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2节 “文革”正式开锣,母亲被挂大牌 

 

  “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

  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己梦断巫山,但是因为我们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无法去掉的历史胎记,还常常使我们对生活自作多情,与已不复存在的鸳梦藕断丝连。

  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文艺开始。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后,马上续上了大批黑戏《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到了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们这些 “二劳改”,是每天晚上学习都要读报纸的;但不知是被阶级斗争搞得神经麻木了,还是我们在“桃花源”有时也能自得其乐之故,竟然没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的一场血腥之灾,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烂“四旧”开始,我们才如梦初醒。我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陈本来是有家可回的——此时他变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联想到母亲和儿子。尽管我的父亲死在了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将要波及到他们是必然的。中队以保护我们的安全为由,采取了双周休息一天的办法;殊不知这使我及我的同类们,更加心急如焚。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迟。你母亲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刘嫂说,“让你妈着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红卫兵扬言要去农场斗你哩!”

  “刘嫂,身在公安局的劳改队,已经是接受专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儿目前倒是一个保险箱。,,

  “那就好了。”刘嫂说,“这是你妈最挂心的问题。”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后,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后,我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动一来,她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惊。细想起来,似也不难找到生活依据: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的。可以说她从年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她没过上两天好日子,五七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妈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他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

  “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小儿子的去向问题。其间,我母亲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邻。大概是到了4点钟左右,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开着小窗口的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母亲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式,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当然那被打的老太大,此时若同一只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大概是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

  “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但是却比那些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她们中间里的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那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不管是不是属于“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应去的 “天堂”是无疑的了;可是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这一手段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 —那么她所以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是不是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潜藏在人类自身中的善与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十分出格的行为的。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这个恶魔掀起了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自身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了极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现,能不能从二战的德国历史中,找到一点启迪呢!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亲,她将来也要做母亲——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一个本来很伟大、但是后来被神化了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年代,诱发出来的民族狂热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兵了。这位姑娘的霎间表演,可谓是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真的,从见到这一幕开始,我再不仅仅为我自己的母亲悲哀——而是为全中国的母亲们感到悲哀了。

  回到农场,我浑身大汗淋漓。空着肚子到桃园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陆丰年君匆匆过来找我,他说:“恐怕杨家要受我的牵连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我自己的坟头都哭不过来,我们的家属怕是没有例外。”

  “这是什么世道!我感到有点对不住人家了。”

  “问题决定于杨春英,她的态度怎么样?”我自身虽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类的命运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爱我,不会发生什么变故。”陆丰年说,“可是她还上有父母哩,我总不能不考虑人家的生存呀!”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拿不出一条好的生活方程式来。不仅我拿不出来,就是孙悟空在世,他的分身术恐怕也会在这乱世中失灵。

  “前两大听人说,场里从大西北来了一些人,想动员我们到那儿去支边。你听说了没有?”陆说,“据说,到了那儿,可以完全改变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

  这事情我是早有耳闻了,但我根本没有动心。道理十分简单,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还留在茶淀的张沪,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没有这些骨肉相连的因素在内,我可能愿意做一朵四海云游的蒲公英——我与陆丰年的情况不同,想法自然不尽一样;我是宁可在北京当 “二劳改”,也不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当什么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区犯人和北区三畲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农工”,停产开会。那天早上起来,地处农工大队队部的广场上,就响起了大喇叭的声响。这个有线的广播喇叭,过去每天广播的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新闻,诸如,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等等;这天早上,我们正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态地播放开了《我们新疆好地方》这支歌,这说明大西北来招募农工的工作,将于今天开始。

  那大的会议开得十分隆重。场里的头头们几乎都出现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外,有几个身着绿色军衣、但是不配戴红帽徽和红领章的陌生人,同时就座于场长身边。会议开门见山,号召有志于开拓边疆的男儿,去支援边疆建设。其条件是在农场表现优秀的农工,经过自愿申请和场部审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边疆。凡是被批准的农工,到了那儿一律改变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开大会,下午开小会——各个班组分头开会讨论,递交报名名单。

  在我的记忆中,当大会散会之前,就有了上台发言表态的积极分子,除了一两个解禁的刑事罪犯之外,当场表态愿意去支边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对刑事犯中的表态者,我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态的人,我则比较了解——他们几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类。我想,他们之所以自愿去支边,一是对祖国的热情,还没有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成冰;二是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面,想尽可能逃离得远一些;三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脚下,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也许远走高飞是最好的选择。

  当天下午,在我们的班组会上,首先表态的是陆丰年君。他有着十分好的口才,洋洋洒洒他说了许多革命的壮烈言词——但是能知他内心世界的非我莫属,他是急于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才有了这一番壮怀激烈的;他是因为十分珍惜他的蜜窝窝,并千方百计想保护好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风雨飘摇的爱巢,才有了并非他完全情愿的申请——用远离开爱巢来表示一个人对爱巢之不舍,这真是时代悲怆的生活颤音。我当时就为我的这位朋友,而感到了无限的忧伤。

  散会之后,我特意把他找到监舍后边的一个无人的角落,对他进行了一次规劝。我说: “天下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党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边疆不可能改为一加一等于二,或者一减一等于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运吧,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杨家的一片真情。”他说,“我这个牵连因素不在了,红卫兵也许不会再找杨家的麻烦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虑过你走了以后,你和杨春英的感情问题……”

  “她不会变心。”

  “如果受形势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将怎么办?”

  “你不是听见我常常唱的那支歌吗,‘若有知心人,尽管嫁给他。’人的命运谁也无法预测,但愿老天有眼,能够成全我和她。当然,我去了那儿以后,经济上要勒紧自己的腰带,给她按月寄点钱来;一年总还要争取探亲一趟——那大西北来的人,不是说了么,到了那儿各种待遇,都要比这儿强上一点!”

  我觉得丰年君去意已定,再说什么都属于多余。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谈心只好到此为止。当天晚上,我记得还有班里的其他同类,也曾对他的这个决定,提出过疑虑,但是丰年像当年吃“五毒”那么果敢——他递上了支边的申请书。由于一大批“二劳改”即将奔赴边疆,那几天我们在桃园干活时闲谈,无一例外地围绕这个话题。到了8月17日的上午,杨春英第一次在桃园露面——她是为陆丰年来送行的,下午4点各队去边疆的人,将在这里集中登车,奔往北京火车站。支边的火车终点站,为新疆的吐鲁番。

  杨春英所以来到桃园,不外是找个幽静的地方与陆告别。本来陆是在监号里准备行囊的,但是准备远行的人大多,与其在那儿告别,还不如到“桃花源”来话别。记忆中,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天气,我们正在水泵旁边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谁先听见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便一个个躲到水泵房的后边,忙着擦身穿衣。因为还没轮到我洗,我有机会看见陆和杨来桃园时的形象:陆还是那一身农装,用不着多费笔墨,但是杨当天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极深。她虽然并非红卫兵,不知是否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当时流行的绿色衣裤。与其时代保护色极不协调的是,她的胳膊弯里,挎着一个蓝花花的小包裹,当时墨镜也被划入“四旧”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镜遮眼,因而外露着她那只失明的眼睛。尽管如此,她的身材之窈窕,肤色之白嫩,仍然让男儿国里的“亚当”们吃惊。

  陆君向准备收工去喂肚子的我们,介绍了杨以后,便对桃园看守武芳说道:

  “要借你这间看守房用一下喽,我们保险丢不了桃子。”

  还用说吗,我们都知道这种话别的含义。武芳用水泵刚刚抽上来的冷水,为他和她洗了几个最大的蜜桃,递到他俩的手里:“我们没有别的为你们饯行,送这桃子也正合适——祝你们永远心心相连。”

  杨春英眼圈顿时红了,低下头来。陆君丰年强作笑颜,连声对同班的成员,表示即将离别前的谢意。我没有多说什么——尽管我当过他和她之间的红娘,但我内心充满着的是一种悲凉的心绪。再过几个小时,她的他就要走了,谁能预卜他和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待等我们下午出工来到桃园,他和她与我们握手告别时,我握着陆君的手说:

  “真诚地祝愿你好梦成真!”

  ……他哽咽住了喉咙,眼泪却滴落下来。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因为我们有劳动任务在身,不能前往送行(这一别就是13年,当1979年他平反从新疆回来路过北京时,曾到我家小坐。他十分悲愤地告诉我,他不该头脑发热去往边陲。他的爱巢早在前几年已然自焚——因为他并没有因为去了那儿,而改变任何东西。待他归来时,他曾去杨家看望已然与他分手的爱人——她在中苏友好医院外边给医院看自行车。悲乎)。

  当天下午4点,我的同类中,与陆丰年同时奔赴新疆的人,有几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各大学、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于立仁、卓景星、刘士康、郭愕权、哈长林、吴怀祖……后来在1970年,被枪决于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其中的孙本桥和王同竹,也是随着这次列车,去往边疆的——属于老革命身份的很少,似乎只有原中国青年报的陈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也浑浑噩噩地登上了这次北行的列车(后来他发现受了欺骗,到了那儿并没有改变政治身份,曾从边疆逃往内地,被捕后被吊在树上毒打,后文另有叙述)。

  他们走了没有几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维森把我叫到了队部办公室:

  “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冲击?”

  我说:“是,我母亲脖子上挂起了‘反革命家属’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问我:“你老家还有没有亲人?”

  我告诉他没有,但是还有亲戚。他这才告诉我,当地派出所,有电话打过来,革命群众要求迁返我母亲还乡。面对这么大的一场群众运动,董尽管很惜才,也无良策可寻。我很快答应去办这件事,并把事情做好。他叮咛我说:“回家之后,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当前的形势,感情用事只能更激化矛盾。那对你和你母亲都没任何好处——走一步是一步吧,什么事都要往远处看。你下午就回家处理这件事去吧!”

  母亲被挂上大大的木牌,原来并不是终点——我走出办公室时,心都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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