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文选

郭小川的晚年


                        作者:胡金兆

    郭小川是我国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在五、六十年代,许多青年都是在朗诵他的
诗歌声中步步成长的。今年第九期《纵横》杂志刊登胡金兆撰写的《一九七五年前
后的郭小川》,介绍他晚年的经历,现摘录如下——1969年9 月底,中国文联大楼
六七百人被连锅端往五七干校。郭小川随作协南下咸宁,他在咸宁很快被“解放”,
“恢复党组织生活”,被借调参加干校大批判等工作,很快拥有较自由的身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五七干校也较前有所宽松。身患哮喘病的作家冯
牧,老一辈戏剧家马彦祥等从咸宁干校获允回京养病;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
阎纲也允准回京探亲(我们团泊洼干校的新老“审查对象”还不许回京休假)。1973
年春,偶在冯牧家中遇阎纲,谈及笔者恼人遭际:1972年冬,咸宁、静海两个干校
中被于会泳的文化组选调一批人回京工作,名单中本来有我,却被同单位先去新华
社工作的某君以“同黑线关系密切”横扫一脚而“缓调”刷了下来。阎纲快人快语:
“你夙喜体育,郭小川被借调写庄则栋,《体育报》正筹备复刊,在招兵买马,何
不一试?已有人被荐过去了。”我兴趣盎然,按阎所提供地址,夜访郭小川。

    郭家已于1969年底迁往永安路友谊医院对面的《人民日报》老宿舍中,是共用
厨房和厕所,两户合住一门中,各住二间。那晚,我到郭家时,他家高朋满座,两
间房中无甚像样的家具,不过木板床、三屉桌,要命的是没有椅子坐,就用较好买
又不贵的马扎待客。长影导演武兆堤等人都坐在马扎上,聊得正欢。此时的郭家简
陋得很,远非昔日钢琴、沙发、书柜雅致可比,但郭小川依然谈笑风生不以为意。
对我之所请,他答应有机会一定帮忙。只是他去体委工作的事还没最后定,需等一
等。

    但等来的却是:上面不批,郭小川只好重返湖北。江青对郭小川这样的文化名
人极不放心,怀有敌意,怎肯让他出来工作?

    一年后从湖北方面辗转传过来的消息说:郭小川因写了一首歌颂长江的长诗
《万里长江横渡》,诗中对崭新的太阳的讴歌被指“暗喻”林彪,而被打成“现行”,
被“中央专案”“重审”了。

    郭小川“二进宫”重新挨整,罪名要超过“文革”前期,他受的罪也可想而知。

    1974年底,我与郭小川又在团泊洼干校相会了。

    那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后,注意落实干部政策,对长期被剥夺工作权利发配
在五七干校的广大干部,提出“归口”,“三个位子五个人坐”,因而大批人回了
原单位。只有原文化部机关和原文联各协会的没人要,理由是前者,于会泳的文化
部不予承认,“新老文化部是两码事”;后者,是撤销单位,无处“归口”。于是,
咸宁干校最后剩下的文化部机关和文联、作协的少数人,除少数老同志退养留京外,
全部并入团泊洼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咸宁干校撤销。这是国务院办公室的安排。

    咸宁来的人就包括郭小川。不过,大家是先回到北京休整、安家,惟有被专案
管制的郭小川,过北京时不许出车站,直接换火车押往天津,送到团泊洼。

    两年未见,郭小川老了、憔悴了,可见受折磨之重。可他仍是那么乐观自信,
见到熟友如华君武、钟灵等人仍是那么热情。咸宁来的朋友接替了原一连名号和营
区,老一连(影协)与五连(剧、美、曲协)合并,把房子腾给新一连。郭小川给
了一个单间,左右都是受命看管他的人。新一连与五连合吃一个食堂,我是管理员
之一,仍是每月13.5元的大伙,早晚窝头咸菜粥,中午一顿正经饭。

    团泊洼干校由河北省军区代管,廊坊军分区宋副政委主持工作,这是一位三八
式的憨厚的长者,对郭小川只做了一条规定:不许离开团泊洼干校外出———这里
是一个劳改农场的外沿区,面临大河,大堤为公路,在营区内一切自由。显然团泊
洼的环境要比咸宁宽松些。

    郭小川没什么事,其实大家也没有事干,看摊值班做饭而已。只不过大家能轮
流回京休假,郭小川与华君武等则是干校“常委”。郭嗜酒,晚上常找人一起下棋
喝酒。喝酒要有酒菜,干校小卖部只有罐头和酒,他及其他嘴馋者只好拜托我等管
理员,外出采购时给他们弄点熟菜。那时供应很紧张,但干校在天津和静海有特供
点,肉、菜以至无头大虾都能买到,弄点鸭头、火腿肠、酱猪肝等不费事。这主要
靠“孔圣人”———“衍圣公”孔德成的堂弟、原在音乐研究所、当时也是管理员
之一的孔德庸“感情投资”建立的关系。每次我外出采购归来,郭小川等都伫首静
候,等待他们的下酒菜。

    团泊洼离北京较近,郭小川被押解来时过北京不许回家,但不能拦阻在《光明
日报》工作的郭夫人杜惠来干校探亲。某日一早,作协《文艺报》的杨志一突来找
我,说杜惠下午到,咱们赶紧帮郭小川“起圈”———郭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屋
里酒瓶子、罐头盒、破报纸、破鞋、旧衣服等脏乱不堪,杨志一性诙谐,竟以“猪
圈”名之,搞卫生称“起圈”。大家齐动手,破烂扔出一大堆,倒也还窗明桌净。
不过,知夫莫若妻,杜惠见此一笑,心知肚明是朋友帮忙。

    由于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1975年春天后,眼见形势日益好转,这股春风
也吹到了团泊洼。夏初,被专案组尚未结论的华君武、赵寻(剧协负责人)等以及
被打成“五·一六”的年轻人,都被允许回京探亲;被关押狱中多年的阳翰笙也被
释放回家。华君武回北京大概是两周假期,假没满他就回来。问其因,曰:房子只
剩两间,3 个儿子都长大了,家里没我的地方睡,单人床加块木板与老婆挤着太热,
远不如干校宽绰舒服。

    回京探亲休假没有郭小川的份儿。但他毫不颓丧,反而意气风发,因为他从形
势的变化中看到希望的曙光。国家形势好转,个人安危又何足挂齿!他不是沉默不
语内向的人,而是动于衷必形于外。有一天在食堂大庭广众下,他问华君武:“君
武,你说咱们是不是走资派?”这话带有极强的否定“文革”的挑衅性,众人皆一
怔,华君武也不敢接言扭头走开,而郭小川神态自若毫无惧色。

    暑假中,不少孩子随父母来到团泊洼。干校紧邻独流减河大堤,夏日的大河中
碧波荡漾,河底平缓,是极佳的天然游泳场。每日午后,河中游泳男女老幼不少,
郭小川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大河在干校大门外,不许出干校的禁令似乎对他也无约
束力了。

    晚上,大人在院中乘凉聊天,孩子们聚在一起玩。郭小川爱孩子,他周围总有
一批孩子围住他,让他讲故事。

    他虽身在干校,但信息联络还很灵通。某晚他从一连过来找我们,在座的有马
少波、赵寻、钟灵和我。他非常激动地说:听说毛主席对电影《创业》最近有个批
示,中央要调整文艺方针政策,形势会有变化。刚从北京来的马少波含蓄地点头表
示所说属实。他在此期间精神状态极好,又复现出诗人的战斗情怀。他此时创作的
诗作名篇《团泊洼的秋天》,十分真切地传达出他昂然不屈的革命战士情操。

    这首诗的诗句真实具体地抒发了诗人和团泊洼干校中几百名身受“四人帮”歧
视打击被打入另册、而又不甘蛰居屈服的文艺战士的心声。

    l975年7 、8 、9 三个月,“四人帮”认为是“政治谣言满天飞”、“右倾复
辟回潮”,被迫害的人们却看到了国家的变化和希望。郭小川的振奋和以诗抒怀就
不难理解了。

    还不仅仅如此。漫画家钟灵的《团泊洼的日子——忆小川》一文详述了1975年
夏秋,他在团泊洼干校中与郭小川的一段特殊的而且经过宋副政委“特别批准”的
来往: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下棋、打桥牌,在夜深人静“酒酣耳热时,也就无话
不谈,一反那些戒律,不但谈文艺,必然涉及政治,小声地斥骂江青一伙,更可以
当下酒菜,非常痛快!”钟灵还回忆说:这年8 月间,郭小川竟有十几天不找他来
喝酒,足不出屋,不知在忙些什么。一天郭神情紧张地来找钟,从怀里拿出一叠稿
纸,长达万余字,是准备上书中央的整顿文艺工作和文艺界的意见书。其中最尖锐
的是改组以于会泳为首的四届人大后的新文化部,恢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能,
团结文艺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反对一言堂和文化
专制主义。郭说这是准备上书给小平同志的稿子,怎么递上去他自有渠道,特来征
求钟灵的修改意见。

    1975年10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阴云密布。这时发生了两件对我们来说
的大事:1 、国务院紧急命令:限10天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结束,全体人员返干校
善后再撤回北京,组成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作为一个司局级单位划归于会泳的
文化部。2 、郭小川专案审查结束,宣告再次解放。

    这两件事同时行动,中央专案组的汽车与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同天一早从北京驰
赴团泊洼,小汽车快,先到。如何向郭小川宣布结论,不仅由于我们后到,还因我
们管理员在最后结束时忙得脚朝天,无暇顾及。次日清晨,郭小川要返回北京了,
我去送别。行李物品已由大家帮助扎绑好,他面色清白却精神亢奋。原来他一夜未
睡,送走了一批批来送行话别的朋友,他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他本有严重失眠症,
此时心脑血管病也悄然袭来)。遂伏案写诗,一首比《团泊洼的秋天》更昂扬、更
富有战斗激情的《秋歌》,就诞生在他在团泊洼的最后之夜。大家纷纷握手告别,
郭热情地对熟友说:“我先行一步,咱们北京见!”

    10天结束5 年多的五七干校,其繁忙紧张可想而知。

    回到北京后,心中长出了一口气,忙完交结帐目等事后,不由惦念起今后路在
何方、到哪工作?名义上“分办”划属文化部,可与文化部在职人员是两码事,人
家不理不睬,更不安排工作。我又想到郭小川,还想能否去《体育报》?遂给他永
安路的家写了一封信。很快收到他热情的回信,内容记得是:现在形势有变,庄
(则栋)也今非昔比,约我去他家谈谈;同时,要我将附信转给我的芳邻、与阳翰
笙同住一座楼的吴雪。

    我代转了信,按约定时间去了永安路郭家,还是那两间房,不过比两年前整齐
像样了。郭小川不在,郭夫人杜惠抱歉地说:“真不巧,乔木同志找他谈话,他去
了,累你空跑。只好再找时间。”那时,我们都没有电话,联络并不方便。

    不几天,就听说他去河南林县蹲点深入生活去了,而且是中央组织部的安排。
郭小川这一级干部是归中组部管,但他的关系却在文化部。后来得知,他回到北京,
并没有在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报到,有如马彦祥、吴雪、王子野、冯牧一样,而
是直接调往中央组织部。显然这是中央领导人过问的结果,而且这是一种保护性措
施:“分办”隶属于会泳的文化部领导,搁在文化部还难逃魔掌;到中组部又安排
从速离京,“四人帮”于会泳等想再整人也鞭长莫及了。

    也就是从1975年10月团泊洼一别后,我再也没见过郭小川。而后,郭的信息也
逐渐绝迹了。

    然而,到1976年9 月,郭小川却被旧案重提。

    我们在“分办”的日子并不好过,名为“学习待命”,实为“二等公民”备受
歧视。1976年初周恩来病逝后,紧接着天安门“四五”事件,一浪高一浪的“批邓”,
大家只是应付表态。到夏天唐山大地震后,于记文化部突然对“分办”“关心”起
来,以分配工作为诱饵,办“批邓学习班”,全体参加,要求“首先分清路线是非,
别站错了队”,派来了强大的工作组。还是从追查“传谣”、“去没去天安门”开
始,人人交待检查。但大家大多虚与应付打太极拳,一个月过去,没有什么大进展。
9月9日毛主席病逝,对大家震动极大,觉得“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再隐瞒如何
对得起毛主席!工作组藉机施以高压,不少人的思想也被搞乱了,有人在为毛主席
守灵时,突然痛哭失声,交待出去过天安门还拍了照。一些“可疑”的“右倾翻案”
线索也被提出来,其中就包括1975年夏秋郭小川在团泊洼的活动是不是“属于右倾
翻案风”。

    工作组似嗅觉灵敏的猎犬,立时抓住紧咬不放,一些与郭小川来往较多的人马
上受到盘问、紧盯以至“隔离审查”:钟灵被扣起来了;冯牧被追逼得一日三惊;
连我这普通人,与郭有所接触却无深交的,也被盯住。工作组找我谈话,问我郭小
川回京后与他有哪些联系。显然我去过郭家已有所泄露,也许是我嘴不严自己说出
去的。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我,认为文化部工作组是代表组织,对组织就要忠诚老
实,遂承认去过郭家,只是没见着他。“怎么去的?”“他来信约定时间。”“信
里说了什么?”“除约我聊聊外,还托我转信给吴雪。”此话脱口而出,立时发现
失言了,虽是事实,却等于攀扯到吴雪。再逼我交出郭小川原信,我推搪说:“卷
烟抽了。”

    “分办”的情况立时引起于记文化部的注意,于会泳、张维民、浩亮、刘庆棠,
听取坐镇指挥的办公厅主任、来自部队的侯再林汇报后,兴奋地大叫:“‘分办’
有大鱼,顺线往下摸!”

    1976年国庆后,我们被大整特整,“分办”人人自危,已到中央戏剧学院任职
的吴雪受到追查。这是我造的孽,致使他对我很有意见;10年后,纪念粉碎“四人
邦”10周年时,我任职的《戏剧电影报》组织专版,我找从文化部副部长卸任的吴
雪请他就此事写文章,并说明原委当面道歉,吴雪很爽直:“这也不怨你,我也要
向你道歉,可能也因我的意见而影响了对你的使用。文章我写,你一切都知道,干
脆你代笔。”当晚文章在他家很快写好,吴雪很满意,签了名。从此我们化开了疙
瘩,成了亲密的忘年交。

    就在风声鹤唳之际,1976年10月6 日“四人帮”被粉碎,于记文化部随之垮台,
中央派华山、石敬野、党向民,后又加贺敬之进驻文化部,于、张、浩、刘、侯立
时成为阶下囚。“分办”的紧张阴霾一扫而空,大家从心眼里感受到:这真正是第
二次解放!

    1976年10月下旬,北京举行欢庆粉碎“四人邦”的3 天大游行。“分办”隶属
文化部,还要随文化部队伍行进。

    游行兴高采烈。行进到南长街南口时,只见从北过来一支十几二十人的队伍,
举的旗子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为首的是胡乔木同志。“分办”与“政研室”
两队都停了步,乔木同志走过来,与我们队伍中的原音协主席吕骥同志紧紧拥抱,
共庆新生。大家热烈鼓掌。

    大家不由地想到躲在河南的郭小川。乌云已散,厄运远离,他可以也应该出来
工作了。还有人听说,他将出任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然而紧接着传来:郭小
川死在了安阳!

    我们被这不幸的噩耗惊住了,会不会“他杀”?又过了几天,传来了郭小川是
在招待所中因吸烟引燃泡沫塑料床垫窒息中毒死亡的确讯。1999年11月,河南《大
河报》刊载了《郭小川之死》一文,作者亲自参与这一案件的侦查取证,详述了郭
小川从林县返京途中,安阳转车,住进地委招待所高干楼,身份是“中央组织部首
长”,后发生火灾烧伤窒息而死,全身烧伤面积达70%。事隔23年后,这可信的史
实方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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