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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探微五:“水”和“鞋”的关系




  有一句话,我们都不陌生:“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把这句话拿到贪污受贿犯罪中分析一下,“鞋”,是权力的象征,“水”,是金钱的写照。“水”对“鞋”的“亲吻”,是金钱对权力的腐蚀,同时,也是通过权钱交易,来实现其“水”的增值。
  因此,有些“水”就会漫向有权力的“鞋”,而这些“水”最终又会由温柔的“亲吻”变成汹涌的“淹没”。如果把你淹没了,就是灭顶之灾了。

  有一句话,我们都不陌生:“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把这句话拿到贪污受贿犯罪中分析一下,“鞋”,是权力的象征,“水”,是金钱的写照。“水”对“鞋”的“亲吻”,是金钱对权力的腐蚀,同时,也是通过权钱交易,来实现其利润增值。
  在采写王建业案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王建业作为一个特大受贿案中的被告,最能说明他的犯罪事实的应是行贿人和指证人,他们是“鞋”和“水”的关系。同时,采写这样一个特大受贿案,不能不采访行贿人和指证人。可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很难见到这些人,而这些人对我当然也是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我想,要想深刻揭示这个案件,要想最有说服力地证明王建业贪不贪,要想更深一层剖析王建业其人,不能不采访指证人、行贿人。尽管要采访他们面临重重困难,但我坚持这一点,并为此做出努力。
  我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找到王建业案中的一个重要的指证人,也是行贿人的深圳某公司业务部经理H(这里仍然不能出现这位指证人的姓名和单位,这是有关方面的要求)。

  H自然是极不情愿,我对他这种心情表示理解。无论是作为行贿人还是指证人,这种心理压力是非常沉重的,对待他与王建业案的这种关系,他当然是希望尽早摆脱干净为好。
  但作为一个记者,我不是个人对此事猎奇,报道王建业。史燕青特大经济犯罪案件是社会的需要,是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宣传的需要。何况王建业案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一些推理和想像以及“传说中的再创作”,已使这个案件在社会上被传得面目全非。作为一个记者,我有责任去揭示这个案件的真象,以正视听。因此,我说明了我的理由,不管他愿不愿意,我坚持要见他,他终于极不情愿地答应了。
  1995年4月5日上午9点,我按照事先的约定准时走进了H的办公室。出乎我的意料,王建业在他的申诉材料中说几年来一共赚了几千万的H的办公室十分狭小,并不豪华,甚至有点简陋。门口没有接待人员,也不见有女秘书。H正在打电话,他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在电话中正与人商谈着考察的情况和能否投资的事宜。
  我打量着H,他貌不惊人,人显瘦削,但透着几分精明。在采访之前,我得知,他早先是深圳一家国营公司的业务员。后来自己出来承包了一家公司的业务部,各种生意都做,主要是做钢材生意,王建业说他现在是腰缠万贯。
  我们见面时,他递给我的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和《起诉书》上说的公司已不一样。
  改革开放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也产生了一些经济畸人(是畸人,不是奇人)。他们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靠着党的优惠政策或者叫善于利用优惠政策,打通各种关节,通过各种关系,“苦心”经营,去赚各种钱,逐渐逐渐地富裕起来。

  有一位美国人(记不清他的名字了)说过这样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大意是“商人在白色地带(循规蹈距经营)经商,赚大钱难;在黑色地带(违法经营)经商,利润大风险也大,只有在灰色地带(白色地带与黑色地带的交叠处)经商,才能既减少风险,又扩大利润”。
  我对政治经济学是一知半解,更不懂经商,我理解所谓“灰色地带”,即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政策的空子”,或者用一句著名的国语叫“打擦边球”。
  改革开放,经济领域有一个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这个转型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最近我看到一份资料: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在一份专题报告中称,我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在65%左右),因此,经济领域的秩序必然有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一段时期内也必然会留下许多政策空子,因此,也就产生了一批善于钻政策空子的经济行为人,我把他们称为“经济畸人”。之所以称他们为“畸人”,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一种正常成长起来的经济行为人,他们所赚取利润的方法,随着我们的经济秩序逐步完善而逐渐失灵。
  我认为三类这样的“经济畸人”具有典型意义:
  一种是有背景、有关系、有后台、有办法搞到别人搞不到的“指标”、“物资”、“额度”等批文的。这些人并不真正经商,他们将通过各种关系搞来的紧俏物资的批文,转手倒卖给别人,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史燕青就属于这一种,她通过王建业搞来的批文,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而是转手倒卖给别人。当然史燕青在这一类“经济畸人”中,属于“小儿科”之列。
  一种是没有什么背景、后台,但他们有与第一种“经济畸人”的关系,他们利用这种关系,可以从第一种“经济畸人”手中买到市场紧俏的物资指标,然后转手买卖,从中赚取利润。这类人一般自已经营,所赚取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H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像藤蔓缠绕着大树一样,跟着大树一道枝繁叶茂。当然当大树枯死的时候,藤蔓也无法生存了。
  还有一种,他们既没有背景后台,也不懂经商买卖,而是有着一种机灵的头脑,再加上一种“赌”性,遇上了经济转型期所产生的机遇,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暴富起来。比如,有这样一位小姐,早先来闯深圳辛辛苦苦干了几年(“什么都干过,差点没做‘鸡’,”这是她的原话)也才赚了几万块钱。这时,听说蛇口安达公司发行股票,那时股票还没有像今天人们对它的认识,她像下赌注一样一下将几万元全部投进去,买了几万股原始股。后来安达股票涨到十几块,她一次全部抛出,几万元变成了几十万。这时又遇上1992年房地产热,她再一次下赌注似的将几十万又全部投进炒“楼花”,结果楼价飞涨,她又全部抛出,几十万变成近千万。她拿这些钱,在××山庄买了一幢别墅,又买了一辆宝马轿车,银行里还有一笔存款(现在谁也说不准她究竟有多少钱)。当初一个东奔西跑的业务员,如今成了千万富姐。这也是一种“经济畸人”,所不同的是,她靠的不是钻政策的空子,而是靠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她可以说是“赌”富了,但她赚的钱你不能说不合法。

  在深圳,15年来的建设历史,曾经创造过许多机遇,这些机遇,谁要是抓住一个,也许就会基本富裕起来。谁要是抓住几个就要暴富了。比如,“股票热”你抓住了,接着“房地产热”你又投入了,你只要对时机抓得好,你口袋里的钱恐怕就要成几何级数增长了。这些抓住机遇的人,常常并不是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聪明多少,而只是比别人早行动一步。往往“聪明”的人,却因为“聪明”而顾虑重重,反而失去了机遇。但是,抓住机遇的人,常胜将军却不一定多,因为商场上有一个铁的规律: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是从零到最高值,然后又从最高值返回。就像股市上的一句名言:怎么上去,还会怎么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别人做这种生意赚了,而你去做就亏了,这是因为你在最高值时而市场已近饱和,你接过了最后一棒。因此,常常有人从几万元变成成百上千万,然后又返回来,甚至当初的几万元也没有了。这种例子太多了。前面讲的这位小姐是因为她每次都是在最高值时“急流勇退”了。这种“幸运儿’生活里不会太多。
  这三类“经济畸人”要想赚大钱,都有可能会变成“湿鞋”的“水”,尤其是前两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要赚钱做买卖,看上去做的是钱,实际上做的是关系。他们要做的“关系”,最终都必须是像王建业这样,手中有使他们赚钱的权力。因此,这些“水”都会漫向有权力的“鞋”,而这些“水”最终又会由温柔的“亲吻”变成汹涌的“淹没”。如果把你淹没了,就是灭顶之灾了。

  H见我到来,匆匆结束了在电话中的谈话。
  看得出H有些心不在焉,他希望这种谈话早点结束,我事先对这次采访作了充分的准备,我知道像这样的谈话不可能有第二次。
  我事先准备了8个问题,一古脑全部提了出来:你和王建业是怎么认识的?王建业平时的爱好、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态度?你认为王建业这个人到底贪不贪?他要你的钱是赤裸裸的,还是含蓄的?你认为史燕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史燕青与王建业认识的经过吗?王建业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一般持什么态度,如对待史燕青,对待他妻子,对其他的女人的态度?王建业对史燕青有感情吗,为什么?王建业对待自己妻子有感情吗,为什么?
  H没有按照我提出问题的顺序回答,他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中间还不停有电话打进他的“大哥大”,因此,谈话断断续续。
  H说,1987年和王建业认识,那时王建业还是一个科长,我在××国营公司当业务员(就是王建业曾经报销了一万多元发票的那个大型公司)。当时的王建业为人比较直爽,讲义气,可办可不办的事,找到他,一般都帮你办,而且不图回报。那时王建业的爱好是下围棋,打扑克。后来,我离开了那家国营公司,承包了另一家公司的业务部。
  我插话说,办案人员曾向我介绍了一段关于王建业向你索贿对半分成的对话,是怎么回事?
  H说,是这么回事。我出来承包以后,有一次碰见王建业,这时王建业已经当处长了。(以下是H所说的他与王建业的对话):
  H说:王处长,我已经从××公司出来了,你可要帮帮我。
  王建业说:我怎么帮你?
  H说:我现在自己出来做了,赚了钱是自己的。
  王建业说:按规定,你现在承包的公司不能直接给计划局申请指标。
  H说:我可以以正规国营公司名义给计划局打报告。
  王建业说:你以正规国营公司打报告,我批给你,利润你能不能控制?
  H说:没问题。
  王建业想了想又说:我批给你,我有什么好处?
  H说:王处长,你放心,我会做的。
  王建业说:那好,你赚的利润,我们二一添作五。
  H给我复述的这段话基本同办案人员向我介绍的情况一样,并且被记录在案。这是王建业索贿受贿的一个重要情节。
  H接着说,有了跟王建业的这个“默契”后,心里反而坦然了,并不怎么欠王建业的人情,因为反正是利润分成。
  以后,H就将王建业批给他的指标所赚的利润,分一半给王建业。
  办案人员也告诉我,据他们统计,H给王建业的钱,差不多是王建业批给H的指标所赚利润的百分之五十。
  H又对我说,以后王建业经常关心他的生意,又介绍史燕青与他做生意。他与史燕青是这种特殊关系,他完全清楚史燕青与我做生意的情况,好多事就是他在背后操纵的,可生意做成以后,他又会问我赚了没有,赚多少?H说,实际上他在了解你的利润情况。
  王建业在案发后,自始至终根本不承认曾接受过H的贿赂;当然更不承认曾跟H有过的这段对话。他把H送给他的并且已经进了他香港帐户上的钱,说成是H利用他的帐户做生意,炒外汇,甚至说,H和L等指证人是合伙栽他的赃。但是,王建业在看了所里所写的申诉材料中,又非常清楚地给H算了一笔帐,说H几年来一共赚了2000多万,并且能说出H的这些钱,现在都用在哪些地方。
  我弄不明白的是,王建业怎么能这样清楚地算出别人的一笔帐,这不正说明王建业始终在关心H的生意利润吗?他这样关心一个人的生意利润干什么?!
  H告诉我,王建业和史燕青是怎么认识的他不知道,不光是他,所有王建业的朋友都不知道,因为王建业这个人城府很深,对任何人都留有一手,跟谁也不讲心里话,史燕青的事他从来没有和朋友谈过,尽管圈子内的人都知道他和史燕青的关系,王建业也是公开化地带着史燕青同进同出,出席他们的聚会,但他从来没有在朋友面前承认过他和史燕青的事。朋友们也曾劝过王建业,不要多跟史燕青交往,对老婆要尽丈夫的责任,王建业从来也没有听进去,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一笑了之,有时甚至连笑都不笑,是没听进去呢?还是根本就没听。
  王建业跟朋友们从不谈心,比如他曾高过婚和老家还有一个女儿的事,好多朋友都不知道。王建业也不跟其妻子谈心,他在家里得不到温暖,也不给家里温暖。
  王建业跟史燕青的关系比较稳定,有了史燕青没有再见到他和别的女人有什么较多的关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有跟妻子离婚的打算。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他有出国的打算。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
  H告诉我,王建业的一帮朋友都不喜欢史燕青。认为她是“板爷(不懂却处处装懂)”,仗着她与王建业的这种关系,是居高临下看待王建业的这帮朋友的(史燕青认为王建业结识的这帮朋友层次太低,要王建业少和他们来往,王建业不听,所以两人闹得不愉快。史燕青瞧不起王建业的这帮朋友,可又要和他们做生意)。
  H说,他与史燕青认识是王建业介绍的。史燕青非常精明,也十分计较,一分一厘都算得很明白。她卖指标给H,事先都要了解一下市场行情,然后用稍低一点的价格卖给他,她自己绝不吃亏,也让别人有一些赚头。
  H又一次说到王建业这个人谁也不相信的例子,他说,每次王建业叫转钱,给的都是“李亚平”的名字,谁也不知道李亚平是谁。直到案发后,办案机关告诉我们搜到了贴有王建业的照片的李亚平的护照,我们才知道李亚平就是王建业。H谈到的王建业又是一副面孔。
  我梳理了一下我在采访中得出王建业的形象,感觉到不同的人给我描述的是不同的面孔,这不是人们的看法有误,而是王建业就是这样,在单位里是一副面孔,在朋友面前是一副面孔,在妻子面前是一副面孔,在史燕青面前又是一副面孔;在仕途得意的时候是一副面孔,在官场失意的时候又是一副面孔。所以我说他是副多棱镜似的面孔,从不同的方面看,映出不同的形象。
  结束这次谈话时,我看得出H如释重负,我也不感到轻松。

  我打量着这个从国营公司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发展起来的“经济畸人”的背影,生出一番感慨:H是否如王建业所说腰缠万贯,只有H自己心里最明白。但他确实是那种不露富的人。他没穿名牌,不显山不露水,但确实生意做得很大,生意的大小一般来说应该与利润成正比的。像H这类“经济畸人”正是使像王建业这类手中大权在握,而收入却少的政府官员产生心态不平衡的因素。同时他们也是使王建业这类的干部,“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水”。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深圳,H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种成功也同样需要付出心血和汗水,以及千百个不眠之夜。这些不眠之夜有商场中的风云变幻,同行间的竞争倾轧,资金上的周转不灵……还有,就是怕检察院的半夜敲门……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朋友和我讲起的一个故事:一次,一位日本商人,一位香港商人和一位中国商人同乘一驾飞机,恰巧坐在一排座位上,飞机起飞以后,三人无聊就“侃”起商人辛苦。由此引出什么是幸福的话题。
  日本商人说,幸福就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季,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除夕前夜,我身心疲惫地冒着风雪回家,提包里放着一份明年全年的已签了字的订货合同。推开家门,妻子女儿迎到身边帮我换上已烤得暖烘烘的和服和棉拖鞋,接着递上一杯热清酒,然后全家围坐在一起,欢歌笑语,无限温馨。
  香港商人不屑一顾地说,幸福就是到大陆商务旅行,找一位风情万种的“秘书”小姐“同吃同住同劳动”。分手时,递给她一些小费,然后一声“拜拜”,再也不回头。
  轮到中国商人说幸福,他沉吟半晌开了口:幸福就是在半夜熟睡中被敲门声惊醒,打开房门,门口站着检察院的人。一位检察官手上拿着一张《逮捕令》对我说:“胡清明经理,你因行贿政府官员,现在依法逮捕你,请你签字。”我说:“对不起,检察官同志,胡清明经理住我楼上。”
  我听完后笑不出。
  这当然是一个杜撰的“黑色幽默”,因为任何一个检察官也不会在未验明身份前出示《逮捕令》。我笑不出来的原因是掂出这个故事后面的沉重:“中国商人”为什么会把检察官敲错门当作幸福?这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有受贿就有行贿,像H这样的商人构成的“湿鞋的水”,其面的大小显而易见。为什么?中国的商人就喜欢行贿?然后又为行贿而半夜担心有人敲门?!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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