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败节草             九     


 


  那个日子,是让李金魁永远不能忘怀的。

  秋天里,李金魁抽空回了一趟家,那时乡里已有了一辆吉普车,他是坐吉普车回去的。回到大李庄时,天已半晌了,在离村不远的一片槐林里,李金魁看见一个球样的东西在地上翻动着,那东西竟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他一时心动,就让车停下来,独自一人走了过去。在一片灿灿的黄叶里,他看见了他的爷。爷的腰已弯到了九十度,看上去人就像皮球一样,一滚一滚的,他手里正拖着一个竹筢,在林子里搂树叶呢!当他走到跟前时,老捆原地转了一个圈,半仰着身子,慢慢地拧着脖子朝上去看他,他赶忙道:“爷。”老捆喉咙里“咕”了一声,一只手半捂着耳朵,眯着眼看了他一会儿,突然说:“李乡长回来了。”他心里一酸,差点流出泪来,他说:“爷,你别这么说。”不料,老捆却一挪一挪地朝树林里走去了。片刻,老捆又一团一团地走回来,他背在后边的手里拿的是一个四条腿的小木凳,他用袖子在小凳上抹了一下,说:“李乡长,你坐吧,不脏。”李金魁头皮都要炸了,他说:“爷,你别再这么说了……”老捆又拧着脖子往上看了看,说:“是还没‘正’呢?”李金魁说:“正是正了……”老捆说:“正了就是官身了。坐吧,别嫌你爷脏。”李金魁仔细地看了看他,发现爷没有一点儿戏耍的意思,爷说得一本正经,爷眼里甚至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于是,他在爷面前坐了下来,爷颤颤地伸出手,在他脸上抚摸了一阵,爷的手很粗,摸上去涩辣辣的,爷说:“李乡长,当官就是不一样哇,看这脸也润展了。”李金魁说:“你,别这么说了,人家笑话。”老捆说:“真真白白的,笑话啥?”李金魁叹口气说:“这一年多了,我没往家拿过一分钱……”老捆说:“啥钱不钱的,你给爷长脸了!这比啥都强哇。像铜锤家,老表亲,十多年都不走动了,头前会儿上又来了,提两匣点心!你娘要给你留着,我说咱李乡长还缺这一口?!……”接着,老捆又说:“你还记不记得,你上学走时,一家伙给你买了两盘肉包,两碗胡辣汤,把爷撑的呀!……”说着,老捆很幸福地笑了。

  听爷这么一说,李金魁掉了两眼泪。到了这时候,李金魁才撕心裂肺地体会到,生活是一种关系呀!活在什么样的关系层面里。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爷的话让他觉得遥远,甚至觉得可笑。可爷的感受是真切的,真切得让人心痛!他觉得他跟爷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已远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爷当然不会知道,他的乡长是怎么当上的。

  那也是一场战斗啊!

  严格他说,吴乡长几乎是被挤走的。两人最早的较量是在酒场上。“斗酒”是吴乡长最乐意干的。在坟台乡,都知道吴乡长酒量大,他也好斗。只要一上酒场,他非要喝倒一个不行,这是他的嗜好,也是他的毛病。那时候,乡干部的威望大多都是在酒场上立起来的,有很多事情也是在酒场上定的。常常是喝到七八分的时候,乡长说,那事就这样定了啊?!众人就说,定了!所以,在乡里干事,假如你不会喝酒,就等于不会工作。李金魁初当副乡长的时候,每逢酒场,吴乡长总喜欢开他的玩笑,说金那个啥,你不会喝可不行啊!来,来,喝一盅,好好练练。于是,李金魁就替他喝了一盅又一盅,而后就说:我不行了,真不行了。吴乡长包斜着眼说,投降了?李金魁就说,投、投降了。吴乡长就说,举双手投降!于是,李金魁就站起来,举起双手说,我投降了。吴乡长就哈哈大笑说,好!算了,投降就算了。以后,每逢酒场,吴乡长就故会重演,一次次地戏耍他。到了第四次,李金魁一上来就抢先说,吴、吴乡长,你、你是老同志,我是跟你好好学学。吴乡长乐了,说年轻人有长进!可有一样,我是搭手十盘!这时,妇联主任王翠花忙拦住他说,大兄弟,少来两盘吧,他是想灌你哪!十个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输得多了我替你。吴乡长立马说:“那可不行!你俩要是一家,我就让你替。”王翠花就“啐”道:老吴,又说臊话哩!李金魁就说,大姐,不要紧,我谁也不让替,我跟吴乡长学学。接着他又说,吴乡长,我也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有一样,你得让我喝水,我不喝水可不行。吴乡长很大气他说,行,搭手吧。于是一上手就来了十盘,一盘是十满盅,一斤酒就下去了。坟台乡的规矩是酒干亮瓷器(亮酒盅),李金魁是一个“吱”一个,喝了酒之后,还要把酒盅高高扬起朱,让众人看看。吴乡长喝得痛快,是输十个一块“吱”,瓷器也亮得痛快!众人都替李金魁捏一把汗,怕他喝倒了。可李金魁是喝一口酒再喝一口水,倒也从容。这样,喝到第二瓶时。吴乡长就有些红头涨脸了,他大着舌头说,今儿手背,不划拳了,老虎杆子!李金魁就跟他来“老虎杆子”……等第二瓶喝干时,吴乡长的脸就有些发紫,可他仍然说:我没事,我一点事也没有!金金魁……你呢?李金魁说,我是不行了,可我得舍命陪君子,今儿我得跟吴乡长好好学学。再往下,吴乡长又要“押指头”,于是李金魁就跟他比划指头,到第三瓶完了的时候,李金魁仍挺挺地坐在那里,不时地喝上一口水。吴乡长竟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当天晚上,醉如烂泥的吴乡长竟对着乡政府的大门尿了一泡!而后,他就躺在乡政府大院里,又哭又骂的,谁去拉他也不起来,他哭喊着说:我在乡里干了十八年哪!

  从此以后,吴乡长就再也不跟李金魁“斗酒”了。(可他永远不会知道,李金魁喝的酒有一半都吐到茶杯里去了。)

  第二是“讲话”。李金魁没当副乡长时,是没有讲话权利的;当了副乡长之后,讲话的机会就渐渐多了,他很快就发现,讲话是一门艺术啊!讲话是占领会场,征服人心的最好方法。讲话可以说是体现领导水平的活广告,话讲好了,实在是可以当钱使的!它不仅可以当钱使,那其实也就是一种权力的表达方式。语言在这里成了一种空间,一次地占有空间,也就等于占有了乡政府的发言权。乡下人说,这人说话“占地方”不就是这个意思么?李金魁开初讲话时,还不是很适应,有时不免嗑巴,在会场上也让人笑过。他发现吴乡长的讲话方法就很不一般,吴乡长讲话也没什么技巧,就是嗓门大些,带着一股霸气,他往那儿一站,就没人敢说话了,会场上总是很静。但他讲话带着一股训人的口吻,气派很大,不时带一些“啊、啊、操、操”的土语,却没什么东西,往下也就是文件上的一些内容了。李金魁一旦明白过来之后,就下死劲去练。只要一有讲话的机会,他就精心地做好准备。于是,每一次讲话,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机遇,他决不放过任何讲话的机会。初时,他讲话时总是拿上几页纸,先是嗑嗑巴巴地念上两行,故意念得声音低一些,让人听不大清,也让人轻视他。可他念出了一种诚恳,念出了一种态度,会让人觉得这人是实心实意的。接着,当人们开始注意他时,他就把那两页纸折起来,突然把声音提高,这样会使人们吃上一惊,就会很注意地听他讲了,往下他就说得生动了。他把声音当成磁石来使用,他要紧紧地吸注人们,该带手势他就带上手势;声音该低下来的时候,他就把声音低下来;该骂的时候,他就放开喉咙骂上两句,接着又会引用两句唐诗什么的,逗上一两个笑话;有时候,他会用本乡本土的粗话俚语先讲上一阵,接着又忽而变成高层面的话语,甚至把美国、日本也拉来大讲一通,讲得人们似懂非懂的时候,再把话头拉回来,落到一些很浅白的事体上……讲着讲着,就有笑声逗出来了:接着是引来了掌声,再往后逢他一讲话,就是掌声不断了。有时候,他不讲,就有人主动要求说,让李乡长也讲讲噢!

  此后,在一段时间内,他的讲话成了对吴乡长的一种无形的压迫。当乡长总要讲话的。吴乡长的讲话机会更多,但一次一次的,在众人面前,吴乡长总没他讲得好,吴乡长心里很憋气。过去没有这种比较也就罢了,现在人家一讲话就有掌声,吴乡长怎能不生气呢?吴乡长心里生气却又没法说,你总不能因为人家比你讲得好你就批评人家吧?于是,作为坟台乡第一行政长官的吴乡长总是感到很压抑。很压抑呀!本来吴乡长的文化水平就不高,他也想讲得好一点,可他已经吼惯了,改不过来了,有时想说得生动些,可他又常常记不清要说的那个词儿,就时常挠着头说:“那个、那个,啊?那个什么呀?啊、这个、这个啊……”这么“啊”来“啊”去的,就越发显得没有水平了。在一些会议上,一般都是由乡长最后做总结的,可吴乡长听李金魁讲得那么好,就气得什么也不想说了,剩下了的只有两个气嘟嘟的字:散会!

  就这样,渐渐地,吴乡长不大爱讲话了,他几乎把公开讲话的空间让了出来,有时候他常常是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喝闷酒,心态很坏。

  至于人缘,那就更不用说了,在坟台乡三年不到的时间里,乡政府的干部们都已多多少少地欠了李金魁的人情。那些事说起来似乎很小,可搁在个人身上就是大事了。他们一个个都是想回报他的,可他从不给他们回报的机会。于是,总有干部找到李金魁说,李乡长,有事没有?李金魁就说,没事。而后是那些村长支书们,坟台乡一共有三十五个行政村,每个村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求人事,只要是找到李金魁,他都是满口承当,从不搪塞推。这样,时间一长,那些村长们也都先后一个个地欠了他的情分。这些事情都是在心里记着的,各人心里都有一本帐。他们再见李金魁的时候,就不由得更热情一些,说:李乡长缺啥不缺?你要缺啥就言一声。李金魁就说:不缺,啥都不缺。

  久了,李金魁说话就越来越“占地方”了。

  吴乡长感到事情严重了。有一天,他把李金魁叫过去,乜着眼看了他一会儿,说:“李乡长,我小看你了。”李金魁马上说:“吴乡长,我……我……我是你带出来的。有啥不对的地方,你多批评。”吴乡长背过身去,挠着手默默他说:“我真是轻看你了。”李金魁说:“我可是你培养的……”吴乡长叹口气说:“看来我是该走了。”李金魁说:“吴乡长,你千万可不敢这么说。这话言重了,我怎么能跟吴乡长比呢?”吴乡长说:“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一山不存二虎啊!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李金魁沉默了一会儿,说:“吴乡长,你这是让我走呢,要走也是我走。”吴乡长很久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他挠了挠头说:“你走什么,还是我走。”

  话虽这样说了,可两人都没有动。夏天的时候,坟台乡出了一件事,有八个村的村民把乡政府围了!那是因为乡里弄来的玉米种子不出苗。这件事是吴乡长的一个亲戚承办的,亲戚跑了,于是事就落到了吴乡长的头上。那时候,八个村的村民乱哄哄地围在乡政府的门前,一个个骂声不绝,要求赔偿损失。吴乡长没有办法了,只好躲在屋里不出来。就在这时,李金魁出面了。他把八个村的支书叫到一起,说:“吴乡长在咱乡干了十八年,给咱乡办过不少好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他现在遇到难事了,咱咋也得帮他一把。听我一句话,你们做做工作,把人撤回去,余下的事我来办。”支书们都是欠过情的,碍于脸面,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有一个支书问:“这萝卜不小啊!秋苗不等人。李乡长,你咋办呢?”李金魁说:“还有七八天的时间,现在补苗还来得及。种子由我亲自解决,我去省农科所找人弄最好的种子,钱由你们村里凑……”说完这话,李金魁的脸就黑下来了,他再也不说一个字,就那么绷紧脸望着那些支书们,支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有人说:“李乡长从来没让我们办过事,这事哪,难是难,我们认了!”李金魁说:“好。你们算给我个脸面,我记下了。办去吧!”

  事情就这样化解了。

  事后,李金魁却仍然像往常一样,并没有再给吴乡长说什么。可全乡的干部们都知道,是李金魁给吴乡长擦的“屁股”。乡妇联主任王翠花更是逢人就说他的好话,这样一来,吴乡长觉得他实在是没法再呆下去了。于是,就到上边活动了一番,很快挪动到县里去了。老吴这么一挪,李金魁自然就“正”了。走时,李金魁又亲自去送他,一直把他送到县城。两人临分手,老吴感慨他说:“金魁,你是个慢毒药呀!”李金魁面不改色地笑笑说:“还得学习,我还得向老领导学习呢。”

  就在那次送老吴上任的路上,李金魁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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