一年地栽种着绿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动有多么高尚,他们只是为着自己的家园与子孙的安宁,然而就是这些不知道高尚的小民百姓却真正地高尚了。
  民勤依然是艰难的,依然是民勤人穷。227个风口治理了188个,风沙线上还有23万亩荒沙直接威胁着民勤赖以生存的绿洲。民勤尚有30万亩耕地因为缺水无法耕种。长此下去这30万亩耕地在常年累月的干旱得不到滋润之后,最后的结果便是沙化——耕地的沙化。
  水呢?水在哪里?
  在民勤,无论是县长还是林场职工或者村民,天天重复的话题就是水、沙、树。
  由祁连山融雪汇流而成的石羊河水一直是民勤的生命源泉。那曾是纯净的雪水,不仅灌溉了绿洲,也补充了地下水。五十年代建立的民勤治沙站的老技术员、在这块沙地上跋涉了二十多年的现任甘肃省三北局局长马骥告诉我,那时候民勤真是满目荒沙,但地下水资源丰富,只要把树苗种上不给沙埋压,没有不活的。
  五十年代,石羊河上游来水年经流量达6亿立方米。到九十年代,已不足2亿立方米。
  四十年间,人口增加了,牲畜的数量翻了几番,水却与日俱减。
  只有打井,打深井。民勤60万亩耕地中40万亩是靠地下水灌溉的,种树种草自不待言。
  民勤的地下水位从六十年代的1—2米,已经到了九十年代的15—2米,甚至30米以下。
  民勤一县就有6000眼深水井。
  地下水位下降,水质变坏,矿化度每年上升0.12克/升,最高达10克/升以上。这样的水不仅浇地,而且人还在饮用,“总比渴死强吧?”民勤的农民告诉我。同时这位老乡又讲了个真实的故事:他牵着耕作半天的牛去饮水,那水是从深井里提上来的,牛喝了一口之后便摇头,想必味道实在不妙,可是最后还得喝,“怎么办呢?我对牛说咱们同甘共苦吧!”
  干旱之于沙区,是双重的灾害。
  干旱折磨人折磨牛折磨小毛驴,干旱还在折磨着最能耐干旱的沙生植物,当它们的根须在地底下二十多米的深处找不到一点一滴的水分时,它们便绝望地死去了。它们实在不愿意离开这片沙地,死去的胡杨把黑色的根裸露着。一片一片的胡杨林,像经历了一场大火一样,烧焦了,死去了,心有不甘。
  因为地下水位下降,七十年代至今民勤一县宝贵的沙漠植被中死去的沙枣为13.2万亩,胡杨3000亩,红柳、白茨35万亩,草场退化500万亩。
  民勤人民是奋斗不息的。就在死去的沙枣树下胡杨林旁,1994年春天又造林4000亩,新种的梭梭已经成活了,一片鲜嫩的绿色。
  梭梭是神奇的。播种的时候,稍稍给一点水,梭梭种子在紧张地汲取水分之后四个小时便开始发芽,生命的进程是那样迅速,却不是昙花一现,靠着这一点点水艰难地生长,漫长的路啊干旱的生命之路,无所需求地担负起固沙的重任。
  还有白茨。喜欢居高临下,在一个又一个小沙丘的顶端,它只要活着便一根一根地伸出枝条,自上而下把整个小沙丘紧紧地包住,这时候,沙是温顺而驯服的。白灰就像沙漠中的绿色天使。
  我是在金色的季节来到民勤的,县委的一个领导说,“你要在春天再来一次,这是民勤人的植树种草的季节,风沙线上到处都是人,谁也不闲着。”
  林业,或者说种树,在民勤实际上就是象征着生命或者生存。
  然而种树又谈何容易呢?
  国营林场造一亩林子的补贴是几十年不变的20元。这样的不变却面对着水、电、草木、人工的逐年递升的涨价。
  群众造林的补助就更加微乎其微,一亩7.5元,就是这一点钱,也经常不能兑现。
  种下去要种活就难,那是在中国西部的风沙线上,那是干旱得冒火星的地方,那里的地下水已经枯竭了。种活以后还要管理、护林,都得花钱,都说没有钱。
  中国富了,中国穷了?“中国的钱都到哪儿去了呢?”民勤的一个林场场长愁眉苦脸地自问。
  一个通常的说法是:“林业不挣钱。”
  因为“林业不挣钱”,林业的地位便一直岌岌乎可危哉。每一次机构改革,基层的林业部门便是首当其冲的改革对象,分了合、合了分,不少县级政府在这一次机构改革中,又要把林业局同农牧,农机合并了。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在今日之中国是否该成为一句空话?
  试想一下民勤风沙线上330公里的防护林带所带来的民生的安宁、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该怎么估算?
  试想一下,中国三北防护林在七千多公里长的风沙线上为了制止半壁河山沙漠化的十五年的辛苦经营,那些高大的和细小的绿色又意味着一笔何等浩大的财富呢?
  惟有这样的财富,世界银行是不能贷给我们的,也不是美元和日元能买来的,而是我们的农民、林业科技工作者吃西北风吞沙子嚼窝头拼着命种出来的。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千万倍地珍惜呢?
  民勤林业局长给我算了一笔账:民勤县的粮食亩产由1950年的46公斤,增加到1992年的330公斤;总产量由3318万公斤增加到1.32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由125公斤增加到491公斤。
  除此之外,民勤全县已有95%的农户用自种自产的木料翻修或新建房屋42.84万间,计64.26万平方米。修枝及间伐每年可获取柴料9000万公斤,同时还为合养牲畜提供了青饲料。
  全县有经济林3万亩,已经结果的三千五百多亩。每年可产苹果、梨、枣等水果290万公斤,收入460万元。每年还可采沙枣50万公斤、沙枣花1000公斤。
  这一些增产账、变化账自然不能全归功于林业,然而对生态效益的略而不提甚至一笔抹煞却使整个林业系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所见到的国营林场、护林站,从住房到生产工具都是破旧的落后的残缺的。它们挡住了那么多的风沙,而现代化的生活却离开它们很远很远。
  林场职工自己的总结是三句话:住五十年代的房子,吃六十年代的饭,于九十年代的活。
  因为发不出工资,他们只能一边作为国营林场的职工继续烙尽职守,一边种块地以为饣胡口,还有的从家里背了粮食到林场替国家干活。
  民勤的水苦,苦得牛喝了直摇头,民勤人说的话有时也带着苦味。
  民勤人说:“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都知道民勤沙乡,天下来客自然寥寥。可是民勤人再穷再苦历史上却留下了送孩子读书的传统,适龄儿童人学率为99%。与91%的沙漠相比,前者仍然使人生出对明天的向往之情。民勤的学子不少考上了大学、中专,毕业后走向天下了。还有民勤的骆驼队,在人与骆驼的共同的长途跋涉中声名远播。
  民勤可以查考的历史留给我的依然是一片海的壮阔与迷茫。《尚书·禹贡》中的潴野,即潴野泽、又名都野泽。匈奴驻牧河西时,休屠王占有其地,又称休屠泽。泽者水也湖也,当时的休屠王正是依用了水之利而休生养息称雄一时的。史书又记道,其时“碧波万顷,水天一色。”如同河西走廊生态恶化的所有动因一样,因为植被毁坏流沙入侵,休屠泽渐渐缩小之后又名白亭海、柳林湖,最后终于完全干涸。现在的湖区只能在黄沙之下寻觅古老的裂缝,那裂缝弯曲而深邃,时逝时续,那是远古年代记忆的丝缕,牵扯着一个亡湖之梦。
  民勤沙乡,即是当年的体屠泽。古凉州曾经以民勤的富饶秀美为荣。
  清水丰盈的年代远去了,远去了……
  民勤,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哪儿还有你的古道热肠?哪儿还有勤锋林场款待我的喷香的羊肉?沙米、沙葱,那都是带点苦味的清香。再见了。
  再见了,黄沙。黄沙上的白灰、红柳、梭梭,愿今年还有一场小小的雨。
  再见了,民勤治沙站,这个在五十年代便开始治沙实践和研究的小站,对于沙漠而言是走向终止的末站,对于那些献身沙漠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来说,却是人生苦旅的始发站。
  马骥,就在这治沙站与沙漠二十二年朝夕相处,他的孩子是在沙窝里生的;他的结发妻子因为疾病和辛劳,是在沙窝里走完人生的。
  我来的时候,沙地上已经有草了,沙窝里已经有路了。
  月亮升起了,大漠更静了。

                 戈壁城

  从民勤到金昌。
  大漠能使人视野开阔,起伏的新月形沙丘迎面扑来,沙漠边沿,在这难得无风的时刻,有一队队白杨站立着,像娴静的少女,娴静到与无云的天空一般,没有声音。一群骆驼在戈壁滩上吃草,缓缓地移动着脚步,享受这卸下重负的片刻。有一只骆驼突然昂起头来,无声地望着那些白杨树。
  真的,骆驼也有翘首以待的时候,这是爱的呼应吗?
  仿佛已经走了很久了,其实还没有离开民勤县境,那些连绵的沙地就是民勤人民四十多年来以一根根的白茨、梭梭、红柳初步处理了的荒沙窝。
  你无处不感到绿色的可贵。你又无时不感到沙漠的浩瀚与强大。
  流沙还在悄悄地推进,不时地埋压公路,这时候车与人都觉得很累,不敢设想有一天在一场大风暴之后公路全线被沙漠占领,那是一种什么景象。
  民勤到金昌的公路两旁,有时候几十公里看不见一棵树,只有稀疏的沙生植被与沙漠周旋。可是再细想一下,民勤的农民跋涉几十公里,牵着小毛驴到这大漠深处种树种草,又是一种怎样的艰难!
  可怕的风沙线。
  可敬可爱的风沙线上的人民。
  对于这样的人民,我们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我们又是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了他们呢?他们的艰难,他们的困苦,他们的奉献以及他们的担心——“等我们这代人死了,那些现在的娃娃们还愿不愿不给钱去沙漠里种材呢?”接着是一声长叹:“唉——!”
  沙漠不是地狱,沙漠也不是天堂。
  沙漠里并非全是悲观,也并非全是乐观。
  沙漠里格外充足的日照使人觉得生活充满了太多的阳光;而苦旱却又驱使人盼望着乌云和雨水。
  一路上满目黄沙之后,金昌市内葱郁的绿色使人心旷神恰,激动得想哭。
  被称为戈壁城的金昌市,在河西走廊是独一无二的;它是著名的镍都,矿山城市,它是刚刚建设了十二年的新城。
  宽敞的街道,整齐的路树,十字街口的警察比大都市的交通警还要规范地指挥过往车辆和行人。
  直到三十年前,这块祁连山下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大戈壁滩,没有一棵树,没有一间房,只有骆驼和骆驼草,只有在狂风中奔跑的乱石。
  最初的绿化也许是出于无奈,也许是出于人的本能,因为这戈壁太荒凉了,荒凉得让人倒抽凉气。1958年,最早开发镍矿的工人总觉得生活中缺了点什么,心里问得慌,与大戈壁朝夕相处几乎每一块石头都跟老朋友一样了。建矿之初人跟石头都是单身汉,渐渐地有了家属有了孩子,绿色几乎成了金川人心目中最大的渴望——怎么能让下一代生活在一个满目荒凉没有绿色的环境中呢?
  种树。客土种树——每种一棵树就要运来别地的一方土。大戈壁上没有土,没有水,连人喝的水都不够,镍矿用水又需要绝对保证,只有用经过处理的污水浇灌树苗。三十多年,谁也无法计算搬来了多少方客土,工人们洒下了多少汗水,但我所看见的是一片片绿荫,是三十多年辛劳换来的一个人造绿洲新城——金昌市。
  “绿洲是种树种出来的。”
  金昌市曹副市长这样说。
  这是一个先种树后建设的新城,也就是说金川工人种树绿化二十三年之后,先有了绿洲才有了金昌城。有了树木有了鲜花有了镍矿工人修筑的宽敞的马路之后,城市应运而生了。
  金川公司绿化队的队长、1982年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林学系的李银小姐,不善言辞,她只是淡淡地介绍着。我们边走边看,因为林木的覆盖、鲜花的重叠,想要寻找当年种下第一棵树第一排树的艰难的脚印,已经同样是艰难的了。
  但,龙首山可以作证。
  这一架与祁连山遥相呼应的大山,是实实在在的荒山秃岭。如今在金昌境内,当我可以拾级而上面对面地打量时,却不能不为一层一层小梯田、鱼鳞坑上的树木而惊讶了!金川人在这山坡上挖了五年乱石,把一筐一筐的土背到山上,接管道4000米,修高位水池3座,再从井下引来经过处理的废水。在冬天,则把大块的冰和雪背到山上,在水池里化水。一株一株地种,一株一株地浇水,种活了乔木12000株、灌木10000株,绿化面积12万平方米。
  龙首山下的矿山公路全长3000米,现在已经是林荫夹道。
  浓密的林荫与龙首山的绿色融成了一片。
  金川公司承揽了金昌市大部分的绿化工程,而制;队三十多年如一日,每逢节假日便男女老少一起参加义务植树。这些戈壁开拓者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后代,已经把绿色视同生命的一部分了,“为了生存,你得种树;为了子孙,你得种树;为了大西北,你得种树。”金川人如是说。
  金川公司现有绿地面积291万平方米,覆盖率为12.6%,人均占有绿地22平方米。
  金川公司,真正的绿色公司。
  我还参观了刚好正在举办的金川公司花卉展,各种知名的不知名的花朵竞相争艳,竟使我一时忘记了身处戈壁之中。
  10万身处荒漠戈壁的职工,因为有了绿色与鲜花,同时也有了希望。而孩子们在这里不仅能享受到比内地都市多得多的阳光,还能享受到同样多得多的绿地——全国城市人均绿地是4平方米,而上海则只1平方米。
  金川人告诉我:“我们不再觉得焦躁。”
  “我们刚刚到来时那种被世界遗忘的失落感,现在几乎没有了。”
  这就是绿色的伟大。
  这就是环境与人。
  然而金昌还是干渴的。金昌市的生态环境因为周边腾格里沙漠及大戈壁的影响,仍然是脆弱的。金昌盼着有更多的水有更多的树。
  1991年,金昌是六十年不遇的大旱。
  1994年,又是大旱。
  地下水以每年1米的速度下降,有的深井已达八十多米,每年超采六千多立方米。
  天一旱,农民要吃饭,就这一点水,播种时一次浇地就用完了。庄稼种下后自生自灭的,再也没有水了。
  祁连山是慷慨的,它终年不断地倾其所有使雪水长流,可是流到金昌的就这么一点点了。
  水断流了,人无奈了,沙漠却不会停下,大举入侵了。
  仅1992年,因为干旱缺水,金昌有320万株胡杨、沙拐枣死亡。
  从金昌园艺场采访回来,归途中一路荒沙戈壁,秋高气爽,今天是中秋节。
  曹副市长请我看一部不可多得的录像片,这是金昌电视台真实地及时跟踪拍摄下的,1993年5月5日下午黑风暴掠过金昌市的带子,由曹副市长执笔写的解说词。“黑风暴从这里掠过”——片头闪过之后,与其说我先是听见了一种可怕的声音,倒不如说我真正地感觉到了声音的可怕。那是埋没一切撕碎一切仇恨一切的声音,莫可比拟的声音,先声夺人之后是一股冲天而起的红色沙浪,红色很快地变成了灰色黑色,黑风挟裹着黄沙、石块铺天盖地而来,日光早已黯淡了,大戈壁上呼啸之声四起。金昌市内的林木竭力抵抗着,前仰后俯枝叶摇动,可是这微不足道的抵抗很快就停止了。树木或者被刮断或者连根拔起。到15时M分,黑风已吞没了金昌城。这个时刻,这个新兴的戈壁城似乎已经消失。
  能见度:零。
  风速:32米/秒。
  在这末日一般的黑暗混沌之中,风是惟一的主宰,沙可以掩盖一切,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那些中国西部的历史名城:统万城,骆驼城、楼兰、精绝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沙尘暴,并且从此被这强劲的黑风从地球上抹去。
  人类文明的烛光是那样地弱小、黯淡。
  人类生活的迷彩一般的现实世界很容易使人忘记历史,以为历史就是已经过去的一切。追逐物质与财富的人群更无暇顾及昨天,“明天的美好生活”像迷魂汤一样,可以使一个优秀的民族勇猛果断地摒弃文化与精神,在沉沦中沾沾自喜。
  山川就是历史。
  如果说在四季更替中,我们的土地上每年长出的青翠都被理解为新的开始的话,在这赤裸裸的无所遮蔽的大漠戈壁,却是无可置疑地面对着尚未过去的历史、正在推进的沙漠。
  就在人类集体丧失记忆的时候,黑风暴来了。
  天空再一次显现橘红色。
  16时30分,最黑暗的时刻。风速:34米/秒。
  一切都是黑的。
  金昌市的每一扇门窗都紧闭了。
  但,黑风摇撼着一切,拍打着门窗,沙子滚滚登堂入室。
  人类面对这突然的灾难时,惟一的办法就是关上门窗。
  大树被连根拔起的时候,门窗又能阻挡得了什么。
  老人与孩子都在屋子里瑟缩,天哪,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高楼大厦就跟高大的坟墓一般。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男人和女人,市长和平民一律莫可奈何,听天由命,在惊惶与恐惧中每一秒钟都是如此漫长!
  18时,风力减弱至7—8级,一直到夜间。
  掠过金昌的黑风暴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这是重重的一掠,这是决不短暂的掠过。
  中间两次真正意义上的天昏地黑的时间,为31分钟。
  黑风暴之下,广告牌倒地霓虹灯粉碎,金川公司两条输电线路被刮断,13.7万亩农作物被压埋,刮倒了1000座蔬菜大棚,正在开花的果树花蕊纷纷落地。
  如果这一场黑风暴持续的时间不是两个半小时,而是两天半,还会有今天的金昌吗?人们不敢想,但又不能不想。
  人们知道了,有时候太阳也是个旁观者。
  那么,在黑风乌云之上,还有没有别的亮光呢?
  什么样的亮光是伴随着我们灵魂的呢?
  这一场黑风暴并非是源于金昌。
  从金昌市的高层楼上西望,地势平坦,戈壁连绵、植被稀少,热力对流作用之下,加上连续的干旱,黑风暴的冲击便格外猛烈了。
  生态学家及金昌市的群众又都认为,倘不是金川公司以及全市的人民年年种树,倘不是金昌市每一个领导都有自己的绿化点,带头植树参加三北防护林建设,仅二期工程的防护林就营造了13545公顷的话,这一次灾难的损失将更难估量。那些因为阻挡这场风暴而死去的大树小树们,那些仍然护卫着金昌市的一草一木,你们是戈壁城的烈士、英雄。
  曹副市长告诉我,金昌市不会有一天忽略了沙漠的进逼,无论资金、水源多紧缺,我们只能种树不止、奋斗不息。
  中秋的月亮照着戈壁城。
  腾格里沙漠上空的圆明月,明亮而圆满,谁不盼着圆满呢?这时候沙漠很静,大戈壁上的寂静也是宽阔的,那是大漠与月亮对视的时刻,一般的古老,一般的新鲜。
  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残缺。
  我们不得不慨叹人生短暂。
  知道人生短暂而又孜孜不倦地在沙漠、戈壁上种树的人们,是上苍喜乐的人们。倘若他们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人,那又是谁呢?崇拜英雄的年代,会有狂热的造山运动;没有英雄的年代,又寂寞得如同沙漠。于是这个世界上便出现了另外一种人,他们是沉默的,会使人想起骆驼和牛。他们栽种树木但并不仇恨沙漠,在他们把绿色的福荫留给后人时,并没有任何言辞的光辉,却充满了行为的高贵。
  他们奉献的是决不可能成为私有财产的绿色的芬芳,以及五谷杂粮。
  伟人创造的历史记载在史册上。
  凡人创造的历史烙印在沙漠中。

               祁连山上林与雪

  跋涉在风沙线上,看不见绿洲的时候,我总会坐在沙丘上望着祁连山上的雪,阳光下耀眼的雪,月光下朦胧的雪,湿润了我的感觉的雪。
  祁连山,古属雍州,公元前221年以前为大、小月氏国驻收,后被匈奴占领。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踪居延,至祁连”,大败匈奴,至此祁连山及河西走廊开始纳入汉王朝的版图。
  祁连山,谁能说得透你的深广你的情怀以及你的苦难?
  西汉初期,祁连山森林的分布,西逾甘肃新疆交界的伊吾地区,东至景泰、靖远境内,东西1200公里,松柏森林青草依依。大黑沟长达两公里的岩画中,茂密的森林与芳草是主体形象的一部分。有专家考证说“当是春秋战国至西汉年间,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乌孙等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遗产”。足见其当时的自然景观及祁连山森林资源的丰饶。
  祁连山的森林意味着什么呢?
  河西人民有望了。
  丝绸之路诞生了。
  有林才有雨,有林好积雪,河西走廊的水无一不是祁连山的冰川融雪。那雪水原本是冰清玉洁的,那雪水原来影日泪长流的,那雪水滋润着沙漠戈壁的干旱与燥热,使河西有绿洲有名城有商旅有文豪有羌管有芦笛。
  《河西志》谓:“河西人民把祁连山林区当作命根子和吃饭碗,没有祁连山的森林,就没有衣食住行的来源。”
  祁连山的凋敝,是与中国近代史同步的,也就是说历史即将把大清王朝埋葬的时候,祁连山的原始森林已经由数千万亩减少到二百多万亩。
  查《张掖志》:“在清嘉庆年间,八宝山之森林,被奸商藉采铅名义,大肆砍伐。”
  《新西北》载:“酒泉之西沟寺,二百年以前,林山苍郁,绵延百余里之远,今已失本来面目,证之实事,所传匪虚。”
  《甘肃新通志》载:“公元1704年(清雍正二年)5月,岳钟琪征剿庄浪的谢尔苏部番族,于桌子山、木茂山等地,纵火焚林,大破番兵。”
  《新西北》断言:“河西北面之沙漠戈壁非天生者,全属人谋不臧,在千百年前为沃野,但滥伐树木,废渠道而河流干涸,乃逐渐风化成沙漠地矣!”……
  这些都是历史留下的碎片,择其一二,似乎也是老生常谈:森林的凋敝,是与人类自身的行为分不开的。河西走廊之所以从富裕到贫穷,实际上便是祁连山林木日渐减少的历程。
  呼唤着水的河西走廊,祁连山你听见了吗?
  因为缺水而死去的胡杨,祁连山你看见了吗?
  我从宁夏的干旱区一路走来,有一个村子名为“叫唤水”,有一片荒地叫“清水塘”,有一个站子四野光秃却叫“芳草站”,还有“苦水乡”、“甜水井”等,那都是在盼着水,盼着树啊!
  祁连山上林与雪。
  有哪一片树叶,有哪一朵雪花不是沉重的呢?
  祁连山,沉重的祁连山!
  希望之于祁连山是沉重的,失望之于祁连山是沉重的,破坏之于祁连山是沉重的,就连悉心的保护之于祁连山也是沉重的!
  都说人活得累,孰不知祁连山活得更累!
  河西的土地,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源泉的祁连山森林,其覆盖率只为14.4%。这一比率告诉我们祁连山的大片山地早已经裸露,成材木、草地日见稀少。卓越地承担水源涵养命脉所系的祁连山森林,应该远远不是这个数字。
  以青海云杉为主的祁连山森林,树种单纯,结构孤独,且分布不均,生长缓慢,因为混合度杂交度不够,生态系统极为脆弱,一旦遭到破坏便难以恢复。
  对于祁连山来说,它的重负又是什么呢?
  祁连山水源涵养林以及冰川雪山资源是河西走廊400万人民、500万头牲畜、67万顷耕地、130万顷可耕荒地、几百个工矿企业的命脉所在!
  祁连山的疏勒河、石羊河、黑河三大水系%条内陆河的72.6亿立方米径流水资源,一点一滴都来自祁连山的冰川。融雪。如果水源涵养材继续凋敝,冰川后退、雪线上升的趋势得不到改善,干旱的河西走廊除了不断沙化以外,实在别无出路。
  冰川是温存的,雪水是多情的。
  冰川默默地屹立,积雪厚厚地贮存的惟一条件是祁连山的宁静、祁连山有足够的森林。
  1980年,祁连山残存的An万亩森林经历了建国以后三十年的过度砍伐、毁林开荒,只剩下167万亩,与1949年相比森林面积减少16.5%。森林带下限由1900米退缩至2300米。森林的踪迹仅见于酒泉以东的深山偏远地带,浅山浅谷近百里范围内森林已经消失。祁连山的有一些山岭已演变为童秃群山。东部浅山地带37万亩灌木林被毁,水土流失面积扩大到651万亩。冷龙岭北坡油松林、青扦林已砍伐殆尽,山场林。烨木林正在退化之中。森林分布区域由东至西退缩400公里,玉门以西的广大山区已没有天然森林,林缘和绿洲农田之间丰美湿润的水草地带大部分已成为沙漠。祁连山有林地面积仅占总面积的4.5%。
  这一切不是史籍所载,而是今人所为。
  1980年甘肃省政府作出在祁连山十年停止采伐森林的决定。
  祁连山总算有了难能可贵的十年生息的机会,它又生息得如何呢?
  谁也无法精确地统计祁连山林区深处,有多少流散居民,有多少正在挖掘的金矿。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估计至少有2万无法无天的“农闯队”、“猎捕队”、“挖金人”,近十年间毁林毁草30万亩,捕猎珍稀动物雪豹、猞猁、野牦牛,致使这些群落濒临灭绝。与此同时,为了“小康”、“创收”,山区乡镇。甚至林业部门自己也在金银的诱惑下纷纷挖山开矿。“我们守着林子守了多半辈子了,守到连工资也发不出,我们总得要活呀!”一个林区工人如是说。
  森林被毁,水源枯竭。
  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多年的研究资料证实:祁连山上冰川大部分处于后退状态。东部冷龙岭冰川从1956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间,年均后退12.5米至22.5米。中西部的大雪山也以年均2—6.5米的速度后退。许多冰川的面积在近一百年至三百年间缩减一半以上。这一数据远远超过了国际上认定的一般退缩幅度。
  冰川后退,雪线升高,祁连山系的一些大小河流逐渐演变成沉沙乱石,旱则涸干涝则泛滥。祁连山山水的年经流量由1950年的78.55亿立方米下降到九十年代的65.84亿立方米,减少16.2%。泉水从24.05亿立方米下降为19.84亿立方米,减少17.8%。
  石羊河水系近十年间以8.5立方米/秒的惊人速度减少,河西人怎能不干渴?腾格里沙漠怎么不躁动?
  当我们说到生态环境某一方面的严重恶化时,实质上便意味着那是整体的恶化。
  河西的气象资料表明:干旱、沙暴天气增加,降水量递减而蒸发量日增。
  张掖地区五十年代年降水量为134毫米,八十年代为128毫米。
  张掖、酒泉地区近四十年平均蒸发量分别为降水量的15.6倍和24.3倍。
  从祁连山眺望河西走廊,你会看到一幅让人心碎的生态环境的大趋势的画面:
  沙漠向农田推进,
  农区向牧区推进,
  牧区向林区推进,
  林区向雪线推进。
  雪线向山峰推进。
  人为的破坏使祁连山脆弱的环境日趋恶化,祁连山的环境的恶化又使河西走廊沙漠化的威胁更趋严峻,如是反复,祁连山上林与雪,河西走廊人和地,惟一的大赢家只能是沙漠。
  1987年成立的祁连山自然保护区,面临着资金、人力严重不足的困境,一个机构的出现离开祁连山真正得到保护,生态环境渐次恢复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提供的一个数字,令我困惑了很久——保护区成立五年之后的1992年,祁连山林区被占林地为1063.47亩。
  我们到底在保护什么?
  迄今为止,祁连山仍然拥有丰富的资源,为众多想发财的人垂涎,各种矿物之外,还有219种陆栖动物,属国家一类保护的12种,二类保护的38种。植物1044种,国家级保护的229种……
  希望于祁连山的愈多,祁连山的负荷便愈重。河西农民因为缺水纷纷弃耕的土地、三北防护林因为缺水而死去的胡杨,祁连山你怎么会熟视无睹呢?可是放牧还在过度,盗伐屡禁不止,开矿的人言之凿凿,那不是林区,然而又有谁曾计算过祁连山的一株古树它的根须有多长?祁连山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每一个角落的破坏都会影响到整体!
  祁连山又是无奈的。
  不算闯入者,山内便有40万老百姓生活,山区载畜量由五十年代的刀万头猛增到现在的180万头,所有的生活资源不都是靠着祁连山吗?灌木林的锐减对祁连山来说是致命的失去保护的伤害,仅天祝一个县就有刀万头牲畜。牲畜要吃草,吃光了近的再去吃远的,草地光秃了就吃灌木林子,吃光吃秃了祁连山之后还吃什么呢?
  守护着祁连山森林的所有林业站,都为一个“穷”字重重围困,可是谁也不会想到祁连山冰雪森林资源所创造的生态效益,然后从这一效益中哪怕返回1%给护林人。
  以青海云杉林的水源涵养效益为例,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的一则测算认为:祁连山整个青海云杉林的降水贮存量为131772000吨,建造同等规模库容量的水库,单位库容建造费按0.5元计算,青海云杉林的涵养效益应该是65886000元。
  祁连山森林创造的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总数约为每年15亿元人民币。祁连山区的林业职工共1056人,每年要由国家支付250—300万元。
  祁连山133个护林站,有的已有三个月发不出工资。
  天祝县一带10个自然保护站因为缺资金300万元,无法进行任何实质上的保护。
  林业职工的子女,只给招工指标,不给经费指标。林业——尤其是最底层的护林员——后继无人。
  都说祁连山是河西走廊的生命线,可是到了要羊要牛要金子还是要林子的具体问题上,便一概糊涂了,祁连山就不那么重要了。
  祁连山,如同大千世界中的一切物质,都在微妙的变化中。这些变化有的我们看见,有的我们感觉到了。所有的变化诸如雪线上升、冰川后退,高寒山区湿地、湖泊面积缩小,森林被代草场退化等等,在中国面临的经济大潮中,因为物质与金钱的诱惑而很容易被人们轻轻地淡忘。
  但,你站在祁连山下,耳畔还回响着金昌市去年黑风暴掠过的恐怖之声,心里还留着八步沙6个农民护林员的焦急与温情以及风沙线上还远远谈不上壮大却已经屹立在风沙中的三北防护林时。至少对河西走廊的生态战略重要性的感受是具体而贴切的。
  祁连山啊,祁连山上林与雪。
  人靠祁连山活着,有的人却正在摧残祁连山。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持续的快速的递增,全球气候变暖。
  有时候温暖也是可怕的。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专家指出,假如到2000年气温升高3摄氏度,祁连山雪线将上升500米。接近或超过现在祁连山覆雪山峰的分布高度,冰川将大量融化,从而加速大冰川的后退,小冰川则面临消失的可能。
  我们已经看见了:祁连山的兴衰枯荣就是河西走廊的兴衰枯荣!
  我们已经看见了:三北防护林的兴衰枯荣就是中华民族半壁河山的兴衰枯荣。
  祁连山环抱着的护林站,破旧的房舍,那是神圣的殿堂。从这殿堂里出发,一条又一条林间小路,洒着小雨的林间小路,飘着雪花的林间小路,重叠起来的脚印应该有云杉一般高了,悄悄地对松树说的话儿应该有积雪一般厚了,一辈子喝的老白干也跟那一眼小泉水差不多了。
  这是两三个人的殿堂。
  这是家徒四壁的殿堂。
  这是漏风透雨的殿堂。
  这是奉献者、贫困者的殿堂。
  有时候,这小屋里就一个人,一个满脸愁容满脸胡子的老汉。
  从林子里回来,手里抓着一把野苦菜。
  桌子上是一瓶劣等的老白干,一盘天天不能少的油炒辣椒面,俩窝窝头。
  一副筷子一个人,把筷子往桌子上狠狠地砸,今儿个要划拳。这是西北拳,也叫“砸棍子”。两个人对饮,一边砸筷子一边叫喊着鸡、虫、棍子、老虎。棍子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钻棍子。他把鸡自个儿改成鸟,啄木鸟,吃虫子的鸟,森林的朋友。
  就一个人哪,一个人也砸也喝。
  小屋,因为“砸棍子”的喊声,有了一点生气。
  “棍子!”
  “老虎!”
  “鸟!”
  “虫子!”
  输了也喝,赢了也喝,反正就一个人。
  他说:“一个人也能热闹。”
  他说:“我最恨虫子了,一片好好的林子,绿油油的林子,一棵树下一眼泉哪,就让这蛀虫蛀空了,蛀亡了,泉水也没有了。”
  “啄木鸟呢?”
  “天晓得,原先多着哪,后来就没了,也许是反让虫给吃了。”
  老汉的老婆、孩子一家人全在民勤乡下。大儿二儿成家时,盖房子缺木料求到护林老汉这里了。老汉说:“谁砍林子谁缺德,你要一个缺德的爸吗?”
  他说,守了三十年林子,守出感情了。这云杉、雪松是活的,不是木头屹蛇。你累了靠着树干歇一会儿,那枝枝叶叶的就会跟你打招呼;你要觉得委屈悄悄哭,它也会落泪珠儿。
  那个夜晚,老汉说他喝了半宵的酒,醉了,大声地哭。
  哭的喊的就是一句话:“我死了,谁来守林子呀?”

                张掖琐记

  张掖,甘州故地。
  人都说金张掖,我说是绿张掖。
  小叶杨的叶子已经开始变成金黄了,但仍然有残绿。杨树、柳树、榆树还是绿色的,一块块农田防护林像一个个精心剪裁过的由方格组成的版画系列。而路旁的高高的白杨,你只能仰望;一块块洼地里,芦苇荡摇曳生姿,芦花在将白未白之间。
  张掖,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重点地区。
  它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由此开始,干旱更甚,沙漠的活动也日趋活跃;祁连山上多少年破坏植被的人类行为,也以西部为最甚。在张掖有效地制止风沙的推进,以卓有成效的防护林、固沙林、经济林的体系建设作为榜样,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张掖市在三北防护林建设开始以来的十五年间,全市义务植树共二千多万株,人均4株有余。乡村集体林场发展到156个,林地面积由8.64万亩增至13万亩。至1993年底,全市森林面积达到51.53万亩。其中防护林32.94万亩(包括农田林网9.4万亩),经济林14.47万亩(含庭院树叨万株)。农民每户平均有林6亩。其中经济林1.8亩。绿洲林木覆盖率达17.85%。
  张掖市还有经济林面积达到万亩乡的4个,千亩村门个,百亩村179个,10亩以上的农户130户。林果业收入已占农业总收入的8%。
  罗列的这些数字其实并不枯燥,它告诉我们:张掖一带沙漠化危害仍然紧迫,防护林因而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根本意义上说农田是靠着护卫它的覆盖它的林荫生存的。经济林的比重增加了,因为河西特殊的日照条件,农民扩大了各种果树的栽培,而同时经济林与防护林因河林一起,同样收得了阻挡风沙的作用。
  这是名副其实的张掖市康宁村。
  当声若洪钟的地区林业处薛处长给我介绍说,康宁村是“户户院内果木飘香,家家门口小桥流水”时,我以为这是形容词。可是当我走在康宁村的为林荫夹峙的马路上,走进一家家花木昌盛的农家小院时,我服了,薛处长所言不虚。
  有三个农妇在门前的小渠里洗衣服。
  有一个刚做母亲的妇人抱着3个月的孩子,正在门口晒太阳。
  有的院子里堆满着苹果和梨。
  有的正在装箱外运……
  哪来的那么多水呢?我想起了干旱的尘封的民勤。
  张掖市境内总土地面积638万亩,大面积的沙漠戈壁就占了一半以上——358万亩,流贯境内的内陆河黑河、山丹河。酥油口河发源于祁连山,一样干旱一样缺水,只是因为这里的植被恢复走上了良性循环,水土保持相对稳定,北部地下水位一般在5米左右。张掖的水看起来就不那么紧张了。
  是的,在三北防护林的绿色草木下漫步,你能感觉到河西走廊有了新的湿润了。这是一种怎样可贵的湿润啊,它能驱使种子的新生,它能光滑孩子的皮肤,它能舒展老人眉头的皱褶……
  农田防护林带的防风防沙、调节气温、提高土地湿度的作用,以长宽100亩为最佳布列。康宁村密密麻麻的农田林网大体如是,满目所见只是林木而不见农田。待到越过林网走进刚刚收割后的稻田,泥土不是焦黄的,而是略带弹性,残存的稻茬像秋天的尾声,群鸡在地里啄食嬉闹。
  今天春天张掖市造林4.3万亩,占计划任务3.4万亩的127.6%。
  整个张掖地区共有150万亩农田实现林网化,张掖市、临泽、高台县实现平原绿化达标。
  1978年——这是三北防护林工程正式开始的一年——张掖地区农民年人均收入一百多元,1992年农民的年人均收入710元;农业稳定增产,农民年人均占有粮食比1978年增加200公斤,达到1992年的677公斤,总产量在十四年间净增313亿公斤。
  临泽小枣闻名中外。正值打枣的季节,主人请我品尝,皮薄、肉细、汁多,真是名不虚传。吃小枣的地方在位于黑河北岸,巴丹吉林沙漠西南缘的治沙站,十多年前这里是望而生畏的沙漠戈壁,如今主人对我说:“多吃,这里的枣树望不到边。”
  我打量着这治沙站,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院,如同我恋恋不舍的民勤治沙站一样。我面前的这些人与沙漠厮守了几十年。十几年。沙漠绿了,他们的孩子长大了。
  临泽治沙站于1976年建站之初,惟一的领地便是5万亩荒漠戈壁,并且要把它们变成绿树成荫的试验示范样板区,也就是说,被沙漠追着屁股撵的人们,要在这里让巴丹吉林沙漠稍安勿躁,同时也要让临泽人民从此开始不是背对沙漠而是面对沙漠。1978年,三北防护林建设开始,所有的面对风沙线的抗争变成有规划、有步骤的中国8000公里风沙线上的一致行动时,临泽治沙站走出了坚定的第一步。
  3.6万亩防风固沙林带的营造成功,使9800亩沙荒地得以耕种,144户农民在这里落户成为一个新村。黑河北岸46公里的风沙线上防护林体系已初具规模,这一带的土地沙漠化已得到制止并开始逆转。临泽县平川、板桥两个乡已有吨粮田7万亩。
  治沙站里的一个年轻人吸引着我的目光,这是某种可以使人惊讶或赞叹的发现;因为我见到的林业、治沙系统,像这样年轻的知识分子太少了。他叫荔克让,西北林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兰州沙漠研究所工作,现在临泽治沙站蹲点研究。
  沙漠里吹来年轻的风。
  他说,他思索最多的是这样的干旱地区的灌溉方式,是关于灌溉的新思维。临泽、河西走廊最缺的是水,一方面是落后的灌溉方式,大量的生命血液般的水浪费了。这种灌溉力式包括喷灌、机灌、沟灌、漫灌。一种可能会给治沙事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构想是:在树木根部周围埋上一定容量的小陶器,使水分通过罐壁向外渗漏,让树木的根须充分吸收,并极少蒸发,把水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
  小荔初步试验结果是:6升水的罐子埋在大漠戈壁中每天渗出一公斤水,与漫灌相比较,省水95%。
  此项试验对以沟灌和漫灌为主要灌溉方式的广大沙漠干旱区,实在是振奋人心的。
  我为之而鼓舞,祝愿他早日成功。这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却是冷静的:“只是构想,离开真正的成功太遥远了。”
  是的,这是可以想象的。
  “无论如何,沙漠也需要想象。”
  他点点头。
  “而且是年轻的想象。”
  “在林子里待久的人,往往只见树木不见高天。天天与沙漠、树苗打交道,一切都习以为常了。”
  “看来林业的现状,除了缺钱缺水,还有个想像力问题。”
  我忘不了他的陶罐。
  傍晚,我赶到高台县。
  高台晚霞似血。
  主人先安排我参观西路军烈士陵园。
  陵园位于县城东南角,园内松柏苍翠,碑亭林立;占面积最大的是苹果园。红元帅苹果已经成熟,陵园的主人却迟迟未摘,垂满枝头的芬芳、饱满似乎也是不愿离开那些三过草地一死高台的英雄们。
  查高台战史,在孤城已破红五军即将全军覆灭之际,政委杨克明中弹牺牲。军长董振堂带着身边仅有的四名战士突围到高台县城东南角。董振堂腿部中弹,跳下城墙后,这位宁都起义的英雄骁勇机智的战将命令身旁惟一活着的战士突围,由他持双枪掩护,然后轰然自杀!
  现在的陵园,正是董振堂突围之路,走向生命终结的最后的脚印,就在我们脚下。
  西路军,河西高台,悲惨与壮烈的代名词。
  高台,历史上就是争战频仍之地。
  高台夕阳似血。
  这时候,你看陵园里的树木,葱绿中的金黄,“红元帅”似夕阳滴下的血,凝结在枝头。
  想起了一首歌,歌词的最后两句:“愿太阳不再流血,愿蓝天不再流泪。”
  高台的田野、高台的树木、高台的林场,连同巴丹吉林沙漠,都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了。
  晚餐是精美的,但那是沉重的晚餐。
  在河西走廊,谈到三北防护林建设时,人们都会提起张掖、临泽、高台。高台县32万亩耕地全部置于农田林网的保护之下,使干旱、热风、沙暴、霜冻等自然灾害逐年减少。粮食生产连年丰收。199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14.9万吨,农民人均年收入981元。
  是夜,在林业局招待所我留宿的房间里,高台县林业局局长寇崇伟、孙玉德和我作了一次长谈。话题从高台县政府领导要拍卖国营林场开始。
  高台县共有三个国营林场——三益渠林场、三桥弯林场,泉碱子林场,先后建于1958—1960年间,共有对名正式职工,总经营土地12万亩,有林面积9万亩。其中经济林1万亩,已结挂果有收获的为140亩。
  三个国营林场均直接面对着巴丹吉林大漠,荒滩上自然环境恶劣。林场职工除了种树护林外,又面对着吃饭问题的威胁。自1993年起,财政不再拨一分钱给林场,给的是自谋生路的政策。在1993年以前,也只给管理人员即场长、副场长。会计、技术员的工资。可见高台国营林场的经济困境已经日积月累了。
  近十年是怎么活下来的。
  林场有技术力量育苗卖几个钱,同时给职工发一小块地种苞谷、小麦,再养一些牲口。
  在高台,农田林网化已经完成,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已经过去,树苗子卖不出去了,化肥、农药涨价,水、电涨价,荒滩地上种苞谷本来产量就低,成本涨价之后地也不好种了。
  老职工舍不得那片林子,那是他们用血汗浇灌出来的,也骂娘也干活,自己能饣胡口就行,养家是绝对谈不上的。因此林场职工一般都是单身,过的是孤苦日子,把家放在农村种地,吃不上饭了还可以回家背一点粮食。
  1989年至1992年,三益渠林场招工招了28人,走了21人,只剩下7个新职工了。
  可是高台的国营林场从另一层面来说,却是功劳大矣!河西农民都说:有了林场一个摊摊,准能绿化一个湾湾。高台的林木封住39万亩沙丘,封固了3100万亩沙漠,硬是让巴丹吉林沙漠望而却步,并让32万亩耕地全部置于农田林网的保护之下。丰收的粮食中应有林业职工的一部分吧?飘香的瓜果也该让林业工人分享吧?谁能想到高台的国营林场职工就连吃饭也成了问题?
  1994年9月16日,泉碱子林场的一个职工,为了护林被8个农民追着打围着打,打成脑震荡。我去高台时伤者还在医院里躺着,有谁给他送鲜花吗?
  高台国营林场职工的现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一边在土里刨食吃,一边还要护林子。
  如此状况,还能维持多久呢?林场工人说:这林子早晚得让人砍了,这林场早晚得散架。
  他们和那些青杨、白杨、二白杨、胡杨、红柳呆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老婆孩子呆在一起的时间长不知多少。那是真正的朝夕相处啊,刨坑、整地、拉沙、浇水、育苗、种植、培管:“孩子是老婆奶大的,林子是咱爷们奶大的!”
  爷们的奶干涸了。
  “过去咱为林子流汗,现在咱为林子流泪。”
  哭过不知多少回了,悄悄地哭,流汗的时候流得痛快,流泪的时候流得痛苦,千辛万苦把林子栽好了像样子挡风固沙了,种树的人咋就成了废物、负担了呢?不要说功劳了,就连苦劳的那一点饣胡口活命的钱,也不给了呢?
  国营林场的境况堪忧堪虑。
  高台县县长张兴龙,分管林业的县长王登信于1994年8月24日、25日看了三个林场的情况,听了汇报。林业局要求解决管理干部12名及21名护林员工资,其余自谋生路。县长表示:前任县长已决定把林场从财政中划出,不可能再给了,是次现场办公解决了3万元贷款的支农周转金,三年归还。
  林场进退维谷的时候,宣化乡高桥村的一个建筑队长,要求买下三益渠林场,由他组建农工商总公司,把高桥村划归公司管辖。
  张县长的意思:如卖掉林场,能给一些钱,可以再发展。
  林业基层干部自然是想不通的:国营林场怎么卖给个人呢?他买林场干啥?不就看中了那大片林子,砍下来就可卖大钱。三十多年惨淡经营,一把斧子就能砍个精光,沙漠推进谁管?风沙线上的农民谁管?
  护林员的迷惘与失望是一连串的想不通。
  我不知道高台县的三益渠林场如今到底易主没有?
  在一个早晨,我告别高台赶往酒泉时,眼见的巴丹吉林沙漠刚刚从夜梦中醒来,便以其辽阔浩瀚及状若奔马的沙丘显现在人类眼前了。沙漠是一种存在,一种巨大的存在,或许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存在本身;人类千百万年来对沙漠的忽视丝毫也不曾影响沙漠的坦荡,相反倒是人类变得日益惊恐不安了,因为前进的沙漠可以埋葬一切。
  世界不断发出关于地球沙漠化的惊呼。
  沙漠只是默默无言。
  但是,沙漠一定看见人类的出尔反尔,也一定听见了人类的诅咒。然而,当人类中的以绿色为旗帜的一部分说,正是人类的愚蠢行为导致沙漠化推进时,这声音却又很快被物质流的巨浪吞没了!
  跨越北非900万平方公里,约为整个非洲三分之一面积的撒哈拉,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它向非洲腰部的推进面积,是每年使黎巴嫩那么大的一片土地成为荒漠。全世界的沙漠扩展,则是每年吞噬了两倍于比利时的面积。
  人类与沙漠的互相审视,人类与沙漠的互为依存,已经刻不容缓了。

               西行路上左公柳

  一过酒泉,西风更烈。
  西行路上的荒漠与废墟感觉,更加浓重地扑面而来,更大的戈壁更多的沙漠似乎一直延伸到了祁连山下,大的荒凉震颤着我。
  风化的长城,千百年前废弃的村落,那是现实行进得太匆忙呢,还是历史牵挂着它的残片?哦,真的,沙漠让你无法想象当年跋涉者的脚印,戈壁让你无法细读那谜一样的石头的排列。
  晃动着金色叶片的小叶杨,宁可自己蓬首垢面而屹立在风沙中的红柳,那多少被黄沙浸染得黯淡的红色,都留在身后了。天上没有一丝云絮,真正高远的蓝天;戈壁滩上没有一只鸟,大荒凉大寂静。
  我们先祖的脚印始于黄河流域,炎黄二帝尝百草种五谷发明耒耜耕耨,直到极一时之盛的汉唐魏晋文化。汉武帝正是在华夏民族的鼎盛时期决心“凿空”西域的,丝绸之路便应运而生。
  丝绸之路的出现,尤其在它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上却留下了无数埋没的、残损的,至今依然壮观的历史、地理、人文的景观以及重重叠叠的脚印。不妨说,那是人类进行的使命未竟,上苍殷殷的照拂未断。当丝绸之路的相当一部分被沙漠埋没之后,河西走廊尽管历尽战乱、凋敝与风沙的进逼,却不仅至今仍然存在着,因为三北防护林的崛起,且有了再度辉煌的可能。
  在兰州,在酒泉公园,西行老柳树路人不断有人告诉我:这是左公柳。
  那是苍老的纪念。风雨未及卷走的站立的斑驳。
  历时一百二十余年的老杨树老柳树老榆树,粗糙的树皮如同当西征了勇的盔甲一样,那横伸枝节的树冠虽然被厚厚的尘沙压着,却有掩不住的苍老的绿色,显示着植物世界生命的强大与初长。
  因为这树,人们就不能不想起左宗棠。
  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西安到兰州到新疆开辟了一条三千多里长的大道并且在道路两旁种了三千多里树木,有效地阻挡了风沙线推进的官员。
  后人的诗赞实在不为过:

              上相等边未肯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后人谈论大西北,不能不说左宗棠。
  这是因为从沙俄手中夺回已被占领十年的伊犁地区从而使一个完整的新疆重新划归中国版图者,是左宗棠;趁用兵西进之机,向朝廷报告“西北苦,甲天下”,使贫困真相不被掩盖者,是左宗棠;明确提出在西北“图数十百年之安”,从而修路种树开渠挖井以为民生之利者,仍然是左宗棠。
  后人也有称酒泉湖为左湖的。
  左宗棠第一次驻节肃州时出酒泉巡视嘉峪关,只见名关为风沙所困,断垣残壁可以驱车直入,有关无关似已不关紧要,便亲令防营修整关防,每日按律开关闭关,并手书“天下第一雄关”置于关头。再度驻节肃州时,又修整了沙与墙齐的安西城。安西号称世界风库,不知风从何处来,只觉得四面是风,风里夹沙,飞扬混沌。靖边安邦倘不治理风沙,这在中国西北是万万不可能的。左宗棠亲率兵了从城头掘下二丈二尺把东西城墙的积沙铲除干净,再引来疏勒河水,环城挖壕,两岸遍栽杨柳,安西城才有了往昔城关雄峙的真面目,还添了杨柳依依的景色。
  我去安西时,左公柳已经寥寥了。代之而起的是西接敦煌东连酒泉的防护林及星星点点的固沙植被。
  安西县城里是一个挨一个的摊贩,在午后的炽烈阳光下叫卖声依旧嘹亮。
  综观左宗棠在西北的筑路、植树,起因于军事上西征的需要,诸如兵士的调动、粮草转运等等,却又同时着眼于民生的长治久安。当时的路面也相当开阔,约为三丈至十丈,至少可供两辆大车并行,路旁植树少则一行多则四五行的。路随人修,树跟路立,从潼关开始而西安、而兰州、而六盘山、而会宁、而固原……横贯陕甘两省之路,这路及路边的树继续往西延伸直到新疆的喀什噶尔。
  左宗棠号令之下,湖湘子弟兵究竟种了多少树?有史料记载的,陕西长武至会宁县六百多里,种活的树为264000株。《西笑日触》上说:“左恪靖命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缘如帷幄。”各县地方志实录可考的尚有:会宁境内21000株,安定境内106000株,皋兰境内4500株,环县境内18000株,安化境内12000株,狄道境内13000株,平番境内70000株,大通境内45000株。
  光绪六年,左宗棠奉召从关外进京,一路见到绿树成荫,不觉心生快意,戎马边疆风霜沙积的辛劳似乎有了回报。
  也许最使左宗棠感慨的,还是河西路上,左公柳下的一个告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
  左宗棠勒马告示下,沉吟再三。
  他知道,“引得春风度玉关”那首诗是老部下杨昌浚奉左宗棠之命到肃州效力时,在河西走廊路上吟得,一时竟也传遍肃州大营。左宗棠闻之,只坦然一笑。是夜,宴请老部下,奏平凉之乐《阳关三叠》,倒是让左宗棠多喝了好几杯酒。那西出阳关之苦,把路修上天山,把树栽上天山,岂是等闲之事?丰功伟业无不艰苦卓绝,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只是在蓦然回首中的酸甜苦辣了。
  肃州乐师竟在《阳关三叠》之后,以原曲演唱了杨昌浚的诗,唱到“新栽杨柳三千里”时,左宗棠竟一手掀髯一手击节,已经热泪盈眶了,他想起了什么呢?
  出嘉峪关,从哈密到巴里坤,翻过三十二盘天山之脊,那路是凿出来的,“张骞通西域,史家谓之‘凿空’,为不谬也!”左宗棠对属下说。
  三间房和十二间房,那风沙能把人马席卷而去,古称黑风井,时称风戈壁,也就是《汉书》所说的“风灾鬼难之国”……
  “锤幽凿险,化而为夷。”这是左宗棠给清王朝奏稿上的两句话,可是兵勇艰辛、路途劳顿、路之难筑、树之难栽岂是千言万语说得清的?
  左宗棠又吟哦了一番:昆仑之墟,积雪皑皑……便扬鞭策马而去。
  左公柳后来的命运如何?
  那一块告诫人们“勿翦勿伐”的告示牌,挡得住随后的风雨和贫困吗?
  对大西北的人民来说,维持生计所急需的是粮食与柴薪。对于身陷贫困中的人来说,要求他目光远大是天方夜谭。曾经绵延3000里的左公柳的命运仍然免不了被砍伐当作木材与柴薪,真是可悲可叹。
  河西走廊:祁连山的树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无数次地遭受到人为的滥伐,以致河西的沙漠化日甚一日,富庶之地变得穷困潦倒。而在近代惟—一次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以军队为主力的、曾经种植3000里之远的行道树木,实际上是改变中国西北生态环境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左宗棠在西北亲历了光绪三年的百年未遇的大旱,饿尸遍野,焦土满目,开仓放赈,自己捐出俸禄,那种民不聊生的景象,再加上沙渍戈壁的横亘总是终身难忘了。那时左宗棠不可能去全面地治理沙漠,种树开渠虽是权宜之计,却成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
  如果说左宗棠筑路、种树,横贯陕甘两省直到新疆,其功厥伟的话,那么这“新栽杨柳三千里”,在左宗棠离任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几乎砍伐殆尽,则是更加惊心动魄的。
  我惊心动魄地想起了三北防护林的现在和将来。
  左公柳的兴衰,不是恍若眼前吗?
  左宗棠之后,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主张“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可惜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要为社会、历史种种条件所限制,孙中山先生的造林如同他热衷的修铁路一样,只能托付后人勉力为之了。
  三北地区近8000公里的风沙线上,如今已建设了十五年的防护林体系,可以说凝聚着民族的智慧、先人的眼光、历史的重托。其蔚为壮观已经不是左公柳可以同日而语的了。然而,它所面临的困扰却与当年仿佛。“西北苦,甲天下,”至今犹是。风沙沿线的人民为三北防护林所奉献的人力与热情还能维持多久?建国四十五年来汗水浇灌的林场普遍萧条,有的已到了无法维持的程度,那么三北防护林更艰难的三期及以后的工程又如何去完成?
  与此同时,局部生态环境的改善并没有改变整体恶化的态势,中国每年沙漠化土地的速度与面积仍然高居世界领先地位。
  一个伟大的工程,开头难,坚持下去更难,使之成为真正的绿色长城,庇荫半壁河山之日,那真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
  西行路上,能不教人感慨万千?
  当我登上嘉峪关,远眺祁连山雪,西望大漠戈壁时,忽然觉得残片似的历史有了空旷感,今日的荒凉既与历史的也和未来的荒凉连接着,人世间兴兴衰衰多少事,惟有这大漠仍旧。戈壁依旧;高大的衰朽了,细小的幸存了;人的创造如此艰难,人的破坏力如此巨大;谁来拯救人类呢?
  左宗棠的西行之路自然也是百感交集的。在他之前三十年,林则徐蒙受不白之冤于1842年被充军伊犁,途经兰州,甘肃布政史程德润设宴为其洗尘。
  如今左宗棠正奔走在林则徐的放逐之路上。
  大戈壁原本就是大悲怆。
  它埋没了多少?它掩盖着什么?哪里是林则徐的脚印?
  嘉峪关上,当左宗棠面对祁连山皑皑积雪吟哦林则徐在嘉峪关写的《出嘉峪关感赋》时,左右随从无不为其诗其声而掩泣——

              严关百尺界天西,
              万里征人驻马蹄。
              飞阁遥连秦树直,
              镣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巉峭摩肩立,
              瀚海苍茫人望迷。
              谁道崤函千古险,
              回首只见一丸泥。

  吟罢低眉,黄风四起,左宗棠老泪横流:“出关!”

                夕照敦煌

  敦煌,按照东汉应劭对字义的解释:“敦,大地;煌,盛也。”
  去敦煌的路上,却是无边无际的大戈壁、大沙漠。大的辉煌总是在大的荒凉之后吗?
  但,我幸运地看见了沙漠幻影。
  当无尽的荒漠从车窗外掠过,同时掠过的是孤独与寂寥,这时候特别盼着天上有一片云,云下有一只鸟,或者有一群骆驼哪怕从远处的沙梁上缓缓走过;如果忽然传来鸡鸣狗叫,人会欣喜若狂。
  戈壁滩上的石块就这样排列着。
  有时还能见到几丛骆驼草。
  红柳呢?胡杨呢?远方的绿洲还有多远?
  因为司机惊奇的叫喊,我看见了左前方的一汪太湖般辽阔的碧波,湖畔树影重叠,湖上山峦突起,这是真的吗?分明是真的,怎么可能是幻影呢?当小车全速驶往这湖光山色之地时,呈现在我眼前的依然是戈壁连着大漠。
  这幻影使我的思绪从大戈壁的沉重中找到了裂缝,裂缝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诱惑,我企图在裂缝中寻找,虽然黑色像幕帘,千百万年来干渴的沙漠一样是有生命的,而且会想象。
  沙漠幻影便是沙漠的想象。
  沙漠只是想告诉那些难得见到的旅人:沙漠里曾经有水,罗布泊便是明证。沙漠的地层下究竟埋藏着多少资源人类至今不知其详。沙漠是丰富的,沙漠甚至是美丽的。
  当人类愈来愈缺乏想象的时候,沙漠却以自己的幻影尽情地又瞬息即逝地展示着某种信息或者启迪,类似于旷野呼告,高踞一切有限的暂时的存在之上。你不知道它是怎样开始的,并且不受任何制约,它飘忽而来飘忽而去,却又在飘逸中透着亘古、永恒,把那种愚不可及的将历史、现实、未来分割得清清楚楚的哲学或者自命高深的思想撕碎,以混沌对抗清醒,让时间还原成符号。
  沙漠幻影中我渐近敦煌。公元前111年即元鼎六年,汉武帝迫使“匈对远适”,控有河西后“列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据两关”,即阳关、玉门关。自此,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锁钥”,使臣、将士、商贾、僧侣不绝于途。
  佛教东传在何种层面上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这里无法细述。敦煌作为河西走廊西端的惟一绿洲,实际上已成为通往中原的门户,其时,“敦煌村坞相属,多见寺塔”,如同干渴的沙漠一样。人们渴望信仰的甘泉,以寻找心灵的故土,这时候任何一种宗教的捷足先登都意味着成功。大约这就是不少中国人选择佛教的原因所在。正是宗教使敦煌成了文化沃土,并且一点也不因为被重重的戈壁滩包围所影响,有鸣沙山断崖上开凿的莫高窟为证。
  自汉武帝在敦煌建郡置县两千多年,至今我们穿过的是历史留下的废墟。从废墟上寻找的一时盛况空前,是人的创造也是人的破坏,是战争与屯垦,是回民的不堪重压,是声势浩大的关陇起义,是北魏王朝的“灰飞烟灭……”河西少有太平之日。敦煌继宋代衰落之后一次短暂的中兴是元太祖铁木真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升敦煌为沙州路。元太祖的远征军频频西征,敦煌为必经之地,因而元代对河西的建设可称卓越,党河、疏勒河流域屯田之兵、扶犁之民遍布。明朝嘉靖三年,因不敌吐鲁番,便锁闭嘉峪关、废弃瓜州(安西)、沙州(敦煌)。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只有“风摇柽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衰落。
  敦煌古城还在吗?
  汉长城、汉烽燧已经沙化了,一路断垣残壁,时断时续在大漠之中。那是时光掠过时风的抚摸,从无感情色彩的抚摸,把石头揉搓成沙砾,让不朽终于衰朽。
  什么叫秦皇汉武?那是在没有路的大漠戈壁中走出路来的皇帝。还有那个在历史书上被臭骂的隋炀帝亲率大军经过河西出敦煌打败了吐谷浑,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大业五年,隋场帝西巡至张掖,还举办了一次西域27国的通商贸易交易大会,据称是此“张交会”,“史无前例,盛况空前”。有史家谓,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首开国际贸易交易大会的先行者。
  秦始皇修建的长城,在西汉与明朝都曾续修过,无论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终于无法修补的时候,便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结束之日。由土地萌生的变化,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而取代这长城的将是更大规模的沙漠化呢,还是既抚慰历史又生息现实的绿色?
  偶然有小叶杨的金色闪耀,那是人类面对着太大的瀚海所作的生存努力的痕迹,可是终于抵挡不住流沙的推进,人类逃跑了,小叶杨和那两间只有框架的泥房子洞开着,没有秘密,只有凄凉。
  秋色在河西走廊行进得很快。
  我在乌鞘岭下看见的绿色,到了嘉峪关外已经代之以金色了。
  几分是秋的醉意?几分是渴的呼叫?
  夕阳普照大戈壁滩的时候,我正信步走在敦煌郊外的防护林下。白杨的树叶将黄未黄,小叶杨已经黄到醉人的耀眼,但,在此时苍茫的夕照下,又多了一层橘红色。红色和金黄色的重叠与渗透,风吹过时从叶片上轻轻地滑落,或者随风而去后在树根旁的堆积与簇拥,那是光与色的相互眷恋吗?
  在敦煌的晚霞里,远望鸣沙山,那线条起伏着的节奏,一个又一个新月形沙丘跌宕的韵致,水可悬泉,山有沙鸣,你听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敦煌,大漠戈壁的神奇。
  它是那样地干旱,年平均降雨量为39.9毫米,年平均蒸发量高达2468毫米。敦煌市土地总面积470.3万亩,山地、戈壁、沙漠就占了4237万亩。绿洲区仅为114.3万亩,耕地面积则是29万亩。大漠连绵戈壁横陈,烤干了多少乡村绿洲湖泊湿地?就连古城墙也分崩离析,如今只有残剩于党河西岸几处隔断的土墩,曾经阻挡一切,终于阻挡不住自己的沙化。
  敦煌是沙的天下:细沙云集无处不在,一粒一粒是何等渺小,一层一层是何等博大。在这大的辉煌之地,风与沙的工作是最卓有成效的,就连干涸的黑河河道里风也运来了金字塔一般的沙丘,把渴望着祁连山雪水的裂缝的惊讶堵塞得严严实实,然后一层一层地推进到莫高窟的顶端,企图阻挡风沙的障碍物统统被沙子掩埋了。莫高窟里的佛像以及被外国探险家们劫后残剩的经卷,不得不每时每刻都面对着风沙的进逼。
  敦煌是怎样从干旱走向更干旱的?又是怎样在三北防护林建设中努力恢复植被、初步改变生存环境的?
  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历经战乱、灾荒的敦煌土地上,尚有天然植被351万亩,其中以红柳、沙拐枣为主的灌木林216万亩,牧草135万亩。应该说这351万亩的绿色是敦煌生存的惟一保障,是敦煌绿洲外围直接面对库姆特格、罗布泊荒地的防护体系,无论为官为民,生活在敦煌的人都懂得这是他们及子孙的绿色生命线。
  人世间的多少悲哀其实只源于人自身。
  敦煌在1950年时人口为3.9万人,到1980年即为10万。正是这人口激剧增长的二十多年中,敦煌形成了由近到远、由地上砍树枝到地下挖树根的掠夺式索取烧柴破坏植被的毁灭性大战。使200万亩天然林被毁灭,加上地下水位下降引发的植被枯死,至1980年天然林残存面积只有39万亩。
  39万亩的绿色,怎能成为福荫四千多万亩绝大多数是戈壁沙漠的土地的屏障?
  从1958年到1977年的二十年中,敦煌市的气象资料表明,后十年与前十年相比较:年平均八级以上大风由15天增至19天;风速由2.2米/8加快到2.4米/秒;沙暴日数由14天增加到17天。五十年代因大风受灾面积为4291亩,七十年代增加到27298亩。
  敦煌的人民忘不了1975年7月17日。
  这一天10级以上的西北风持续了6小时,西北风挟裹着的飞沙走石,使敦煌陷落在真正的昏天黑地之中。所谓地狱,所谓恐怖,所谓人类末日的死亡体验,尽在其中了。大风过后,敦煌一地好像刚刚打完一场残酷的战争,败相重重伤痕累累,55348亩已经成熟的小麦粒儿都被大风刮走,不知去向。70200亩玉米集体倒伏,当年损失粮食300万公斤。
  敦煌的三北防护林建设,首先是封滩育林,荒漠戈壁滩上有一条非常简单的真理:只要没有人的脚印,就会长出天然植被。市政府自1980年以来,先后三次明令:“西湖、北湖、东湖及鸣沙山一带天然林和沙生植被全部封禁管护。”到1993年为止,封滩育林面积已达到99.1万亩,成林面积80.3万亩,与1980年的9万亩相比增加了9倍之多。
  敦煌有几个大风口,从这些风口源源不断地输送来的沙子,足以在短时期内埋满所有仅剩的绿洲。1980年制定的三北防护林规划中,以十年为期营造沙漠周边防护林25条、69公里。市里每年从珍贵如黄金的总用水量中专门拨出300万立方米的水,用来造林。所有的大风口眼下已经由防护林挺立前哨,阻挡了大量的风沙。
  十五年间,敦煌市建设农田林带240条,长840公里,形成了一千五百多个网络,使91.2%的耕地得到了防护林带的护卫。
  到敦煌的次日,我去寻访阳关。
  出敦煌市,过七里镇之后便进入了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疾驰80公里后越过一个沙梁,眼前出现一片绿洲,这是南湖乡。它东靠祁连山尾部的大戈壁,西连白龙堆大沙地,只是凭借着太古老的握洼池水种草种树,建设成了这个小小的绿洲。阳关在南湖乡酉侧。
  翻过一道又一道有的陡峭有的平缓的山梁,荒沙谷地中是一大片版筑遗址,附近有一段高不过2尺的断续的城墙墙基;南北各有烽除数座,排列一线相隔5里,过墩墩山一直伸向刀公里外的玉门关。
  这就是古阳关吗?
  只有沙的印记、风的印记,风沙把阳关悄悄地淹没了,留下另外一些线条和起伏以及一个散落着汉代碎片的古董滩。我们常常把时间说成是废墟的制造者,小心翼翼地总想揭开岁月的尘封,其实时间只是从不访惶地经过而已,它既不带来也不带去世界上的任何物质。
  历史在黄沙之下,文字与白骨都是符号。
  辉煌的极致便是没落,人创造的辉煌中有多少属于人类对大自然野蛮的掠夺与索取,便有多少新月、链状的沙丘目送人类牵着骆驼跋涉逃亡。
  我坐在阳关的一处残缺的烽燧下。
  感觉着废墟的温热,因为有日光;感觉着废墟的冷静,因为有月光。
  阳关的荒漠唱着光的礼赞。
  中国西部的风是粗糙的。
  中国酉部的光是炽热的。
  阳关西望,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河谷,泉水清澈淙淙有声,载着日光或月光渗透进小米包谷与葡萄中。这是西头沟滋养了一个林场的一条小沟,光明的沟生命的沟。跨过西头沟就是青山梁子,紧接着的便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了。就在这混饨迷茫的瀚海中,如同阳关一样,楼兰消失了,罗布泊干涸了……
  沿着西头沟,在青山梁子的东侧,只见一条条高大壮观的防护林带,象征着三北防护林的骄傲,也是阳关林场的所在地。
  场长王江的大手几乎把我握得喘不过气来。这个身材高大嗓门洪亮的西北汉子说:“我们就住在沙漠边上,祖祖辈辈种树砍树,就为了蝴口、让沙漠撵着跑。没办法了,只好愚公移山。二十多年哪怕饿着肚皮也要种树种草,从十几公里远的地方拉来土在漏水的沙滩上铺出了1000亩地。”
  阳关林场的葡萄已经摘完了。正在晾制葡萄于。一个又一个苹果园,在密密的防护林下,挂着鲜红芬芳的果实。
  这是沙漠中人造绿洲的典型:从1958年开始日以继夜的治理沙丘,到了1978年开始三北防护林建设时,便有了整体的规划。防护林不再是星星点点而是连片连网地高扬着绿色的旗帜。沙漠望而却步了,每年5至7米的移动终被遏止。林场不失时机地引进葡萄、苹果,大量种植品质优美的李广杏,靠多种经营养活了林子养活了自己。1993年人均收入1200元。
  谁说“西出阳关无故人”呢?我气喘喘吁吁地跟着王江从一个果园走到另一片农田。他遗憾地摊开双手:“在我这林场,想请你看看明沙已经很困难了。不过一踏上青山梁子我的心就发颤,沙漠实在是太大了,风沙线实在是太张狂了,心里永远不落底的还是林子太少,活一天种一天,给子孙留下树荫不比什么都强?”
  王江一定要我再上一次青山梁子,上最高的那个山头。
  是的,我看见了,就在脚下就在眼前铺阵的库姆塔格沙漠,往西便是已经消失的罗布泊,然后是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再往西就是三北防护林的最西端乌孜别里山口了。那是一种怎样的连接呢?大漠连着大漠,戈壁接着戈壁。视野之外;我哪能看得见?我只能想象,用每一根神经去感觉。乌孜别里山口似乎是隐伏着无穷无尽的西北风的山口、一路浩浩荡荡地刮将过来与沙尘汇合可以席卷半个中国。三北防护林的建设者们则正在并继续沿着库姆塔格、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沿着塔里木河,把绿色一直种到喀什,给乌孜别里山口送去温情。
  从青山梁子东北望,风沙线穿过大片的戈壁、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地、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区直到科尔沁沙地……东至黑龙江宾县。
  真是一张弓啊!
  中国风沙线的走向,由西北而华北东北,就是一张满弦的弓。
  无论对于跃跃欲试的沙漠而言,还是对已经营造了十五年的三北防护林来说,其态势都是动人心魄的:绿色与沙漠都在走向二十一世纪。
  震惊世界的绿色工程已经艰难地走出了第一步,就是这第一步,我们便得到了风沙线上局部生态环境的改善,沙漠不能不正视新出现的坚韧而顽强的绿色了。
  我们还要走得更远,一直走到2050年。
  更远也就是更难,正如本文开头李建树局长所言,半壁河山的命运难道不就是中国的命运?奢靡之风所掩埋的精神与文化的灵魂,那是另一条可怕的风沙线。
  跨过世纪,跨过一代人,风沙线上为了地球这人类惟一家园的第一代建设者们,将要把光荣与苦难一起移交给第二代。我敢说没有比绿色事业的交接更加伟大的了。
  那时天上会有歌,白云像吹号的天使,人间充满爱意,所有的林子都会弹奏出绿色凯旋曲。
  那时,为了这风沙线上的绿色而已经长眠的灵魂,会醒来,闪烁灵的光,把祝福像种子一样撒在我们的土地上。
  我在夕阳的余晖中赶往鸣沙山。
  月牙泉里的芦花已经发白了,芦苇常常使我想起崇明岛,自己的根,蛰伏而顽强的草根。我希望听见鸣沙之声,那声音中一定有上苍的某种启示,沙向人的呼告。播种绿色的人终将得福。
  鸣沙山下有人在唱歌,歌声带着西北风的锐利以及戈壁的荒凉与开阔: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泪花流……
  泪花、眼泪,那是最后的水吗?

                     1994年9月记于河西走廊
                      1994年11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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