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煤 /刘庆邦 著

后 记


   
    谁都知道,我国的城乡差别是很大的,可以说两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城市代表着权力、金钱、美女、高楼、汽车和一切繁华与享乐。而一提农村呢,就意味着偏僻、贫穷、落后、饥饿和被压制与被剥夺。一个农村青年,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想有出头之日,或出人头地,只有脱离农村,到城里去打拼,去发展。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可长期以来,城市壁垒相当森严,农村人想进入城市非常困难,谁胆敢贸然进城,轻则会被赶出去,重则会受到制裁。早在明朝,朱元璋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的耕作活动 “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哪怕是行医和算卦的人,也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本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之所以反过来对农民实行这样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把农民变成生产机器和生殖机器,防止农民进城动摇他的江山。我原以为只有中国是这样,2005年夏天我到挪威的历史博物馆参观,知道他们那里以前城乡的界限也是很分明,城市是城里人的,农村人被看成下等人,想在城里住一夜都不行。如果农民进城卖炭或卖菜,早上进城,晚上必须返回农村去,不返回去就把你抓起来坐牢。更有甚者,在“文革”期间,我们国家不但不许农民进城,还把本来属于城市户口的大批知识青年和市民送到农村去,美其名曰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斗胆下一个判断,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进城和反进城的历史。除了安徽凤阳县的朱元璋,江苏沛县的刘邦,还有陕西的李自成等,几乎都是这种历史的颠覆者和创造者。远的不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策略,也未能超出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夺取了城市之后怎么样呢,除了少数人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主宰,城市的大门随即就对广大农民关上了,关得铁桶一般。农民可以饿着肚皮为城市提供粮食,可以穿着赤皮露肉的衣服为城市提供棉花,可农民想进城就免了。许多年前,我亲眼所见,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被五花大绑从城里遣送到我们公社。那天被押解到公社的还不止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还有其他村的好几个青年。在公社的院子里,他们身上的绳索仍没有解开,双手被绳子高高背剪着,在地上蹲成一片。那天我到公社办事,看见了我们村那个大我两岁的青年。那个青年也看见了我,不等我跟他招呼,他就把脸扭向一边。可以想见,那个青年心里是何等悲哀。
   
    幸好,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城市壁垒被打破了,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挣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个转变使广大农民千年的梦想得到实现的机会,巨大的能量被空前释放出来。不用号召,不用动员,不用搞什么运动,农民自觉地就投身到滚滚的进城潮流之中,流到城里去了。这个突破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
   
    在这种潮流和新生活面前,我们文学工作者应当有所作为,应当从历史、现实、生存状态、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等多个角度,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式进行分析,取舍,想象,概括,反映和描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我们拿起笔来,往往有些迟疑,觉得脑子里的信息纷繁得很,像是一时理不清头绪,又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似的。想来想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得贴着人物写。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集中在个人身上。我们只有贴着人物的血肉、感情和心灵,把人物写活了,我们的小说就立起来了,作为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所关照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也应该有了。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活动起来?比如一辆汽车,如果里边的发动机不点火,不运转。单靠入的推动是不行的,推起来会很沉,也走不远。而人的内心世界要比机械化的汽车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人的一切行为主要靠心理支配,以思维逻辑为主要动力。形成每个人心理状态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因年龄、经历、知识结构、家庭背景、地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基因等的不同,才养成了人物行为的千差万别。同样一件事,张三这样对待,李四可能那样对待。如果硬把张三的帽子戴到李四头上,就会让人觉得别扭,影响艺术效果。只有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旋转,人物的所作所为才会合情合理,妥帖自然。所谓进入人物内部,其实就是首先进入我们作者自己内部,就是通常说的找到自己,解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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