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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铁生 母亲小传： 甘世玲，女，1919年生于北平，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先后曾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北京汽车拖拉机研究所、北京内燃机总厂任职，现退休在家。 母亲像众多的有知识的女性一样，追求了，丧失了，不断地追求，不 断地丧失。终于，她什么都见过了，也都品尝过了。她用爱心和血汗浇灌 着家庭的花园，然而，却养育出可悲的怪胎。她当然丧失了很多，但是这 些丧失并没有消磨掉她生存的乐趣。她心平气和地对待人生所遭遇的一切。 一 是1993年初秋的一天，我们一家人驱车前往北京机场。 在高速公路变换的金秋美景中，我看了妈一眼，老太太今天穿戴得很整齐，还特意去高级美发厅将头发修饰了一番。我觉得她应当比我们更激动，但她却显得跟往常一样，很平静，似乎在专注地和孙子辈的孩子们谈天，只是我看见她一颗接一颗抽烟并总是往车窗外面张望时，才感到她和我们有着同样的急迫心情。不，怎么能说一样呢？她肯定比我们更急迫！毕竟，她和她的丈夫，我们的老爸，已分手将近50年了！ 这年春天，妈妈和在台湾的丈夫联系上了。是台湾音乐家江文也的夫人吴蕴真去台湾时，被他扔到宾馆，然后请她相信给我母亲才联系上的。吴蕴真和我母亲大学时是同学，她们一起听江文也的音乐课，也一直有来往。书信和电话往来了一番之后，然后是秋天，他带着他在台湾的二女儿静茹来北京看我们。从此，海峡两岸的这两个家庭的历史，就掀开了新的一章。 6年后的夏天，我在台湾再一次见到老爸。他已昏睡在床，外界任何事情他都没有理睬的可能了。在病床旁的表弟表妹们附在他的耳朵旁一个劲儿地叫着：“爸，铁生从北京来看你了……”在台湾，他有4个子女，是3女1男。而在北京，妈妈身边则是3男1女，我管他在台湾的那房太太叫姨妈，我看着他那呼吸艰难的样子，知道他的日子不会长久了。但他却微睁着眼睛，虽然不能说话，却长久地看着我，仿佛欲告诉我他这一生的得失与遗憾，谁知道呢，也许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一天，老爸在台湾的大女儿丽华和小女儿静宜，带着他们的孩子，驱车3个多小时，赶到台中的富华饭店来看我。谈话中，丽华问我关于老爸40年代在大陆的情况。我讲述了所知道的一切。譬如说他早年是从台湾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呀，刚毕业就赶上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他便在东北军阀齐燮元手下当日文翻译官呀，他怎么在北京和我母亲结婚，又怎么回台湾然后就缈如黄鹤……等等。我看她们姐妹俩听得特别入神，便问：“这些事儿你们都不知道吗？”丽华说：“在1992年以前，我们从来不知道爸爸在大陆还有一个家。后来知道了，也不好意思多问。现在，总算把那段空白给填补上了。” 从她口中我才知道，原来老爸也始终将那段历史隐瞒着…… 怎么说呢？这就是我母亲的婚姻现实。她，在刚刚大学毕业就嫁给了一个台湾人，从此她堕入了一个婚姻与家庭的误区：她嫁给了这个帮助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台湾人。日本战败了，他被“接收”到国民党的什么部门去干活，当然，作为给日本侵略者干过事的人，在抗战胜利那几年里自然是很吃不开的，这样，我们唤作爸爸的那个人便产生了“弃之而去”的念头。解放战争刚开始，他似乎很敏感地觉得再在这里混下去很是不妙，一天，他拿着一封信说他在台湾的父母病重，他得回去看看。他就这样走了。从此，妈妈只和她的母亲（我们的外婆）再加我们4个儿女在北京相依为命。这是由孤寡妇人与黄口孺子共三代人组合成的孤儿寡母家庭。爸爸没丝毫信息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民党跑台湾去了，日子平静起来。新的户口制度建立了。在户口簿上，我们4个孩子无一例外地随我母亲的姓氏，而母亲在婚姻状态那一栏里，也填写了“离异”二字。而他，却将在祖国大陆这边干的一切均深深地埋藏了起来，不但变更了名字，也没给我母亲留下确切地址。他抛弃了我们，甩手走了。他在台湾再次成家立业，过得满风光！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当然，我知道，这是历史老人和芸芸众生开的玩笑。它就是想让你们地球上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饥饿、分裂、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让人们目迷五色尝尽人生的酸甜苦辣。可不，如果没有日本侵华，那就不可能有我母亲和他的婚姻，自然也就没有我这个“孽障”。可是，偏偏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无巧不成书，于是也带有必然的色彩。 二 小时候，我对家庭、对我母亲的印象都是支离破碎的。爸爸是谁？妈妈呢？他们都不在身边。我们几个孩子都和我外婆住在一起，长大一点儿，知道妈妈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而爸爸，在台湾——台湾，那不是吃了败仗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盘踞的地方吗？我朦胧地感到有些不祥的阴云笼罩在头顶。 后来妈妈从长春调回北京了。有妈妈在身边的日子就是不一样。她常给我们做新衣服穿，似乎是想补偿常年不在我们身边的遗憾，每当她发工资那天，就带我们4个孩子去西单的乳品店吃糕点喝牛奶。那时我们的生活很窘迫。就靠她那几十元工资和出租房屋的进项来勉强维持每月的开销。所以，这一天的奢侈，简直是我们几个孩子的节日。她给我们穿上整洁的衣服，然后带我们去逛公园或商店，逛了一个遛够，这才带我们进那家乳品店。我们几个孩子围坐在桌子周围，她则一会儿去柜台买糕点，一会儿去端牛奶。每个孩子面前都有各自的一份糕点，她却顶多是一杯牛奶。我们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地边吃边逗，她则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牛奶，充满幸福地看着我们。我吃着点心，看见母亲那种欣慰的眼神，她注视着我们每个孩子，那怀着巨大母爱的眼神宽厚地包容了一切。 在我们家的墙壁上，那时候总挂着一把二胡。据我外婆说，那是外公给妈妈买的，真正的莽蛇皮绷的面，这把用红木精制的二胡上还雕刻着龙凤，常常在晚饭后被妈妈取下来拉一阵子。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她在大学里专攻民族器乐。那时我并不懂事，也不知道她拉的叫什么曲子，但我听那如泣如诉、充满中国民族色彩的胡琴声，便不由得充满莫名的伤感。她那时很年轻，端坐在屋子中间，将二胡架在腿上，每当她拉起二胡来，就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她是那样专注，以致我们出入房间都是小心翼翼的了。她拉的那些二胡曲让我产生丰富的想象，那种特殊的意境长久地回旋在我的心里。如今回忆起来，我知道，那正是我们常常称之为艺术感觉的东西，潜移默化而又顽固地植根在我的身心深处。像仁泉映月》等二胡曲，我那时就听得非常熟了。 还能从这件事上看出我母亲的素养。记得我在上小学之后，曾经胡乱翻过她的黑色硬木写字台的抽屉，看到一首她没有写完的诗，当然，具体的诗句已经遗忘，但那意境却至今留在我心中；那诗描述一个情感丰富的女人处在无边的黑暗中，她渴望光明。她看见了。她便不顾一切地朝那光亮奔去。但那光亮却如地平线那样永远和她保持着距离。她终于精疲力竭了，她绝望地倒下了，但当她竭尽最后的力量抬头远望时，那光亮依然在遥远的前方照耀，却永远可望而不可即——那就是希望……我妈能写诗，这在我的童年中，觉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儿。 尽管那时的中国总是隔上一年半载地就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比如“三反五反”呀，“反右斗争”呀，1958年的“大跃进”呀，以及后来的“四清”呀……都来得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让我们印象深刻。除了饥饿，我们家还没被“运动”冲击过呢。孤儿寡母嘛，谁去和他们计较什么！ 记得那时，一到春节，妈妈的单位总是发很多电影票，她就带我们去看电影，要不就去厂甸逛灯、买鞭炮或老头花……春天来了，和煦的风吹着，妈又带我们去郊外踏青。香山、八大处、颐和园，对我们来说显得那样远，一乘车就是一两个小时，而一出西直门，就能看见耕地的农民和大马、骡子或猪羊什么的，空气中充满甜滋滋的味道，一切都让我们感到特别新鲜。 以上的回忆，大约可以用人们常常挂在口边的这句话来概括：“幸福的家庭都有相似的幸福”。对于家庭的和谐和美好，世界上各种文字记载已如恒河沙数，不再赘述。而中国母亲所经历的独特一幕，因充满“中国特色”，应该更有价值，于是成为我更多的着墨之处。 三 家庭的平静是进入60年代后被打破的。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我们这个家庭也就开始“祸起萧墙”了。 是我考上清华附中后的一年，一个星期六我回家，感到家里出奇的沉闷。人人脸上都挂满阴郁。我悄悄间外婆：“怎么了，干嘛都这样叮！”外婆说：“你哥哥被抓走了！”我急着问：“被谁抓走了？”她说，几天前的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好多警察，敲门，“那声儿一听就不对劲呀。你妈问：谁呀，这么晚……话还没问完，就听一声凶吼：“快开！公安局的。”你妈赶快就去开门，那些人一进来就直奔你哥的床去了，一把就把他从被窝里抓了出来，没几分钟就把他带走了。我吓得在床上直哆嗦……一声也没吭，还是你妈壮着胆子问：他怎么了？‘他给抓走了！’警察就这么回答。可不是吗，就这么给抓走了……”说着，外婆一个劲儿地抹眼泪。 这对我们家来说无疑是石破惊天的大事。哥哥那年也就是19岁，在工厂里刚刚从学徒工行列里出师成为二级工。他能有什么事儿呢？我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妈对这事儿只是沉默。 哥哥从小就很受疼爱。我妈老说他应该受更多的教育。谁知妈去长春工作那阵儿，家里只靠外婆支撑时，因家里经济困难，他上初中二年级时，一天，外婆在街上看见了一家工厂的招工启事，回家就问他愿意不愿意去工厂做工。他说他愿意。外婆就拿着户口本带着他去报名。人家一看，刚15岁，不要，经外婆一再恳求，人家就破例收了他。谁知刚刚工作几年，就在工厂里出这种事儿。我妈曾经听他们班主任夸他聪明，功课是班上拔尖的。就更为他惋惜。如今出了这事儿，她更是唏嘘不已。此后，他那微薄的学徒工的工资，从最初的18元人民币起，就成为我们家开销的组成部分。这样说来，他以上初中二年级的年龄就担当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哥哥被带走的时候只穿了很少的衣服。为此妈总是念叨说，他在那里没被子盖，晚上哪里睡得着呀，得给他送点衣服和被褥去，还有洗脸刷牙的那套东西，都得给他送去……可他给带到哪儿去了呢？ 那几天，妈到处打听哥哥被关押在哪里。她去派出所，派出所的同志说这是分局的事儿，他们不知道。她去他所在的工厂，人家同样说不知道。她又去分局打听，大概没找对人，人家也说不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风气里，有“杀、关，管”成员的家庭及其亲友是到处受“白眼”的。她却不管不顾地到处打听自己的儿子被关在哪里。甭管受到多少“白眼”，她终于还是打听到哥哥被关的地方，便打了一大包被褥之类的生活必需品给他送去。谁知到了那里，一问，人家说这里根本就没关押这么个人！妈一听，就像挨了一闷棍那样，当即就坐到地上…… 这事儿真让她急得够呛。我回家的那天晚上，看到她风尘仆仆地满脸疲倦的样子，是那样的愁眉苦脸，那样的情绪低落，那样的少言寡语，便也不再多问什么。但我还是观察到，她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两眼茫然地盯着墙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那时也就是40岁出头，但那几天却让她变得那样衰老，一个孤身女人疲倦无力的挣扎和呼救无门的单薄，在那独特的环境中勾勒出一副景色凄清的画面。 母亲的这个剪影，永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幸好大约一个月后，哥哥被释放了。回来那天我因住校，并不知道。还是在周末我回家后听外婆说的。她说他在那里给饿得像饿狼一样，回家就找吃的。我却只关心他究竟犯了什么法。外婆说，他在工厂里和几个青年工人聊天，一个问：听说你爸爸在台湾，他还回来不回来看你们呀？他说，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这一句话在当时就是“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反动宣传。他就是因为这句话身陷囹圄的。 四 上高中以后，我开始要求“进步”了。我开始顺应时代潮流“自觉革命”了。按照当时的标准，“自觉革命”的程度如何，举足轻重的一个方面就看你“认识家庭”的“深浅”了。 我是在上高二那年开始“要求进步”的。在此之前，我是太落后了，我初中所在的学校是所一般的中学，所谓“生源”差，升学率低、校风“乱”。我们那些同学下课就练摔跤，上街打群架，要不就是去逛当年那老旧、昏黑的西单商场，有的同学还常常和社会上的男男女女往来，而上课时则像蚊蝇一般嗡嗡地吵闹不停，作各种小动作。1963年，我成为这所学校唯一一名以高分考入清华附中的学生。新的学校和我在初中的学校截然不同。这所学校非常突出政治。说来很可笑，我还真是到了这里才知道当年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是毛主席书写的这句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接合。”可见我当年在政治上是何等的不开窍。我进入了新的境界。我开始寻求这样的道路：像党要求的那样，作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成为一个自觉革命的人。周围的同学都是这样积极要求进步，我怎能无动于衷？我开始像不少中学生那样，将保尔·柯察金的“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的名言，端端正正地写在日记的扉页上。我写了入团申请书。很快，一位团干部找我单独谈话。他说，你要入团，好，但首先要认识家庭。我知道，自觉革命的第一关就是看你对家庭的认识。这是你要求进步的第一张菜单。我表示，我一定闯过这一关。 其实那会儿我们班早有出身不好的同学在纷纷认识家庭。他们平时总是不苟言笑、心事重重的样子，而且待人处事也总是低人一等。记得我每当看见他们这副模样，还会沾沾自喜，庆幸我妈给我填的表上写着职员出身，姓氏、籍贯也都随她，出身：职员；籍贯：湖北潜江……当然，对于在我潜意识中早已存在的有关爸爸是台湾人的阴影，却潜伏着，这让我有一种负罪感。可我们4个孩子都不清楚家庭历史。妈妈从不对任何人谈自己的经历。她始终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守口如瓶。她更不轻易地流露自己的感情。 应当承认，我早已有了认识家庭的动机，对我来说，那一天也许决定了我中学时期的特定的学习与生活道路一一 晌午，我在操场西头的柳树丛中读小说。突然我听见很亲切的声音：“在读小说？”是我们年级的一位女教师。她翻了几下我看的那本反映50年代的大学生生活的小说，问了问我关于这本书的观感，又若无其事地问了问我的读书和家庭情况。我说我初中时就读过《红楼梦》、《水浒传》、《约翰·克利斯朵夫》、《当代英雄》、《战争与和平》，还有《官场现形记》之类的书，至于家庭，我只是粗浅地谈了谈和我朝夕相处的几个家人…… 谁想第二天，在例行的课前班务分析的那几分钟演讲里，班主任不点名地批评道：班上有人爱抱着大部头小说看，若是一个人连自己的家庭影响都不会分析、批判和抵制的话，小说中的封资修毒素就会和他的心灵呼应起来云云。也许她的话并非针对我，也许她只是在信口开河，但那时我已经变得异常敏感。我愣在座位上。她再次论述了1957年的一些学生右派的例子。据说他们大都是受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影响才堕落为右派的。特别地提到一位同学就因为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才沦为右派的。我一直十分尊敬这位班主任。她呕心沥血地教我们做人，教我们学问。她像高超的园丁剪去我们长出的无用的枝叉。此刻，“读书和认识家庭”连在一起的教诲，让我瞠目结舌，这理论确实前无古人。 我认为她一针见血。我从没批判地读过什么书，我一向满怀崇敬地读它们。想想吧，并非谁都能将自己写的字变为铅字、变为书的，如今，她只消这么几句话就将我那盲目的崇拜情绪彻底涤荡。真的，你不能不服。是呀，你如果连你那么熟悉的家庭都不能深刻认识，你又怎么能分析并进而批判你手中的大部头的书呢？ 我觉得她说得非常对。她是在教我们如何培养灵敏的无产阶级嗅觉，提高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 我从那一刻起，就悄悄地酝酿着要“认识家庭”。 现在，我要“刺刀见红”。“自觉革命”嘛，就要短兵相接动真格的。我知道，“认识家庭，清算家庭影响”是要见行动的。我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或笔头上。 我母亲当然不知道，一场暗中酝酿的背叛正在日益临近。 五 一个星期六，我吃罢午饭就赶回家里，我知道家里人都在上班。只有外婆还在睡午觉。我要认识家庭，就要找到过去的遗物。首先是那些照片，我需要好好研究一番它们。 它就躺在一个黄色的有着一面大圆镜子的梳妆台的抽屉里。这个梳妆台和这些相册一样，都是30年代的产物。是父母结婚时购置的，那些照片也大都是解放前的留影。屋里光线是暗淡的。夏日的老式瓦房里充满着一股潮腐的气息。我坐在烨梨木的八仙椅前，翻看着相册，同时感到一股历史的陈迹阴沉地向我压来。我不知道它将给我带来什么，也不知道我将给它带来什么。我以从来没有过的高度集中的神情注视着它们。 那些发黄的照片展现着这样的镜头—— 我妈和我爹的结婚照。她披着白色的婚纱，那个人则穿着一身黑色西服，手里捏着一双雪白的手套，美美地站在那里合影。真的，他们真是郎才女貌。真的，照片上的他们比我们帅多了。 我那爹穿着一身像是国民党军服的装束，可腰间又挎着一把日本军人才有的大洋刀。他威风凛凛地骑在高头大马上，气度不俗地平视荒野的远方，毫无疑问，他参加了反动军队。那也许是他在哪个战场上的留影。 我外公穿着长袍马褂，一副莫测高深的遗老模样。他苍老而又精瘦的面孔很不开朗，仿佛全世界都欠他数不尽的现大洋似的。他是在清朝末年当上官的。我们家的那些房产都是他创下的。这照片肯定是大清帝国崩溃后照的，所以才这副模样。 其他的一些生活照里，也都表现了与我们在听忆苦思甜报告中描述的劳动人民不同的生活场景。那里有宴会有舞厅有沙龙的高雅。还有我们家老辈人旅游、游泳的照片。从那些单纯的风景照和它们后面的题诗或题词来看，他们活得挺滋润。封建士大夫的老朽遗风和资产阶级的奢靡气息，从每一张照片里向外放射。 而且我当时想，这一切和“职员”没有关系。可不，还拉那些调子伤感的二胡曲！还写诗！无产阶级革命都成功了，可她还在诗中说自己把握不住希望！纯粹是小资产阶级茫然无依的情绪的流露…… 那里还有这样的照片：长长的送葬的队伍打着幡，披着孝，吹打着哀乐在城里的马路上行进。花圈和挽联堆积在灵堂。这是我外公的丧事照片。我曾零星地从我外婆那儿粗糙地知道外公是清末的一个官吏，清朝垮台以后，他只是埋头作学问。我外婆经常念叨这些琐事。比如说他怎么捐了个官呀，又说他怎么“头悬梁，锥刺股”地在没当官前刻苦读书哇，要不就挺自豪地说，国民党跑到台湾时，怎么派人到我们家，来了几卡车专门将他的著述及有价值的文物运往台湾……我那会儿不愿听她的唠叨。因为她说的一切都那么过时，也那么矛盾：刻苦读书却中不了举，这也罢了，偏偏说家里穷却又能花钱买官儿作！再说了，我这位外公自从当了清末的官吏，不但在京城购置了房产，而且还讨了3房太太，我外婆就是他的第3房，足足比他小50余岁。据她说，她是穷苦人家出身。还是在不懂事时便被家人卖了。十七八岁时又被卖给外公作小老婆。她只粗粗的认识一点儿字，却永远说不清自己的籍贯和父母。 我们家也有穷苦人家出身的人，这多少让我感到些许安慰，然而这点安慰只像夕阳最后一缕光线那样微弱而短暂。认识家庭影响绝不是给自己的家庭评优摆好。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别加入“自觉革命”的队伍。我们班就有个同学这么干，一会儿说自己的右派爹妈给自己如何坏的影响，一会儿又盛赞参加过老红军的爷爷给了他什么革命影响，弄得不伦不类，以至招来同学耻笑。 是的，起码从外公那儿开始，我们家就沦为剥削阶级。我爸爸是反动军官，又在台湾。这真是货真价实的反动家庭。我怎么能不批判它，不认识它的影响呢？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找到我姨夫并告诉他我要认识家庭，希望他尽其所知把一切讲给我听时，我没能掩饰住我过分渴求的目光。他在他家昏暗的灯光下吃惊地打量我，半晌才说：“你妈知道吗？”我告诉他，我们家对这些事讳莫如深。我不可能从她那儿得到任何这方面的资料。他点头同意。答应我明天一早和我一起上外面去聊。“不能今儿晚上吗？”他说我提出的问题太突然，他需要准备准备，“家史这东西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的”。 我这位姨夫挺严肃，也挺客气、慎重。 我那会儿特别看重他。我认为他虽是右派，但改造得不错。他有件事儿做得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还是早几年，我姨的妈——就是我外公的大老婆，我们也管她叫“婆”（湖北叫法。外公是湖北潜江人氏），是虔诚的佛教徒，一天到晚烧香念佛。一次我哥哥生病了，发烧发得很厉害。吃药打针都没能见好转。她知道之后就在她家的挺宽敞的台阶上摆好案子、观音菩萨，点上香炉，她则在正对着我们家门的地方手执佛珠跪着诵经。我清楚地记得她念着念着突然下起暴雨。瞬间院子里就积满了雨水，雨水也稍到她家的台阶上。可她视之若无，只顾微阂双眼诵经。奇怪的是，雨停了，她的经也诵完了，我哥哥的病也好了。有一天她却无法念经了，是我姨夫也就是她的女婿将她的所有侍奉佛的物器都统统埋葬了，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们家传出几声激烈的吼叫。是我姨夫。他每当发起脾气来都会高声狂吼，闹得全院都知道。我那姨似乎和他顶撞几句什么，但显然要气短得多。接下来我姨夫就旋风—样冲出房间，在角落里抄起一把铁锹，就在院子的东南角的空地上挖坑。邻居们都躲在窗帘后面看他的举动。一个不小的坑挖好了。我姨夫气哼哼地回到屋里。当他再次出来时，于里拎着那些高档的瓷器如来佛、观世音……等等，他把它们用力扔进坑内，然后又回屋抱出我外婆用一生的信仰“请”来的侍佛用具，一一将它们在大坑里毁坏后埋葬。我外婆和姨一声也不敢坑，躲在屋内连出来一下子的胆子都没有。因为姨夫已经在狂吼中警告她们了：“共产党破除迷信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躲在这阴暗角落里弄这套，干什么！？想造反那！”我那个婆躺在床上，从此就没爬起来。 我这个姨夫发起脾气来十分暴躁。但他清醒时还满像个小学教员的。譬如此刻——我请他告诉我“反动”家史的时候，他就既严肃又认真，还很热情。 第二天一早，我们俩按约定先后出了门，然后往天安门方向走去。 那是1964年的夏末。北京城除了“十大建筑”之外尚无新的建筑问世。人也不像如今这样多。所有的人简朴得就像麻雀一样单调。我们边走边聊。后来进了天安门内，在午门前的那个大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席地而坐，谈话开始进入正题，他详详细细地讲述那些我既想听又十分厌恶的东西。我们家……唉，在当时的那种社会价值标准下，他口中吐出的每个字对我来说都如同凌迟刑罚的一刀。我在心惊肉跳和难熬的痛楚中经受了一个上午的酷刑。那滋味实在是我从来没体验过的。正是从他口中，我知道家庭的一切比我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也严重得多，他所说的这些完全是被我们当时的社会所唾弃的。它的一切和那会儿的价值观念是那么抵触，完全是解放前的革命对象——共产党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起来闹革命的吗？我怎么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呢？你从我外公那儿看吧，他讨那么多老婆完全是为了生个儿子。为了传宗接代！好继承他的封建衣钵！偏偏天公不作美，竟真的没一房太太给他生个长命小子。据我姨夫说，外公是有两个小子，是大老婆生的。可惜都不给他争气，一个患肺痨，一个沾上了吃喝嫖赌抽大烟的毛病。外公管不了这位抽大烟的，只能用断他花销的方法来整治他。然而这位公子哥儿岂能受这个？！竟混进伙房给老爷子的莱里投了毒。幻想老爷子一“嗝屁”他好独吞全部家财，偏巧那天厨师心血来潮，从来没喂过狗的他从锅里舀出一块肉来逗狗。万万没想到那狗刚吃罢肉就七窍流血倒地身亡。外公一怒之下将他逐出家门。谁知这家伙真是流年不利，在外游荡时竟被歹徒绑了票！然后向我外公索要10万现大洋，老爷子岂肯出这血！连理也不理。这个儿子就被“撕票”了。 你听这事儿，多丑恶！ 我爹呢，这个台湾人，说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想想吧，解放前，谁才上得起学：还留学东洋？！当然只有剥削阶级子弟才能上大学、留洋！念了书你倒是顺应历史潮流呀，不，他非要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军阀齐燮元的部队里当上了日文翻译官！这不是汉奸地干活吗？看看中国那些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话剧、小说，那些日文翻译官有几个是人样儿？ 我一再追问姨夫，作为剥削阶级反动派，他们有没有像电影里描述的镜头那样对党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没有，没听说，姨夫说。我一边松了口气，一边还作出一副“极左”的样子这样说： “无论有没有，我都要从根上认识家庭。” 这是最详细的一次对家庭情况的了解。没看到任何文字的记载，也就是如今人们所说的证据一类的东西和物件，只是道听途说。而且连这也只是个极为粗糙的大概——毕竟我们只聊到中午吃饭时就打道回府了。但那会儿我却固执地认为：没必要再详细了。这一切已是罄竹难书了。够你这辈子从灵魂深处上深挖细找封资修思想毒素的影响了。 六 那会儿我完全相信这种宣传：对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来说，你只有“认识家庭”，才能走向真正的人生，革命的人生。否则你便是没有灵魂的人，一具行尸走肉。于是我愿意花很多时间、精力投入这种只有如此才能“挤”进革命队伍的行动。革命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了。 我开始带着狂热的激情写“思想汇报”。功课以及一切学生应当为主的学业，我全置之脑后。要知道，政治是灵魂。要是你连灵魂都没有了，功课好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功课一个劲地往下滑。我心里真是急得够呛。但没办法，我的首要问题是认识家庭。妈妈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趣和生活习气，自然成了思想汇报的中心。每当我写那些“认识家庭、自觉革命”的“思想汇报”的时候，我都很痛苦。我想到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的很多场面，她以自己瘦弱的身躯，和外婆一起担起养育我们子女4人的担子——要知道，全家6口人，只靠她一个人那50多块钱的工资和那点房租钱呀！可是我要“自觉革命”，我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这是革命的“大节”。我发誓要彻底铲除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的、多愁善感的、瞻前顾后的德行，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义无反顾的进攻性的品格。 我非常可笑地在思想汇报里将我所知的一切都填塞进去了。除了家庭那些在我看来是十分重大的历史问题外，我还挖空心思地编排进去了很多杂七麻八的零碎，甚至将我妈爱描眉，爱擦雪花膏（那会儿没有如今这样品种繁多的化妆品），每天都要擦一遍皮鞋都写进去了。在一份思想汇报中我写道：在3年困难时期，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每当她听到母鸡下蛋后的“嘎嘎嗒、嘎嘎嗒”的叫声，都会旋风一般地冲进鸡窝（这当然是夸大其词），抓起尚有余热的鸡蛋便对着镜子往脸上有皱纹的地方抹，说这样可以熨平脸上的纹理…… 我必须承认我写这些是很痛苦的事儿。要不怎么叫“自觉革命”呢。“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决非仅仅是华夏民族所独有，它是全人类的财产。我从那会儿便体会到冲破这种心态实在是很需要革命的勇气的，你必须下手从心窝里往外没完没了地掏呀掏的。这是没头儿的事儿。因为你要革命，自觉革命，那你就要像雷锋讲的那样：“狠斗私心一闪念”。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我暗自以为，我已在自觉革命的途程上迈向新的台阶。谁知，当我向我的入团介绍人汇报完我的“自觉革命”新篇章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你的认识很肤浅，还有点虚伪。这不行，你应当……” 我非常震惊，同时感到非常委屈，难以控制的情绪突然爆发，我没别的选择，只能狂躁地离开座位冲出教室。那一晚我在圆明园里徘徊许久，我感到一切都很严重：你在脱胎换骨可组织根本不相信你。那么你就把你一生的光阴投入到这种徒劳的“自觉革命”中去吗？难道人的价值真的就在这里吗？很晚我回宿舍时，我那位介绍人来找我，继续批评我说：“你突然跑出去也不说一声，害得我们好找！你觉得我说得不对可以说出理由嘛！”我客气地对他说，我在按照他的思路思考：我怎么才能不虚伪地提高我自觉革命的水平。他依然满脸不悦地说：“那你也要依靠组织呀。”我没犯傻跟他说真话。如果我真把我的活思想讲给他，我相信我只能落入更惨的地步。 我苦苦琢磨我如此不被信任的原因何在，却无论如何也理不出个头绪。我只能选择唯一的一条路：一如既往地自觉革命，继续深入地认识家庭。这种毫无希望的灵魂厮杀真是一种残酷的游戏。忍受着他人的误解和永远的不信任，我想起我第一次将我写就的洗脑报告交给有关领导时，她那种毫无表情的眼神，没有支持，没有同情，更没有惊讶，她只是用我至今也琢磨不透的眼神看着我。 原以为交了思想汇报就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了，谁知蛮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开始吃不下饭，上课走神，精神委靡，夜晚则整夜整夜地失眠。学校四周的水稻田里的蛙鸣是我漫长的夏夜里唯一忠实的伴侣。听那通宵达旦的万蛙狂噪常常令我也禁不住血脉喷张地欲狂吼乱叫他几声。但我只能沉默。任何反常的举止只能让人得出你对现实不满的结论。这在当时可让你得到任何“水平”的处理。我夹紧尾巴做人。大约也就是过了10天上下，我已自觉骨瘦如柴。最糟的是有一夜我在辗转返侧中熬到黎明起床时，发现枕头上、床单上到处都是又细又黄的头发。我立刻又惊又怕，照镜子，摸脑袋，终于发现我被“鬼剃头”了！在脑袋的右上侧，一块亮晶晶的粉红色皮肤暴露在镜子里。用手摸摸，光滑平整如锡箔。 当然，这一切我妈都是不知道的。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小规模的冲突。那是1965年夏天，我弟弟刚刚初中毕业，就想“上山下乡”。我妈当然不同意。“你应该念书，趁着年岁小，脑子好使，多多地读点书……”弟弟那年刚刚15岁。我姐姐也不愿意他去。他就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青年运动方向，是光明大道，她们不同意，就更说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咱们不能屈服于不正确的观念。你干脆自己拿着户口簿去报名……。弟弟听了我的话，偷出户口簿去报了名。然后他背着简单的行囊不辞而别。他就这样和家庭划清了“界限”。 平时我妈最喜欢他。他的离去使她黯然神伤了几天。一天，我听她叹着气对我外婆说：“我的心思是，长大了总不能不学无术吧？不听我的呀！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咳，好自为之吧。”我外婆还安慰她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担忧愁。由他去吧。” 罗里啰嗦地说了这么多背景，很多读者大约已经厌烦透了，但所有这些我都必须说清楚，否则，我母亲所经历的那独特的一幕，人们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我说了半天，实际上是说，像我这样的中学生，真是单纯幼稚得近乎愚蠢，在那样的年龄，我应该接受的是平常所说的“启发民智”的教育，谁知偏偏相反，我们非但没有被启发“民智”，反而被推向愚昧与无知的汪洋中不能自拔。 七 在学校，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东西，实际是功课以外的内容。 越接近“文化大革命”，“脱胎换骨”的口号就越喊得响。校领导对贯彻阶级路线倾注了巨大的政治热情。个别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明显地感到压力——考上大学的希望不在于学习成绩，而在你的政治表现。如果你没有特别突出的政治表现，那么出身将是他唯一的高考人场卷。 班上对“认识家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终于有个叫谭力夫的大学生向社会公布了这个相当准确地表现当年中国社会特色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说，遗传基因是无法改造的。60年代，生物工程作为新兴的科学也才刚刚问世。否则，一定会有出身不好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去作更换遗传基因的手术。 那一切弄得出身不好的人无所适从。他们被叫作“狗崽子”，并且毫无例外地成为“走资派”的社会基础。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大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不可能去“造反”，也不可能去保谁。你想想，你有个台湾的爹，那样一个妈，是这么个出身，你造谁的反！再说，那些被造反的，不始终是教导你要“脱胎换骨”、“自觉革命”的导师吗？而那些造反的同学，一个个又都那么“根红苗正”，人家觉悟多高！立场多稳！你比得了吗？你比不了！你就乖乖地看着吧。正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于是我独自一个人东瞧西看，上午去清华，下午去北大，要不就去钢铁学院、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革命派和保守派厮杀得如火如荼，无论青年学生还是专家教授，都已经将应当应份的那份差事扔到九霄云外，天天睁着火眼金睛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各大专院校的高音喇叭发挥了最高的效率。。在大字报区，人们像蚂蚁一样挤在一起。激动的喘息、酸腐的汗臭、竟相攀比的革命辞藻、白日的火辣辣的太阳和夜晚那高强度的聚光灯……一切都打破了以往的秩序。连外国人也卷进来了。一次我看见那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李敦白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演讲，不禁对他用娴熟的华语演讲以及非凡的鼓动才华佩服得不得了，同时我也预感他迟早会遭灭顶之灾。想想吧，你一个老外，在中国玩政治，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投身风口浪尖上耍花抢，最终你会捞到什么？！果然，他不久就被冠以“大特务”的头衔而身陷囹圄。我还在清华看见一个挺漂亮的女同学因穿了一条瘦腿裤而被一群男女造反派围住，将裤腿撕烂…… 有一天我回到学校，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大操场中间围满同学。没有扩音器，只有声嘶力竭的喊叫，我连忙忐忑地走过去，原来，我校红卫兵已经将我校“反革命黑帮”一举揪出！看着那些我一贯仰视的校长和我们班主任、政治教师和那么一大群校领导，狼狈到极点地被围在中间，任那些他们过去的门生们戳戳点点，甚至被吐口水、遭脚踢，另有一些“受蒙蔽”的师生在痛哭流涕地揭发“黑帮”的反党罪行。昨日还是神气的党的基层组织，转瞬间就被革命小将“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 那些出身不好而又拼命“保皇”的同学，隔三差五就被勒令到大操场上去受训。他们被勒令蹲在那里挖野草。每个人身边都围着好多同学看，谁挖得不好就会招致拳打脚踢。那些低年级的小同学还会独出心裁地抓起一把土或者捉到一条虫子什么的放到“劳改”的同学的脑袋上或者脖子里。他们不能有半点不驯服的表示。否则，更大的苦头就会接踵而来。 最糟糕的是他们已经丧失了热爱毛主席的权力——勒令不许戴毛主席纪念章。我的一个同学郑光召（后来也成为作家）为此痛不欲生。他可以忍受无数次在操场上、在教室里的痛打，却无法忍受不许他戴毛主席像章。他偷偷弄来一枚纪念章，戴上，就被我校红卫兵揪去，多次以后，他终于将它别在左胸上。他希望它别在肉里，别在心上，就永远不会有人将它揪走了。但是肉不是衣服，它排斥那根金属别针。很快，化浓了。他就上碘酒，希望它能结成老茧，以使那儿有一个像过去女人戴耳环那样的随便出入的窟窿眼。但他的这个理想没能成为现实。据他说，那个像章终于和疤一起掉下来时，他像个娘们儿似的痛哭了一场。但更倒楣的事还在无穷尽地等着他。进入“红八月”，“破四旧”开始了。在崇文区的一个什么人将前来抄家的红卫兵砍死了。（最巧的是，吕年后我从山西转回北京工作的工厂的办公楼，就是那个挑起北京“红八月”血腥杀戒的房产主杀伤女红卫兵的所在）。“阶级敌人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了！”“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呼声狂猛地刮起。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在进行了短暂的动员后，让四班讨论。谁想，各班都在各自的教室里展开了群众性的刑讯。郑光召和其他两三个同学被打倒在地，然后由几个身强体健的男同学抡圆了带有大铜头的军用皮带猛抽了一个多小时。每抽一下，围观的同学都要齐声喝彩：“好！” 我心惊肉跳地站在最后面看着。仍然不懂这一切的意义。 没有人发现我偷偷溜出教室。溜进圆明园。我庆幸我太不起眼了。我没能“保皇”，完全是我始终没能引起老师注意，没培养我作表率、典型什么的。否则，我一定会像郑光召那样去死保校领导。那么我也会像他一样，被打得肾受伤，至今落下病根。 “夹着尾巴做人”，谦卑渺小地活着，我像一条虫子似的避开了“文革”初期的锋芒。 我知道，我的阶级出身决定了我只能如此。 像95％的中国大众一样，我们善良而无害。可偏偏正因为如此，我们纵容了恶的传播。后来我的一个研究哲学的朋友说：那一切赖谁？黑格尔说：有什么人民就有什么领袖。 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中学生，我可以说我当时什么也不懂。一切当时理解的共产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都已经被划在“封资修”或“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范畴内了。我们只学习无产阶级政治，学习“反修防修”，培养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尽管我知道自己受出身的局限不可能有什么可资乐观的前景，但我偷偷地执着地为自己划定了革命目标：不求自己像黄山松那样令人景仰，但我要求自己能作一棵贫瘠土壤上的小草。我默默地为革命奉献就可以了。那些根红苗正的人能够在世界革命上兴云布雨，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只能“认识家庭”，在家庭这个寸方之地上兴风作浪。 我在那个到处是“红海洋”的日子里，悄悄地虔诚。 也许正是这样的“境界”，使我在“红八月”的日子里，曾自觉自己的革命嗅觉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曾和几个出身和我一样不怎么样的同学一起窝在宿舍里研究小说《欧阳海之歌》封面上有否反动标语，在回力鞋底的纹路上找国民党的党徽，逐字逐句地推敲校长、老师的讲课笔记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成分…… 一个星期六，我回宿舍时看到二楼正对着楼梯的曾是医务室的门大敞着，里面散乱地堆放着那些“自觉革命”的同学从家中抄来的“封资修”物品——我校红卫兵除重点抄家外，更动员广大“自觉革命”的同学自行抄家，尚未散尽的樟脑味表明它们来自陈年箱底。我瞥了几眼锦缎戏装、绣花小脚鞋以及高跟鞋，玻璃丝袜什么的，接着就发现那些要命的东西：我从家中抄拣出来的相册被摊在桌上，照片七零八落地散在桌上、地下……我顿时觉得全身在燃烧。至今我也没捕捉到那一瞬间我涌起的复杂感情都有些什么成分。是被扒光了遭羞辱的感觉，是自以为崇高的自我牺牲行为却被漠视而产生的愤慨！或是惭愧——自己从家中抄来的东西与那些绫罗绸缎及金银器皿相比是何等寒酸！……总之，我说不清。但经过20余年的沉淀，我知道当时那种复杂的感情中，惭愧自己从家中抄拣的东西过于简陋、寒酸占了很大的比重。当然，遭羞辱后萌生的恼怒也有，但很快就被“狠斗私心一闪念”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原则所击败：既然要背叛家庭，还怕在革命同学面前展览家史吗？！应当在更大的范围展览它才对！既然别的同学可以从家中抄来那么多古玩玉器，你为什么不行？！然而我知道我不行。事实上，自从我们家的老K回台湾以后，我们家的日子便日见艰难：靠变卖家产度日。什么红木家具啦、外公的古旧珍版书籍啦、明清或更早的朝代的文房四宝以及字画啦……这当然在那时也卖不了多少钱，刚解放，新的价值观正在确立，很少有人把它们视为有价值的收藏。我妈在1950年以后才工作，直到60年代工资才长到60余元人民币。可以想象一个妇女拉扯几个孩子和一个老母亲度日是何等艰辛。家中稍稍值点钱的东西早已变卖殆尽。记得当初我考人清华附中时，我妈对著录取通知亦喜亦忧，说：“上了高中就要上大学呀！”我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什么，没作声。继而她叹口气说：“上吧，供你，咱们甘家也该出个上大学的。” 所以你看，在这种家境下，能指望我搜出什么呢？ 八 下面这段事儿，我不止一次地宣讲过，在这里，我必须再叙述一遍—— 那天下午，我读罢两课时的《毛泽东选集》——那是你必须认真对待的“天天读”，否则，你就会引火烧身。被武装好了的我，满怀着革命的锐气，走出校园。 我暗自打定主意，非在家里翻出点什么！凭着我的革命嗅觉，我不信我什么也翻不出来！那个封建遗老（就是我外公）在清末当过巡抚一类的官儿，又曾管掌烟酒专卖的大权，怎么可能除了那么几栋房子就没有别的传家宝？！再说我那个台湾老K既然在日本人手下干过，日本人在中国大搞烧杀抢掠，他就没在这个过程中敛点什么价值连城的国宝！？ 我就差鬼迷心窍地认为我们家有藏着成吨金条的地窖了。 返回远在西城的家中路上，我体会到空前浓郁的革命气氛：汽车内有中学生率众人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大街小巷无处不闪现身穿褪色绿军装的红卫兵身影；戴着高帽子游街的“黑帮”怪声怪调地唱着“黑帮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就把我砸烂！砸烂！砸烂！”在砸路标的红卫兵引来无数围观的人，道路阻塞了，从汽车车窗里探出无数个革命的脑袋，和革命的群众一起为砸路牌而欢呼…… 我们那个大杂院也在沸腾。一位在洗澡堂子里当搓澡工的女人因出身“红五类”而“铁肩担道义”，挨门挨户地警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有两个尚未上小学的姐弟俩被她戳着鼻子训斥道：“你们狗爹狗妈在东北劳改，你们不把户口迁到那儿的狗窝去，赖在革命心脏干嘛？要留着根准备反攻倒算？！没门儿！现勒令……”那姐弟俩吓得缩瑟在一起，后来真的迁往东北至今未归。隔着我们几个门的袁大爷，因“反革命”罪突然遭到公安局的逮捕，当他老伴为他送衣物时，他竟已经被送往山西劳改农场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太太控制不住地坐在地上号淘大哭……更令我震惊的是，我外婆以70高龄被红卫兵小将押往离我们很近的一条胡同，那边有个院里住了一个姓林的地主婆，她丈夫虽然早被镇压却显然没给她什么教训，仍然穿红戴绿擦胭脂抹粉还常搓麻将牌，我外婆曾和她一起摸过几把。这事被她的邻居揭发检举，这样，凡和她有过往来、牵连的人无一漏网。那群老太太被集中在她的家中，被勒令一边揭发她的反动言行，一边眼睁睁地看着这位60余岁的地主婆被轮番鞭打——关键是让他唯一的独生子毒打。她那儿子我那会儿经常见到，他似乎比我大一两岁，生得又高又大，被他妈养得很是不错。他在那种场合下唯一的选择大概只有高举皮带痛抽生身母亲。后来邻居们说他抽得非常狠。红卫兵小将在一边，他们在看着他站在谁的阶级立场上。所以那时候，灭绝人性是他唯一的选择。林太太在当天晚上死去。她遭毒打后口渴难熬，要喝水，他儿子当时不知道这样会引起“肺炸”。据说，那碗解渴的水就这样为她送了终。 为了表示划清界限，那群老太太们也要呐喊助威。我外婆魂飞魄散地目睹了这一场面，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筛糠不止地悄悄换洗衣裤：她被吓得排泄失禁！并且，她一直就患有的摇头症从此就更加严重起来。即使在睡眠中，她的下巴颏也会不能自己地左右摇摆不停。 这类事情犹如蜂群追逐着将毒刺刺进我盲目的思绪，使我越发头脑膨胀。我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当然，按惯例只能从“红宝书”里找答案。很快我理清了头绪：革命就是和一切旧世界彻底决裂；新的道德准则是阶级斗争的准则——亲不亲，阶级分；必须六亲不认才算清算了孔老二的封建伦理道德。这便是无产阶级进攻的，闪光的道德，它比所有其他的阶级的道德来得更严格、更艰险，但也更坚定、更火爆、更丰富！ 我决定了行动步骤：彻底翻一翻箱子底儿，争取找到金银首饰之类货真价实的玩艺儿。当时家中除了外婆惊魂未定地躺在床上外，母亲，哥哥尚未下班归来。姐姐也未从学校回来。几个樟木箱子里竟然真的除了秋、冬装外并无其他。我好生失望。我用手指弹了弹箱子，希望发现夹层。然而一切努力均未达到理想的结果。我独自坐在破沙发里运气。后来他们陆续回来了，各自都是满腹心事，家中气氛十分冷淡。我相信我们谁都不太好过。我妈厂里一定不会放过她。我哥哥的厂里也不会放过他。我姐姐可能会好一点，他们工艺美术学校里的成分肯定更复杂，搞艺术的嘛，早就被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统治了17年了！所以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才从艺术界开始！于是她在那儿肯定不会显眼。 家中笼罩着台湾那个人聚散无常的魂魄。这个家因此家不像家，店不像店。虽然是炎热的8月，但我却如置身于肮脏的天然冰窖。母亲归来后，照例是先换上绣花软底拖鞋，擦皮鞋，刷牙，洗脸，然后便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梳妆。确实，她近来在这方面更认真了。看着她一边梳头一边摘自发，我知道，她这样认真的大概原因何在—— 从春天开始，我家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干巴瘦、面目清癯、着西服革履、手执文明棍的老者。我对他从来都是横眉冷对或压根就不予理睬。但他从来都以老知识分子那种宽容、理解的一笑而置之，这种阅尽人间沧桑的睿智从他的微笑和眼神中居高临下地流露出来，让我心中暗恨不已。我觉得他没资格如此。单从他那身服饰来看，他对时代是多么缺乏认识呵！ 此刻，我知道，母亲又到了与他会面的时候了，星期六，他们每周六都见面。坐在家里聊一会儿，他放开老人特有的那种公鸭嗓尖锐而又断续地笑上一阵，便到外面去下馆子。他大概是个老鳏夫。而我母亲，也已独身近30年，我猜，他们大概想再成个家。说实话，按照我当时的观念，我真觉得这是资产阶级腐朽到极点的享乐观在行将就木的老朽身上作祟。如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某，居然仍然有人还醉心于饮食男女之事，真令人咄咄叫怪！ 就在我妈要和镜子中的自己暂别时，那么巧，院子里突然传来严厉的呼叫声： “站住！不许动！ “说，你是干什么的？什么出身！？” 接着就是一阵呼号：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一个箭步窜到院里。事情发生在大杂院第二个院子往我们小院拐进来的道口处，一大群穿褪色国防绿的红卫兵将那个“反动派”围在中间。我透过人的缝隙看到，遭围困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西服革履的老鳏夫！ 他仍是那身略呈肉色的西装、黑领带、白裤子、三接头褐色皮鞋，所不同的是那根黑亮的文明棍不像过去那样在他手中神气地悠荡，而是随着老人的手臂筛糠般地颤抖。他睁大惊恐的眼睛，拼命想保持学者的风度，甚至再流露出宽容的微笑。但显然有什么巨大的威慑力阻止他依照自己的思路行事。即使再愚钝，他也一定能依靠本能感觉到，哪怕他只是稍稍流露出些许被革命小将不能理解的言行，小将们手中的宽板腰带将会在他身上龙飞凤舞一番。他只能嗫嚅着，颤抖着，作出一副可怜而无奈的样子。果然不出我所料：是他那身自鸣得意的行头使他众目睽睽，不但吸引了普通民众，也吸引了革命小将。他自己引火烧身了！不过他也够命大的，走了这么一路，到我们这儿才被堵截！足见我们这条胡同有着非同一般的革命气氛。他们批判他的服装，进而批判他的灵魂。说他竟敢穿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服装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面前奥美！真是美的没边了！他们往他脸上吐唾沫；扯下领带在地上踩，然后又套上他的细脖子，说这是牵狗绳；他们把他的西装后摆撕开一道大缝，又把他的白衬衫撕开，让他露出瘦骨嶙峋的后脊梁……羞辱够了之后他们审问道： “说，你住在哪屋？” 显然，这是要在批判过后去抄他的资产阶级财产。 “我……我……我不住这儿……” 他睁着泪眼昏花的老眼分辩道。 “住别处！那你跑到这儿来干嘛！？说，找谁扇阴风点鬼火？！” 老人扬起头，迟疑地在人群中搜索，全院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姐姐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我看见她也站在人群中。我妈、哥哥也在。我妈神色焦虑地站在别人家的一扇窗户旁边。那老头迟疑着，拖延着，所有的人都屏声敛气等待他的揭发。事实上，也许他们都知道他来找谁。不过碍于情面不愿当面点破罢了。不过我注意到，那个在浴池工作的“红五类”没在，这使这场戏减色不少。 半晌，那老头嘟囔着说： “我不是来找谁。我，我看我，还是回家……我，只当我，走错门了……。” 他的声音多少恢复了常态。并且，他当真开始往院门口走去。然而革命小将不达目的岂能甘休，他们揪住“牵狗绳”往回一拉，老人便踉跄着退回来，他艰难地咬着，脸憋得通红。 “说，找谁！” “找、找、……我找……咳咳咳……” 早在红卫兵追问他来此找谁时，我便已经感到我内心的革命冲动有如火热的岩浆般一股股地在脑海中膨胀。这时，我终于难以自持了。我突然大声喊： “他找她！那是我妈。他们一样都是资产阶级分子。你们看她穿的那双绣花拖鞋！” 我觉得我这个宣布使所有的人都骇然，顷刻间人们把目光都投向我，当人们再去注意那双绣花拖鞋时，我妈脸色惨白地嗫嚅着：“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接下去，我记得我联系她的出身，批判了她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些话都是不加思索信口说出的革命辞句。奇怪的是至今我除了能记起当时的场景以及若干细节，我想不起更具体的话。我记得我当时确实口若悬河，一点嗑巴都没打。现在看来，完全是那些“思想汇报”和“认识家庭”的汇报起了“应运而出”的作用。 幸亏那些红卫兵年龄尚小。大约那是他们第一次亲身经历一个儿子批判一个母亲的场面。这大约也属于他们一笔意外的收获。他们忘了继续纠缠那老头，也没当场想起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譬如抄家什么的。总之事情没有再往下发展下去，或许天色将晚，小将们肚子咕咕叫了，那个带头的红卫兵在我发言之后匆匆做了简短的发言，接着便鸣金收兵了。 顺便说一句，那老者从此也销声匿迹。 我回到屋里时仍保持着气昂昂的斗志，准备迎击来自母亲、姐姐、哥哥任何一方的责难。居然人人对我客客气气，说话和声细语，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动那根敏感的神经。说真的，这倒使我感到别扭，我越呆在家中越感到不是滋味。我想马上走，回到清华附中独自在圆明园或宿舍里大约会好得多。但在走之前，我有两件事必须完成—— 一个是我妈结婚时买的那个米黄色的梳妆台，它上面的那张大圆镜子，纯属资产阶级的臭美镜，必须作为“四旧”予以砸碎； 另一个是，我每月15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是回家取生活费的日子，如今，我必须与家庭彻底决裂，决不伸手要那十几元钱。可回学校的伙食费怎么办？嗨，想它于嘛！革命嘛，甭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永往直前吧！ 我原准备摘下那面大圆镜子后将它拿到街上的垃圾站去将它砸碎。但在拧螺丝时，我母亲已经明白了一切，她走过来帮我扶着它说： “对，摘下来吧。不过呢，你最好让我自己砸碎它。这是我当初结婚时，你外公送我的。这是他唯一留到今天的家具。” 我听她那意思，是要亲手砸碎以示与旧家庭或说是她的血统决裂。但我仍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反问道： “要是我下次回来看见它怎么办？” “你砸呀！”她干脆地说。 我按照她的吩咐，把它立在墙根，她用一块陈旧的线毯将它蒙起来。并且再次表示，她缓口气儿就去砸碎它。 说实话，我那会儿已经感觉到她实际上是不会砸碎它的。但我也真的也不想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我只觉得自己太过分了。那面西洋镜子是虎口余生。 我开始收拾书包，并且翻箱倒柜地寻找换洗衣裤，并且竭力要作出一副离家出走永不回还的样子。没人走过来和我搭喳说点什么。我觉得在这里每多挨一分钟都是一种成分复杂的煎熬。就要离开家门前，突然传来我妈在里屋用和缓的语调叫我的声音： “你没生活费了吧，来，拿了再走。” 那声音和平日没一点异样，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那是我完全接受得了的声音。 要不要？就这么回到她身边去拿生活费？！我觉得我是个有骨气的人。你不能批判了人家，把这儿搅了个乱七八糟，要彻底背叛家庭，反过来又要人家抚养你。这太尴尬了，让我觉得脸没处摆。可没有生活费怎么办，班上哪个同学会支持你哪怕是十天半个月的伙食费？那会儿别说中学生，就是大厂长也没什么多余的钱。红卫兵领导核心会动员全校革命师生管你吗？更不可能。我们学校已经在前几天有个“狗崽子”劲头十足地向红卫兵领导汇报自己已经与家庭彻底决裂了，请红卫兵领导给予帮助。红卫兵领导于是发动了一场题为“如何彻底背叛家庭”的讨论，其中专门讨论了决裂后的经济来源问题。结论是：一分也不能少要！加重反动家庭的经济负担，让它永远在超负荷中挣扎。这一方面是对他在历史上曾剥削民脂民膏的惩罚，另一方面，又是使它不能有经济能力从事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哪怕是买张大字报纸的钱呢！也让他无力购买。 所以你看，我此刻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腆着脸走近我的造反对象。 于是我往里屋走去。虽然仍然是雄纠纠气昂昂理直气壮，但在内心我咒骂自己是个卑鄙、渺小、低劣、无耻的小人。 那一天我非常不开心。从来没有过的阴郁压迫着我。回清华的一路上依旧看到高涨的革命热潮。我却情绪低迷地缩在汽车的一角，拼命想回避任何人或声音。学校里，即使是周末也是革命者的节日。高音喇叭不间断地广播着毛主席的声音、“中央文革”或“两报一刊”的充满鼓动性辞句的文章。宿舍已成“狗患子”逃避家庭、逃避斗争的避难所。他们像我一样隐藏着苦涩迷茫的思绪，却露出一副热心自我改造的模样，假腥腥地沉浸在“四卷雄文”中。 在纷乱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母亲真的很爱我们。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特别肯为我们花钱。记得是在上初三那年，因为淘气，我从房顶上摔下来。右肘尺骨鹰嘴骨折。当时，我只感觉右臂不能动。同学把我送回家中。我外婆又赶快打电话给正在北京内燃机总厂上班的妈妈。她回来了，二话没说就带我上了积水潭医院。因为那里的骨科是全国最好的。我心里特别惭愧。因为增加了家里的经济负担而惭愧。我当然特别希望照完透视只是给我点药就回家养着去，谁知是粉碎性骨折，必须住院。我不敢看妈的脸。我说我不想住院。妈再三劝说，说粉碎性骨折，在家里养不好。你必须住院。我说一点也不疼，用不着住院，回家养养就会好……我妈一眼就看出我怕增加她的负担，怕我多花钱。她终于急了：“我这里有钱。住院的押金都已经交了。你不住人家也不退。再说，闹不好你落个终身残疾可就糟糕透了。”终于，我住院了，手术时将碎骨头用钢丝八字固定，又打上石膏，一个月后我出院了，但心里长久地很不安生。所以，我妈非要我住院不可的情景，至今也记忆犹新。像这种记忆，还真是都是在那一晚上回忆起来的。在此之前，我从来也没想过，家长是何等含辛茹苦地在这个社会上承受着来自社会的、自然的、家庭的……等等各方面的压力，来支撑一个小小的社会细胞——家庭。 想着，我觉得自己的身心无比虚弱起来。我拖着疲乏的脚步在圆明园的荒野中走着。饥饿、颓丧，更主要的是对未来的绝望心境笼罩着我。我觉得我是那样单薄、虚弱、无法救助。 夏夜的圆明园充满了温馨。大片水域里生长的人民公社的社员种植的莲藕田里，怒放的荷花正散发着扑鼻的芬芳。但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清华大学，北京体育学院，还有我们学校的高音喇叭，持续不断地将义正辞严的声音遥远而又清晰地传来。 我希望早一天走向农村那个广阔天地，用劳累和汗水淹没小资产阶级多虑而又躁动不安的心灵。 九 我当然记得我在“文革”中所干的一切。那真是我成长的心灵中最为痛苦也最为矛盾的一个时期。那时，我常常面对当年的现实这样想：“忠字舞”就这样永远地跳下去吗？“早请示、晚汇报”就真的陪伴我们一生？每个月29斤粮票，半斤油票、逢年过节才赏赐每人2两炒瓜子和1两花生的日子，就不会有所改变吗？还有那8个样板戏，就永远统治舞台，而其他的所有文艺作品，都战战兢兢地等待批判？……想到这些，我有点泄气，每次星期六回到家中，母亲总是尽其所能来改善伙食，比如炖带鱼、烧茄子什么的，这些，都是她下班时带回家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见她肩上挎着、手里提着上班带的东西又提着那些不多的蔬菜什么的，特别觉得她瘦小而开始驼背了。我觉得她老了。无形中，我对她无比地怜悯起来。真的，我不愿意看见她老。我真愿意她永远年轻。 我想到她在单位的日子肯定十分不好过。家务和工作本不轻松，再有精神的压力，她能不见老吗？那些日子，她竟已经放弃了回家就洗唰的习惯。她就带着那满身的尘土，穿着满是油腻的鞋干家务，她所在的北京内燃机总厂位于东郊九龙山附近。当年那里举目都是农田，道路上尘土飞扬，每天，她下班回来都是灰头土脸的。我心想，她怎么不坚持下班回来就洗洗唰唰的习惯了呢？ 一天，吃罢晚饭后，她让我帮她写份“检查”。 于这个我真的没心情。我十分厌恶干这样的事儿。她不能自己写吗？这事儿怎么能代替呢？这时，我又成为政治怪物。我内心里义正辞严起来。但我又是她的儿子，我有责任服从她的要求。你不是已经看出来了吗？她已经显老了。 我于是帮她写。我记得我完全根据当年姨夫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作为背景去写。我还“上纲上线”，用我的“觉悟”水平去“拔高”。记得那其中有这样的字句：“我和他（赖正哉）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即将胜利，而毛主席领导的延安革命根据地正在成为全中国人民向往的中心的时刻，我却在这样的中国革命即将发生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时刻，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前，沦为屋檐下筑巢的麻雀……”等等调门极高、极“左”的数页文字，其中当然不少以我妈口吻书写的自我丑化、自我批判、自我声讨的内容。写完后，交给我妈，她刚接过去时还挺高兴，可等她一目十行地看完，便顺手将它一扔，愤怒地说：“瞧你写的是什么玩艺儿！还有这么写的！算了，我自己来吧。” 但是作为她的子女，我真的始终没把母亲的一切放在心上，直到我插队以后，当被政治理念所驱策的躁动不安的心灵终于被理智所替代的时候，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我不禁对自己的行为越发感到悲哀……一次，她给我汇来5元人民币。还来信问我够不够。如果不够，她就寄10块钱……我想我那时已经是20多岁的人了，应该也能够自食其力了，她又何必这样惦记呢？她怎么就不想想当年在“文革”中，我对她的那种恶劣的态度呢？这又让我感动。她月月寄钱给我，我不让她寄，她还是寄。而且还寄来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肉未炸黄酱！她知道我们在农村吃不上副食，没有蔬菜，所以就用那种广口玻璃罐头瓶盛上她亲手作的炸黄酱寄来。这对于我们这些肚子里没油水的插队学生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美味佳肴。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围着那瓶炸黄酱吃饭的情景。 是的，她从来没提起过“文革”中我干的那件卑劣的事情。她像任何事也没发生过那样，继续像往常那样关心她的每个孩子，记得是1976年7月28日的深夜，我正熟睡在床，突然，伴着剧烈的颠簸和怪异的炸雷巨响，我被惊醒了。追逐着那由远而近又瞬间远去的轰鸣，感受着剧烈颠簸的一切，本能告诉我——地震了！ 我朝着窗户连连大吼：“地震了！地震了！快起来……”那窗户连着我妈和外婆睡觉的房间。由于住房紧张，我贴着我们家北墙搭建了一间小厨房般大小的低矮小房。房间隔着一道墙，但我要去我妈那里，则必须兜个圈去前院。夏天，窗户是打开着的，她们不会听不见我的叫喊。我站在后院狭小的空间里，一边感受着被撕裂的大地在颠簸中放出的橙黄色的光亮，一边继续大声喊着“地震了，快出来！”这是在呼喊大杂院里的邻居。终于，我听见院子里充满了嘈杂。这时，我才听到从我的房间里传出急促而高频率的叫声： “小铁！快起来，地震了！快出去！上外边去……小铁！” 是我妈在隔着后窗户喊我。 我连忙凑到小屋前，判断出我妈正扒在后窗户上朝我的床铺上喊叫呢，我连忙告诉她我已经在院子里安全的地方，让她赶快出屋以防不测。 然后我赶快到了前院，那里聚集着全院的邻居。从他们口中我知道，大杂院的老房子有几处倒塌了，幸亏没砸到人，我对妈说： “房子晃得那么厉害，您不往外跑，还叫我干嘛。” “废话，”她瞪我一眼，“我往外跑，等你被扣在房地下我再来扒你呀？” 那时已是天光渐亮，我看着妈妈清瘦的脸，心里涌起一阵感动。剧烈抖动的场面和轰鸣呼啸的声音中，她只是隔着窗户喊叫我的场面，至今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然而所有的回忆总会被我过去对母亲的“造反”和“叛逆”的阴影所笼罩。我为此总是自我谴责。但我母亲却从不提及此事。仿佛那事儿根本就没在我们家庭里发生过。我姐姐哥哥也都没提起过它。 这次去台湾，才知道我母亲所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比如说老爸将在北京的这个家一直隐瞒到1992年……等等。她听了，很平静，说：“他不这样又让他怎么样？什么都说出来呀？那不是找死吗？”事后我一想，可不是吗？中国动乱的现实使他必须将一切隐瞒得很好。他去日本读书的年代，台湾还没“光复”，日本耻辱地战败了，在台湾的伪政权垮了，国民党又去“接受”了——这种政权更迭造成的管理空白，自然使得他能很方便地趁乱像猫儿盖屎那样将很多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地遮盖起来。他成功地隐藏了自己。此后的岁月中，台湾海峡始终是乱云飞渡，在大陆这边，“海外关系”是和“特嫌”。“里通外国”联系在一起的，是要戴“白帽子”；而在台湾，有大陆亲友，则是“通匪”、“匪谍”，是要戴“红帽子”的。在海峡两岸的无论哪一边，戴这样的帽子都不是很舒心的一件事，能成功地掩盖过去，就意味着平安。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她已经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她的婚姻的现实。只要一谈起老爸，她就会说，“幸亏他当年跑了，要不，他非得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活活打死！你们想想，他没在身边，你们还都各有压力呢，他要在身边，哪场运动也便宜不了他！真这样，你们能有好果子吃吗？”当然，我们都清楚，事情一定会是妈妈说的那个样子。 我从台湾回到北京后，最初去她那里没带我在台湾照的照片，主要怕她难受。可她一再地嘱咐我，上她那里去时，一定要带上在台湾照的照片，她要看看那个老头儿。接到这些照片，她默默地看了很久。其中只夹杂着一两句似乎很无关轻重的评语，比如说：“哎哟，他快不行了……”“他这儿子长得不错。”“你也照得挺好。”“这是在他们家照的吗？”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我总能从中体会到难以捕捉的、很是深沉的复杂感情。 而且，一提照片，我就有说不出的愧疚感。我当年私自交到学校“红卫兵核心领导小组”的照片，我前面说过，自然早已灰飞烟灭。后来，我妈，我姐姐都一再地找过这些照片，特别是老爸带着女儿静茹来北京的时候，还有我去台湾的时候，那些表弟表妹都想看看老爸在大陆留下的“英姿”，他们提起老爸在祖国大陆的生活照片，渴望得眼睛都发亮。可每当他们提起照片的事情时，我都沉默不语。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那些照片是我连同相册一起，拿到学校去当自己“批判家庭”和“自觉革命”的成果物证去了。如今，特别是当社会上出现《老照片》那样的书籍并且十分畅销的时候，我知道，家庭珍藏的照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个人家庭珍藏的价值，它给人的感受是穿越时空的，对人生来说，它有着不可重复的独特性。 是的，只要提起家庭的历史、“文革”中的荒唐事儿，我的心情总是不能平静。多古怪的经历！多荒诞的现实！怎么就都让我母亲、我们赶上了呢？ 平时，特别是在和我的同代人聊天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这代人，什么都赶上了：生于硝烟——解放战争，长于抗美援朝，刚上学就赶上“反右”，正是发育期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刚要考大学就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后，“上山下乡”、“一胎化”、“下岗”……全赶上了，可尽管我们赶上了不少历史的“伟大机遇”，但平心而论，和我母亲的经历比较起来，又显得轻飘起来。在我们出生以前，她更经历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经历了政权的更迭，她结婚生子之后，不是和我们一样经历了这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简单说，我们经历过的，作为一个母亲，她都经历了，而我们没经历过的，她也经历了。从这点上说，母亲，她像时空那样博大，同时她也像宇宙那样宽容。她经历了一切，却不像喋喋不休的八哥，总是说些人云亦云的废话。她宽容地活着，不断地谅解着周围的一切，像一棵并不伟岸的老树，她活在让她安生的一隅，从容面对四季的雪雨风霜。 捷克作家米兰·昆得拉说，人类的历史，是理想一步步丧失的历史，也是遗忘的历史。但我总觉得，人们什么也没忘记。只是，一些左右民族的当权者希望人们记住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当我写着我母亲，写着我们家的往事的时候，我更看清了自己。也通过我的行为，看到了时代的变迁。我当然也更深刻地了解了母亲，她像众多的有追求的知识女性一样，追求了，丧失了，不断地追求，不断地丧失，终于，她什么都见过了，也都品尝过了。其中我以为，亲情的背叛应该说是她经历的最为挖心割肉的经历。她用爱心和血汗浇灌着家庭的花园，然而，却养育出可悲的怪胎。她当然丧失了很多，但是这些丧失并没消磨掉她生存的乐趣。她心平气和地对待人生所遭遇的一切。按照她的话说，是“你不这样又怎么着呢？你较劲，你较得过吗？过去老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真好笑，你斗得过谁呀？你连自己都斗不过，还与天、与人、与地斗呢！我是和为贵！” 如今，她和她那些年轻时代要好的老同学，每年都结伴春游、秋游。多少年来，她们从未间断过。每逢年节，我们也会携同各自的妻小去她那里聚会。她看着，张罗着，一派喜气洋洋的样子。当然，我们也很开心。过去发生的一切，已恍若隔世。是的，我姐姐哥哥也绝口不提过去那些事情。我相信谁也没忘记过去。人家只是不说而已。惟独这样，我就更觉得需要忏悔。然而可以聊以自慰的是—— 我们的母亲，她至今活得有滋有味。 作者简历： 甘铁生，1946年生于北京，1968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清华附中。1968年12月赴山西太谷县插队。1974年底辗转回京。先后在食品厂、印刷厂当工人，1979年在《今天》上发表作品。于1982年入中国作协。于1984年入考入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为第八期创作班学员。曾任北京门头沟区《百花山报》主编、于1987年底调《台声》杂志社任编辑、记者。至今发表作品数百万字。多次获各类文学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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