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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沧桑话母亲




                 刘鹏

  母亲小传:
  张淑敏,女,汉族,北京市人,1930年出生,两年69岁,一生无文化,勤于家务,现在安度晚年。

    谢姑对母亲很好,她的精明,她的对世事的极度敏感,使她能够在她
  和父亲及母亲之间永远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平衡度。在这方面,她确实能够
  做到游刃有余。

                  一

  我的母亲是农村人,大脚,个不高,干瘦,没文化。父亲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不是当初我可怜你妈,她能到城里来吃香的喝辣的?我每每听到这样的话,都从心里涌起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我知道,母亲在出嫁之前所过的日子一定是很苦很苦的。对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记得还是在70年代初,年逾80的姥爷病故了,当时只有20岁的我陪同母亲回到姥爷家去奔丧,荒凉的村子,低矮的土坯房,又脏又臭的泥土路,乡亲们带有菜色的脸,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听姥爷活着的时候对我说过,我的姥姥是害心疼病死的。姥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心口疼的毛病。一天,姥姥犯了病,疼得在地上打滚儿,姥爷从邻家要了一小块黑糊糊的东西,泡着水给姥姥喝了下去,姥姥的心口很快就不疼了。以后,只要姥姥的心口一疼,姥爷就如法炮制。那东西也很见奇效,只要一喝,心口立刻就不疼了,终于有一天,姥姥喝了那东西以后,就再也没有睁开眼,那一年,母亲才19岁,姥姥走了以后,母亲每天坐在门槛上哭,日子一久,她的眼睛落下了病根儿。
  为姥爷办完丧事以后,我终于确信,母亲嫁给父亲,确实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70年代的农村尚且如此贫困,母亲幼小时的农村又该是怎样一种荒凉的景象啊!
  难怪父亲到了老年的时候,心理上总有一种失衡感。单从外表上看,父亲和母亲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父亲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当年追求他的女人一定不在少数,而母亲比父亲矮一个头还多,两只眼睛因哭姥姥哭得总是显得迷迷茫茫的,唯一能够显示出青春气息的,是两条长过腰身,又黑又粗的大辫子。就是这硕果仅存的两条辫子,还在文革初期,在红卫兵声色俱厉的申斥下给剪掉了。再从内涵上看,父亲是初中文化(这在当时是很值得夸耀一番的),在单位是个中层干部,能写出很漂亮的工作报告。而母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如此大的悬殊,母亲却能够陪伴着父亲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的人生路途,这里面的甜酸苦辣,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大概是那种“儿子心疼妈,闺女心疼爸”的普遍心理在起作用吧,我心疼母亲往往较心疼父亲尤甚。尽管母亲没有文化,尽管母亲其貌不扬,尽管母亲在浑浑噩噩中度着她那漫长而与世无争的日子,但我始终爱我的母亲,始终牢牢地连结着和她的母子情结。
  因为母亲朴实无华,因为母亲把她一生中最美好最辉煌的生命都给了我们这些儿女,给了她赖以生存的父亲。父亲完全可以不满意母亲的外貌,但对母亲吃苦耐劳的持家守业,也不由得从心底发出赞叹。而我们,作为母亲的儿女,母亲不扬的外貌,在我们眼里则是慈祥的象征。

                  二

  我初谙世事的时候大概是在1958年,那一年我7岁,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其时,全国大跃进的热潮已初见端倪。28岁的母亲正当年轻。幼时家中的贫困使她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她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街道办起了文化扫盲班,母亲和我的大妈(父亲的嫂子)一起参加了扫盲班。
  我一直弄不明白的是,父亲和他的哥哥各自结婚以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分家单过,而是始终住在一个院子的三间北房中,在家庭秩序上,还恪守着“有父从父,无父从兄”的封建社会的传统陋习。我的父母住西屋,大爷和大妈住中屋和东屋。大爷是个无业游民,无固定的职业,自然也就无固定的收入,父亲在汽车公司开车,将每月工资收入的90%都交给大妈。大妈掌握着两兄弟十余口人的经济大权,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管家婆。
  大妈是个小脚,为人刁横,伶牙俐齿,没理能揽三分,得理更不让人。由于她年纪比母亲大,记忆力也远远不如母亲好,在扫盲班上的成绩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为此,她特别嫉妒母亲。常常在父亲面前搬弄是非。
  不幸的事情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发生了。年轻的父亲听了大妈的挑唆,顿时信以为真。他找到母亲,没有三言两语就对母亲动了手。大妈赶紧出来拉架。尽管我当时不大明白大人们之间的事情,但我还是听得出来,大妈的话里带着明显的挑拨的味道。母亲虽不善言,但脾气极倔强,大概是对父亲指责她的话死不认同吧,一时下不来台而又血气方刚的父亲,再次对母亲大打出手。母亲被打得从台阶上面滚到台阶下面,发出尖锐的哭叫声。我在一旁吓得哇哇大哭,但是没有人理睬我。母亲在父亲的脚下来回滚动着,哭叫声更加刺耳。衣服由于滚动而掀了起来,露出母亲那带有伤痕的肌肤,像刀刻一般留在我幼小的记忆里。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我曾多次试图努力把它忘掉,但我忘不掉,我实实在在是忘不掉,我不是一个爱记仇的人,我之所以忘不掉,不是为了记恨父亲,也不是为了记恨我的大妈,我所忘不掉的,我所记住的,只是母亲的苦难,母亲所受的罪。因为这是我记事以来最清晰的一个记忆,尽管它不是很美好的记忆,但它是关于母亲的记忆,忘不了母亲,也就忘不了这个记忆。
  这件事发生以后,母亲就再也没去上扫盲班。这注定了她的后半生将永远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但细想起来,对母亲而言,这似乎又何尝不是一个幸事呢。常言道:人生忧患识字始。母亲不识字,少了一条了解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纽带,外部世界风雨飘摇的变化,她浑然不知,也就没有了忧患。她在懵懵懂懂中过自己与世无争的日子,倒也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烦恼。

                  三

  大跃进的高潮在全国掀起以后,男女老幼都处在一种狂热的躁动之中。很多在家庭中赋闲的妇女都走上了社会,把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个高潮中去了。街道居委会自然也给了我们家一个名额,在家中一向拔尖称大的大妈,这一次很慷慨地把这个差事让给了母亲。她从心里不愿意自己每天去干活儿受累,而让母亲在家里吃闲饭。
  父亲没有异议。因为大妈没有异议,父亲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异议。母亲很高兴地去了,看她满脸带笑的样子,完全是一副刚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头一天背着书包到学校去的神态。
  母亲在街道办的一个小工厂里,每天早起晚归,精神显得很轻松,很快乐。回到家里,常常跟我讲一些厂里的事情。我似懂非懂,表面上点着头,心里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一个月以后,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领回了她一生当中仅有的一份工资,我记得,当时母亲给了我两毛钱,叫我去买点自己喜欢吃的零食。我别提多高兴了,立刻飞出屋子,飞出院子,向胡同口卖零食的小铺跑去。
  母亲的工资,全数交给了大妈。大妈用手指头沾着吐沫,一张一张地数了两遍,才把钱揣进兜里。一连几天,大妈的脸上都是满面春风的。
  谁知,好景不长。第二个月过了没几天,一天的早晨,刚刚走出家门要去上班的母亲,突然捂着肚子蹲下了。紧接着,她的脑门儿上就滚下来黄豆粒儿大的汗珠子。我吓慌了,扯着脖子大声喊叫。大妈和邻居们相继赶过来。有人提议,赶快把母亲送进医院。一听这话,大妈的脸阴沉得像锅底。母亲看了看大妈的脸色,忍着疼,无力地摆着手,断断续续地叫着我的小名,叫我把她扶到床上去。
  我扶着母亲上了床,吃力地抱起竹壳暖瓶,给母亲倒了一碗水。母亲一手压着心口,一手颤巍巍地接过碗,喝了两口水,然后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母亲蜡黄蜡黄的脸,心里说不出的害怕。尽管我是父母的长子,但我毕竟才只有8岁。母亲大概看出了我的胆怯,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叫人心酸的笑容,安慰着我,叫我不要害怕,她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母亲说,我的姥姥得的就是这种病,她的病,也许就是从姥姥的娘胎里带来的。我人虽小,心却重。母亲的病从此在我的心里留下一个巨大的阴影。
  从那次得了病以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去上班,命运又一次把母亲抛出了社会生活的圈外。她像一颗流星在茫茫的宇宙间划过短短的微弱的一道光亮之后,便消失了。
  母亲重又回到家中,回到大妈那两道利剑一样的目光下面。
  我后来才知道,母亲的这种病,真正的名字叫胆结石,只需要一个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以解除母亲的痛苦。可是,当时的经济大权掌握在大妈的手里,整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确实容不得母亲去做这样一个手术。就这样,母亲在病痛的折磨中硬挺了12年以后,才做了这个迟到的手术。

                  四

  从那以后,母亲接长不短地犯病。没犯病时候的母亲,身体和健康人一样,壮实能干,不怕吃苦。她每天六点钟就起床,笼火做早饭。等把早饭做好了,她就一边擦着手,站在门口,一只脚蹬着门槛,扯开嗓子,挨个叫着我们这些刘家的后辈子侄,到屋里吃饭,每次都忘不了加上这句话:来晚了可就没了。
  于是,我们争先恐后跑进门,全聚集在饭桌四周,呼噜呼噜吃得山响,吃完了,该上学的上学,不上学的接着到外边去疯跑疯玩。母亲在屋里洗她的碗。
  母亲干活儿属于那种粗扩风格,手脚麻利,却有点不管不顾。就拿刷碗来说吧,她把所有的碗都镲进水盆里,在刷的时候,碗与碗之间相互碰撞,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既产生出很大的噪音,又将碗边磕得掉了磁儿。实际上这种刷碗的方法很不科学,但对我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直到很多年以后,我都一直认为,刷碗就要弄出很大的响声,否则,就是刷不干净,
  一犯了病,母亲常常一个人孤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轻轻地哼哼着,情景非常可怜。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二年级,下午没有课的时候,我就坐在母亲的床边。
  房外的天空,阴云沉沉。我看着母亲,母亲看着我,母子二人相对无言。心情就像窗外的天一样沉重。
  几天以后,母亲的病自然好了,又开始操劳着永无休止的家务。有一个印象,到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
  我小时候的冬天,气候格外酷冷。由于条件所限,取暖的火炉连烟筒都没有钱安装,笼火时要把炉子搬到房外。母亲穿着单薄的棉衣,西北风像一个肆无忌惮的疯子,在院子里肆虐。母亲哈着冷气,鼻尖上滴着鼻涕,蜷缩着身子,不停地搓着双手,跺着脚。风,毫不讲理地在她的头上乱抓,将她的头发抓得乱七八糟。有好几次,引柴刚刚被点燃,就被大风扑灭。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之后,母亲终于把引柴点着了。
  “他婶妈,火笼着了没有哇,这屋冷得跟冰窖似的。”东屋传来大妈慵懒的声音。“他婶妈”,是大妈对母亲的日常称呼。
  “刚笼着。”母亲回答,只有三个字。
  由于中国社会的封建历史太长,历来存在着长幼尊卑的传统习惯。在刚刚解放不到十年的中国,自然也逃不出这种封建桎梏的束缚。长而尊,幼而卑,长可以随意对幼呼来使去,而幼则只能逆来顺受,这条固若金汤的雷池,谁也不能僭越。虽不合理,却是天经地义的。
  母亲对此习以为常,似乎从来没有发过什么牢骚,吐过什么不满的怨言。可是,即便是母亲有怨言,有不满,她又能向谁诉说呢?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她把心里的委屈痛痛快快地倒出来,又有谁能替她把这些委屈消灭于无形呢?没有,什么地方也没有。除了我,母亲找不到任何人,而我只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在长而尊,幼而卑的传统习惯势力面前,我也是个弱者,实在帮不上母亲的忙。
  母亲的病,发作是有规律的。那个时候,中国人是以粮食为主而果腹的消费群体,主要是玉米面及少量的大米和白面。一年十二个月,只有到了年节,才能改善一下伙食。一家人炖一大锅肉,围坐在一起,猛吞大吃一顿。母亲往往要等大爷大妈父亲以及子任辈们都吃完了,才能够坐到桌前,吃几块被别人挑剩下的瘦肉(那时是以能吃到肥肉为最大的满足,饮食文化的观念与现在大相径庭)。
  我发现有好几次了,只要母亲一吃肉,她的心口准疼。父亲因为母亲的频繁犯病,不但早就习以为常,而且也早就对母亲失去了耐心,他紧皱着眉头,阴沉着脸,训斥母亲:怎么一到逢年过节,大伙都挺高兴的,你就来这么一出儿。
  母亲除了呻吟之外,什么都不说,她依然沉默着,不对父亲还一句嘴,只是哼哼着回到西屋,爬到床上去,在隔壁传来的人声笑语中,独自忍受着病痛的煎熬。
  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三间屋子里都静悄悄的。我走进自己住的西屋,只见母亲躺在床上,背冲着门口,她那瘦小的背影看上去是那么可怜,那么孤弱无助。我走到床边,叫了一声,母亲没有答应,我转到母亲的正面,就见母亲满脸是泪,枕头已被泪水浸透,我慌了,连声叫着,妈,您怎么了?您怎么了?母亲将一只粗糙的手放在我头上,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一串往下掉。
  我从床上跳下来,疯了似的跑向胡同口的小铺,掏出我身上仅有的三分钱,买了几块糖,然后飞快地跑回来。我把糖送到母亲的嘴边。母亲那好不容易才控制住的泪水,又禁不住籁簌地流了下来。
  母亲含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的小名。从她那边抽泣边间断的述说中,我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就在当天上午,母亲因为一件小事招致了大妈一顿数落。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和大妈顶了几句。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大妈扭着小脚,冲上来就和母亲撕掳起来。大妈的三闺女,一个年近20岁,有着一脸横肉丝的厉害角色,也帮着她老娘对母亲大打出手。
  母亲一边说,一边让我看她胳膊上的伤。母亲干瘦的胳膊上尽是一道道的抓痕,血迹斑斑的像是蜘蛛网。
  我心里充满了愤怒,我当时就要去找大妈理论理论。母亲死死抓着我不放。看着母亲那含着泪闪着惧色的目光,我的勇气在一点一点地消失着。我一个屁大点儿的孩子,找大人理论,能论得出什么结果呢?倘若大妈倚老卖老,根本不屑与我废话,先赏我两个耳刮子,再向父亲面前告我一状,不但我吃不了兜着走,还得连累母亲跟着吃挂落儿。
  我回望着母亲,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当时,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赶快长大吧,我长大了,谁要是再敢欺负母亲,我一定挺身而出,挡在母亲的前面。
  那天,母亲后面说的话,叫我又伤心又害怕。当然,还是岁数小的缘故,我害怕的心理要远远多于伤心。母亲说,大妈经常欺负她,父亲又不给她作主。她活着实在是太难了,倒不如找一根绳子,像东口那个女人上吊死了算了(不久前,我家胡同东口有一个中年女人,不知何故,在家中自缢身亡)。
  很难想象,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听了自己生身母亲亲口说出这样的话以后,会是怎样的害怕。我连一句安慰母亲的话都说不出来,心里除了紧张害怕,还是紧张害怕。到了晚上,母亲心口疼的病又犯了。父亲见怪不怪,吃完了晚饭,就径自钻进被窝儿睡觉。母亲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双手压着肚子,一声接一声痛苦地呻吟着。
  我躺在父亲身边,翻来覆去地不能入睡。母亲的话在我的耳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真伯母亲会走那条路,可是我又不敢跟父亲说。
  大概是母亲的呻吟把父亲吵烦了,他大声喝斥了母亲几句以后,就关上了电灯。
  母亲那带着哭音儿的哼哼声在黑暗中听起来更加凄苦,更加叫人不忍卒听。我不停地翻着身,父亲以为是我的被窝儿冷,就叫我钻到他的被窝儿里去。但我还是睡不着,还是不停地翻身。母亲的话,深深地刺进我的心底,要想把它铲除下去,对少不懂事的我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
  一个小孩子是应该脑袋一挨枕头就着的。父亲终于觉察到我的异常,再三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母亲的话对父亲说了。我以为,父亲会对母亲进行一番安慰。没想到,父亲听了我的话,对着坐在小板凳上发出惨呻声的母亲大发脾气,连声斥责母亲不该用这样的话去吓唬一个孩子。
  当时,我真后悔不该将母亲的话告诉父亲。

                  五

  全国性的大跃进热潮消退以后,苏联和中国翻了脸,随后中国出现了历时3年的自然灾害,进入了非常艰苦的时期。
  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中国大地。
  屋漏偏遭连夜雨。父亲和大爷兄弟俩合二为一的大家庭,繁衍得越来越壮大,人丁兴旺得叫许多家庭都望尘莫及。大爷那一边,四男四女,父亲这一边,一女两男,母亲的家务劳动繁重如山。每天买粮做饭,刷碗刷锅,扫地打水,忙得不亦乐乎。
  人口多,进项少,再加上整个社会环境都不乐观,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吃不上一顿饱饭了。饥肠辘辘,两眼发直,不久,市民之间就开始传播着乡下已有人饿死的消息。
  当时的主食,五分之三强的部分是棒子面,其余的是白面和大米。为了不让家里挣钱的台柱子倒下去,家里给父亲和大爷开了小灶。
  母亲在给父亲做饭的时候,大妈尽管不动手,却总是在一旁与母亲形影不离,两眼紧紧盯着母亲,生怕母亲给父亲的饭菜好于大爷,而叫自个儿的爷们儿吃了亏。
  这些情况,父亲连影儿都不知道。因为大妈不仅有刁横的一面,而且有圆滑玲珑的一面。她在看人下菜碟,会来事儿,语言和表情上的表达能力,是母亲所远远不能及的。许多年来,父亲就是在大妈的这种超群的表达能力的掩护下,一直把大妈当成是《赤桑镇》里包拯的那位嫂娘吴妙贞的。
  “他老爹,真不容易。”大妈常常当着父亲的面这样说。
  父亲立刻把他心里那种暖融融的感激,纤毫不遗地表现在脸上。
  说起来,现在的人也许不会相信,那阵儿的日子过得真是苦极了。像我们这些孩子,最盼望的日子就是每月的24号。因为到。了这一天,下个月的新粮票就可以启用,买到新粮食。我们就可以暂时忘掉饥饿,可以好好吃一顿白面烙饼,把肚子填个八成饱。24号这一天,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不啻就是最神圣、最伟大的节日。
  有一件事,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对母亲有着一种深深的愧意和自责。当时,我们吃饭都有定量。家里预备下一杆秤,每到做饭前,依据每个人定量的大小,在家里地位的高低,将每个人所应有的那份约出来,或三两或半斤,约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能差。谁也别想多,谁也不愿意少。少一点儿,谁都会不高兴。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真儿真儿地看见母亲悄悄地将半个窝头揣进兜里,我当时就一肚子气。人人都有自己的定量,母亲凭什么多吃半个窝头呢,晚饭后,父亲见我气鼓鼓的样子,问我为什么像个丧门星似的哭丧着个脸。我理直气壮地对父亲表示了对母亲的不满。
  父亲听了以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了半天,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那半个窝头是我给你妈的,你没看见你妈这几天越来越瘦了吗?我顿时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说明我当时那种懊悔的心情。当生活贫苦到需要靠白菜疙瘩、榆树叶来维持生命的时候,一个儿子看到自己的母亲仅仅多吃了半个窝头,心里的平衡就严重地倾斜了,这是怎样一个不孝的儿子啊!
  为这事,我心里难受了好几天。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每当想到这件事,都觉得对不起母亲。尽管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刚刚11岁的孩子。
  现在,当我们做了父母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大讲究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孝道思想,而任由传统的孝道观念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远远地离我们而去,但当年发生的那件事,却从另一个方面给了我深刻的警示:一个儿子永远不应该去指责自己的母亲。寸草春晖,是一个永恒的哲理。是母亲把我们哺育大的,母亲的乳汁和我们的血液早已经就融汇到一起了。
  况且,那件事也给了我极大的安慰:父亲终于知道心疼母亲了。半个窝头会给母亲的心灵上多么大的抚慰啊!

                  六

  艰难的岁月,每一天都过的很艰难。人们根本不敢奢望侈谈生活,而只是依赖着少的可怜的粮食维持着生命。人们的存在已经变成一种物理性的存在,逞论吃得好不好,只要不被饥饿打趴下,就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胜利。
  为了解决经常出现的断炊之米,母亲从街坊口中得知,有人到城外头的水坑里摸了好多田螺,不但可以充饥,而且也很有营养,母亲动了心,第二天就带着几个饥饿的“战士”:我和我的两个堂弟,一个堂姐出了城,来到六里屯一个水坑边上。
  赤日炎炎,没有一丝风。母亲挽起裤腿儿,下了河。我们跟在母亲身后,像几只小鸭子跟在老鸭子后面一样,弯着腰在水里摸着。太阳闪着白花花的光,照得人头昏目眩。母亲的额头上淌着大汗珠子,可她顾不得擦,因为她每一把抓下去,都能够抓上来五六个或八九个田螺。要是抓得快一点儿,抓得多一点儿,全家人就可以吃上一顿带荤腥儿的晚饭了。母亲大概就是这样想的吧。
  我们所带去的一个布口袋,渐渐地鼓了起来,母亲的嘴角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了一个农村模样的人。他站在河边上,大声向我们嚷嚷着,看样子挺凶。母亲连忙上了岸,神色不安地走向农村模样的人。
  农村模样的人指着母亲的鼻子,说:这河里的东西都是人民么社的,你们没有得到人民公社的批准,就到这里来偷东西,这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得把你们带走,母亲吓得脸色发白,声音都变了。我们更是怕的要命。
  农村模样的人更加神气十足了,母亲点头哈腰地向他说着好话。尽管语气断断续续,有些词不达意,但那种诚惶诚恐的认错的态度,显然是打动了农村模样的人。他的嘴里虽然还是重复着刚才说过的话,但他的脸色却缓和了许多。最后,他叫我们把田螺留下,就让我们立刻离开水坑。
  一个上午都白忙活了。我们快快而返。一路上,母亲脸上愁云凝重,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断地发出沉重的叹息。
  那个叫我永生难忘的三年,后来被定为天灾人祸。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一下,人祸的成分应该是远远大于天灾的。如果不是大跃进的狂热,使人们旷古以来的那种愚忠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又怎么能够偿到自己亲手种下的恶果呢?
  再进一步说,如果不是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使然,几亿中国人又怎么能被几个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上呢?

                  七

  物质生活的极度清苦,使母亲形销骨立。北京人所谓的乐和事,更与母亲无缘。现在买个收录机彩电什么的易如反掌,可那时候连个半导体收音机都不敢问津。母亲是北京远郊区人,因为不识字,不大懂得社会上的政治风云;因为不识字,粗糙的双手也从来不摸书本。但母亲爱听京东大鼓,爱听评剧。听了也就听了,听了和没听也差不了多少。你要是问问她戏里唱的是什么事儿,主要的人物是谁,她竟会瞠目结舌,一个人也说不出来。没办法,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愚钝、没知识少文化,不开窍,像蜗牛一样,默默地在艰难的生活的路上,缓缓地向前爬行。
  父亲是个司机,在市里开公共汽车,长年跑专线。在形形色色的乘客中,有一个性格爽朗的女人常常坐他的车。这个女人后来和我们家保持了长达20年的相互来往。父亲把她带进家里来的时候,母亲热情地接待了她。她把母亲称做二嫂,管大爷大妈叫大哥大嫂。对父亲,有时叫二哥,有时就直呼文仲。文仲是父亲的名讳。因为她姓谢,所以,父亲和大爷两个窝里出来的后辈子侄,一律称呼她为谢姑。
  谢姑进入我们的家庭,并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她爽朗开通大大咧咧的性格,能够和家里的老老小小都处得非常融洽;另一方面,母亲是那种北京人叫作“无虑忧”的人。所谓的“无虑忧”,就是指某个人没心没肺,对什么都不着急,对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不知道什么叫发愁的人。
  从表面上看,对谢姑的到来,母亲也确实似乎不知道什么叫吃醋,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会对她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是从后来的事情上看,母亲并不是没有她的想法,只是由于母亲的内向,把她的想法掩盖住了。
  实际上,父亲和谢姑是一种由司机和乘客的关系发展成好朋友的关系,并且是一种较为近密的关系。他们并不像世俗观念所认定的那样,一男一女,过从甚密,必有苟且之事。谢姑长的并不好看,黑黑的皮肤,矮胖的身材,如果说她像一个酒瓮,那绝不是贬低她的形象。况且,她是个有夫之妇,男人在朝阳评剧团当电工,高高的个子,曾经在一部戏里客串过美国顾问。谢姑出现在我们家不久,就让她的男人也加入了我们这个人口莘莘的大家庭。
  谢姑对母亲很好,她的精明,她的对世事的极度敏感,使她能够在她和父亲及母亲之间永远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平衡度。在这方面,她确实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母亲一如既往,还是沉默寡言,好像谢姑的出现就像空气一样的看不见。但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母亲的一句话,使我窥见了她心底的秘密。
  由于谢姑没有孩子,我又是她“二哥”的长子,这就注定了她对我也尤其的好。她常常带着我到公园去玩,在车上兜风,逛厂甸,买一米多长的大糖葫芦,抖空竹,放风筝,在我身上花了不少钱。而且,她也很能干,她能够用一勺米,熬出一大锅像面糊一样的粥来。我也很喜欢她。
  父亲见我们两个人这样亲近,就开玩笑说:你要是喜欢小群子(我的小名),就叫他当你的干儿子吧。
  谢姑听了喜形于色,当时就把我抱起来,先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然后揪着我的鼻子,连连问我干不干。我还没开口,始终在一旁不言不语的母亲,恰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软不硬、不阴不阳地捅出一句话来:再怎么也不是自个儿的儿子呀。
  父亲当时极尴尬,谢姑也莫不丢丢的。谁都没能想到,一向寡言少语的母亲,说出话来竟是这样的干、良、倔。真是话不在多,而在精。我豁然明白了母亲的心思:其实她也在乎父亲和谢姑的交往,她也有一般女人都有的吃醋的本能。但是,当着父亲和谢姑,她始终不显山不露水,没有明确的态度。这大概是出于无奈和无助,才不得已而为之吧。
  另一方面,母亲似乎是以一种“稳坐钓鱼台”的恬然态度来冷眼看待这一切。当她认为需要使对方的气势收敛一下的时候,她就瞅冷子向对方飞出一支袖嫖,使对方大吃一惊。因为她有着一个最强大最稳固的根基,那就是我,我是她的儿子,是她和父亲结婚以后,十月怀胎的产物,而谢姑则没有。论精明,论能说会道,论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母亲远逊谢姑十筹,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谢姑却永远是处于劣势的。
  认干儿子的事,因为母亲的一句话,就此作罢。

                  八

  斗转星移,谢姑和我们家混得越来越熟了,终于有一天,大爷答应她和她的男人住进了我们这个院子(这样的大政方针历来是由大爷作主拿主意的)。院子的东面是一间自己盖的小屋,将将可以睡下两个人。谢姑和她的男人就住在这个小屋里。
  这一年,我的下巴额长出了毛融融的细毛。我已经是个少年了。有一天,为了母亲,我和谢姑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龃龉。那天做饭,母亲蒸了一屉窝头,谢姑在旁边看着。认为应该多搁一些碱,就对母亲说了。母亲一声不吭,可也没按照谢姑的意思去办。谢姑脸上有点挂不住,就对母亲说了几句不满的话。母亲自然不甘示弱,奋起而应战。谢姑的话就有些出边了。她们的口舌起初我并不理会。可是,我突然看见,大妈在一旁,脸上似笑非笑,显得很得意。我就忍不住了。
  于是,我站在母亲一边,向谢姑发出了一连串的不大中听的话语(但不带骂人的脏话)。谢姑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进了小屋。
  我帮着母亲战败了谢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是,我也清楚,如果我没有看见大妈的那副嘴脸,也许我是不会跟谢姑翻脸的,不管怎么说,谢姑对我都是一百一的好,我之所以跟谢姑反目一战,实际上是给大妈看的,大妈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大清楚,但我却明显地意识到,我是把谢姑得罪到家了。
  果然,没有几天,谢姑就搬走了。
  我怀着一肚子的歉意,看着谢姑一点一点地搬走了她的家具,心里怅然若失。这时候,我听到站在我身边的母亲,重重地出了一口长气。我顿时就领悟到了:母亲,是希望谢姑快快滚蛋的。
  谢姑搬走以后,虽然有时还到我家来,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却是日渐疏远了。时间一长,我心中那点歉意也被岁月磨蚀得淡漠下去,一切又都恢复了谢姑没搬来以前的样子。

                  九

  1964年,全国的老百姓渐渐走出了饥饿的阴影。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众多的后辈子侄也都个个出落的像个人样了。原来的三间房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的生灵。
  父亲开始想主意了。
  他在单位借了点钱,在院子的南面盖了两间简易房。房子盖成以后,父亲领着母亲,我以及我的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就搬进了新居,在搬迁的整个过程中,母亲显得春风满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种被压抑了很久的郁闷和愁苦,被淋漓尽致地释放了出来。
  大妈那张脸却阴沉得似乎要流出水来。她一句话都不说,始终把目光对准父亲。父亲有点对不起嫂子似的,低着头。
  “他老爹,”大妈开口了。“你打算怎么办吧?”
  “再……商量,商量……”父亲嗫嚅着,怕看大妈的目光。
  “你哥也不容易,你看着办。”大妈撂下这句话,扭身进了屋。
  父亲在我们的新家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前文已经说过,大爷是个无业游民,一辈子靠干临时工挣钱养家。大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亲的工资。父亲早在两年前就被提升为公司里的干部,每月工资90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收入。大妈心里明镜似的,我们这一搬出来,对她意味着什么。她让父亲“看着办”,指的就是:以后父亲的钱还交不交给她。
  会上分成了意见完全相左的两大派别。母亲反对再继续给大妈家钱的态度之坚定,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意料。我和大妹妹站在母亲这一边,弟弟才4岁,父亲成了孤家寡人。母亲不但态度坚定,而且意见也合理:原先在一起过的时候,家产应该是哥俩都有份的,现在既然是分开过了,东西我们可以不分,全留给他们,一点都不要。从此也不用再给他们钱,各过各的日子。
  我把双手举得高高的,赞成母亲的话:“您挣的钱,凭什么叫我大妈把着?凭什么?”
  父亲也说不出凭什么。我和父亲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封建社会的传统陋习,在我们家中的顽强存在和反映。长幼尊卑的旧观念,像一个泥潭,使父亲拔不出脚来。
  随后,我又举了许多的事例来为我的道理做后盾。大妈的屋里有一台日本式的破话匣子,我特别爱听评书,有好几次大妈都不让我听,或是让我听了,也给我甩过来一个很难看的脸子,等等等等地说了一大堆。
  父亲对母亲结结巴巴说出来的道理,没有怎么太放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可是对他的大儿子我所提出来的反对意见,他却不能轻易地等闲视之。况且,再继续给大妈家钱,他从内心里也不是很情愿,但他又驳不开大爷和大妈的面子,以后还要在一个院子里住,低头可以不见,抬头见不见呢?他很为难。
  这件事最后是由奶奶来裁定的,再给大妈家3个月的钱,每月给40元,3个月以后,就不再给了。奶奶的裁定一锤定音,父亲自然照此办理。
  3个月以后,我们家和大妈家在经济上就完全脱离关系了。

                  十

  分开家以后,母亲的负担减轻了不少。但我们家的日子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原先就没底儿,家徒四壁,空空荡荡。要想置点东西,就得从牙缝里抠。
  母亲在过穷日子上是一把好手。她完全没有什么嗜好,一不会抽烟,二不能喝酒,浑身上下也没有一件太好的衣裳,她尽量省着自己,衣裳破了,缝缝补补,浆浆洗洗,把蓝的染成紫的,把红的染成黑的,能对付着穿就对付着穿。
  为了上班方便,父亲提出想买一块手表。母亲为了帮父亲了了这个心愿,一分钱一分钱地抠着过日子。我不止一次看见,母亲在吃完饭以后,用舌头舔着碗,直到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方才罢手。至于我们吃饭时掉在桌子上的食物,被母亲重新检起来,放进嘴里的情景,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我们所穿的衣服,母亲也是破了补,补了破,正像常言所说的那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整整两年的时间,父亲的手腕上终于戴上了一块闪闪发光的手表,是一块瑞士名牌表,父亲高兴得把手表戴上,摘下来;摘下来看看,擦擦,然后又戴上。每天睡觉前都用手绢把表包得严严实实,放在磕碰不着的地方。
  虽然父亲有了手表可戴,但并不能说明家里的经济条件就有了根本的好转。每置一样东西,都需要勒紧腰带,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的调配哪样都离不开钱。好在左邻右舍都不富裕,没有什么可攀比的动因,穷归穷,怎么也比自然灾害那几年有了许多的改善。
  过惯了穷日子的母亲,手头上把得很紧,不该花的钱,要想叫母亲花一分钱,根本没门儿;该花的钱,能不花的就不花,这固然应该算是母亲的一个优点,但有的时候,母亲的枢劲又有点过了头,优点似乎又变成了弱点。
  那年开春,不知是什么原固,我的脸上接二连三地起了几个小疙瘩。有小米粒那么大,别看疙瘩小,整个脸都被它带累得肿了起来,而且还钻心地疼。我到医院看过两次,打针上药之后,小疙瘩消失了,也不疼了。可是没过三天,小疙瘩卷土重来,特别是长在鼻梁上的一个小疙瘩,使我整个脸的三分之二都肿了起来,就像是一个暄暄腾腾的大面包,双眼被挤得只剩下了两道缝儿。
  前两次看病,已经花了不少钱,这一次,母亲不再把手伸进她的口袋里了。我只得躲在屋里强忍着,那种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我多盼着母亲能给我拿钱叫我去看病啊!盼着盼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母亲始终没有让我去看病。
  这种情况叫我的奶奶知道了,她把母亲好一顿臭骂。母亲嗫嚅着辩解说:“家里实在是没钱了。”
  奶奶喝斥道:没钱?就是借钱也得给孩子看病啊!
  母亲没有再说下去,默默地低下头。
  奶奶拿出自己的体己钱,帮助我把脸上的小疙瘩消灭了。
  我在感激奶奶的同时,也不能不体谅了母亲。家里的情况是明摆着的,她也实在很难,再说,我对母亲认死扣儿,不开窍的脾气也是知道的,在一些问题上,她也确实不能够权衡出事情的轻重缓急,因而也还得归结到那句话上去:没办法,母亲的心是善良的,但她同时也是愚钝的,不开窍的。这是她性格上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既然是这样,我又怎么能不原谅母亲呢?

                 十一

  文革的第三年,也就是1968年,母亲有幸参加了“小脚侦缉队”。所谓的小脚侦缉队,是文革期间一种特定的产物,是对官方治安不足的一种补充,由街道居委会出面组织一些家庭妇女,每人发给一个红袖章,按时按点在大街上巡逻检查,发现坏人即马上报告治安机关,群众戏称之为“小脚侦辑队”。能够参加“小脚侦缉队”的,必须具有清白的政治出身。母亲就是以这个绝对的优势,被首选加入到里面去的。
  父亲没有反对,大概也不敢反对。能够参加“小脚侦缉队”,在当时是一种殊荣,底儿潮的有窄儿的,想去人家还不要呢。反过来说,人家要是叫你去,你不去,那可就是对文化革命的态度问题了。对文化革命的态度要是出了问题,那您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其实,按实际能力来说,母亲参加“小脚侦缉队”实在是一种摆设。因为母亲胆子很小,一点事就吓得了不得。记得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大破四旧。有一天母亲到街上去买菜,正和一伙红卫兵狭路相逢,因为母亲梳着两条大辫子,依照红卫兵的标准,这是典型的“四旧”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你为什么留辫子?”一个红卫兵横眉立目地问。
  “嗯……”母亲的脸立刻发白了。是呀,为什么留辫子?她说得清吗?
  “你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赶快回去把它铰了。再看见你不铰,就不客气了。”
  母亲慌慌急急走回家里,坐在凳子上喘粗气。当她镇静下来以后,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找剪刀,不到一分钟,那两条粗黑的大辫子就和母亲永远地脱离了关系。
  尽管母亲是这样胆小,也并不妨碍她参加“小脚侦缉队”。她每天戴上红袖章,按时出勤,很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按照妹妹的说法,“咱妈还真事儿事儿的,挺神气的”。我却替母亲感到万幸的是,坏人们还真算是很仁义,没有找母亲的麻烦,否则十个母亲也早就趴下了。当然,这里只是说我的母亲,至于别人的母亲,我相信一定比我的母亲强。因为当时就有报纸报导过某某“小脚侦缉队”,协助公安机关擒获坏人若干人的消息。可见,我的母亲是一个特例。
  母亲在“小脚侦缉队”干得挺舒心,可是好景不长在,好花不长开。一个多月以后,母亲这朵花就蔫了。原因很简单,大爷被街道革委会认定是坏分子,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整整一面山墙。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血统论”,把母亲赶出了“小脚侦缉队”,从此再也没有人来通知母亲去巡逻站岗了。
  母亲没有发泄过什么不满的情绪,在这点上,她的与世无争的禀性又给她帮了个忙。她想得开,叫我去我就去,不叫我去就家呆着,倒也落得个逍遥清静。
  每天伺候好父亲和我们弟妹几个,是母亲的日常工作。
  我发现,自从分开家另过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动手打过母亲。父亲其实是一个很疼爱子女的人。他的心地是很善良的。他和他那位哥哥比,那他绝对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有时候,父亲跟母亲开玩笑:你也不上班,不挣钱,是我养活你,你欠我的太多了。
  母亲则答之日,在家干活儿也不轻省,我伺候你,你也得给我工钱啊。
  当20多年以后,报纸上就家务劳动应不应该有报酬而进行大讨论的时候,谁能想得到,这个思想的萌芽,竟会在我们家一次不经意的玩笑中,早已经产生了呢?

                 十二

  由于心口疼的毛病,母亲是不敢吃肉的,可是有时候,即便不吃肉,母亲也犯了病。我记得是在1971年5月11日那天,母亲的心口突然剧烈地疼起来。邻居的老师帮助我将母亲送到位于北新桥的第六医院。
  进了急诊室,母亲疼得在病床上翻来覆去。一位40多岁的医生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她死死捂着肚子,不让医生解她的上衣扣。我担心医生会因此而生气,就对着她大声叫道:您快把手松开,叫大夫给您查啊!
  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要这样,完全是替母亲解脱,做给医生看的,免得他生气不高兴。谁知,我却想错了,那位医生拦住了我,对我说:你不要这样,你怎么能这样呢?她得了病,疼得很难受,你怎么还可以向她发脾气呢?
  嘿,这叫我怎么说呢。医生的话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我知道,我和母亲是遇到一位好医生了。他的话虽然全是责怪我的,是对我表示不满的,可我却特别高兴,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尊敬和好感。
  诊断的结果,母亲得的是胆结石,需要动手术。家属要在手术单上签字,我是个孩子,自然不能承担签字的责任,医生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还有我的父亲。医生就叫我快去请我父亲来,速度一定要快,母亲的病不能耽误得太久。
  我奔出急诊室,沿着大街向家里跑去,天上下着浙渐沥沥的小雨,路两边的白腊杆树早就吐出了鹅黄绿的嫩芽。我顾不得看这些,一口气跑到家里。
  父亲正在家里,为我才买不久的一辆飞鸽28型自行车装大链套。当我气喘吁吁把情况向父亲说了之后,父亲连窝儿都没动,拿起擦得锃明瓦亮的大套,套在车上。
  “您怎么还不动啊?”
  “我装上大套再去。”
  我一下子火了:“我妈要动手术,您还装什么大套?”
  父亲见我急了,这才放下链套,我们爷俩赶往医院。
  母亲的手术整整做了三个半小时。医生从她的腹中取出一个鸽子蛋大的石头。这石头就是折磨了母亲20多年的元凶,现在它终于被清除出来了。我从医生手上接过石头,把它远远地撇了出去。
  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显得有些虚弱。但痛苦的表情已经完全从她的脸上消失了。听医生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只是母亲的胆已经完全摘除了,不过,对以后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在母亲的病床边上,整整陪住了10天,母亲的身体恢复得挺快,一天到晚念叨着要出院,并且三番两次地问我这次手术花了多少钱,一再说再住下去还得花钱,还是早点出院好。
  在母亲住院的时候,大妈和她的几个儿子闺女都到医院来看望,就连一向对母亲嗤之以鼻的老姑奶奶也来了,这叫母亲非常感动。亲戚总归是亲戚。到节骨眼儿上就看出远近来了。
  说到老姑奶奶,这里顺便再多说几句。她是父亲的姐姐,心眼不坏,脾气挺各,对她兄弟的这个媳妇儿,从来就没拿青眼瞧过,这回,她都来了,临走还撂下一百块钱,母亲能不感动吗?

                 十三

  母亲心口疼的病得到了根治,从此再也不受病痛的折磨。但也从此落下了一个奇怪的毛病:每天吃的东西并不少,可是常常没有大便,少则一个礼拜,多则20天。中医和西医都看了,却到现在也没查出是什么原因。
  白驹过隙,时光流逝。母亲由青年而进入中年,由中年而进入老境。1981年,我结婚的时候,母亲是51岁,虽说已渐呈老态,但还是满头的黑发,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眼神不济,看东西不大清楚,医生说是有点白内障,将来可以做手术。
  此时的中国,渐趋稳定。就像一个大的家庭,兄弟阅墙,打得热窑似的,等打得稀里哗啦的时候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我们在家里瞎指什么呢?事弄明白了,心气也就顺了。大家伙儿一个心劲儿想着把家搞好,这才是正路。
  我们这个小家,不至于太穷,但也说不上太富裕。就在我结婚的当天,父亲还求妹妹借钱,以招待前来参加我婚礼的亲朋好友。
  母亲也实行了她的“战略转移”,我结婚不久,她就常常在我的耳边说着同一句话:“什么时候有孩子啊?”思孙之切,溢于言表。
  当时我的压力可不小。结婚一年多,妻子的肚子没见什么动静,母亲在耳边的絮语,不啻于是一道催命符。可这事光急也没有用,只能沉住气,慢慢来。
  苍天酬勤,工夫不负有心人,妻子的肚子终于隆起来了。那天夜里,我把她送到妇产医院,经过36个钟头的苦苦等待,喜讯传来,一个男子汉降临人间。
  我风风火火赶回家。当时是冬天,又是深更半夜,母亲一听说孩子出生了,自己在一瞬间就晋升为奶奶了,又听说是个大小子,母亲的脸上露出点“万幸是个孙子”的喜色。在传宗接代的观念上,父亲和母亲的意识比较淡薄。但生个孙子毕竟更好。母亲赶忙从被窝儿里爬出来,打开火炉,给儿媳妇煮鸡蛋熬粥。
  本来是想拿勺子,却把筷子抄在手里,明明应该再煮几分钟的鸡蛋,却煮了个夹生。由此可见母亲是高兴的乱了手脚。
  父亲自然也很高兴,但不喜形于色,反而椰谕母亲:看看,看看,忙了爪儿了不是?
  我和妻子都上班,护理孩子的事被母亲大包大揽过去。孩子小名叫大龙,是父亲给起的,大概是祈盼他将来能够像龙一样飞黄腾达吧,大龙很瘦,肤色也很黑,脸上有一层黑茸茸的细毛。母亲大小怪,说这孩子是不是毛人儿呀。确实,大龙太像一个毛孩儿了,身都是毛,但是,从我家的和妻子家的遗传史上来看,还没有出现过毛孩,我对母亲说,这孩子就是毛多一点儿,绝对不可能是毛孩。
  母亲对大龙真是尽心,整天把他抱在怀里。说来也怪,软的像面条似的小孩子,在母亲手里竟然总是服服贴贴的。每当我抱孩子的时候,使劲大了怕孩子受不了,用力小了,又怕孩子掉在地上。我向母亲请教是什么原因,母亲说,这里有个窍门儿,也不是光拿嘴能说得清楚的,得凭经验来掌握,母亲说得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哪个不是母亲抱大的?如今,我们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母亲又要为我们的后代操心费力了,我心里升起一种崇敬的感情,望着母亲。
  我这才发现,母亲比以前又老了一些,眼角上的皱纹更加明显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抱着母亲大哭一场,我低下头,拼命抑制着那就要掉下来的眼泪,然后在转身的时候,偷偷把它擦下去。
  由于先天不足(妻子的身体不甚好,孩子又是早产),大龙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好,今天感冒,明天发烧,三天两头得往医院跑,孙子连着奶奶的心。大龙一得病,母亲就着急。一直到了5、6岁,大龙的身体才渐渐健康起来。平均算起来,这孩子住了五次医院,基本上是一年一次。每次住院,也就是母亲最难过的日子。母亲在每次到医院看望大龙离开的时候,就像小孩子盼着过年一样,盼着下一次探视的日子快一点到来。
  大龙6岁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天早晨,父亲带着大龙到什刹海去锻炼身体,在一疏忽间,大龙自己走出了父亲的视线范围。母亲得知大龙丢失的消息以后,捶胸顿足,急得嚎啕大哭。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着:大龙啊……大龙啊……
  母亲的表达能力是不够的,但母亲的情感是真实的。她用单调的方式表达了极为深刻,极为复杂的深厚感情,使在一旁的嫩跟着她一起掉眼泪,值得万幸的是,大龙在几个小时之内失而得返(他是被一位好心肠的大妈,托自己的儿媳妇给送回到家5的),若其不然,母亲到底能不能承受这个打击,恐怕就很难说了;
  大龙回到家里,母亲扑上去,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呜呜地哭老却说不出一句话。大妈和街坊邻居都过来,安慰着母亲,说一些宽慰的话,母亲渐渐平静下来。

                 十四

  80年代中后期,我的弟妹们相继结了婚,陆续离开了这。家。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家庭人员结构的变化,给家庭生活注入许多新的内容。对母亲而言,就是如何与妻子平安相处。
  我有一个发小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常常和我唱苦经。他的妻子和他的母亲,就像是一个罐里的两只蟋蟀,。掐。隔三岔五的,就得发生一次家庭内战。
  我对他的母亲太了解了,那位老太太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不用说,内战的责任(假如需要负责的话),大多一半绝对应该由太太来承担。
  但我的母亲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和那个朋友的母亲是通然同的两种老太太。母亲做起什么事情来都是任劳任怨的,即便是意见,有不满,也从不形诸于颜色。老百姓过日子,没有什么重大事件,无非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刷锅洗碗带扫地。谁多干了,谁干少了,往往都在这些枝末细节上发生矛盾。
  母亲担任了几十年家庭主妇的角色,干家务活自然是轻车熟路。妻子上班,工作也比较辛苦。母亲能够体谅她,在各方面照顾她。有时候妻子身体不大舒服,跟母亲说一声,母亲总是很爽快地叫她去休息,自己则留在厨房里忙活。
  我们家的厨房,条件并不是很好。冬天冷如冰窖,夏天热似蒸笼。在里面做饭的滋味可不大好受。可是母亲并不计较这些不利条件,她像一部机器,每天重复着单调而枯燥的家务劳动。

  自打妻子过了门以后,父亲对母亲也比以前关心了许多,他只要看见母亲在厨房里做饭,有时候给母亲倒一杯水送过去,或是拿着扇子给母亲扇扇。母亲从来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不免有些受宠若惊,连忙阻止父亲的行动。父亲就说:你这个人真是受累的命。说完,还是接着扇。
  成天这样干着,说实话,搁谁也得烦。特别是当弟弟挟带着弟媳妇,妹妹挟带着妹夫到家里来的时候,吃饭的人多,做饭的量就大,妻子有时候就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但母亲则不然,母亲永远都是一个样,按部就班地做饭,吃完了,哪怕是有一座小山高的油碟剩碗,母亲也极有耐心地,一个一个地把它们刷洗干净,送回到碗橱里面去,不过,受我们这几个孩子的影响,母亲刷碗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她不再把碗全部插到盆里,而是像我们刷碗一样,一个一个地刷,现在,我们家的碗边再也没有被磕碰得掉了磁的现象了。
  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当中(最小的妹妹是父母于1968年制造出来的),应该说,母亲比较偏重于疼我,对我照顾的要比其他多一些。因为我是老大,又比他们爱说话,随和。常和母亲聊聊说说话儿,不像他们那样比较内向,言语不多,另一个原因是因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之处,有时候因为工作应酬回家晚了,妻与子都睡了(妻子由于上班时间早,晚上睡的就早),母亲不论睡与没睡,都会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我的面前。道我爱吃西红柿,母亲每天到菜市去买菜的时候,总忘不了给我回几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来。
  我也如是,有时候到外地出差,我思想的对象首当其冲的常是母亲,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担心母亲会犯病,她的眼睛,她的至弄不清原因的长期没有大便,都使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
  有一段时间,母亲向我诉说身体不大舒服,我和弟弟妹妹轮着带她到医院去做检查,检查的结果使我们兄妹几个人都大吃惊:不排除癌症的可能。
  我心里沉重如山。

  晚上,看着母亲坐在桌前吃饭,她是那样的若无其事,她还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可怜的母亲,我回到自己的小屋。直到夜,我还没能睡着。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所知道的母亲的一切,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想着想着,我再也难以控制,抱着头,低声抽泣起来。我的抽泣把妻子惊醒了,她慌忙问我发生了么事,我把母亲的病告诉了她,妻子也很惊讶,但又不大相信。妻安慰我,劝着我,并自报奋勇说,礼拜天休息的时候,她带母亲去检查检查。
  妻子言必行,行必果。到了礼拜天真的带着母亲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毛病是有,却根本没有癌变的迹象,我怀疑是妻子为了怕我着急,对我慌报了军情,就和她一起到了医院,亲自向医生询问。医生的答复和妻子的话是一样的。所谓母亲得了癌症,纯是子虚乌有,一场虚惊。
  我在暗暗庆幸的同时,又深深对我所带母亲去检查的那个医院的强烈不满:人命关天的事,这是闹着玩儿的吗?他们的责任心都到哪去了?

                 十五

  我们家的人员越来越兴旺了,弟弟有了一个很会说话的胖闺女,大妹妹有了一个淘气的但很规矩的小子,小妹妹有了一个精蛋子似的淘气包儿。
  逢年过节的时候,各路人马全都聚齐,赶到大本营,母亲的家中。母亲现在是身兼多职:妻子、母亲,奶奶、姥姥。望着这几个后辈儿孙,她的脸色中多多少少显出一点得意来。
  一辈子的艰难困苦都过来了,人生到了眼下这个境界,夫复何求?母亲应该有她的得意,她的开心,她的乐趣了,但是,一辈子在清苦中度过的母亲,也实在是想不出更奢侈的找乐儿的新招儿来,于是,我们家的麻将桌旁就多了一位倡导者和骁勇而不知疲倦的战将。
  母亲的麻将打得并不太好,但手气却相当的好。十有八九是站在赢家的位置上。父亲的麻将比母亲打得略好一点但有限。可是父亲的手气却比不上母亲。老两口为了玩麻将,也常常闹点小不痛快。
  人常说:老小孩儿,老小孩儿,人在儿童时期是小孩子,上了岁数以后,就返老还童,又变成了小孩子,这话一点不假。因为玩麻将总是要挂着点“小意思”的,父亲和母亲要是同时上阵,赢的话也只能赢两份,要是输了呢,就得出双份,里外里都不合算。这就注定了二老只能有一人上场,这样一来,谁上的问题,就成了其中一位心情不畅的根本原因了。
  通常是父亲高姿态,让母亲先上。而母亲一先上,还就不下来了。父亲觉着很窝囊,就在一旁指手画脚,指桑说槐,母亲就在父亲的涵养程度所能接受的程度内,表示出气哼哼的样子。
  于是父亲也就气哼哼地躺到床上去,微微闭上眼睛,用眼缝中的余光观察着牌桌上的战况。只要一听到母亲输了牌,父亲必发布一番评论:“看看,看看,又输了吧。”“要是我就没这事儿了。”“手气不好就换换人儿,有多少钱往里扔啊。”
  母亲被搅烦了,就说:老头子,你来吧。
  父亲双手向外用力推着,那意思是,猜想母亲一定要来拉他上场,他得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式,而内心却十二万个愿意的叫母亲把他拉上场。
  但实际上,母亲根本就不会来拉他。母亲叫他来,也不过是虚晃一枪,假招子。于是,父亲空欢喜了一瞬间,母亲则还是稳稳地坐在她那将军的位子上。
  玩牌是上瘾的,很多玩牌的人都这样说。父亲自然也逃不出这个法则。但老是把着不叫父亲上,似乎也有些太说不过去。所以,母亲有时候也不得不表示一下谦让的君子风度。母亲的这种谦让,常常使我想起这样一个可笑的寓言:有一只狐狸向老虎献殷勤,把自己的脑袋送到虎口边上,说:您吃吧。狐狸怎么会主动叫老虎吃自己呢,它肯定不是真心实意的。但没想到,老虎还真不客气,一口就把狐狸的脑袋给咬下来了。
  母亲对父亲的谦让,就像狐狸对老虎的谦让一样。每当我看到母亲的假谦让被父亲的真不客气所吞没,母亲那种既无奈又懊悔谦让的神态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大笑一场。
  母亲想和父亲斗法,那是王奶奶和玉奶奶相比,总是差一点儿的。

                 十六

  如今,在和父母共同生活了46年以后(我从一出生就没离开过父母),我携妻带子离开父母单过了。叫我没想到的是,我们竟会是在不太愉快的情形下分手的。
  事情的起源是修建平安大道。按照国家的政策,像我们这样的条件,是应该得到一个两居室的。但在分配时,父亲将国家政策化做家庭的财产分配了,叫户口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的妹妹也参加了进来。这样一来,房源不够,我们只能得到一居室。
  在这个问题上,母亲是很坚定地站在父亲的立场上的,这使我又怪她,但又不能太深地埋怨她。我知道,几十年来,她一直是仰承父亲的鼻息而生活的。她不能违背父亲的意志。
  其实,妹妹能够在拆迁中得到实惠,我作为当哥哥的能不高兴吗?即便是从我的利益中拿出一部分给她,我也不会耿耿于怀的。只是,父亲在这次分配中的做法叫我很难过,很伤心。他对我完全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到父母的新居去,尽管我特别想母亲,但我也硬着头皮坚持着不露面。我的大妹夫小高和我谈了一次,他有很高的谈话技巧,他显然知道我对母亲的情义,专说母亲对我的思念,为了想我,母亲常常哭,眼睛更加不好了。听得我心神不定,六神不安的。再加上许多朋友也劝我。毕竟是自己的父母,我最终还是去看望他们了。
  见到我的面,母亲抱着我哭了,我也很难过,但却没有流眼泪,当时也说不出来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哭完以后,母亲叫我坐下,父亲也坐在旁边。看样子,母亲生活的还可以。她在楼房里住不惯,就搬到弟弟的一间平房里住着。
  我问了问他们的近况,母亲娓娓述说着。
  那天,我很晚才走。临出门的时候,母亲殷殷叮嘱我,一定要常来看看,你爸都70多了,我也快70了,我们还能活几年呢?我听了,心里发酸。
  告别父母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咳,一切都当它是一场梦吧。不管是美好的梦,还是不美好的梦,最终总有醒来的时候,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她的存在,不存在了,这个意义也就失去了。有些事是可以从头开始的,有些事则永远是没有从头开始的机会的。
  把今天把握住了,强似一万个明天。

                     1999年1月17日18时一稿
                       1999年2月21日二稿

  作者简历:
  刘鹏,男,汉族,1951年9月11日生,北京市人。大专文化程度,曾发表报告文学《西藏工程之歌》,小说《王山大爷》等文学作品,现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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