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 /刘震云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

  “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

  “没死的呢?”

  姥娘:

  “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

  “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

  “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

  “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

  “饿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

  “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

  “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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