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文集                   黑伞 




         黑纱意味着死亡
         黑土象征着收获希望。
         黑伞呢?

            ——笔者自问



                                  一


  已是午夜时分,值班诊室的电话响了。我扔下手里翻看着的古典神怪小说,拿起了电话听筒:“您好!我是医务室,有话请讲。”

  对方没有回声。最初,我以为是电话出了故障,但我很快又否定了这一想法。我们这里是国际标定的四星级饭店,电信联络四通八达,通往世界的天涯海角,从没出过电话事故。仔细听听,分明听到了对方轻微的鼻息声,这证明畅通无阻,对方显然有意不作回答。

  “喂,喂,我是医务室……”

  “咔嗒”一声,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我很恼火。但不敢发作。直接管理我们后勤部门的总务经理曾不断告诫我们:旅客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任何后勤部门,都要像餐厅和客房的服务人员一样,注意一颦一笑的仪表和举手投足的风度。特别是医生,除了必须具备上述条件之外,还要有崇高的人道精神,视旅客中的患者如父母兄妹。我是先经过仪表谈吐考试,又经过医疗专家们严格的会考答辩,才迈进这座水晶宫般的宾馆的。在医生职业和饭店职业的双重高标准要求下,我只好乖乖地把电话听筒放下,重新翻开了那本小说。

  就在我翻开书本的同时,电话第二次“嘟嘟”作响。我仍以第一次谦恭而轻柔的声音,首先问“您好”,对方依然无声。凭借我的耳力听出,对方似在粗声喘息,只有粗壮的男人,呼吸才会有这样的频率。噢!又是那只爱发情的“公狗”,我顿时按捺不住性子,朝那条“公狗”,喝道:“请你自重一点,不然我可要给你们 ‘代办’打电话了!”言罢,“叭”地一声挂上了电话。

  我之所以亮出炸药包,完全出于洁身自爱。一个多月以前,一个常驻饭店M国商务机构的雇贝,借夜诊之机对我提出非分要求,我把他放在诊桌上的一叠美元,天女散花般地抛向门口,并立刻告知饭店保卫处,召来其商务代办。那条胸脯上长满黄毛的“公狗”,不但连连向我道歉,还差点为此砸了饭碗。那天,他就像要踩蛋的鸽子般地咕噜噜地喘着粗气,没想到事隔几十天,这条“公狗”又发情了。滚他娘的蛋吧!要找就去找那浓装艳抹的暗娼好了!

  我忿感地放下电话,立刻钻进那本小说。不知为什么,我再也静不下心来,小说中那些人变鬼、狐变人的章节,使我感到冷寂和孤单。入冬以后,旅游业进入淡季,值夜班的医生,从两个减成一个。上海人经营的饭店,实在能精打细算,总务经理抽掉一个医生白天去分店巡诊,夜班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难怪全国只有上海发明了半两一张的粮票呢,真是抠门儿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是闹妖吧?我对着书本默默发呆的时候,那电话又鸟儿般地叽咕叽咕叫唤起来。我仍然用云片一般的柔顺语声,先问“您好”,因为我不敢断定打电话的人,是不是那条黄毛公狗。精明的饭店经理,常常对服务人员进行火力侦察,药房的一个司药,就因为错把茶壶当夜壶,经理午夜时分打来侦察电话时,司药正在打盹,迷迷糊糊地忘记了礼貌用语,第二天就被炒了鱿鱼,另找饭辙去了。我是军医复员到地方来的,比地方医院来的同行更懂得纪律,因而“您好”成了我的口头禅。有一次挤公共汽车,一个男士踩了我的脚,由于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我随口说出“您好” 二字。这本来是无意识的机械反应,却引得那奶油小生下车后一直尾随着我,并递过一张名片,非要请我去喝咖啡。我礼貌地接过名片,婉谢了他的邀请。这是“您好”这个习惯用语给我引来的麻烦。麻烦归麻烦,这“您好”二字还要照用不误。

  此时,我对着电话听筒照例说完“您好”之后,毫不厌烦地报着字号:“这儿是饭店医务室,请您讲话。”

  使我惊愕的是,听筒里依然是剧烈的喘息声。职业的本能,突然让我产生另一种警觉:也许对方是位急性肺炎患者?如果他是个七老八十的旅客。或是肺气肿病急性发作的哑巴,只能喘息而不能讲话,我急匆匆挂上电话,那将是一个医生的失职。

  “喂!喂——”我呼叫着。

  “请您对准话筒讲话!”我加大了音量。

  “假如您无力说话,请您按一下床头的电铃。”我焦急地向对方喊着,“按铃之后,您楼层的服务员。就会到您的房间去的,您可以向他表明意思,让服务员代您向我讲话。”我先用中文说了一个医生该说的话,唯恐患者是位“老外”,我又用英语表达了上述意思。然后,紧握电话听筒,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我的全部诚挚没有得到如期的回报,对方依然沉默。我想,也许这位患者正在按照我的吩咐,用电铃招呼服务员,便全神贯注地耳夹听筒,用爱心和耐心等待回音。

  对方咳嗽了一声,表示他并没有放下电话,但还是没有作答。我等待着,短短的七八分钟,恍若半个世纪般的漫长,直到我夹着电话听筒的耳朵和脖子都微微酸痛,要放下电话时,对方才有了回声:

  “真对不起,请问你是柳琪小姐吗?”

  轮到我沉默了。沉默之后就是火药爆炸:“这是搞的什么恶作剧?你看看手表,现在是凌晨一点二十分。请你自重一点,别打搅夜班医生的工作。”饭店经理的助手,是个奶油小生。从我到饭店第一天起,他就像影子般地追逐我,我认定这个电话是他打来的,因而反弹回去的无异于一颗导弹。

  真是个倒霉的漫漫冬夜,患者来就诊的没有几个,魔鬼般的电话却接连不断。它撕碎了我的平静,搅乱了我的安宁。挑开窗帘,我漫无目的地向街道眺望,夜安静而深沉,只有立交桥的周围,闪烁着一辆辆汽车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红色尾灯的弧光。

  我的目光久久地追随着那些移动着的闪亮的弧光,第一次感到我所在的饭店像座水不流动的囚笼。我喜欢喧闹奔腾的江河。昔日我们军区疗养院就耸立在森林之畔的浑江江岸。我愿意穿被人称为“绿皮”的军装,愿意戴女兵的大壳帽,一句话,我喜欢绿色。森林是深绿的,江水是淡绿的,女军医穿的是介乎于深绿和淡绿之间的橄榄绿。我曾和女友们发誓,在这儿生活一辈子,只为生命中充满诗意的绿荫。

  命运却像那座立体交叉桥般地曲里拐弯,我做梦也没梦见过我有朝一日会告别浑江,告别森林,到这粉尘弥漫的大城市里来。两年前的某一天,我接到罗圈胡同街道委员会拍来的一封加急电报,说父母双双病危,叫我见电速归。初读电文时,我并不十分惊愕,认为这是父母要我回家探亲的一个借口;因为双亲刚刚迈进五十岁的门坎,我春节回京省亲时,他们所在的工厂,刚刚为他们作过全面体检,二老身上没发现一点毛病。记得爸爸还兴奋地对我说过:“小琪,看样儿,我和你妈可以争取当寿星佬了。我双眼视力至今还是1.5,你妈的视力1.2,居全厂之冠!” 现在电文说父母双双病危,该不会是编造“天方夜谭”的新童话吧?

  几读电文之后,我的额头,淌下冷汗,不容忽视的是:爸妈骗我回去,何必非签署“街道委员会”的名称?何必拍来“加急”电报?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家中一定出了什么意外事故,这事故没发生在工厂,而是发生在家宅。我哥远在南方的珠海经商,父母住在只有六间平房的独门独院,如发生什么意外灾祸,街道委员会自然责无旁贷,因而这一纸电文绝无虚假!

  列车隆隆南下,在滚滚的车轮声中,我曾有无数个猜想:是煤气罐爆炸?还是电缆线起火?或许是被汽车撞伤了?要不就是古宅欠修,房屋在暴雨中倒塌——从电视中知道,北京今年是个淫雨连绵的夏季。

  万万没料到,待我赶回北京的时候,父母尸体已经火化完毕,双双进了八宝山的老山骨灰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跟哥哥大吵一场,因为他从珠海飞回北京的时间,比我早了两天,火化和骨灰安葬都是他主持的。我抱怨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让我跟双亲见上最后一面?街道干部会同工厂干部,为哥哥作了详细的解释:他们发现我父母时,尸体已经糜烂。街邻嗅到小院溢出恶臭气息,叫门不开,便破门而入。之后,街邻叫来了刑警。街道干部、法医和工厂领导。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皆因父母死得十分溪跷:二老没死在床上,也没死在厨房,而是死在六○年战备时期院内挖的防空洞里。经过刑事侦缉和法医检验,无谋害和他杀的痕迹,因而判断为二老经过五米深的防空洞洞口时,盖口突然塌陷,致使二老碰撞跌摔而亡。但街邻们对此判断提出异议。其一:在防空洞里发现一把铁锨和一只手电筒皆是新的,没有一点锈斑,可见不是六○年全民挖防空洞时的遗物。其二:如果二老之死是因途经洞口时洞盖突然塌陷所致,死者身躯应该在石上上边,但死亡现场却是那水泥板混着坠落的土块,覆盖在亡者身上。街道干部无法将这些细节统统写在电文纸上,其实他们给我发出“病危”的电报时,我父母早已双双命归阴曹地府。

  谜!

  完全是一个谜!

  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死亡之谜!

  哥哥和我都认为父母之死,背后藏有人所不知的隐情。从那只手电和那把铁锨判断,很可能是在夜间,老两口下到防空洞里去挖、埋什么东西,防空洞突然塌落了。爸是个中型工厂的副厂长,妈是个内幼儿园的园长,一生清贫如洗,有什么宝贝需要埋藏的呢?!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能算亿万芸芸众生中的两个小小人物,这个“谜”也就没有人去进一步破译,刑警们又去侦破京城不断发生的大案要案了。他们唯一办妥了的事,就是要我复员回到北京,住进这座灰墙斑剥的古宅。

  叽咕叽咕的电话铃,又在呼唤我了。我的魂魄从生死交叉的立交桥下游荡回来,慢慢地走近电话。我估摸着,此时已是清晨四点,那奶油小生即使精力再盛,也只能在经理值班室打盹,绝无继续对我纠缠的雅兴,便毫不犹豫地抓起听筒:

  “您好——”

  “您好——”对方礼貌的回答。

  “您是患者?请告我您住的房间。”

  “我……我……不能叫患者。”对方是位男士。喘着气有些口吃地说:“不,也可以称之为患者吧!我住在1208房间。如果您能来这儿,我等您。”

  我通知了电话总机,再有患者求医,请接1208。然后背起药箱,走到电梯间的门口。我希望有个患者求医,以摆脱我零乱而寂寞的思绪,现在这个时机来了。






  我轻轻掩上了1208的房门,因为正是严冬的早晨。

  这是个令人惊奇的患者。往常,那些海外和港台旅客,都穿着睡衣在床上静候医生的光临。这位看上去约摸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竟西服革履地静坐在沙发上;我叩门进屋以后,他神色恍惚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好像我的叩门声,打碎了他的一个富有色彩的梦。

  他并不标致,但颇具男子汉的气度。直观的第一印象,让我想起常在电视台上为一种胃药作广告的那位大演员。他曾到浑江疗养院演出过,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们同屋的三个女军医,都不约而同地把这种类型的男人当作梦幻中寻找的×!男人就该是男人,男人中的“女人”让女人看了恶心!

  “请坐!”他用手指指另只沙发。

  我没有在客房里坐沙发的先例。饭店虽没有这方面条条框框的限制,但我有医生的自我约束。我习惯站着给患者诊断,顶多坐在写字台前的小木凳上听患者述说病情——无论是洋人还是土人,白皮肤还是黑皮肤——但不知为什么,这次我竟然顺从他的旨意,坐到另一只单人沙发上。

  “喝杯热咖啡吧?”他像是在询问,说话的同时,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已经放在了圆桌的杯垫上,“要加点糖吗?”

  “您哪儿不舒服?”我清醒了——我是出诊的医生。

  他难为情地笑笑,从西服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一张英文名片,我粗略地看看,他是洛杉矾一家华人诊所的老板兼医生。

  “我们是同行?”我觉得蛮有趣。

  “是的。”

  “您是不是出行时没有带常备药?”我又跳回到我的本职工作上来,“您对自己的病,一定比我还清楚。”

  “中医有句古话,”他的笑容里展示着含蓄的幽默,“多高明的医生,也难治自己的病。”

  “是不是李时珍说的?”说话时,我端起了那杯咖啡。

  “这话出自《三国演义》中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神医华伦。”大概他怕我为无知而难堪,便马上补充道:“李时珍也讲过类似的话,反正天下的名医中没有一个百岁的人瑞。”

  咖啡杯子已经挨近了我的嘴唇,我突然意识到这客房,坐在圆桌对面沙发上的男士,是个陌生的海外华人,而这些谈吐,也超过了医生和患者工作范围,便缓缓地把杯子放下:“您看您需要吃些什么药?”

  “我有点心慌。”

  “我为您听一下心脏。”

  “不必了,您药箱里如果有镇静神经的药,给我几片就可以了!”他自嘲地说, “您看,我昨天晚上就住进这个饭店,到现在还没解衣上床哩!”

  我膘了一眼他的床,驼色毛毯整整齐齐地罩在床上,确实还保留着服务员整理后的原样,怪诞!一个怪诞到令人难以理解的患者。心慌是心脏病的病发征兆,作为一个医生,他该知道卧床休息的绝对必要,为什么反倒衣冠楚楚地坐在屋里?此时已近黎明时分,难道他要这样呆到天亮吗?

  我从药箱里拿出四片安神的胶囊药剂,放在沙发旁的圆桌上。在我取药的霎间,第六感觉告诉我,这位先生在全神贯注地凝视我,从头到足又从足到头,那神情仿佛是在打量一个刚刚出土的秦兵马涌,目光里充满了对古老往事的回忆和忧思。

  我估计得八九不离十。当我合起药箱叮咛他要卧床休息时,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对视在一起了。他那双深沉的眼睛中,一只仿佛是要爆发的火山,而另一只则像冷峻的海水;哪一只闪烁的目光是真实的他呢?抑或他本身就是冷热交织的混合体,将欢悦和悲凉凝聚于一身的“矛”和“盾”?

  “再坐一会儿吧!”他的声音低沉得让人想起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轻狂的海外浪子是不会有这种声音的。但我已经完成了医生的使命,还有什么必要再呆在这儿?我一边叩问自己的心扉,一边却身不由己地又坐在属于我的那只沙发上。我理智上审判着自己,感情上谅解着自己,就像他那两只眼睛一样,表现出明显的性格分裂。这在我医生的生涯中(包括在绿色的浑江),还是头一次。

  平素患者挽留医生聊天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些海外的单身旅客,自认为腰缠万贯,常对漂亮女孩想入非非。女服务员中,卖身者有之,沉沦者有之。而我是一朵秋野的冷菊,虽然面带微笑为患者看病。但从不流露半点轻浮。我鄙夷那些以“性开放”为幌子的花蜂浪蝶,特别轻蔑年轻女性的自贱,因而我给患者巡诊之后,总是谢绝挽留,这是我一贯的行为准则。但今天在我的“一贯”中出现了“惟一”。

  为什么?感情深处的奇异色泽勾画不清。他在我面前,似乎有一种超凡的力量,在短短的时间内,似乎摄取了我的精灵。他衣冠楚楚地等待医生就诊,本身就是超凡之举。我就像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既想破译他彻夜不眠的缘由,又被这个破译对象所吸引。因为在地球上生存着的人类,不论其信仰和肤色有多大差异,喜欢新奇则具有共性,因而产生出许多探险家。他们探索宇宙,探索死海探索飞碟,探索外星来客……探索各自生命之所爱,这种爱也正是自我生命之饥渴,自我生命之所需。

  “我早晨六点下班。”我有意地看看腕表,微笑中流露出某种期待,“接班的医生快来了,您有话就说吧!”

  “该怎样对您说呢?”他为难地搓着双手。

  他吞吐迟疑之间,我纠正了他用词的失准:“先生,‘您’这个字,在中国礼仪中,是称呼长者使用的字眼;看您额头的皱纹,至少要比我年长十岁,使用‘你’ 字的称呼就可以了。只有‘旗人’中的老北京,才普遍地使用‘您’字!您不会是满族的后代吧?”

  他的窘态消失了,抬起头来反问我道:“您是旗人的后裔吗?”

  “双族血统。”我答。

  “是呵!那您为什么接电话时,总要使用‘您好’中的您字呢?”他那只冷峻如深海般的眼睛,变成了另只眼睛一样的活火山,“假如患者是个比您还小上十几岁的玩意,‘您好’中的‘您’字,不也是使用不当吗?”

  我笑了。不是笑他语言反弹的机敏,而是笑他两眼的眸光出现了统一的和谐,当他两眼都闪烁出喜悦的火焰时,便没有了那种阴郁的色彩,顿时显出勃勃生机。他眼里的火焰马上燃着了我,我失态地回敬他几句:“先生,我看您没有病,只是出于某种心态的寂寥并为了摆脱这种心态失重,而寻找平衡,才呼唤医生来的!我们都是同行,请原谅我的直率。”

  他的甜笑中迅速掺进了黄连的苦汁,那只火焰般的眸光也随之冷却成了死海。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断然地否决了我的猜测,神情肃穆地说:

  “我有病!”

  我敛起笑靥,费解地望着他。

  “这病……这病……”他欲言又止。

  “看您是个严肃的人,该不是‘艾滋病’吧!”我加强了音量,因为此时窗子已经开始发白,我回诊室交班的时刻快要到了。

  “我是个人,是个单身男人,不是原始动物。”他着急地解释说,“中国的道德行为规范,并没因为我成为洛杉矶市民而解体消失。”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把药箱提在手上,表示时间已不容我们再谈下去。他身子也离开沙发,彬彬有礼地送我出屋。当我走到屋门口时,他突然沉郁地呼唤了我一声:

  “柳琪小姐——”

  我惊愕地回过头来:“您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

  “我去过珠海了,是您哥哥告诉我的。”他一缕黑发披落下额头,像法官面前的囚徒似的低垂着头颅缓缓地说,“他要我到北京找您,您能下班后和我一起去吃早餐吗?”

  “你认识我哥哥?”我在诧异中又增加了几分惊异。

  “小学同学,但不是同班。”

  我心神不定地站在门口。不知是答应的好,还是谢绝的好。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似乎需要静下心来咀嚼一下,于是便说:“您一夜未眠,我也一夜未眠。下午,我来饭店看您吧!”

  “不,下午我去看您。”他说。

  “好,我家住在——”

  他打断了我的话:“您家住在罗圈胡同甲十七号。”

  “这也是我哥告诉您的?”

  他没有回答,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我马上分辨出来,这是哥哥的身份职业印记。我确信这个会见,是哥哥的有意安排,便热诚地向他伸出手来:

  “我等您。”

  “再见——”

  握手之际,我感到他的手掌宽厚有力。大概出于表示他对我的诚挚吧,我的手在他灼热的掌心中停留了足有半分钟,他才松开手掌,送我到电梯门口。

  回家途中,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涌起春潮。尽管此时是北京的隆冬时节,骑车时竟忘了系上羽绒衣上的帽子。十字路口的红灯绿灯闪烁,使我总是联想起他那两只眼睛,红的是火焰,绿的是冷海。交通民警举手向我致礼,让我下车,原来我闯了红灯。罚款?罚吧!甭说罚三块,罚十块我也认命,谁叫我面前总浮现那双冷热交织的眼睛呢?!

  仔细回忆琢磨,心情又忐忑不安起来。那“冷海”闪出的光,不仅仅有暴君的严酷,还有耶稣的悲悯。他可能是个基督教徒,冷眼中的一半看着大千世界,另一半又在做着什么忏悔。这地球上分裂的阵营诞生分裂的群落,分裂的群落又分娩分裂的男人和女人。先天的遗传基因,后天的外界影响,都割裂自然的人,这种割裂就像滥砍滥伐森林的原始绿色一样。

  我从绿色的襁褓中来,身上也留有这种刀斧痕迹。夜诊的那位先生,分明拨动了我心上的那根琴弦,但自己居然以一副贞女模样,压抑了自己真实的心态,回京以来我就在寻找成熟,但遇到的不是奶油小生般的歪瓜裂枣,就是和我年龄贴近却又故作深沉的雏儿。深沉是玩出来的吗?深沉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星海带,是深藏在海底的珍珠玳瑁,是气质和修养的结晶,是文化和品格的交融。而这一切,都在那位奇特的患者身上闪现了,我却差一点让他从我身旁溜走。

  农贸市场的个体摊贩,已经摆开了菜摊。我顺路买了些鲜嫩的蔬菜,准备迎接即将光临我家的那位同行,那位友人,那位……他来得似乎太唐突了,就如同在这严冬,突然有一抹春阳洒进我心灵的窗子,我需要这束阳光,温暖我这座独居的院落。

  塌陷下去的防空洞,成了垃圾的掩体。我每天将脏土、纸屑、果皮。炉灰,倒进坑洞。街坊翻修房屋,我将那些碎砖乱瓦也掷进坑洞。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填平我那悲楚的记忆……

  搬进这座狭窄的独院时,我才有四五岁的光景。那是在“最最”的疯狂年代,我痴呆地睁大两只眼睛,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串联,真比过春节看花灯还热闹。爸妈是根红苗正的城市贫民出身,胳膊上当然也系着红袖章,在我的一双童眸里,那红袖章简直就像童话中闹海哪吁脚上套的风火轮,所到之处威风凛凛攻无不克。记得有一次,爸妈和另外一些臂上佩戴神符风火轮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批斗一串用绳子挂着的“牛鬼蛇神”,那些牛们鬼们蛇们神们,听我爸一声吆喝:“低头——” 便把头弯躬到地,屁股蹶向天空。其中,有一个解放前开茶庄的资本家,由于弯腰时胃肠受到挤压,朝天放了个响屁。我忍不住笑了。爸、妈和那帮勇士们没有笑,说这是反革命,用放屁向造反派发泄不满和仇恨。爸喊了声“整整这反动资本家的态度”,链条、皮带就抽打下去,衬衫被抽打成乱布条,那中年男人后背被抽打出条条血迹,就像一条蜷曲的蛇在尘埃中翻滚,不一会儿就断了气。

  我吓得浑身哆嗦。从此再不敢尾随着看热闹的孩子,去看那些目不忍睹的场面。不知是不是因为爸妈表现了革命彻底,反正我们挤在一间屋里睡觉的四口之家,在那个岁月却搬到这个独院来了。小院有四间住房,另外还有两小间,一间是厨房,一间作堆放弃物的储藏室。爸说:“这是胳膊上的红箍显圣。”妈说:“这是咱穷人的彻底翻身!”我曾问起比我大几岁的哥哥:“这儿原来的住户呢?”哥答: “死了,这儿原是批斗会上被打死的茶庄老板的窝儿。那婆娘是地主出身,被扫地出门带着孩子回农村老家去了。那孩子跟我是同学,年年在全班考第一,这小子吃了父母出身不好的挂落儿了!”

  也许由于这些“光彩”的记忆,在我高中毕业参军之后,我愿终身与绿色为伍,并不愿意回到这红色门庭。在军医大学我刻苦攻读医书并选修了英、德两门外语。越是了解当今世界,心境离那门庭的路越长。但命运总是背离心愿——我回来了。

  门扇上残留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漆字,早已被岁月剥蚀得体无完肤,光秃秃的门板上,被孩子们用粉笔勾画得乱七八糟。我用钥匙捅开门锁,心也像那些横七竖八的粉笔道儿一样,乱成一团。






  他来了。时间选择在午休之后。看样子,他倒是没有忘记中国人有午休的习惯。

  其实,从我下夜班推着自行车一进家,就陷入到一团团纷乱的思绪之中。上午只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电催的一般起床翻看冰箱里的食物。我不想在这位海外华人面前临时装饰我的卧室客厅。我眷恋绿色,因而沙发窗帘以及床罩台灯等,都是以深绿。浅绿、淡绿为基调的。此时,我想打扮装饰一下自己。或许是我穿惯了 “橄榄绿”之故吧,我仍然不习惯像饭店女服务员那样,涂眼影粘睫毛,甚至戴上 “博士伦”眼罩之类。镜子里的我已然很美,刚入伍时那些女兵说我像年轻时的秦恰。把脸贴近镜子看看,三十岁的我也留下岁月无情的痕迹,眼角若隐若现地出现了细碎网纹。我鼻子鼓而直,镜子里那菱形的唇对我自己都构成某种诱惑;特别是我那双杏核般的眼睛,荡漾着的还是一汪青春的粼波。难怪那位洒脱的先生在我面前时而神情恍惚,时而两眼发痴,大概是被我的美丽惊呆了。

  “请喝茶!”我温文尔雅地说。

  “您这么喜欢绿色,我的诊所就包围在绿茵之中。”他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环视着我的屋子。

  这是爱的暗示还是爱的召唤?我装作一个绝缘体,漫不经心地说:“女孩中十个有八个喜欢绿色,就连江青都把绿色视若生命!”

  “您怎么知道她对色彩的爱好?”他扭过头来好奇地问我。

  “样板戏的年代,我看过描写她的文章。”我说。“她领导诞生的样板戏,常以绿色为基调。对电影也强调‘出绿’”。

  “当时您才多大?”

  “疯狂的法西斯年代,我只有四五岁,看八个样板戏的年代,我已经是小学生。” 我兴奋地提着暖壶,往他杯子里续着开水,“您看,这茶叶也是绿色的,绿色象征着祥和与友谊。”

  “您有相册吗?”

  “有。

  “可以给我看看吗?”

  “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请说。”

  “您必须把‘您’字改称为‘你’字。”

  “好好,我们彼此都称呼你。”他幽默地眨眨眼睛,“那你我可都少了个‘心” 字,没心的人比埃及出生的木乃伊还不如。”

  我笑了,脸上漾起了红晕。

  看相册的时候,我和他坐在同一条长沙发上。我指点一张张身着戎装的照片,等于向他回叙了我单纯而透明的三十年的脚印。他极有兴味地听着,时而插上两句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之类的诗句,表示对我女兵生涯的赞慕,当我们头挨头地俯视照片时,我听到一种熟悉的喘息声。他始终。恰守礼仪,即使我们的手指在相册上偶然相遇,他总是触电般地避开。我真希望他那骨节很长的手,一下把我的手握到他的掌心,任他揉搓,但我心跳的期待落空了。

  “上边怎么没有你爸爸妈妈的照片?”

  “他们不在相册上……”我含混其辞地遮挡过去,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刻讲述悲怆。

  “我想看看他们的遗像,”他说。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在人世了?”我的心猛烈地震颤了一下。

  “你哥哥告诉我的,在珠海。”

  “我哥哥?他来信,怎么没说起过这件事?”

  “他公司业务很忙,叫我一定来看望看望你!”

  “一定?”

  “一定!”

  “只为看望看望?”我灼热的目光在他脸上搜索着。

  “……”他躲开我的目光,“也许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我以为可以切入主题了,便追问道:“别的什么?你直说吧!这是独院,没有听窗根的。”

  我等待着。

  这是我的又一次等待。

  他是个自控能力超凡的男人,分明看出我在希冀着赐予,竟然从沙发上冷漠地站了起来,先是在屋子里踱步,后又走近窗子,向幽静的小院子眺望什么。那儿有什么可看的?原有的一棵枣树,因防空洞塌陷而枯死,剩下的只有光秃秃的院子和院子中间那个尚未填平的洞穴。

  真是个十分费解的男人。下午他来家访,未走进屋子,在院子里已然巡看了老半天。仿佛这座古老而零乱的小院,触发了他对亿万年前恐龙年代的蛮荒联想,一层阴霾迅速蒙住了他的脸。我注意到他的目光里升腾起一团雾霭,那张着污嘴的垃圾洞口,曾久久地吸引住他的眼神。我提醒他说:“先生,这儿是中国,不是美国。你眼前这个土造的垃圾坑,原是一个防原子弹的防空掩体。不要再看这‘巴格达窃贼’般飘渺的陈迹了,这里边深埋着中国老百姓的辛劳!”

  “噢!是的!”他似有所悟地点点头,这才跟我走进了屋子。

  此时此刻,他面对着小院想些什么?对了,他曾和哥哥同学,在分娩我的那个年头,他可能跟着父母也干过不少“深挖洞,广积粮”的差事。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切肤之痛的纯种洋人,那个像死人张着嘴一样的洞口,只能博得他一笑而已,而此时的他神色却是如此的冷峻,我想呼唤他坐四沙发上去的念头不由得咽了回去。

  我默默无言地走过去,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你和我哥同学,想必你一定也在罗因胡同附近住过!”

  他骤然回过头来。很显然,我的提问出乎他的意料,他脸上出现了片刻的尴尬。不过,他很快恢复了平静和自然,对我微微一笑说:“是的,这也许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觉察到他弦外有音,便追问道:“小时候,你住在哪儿?”

  “离这儿近在咫尺。”他回避了正面回答,指指墙上挂着的镜框问道,“里边镶嵌的照片,是……是……”

  “家父家母。”我说。

  他缓缓地走上去,仔仔细细地端详着镜框里的照片。照片上的父母,都穿着灰的卡中山装,胸前都别着硕大的毛主席像章,胳膊上都佩戴着红袖章。我本来不愿意挂出这幅遗像,一则因为二老没有别的照片可镶进镜框,二则哥哥坚持把这幅照片挂在墙上,他说后来人万万不能忘记那个疯狂而愚昧的时代。他看我父母的遗照,看得那么认真。最初他的目光像两把火炬,后来那火焰渐渐熄灭了,冷却成了两座冰山。我理解他目光变幻的渊源:那像章和红袖章实在大刺激了,只要是在那个历史暗夜中爬行过的人,都会勾起对雨骤风狂对寒冬冷雪的记忆。

  “为什么镜框上没有技戴黑绢?”他两眼滴露出悲天悯人的凄楚。

  “只当双亲还活着。”我说。

  “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留一个幻觉中的安慰而已!”

  “我理解你和你哥的心情。”说着,他虔诚地对着遗像鞠了一躬,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黑绢,披挂在那镜框四周,“请原谅,我必须献上我的良知;如果你不愿意保留这黑色的丝绢,我走了你可以再摘下来。”

  我木呆地愣住了。我不知道这个突然闯进我心扉的男人为何作出这种意外之举。是海外赤子对历史亡魂的祭悼?还是出于“爱屋及乌”,对我更深层次的感情表达?那黑绢显然是他早已准备好了的,由此可以推断出祭悼我的双亲,是他来家访的目的之一。我既敬重他的不失礼仪,又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在短短的霎间,我究竟丢失了什么呢,我自己也难以说得清楚……

  他分明窥见了我茫茫然的心态,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小柳(他一改叫 ‘小姐’的称呼),你一切都会清楚的,只是这故事有点残酷。我怕会从身旁吓跑了你。”

  “我不是布娃娃,我是给你治过病的医生。”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只是不知你的病究竟在哪里,该对我说个明白了。”

  “是到时候了。”他并无快意地笑了笑。

  我们重新坐回到沙发上。他仿佛很饥渴,咕噜噜地喝了两口茶;我只有等待的饥渴,也陪他喝了几口茶。凭着直觉,我感到他那残酷的故事仿佛和我有关,一个远在洛杉矾的海外游子,会和我发生什么联系呢?!

  无言。

  沉默。

  当墙上那口有失新潮的挂钟钟摆来来回回晃了十几秒钟之后,他终于开口了: “其实,我讲的前半截,可以称之为故事,后半截只能叫它游戏,这游戏导致了和故事同样残酷的戏剧,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你的序言太长了!”我说。

  他说:“这是必不可缺的序言,你终会理解这段序言的必要。其实,这故事太蛮荒古老,可以说老掉牙了,或许你当时年龄太小,没有留下任何记忆。那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发生的事情……”

  还没听完故事,我已潸然泪下。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面前这位西服革履的中年男人,也有过这样一段动人心魄的经历:那年夏天,他和他的母亲被从北京扫地出门赶回老家。由于查抄他北京住宅时,连枕头都被造反派勇士用剪子剪开,搜查里边是否藏有钞票、金条、银锭,因而这母子俩是赤手空拳被押送上开往青岛的火车的。

  他原籍是胶东某县的一个小村。下了火车没钱买通往老家的长途汽车票,在这一百二十多华里的路途上,他当上了要饭花子。母亲原是名门因秀,怎么也张不开乞讨的嘴,年仅十三岁的他,头一次承担起帮助母亲活下去的担子。当他头一次把讨来的干粮一掰两半分给母亲时,母亲哭了:

  “都是老鸟喂养雏鸟,哪儿有小鸟喂养老乌的?”

  “妈妈,只要我能活,我一定叫妈妈活下去!”

  母亲刚咬了一口干粮,马上吐在了地上:“馊了!”

  他规劝着母亲:“馊的也得进肚,吃了才有劲儿走路。”

  母亲死活不吃,他把馊干粮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让母亲等在路边的柳树下,又返回村里乞讨:“大娘,您修善积德,赏碗粥喝吧!我和我妈是河南逃难寻亲,路过这儿的!”

  施善者端出一碗粥。

  施恶者赏给一双白眼。

  估摸着走了一半路程,他母亲怎么也走不动了,便躺在村边场院一蓬秸垛旁过夜。母亲仰面朝天对着星星和月亮说:

  “回到村里,村里能收下咱们母子俩吗?”

  “我想能。”

  “你死爸是资本家,老家成分是地主啊!”母亲依然对着天说,“大庙不收,小庙能留下咱母子俩?”

  “我想能。”

  “你想……你想……”母亲对着夜天长叹,“你还是个孩子,要是你现在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妈就放心地一闭眼走了!”

  “妈,您千万别这么想。人心都是肉长的,乡亲们怎么能不管咱们母子俩呢!”

  “万一要是不收呢?”

  “我讨饭养活您。”

  “讨饭?”

  “我不是已经当了一天小叫花了吗?!”

  母亲哭了。

  他也哭了。

  第二天,天哭了。他和母亲眼踉跄跄地走在大雨滂沦的驿道上,手里没有一把雨伞,胶泥又把母亲的鞋粘掉了。他夹着自己和母亲的泥鞋,搀扶着母产赤着脚板寻找躲雨的地方,左看右看,竟然找不到任何遮挡。

  路过老爷岭的土坡时,路旁有一座小小的老爷庙,他拉着母亲钻了进去。他想:有庙的地方就离村镇不远了,便冒雨去村里为母亲讨食。当他从二里地远的一个荒村里讨来两个高粱面饼子,匆匆赶回老爷庙时,母亲已经靠在老爷庙的墙角僵直不动了——漫漫驿路上的饥寒劳累,致使母亲心脏病突发。母子俩没能说上一句诀别的话,没能留下最后一瞥的目光,便永别了。

  ……

  “你别再说下去了。”我把泪水涸湿的手绢,在手里用力拧绞着。变了形的手绢像我那颗被扭曲了的心;手绢上挤下的是泪,心淌下来的是血。

  他显得异常冷静:“我也不愿意重复这古老的故事,因为它带有原始人的血腥气息。好,尊重你的意见,故事暂时讲到这儿。”






  后半截故事,是在一家餐馆的餐桌上完成的。他不愿意我去做饭,耽误聊天和叙旧的宝贵时间,我同意了,便和他踏着冬日的黄昏斜阳,步入了附近的一家餐馆。

  这是一家个体户餐馆,布置得虽然十分俗气,但还不失幽静。我需要幽静,幽静可以抑制我那颗狂乱的心。我没经历过他的苦难,但我崇拜那些没有倒下的受难者。也许他面部冷峻而坚毅的男子汉线条,就是人世间过多的苦难浇铸成的。那只火焰般的眼睛,代表着生命不可摧毁的顽强;那只冷海般的眼睛,储藏着超负荷的悲楚记忆。

  为了驱赶故事开头给我留下的悲凉,我寻觅欢悦的话题:

  “你是我夜诊中第一个穿着整齐地等待我去看病的患者。为什么你不躺在床上呼唤医生?”

  “我没有病,一夜都在矛和盾的拼杀之中。”

  “哪个是矛,哪个又是盾?”我一笑,他座位后的墙镜里开出一朵初绽的芙蓉, “别说得那么神秘好不好,你心里又没有藏着古罗马的角斗场。”

  “是角斗场,”他还我沉郁的一笑,“自己跟自己斗!”

  “为什么?”

  “只为那故事后半截里的‘游戏’。”他两眼直视着我,“我几次拿起电话想对你说些什么,又几次把电话放下。”

  我内心陡然一惊:“夜里对着电话听筒,像牛一样喘息的是你?”

  “是我。”

  “请原谅,我误认为是纠缠我的洋鬼子和那个奶油小生,因而语言近乎粗野了。”

  “这反而赢得了我对你品格和医德的信任。”他说,“于是,我最后才下决心,把你呼唤到我的房间!”

  “你是个果断的男人……”

  他插断我的话:“只在呼唤你的问题上产生了犹豫。”

  “是这样的?”我费解地思考着。

  餐厅服务员走了过来,盘子里托着各种饮料。我选择了“雪碧”,他一挥手说: “给我来一瓶‘五粮液’!”

  “你能喝白酒?”

  “今天我想喝!”

  “别了。”我阻拦着,“你喝葡萄酒吧!”

  “不。白酒会给我勇气!”他坚持着。

  我不再阻拦,甚至感到某种惬意;也许那火辣辣的液体,能使他在我面前更加透明——尽管觉得我已对他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但飘荡在我和他之间的那层迷雾,使我不敢贸然表白自己的心声。酒魔也许能撕开横在我们中间的这块帷幕。

  大约喝到第三杯白酒时,他那只沉郁的眼睛闪烁出了白焰。他伴随着目光的燃烧,话像决堤之水滔滔而来:“关于我个人的事,不想多说什么了,母亲死后,我没有回老家,而是当了流浪儿,济南、威海,最后浪迹青岛。一对无儿无女的离休夫妇收养了我。你可以想见,少年的我,只能用谎言欺骗善良;在那个岁月,我要是道出自己是个‘狗鬼子’,我的再生父母再善良,也要掂掂收养我的后果。他们供我上了中学,在医学院毕业后,我当了几年医生,和第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敬重孝顺二老,二老也把我看成亲生骨肉一般。直到一九八二年,我在美国的伯父通过中国公安系统寻找我死去的爸爸,顺藤摸瓜找到了我,并要我去美国深造。抚养我成人的二老,理解我当年出于无奈,用谎言瞒哄二老的苦衷,一直将我送到上海虹桥机场。伯父于八六年辞世,我在美国接替了伯父在洛杉矾开设的诊所,直到今天。”

  故事确实十分陈旧,像许多中国人经历过的那样,但是里边藏有血泪浸泡的中国历史;有的在那段历史中沉冤而死,有的在历史发酵后赢得了萌生。我举杯祝贺他这个不幸历史中的幸运儿,但在连连碰杯之际,我察觉到这故事中少了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他的爸爸。他好象有意回避提起他的爸爸。我便坦诚地问道:

  “你爸……”

  “也死于‘文革’。”

  “怎么死的?”

  “被链条皮带抽打而死。”

  幼小时亲自目睹那个打人的场面,在我面前复现了。我又追问:“在哪儿?”

  “被打死在罗圈胡同巷口外的空场。”

  地点和我目睹的场景吻合。我不觉心跳加快血往上涌:“是不是过去开……开…… 吴记茶庄的……”

  “……”他只是往嘴里灌酒,没有作答。我声音陡然高了:“你回答呀!”

  “那已是死去的历史,你不要追问了。”他含糊其辞地说。

  我好像从万丈悬崖上坠落下来,顿时没了说话的力气。难怪他在我家的镜框前,仔仔细细地打量我父母,并眷恋地望着小院的一切呢,我父母不但参与了那场骇人的屠杀,后来又搬进吴家的私宅。

  是醉了?不,我没有喝一口白酒。在这短促的一瞬间,我觉得我轻得如同一根羽毛,在漫天的风沙里飘飞,找不到降落的一块黄土。我的身下是无边无际的海,太阳的光环和星月的斑点,幻化成无数双眼睛,在直直地逼视着我。水连着波,波连着浪,浪连着天,只是不见一只船,不见一只救生圈。我觉得我要飘落到大海中去了,这时耳畔响起了呼唤我的声音:

  “小柳!”

  “小柳——”声音由远而近。

  睁眼看看,自己没在空中,也不在海里,而是端坐在餐桌之上。我胳膊肘支撑着餐桌,双手托着灼热的两腮,那碟子、菜盘、碗筷、酒杯,在我面前像杂技演员手中的玩艺,旋转一阵过后,终于定位不动了。

  一定是我脸上还残留着泪痕,他递过来他的手帕,低声对我说:“这不是你父母的过失,更不是你的过失,历史的经纬就是这么编就织成的。小柳,我个人的质地也不是一块剔透的水晶,而是一块含有杂质的矿石,出于人类共有的报复本能,我在一场游戏中,也伤害了你的家庭。这次来北京,我是乞求你谅解的。”

  又一个强大的冲击波,狂浪般涌来,我麻木昏然的脑子,又陷人另一个不可知的深渊。报复?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对抄过他的家、残害过他的父母、占据了他的宅院的仇家,能有什么报复的招数呢?

  “你这是为了安慰我。”我直视着他。

  他把一杯酒灌入腹中:“不!”

  “我不相信。你是为了让我心理上取得平衡。”我再次表示疑惑,“你是心地纯正而善良的人,你的一切行为——包括彻夜不眠,都是为了怕我承受不了这突发的刺激,因而峰回路转地千方百计为我解除痛苦。”

  “有这种成分在内。”他用餐巾纸擦着嘴边的酒迹,“你要知道,大漠上的善良的兔子,有时也用爪尖撕食老鹰的残骨。人性中的善恶两面经常打架,当苟子的性恶说战胜孟子的‘性本善’的那一霎间,善良的人,也能干出恶者的行为。”

  我默默地听着,因为我无以对答。他则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五粮液”。好像正在有意麻醉自己的中枢神经。堂堂仪表的伟岸男子,此时像个贪杯的酒徒,酒滴顺着下额坠落,一滴滴流淌在西服的领口和领带上。

  我急了,夺下他手中的酒杯:“吴先生,你疯了?”

  “没有。”

  “可你已经失态了。”

  “我怕你不能原谅我。”他半醉半醒地说,“说句实话,我已经在你们饭店下榻三次了,每次我都以病为由,找你来看病,只不过前两次是躺在床上。只有当我确信自己真正了解了你,并爱上了你之后,我才悟到我那场‘游戏’,是横在我们中间的珠穆朗玛峰!”

  我以微笑宽慰着他的心:“我们中间只隔一个小小的餐桌。”

  他失态地摸摸餐桌:“是吗?”

  “我送你回饭店吧!”我有点慌乱起来,“服务员!有出租车吗?”

  “不!不!”他一边从西服兜里掏出钱包,把钱包颤巍巍地递给我,一边连连摆手说,“不回饭店,去罗圈胡同回我的……不,回你的家。”

  餐厅食客的目光都投向这里,我窘得几乎不能自持。我把钱包塞回到他的兜里,匆匆付了餐费后,恨不得一步迈出餐馆。好在我家近在咫尺,不到五分钟光景,我已搀扶着他拐进了罗圈胡同。在巷口,他看根发短地指着脚下:“这儿……就在这儿……”

  我理解“这儿”含意,它曾是一块涂染了斑斑血迹的黄土。现在,柏油路面已经覆盖了那历史的残痕;假如没有他的突然出现,我童年的那一点点恐怖记忆,怕也会长醉不醒了。

  但我醒着,而且比在餐厅时更为清醒。我理解他的醉酒,他是凭借酒力吐出难以启齿的陈年往事。也许他真的干了一场报复的游戏?如果当真如此,我也希望把它和他饮下去的‘五粮液’,一起呕吐出来;待酒的魔力飘然而去,他或许就会锁在肚子里,给人世间又留下一个谁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我搀扶着他进了家。待我推开屋门时,他把迈进门槛的脚,踉跄地撤了回来。他身子靠在门框上,痴呆的目光盯住了那个四下去的垃圾洞:

  “我在这儿挖过防空洞,爸妈……爸妈……把土甩上来,我……用……用筐运到……到门口……”

  “嗯。”我应着声,情不自禁想起我的父母。

  “我一直没忘……没忘……挖防空洞……洞……洞。”他用手指指点点地说, “到美国……也没……忘记。”

  “嗯!”我再次应声,应声中忽然感到喉头发紧,我下意识地感到父母之死的不解之谜,或许真的和他有某种联系。神经顿时绷得像根弦子,屏着气倾听他醉酒后的自白。

  “有一天……有一天,我看了一部……一部英国……对,是……是英国的故事片,它叫《天堂……天堂的笑……声》,描写一个……一个以假死……死的伯爵,戏弄……戏弄一群想……分割……他财产……财产的亲朋……亲朋和友人的故事。我……我突然来了……来了……便想……便想摹仿一下……一下的邪念。我……我想起了中国……罗圈胡同……发生的……的事,便……往这个……地址,寄……寄了一封……封信。信中……说……说文革……抄家时,造反派……忘记了查抄…… 防……防空洞,那儿……藏有吴家……吴家十根金……金锭。希望……你们挖掘…… 出来……献……献……给给……国家……”

  他还没有讲完这个“游戏”,我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我初则感到愤懑,继而烈火烧胸,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真想将这位吴先生推出门去。但是我的手颤抖了,心也哆嗦开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权力,因为连我脚下的土,都不姓柳,是父母参与的那场揪斗,才使吴姓家破人亡、凤去楼空的。出于报复,他只一不过想戏弄一下曾经赐给他一家人苦难的古宅新户,并没想到防空洞会突然坍塌……

  我像被夏日蛛网缠咬住的一只飞虫,道道蛛丝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他仍然在醉酒之中,不断吐出一句句令人断肠的话!

  “小柳……柳小姐,你能……能谅解我吗?”

  “我说……都是……实话……我不能……欺骗……良知……”

  “我不是伪……伪……君子……”

  我打断他的话:“先生——”

  “吴先生——”我用力呼唤他。

  “我上夜班的时间快要到了!”我抚开衣袖,示意他看一看我的手表。

  他全然顾及不到这些,还在含混不清地抒发着心中的感伤。我百般无奈,只好先把他搁放在屋门口,到厨房匆匆倒出一点酸醋,强行灌进他的嘴里。然后我扭头跑到巷口的公用电话间,摇通饭店的电话,叫饭店火速派辆出租车来——我不是想驱赶他,而是怕他一个人留在宅院,夜里万一出点毛病,没人照顾这个醉客。

  回到家里,他正手扶窗台,哇哇地呕吐不止。吐完之后,他的理智渐渐复苏,除连连向我表示歉意之外,还询问我他刚才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回答他,也无法回答他。两家父母血迹斑斑的往事,使我吐不出一个字。我无言地递给他一条毛巾,让他擦掉脸上和西装上的酒迹。他擦脸的时候,我沏好一杯浓茶放在茶几上——中医学里如是说:醋能醒神,茶能醒心。

  他完全清醒了,用十指梳理着披散下来的头发。我到内室去更衣换装,出租车已经在门口按响喇叭了。

  “小柳,我想和你商量件事情。”他喝完热茶,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希望你能同意。”

  “请说。”

  “我想在这座小院重温一下童年的旧梦。”他说,“今天夜里,我不想去住宾馆了。”

  “你肚子吐空了呀!”

  “有茶和饼干就行了。”

  我犹豫了片刻,觉得没有理由回绝他的要求。这座小院以及这几间屋子,谁知道曾留下他多少童年的足音呢?!

  “你要寻找赤子的回声?”“

  “是的。我想寻梦!”

  我拿出一串钥匙,打开了小院的几间住房。有我的卧室,有哥哥回京时的卧室,他可以随便选择下榻。我又告诉他冰箱里不仅有饼干,还有各样小吃,任他自选。

  是返朴归真?还是进入了梦境?这个中年男人,此时竟然雀跃得像个孩子,立刻打开冰箱门,向里窥视着。

  一丝微笑绽开在我的嘴角。这个微笑内涵太丰富了。酸甜苦辣咸,历史的凄风苦而,都融进了我的每道笑纹之中。如果我眼前有面镜子,那笑容一定使自己大吃一惊;不,那不是笑,笑的背后是一条流淌着的泪河。

  他回过头来想对我说什么,我说上班的时间到了,便匆匆挎起背包,把背影留给了他。不知为什么,在穿过小院的时候,我的泪水奔涌而出,笑中的泪泉,冲毁了心灵上的堤闸,他追了出来,在背后喊着:

  “小柳!小柳!”

  我没有停下脚步。待我拉开出租汽车车门时,他追到了汽车旁,往汽车座位上扔了一个信袋。我以为那是车钱,便想扔出车外,但他制止了我的毛躁举动,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道:“里边装的是一封信。”






  饭店司机不但有熟悉路标的本能,还有记客的惊人本领。他说:“柳大夫,刚才那位先生不是住在咱们饭店里的吴先生么?”

  我把信迅速塞进挎包,遮掩地说:“他是我的亲戚。”

  “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穿着一身标定饭店司机装束的小伙子道:“我原来以为是您的……”

  “什么?”

  小伙子先是微笑不语,当汽车驶过十字路口的红灯后,他的嘴也开了“绿灯”: “我拉他去过机场,来过这条胡同的居委会,还去过八宝山的老山骨灰堂,路上他跟我打听过您的情况。”

  “是吗?”我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心里却希望小司机说下去。

  “我说您当过兵,穿过‘橄榄绿’,戴过女兵的大亮帽,是个严以律己的医生。” 小司机一手握着方向盘,对我侃侃而谈,“吴先生只是微微笑着听我说,很少打断我的话。只有那次他去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的路上,我无意间说起您父母好像也不在人世间了,他才追问我你父母病故的原因,我说我是司机,听饭店人聊天时说起您孤零零一个人在北京,揣摸着您的双亲已经病故了。吴先生十分惊愕,他从老山骨灰堂祭奠他的双亲回来,要我拉他去了您这条胡同的居委会。我不知道居委会对他说了些什么,他在您家的门口徘徊一阵,重新上车之后,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吴先生情绪十分灰暗,就不敢再和吴先生闲扯了!”

  “后来呢?”

  “两天后,我送他上飞机场,他说他去珠海。几天后我在饭店一楼大厅见到他,知道他从珠海回来,仍然住在我们饭店里。那天,他给了我一条‘万宝路’香烟,求我给医务室打个电话,问您是上白班还是上夜班。所以我有个错觉,觉得吴先生在暗暗地了解您,追求您。”

  我失神地听着,从司机的闲聊中,我影影绰绰地摸到了吴先生的行为依据:他是以访故为名去居委会的,目的仅仅为了知道我父母的死因。他或许早已忘却了由复仇心理支配的“游戏”,司机无意中泄露的天机,像夜空霹雳一般,把他沉睡的记忆照亮了。在居委会,他当然不会吐露游戏的残酷结局是源于他的戏滤;而良知咬噬着他的心,搅得他没有片刻安宁,于是他便匆匆飞往珠海,去见我的哥哥。

  我加倍付了出车费,连连向司机表示了我的谢意。司机执意不收,说是因公按医生回来是常有的事。我还是把钱塞给了他,并诙谐地说:“吴先生送你一条‘万宝路’,只当我送你一条‘阿诗玛’吧!再见!”

  “柳大夫——”他从饭店门口追进大厅。我一路小跑进了电梯,咔嗒一声,司机被关在了电梯外。在四面都是镜子的电梯里,我看见我自己在笑。笑什么?是笑那小司机的窘相?还是笑我自己的命运?

  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是个逻辑思维十分严密的男人,这是他一系列理性行为在我心中结论的总和。在这一点上,他可以比得上福尔摩斯了;我觉得我的智商也并不低,比起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来也许并不逊色。

  至此,我一切都明白了,只是还不明白挎包里的信。他究竟写了些什么?白班的医生把病诊记录交给我就下班走了,我急不可耐地撕开信封,抽出信笺。我很失望,信不是他写给我的而是哥哥托他转交给我的。

  小妹:

  信托吴尔川先生亲自交给你。希望他的“游戏”,能得到你的谅解。我也是历经感情折磨而承认了这一残酷事实的。是命运的善恶因果?还是天理的报应循环?或许人类生活的悲欢都在这冥冥的法轮之中?!

    从情和理的角度去审视这一令人心碎的事件,我们两家人都是历史舞台上的悲剧演员。如果追求良心责任,都是道义法庭的被告。正因如此,尔川的坦诚磊落,显示出他人格力量的巍高,我们过去是同学,而今成了莫逆之交。

    小妹,人间太少了这种爱心,太多了太多了仇恨。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的风暴浪潮,淹没了中国每一寸土地;几乎人人都挨过斗,人人又都斗过人。人有时是人,人有时非人。斗斗斗斗究竟浪费了多少黄金时光?我们在斗斗斗斗的年代,“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从月球上取回了样土;七十年代中期世界正向电子世纪冲锋的时候,我们正在大搞”批邓”的“唯生产力论”呢!时间再不等待中国。小妹,我写这些似乎把话题扯远了,其实斗斗斗斗正是我们两家人悲剧的缘由。

    为了永记这历史的悲剧,尔川提议把吴、柳两家老人的骨灰,合葬于一块墓地。来珠海前他已在西郊万安公墓买了地皮、两口水泥石棺和一块黑褐色石碑。尔川说让四个老人在地下世界永远为邻,并永恒地相亲相爱!

    小妹,你一定会同意尔川的精心安排。至于你们之间能否成为朋友,继而架设爱巢,我只有建议权。尔川对你的溢美之词,表达得十分含蓄,你对尔川印象如何,我就不得知了。

    我觉得你们都是搞医的,相知之后,你会发现他正是你寻找的成熟。

  ……

  有患者来看病了。我把信塞进抽屉。患者走了,我取出信来再看。我仔细咀嚼着哥哥的每一句话,像是在大海中看见了岸,睨见了那并不太遥远的码头。

  我难以揣测他此时此刻在干些什么。也许他正在几间屋子里夜游,拾起一个个少年时代的梦;也许他睡在哥哥或我的那张床上,正编织着一个新世纪的梦想;不,也许他已然成眠,那会是个无梦的酣睡,因为他太累了。为了弥合历史留在他心灵上的巨大裂痕,为了擦干昔日的斑斑血迹,他付出了许多许多精力,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我已一天一夜未睡,也深感身心的疲惫;就像刚刚离开田径场的运动员,我跑了不止千米万米,而是跑了几十年的风雨路程。

  斗来斗去。

  恩恩仇仇。

  那弯弯曲曲的椭圆形跑道,不是挺像人生的圆周和预卜人生的八封图吗?!想着想着,我伏在小木桌上睡了。这是一个有梦的夜,头顶上一轮太阳蒸烤着,我被勒令弯身躬背,只是身上没有皮带和链条的抽打。

  “低头——”

  “低头——”

  我被批斗的口号声惊醒了。头上那轮太阳,是小桌上的台灯;弯腰弓背,是我的睡姿。那批斗会场此起彼伏的口号,来自罗圈胡同巷口——我童眸留下的幻影。

  下了夜班,走出饭店,我不禁惊愕地叫了一声。原来天下雪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北京的座座高楼,染白了条条街道。

  空气中弥漫着清冷和甘甜,我贪婪地呼吸着早晨的雪香,沿着落雪的街道,向家里漫步而行。我不想搭乘公共汽车,过早地到家会惊搅他的睡梦。在落雪的路上,我寻找着属于我的诗情。

  在迷迷茫茫的雪片中,一道孩提时代学的算术题在头脑中升腾:

  2-2=0

  1+1=1(?)

  为什么会想起这些阿拉伯数字?我不知道。我只是对这两道既充满童稚,又无比残酷的极富幻想的算式,感到神往和快慰。

  路过一个小百货店时,我走进店门,买了一把黑伞。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属于两个人,在银雪纷飞的世界,我们支撑开它,一块儿去往万安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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