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文集                   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


 
                                    ——和平随想曲


  音乐流动的时候,静止的美国乡村画面就渐渐升起了炊烟。拉威尔的灵魂在一九三七年晚雨的空气中湿漉漉地复活。

  “可憎的二十世纪。”老妇人垂头坐在硬木藤椅里,她翻动画册的手指哆哆嗦嗦的,她的咕哝声同窗外的风景一样陈旧不堪。

  “一九三七年,会死去一个追求音乐技术完美的人,可惜的二十世纪。”

  老式电唱机将《西班牙狂想曲》的旋律送到老妇人心底,使她心底的湖水涟漪点点,而她膝上的画册已经走完了春夏秋冬。

  她诅咒二十世纪的时候,她的女仆正挎着菜篮子尘垢满面地把二十世纪末的消息带给她:

  “云字楼的玫瑰油糕涨价了。晒到院子中的米原想将虫子晒走,没成想米也连带着没了。”

  “二十世纪的奸商和窃贼。”老妇人咕哝了一声,盯着画面上的一间房子。她在想,这房子的主人是牙医还是牧师?

  “信箱里有两封信。”女仆麻利地将玫瑰油糕放在蓝瓷盘中,然后用舌头舔了舔沾上了油渍的手指,将两封信送到老妇人面前。

  “又不是一九三七年的信,”老妇人叹口长气说:“我不急着看。”

  老妇人认定白房子里住着牧师。因为白房子门前的雪地上脚印纷乱,必定是许多人需要这地方才频繁地来。而牙医的门前应该只有牙医自己的脚印,这样小的镇子牙医会巡遍患者的。

  “一九三七年年底,我从扬州逃往汾阳的路上,一个扛着镐头的农民碰掉了我的一颗门牙,我没有想到那年法国会死一个大音乐家。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岁月,是黑暗的岁月,同时也是音乐的岁月。”

  老妇人正在写一部回忆录,她写完这段话后心绪又纷乱如麻。她的一生充满了毁灭和幸福,恐惧与悲伤,她经历过战争、瘟疫、饥荒,有过情人、仇人,她的手指触摸过如膏的胭脂、闪光的银器和亮丽的丝绸,也触摸过荒草、尸骸、糟糠和犁铧。

  她无法把那些沉重的杂乱无章的记忆理出头绪。她的回忆录断断续续的,开始像是结束,时间顺序上也处处越轨。她刚动笔本意想叙述自己的出生和家庭背景,结果一落笔便是:

  “我确切觉得生命开始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而这生命的结束也是在同一年,这年的年底我对着遍地尸骨哭泣生命的结束。那时候汾阳刚下过一场雪,少见的一场雪把我要描述的场景全部虚化了。我只记得那场雪中汾阳像个巨大的银锭。我走在这虚假的危险的银锭上冥想音乐时,却突然发现它在枪炮声中訇然碎裂,裂痕漫出血腥气。就在这种时刻,我诞生了。”

  整整一个春天她都在重复地描述相似的感觉。风微妙地转热,她在白天时总把深蓝色的金丝绒窗帘拉上,以避免灼人的阳光投入房间。

  “阳光使我不敢回忆。”老妇人总是告诫女仆,“日落时才能拉开窗帘。”

  女仆很忠诚,老妇人说什么,她都言听计从。除了买菜、洗衣、做饭、打扫房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打发在摆纸牌上。逢到月底女仆清理各项费用而将余下的钱交给老妇人时,她都说:

  “买纸牌去吧。”

  平素,老妇人也在光线黯淡的屋子里接待一些来访者。领导、远房亲戚、她的崇拜者,大都是三两句话就打发了人家。她没有谈话的欲望。有时,女仆从街角的报摊买一份小报回来给她,说那上面有她的新闻。她只说一句“我的事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胡说些什么”,小报也就进了纸篓。

  帮助她陷入回忆的,除了晦暗的天色和安静的氛围外,还有音乐和画册。音乐使往事有了重新行走的能力,而画册则使她的想象力无穷无尽。面对着一个个未名的小镇,面对着那么多陌生的房屋,可以想象世间发生的一切都在那发生了。

  “我出生在这间白房子里,父亲是个牧师,母亲是意大利人。”老妇人对着白房子说,“我们小镇位于科罗拉多峡谷边缘,山上总是积雪皑皑。我有两个哥哥先后参军,一个战死,一个负伤归来成了和平年代的酒鬼。我们的房前有花园、停车场和通向山间的大路。我们的邻居——那幢又矮又圆的红房子里住着面包师一家人,他们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喜欢像公鸡一样站在高处引吭高歌,他后来死于车祸。”

  老妇人时而被温馨的生活场景所打动,时而又为不可避免的人的悲剧结局而痛心疾首。她的故事总是忧伤悲观,无论她怎样为自己变换姓氏、国籍、种族,都无法把未来展示给世界。一切都在过程中,事物永远都是不求永生、但求速死的。

  回忆录就是把一朵玫瑰揉皱了,让人看凋零的花瓣。

  “我父亲是扬州人,母亲是北方人。父亲是个文弱书生,他看到我母亲生我的情景竟然眩晕过去。事后他有一诗来诅咒人诞生所不该承受的苦难。当他使我那生育能力极强的北方母亲怀他的第三个孩子时,他竟然在痛饮一夜清茶之后免除俗念,脱下长袍,遁入深山披上袈裟。那时候我还小,我记得母亲守着油灯哭了三天三夜,眼睛哭得很突出,却又仿佛是没有了,后来她就嫁给马戏团一个翻跟头的小丑了。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只过了两个月,小丑又恋上一个更年轻的寡妇,把她给抛弃了。那天她没有哭,只是守着油灯低低地说:要是能找到你父亲,我就撕下他的袍子。我知道她还恋着父亲。”

  老妇人喝了口茶。茶也是帮助她回忆的手段之一。茶叶在开水中舒展开碧绿的肢体,把体内的清香气散发出来的那一瞬间,老妇人头脑中重现的旧事就真切起来。

  “战争给这世界留下了废墟和凯旋门,也留下了苦难的回忆的阴影。我的外公外婆是西班牙人,他们死于一九三六年的内战。我母亲从此之后把嗓音练得比面包师的儿子还要洪亮十倍。那个腼腆的小伙子死于车祸后,我母亲仍然披头散发地站在有雪的山峰上对着空旷的世界高唱富有巴斯克风格的歌曲。她的歌声由于毫无修饰而格外打动人心。当她溘然长逝,小镇的教堂为她的灵魂做天堂的指引时,我明白战争的阴影彻底从她身上消失了。”

  一种虚设的生活使老妇人的心情阴郁起来。她翻过这一页,她听到一个甜润的女中音说“天堂里的又一天”,接着她听到了天堂的声音。她的眼前展现出初春的景象,积雪开始消融,天色已不那么灰白。河岸的鹅卵石随着积雪的融化而裸露出来,开始时是灰褐色,而等到天真正蓝起来,阳光真正热辣辣起来的时候,鹅卵石就变成金黄色,那沙滩也成了金色的沙滩。而河岸曾被霜雪包裹的枝条已不那么坚硬了,它柔软了,泛红了。过了不久,枝头吐出绿芽,河水将山顶的倒木冲下来,倒木被带到漩涡处就横七竖八地停在那里,这时节岸边绿草茵茵,许多奶牛垂头站在草地上。

  “我母亲在汾阳呆了一年就有些精神失常。她常常夜深时走到门外轻唤我的两个弟弟的乳名。他们两个都参了军,至于去了什么队伍连上帝也不知道。他们最终音讯杳无,多年以后我在一座小城的火车站中转换车时,一个矮小、面容清瘦的瘸腿要饭男人朝我伸出肮脏的手时,我的心底一阵震颤,他竟那么像我的弟弟!可他又那么不该是我的弟弟!我望着车站里庸庸碌碌表情木然的旅人,递给他一些零钱。他接过钱,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就一瘸一拐地奔厕所门旁一个较长的烟蒂去了。一九三七年年底,当我站在汾阳被白雪覆盖的街头的时候,母亲轻轻哀求我,你舅舅既然不在汾阳了,我们不如回东北。我说我讨厌东北。母亲便垂下头说,那还是回扬州吧。”

  敌军进攻扬州之时,有一部分兵力由凹子街经万福桥而至仙女庙镇。二道桥乡民为避免骚扰,预备鸡鸭猪羊,集队迎于桥口,然仍未逃脱敌军用机枪扫射的命运。道旁河畔,尸骸遍野,哀鸿悲鸣。扬州市民,在睡梦中陡遭杀害。书局被焚,古刹天宁寺内枪声阵阵。

  老妇人在晚年读到上述资料时仍然泪眼婆婆。黄昏并没有改变颜色,只是由于岁月的流逝,黄昏更浓重一些罢了。她面对着黄昏,觉得眼泪也是多余的了。这时她忆起童年时父亲教她唱的净土诗:

  

  珊瑚枝挂弱犀牛,

  苦海扬波难尽头。

  咬碎一团空界月,

  与君把手入层楼。

  她的回忆停顿下来。

  她唤女仆将窗帘拉开,外面肯定是夜色了。她在月光的朗照下谛听北海道民歌,她被围困在微雪和清风制造的忧郁温馨的气氛中。

  “一个拥有这么美丽歌谣的民族,为什么还要征战呢?”

  她自言自语着,音乐声中有女仆走来走去的脚步声,脚步声像落叶一样朝音乐深处滑去。她听见女仆吩咐她洗澡了,她咕哝着“二十世纪的繁文缛节”,就关掉了电唱机。世界空虚起来,她的一天结束了。

  曙光弥漫天际的时候,一个邮局的轮廓出现在她面前。邮局门前堆着积雪,旁边停着几辆银灰色的轻型轿车。已经是傍晚时分,山脚下铁路旁的红色信号灯显得又湿润又美丽。邮局是旧房子,那里最早是车站。新车站诞生后,邮件可以从火车线上南来北往,邮递马车也就被邮局取代了。这房子举架很高,不过两层,看上去却有四层楼那么高。邮局是朴素的,除了圣诞节可以从它的屋檐下找到几盏彩灯,它平素是不加修饰的。与它相邻的是朗姆勃咖啡馆,它的门脸很醒目,用黑色橡胶皮做成的船形屋顶,人一站在这门口,就想到航海归来要上岸休息了,而从门里出来则仿佛预言着又一次远行历险的开始。有时候小镇的人从邮局出来,会不由自主地踅进咖啡馆坐上一刻。

  “我母亲的歌声从这个小镇消失之后,有许多人忽然很想坐咖啡馆来怀念她的歌声。朗姆勃咖啡馆是永远少不了音乐的,老式电唱机在放录音时总是伴着嗞嗞的声响,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沉浸在音乐的气氛中。有一个黑人歌手最喜欢来这里唱《西西里情歌》,他一唱这首歌,很多穷人就放下咖啡杯流泪。那个老态龙钟的马车夫逢人就讲我母亲年轻的金发有多么迷人,而另外的人则说我母亲天然的鬈发就是上帝赐予这人间最华丽的音符。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来到邮局发了一封通往国外的信,信的目的地是法国。信被那个满脸雀斑的值班员小姐加盖上邮戳的时候,我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走出邮局,我看见了冬日里少见的猩红色的晚霞,它使山顶的滑雪道看上去玲戏剔透,我站在冷空气里哭泣不已。后来我来到咖啡馆,大家都将目光移到我身上。我听着音乐,看着桌中央一只细瓷高颈小花瓶里插着的一枝鲜艳欲滴的玫瑰花,我像是看见了母亲的棺木入土时我把第一枝红玫瑰朝棺盖抛去的情景。玫瑰的美丽在于它既能附属生,也能附属死,它总是走在生死两个极端里,而绝不在中间徘徊,世上再没有如此凄艳迷人的花朵了。那个神色忧郁的黑人歌手唱完歌后坐在我的对面,后来建筑师的面色苍白的儿子也坐了过来,他们同时低声地为我唱一首哀伤的歌曲。我愿意去爱他们,但我的灵魂却越过危险的峡谷边缘,朝欧洲的一个国度飞去。我想把自己的余生留给那里,如果不能,而灵魂果真有知的话,我愿意我的灵魂永远栖居在一个古老的屋檐下,那屋子里住着我早已枯干了的爱人。”

  女仆在门前的小庭院里种了有限的几行罂粟花。花间本无杂草,可她仍然睁大眼睛努力从中看出杂草。紫丁香谢了好久了,它那馥郁的香气经久不息地流到另一个世界了。一个世界消失的事物,必将在另一世界得到永生。在女仆莳弄花草时,不远处的建筑工地正在搭脚手架。有一些人从路边经过,有的擤鼻涕,有的神色木然地东张西望。女仆想,这些活着的人再过一百年都是花下的泥土,女仆给花培土时就感觉到了土的灵性。

  “米怎么会和米虫一起没了呢?谁手脚这么快偷了这东西?这一带的警察难道都去喝茶啦?”女仆习惯自问自答。离这几百里的乡下还住着她的儿女们,他们在那里种玉米,养孩子,喂鸡和猪,也看日落日出,日子过得挺有生气的。

  女仆对着还未开花的罂粟苗说:“她要是秋天时还写不完书,我就回乡下吃新米啦。”

  老妇人重读那封半个世纪以前发出的信。

  

  我最尊敬至爱的拉威尔先生:

  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可你的音乐给了我一个比你少年的西班牙还要美丽的故乡,这个故乡是天堂。我母亲带着我送给她的一朵红玫瑰去这个故乡了。我刚刚送她回来。现在是冬天,你那里也在降雪吗?世界上惟有一座山峰是可以让人顶礼膜拜的,那就是音乐,而你是这山顶的巨树,是可以让我听到天籁之音的人。上帝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话,可你却对我说了那么多话;上帝从未感动过我,可你让我感动了。上帝没有给予我故乡,而你却给予了。在我的心中,你就是上帝,就是故乡,就是那个可以给我制造安息地的爱人。虽然我知道一九三七年已经同旧照片和枯叶一样成为历史,你已经永远存在于另一世界了,而我不能让我的倾诉成为一纸空文。我愿意它飞到法国,从它到达之日起,法国的天空将晴朗如洗,而我的灵魂将在余生中得到安宁。为了不收到它找不到旧主人怅怅而归的沉甸甸的失望,为了不看到信笺上写满你名字的信再回到我身边,我决定离开这个风景优美的小镇。我将永远记住这小镇的邮局,它对我的一生来讲,远比教堂重要。

  老妇人写下上述文字时心潮难平。她相信从时间上来说,这封信早已诞生了。对人来讲,心灵远比形式重要,一封信飞进耶个永恒的画面,画面才有了灵魂,如同教堂拥有了钟声一样。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古堡的情景。古堡永远是一部写也写不尽的史书。我们看到的古堡却是平静的,它处于雨后状态。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金黄色的痕迹,古堡的顶端生长着油绿的树木。这也可以说是一带古堡群,也许这里曾经刀光剑影,有过撕心裂肺的爱情故事,有过欺骗、荣誉,但岁月的磨蚀却使它的外表如大理石一般平静坚硬。古堡有许多窗口,风不管从哪个世纪吹来,那窗口都纹丝不动。我们还看到了彩虹,它就从古堡背后升起,在蓝天下,像一条被上帝逐出乐园的美人鱼妖烧地悬浮于半空。它的斑斓颜色使天空更加澄澈。这时候我们闻到了雨后古堡散发出的富有诱惑的潮气。画面有了动感,一个牵着骆驼的旅人疲惫地经过这里。骆驼和人一直穿过古堡群,后来走到落日里。

  扬州沦陷了。它的沦陷同落日一样让人痛心。而南京、芜湖、镇江等江南名镇也未能幸免于难。沦陷区的情景令人惨不忍睹。有的人被刺死后,肠子露在衣服外面;而一次空袭降下的炸弹使得街上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顷刻间魂魄归西,树身、墙壁上到处贴着肉片。而一些被强奸后的妇女有的被割去乳房,有的下身被塞上了玉米秸甚至木棍。那时音乐在血河里呜咽不已。

  我对人的怀疑是从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岁月开始的。我不知道人是什么。我看到了非人的东西,看到了暴力和罪恶,看到了毁灭。我憎恨战争,而在和平年代里我对那些因战争而成就自己的将军心生崇敬之情时,我便觉得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有此种心理实在是罪过。将军的传记不管多么辉煌,都是一部杀人史。所以我不看将军的传记,只看艺术家的。我母亲对扬州的眷恋笼罩着她的后半生,事实上一个人疯了之后不管她活上几百年,都是没有生命可言的,因为她的灵魂已经归乡了。我带着处处依赖我的母亲离开了汾阳,那时候汾阳无雪,从城里到乡下的路上到处是逃难的慌乱的人群和路两侧衰败的凄草,人们仍然渴望找到一片和平乐土。天空在那些年显得很低,总有一些驱不散的铅灰色积云浮游在半空中,老人们说,那是屈死的冤魂。我和母亲到汾阳后在一座尚未被敌军袭击的村子住下来,那里离北平很近,因而更加不太平。小村面向大平原,毫无防御工事。母亲除了唱歌就是吃饭,在这两点上她都显得很饥饿。我不得不每天为我俩的肚皮操心。

  我先给一个富庶人家帮厨,后来这家的小姐要出嫁而需要刺绣工的时候,我自荐了自己美丽绝伦的刺绣手艺。我在猩红色的锦缎上绣碧绿的莲叶和乱游的金鱼,在湖绿色的缎面上绣红色的牡丹和银白的蝴蝶。我和母亲的生计以此维持着。那小村子有一座油坊,油坊的掌柜是个瘸腿的胖男人。他看上了我母亲的容貌,每天来窗前骚扰她,而母亲则随心所欲地站在被我反锁在屋的窗前对油坊掌柜频频微笑。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刻,听说日本人要进村了。人们纷纷携着家眷钱财落荒而逃,那位小姐的婚礼也未如期举行。无论年老年少的女人都将脸涂上灶底灰,尘垢满面,而且都穿得衣衫褴褛,有的甚至女扮男装。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牵着母亲的手走在逃难的人群中时,眼前不止一次闪现出老家扬州的情景。我们在扬州有五间房子,房前的天井有绿色的藤蔓,我和两个弟弟幼年时喜欢在天井里做抬花轿的游戏。每次我都扮新娘,两个弟弟自然都是轿夫,至于新郎是谁,我是不知道的,因为轿夫从未把我送到目的地。

  我们家的客厅有六把楠木椅子,猩红色的,而红木茶桌上则永远放着一盆兰花。到了吃河蟹的时候,父亲就请他的朋友们来饮酒赋诗。女仆把陈醋分放到橄榄形的小食碟里,然后兑上新鲜的姜丝,而锅里被蒸着的河蟹已经把满身鲜气抖搂出来了。父亲曾有诗来描述吃河蟹的情景:

  

  不须美酒邀明月,

  自有河蟹映红光。

  若知手足已被缚,

  何不欣然葬诗魂?

  意思是说;桌上的河蟹把红莹莹的盖对着月光。月光便丝丝缕缕地落到蟹壳上,使它背上红光熠熠。那河蟹若知道自己早晚要被捆了手脚扔到锅里来做下酒的吃食,何不顺其自然地成全诗人,以牺牲自己来使一首好诗诞生呢?然而父亲要出家之前,却对自己的这一行为深表愧意,他不吃活的河蟹,不在夜间出门,以免不慎踩死路上的虫子,而白天走路时总是弯腰弓背留神看着脚下。一次我陪他上鱼市,他看到活的鲫鱼和草鱼被人从水盆中捉出,被细铁丝活生生地从粉嫩的鱼鳃穿过去,便痛苦得有些气短了。更可怕的是杀鳝鱼的情景,商人脚下踏着一块木板,板中央早早就被提前钉透了的钉子将锐利的尖头对准鱼,商人捉出活的鳝鱼,像玩蟒游戏的人一样麻利地用两手分别擒了首尾,用劲踩住板子,俯身将鳝鱼‘嚓——’的一声从钉子上划过,柔软而滑润的鳝鱼就从肚腹处破开了一尺见长的口子,血淋淋地呜呼哀哉了。每逢女仆从街上买回鳝鱼的时候,父亲就躲在书房里拒绝吃饭。我母亲那时就悄悄嘀咕,说他这是有些不对头了。他出家前留给母亲这样一首诗:

  

  空有儿女对日月,

  相思苦短昼夜长。

  若入空门听雨声,

  胜似人间饮群芳。

  母亲哭泣着,希望人间的寺庙在一夜间夷为灰烬。母亲没有活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早晨,否则,她会觉得美国扔到广岛的原子弹应该投到父亲出家的寺庙上,那样,她和父亲都彻底得救了。

  老妇人对着一个金黄色的空间流泪。《无心敲雨》的旋律将秋日映在湖面上的落叶渲染得更加明丽。山脊上的白云很厚,躯干笔直的针叶林看上去浓密极了,它们投在湖水上的影子像是一把男人的络腮胡子。女仆像蜻蜓一样无声地走进屋子,将一碗有声色的茶递给她。她饮茶的时刻秘鲁的《飞逝的雄鹰》又激情荡漾地将她带到一个蓝色地带,那是薄暮时分的蓝幽幽的山谷。她站在那里,忆起了她的第一个男人。

  “离开那个风景优美的小镇之后,我来到了另一个有雪的小镇,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我和邻居相处得很融洽。我的房子位于小镇西北方,是米黄色的,靠近山谷,看上去卓尔不群。那时候战争进行得正如火如荼,我在小镇的学校教孩子们学习历史。孩子们对历史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听战争的消息。只要传来局部胜仗的消息,他们便会欢呼雀跃。在孩子的心目中,战争是伟大的神圣的。只是有一个性格内向的男孩子,他哥哥不幸战死,从此之后他就逃避庆贺战争的场景。他忧伤地对我说:战争不是好东西,它让我失去了哥哥,我哥哥是个好人,我以为战争只会死坏人的。我对他说:战争在选择殉死者时是毫无眼光的。”

  “这小镇有一个小小的汽车修理站,修理工三十多岁,又高又瘦,喜欢吸烟和弹吉他唱歌。他的妻子死于难产,所以他在和我同居的岁月格外小心谨慎,他恐怕我会怀孕。我是在一个冬末的傍晚与他相识的,我开着旧车到修理部找他,他满脸油垢地守着一辆卡车一边吸烟一边于活。我说:嗨,修车的——他就抬起头来很自然地看了我一眼,他的目光不可捉摸。车修好后天色已晚,我们那个小镇在冬日里最让人忘却不了的是铺天盖地的暗红色云霓,它经常地出现在向晚时分,像是给小镇披上了红色衣裳。他约我去吃晚饭,我们步行到镇东头的小餐馆,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席间我对他谈起战争,他只是静静听着,时而皱皱眉抬起头望我一眼,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吃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以为他是和平主义者。那天我们喝了些酒,从餐馆出来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他问我:你喜欢音乐吗?我便哽咽称是。他说:音乐并不是让人哭泣的,它是唱给勇敢的人的。我跟他来到他的房子,听他弹唱了盛行于那一带山谷的歌曲《群山消逝在远方》以及《雪中的云霞》,那一刻我爱上了他。那一夜我在他的怀抱中忘却了一九三七年的日子,忘却了那个小镇的邮局。第二天早晨我走出他的房子,发现那房子是天蓝色的,我想它将是我的家。雪路上行走着一些老人和儿童,老人们找轻松环境去回首往事,而孩子们则无忧无虑地奔向学校。那一刻我几乎要忆起自己的诞生地了,我在风中伫立片刻,然而我的诞生地却调皮地冲我吐一下舌头,掉头随风而逝了。”

  初春的景象。大峡谷是蓝色的。峡谷环绕的温泉也是蓝色的。约翰·列农走在晚霞萦绕的街头,一颗金黄色的子弹劫走了他的生命。他蝶血街头的那一瞬间,全世界的人都因为怀念他而高唱《昨天》,昨天就是被撕下的日历,就是落叶,就是留在白雪上的麦穗般的脚印。

  “我不知道战争和游戏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方面。现在的体育竞赛有一种击飞碟的项目,我最初看到这种形式是在一九四三年。那时候谁都盼望战争早日结束,可谁都又不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我在一个被日军扫荡的村子见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被强行扒下衣服,他们欲当众施行兽行的时候,这妇女忽然惨叫一声将扑上来的日军咬得顷刻间失去了鼻子。他们咆哮着当众用刺刀刺死了她,并且虎视眈眈地走向正在嚎哭的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个士兵刚想把刺刀投向婴儿,那被咬掉鼻子的兵疯了似的满面血红地上来制止。他狞笑着将婴儿抛向半空,只见那婴儿红色的襁褓在空中散开,襁褓随风飘向东方,而赤裸裸的婴儿则啼哭着朝下降落,那日军挺直腰用刺刀接住了婴儿。婴儿被当胸穿透,满身血红,瞬间就没了声息。我们都低下头去。我不敢再看天空,我一阵阵地反胃。战争肯定不是游戏,可战争在展览残酷上却无情地使用了游戏。这件事情发生在三年之前,我委身一个比我大许多岁的男人,我们是在逃难途中相识的。他带着两个很大的干粮袋,因为太瘦弱,走路晃晃荡荡的。那时候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女人难免的厄运,我深怕自己逃避不了被强暴的命运。我对着这个男人说,你要了我吧。他疑惑地看着我,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干粮袋,怀疑我看上了可以赖以活命的干粮袋。他迟疑片刻,就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们寻了一处有树的地方。事情一结束我就忘记了他的全部。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同胞。我们默默地看了对方一刻就分手了。”

  让我们看看淳朴而又精致的拉斐尔的三美神,她们浑圆的身体和皮肤的光泽令人爽心说目,她们来源于自然,来于自然的美神是不需修饰的。只有裸体才能使自然焕发朝气。她们如此安详美丽,仿佛刚刚从泉水中出来。她们也许在听牧羊人的歌声,也许想在广袤的原野上休憩,她们微微踮起赤裸的脚掌,使身上的线条更加流畅自然。皮肤的光泽与日月同色,三美神的联手形态有如太阳之诞生。诗人、音乐家、画家纷纷来到她们身边,这时分缠绵轻柔的音乐淙淙流来。我们不可能不醉心于这样的画面,它给予我们的不是暴力和淫邪,而是和平,是那种不可侵犯的亘古长存的单纯如水的美。

  这时节琴瑟之声再度传来。它把山顶的积雪横扫下来揽在怀中,温情脉脉地融化了它。

  老妇人将笔停下。女仆汗流满面地进来告知有一枝花开了。老妇人只说了句 “续茶了——”便又把苍老如树根的手指放在画册上,她触摸到了瀑布。瀑布自山顶泻下,气势磅礡,它的声音激越而又沉闷,悲枪而又惊喜。一些手持弓箭的印第安人像大鸟一样站在峡谷边缘,他们在看瀑布的命运。瀑布跃过悬崖,纵身跳到底层的湖水上。湖水泛着永不消逝的涟漪。喧嚣之后即是平静。印第安人跃过峡谷,使这条清芬流溢的瀑布成为他们背后被遗落的一片羽毛。

  “波茨坦公告使得日本天皇被迫发出停战诏书。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因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而成为一座永久的纪念碑。这是和平的纪念碑,而不是战争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曾站在这座纪念碑上对全世界说:我深盼全人类,也同样深盼自此庄严的时刻之后,由过去的流血屠戮中产生一个更善美的世界。麦克阿瑟的演讲结束后,日本投降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历史的过程往往很残酷,而其结果又往往浪漫无比。密苏里号战舰的签字使和平这头被囚禁已久的狮子步履沉重地走出牢笼。在它的身后,是连绵不绝的废墟和尸骸,那个善美的世界究竟在哪里?”

  “我母亲没有活到这种时刻是幸福的。她在战争中眷恋不已的就是从扬州出家的父亲。她一出口便是父亲的诗文。什么‘食尽烟草无滋味’,什么‘圣贤自有圣贤处’,全都是父亲大彻大悟前的逍遥心境。我不知道人在出家前是否矛盾,父亲在深山中可否惦念家眷的命运?如果不是出家人在苦意修行的时候仍然对着日落情景涕泪横流,他的亲人又怎么会在同一时刻沉沉地思念他呢?我给一个农民当妻子的时候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几百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帮堂兄造房子。将给房子上大梁的时候,他一失足从半空栽倒在地。他在向下飞翔的那一瞬,见到他的母亲站在地上笑盈盈地接住他。他母亲抱着他,轻轻地说了句别怕——就不见了。堂兄一家人呼叫着围过来,见他安然无恙,都惊讶不已。他那一瞬间知道母亲是死了。他昼夜兼程赶回家中,星光下停着他母亲的棺木。事后证实,他从房梁上栽下的那时辰他母亲正念叨着他的乳名谢世。我的农民丈夫认定父亲出家后是后悔了,可他是不愿再走回头路了。战争结束后,我重回扬州,去寺庙寻找父亲的踪影,可我没有牵到他的衣襟。他出家之日起,他在这个世界就彻底迷失了。父亲留给我的,是几卷诗文。”

  别留心城市的样子,那么即使你深居城市却有如在青山绿水的乡村。旧的建筑物被拆除的时候,空气中回荡着一种毁灭的声音。老妇人偶然听到这声音就问女仆:

  “外面在干什么?”

  “拆房子。”女仆说,“我看是能用的房子,都给拆了,新盖的房子个个像棺材。我喜欢旧房子。”

  “二十世纪末了。”老妇人叹息一声,“拉威尔活到今天,肯定是不想再活了。一九三七年,他走向晚雨的空气中,他一个人走,他不把我带上,一九三七年。”

  “拉威尔是个什么人?”女仆问,“你老念着他?”

  “二十世纪末了。”老妇人说,“把那些有风格的东西都变成废墟,新建的是一个模式,就是这样。我看见了彗星,还看见了岸上盘上了青蛇的石头,我累了。”

  “有一个卖香油的,天天往香油里兑水,她却发了大财了。”女仆说,“我简直有些不敢上街买东西了,假的太多了。”

  “你的书写到哪一步了?”女仆又问,“小时候的事写完了吗?”

  “小时候?”老妇人迟疑地问,“人都有小时候?”

  女仆说:“那个要出你书的人来催了三次了。我没有让你见他。他说你的书会赚一大笔钱。你年轻时可真漂亮,歌唱得好,戏也演得好。你就是该生个孩子。”

  “我唱过歌?演过戏?”老妇人苦笑道,“二十世纪可真会开玩笑,我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别人又是怎么知道的?”

  “有一天夜里你还唱歌来着。”女仆说,“听着声音还怪年轻的。”

  “连你也学会说谎话了。”老妇人唉声叹气地走向唱机,《西班牙狂想曲》再次不负责任地把她推入金黄色的山谷。

  “战争结束后我和汽车修理工永远分了手。他没有让我怀孕,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战争时代他的表现是和平的,他修车、唱歌,到山上滑雪,有时夏日的深夜我们开着车出去兜风。那是一段愉快的日子。不料战争的结束却使他怅然若失,他觉得一个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忍受世界上没有战争。这使我大惑不解,我说:你如此热爱战争,为什么不去参战?他暴怒地回答:因为我太热爱战争了,我的介入会使战争更早结束,所以我不去打仗。天哪,他那口气仿佛他进入战场就是最高统帅,就是艾森豪威尔、尼米兹、巴顿等将军似的。我告诉他,他这种庸人对战争来讲如同草芥,无足轻重。他如果去了前线,大概只是个抱头鼠窜的逃兵,如果不是,那么他会被流弹击中死在战壕旁。他咆哮着对我说:没有战争的世界算是什么世界?!可耻的人类,只能借助战争来完善自身。只是在那个时刻,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身世,我的外公外婆如何死于西班牙内战,而我的母亲又是如何因恐惧战争而终年站在山峰上纵情歌唱。他听后不屑一顾地耸耸肩说:歌声是唱给战争的。随后,他坐在战争的尾声中动情地弹着吉他,唱了《流向远方》、《再见,为了生还》、《誓死不休》、《高山湖》等歌曲。他的歌声感染了我,可我知道他不是唱给我的,他是对战争做告别演出。当我领着孩子们在校园里庆贺和平生活开始的时候,校长走到我身旁沉痛地告诉我:你丈夫出了车祸。他开着汽车冲下峡谷,我站在悬崖上看见了深红色的车体碎片,他的形象像游鱼一样从水底滑走。没人认为他是自杀,只当做一次意外事故。我站在他的墓穴旁将一枝红玫瑰抛向里面的时候,我同样像站在母亲墓前一样想念他。战争的阴影彻底从他心中根除了,我想,他和母亲深怀同样的恐惧,只不过表现方式不一,他们应该得到同一结局。我并不把他看成战争狂人,他只是战争的牺牲者。”

  那么多的人出现在老妇人面前,他们正在举行野餐。这是海滨城市的一角,天上有许多白云,人群的正中有一个菱形棚,棚布是果绿与银白相间的条布。棚底下有一个叫做“夏之风”的乐队正在演奏古典音乐。那么多金发碧眼的人或躺或坐地在草地上交谈、饮酒、赏乐。一个穿灰布长裙的姑娘带了一条红白格的羊毛毯子,她把它铺在草地上,和相爱的人躺在一起。她调皮地把赤裸的脚蹬在爱人的皮鞋上,而她那金发的戴着墨镜的爱人则用手臂支撑着头部打量别处的风景。黑头发的穿红衣的女人在吸烟,戴绿耳环的穿白衣的短发女人正悠闲地往面包上抹果酱。几个年轻人围在一起谈一部新影片,发了福的穿金黄衬衣的老医生正给一个恐惧爱滋病的人讲预防措施。人群之外的地带种着一些树和花。人们在音乐声中谈幸福也谈恐惧,回忆过去也憧憬未来。这种时刻,没有人会想到世界曾经发生过战争,没有人意识到这世界局部的战争仍然时有发生。

  老妇人看到了那种无处不在的和平。

  和平就是自由的空气。

  “战胜国与战败国作为战争的两个极端,其前景是截然不同的,最悲惨的要数战争中慰安妇的命运。当年被日军当做‘军用物资’运到中国的慰安妇,幸存到战败的大多身染重疾,神思恍惚。这其中一部分是日本人,一部分是朝鲜人。”

  老妇人停下笔翻阅资料:

  火车走了两天半时间才到达杭州。而慰安妇在这段时间里每天都挣一千多元,就是说每人都慰安了五百多士兵。她们从早到晚没有休息时间,有的身上还趴着士兵就打起瞌睡来。

  在南方某地驻扎着六百多日军。一天,一艘运输船载来了二十名慰安妇,很久没有见到女人的日军官兵欣喜若狂,有的竟兴奋得大声哭泣。由于慰安妇的日程表安排得很紧,饥渴已极的士兵当即在军营的练武房内用几条毯子隔开,然后像接受体检似的排着队匆忙地进出。练武房的屋顶由于空袭而变得百孔千疮。天忽然下起大雨,雨水从屋顶哗哗地漏下来,把士兵们和女人们浇得浑身透湿,但是“慰安” 并未因此中断。幸存的士兵于战后回忆当时的经历说:

  “明明是白天,却阴暗如同傍晚。在昏暗的光线中,湿漉漉的女人的身体就像涂了夜光涂料般闪着灰白的光。女的脸面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身体很瘦,但乳房却大得胀鼓鼓的。在右边的乳房上有颗红痣。女人问我故乡在哪里,我回答是梨山县。女人说,她是秋田县的,那声音像美妙的音乐一样。雨水不断地淋在我的脊梁上,正在进行中,家乡的事忽然浮现在我脑际,我感到自己这种存在十分可怜。当我离开房间时,女人仰卧在那里,说:您体面地死吧。我回头看去,在黑暗中,女人正注视着我。她大概对每一个人都要说这句话吧!女人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枕边,上面放着一个护身符袋。她的话使我无言以对。”

  老妇人用红笔在这段资料的某些语词划上了重点号。她喝了口茶,沉思片刻,拿起笔:

  “军人在战争中是失去了家乡的人。一个在女人胸前想起家乡事的男人,肯定不是个坏男人;一个因为想起家乡事而觉得自己可怜的男人,肯定不是一个全心全意投入战争的军人。这样的人不应成为我们的敌人,可他却的的确确是我们的敌人。战争就是一架冷酷地批量生产‘敌人’的机器。我不知道一个曾经在战争中接受过慰安的觉得自己可怜的男人,在战后的处境会怎么样。他回到了家乡,可那已经不是他的家乡了。而那持有美妙声音的慰安妇又魂归何处?没有体面死去的,必将苟且活着。而那说着‘您体面地死吧’的人,却一生都求不到体面的死,她把她的体面都祝福给别人了。”

  那肯定是八月的风景,这对青年男女如此陶醉地漫步在蓝色的湖畔。湖畔上绿草茵茵,野花峥嵘,银白色的鸟从空中飞过。远处走来头包纱巾挎着竹篮采矢车菊的姑娘。姑娘带着一只顽皮的小狗,它忽前忽后地撒着欢,它望着天空的白鸟的时候也许会问主人它为什么不能飞。矢车菊金灿灿的,声名显赫的阳光将它们的花蕊映照得更加亮丽。在姑娘脚印消逝的深处,是富足的农庄。一些妇女守着奶牛挤奶,而有些孩子则去寻草莓了。

  “对这些小镇我似曾相识,可我认不出哪一个是我居住过的了。我居住的小镇大都有山,山上有雪,有的山峰很高,夏天时雪也不消融。在初春时节,路总是泥泞不堪,我总觉得我母亲就是在走完一段泥泞不堪的路后将我生下来的。我见过的房子太多了,它们有时是天堂,有时却是囚室,我曾在天堂中迷失了自己,而又在囚室中找到了自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房屋会完全给人以幸福或悲哀。我从未与树分离过,树木与我一同汲取空气和大地的养分,不同的是,我在大地上消逝的时候,树木仍然对着蓝天成长。我母亲故去多年以后,当我徘徊在初春泥泞的山路上,面对着轰轰烈烈的晚霞,我忽然很怀疑我的父亲是个牧师。我寻遍了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他们没人告诉我父亲是谁,我是一个丢失了父亲的人。有一种歌声就容易被丢失,歌声响起来的时候无数饥渴的心灵把这歌声分食了。我父亲可能就是这样丢失的。我记得进每一个小镇都是颇费周折的,有时候驱车沿着笔直的山路来到一个小镇,你已经看见这小镇的轮廓时,路却变得曲折起来,你不得不把着方向盘转迷宫似的左绕右绕,当你满头大汗在道路尽头停下车时,就有了再也不想离开那里的感觉。”

  “战后的一段岁月,假日的时候,我总是这样幽灵似的驱车拜访一个又一个小镇。我独独避开了那个有着温馨咖啡馆的、有着对我来讲比教堂还要重要的邮局的小镇。我曾在一个气候宜人的夏日在一个小镇邂逅了一位作家。他的弟弟是海军,死于太平洋战争,而他自己参加了欧洲战场的战争。他身上弹痕累累,嗜烟如命,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头疼病,是个集温柔与愤怒于一体的矛盾物。他正在写一部关于战争的书,我为他当了一个时期的速记员。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由我记录下来的。他的房子靠近山谷,那正是可以开窗的季节,新鲜空气层出不穷,我们把窗子长久打开着。他站在窗口背对着我,面向山谷,而我则坐在壁炉旁的硬木椅子里。他口述时从来都是一个姿势:双臂抱胸,仿佛稍稍不慎他的心脏会从胸腔中迸出来,他得竭力按捺住激情。他的语气忽高忽低,一个章节记录下来,他已经精疲力竭,像纸人一样倒在摇椅里。而我因为受了故事的感染不停地催促他赶快进行下一章。我期待结局,而结局久久不肯出现。大个子兵战死了,他的未婚妻正巡回演出到前沿阵地。少校接待了这个女人,并为她的善良和姿色所打动。少校在心中发誓战后一定娶她。然而一次战役中少校不幸失去了双腿,在后方医院里他一遍遍地怀想她的歌声:啊,故乡的风来到我身边,我闻到了四月青草的气味儿,还有岸边的牛羊,我不愿说再见,我在落日余晖中把家乡装在心头。少校在歌声中发誓要使自己站起来。午夜十一点换岗的时候,有一个士兵撒尿时忽然觉得天地一亮,一颗流星迅速划过天际,他想起了故乡的池塘,被阳光照耀着的金色池塘,那一夜他泪流满面。作家在叙述一些令人感怀的情景时语气是平静的,我不知道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那些没有参加战争的人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还是为了纪念那些牺牲在前线的士兵?我不得而知。他的书没有献辞,他不把书献给某人,也许就是献给某个时代了。他创作之余最大的乐趣就是吸烟,当然,有时他也走出房屋,到山谷转上一会儿。尤其是他的头疼病发作的时候,即使是深夜,他也会到山谷去。他的书历时两年,在又一年的春天完成了。书名是《归乡之役》。”

  老妇人沉沉地睡着了。钢琴声淹没了仲夏的雨声。女仆摆完纸牌悄悄走进老妇人的写作间,给她披上一条轻柔的羊毛毯子。昏暗的灯光下,女仆望见老妇人的睡态安详宁和,她的斑斑白发浪漫地垂在耳际。桌前的几本画册打开着,一个静美的裸体女人正站在窗前看海,另一空间则是牧羊人赶着羊晚归的情景。女仆将画册一一合好,然后倒了残茶,关了窗,站在老妇人面前看着她的手指,那已经不是弹琴的手指了。女仆叹息了一声,关掉了电唱机,刹那间房间充满了鲜明的雨声。仲夏的雨声使女仆有离群索居的萧瑟感。她回到房间,继续摆纸牌。一对黑颜色的A率先走出牌群,女仆念叨着:“谁的道路这么黑这么难行呢?”

  雨声停止的时候森林看上去清新明丽了许多。一带油绿的松树背后是一座桔红色的秃山,这是火山喷发经过的地方,红色的熔岩像坚实的铠甲一样包裹了山体,使它在蓝天下绚丽夺人。老妇人对着这座色彩鲜明的山喝了一刻钟的茶,买早点的女仆再次把云字楼玫瑰油糕涨价的消息带给她:

  “云字楼仗着老牌号,一个季度涨了两次价了。”女仆面有温色地说,“倒不如一次涨完了完事。别处的油糕都不如它的味正。”

  “二十世纪末了。”老妇人付之一笑:“云字楼不涨价,我的钱就花不完了。我盼着早点把钱花完。”老妇人捏起一个玫瑰油糕,慢吞吞地吃起来,边吃边断断续续地骂着:“可憎的二十世纪。”

  拉威尔的少年西班牙的风景再度重现,老妇人很轻易地走入回忆的境界。

  “我此生最大的愿望是到战败国看看,我不知道这动机是否善良。我渴望着看到战败国庄严的废墟和肃穆的墓群,它们也许会使我在此生痛彻地哭上一场。我在中国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已不知道哭的滋味了。让我们再看看半个世纪以前的画面:我们的一个同胞赤膊跪在地上,他的目光透出屈辱忧忿和一抹淡淡的无奈。他的身旁正有一个敞开衣襟的日军用军刀蛮横地对准他。不远处的一个打着绑腿的日军叉腰像看木偶戏一样表现得饶有兴味,而另一侧两个留胡子的兵则若无其事地背着手 ‘观战’。画面极深处有两棵枯树,它们将死灭的枝桠努力着送出黄土,画面是猩红色的。再看看这幅黑色画面:一个刚被斩首的同胞的头颅被一个面目臃肿的日军提在左手中,他像提一条鱼那样镇静,而他的右手则斜斜地握着长长的屠刀。他的脚底,是我们同胞无首的尸体。上帝并没有暗示人类首身分离,而人类在战争中却往往让人身首异处,那离开了躯体的头颅是那般秀丽,死者用疲乏的眼睛看着远方。另一幅照片是大屠杀后的情景,冰冷的台阶上横躺竖卧着许多尸体,一个儿童用手扯着他母亲的脚,而他的母亲倒在比他高一级的台阶上,永远地丧失了光明。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是多么想在接触这些照片时突然双目失明,没有任何人喜欢重温苦难的历史。那一幕幕情景已经过去,而它突然像商品广告似的赫然出现在和平年代时,仍然令人痛彻心头。我不想走遍世界,我只想到曾对战争抱有狂热热情的日本去看看。”

  与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冬季可媲美的,无疑是日本北海道的层云峡与登别。如果雪天来到那里,温泉区将显得格外清寂幽美。一个年轻的穿红衣的女孩子站在雪景前对着照相机的快门频频微笑,女孩子把快乐的时光播撒在画面上。许多无忧无虑的滑雪爱好者驾车朝雪山来了,这时节世界充满了寒冷的鸟声。

  “日俘遣返时我回到扬州,我认识了一个叫张静宁的画匠。他开了一个画坊,画些花鸟虫鱼之类的东西聊以维持生计。张静宁的妻子因为生第二个孩子到乡下的娘家坐月子,而不幸被日寇奸污,她不忍羞辱,投河自尽了。张静宁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尘虚,喜欢画奔马和公鸡。我第一次见这孩子在画坊门前匍匐在地为人画公鸡时,就喜欢上了他。尘虚领我见了他父亲。张静宁三十上下,刀条脸,颧骨很高,瘦高的身形挑着一件灰布长袍,中分头发,严谨刻板,匠气十足。他画的牡丹都是临风怒放的模式。他的画坊看上去俗气而又热闹。战后初期的日子是混乱而欢乐的,许多可以安居乐业的人都来画坊买上一幅喜气洋洋的画,端端正正地挂在厅堂里。出入画坊的,也有一些日侨,有一个叫吉田由美子的非常喜欢画水草和虾,她也喜欢尘虚,可尘虚更喜欢我。我教尘虚画骆驼,这还是幼时父亲教我的,尘虚一学就会。张静宁觉得我很适合做他的妻子,就胆胆怯怯地向我求婚,可我那时没有一点兴趣建立家庭。我想在战后平静地独自想点什么,我拒绝了张静宁。结果他恼怒地说:‘我只不过看上你会画骆驼。吉田由美子,她可比你好看多了。要不是尘虚不从,我要娶吉田由美子。他们吃了败仗,亡了国了,连乡下赶大车的都分文不花就领走了花姐儿。’张静宁一边数落着我和尘虚,一边气喘吁吁地将砚台恼怒地掀翻。浓黑的墨将一株牡丹给洇没了,他又现出心疼和后悔的样子。我离开了那个画坊,走到阳光纷涌的大街上的时候,我仿佛听见了命运的敲门声,我想歌唱。”

  让我们看看山顶的木屋。音乐流动的时候,山顶的木屋就扶摇直上。小木屋建在山的断壁上,山顶是浓翠的树木,而木屋所临的断壁则似一位穿着铠甲手握长矛的武士。音乐的节拍抑扬顿挫地把世界切割成许多彩色断带时,木屋旁已干涸的河床就涌下来澎湃的河水。月亮升起来了,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照亮了木屋。褐色的木屋在月光下变成了紫色的,而木屋里躺着的女人也是紫色的。除了她的头发保持生者的姿态外,山谷的风已经吸走了她的血肉,她的骨骼仍然清清白白地与风絮语。在这具骨骼旁边,有一件没有腐烂的红裙子和一本漆黑的《圣经》。这女人在与风结伴远行的时候正聆听上帝的声音,她很希望与圣灵感孕的不是玛丽亚,而是她。耶稣真的能拯救万民吗?耶稣并没有制止战争。天使如若不托梦给约瑟,玛丽亚能逃脱被羞辱的命运吗?我们在这座曾有一个女人生活的小木屋里不止一次听见了天使的歌声。耶稣降临人世了,天使最初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牧羊人:“耶稣来到人间拯救万民了。”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都为之颤动不已。像天使一般美丽的相信上帝的女人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征战的人,她那年轻俊美的军官也英姿勃勃地参战了。她把最伤感的一个吻留在情人湿润的唇上,然后整天捧读《圣经》等待情人归来。她的情人没有归来,归来的是他的名字和像空气一样看不见的荣誉,姑娘噙着泪水离开热闹的都市,她来到山顶的小木屋,她希望圣灵能使她像玛丽亚一样怀孕,那样,她生下来的救世主也许会把她的情人重新找回来。然而上帝离她很远很远,离她最近的是清风明月、夕照河水,她将《圣经》和人间技加于她身上的最后的衣服弃置一旁,她赤身裸体地躺在木床上选择了长眠。在这以后的岁月,小木屋每当河水流动的时候就扶摇直上,它在人间时隐时现,而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却奔涌不息。

  “拉威尔为写一首小提琴与乐队狂想曲,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在乐曲中,一个即将死亡的世界沉浸在最后的舞蹈中,让我们沉默地为这个世界祝福吧。飞机跃过日本海,降落到东京的时候,我嗅到了和平和繁华的气息。我在东京湾的海边漫步,是冬日时令,天空是灰蓝色的,有一些鸟飞来飞去。战后的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纵横交错、摩肩接踵。我望着茫茫大海寻找密苏里号战舰的踪影。大海是平静的,它把苦难与幸福一笔抹杀了。我找不到密苏里号战舰的踪影。天皇投降诏书发布前后,日本军界自杀成风。日本陆海军少将以上军官自杀者达三十余人,大佐以下军官自杀者达数百人。在自杀的将官中,最为显赫的人物是最后一任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和杉山元元帅,还有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称‘战争三狂人’的东条英机。当东条英机用那把日本空军击毁美军B27重型轰炸机而从飞行员手中缴获的手枪自杀时,这把手枪与他开了一个浪漫的玩笑,子弹只是由左胸下方擦心脏边缘而过,而那位置恰恰是日本人剖腹入刀的位置。天皇在防空洞中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投降之后,阿南惟几感到大势已去,他整整五个夜晚都在灯前默默垂泪。拂晓时分,他穿着天皇赐予的衬衣,走出房间剖腹自杀。而杉山元与夫人则相邀在异地同一时刻自杀。自杀者标明着一个时代的过去。有些人只能属于一个时代。对于曾经狂热陷身战争的人来讲,与战争同时结束既作为时代又作为个人的历史是最为恰当的。我在东京湾看海,想象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无数战舰从此启航的情景,也想象着日俘遣返归来的颓败景象。没有一种刻骨的过失感,战后的日本不至于发展得这么快。许多游人步履轻盈地步入迪斯尼乐园寻找快乐和神秘去了。我这个被战争逐出乐园的老人只能把目光一次次地投向大海和天空,我望它们的日子是不会太多了。当我转向北海道,在飞雪萦绕的札幌街头徜徉的时候,满目的苍凉和温馨使我忧伤不已。我来到了最有和平气息的登别,在山脚下的温泉馆中洗温泉、赏雪、听北海道民歌,我的眼角常常会被泪水濡湿,我明白我是多么热爱生命,热爱和平。在登别,一个战争的幸存者听说我来自中国,便将他瘦骨嶙峋的手伸过来乞望我对他们曾犯下的罪行谅解。他用不甚流利的汉语告诉我,战后他回到了日本,在千叶的姑姑家住了一段日子,他的妹妹和母亲死于广岛事件,他们在老家广岛的房子已是一片废墟。后来他来到函馆,在一家渔业公司当捕捞员,每天随着捕捞船到海上谋生。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娶妻生子。如今年事已高,妻子患子宫癌故去了,儿子在东京念大学,他便动用积蓄旅行,回首往事。我问他是否想去中国旅行,他垂下头低声说:‘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我想看看南京,我经常梦见南京。’我没有问他是否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对一个也许曾经双手沾满我们同胞的鲜血、而今又深怀愧意怀念南京的人来讲,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另一个叫做苦小牧的地方,当我坐在一家餐馆靠窗的位置望着苍茫海水边的自然保护区的候鸟的时候,另一个更沉默的老者向我走来。他叫山岸友和,三十年代曾到过长春、沈阳、哈尔滨,是作为前线记者采访战事新闻而来的。他消瘦肃然、面目沉静。我请他喝茶,那时谈话的氛围中正有一支叫不出名字的曲子悄然流淌,它使我们陷入对往事回顾的气氛中。山岸友和只说了一句‘战争太堕落了’,便久久抬不起头来。后来他凄凉地说,八月十五日投降之后,由于冈村宁次一道愚蠢的命令,国民党统治区外的日军仍然继续作战,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强大攻势,做徒劳的抵抗,致使数万日军作无谓伤亡。山岸友和说到此时痛哭失声:‘假使冈村宁次不下那道命令,我弟弟和许多人应该像我一样在祖国安度晚年,我弟弟热爱无线电专业,他死时才二十一岁。’就在这种时候,我积郁已久的泪水喷涌而出,我失声痛哭。我哭战争的胜利并不能拯救作为人的悲剧命运,我哭战争的阴影笼罩我们整整半个多世纪而阴魂不散,我哭好山好水的地方永远拒绝了本该享受它们的人。战争结束了,忧伤的曲子却经久不息。我终于在我要去的地方看到了庄严的废墟和肃穆的墓群。我和山岸友和走出餐馆,萧瑟的海风迎面吹来,远处传来天鹅寂寞的歌唱。山岸友和说,战后他弃文从医,做了大半辈子医生。他盛情邀请我去他在宿川的家中做客,我谢绝了。他驱车离开苫小牧,车速很快,全然不像是一个老人在驾车。那辆车极快地在我的视野中消逝。我望了望苫小牧的街景,然后朝海边走去。”

  女仆已经是第三次把云字楼玫瑰油糕涨价的消息带给老妇人,老妇人已经懒于咒骂二十世纪了。女仆又把茶叶涨价的消息报告给她。老妇人沉着地问:

  “还有什么东西涨了价?”

  “香烟、火柴、毛巾、盐和菠菜。这些只是我知道的。不知道的——”女仆停了一下说,“菠菜只那么一小捆,你猜猜要多少钱?这些个小贩子,要发死了!”

  老妇人摆摆手,示意女仆不要再啰嗦了。

  女仆偏偏觉得听来的消息还未报告完:“你不出门的习惯真是太好了。前天夜里,一个女学生被人在街拐角的地方糟踏了。糟踏也就糟踏了吧,还杀人灭口。女学生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的,任谁也劝不住。融丰银行更是不幸,保险柜被人撬了,钱丢了好多,现在街上都是拿着电棍的警察。他们要是早些出来,我们的米哪至于没了呢?”

  “这都是些什么人干的?”老妇人问。

  “都猜着说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干的。男的烫发穿花衣,女的留短发吃香烟,现今的小青年什么也看不惯。”

  “不珍惜和平生活的一代。”老妇人默默地说,“和平年代也教人堕落么?” 老妇人伤心地说,“二十世纪末了,该发生的都要发生了。”

  金字塔形的白色乡间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远古时代的石器。精美明亮的陈列窗背后是生锈的箭矢、缺口的石斧以及斑驳不堪的衣衫。现代人衣冠楚楚地站在它们面前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面对久远的历史,给人更多的是沧桑感。另一些陈列窗里则有饰有花纹的瓦罐和雕刻精美的花瓶。历史总是与战争难舍难分。与金字塔形的白色历史博物馆相邻的是猩红色的军事博物馆,那里面陈列着自有人类以来大大小小的战争遗迹,弓箭盾牌、长矛号角、步枪大炮等等。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是人类对武器的制造达到登峰造极的一天。这一天,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试验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七月二十四日,杜鲁门在一次会议上走到斯大林面前,低声告诉他,美国已试验出一种战争中从未用过的大威力新式武器。然而杜鲁门的话并未引起斯大林多大的兴趣,这位大元帅没有弄清杜鲁门到底指的是什么,仅表示希望美国在对日作战中有效地使用它。斯大林大概难以预料仅用九秒钟这种新式武器就把广岛送入了地狱。广岛和长崎,这两个遭受原子弹灾难的城市,有许多幸存者在多雾的天气仍然忆起那场可怕的灾难。军事博物馆,最应该收藏的是广岛原子弹的残骸。

  “《归乡之役》在出版史上是盛况空前的。我在大城市的书店里看到了争相购买此书的人。人行道上、咖啡馆里、地铁车厢里,不同年龄的人都在谈论《归乡之役》。我在四月的某一天收到了《归乡之役》,寄书者就是著作者。他在扉页写道:愿意帮我完成下一部书吗?我在山谷中的小镇等待你。我彻夜未眠地读完了《归乡之役》,凌晨时分我泪流满面地给他回了一封信。我写道:‘我的心灵只能承受一次爱情,而对战争的回忆会毁掉你的余生。我更愿意未来的岁月你不是一个大作家,而是一个战后平凡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我很怀恋与你同度的时光,而这一切永远不会再回到我身边了。《归乡之役》是我读到的最令人绝望的一本书,因而你可以放弃写作了。’可他并没有放弃写作,两年之后他又推出另外一本书《哭泣的和平》,这本书使他拥有了更多的读者。人们谈论《哭泣的和平》的时候,我正去买面包,空气中有一股好闻的清香味,它使我曾有过的好日子突然掉头回来,令我潸然泪下。《哭泣的和平》到我手中时已是这本书畅销了两年的时候,扉页只有一句话:悠闲地活不如伤心地死,别拒绝看这本书。我望着他那熟悉的字体泪水涟涟。又过了七年,当我两鬓染霜的时候,他的三卷本的苦心经营了八年的长篇巨著《在金色的废墟前》出版了。虽然当时出版界一片萧条,他的书仍然销量极盛。他成为名作家,他的许多崇拜者络绎不绝地前去拜访他,他栖居的小镇名扬全世界。我曾在报纸上见到一幅他歪戴礼帽叼着香烟的传真照片,他看上去消瘦而乖戾,他终于征服了这个时代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然而就在他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正当他被许多女人爱着而且渴望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他突然在某一日清晨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彻底治好了自己的顽固性头疼病,他使无数女人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他而叹息落泪。他的死使我无言以对。他的一生为时代而活着,一个描写战争的人如果不用枪声结束自己未免太不真实了。他用手枪对准自己的那一瞬间,他才从时代的长河中跋涉出来。他的死也使我获得了彻底解放。我知道未来仅有的岁月中可以更逍遥地旅游,听音乐,拜谒他的墓地,访问一个又一个未名的小镇。”

  对着音乐敞开心灵的时候,天地就不存在了。音乐爬上窗棂,把霜花融化了,而音乐自己却不哭泣。它又淙淙地流出房间,来到大街上,在风中奔走的人们听到它的声音不由停下脚步,而在墓群中的亡灵则获得了更缠绵的安息。树叶已经转黄,狡猾的阳光吸干了它们的水分后又假惺惺地赋予它们脆弱而漂亮的外壳。女仆种的罂粟花全部落了,花结果了,而老妇人的窗帘始终没有拉开。

  “我憎恶回忆录。它让我重温往事,却不对我的往事和心灵负责。读者要让我撕心裂肺,而我更愿意让心灵平复。逝去的时光有如岸边的沙石,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如果回忆的潮流汹涌而来将它们洇没的时候,它会在水中湿漉漉地哭泣;而潮流将它送回岸边,它便也伴着岁月安然地守着自己宁静的心事。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热爱音乐,热爱拉威尔留给这世间的每一个音符。我轻轻诉说的一切都是发生过的事,在叙述往事上我努力控制自己不愤怒也不兴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科罗拉多、扬州、登别,有的是我走过的地方,有的是心灵经过的地方。只要是心灵经过的,那地方就万古长青。”

  让我们在风中伫立,对着曾有的岁月做从容的回想。那时候城市的街道就会出现高山、大海、农庄、田野等等,人类所走过的道路就错综复杂地出现在众人面前。看看博物馆的那座古老的时钟,它历经风雨剥蚀,它休息的时候时光仍然从它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信步向前。一对年轻夫妇领着他们的儿子拜谒这座老钟的时候,会告诉他在这座钟所容纳的时间里发生过的无穷无尽的故事。最让人悲哀的事情就是,历史不管沉重也罢苦难也罢,它永远向前。

  老妇人听一首有关爱情的音乐。女仆将茶端进来,老妇人抬起头低低地问了一句:“钱还够用么?”

  女仆说:“这个月的就要花光了。”

  “这可太好了。”老妇人笑了。

  “云字楼——”女仆刚吐出这三个字,就见老妇人频频摆手示意她不要再提涨价的事。

  “秋天了。”女仆说,“你的书有结果了吧?”

  老妇人的眼角淌出泪水,她为爱情而伤感。女仆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处,后来才想起什么似的向前递与老妇人一方手帕,然后到院子里收花籽去了。

  “我不知道今日的扬州是怎样的情景,听说它有些繁华了。我还依稀记得童年时与父亲在运河上夜航的情景。我还记得父亲教我念过的那些诗:

  

  雪梅竟吐枝头玉,

  霜橘争垂叶底金。

  不说世间尘俗事,

  声声只赞白莲花。

  如今又是我守着孤灯念诗的时令了。我不愿意走出门去,因为我的心灵与外面的世界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景。我也依稀记得自己拍过戏,搭档好像是个红极一时的英俊小生。我们同在江湾吃过馆子,遛过马路,他为什么离开了我,我已记不得了。我也依稀记得自己唱过一些甜腻腻的歌曲,但它们的旋律没有留在我心底。真正震撼我的,是《西班牙狂想曲》。我好久没有听见雨声了,窗外正在进行季节交易。我走不动路了,回不了童年的扬州了。我的父亲也许早就寻到了西方那一片净土,我的母亲又是否寻到了他的踪影呢?我的两个在战争中失散的弟弟如今又在哪里?天上人间,我的家人在战争中彻底离散了。战后的我又没有建立一个可以流芳百世的家庭,我不想让我的血液再失散于这个迷离的世界。我要把我的血液完完整整带出人间。我愿意在这种时候重读《归乡之役》、《哭泣的和平》、《在金色的废墟前》,可我听见有人来敲门了。我没有时间了,我要出远门了,让我的灵魂再做一次骄傲的漫游。我回到了科罗拉多,是冬季的低云天气,山顶的滑雪道挽幛一样低垂。我来到了童年生活过的小镇。朗姆勃咖啡馆的老主人已经故去。建筑师那个面色苍白的儿子现今发了福,他面部神经麻痹,见了我似笑非笑。唱《西西里情歌》的黑人歌手已经被教堂的钟声送到另一个世界了。没有人再认识我了,世界是陌生的。窗外的孩子们在打雪仗,曾像我当年一样年轻的女教师戴着红头巾快活地参与孩子们的游戏。我要了一杯咖啡,然后走出咖啡馆,站在黑橡胶皮的船形屋顶下。我要远行了。我走过蓝色房屋、红色房屋、白色房屋,当我来到山脚的时候,恍然听到了母亲站在山谷上高唱的富有巴斯克风格的歌曲。远行的车在等待我。我坐上车,大雪、房屋、山谷、墓地、教堂、邮局、咖啡馆渐渐在我的车速中消失。它们比我更长久地存在于世间。孩子们,别为上帝活着,为自己活着。《圣经》说,人是有罪的,而死是从罪来的。上帝为所有罪人命定的结局是死亡。有罪也罢,无罪也罢,任何人抗拒不了的就是死亡。伟人也会死,因而伟人也是有罪的。如果我果真有罪的话,那就是在后半生的时候让自己的心灵放逐天涯海角。如果我有幸见到上帝,我要问,我的罪赎完了吗?我可以去天堂的花园吗?当然,我不相信会见到上帝。我们能见到的,就是我们曾经历的。”

  老妇人将手停在最后的画面上。蓝幽幽的山谷,盛开着野花的山谷,在它的下面,岸边高大的树木将微风过滤得更加轻柔。树叶是金黄色的,浅滩上横着一棵倒木,水流到倒木时溅起了一些白色的浪花。印第安人的帐篷就在不远处,老妇人看见炊烟从帐篷背后升起。

  女仆渴望着回乡下去吃新米。这时节建筑工地的脚手架已被拆除,新楼竣工了。而另外一条街的居民正用架子车动迁,新铺子开张的鞭炮声时时传来。女仆在早晨的阳光中到云字楼给老妇人买来了玫瑰油糕。老妇人像以往一样慢吞吞地起床、穿衣、洗漱,然后坐在晨光背后喝茶吃玫瑰油糕,女仆发现老妇人的笔戴上了笔帽,她欣喜地问:

  “你写完了书?”

  老妇人点点头。

  女仆兴奋地说:“大建街的居民正在动迁,那一带的房子实在是破旧得不成样子了。那些老住户有的就站在街口把不用的东西卖了,缸、椅子、铁铲、木床,虽说旧了些,可价钱真是够便宜的了。我站在那里看热闹,猛然一抬头,见有个红通通的房子高得直晃眼,心想这房子这么好,该不用动迁了吧?仔细一看,原来是座教堂。教堂的顶端还吊着一口钟。”

  老妇人一边喝着茶一边慢吞吞地点头。

  “大建街的老住户告诉我,那座教堂一倒——”

  女仆的话被茶碗落地的“当啷”声所打断。她发现老妇人将头疲倦地歪向藤椅的一侧,胸襟被茶渍溅湿了好大一片。女仆便忙着用手帕揩她胸前的茶渍,后来才醒过神来握住老妇人的手,那手上的热气落花般散尽了。

  老妇人的死使某一日登载她照片的报纸销量极盛。报纸介绍了她一生的演艺生涯、几次婚变以及她的一些苦难经历,然后报道说老妇人的自传已经完稿,它不久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那个催了无数次书稿的出版社的编辑同志看了二十几万字的回忆录之后,一筹莫展地问女仆:

  “她每天写的就是这个?”

  “她写得不对?”女仆问。

  “除了她出生在扬州属实外,其它的都不确实,她大概神经失常了。”

  老妇人的回忆录是这样结尾的:

  “我的回忆结束了,月亮朝我的心底落下,我欣然接纳它。让我在这个深夜将画册合上、将残茶倒掉、将唱片一一归置好,我将在和平年代长眠。愿我长眠之时时光迅速倒流,将我送到一九三七年晚雨的空气中。我将随着拉威尔的灵魂一同出游,即使遇见上帝,我们也不再分开。如果世人真正怀念我的话,别探究我个人的历史,请接纳我心灵的献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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