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文集               我自己   


 
   
第一章

  我被取消了身份,也就是说,取消了旧的身份证、信用卡、住房、汽车、两张学术执照。连我的两个博士学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档案、记录都被销毁——纸张进了粉碎机,磁记录被消了磁。与此同时,我和公司(全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的钱财账也两清了——这笔账是这么算的:我的一切归他们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内;他们则帮我免于进监狱。公司的人对我说,假如把你移交给司法机关,起码要判你三十年徒刑,还可能在你头上打洞,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他们给了我一个新的身份,我的名字叫M,我有一张蹩脚中学的毕业文凭,让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人,还给了我五块钱——考虑到我在银行里的五十万块存款都将归公司所有,只给这一点钱真是太少——然后开车送我去新的住处,有一样东西不用他们给,就是我的新模样。安置以前我有一点肚子,甚至可以说在发胖,现在已经尖嘴猴腮了。
  有一件事必须补充说明,我现在犯的不光是直露错误,还有影射错误,因而万劫不复了。这后一条错误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会发现的。我绝不敢说公司这样检举我,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营业额。我只是说,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故事到此就该重新开始: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有一个M,他是个又瘦又高、三十岁的男子,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丝衬衣,一条黑色的呢料裤子,一双厚底的皮鞋,钻进了一辆黑色的大汽车(这辆汽车和殡仪馆的汽车有点像。并且也被叫做送人的车),前往东郊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有两个穿黑衣服的男子陪他同去,并且在汽车后座上不断地敲打他的脑袋,拍打他的面颊,解开他衬衣的领扣,露出一小片苍白、消瘦的胸膛,说一些尖酸的话,但是意在给他打气。后来汽车在一座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旧砖楼前停了下来,同去的人在他后背上推了他一把说:你到了,并且递给他一张窄行打印纸,说:该记着的事都在上面。M从车上下来,走了几步,拍了一下前门,司机把玻璃放下来。M说:能给我几支烟吗?司机取出一个烟盒,往里看了看,说道:还有六支。递给他,并且问道:还有事吗?M摇摇头,转过身去,汽车就从他身后开走了。
  此时天色将暗,旧楼前面有很多乱糟糟的小棚子。因为天有点凉,M打了一个寒噤。然后他就走到那座旧楼里去,爬上砖砌的露天楼梯。那张打印纸上写着“407”,也就是四楼七号。走廊上一盏灯都没有,所以也看不出哪里是几号。于是他随手敲了一家的房门,门开时,一个小个子女人用肩膀扛住门扇。M想,我应该让她看个清楚,以免她不信任我,就一声不响地站着。从敞开的门里,传来一股羊肉炖萝卜的气味。据我所知,M既不喜欢吃羊肉,也不喜欢吃萝卜,所以他对这股气味皱起了鼻子。那女人看清他以后让开了门,把头往里一摆,M就走进去。这间房子里很热,因为有个房间里生了火。她用手一指说:往里走,给我看着孩子,饭一会儿就得。M就朝里面走去,绕过了破旧的冰箱、破烂的家具,走进一间尿味扑鼻的房间,这里有两个小床,床上躺了两个婴儿,嘴里叼着橡皮奶嘴,瞪着眼睛看着他。M想道,你们千万不要哭,哭起来我真不知怎么办好。这间房子里点了一盏昏黄的灯。那个女人在厨房里说:你会做饭吗?M说:不会。她又问:会不会鼓捣电器?他想到自己过去学过物理,就说:会一点。于是她说:那还好,不是白吃饭。
  在被重新安置(也就是说,被取消了旧身份,换上新身份)之前,我上过两星期的学习班。如前所述,参加学习班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这回和以往不同:除了让你检讨错误,还讲一些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回到原来住的地方,也不要和过去认识的人取得联系,假如这样做了的话,“重新安置”就算无效,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也就不能一笔勾销了。’我们当然明白,这是暗示我们将住监狱。重新安置了以后,我们既没有妻子(或者丈夫),也没有儿女。假如原先有,公司也会替我们处理,或者离婚,或者替我们抚养。要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挺有钱的,现在一切都归他们了。我记得讲到这里时,会场上一片不满的嘘声。公司的代表不得不提高嗓音说:这就够好的了,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你们这些人不是去北大荒,就是去大戈壁,而现在你们都安置在北京城里!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不用他提醒我这个。我只关心重新安置了以后,活不下去怎么办。公司的代表回答说,假如大家都活不下去,就会产生新的治安问题。他们不会让我们活不下去的。我们会有新的家庭,新的妻子或者丈夫,这些公司会安排。我认为,我未来的妻子是什么样的,最好现在就形容一下。但公司的代表认为,这不是我该或者我配关心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可不可以互相联系,以便彼此有个照应?公司的人说:绝对不可以。我们之间不能横向串连,也许公司会安排我们彼此认识,除此之外,一切联系都不可以有。这些问题都明确了以后,我就开始想象,在公司给我安排的新家里有什么。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一个半老不老的婆子,还有一对双胞胎。还有这么辛辣的骚味。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四处张望,看到这座旧砖楼满是裂缝,还有一只大到不得了的蟑螂爬在房顶上。我必须吃我不爱吃的羊肉萝卜汤,还要在这间骚烘烘的屋子里和那个小个子女人做爱——这是那种一间半一套的房子,除了这个大房间,还有一间小得像块豆腐干。那个小个子女人脸上满是皱纹,额头正上方有一组白头发——这些事情我都不喜欢,很不幸的是,它们没有发生。后来那个女人看了我拿的那张窄行打印纸,发现我该去407,而这里是408,就把我撵到隔壁去了。那间房子敞着门,满地尘土和碎纸片。我不必吃不喜欢的羊肉炖萝卜了,这是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可吃的都没有,连晚饭都没有了。
  M重新安置后的第一个夜晚在407室度过。这套房子的玻璃破了不少,其中一些用三合板、厚纸板堵上了,还有不少是敞开的,张着碎玻璃的大嘴。这房子和408是一样的,在那个大房间的地上放了一个旧床垫,还有一个旧冰箱,有一盏电灯挂在空中,但是不亮。奇怪的是,打开冰箱的门,里面的灯却是亮的。他借着冰箱里的灯光检查了这间房子,看到了满地的碎玻璃。当然,冰箱里除了霉斑、一个烂得像泡屎的苹果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后来他就在那个床垫上睡了一夜,感觉到了床垫里的每一根弹簧。凌晨时分他爬了起来,就着晨光在暖气片上找到了一盒火柴,一连吸了三支烟,还看到一只老鼠从房子中间跑过去了。后来他就出门去,想到附近拣点垃圾——另一个说法是别人废弃的东西——来装点这间房子。但是在这片破旧、快被拆除的楼房附近,想拣点什么还真不容易——除了烂纸、塑料袋子,偶尔也能见到木制品,但是木头已经糟朽掉了。
  我扛着一把白色的破椅子回家时,又想起我那辆火鸟牌赛车来。那辆车是我从公司的拍卖场买来的,买的时候崭新,而且便宜得叫人难以置信。后来我又把它开回公司的拍卖场,这叫我对因果报应之说很感兴趣了,因为我知道,这辆崭新的车还会以便宜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卖掉。假如一个人死了,他生前穿的衣服也只能很便宜地卖掉,尤其是他断气时穿的那一件。所以到公司的拍卖场去买东西,不仅是贪小便宜,而且性格里还要有些邪恶的品性。我在车里留了一盘录音,告诉在我之后那个贪小便宜的家伙这些事,并且预言他也会被重新安置。这是因为敢贪这种小便宜的人胆子都大,而胆子大的人早晚都要被安置。没了这辆车,到哪里都要走路,实在不习惯,除此之外,我还穿了不合脚的皮鞋,这更加重了我的痛苦。扒了半天的垃圾,我身上的白衬衣也变成灰色的了。
  我就这么一瘸一拐地扛着椅子走回家来,发现那张破床垫上坐了一个女人,梳着时髦的短头发,大约二十四五岁,长得也很时髦——也就是说,虽然细胳膊细腿,但是小腿上肌肉很发达,看来是练过——但是穿得乱糟糟。上身是件碎玻璃式的府绸衬衫,下身是条满是油渍的呢裙子,脚下是一双皮带的厚底鞋,四边都磨起了毛。她看到我口来,就拿出一张窄行打印纸来,问这里是不是407。我把椅子放下来,坐在上面说:把这破纸条扔了吧,现在没有用了。而且我还对她说:你原该穿件旧衣服的,现在天凉啊。
  我说过,在被重新安置之前,有一阵子我总得到公司里去。那时候我和往常一样,开了一辆红色的火鸟牌赛车,但我那阵子总穿一套黑色西服,好像家里死了人,这可和往常不一样。最后一点是公司要求的,他们还要求我们在胸前佩戴个大大的红D字。这一点叫人想起了霍桑的《红字》,公司的人也知道,所以笑着解释说:诸位,这纯属偶合。他们提供做好的红字,底下还有不于胶,一粘就能粘上。我还发现这种胶留下的污渍用手一搓就掉,不污衣服,当时以为公司在为我们着想,后来发现不是的。在重新安置那一天,坐上送人的车之前,送我的人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说道:把衣服脱下来。他看我目瞪口呆,就进一步解释说:你跟公司定的合同里有一条,重新安置以后,你原有的一切财产归公司所有——还记得吧?我这才恍然大悟道:衣服也算?他说:废话!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能不算?按照他的原定方针,就要把我扒得只剩一条短裤。说了好半天,才把长裤和衬衣保住了,至于我现在穿的这双厚底皮鞋,是用一双鳄鱼皮的轻便鞋和送人的家伙换的。那些家伙都是从贫困地区雇来的农民工,财迷得要命。他们还说:你今天就该穿几件旧衣服——现在天凉啊。这件事可以说明公司为什么要提供不污损衣服的不干胶:为了剥我们。它也能说明该女人出现在我面前时,为何衣冠不整。我听说公司也雇了一些女农民工,而且女人往往比男的更财迷。我以为拿这个开玩笑很有幽默感,但是那个女人很没幽默感地说道:你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后来她还一本正经地从床垫上站了起来,把手伸给我,做了自我介绍,我也一本正经地吻了她的手,告诉她,我是何许人也。这样我们就在落难时表现了君子和淑女的风度,但是不知表现给谁看。她说她是画家,搞现代艺术搞到这里来了。我说我是史学家、哲学家,写了一本《我的舅舅》,把我自己送到这里来了。她说她听说过我;我说真抱歉,我没听说过她,所以我就不能说久仰的话了。
  后来在那间破房子里,我们生造了很多新词,比方说,安置后——重新安置以后,安置前——重新安置以前,错误——安置的原因;以此来便利交谈。晚上睡觉时有两个选择:睡床还是睡板。睡床就是睡在破床垫上,睡板则是睡在搭在砖头上的木板上。我总是坚持睡板,表面上是对女士有所照顾,其实我发现板比床舒服。这位女士告诉我说,她的错误是搞了现代艺术,我对这一点不大相信。众所周知,男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思想”错误,女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自由”错误。所谓自由,是指性自由。当然,我也没指望一位女士犯了这种错误会和男人说实话。
  有关这个女人的事,我可以预先说明几句:她先告诉我说,她是画家,后来又说自己是个“鸡”,也就是高级妓女。后来她又说自己是心理学家。我也不知该信哪个好了。我对她的态度是:你乐意当什么,就当什么好了;而且不管你说自己是什么,我都不信。我开头告诉她,我是史学家,后来说我是哲学家,最后又说自己是作家,说的都是实话,但也没指望她会信,因为太像信口开河了。我们俩如此的互不信任,不能怪我们缺少诚意,只能怪真的太像是假的,假的又太像真的了。
  假如我叫M的话,和我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的那女人就该叫做F了。在安置前,所有的F和M都在公司的地下车库办学习班,那车库很大,我们在一头,她们在另一头,从来不聚在一起,但是有时在路上可以碰见。我们M胸前佩了D字以后,多少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走到外面低头驼背,直到进了车库才能直起腰来。而F则不是这样。她们身材苗条、面目姣好,昂首挺胸地走来走去,全不在乎胸前的D字。假如和我们走到对面,就朝我们微笑一下,但绝不交谈。我的一位学友说,她们都是假的,是公司雇来的演员或模特儿。看上去还真有点像,但这位学友是怀疑主义哲学家,犯的是怀疑主义错误;假如不是这样,我就会更相信他的说法。顺便说一句,这位学友一点骨气都没有,成天哭咧咧地说:我的怀疑主义是一种哲学流派,可不是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呀!假如一只肥猪哭咧咧地对屠夫说:我是长了一身膘,但也没犯该杀之罪呀,后者可会放过它?当然,没有骨气的人,看法不一定全错,但我更乐意他是错的。现在我房间里有一个F,似乎已经证明他错了。
  上完班疲惫地走回家,发现这间房子完全被水洗过了,原来的燥气、尘土气,被水气、肥皂气所取代;当我坐在床垫上解鞋带时,F从厨房里出来,高高挽着袖子,手被冷水浸得红扑扑的。她对我说:把衬衣脱下来,现在洗洗,晚上就干了。这时我心情还不坏。后来我光着膀子躺在烂床垫上说:你哪天去上班哪?问了这句话以后,心情就坏了。
  我已经说过,安置后我是个建筑工人,所以我就去上班。在此之前,我对这个职业还有些幻想,因为建筑工人挣钱很多,尤其是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上了班之后这种幻想就没有了。他们把我安置到的那个地方名叫某某建筑公司,却在东直门外一个小胡同里,小小的一家门面房,里面有几个面相凶恶的人,而且脏得厉害。其实这是个修理危旧房屋的修建队。人家问我:干过什么?我说:史学家,哲学家,等等。对方就说:我们是建筑队——你会干什么?我只好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人家就叫我去当小工。这时候我又暗示自己可以记记账,做做办公室工作,人家则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于是我就爬上房去,手持了一根长把勺子去浇沥青,还得叫一个满脸粉刺的小家伙“师傅”。下班时那小子说:明天记着,一上了班,先要给师傅“上烟”——咱们是干一天拿一天钱,不合意可以早散伙。我答应着“哎”,心里却在想:给死人是上香,给你是上烟,我就当你死了吧。沥青是有毒的,闻了那种味直恶心;房顶上没有遮阴的地方,晒得我头晕脑涨;我两个胳臂疼得像要掉下来——假如掉下来就不疼,我倒希望它们掉下来;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算一次账,当天就有工资,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上班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该说说那个D的含义了,公司的人说,D是delivery(发送)之意。安置就是把我们发送出去。听了这个解释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个邮包,很不自在。他们说,我们这种包裹有两种寄法,一是寄给别人,二是寄给我们自己。在前一种情况下,必须要有肯要我们的人,举例言之,408那位太太。她是个退休的小学教师(有二十年教龄就可退休,所以她年龄不太大),四十二岁结了婚,四十三岁生了双胞胎,同时遭丈夫遗弃,就到公司去申请了一个丈夫。头天晚上,她以为我就是那个邮包——这种错误是可以想象的,嫌我太瘦弱,但没有说。后来她收到了真的丈夫,是个出租车司机,同时又是个假释的刑事犯(公司的业务也包括安置这种人),虽然不瘦弱,却天天揍她,还说:你敢去公司诉苦,我就宰了你。但这都是后话了。我和F属于后一种情况,在公司学习时,他们说,对这类情形要实行三搭配:男女搭配。高低搭配,错误搭配。第一条是指性别,第二条是指收入,最后一条指什么我也不知道。说实在的,我对第二条抱很大希望,因为我已经是个每天只挣二十块钱的小工了,她再挣得少,那就没法活。我问她哪天去上班,她说:我已经上班了。我问:在哪儿?她说:在这儿。公司给我安置的职业是家庭主妇。听了这话,我都快晕过去了。她还怕我晕不掉,从厨房里跑出来说,我给你做家务,你可要养我呀!我万分沮丧,无可奈何地说:安置前你怎不这样讲?
  众所周知,二十一世纪女权高涨,假如有位女士对男友说:我让你养我,这是至高的求爱之词。安置之前假如有位女人对我这么说,我一定会养她,除非她是安徽来的小保姆。而不养安徽小保姆,绝非因为藐视那个省份,而是一养就要养一大批人,包括她爹妈、她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堂兄表弟之类,而且这些表兄弟里还有一个是她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就在你眼皮底下不干不净;这种现象被人叫做“徽班进京”,多的时候一班有一二百人。所以,男人养了一个女友或是妻子,实在是体面得很,但是很难养到。有位女士说过:谁要养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长得要像阿波罗(指雕像);2.阴茎不短于八英寸;3.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二条,极难满足——因为中国男人很少长这么大,而且这么大并无用处,所以也就是瞎说说罢了——所以男人家里很少有主妇。倒是有时到某位女士家里做客时,能看到一位很体面的小伙子。主人指着他说:我先生,我养着他。偷偷和他聊几句时,他皱着眉头说:没办法,想过家庭生活——与此同时,听到河东狮吼:你们在干啥?要搞同性恋吗?他赶紧灰溜溜去陪老婆。不敢像主妇那样吼起来:我和人说几句话也不行吗?这说明男人的条件不那么苛刻。综上所述,有女人要我养,我不能拒绝。我只能委婉地和她算这本账:每天二十块钱,咱们两个人,怎么活呀。
  F告诉我说,只要省吃俭用,两个人花二十块钱也能活。吃的方面,我们只吃粗茶淡饭,她决不追求比我吃得好;穿的方面她也可以凑合,只是要买一两件时装和几件内衣(我皱着眉头指出,这些东西贵得很),再加上一点起码的化妆品,卫生用品,她就不再要求什么了。我知道这是要求我每年出勤350天,天天腰酸腿疼,生不如死。这样规划了以后,她就把我今天的全部工资搜去,一个子儿也不留。然后她到厨房里去做饭,我则躺倒在旧床垫上长嘘短叹。
  从前述的情节里,你一定能想到安置是四月底的事。那时候北京常是阴雨天气,就是不下雨,天也阴得黄惨惨的。就算是风和日丽,我也没有好心情。到了五月初,天就会连续晴朗。五月一日放假,当然也没有工资。我心情比初安置时好了一些,像一个男人一样收拾了这间房子,用拣来的塑料薄膜把窗子上的碎玻璃补上,然后爬上房顶,用新学会的手艺修补漏雨的地方。在干这件事的同时,凭高眺望这片拆迁区。当然,景色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在四周玻璃大厦的蓝色反光之下,这里有十几座土红色的砖楼,楼前长着树皮皴裂的赤杨树。楼前面还有乱糟糟的小棚子,是多年以前原住户盖起来的,现在顶上翘着油毡片。我还看到最北面那座楼房正在拆,北京城和近五十年来的每个时期一样,在吐出大量的房渣土。这个景象给我一个启迪,我从房顶上下去对F说:等我们这座楼被拆掉时,就可以搬出去住好房子了。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住好房子?付得起房租吗?这使我相当丧气,但还是不死心,说道:也许我可以考个电工什么的;你也可以去考个秘书,这样可以增加收入。她继续笑了一下,就转过身去。然后我就更丧气地想到了和公司定的合同:服从公司的安置,不得自行改换工作。我很可能要当一辈子的小工,住一辈子拆迁区。本来我还想下午去外面找找,看哪个废弃的房间里有门,把它拆回来安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但是我没了情绪,就在床垫上躺过了那一天下余的时间。那一阵子我总是这样没精打采——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事可高兴的。
  有关我想考电工的事,还有必要补充几句。人到了我这个地步,总免不了要打自己的主意;想想还能做点什么。作为一个物理系的毕业生,很容易想到去考电工。而作为一个喜欢在公路上和人赛车的人,我又想去考垃圾车司机。这些奇思异想都是因为当小工太累,挣钱又太少,还要受那个小兔崽子师傅的气。每次我说起这类的话头,F总是那么干脆地打断我。假如她能顺着我说几句,我也能体验一点幻想的快乐。这娘们没有一点同情心。
  《我的舅舅》得了汉语布克奖,为此公司派车把我从工地上接了去,告诉我这个消息。这个奖的钱不多,只有五千块,在我现在的情况下也算是一笔款子了。我向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但是当坐在我对面的公司代表说“祝贺我们吧”时,还是面露不快之色: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他说:怎么没有关系?你忘了我们的合同吗?你的一切归我们所有,而我们则重新安置你。其实不等他提醒,我就想起来了。我站身来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我要回家了。他说。别着急呀,现在还用得着你。你得去把奖领回来,还得出席一个招待会……我说:我哪里都不想去。那人就拉下脸来说:合同上可有缔约双方保证合作的条款,你想毁约吗?我当然不想毁约,毁约也拿不回损失的东西,还要白白住监狱。然后我就被带去洗澡,换上他们给我准备的体面衣服,到U.K.使馆去。有两个彪形大汉陪我去,路上继续对我进行教育:怎么着,哥们儿,不乐意呀?不乐意别犯错误哇。我说:我不犯错误会落到你们手里吗?他们说:也对。你们不犯错误,我们也没生意。但是,“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作为一个史学家,我马上就想到了“这我们就管不着了”像什么——它像上世纪六十年代林彪说自己是天才的那句话:我的脑袋特别灵,没办法,爹妈给的嘛。“这我们就管不着了”和“没办法”是一个意思,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自豪心情,使我气愤得很。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骂几句。在汽车里不能骂,在U.K.使馆更不能骂,那儿的人对“cao”“bi”这类的音节特敏感,一听见就回答“fuck you”,比听见“How do you do”反应还快。我忍了一口气,在招待会上狼吞虎咽,打饱嗝,而且偷东西。这后一种行径以前没有练习过,但是我发现这并不难,尤其是别人把你当个体面人,不加防备时。我共计偷掉了两个镀金打火机、四把刀叉、四盒香烟,还偷了一本书。公司陪我的人只顾听我在说什么,一点没看见这些三只手的行径。不幸的是我吃不惯那些cheese,回来大泻特泻。我觉得自己赚回来了一点。既然我的一切,包括体面都归你们所有,那我就去出乖露丑。为公司跑了这一趟,回来以后得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十五块钱(这是误工费,公司代表说),还有一通说教。他们说我没有体面,表现不好。
  晚上回家,我告诉F今天发生的事,还告诉她我在招待会上捣了一顿乱,多少捞回了一点。她说我还差得远,公司从这个布克奖里得到的不只是五千块钱。《我的舅舅》得了奖后,肯定比过去畅销。会出外文本,还能卖电影改编权。所以我该平平气,往前看,还会有前途。往前看,我只能看到自己是个浇沥青的小工,所以气也不能平。她又从另一面来开导我:你不过是得了布克奖,还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呢。这话倒也不错,从公司的宣传材料里我知道,被安置的人里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霍梅尼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小说奖得主,有教皇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撒旦学院院士(这最后一位我还认识,他是研究魔鬼学的),他们大家都犯了错误,在公司的安置下获得了新生。相比之下,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拿起了一根撬棍,对F说,我出去找找门,找到了回来叫你。我已经说过了吧,我们的房间里少一扇门。后来我真的找到一扇很好的门,把它从门框上卸了下来。等到招呼F把它抬回家里后,我又懒得把它再安到卫生间门框上,因为我的情绪已经变坏了。我的情绪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坏就坏,一点控制不住。而且我也不想控制。
  如前所述,有一个叫做M的男人和一个叫做F的女人,在某年四月底遭到安置,来到一间拆迁区的房子里。鉴于M就是我本人,用不着多做介绍。F的样子我也说过一些,她身材细高、四肢纤长、眉清目秀,后来我还看到她乳房不大,脐窝浅陷。除此之外,她在家里的举动也很有风度,这就使我想起一位学友的话:所有的F都是演员,或者雇来的模特。
  F对我说,你要警惕“重新安置综合征”。我说:你不嫌绕嘴吗?她说:那就叫它“安置综合征”,我还是嫌它太长。最后约定叫做“综合”,我才满意了。所谓综合,是指安置以后的一种心理疾病,表现为万念俱灰,情绪悲观,什么都懒得干。各种症状中最有趣的一条是厌倦话语,喜欢用简称。在公司受训时,听到过各种例子:有人把“精神文明建设”简化到了精神,又简化到了精,最后简化成“米”;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简化成公,最后又简化成了“八”;把自己从“重新安置后人员”简称为员,后来又简称为“贝”。所以公司招我们这种人去训话(这句话未经简化的原始形态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向重新安置人员布置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就成了“八口米”;由拆字简化,造成了一种极可怕的黑话。我现在正犯这种毛病。这种毛病的可怕之处在于会导致性行为的变化,先是性欲减退,然后异性恋男人会变成被动的同性恋者,简称“屁”,最后简称“比”。我对F说:怕我比?我还不至于。她居然能听懂,答道:你不比,我在这里还有意义。你比,我就爱莫能助了。
  我承认自己有点综合,比了没有,自己都不清楚。心情沮丧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也很累。成天浇沥青、搬洋灰袋子——第一次把一袋洋灰扛到房顶上时,我自己都有点诧异:原来我还这么有劲哪——下了班老想往床上躺。说实在的,过去我干的力气活都在床上,现在已经在床外出了力,回到它上面自然只想休息。这时F露出肌肉坚实的小腿,从它旁边走过去,有时我也想在她腿上捏一把,但同时又觉得胳臂太疼了,不能伸出去。她就这样走进了卫生间,坐在马桶上。我已经说过,卫生间没有门,她在门上挂了一块帘子,故而她坐在马桶上,我还能看到她的脚,还能看到她把马桶刷得极白。这时候她对我说:什么时候把门给咱安上呀。这件事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容易,我得找木匠借刨子,把那个破门刨刨,还得买钉锦、买螺丝,甚至应该把它用白漆刷刷;这样一想,还不必去干,心里就很烦的了。但我没有这样详细地回答她,只是简约地答道:哎。然后她站了起来,提起了裙子,然后水箱轰鸣,她走了出来。尽管是从这样一个地方、伴随着这样一些声响走出来,F依然风姿绰约。看到她,我就觉得自己不该比。但是我有心无力。
  作为一个史学家,我想到这样一些事:在古代汉语里,把一个不比的男人和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放在一起时他想干的事叫做“人道”,简称“人”。这说明祖先也有一点综合。晚上睡在板上,对自己能不能人的问题感到格外关切。F从板边上走过去,坐在床垫上,我看到她裙子上的油渍没有了,上衣也变得很平整。她告诉我说:我从408借了熨斗,然后使劲看了我一眼(仿佛要提醒我的注意),把裙子脱了下来,里面是光洁修长的两条腿,还有一条白色的丝内裤,里面隐隐含着黑色。当她伸手到胸前解扣子时,我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说道:你说过,要买几件衣服?她说:是呀。我说:买吧。要我陪你去?她说:不用。我说那就好。在她熄灯以前,我始终向墙壁。在我身后,F脱衣就寝,很自然地露出了美好的身体。我有权利看到这个身体,但我不想看。
  安置一个月后,我们又回公司去听训,这是合同规定的。那天早上我对F说:今天回公司,你不去吗?她说:我们要晚半周。因为她比我来得晚,这种解释合情合理。我走到公司的栅栏门外,对传达室说了我的合同号,里面递出一件马甲来,并且说:记着,还回来。那件马甲是黑色的,胸前有个红色的D字。我穿上它走到地下车库里,看到大家三五成群散在整个车库里,都在说这个月里发生的事。我想找那位怀疑主义的学兄,但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听说他已经死掉了。人家把他安置在屠宰厂,让他往传动带上赶猪,他却自己进去了。对于这件事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不小心掉进去的;其二,自己跳进去的;最后,被猪赶进去的。因为屠宰厂里面是全自动化的,所以他就被宰掉了,但是他的骨胳和猪还是很不一样,肢解起来的方法也不同,所以终于难倒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导致了停工,但这时他已经不大完整——手脚都被卸掉,混到猪蹄子里了。经大力寻找,找到了一只手两只脚,还有一只手没找到。市府已经提醒市民注意:在超级市场买猪蹄时,务必要仔细看货。还有一个家伙打熬不住,跑去找前妻借钱。前妻报了警,他已经被收押了,听说要重判。除了他们两位,大家都平安。到处都在讨论什么工作好,比方说,在妇女俱乐部的桑那浴室里卖冷饮,每天可以得不少小费,或者看守收费厕所,可以贪污门票钱;什么工作坏,比方说,在火车站当计件的装卸工。我的工作是最坏的一类,所以我对这种谈话没有了兴趣,从人群里走出来,打量时而走过的F们。她们也穿着黑马甲,但是都相当合身,而且马甲下面的白衬衣都那样一尘不染。有时候我站在她要走的路上,她就嫣然一笑,从旁边绕过去——姿仪万方。我虽然不是怀疑主义哲学家,但也有点相信那位死在屠场里的老兄了。后来散会以后,公司留些人个别谈话,谢天谢地,其中没有我。
  我从U.K.使馆偷了一本书,它是我自己写的,书名叫做《我的舅舅》;扉页上写着××兄惠存,底下署着我自己的名字。很显然,它是我那天晚上题写的几十本书之一,书主把它放在餐桌或者沙发上,我就把它偷走了。按我现在的经济能力,的确买不起什么书,不管它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有没有六折优待。我回家时,F正平躺在床垫上,手里拿着那本书。她把视线从书上移开片刻,说道:你回来了。我没有回答,坐在椅子上脱掉皮鞋,心里想着,无论如何要弄双轻便鞋。后来她说:这书很好看。过了片刻又说:很逗。出于某种积习,我顺嘴答道:谢谢。她就坐了起来,看看那书的封面,说道:这书原来是你写的——真对不起,我看书从来不看书名。这种做法真是气派万千——把世界上所有的书当一本看,而且把所有的作者一笔抹煞。我觉得演员或者时装模特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派,对她的疑心也减少了。那天下午上工之前,我就把卫生间的门装上了。
  以上故事又可以简述如下,F和M被安置在一起,因为她始终保持了风度。还因为M有一位怀疑主义的学兄,所以他对她疑虑重重。后来怀疑主义的学兄死掉了,还因为别的原因,M决定把这些疑虑暂时放到一旁,和她搭伙干些必要的事。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小时候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搭过帐篷,在里面鼓捣半导体。这种事实说明我在工艺方面有些天赋,除此之外,我这个人从来就不太老实。所以后来我就从建筑队里偷了油漆、木料、还有建筑材料,把那间房子弄得像了点样子,还做了一张双人床。这个故事和《鲁滨逊飘流记》的某些部分有点雷同,除了那张双人床。
  那张床的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上班我给那位操蛋师傅上烟时,把整整一盒烟塞到他口袋里,而且说:我要给自己做张床。他说他不管,但是他看到工地上有一捆木檩条。这捆擅条我早就看到了。然后我给了木匠师傅一盒烟,说了我要做床的事,他说他也不管,就去找别人聊大天。然后我打开一盒烟,散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就把那檩条拖出来,依次使用电锯、电刨子、开笋机,把檩条做成床的部件,然后打成捆,塞到角落里。我干这件事时,大伙都视而不见。直到干完,才有人对我说:你好像干过木匠活。我告诉他小时候干过,他就说:下回我打家具找你帮忙。天黑以后,我叫F和我一道来工地把那一捆木头拿了回去,当夜就组装成床架。我不记得鲁滨逊干过这种事。在此之前,我已经把床垫拆开修好了,F还把破的地方补了补丁。我们把床垫从地上抬起来,放在床板上,就完成了整个造床过程。它是一件很像样的家具,但很难说清它是我自己造的,还是偷来的。初次睡在上面时,我心花怒放。当你很穷时,用上了偷来的东西,实在是很开心的事。临睡时,我甚至一时兴起,给F解开了脖子下面的两个扣子。F依旧很矜持,但是脸也有点红。后来她就在昏暗的灯光下躺在我身旁,身上有一副乳罩和一条内裤,都是粉色的。我也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窄窄的溜肩,还有别的地方。F目不邪视,但我看出她在等待我伸手去解开她的内衣。说实在的,我已经伸手准备这样干了,但是我又觉得这粉红色的内衣有点陌生,就顺嘴问了一句。她说是她买的。我问什么时候买的,她说前天。忽然间,我情绪一落千丈,就缩回手去。又过了一会儿,我说:睡吧,就闭上了眼睛。再过了一会儿,F关上了电灯。我们俩都在黑暗中了。
  怀疑主义的学兄说,公司怕我们对合同反悔,就雇了一大批漂亮小姐,假装待安置人员,用她们来鼓舞我们的士气。假如此说是成立的,那么她们的工作就该只是穿上佩有红色D字的衣服在公司里走走,不会有一个F来到我家里。现在既然有一个F睡在我身边,我应该狐疑尽释,茅塞顿开,但我还是觉得不对头——她和我好像根本不是一类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想再听听那位学兄的高见,可惜他死掉了。我和F睡在一个床上时,就在想这些问题。后来她说:喂。我说:什么?她说:你该不是舍不得钱给我买衣服吧。我说:不是。她说:那我就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她都睡着了,我又把她叫醒,告诉她说:我当然不反对你去买衣服,不过,你那些衣服假如不是买的,而是偷来的,那就更好了。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自己都无法解释。就着窗外的路灯光,我看到F大睁着眼睛在想。忽然她嘿嘿一笑,说道:我明白了。她明白了些什么,我也是不清楚。
   
第二章

  晚上我回家时,床上好像摆了摊,放满了各种颜色的内衣。口红、小镜子。F告诉我说,今天大有斩获。她现在每天都去逛商场,顺手偷些小东西回来。然后就开这种展览会。我把它们拂开,给自己腾出个地方坐下说:没给我偷点什么?她说:有。就递给我一个纸盒子。不用看就知道里面是避孕套。她还说:不知道你的号,说着露出想笑的样子。我把这盒子放到一边——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笑。于是她把笑容从脸上散去,说:我给你弄饭去,就走开了。我坐在床边上解鞋带,嘴里忽然冒出一句来:你是演员吗?直到听到F回答说:不是。我才领悟到那句问话是从我嘴里冒出来。然后她从厨房里跑出来说:你问这个干吗?我信口说:没什么,我觉得你长得像个演员。她说道:谢谢。就回厨房里去了。也许你会说,这样的关系就叫相敬如宾。但我知道不是的。我和她的关系实际上是互相不予深究——我对她那种可疑的演员似的作派不予深究,她对我的性无能也不予深究。假如深究的话,早就过不到一块儿了。
  我对自己也不予深究,假如深究的话,就会问:我干吗要写《我的舅舅》,我干吗要买那辆赛车和那所房子?一个答案就在眼前:我总得干点事吧,写几本书、挣点钱、买点东西;然后就冒出个反答案:瞧瞧你干出的结果!我倒是写了不少书,挣了不少钱,也买了不少东西,但是都被公司拿去了。这样自问自答永无休止,既然如此,就不如问都不问。话虽如此说,问话的神经却不是我能控制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问了一句:你真是画家吗?F听到这话时愣住了。
  我说过,在公司的地下车库里,当所有的M都在讨论什么活儿好、什么活儿坏时,F们却穿着合身的马甲,挺着小巧玲珑的胸膛走来走去。我曾经拦住了一个,她压低了声音说道:对不起。就从我身边绕过去。说实话,我说不出那个F和眼前这个有何区别;眼前这个F从407走出去,到了公司的地下车库里,我也分辨不出来。她们对我来说,每一个都是漂亮的年轻女人,仅此而已。她们和我毫无关系。我不明白的只是:假如她们像我们一样,都是艺术家、哲学家,何以在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时落落大方、丝毫也不感到屈辱呢。F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是鸡。她脸上泛起一抹红晕,看了我一眼。我不动声色。她又说:他们让我打小报告,我没打。我长出了一口气,问道:那你以后准备怎么样呢?她说:先这样吧。
  我应该解释一下和F的对话。F说,她是鸡。这就是说,她是那种出没于大饭店的高级妓女。有一天,她被人逮住了,重新安置到我这里;但有可能是暂时的,假如她把我的一言一行都汇报上去的话。她还说,她没有汇报我,假如是真的,那倒值得感谢。不过世界上的这种话都不可信,而且就是她去汇报,也只能汇报出我小偷小摸,没有什么严重性。对于她的话,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不可信的地方,也没发现什么特别可信的地方。安置前,假如我遇到了一个“鸡”和我睡在一个房间里,那我一定要刨根问底,问出她的身世、教育、收入、社会交往。但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广泛的兴趣,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是吗。就结束了问话。
  在安置前,我没有打过鸡,换言之,我没有嫖过妓。一般来说,这种情形有两种解释:有洁癖,或者特别胆小。我却既没有洁癖也不特别胆小,只是怕麻烦。我告诉F这件事,她说:那你一定特别懒。我说:随你怎么想,就熄灯睡觉了,但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她不是演员,而是鸡。后来我伸手把灯又打开,与此同时她翻身起来,坐在灯下,身上穿了一只真丝的胸罩和真丝的内裤,都是偷来的。我把手朝她伸去,中途又改变了主意,用目光在她胸前一碟,然后说:解开吧。她把胸罩解开,我就看到了一对小而精致的乳房,很好看的,但是像隔着玻璃看一样。几年前,我在美国的新奥尔良,就隔着玻璃看到过这样一对乳房,长在一位脱衣舞女身上,现在的心情和当时一样。那位舞女下场后,我还和她聊过几句。她说脱衣舞是一门艺术。后来我伸手到床头取了一支烟,F也取了一支。放到嘴边说道:呶。我伸手拿了打火机,伸到她胸前,给她点了烟;然后缩回来给自己点上烟。过了一会儿,她躺了下来,把左臂枕在头后,露出了短短的腋毛。我对她说:腋毛没刮。她说:啊。后来又说:过去是刮的。又过了一会儿,她伸手到床头把烟捻灭,侧过身子躲开灯光,睡去了。而我则在灯光下又坐了一会儿,才熄灯睡觉——那天晚上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安置前,我认识很多打过鸡的人。他们说,那些女孩子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个别人甚至有博士学位。当时我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现在则认为这种事也不特别坏。就拿我来说吧,有两个博士学位,也没有打鸡,结果还不是遭了安置。第二天早上,我对F说,假如公司问我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们实话好了。她说:假如人家想听的不是实话呢?我愣了一阵子,说:那你就顺着他们,编一些好了,反正我也没什么指望了。她马上答道:我不。不光你,大家都没什么指望。她还说:你这个人太客气。虽然我能听出她有一语双关之处,但我还是简单地回答道:随便你啦——我不想再横生枝节了。
  F对我说,你总是这样,会不会出问题?我翻着白眼说,我怎样了,出什么问题?她说我太压抑,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但是不想答理她。后来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最近有没有手淫过。我说我经常手淫,每天晚上她睡着以后必手淫一次。这是瞎编,但她听了以后说道:这我倒有点放心了——从理论上说,假如她是鸡,男人手淫就是剥夺她挣钱的机会,她该对此深恶痛绝才对,怎么会放心了呢?
  从安置以后,我就性欲全无,心里正为这事犯嘀咕。所以下了班以后,我就去找小姚阿姨。她住得很远,我是坐公共汽车去的,一路上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人盯梢——其实我也知道这是瞎操心。公司安置了这么多人,哪能把每个人都盯住。小姚阿姨见了我就说:小子,你上哪去了?到处找找不着。你怎么破稀拉撒的了?我说我遭了劫——这也是实话。不管公司有多么冠冕堂皇的说法,反正我的财产都没了。小姚阿姨是港澳同胞,人家不会把我的事告诉她。我在她那里洗了个热水澡,吃了一顿饭。但是最后那件事却没做成。小姚阿姨说,她要给我吹口仙气,但是吹了仙气也不成。于是她就说我不老实。其实最近我老实得很。最后没等到天黑透,我就告辞了,还向她要了一点钱坐出租车。等到回了家,F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心底有点发凉。但是她没有说什么。
  F告诉我说,她在我这里的时候不会太长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犯的是思想错误,她犯的是自由错误,前者的性质比后一种严重得多。再说,像她这样漂亮的女孩给小工当主妇也是一种浪费。照我看,她可以到饭店当引座小姐,或者当个公关小姐——总之,是当小姐。现在当主妇是一种惩罚。所以我对她说:什么时候要走了,告诉我一声。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准备点小礼物,或者一道吃个饭。她说她明天就要走,我说今晚上就去吃饭。于是我们俩去了Pizza Hut,在那里点了两份panpizza。吃完以后回家,她又告诉我说:明天她不走,是骗我的,说完了吃吃地笑。我说:那也不要紧,什么时候真要走了,再告诉我吧。
  我和F住在一间房子里,我是个男人,而且不是伪君子,但我对她秋毫无犯。本来我会继续秋毫无犯,但是后来我变了主意,在床上和她做起爱来,不止不休,而且还是大天白日的。开头她还以为这是个好现象,而且很能欣赏;后来就说:你今天是怎么了?你不是有病吧。但我还是不休不止,直到她说:歇歇吧。我才停了下来,抽了一支烟。后来我又要干,她就说: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了。我说:不能。事实说明F很有耐性,她跷起双腿,眼看着天花板,偶尔说一句:你这是抽疯。然后她说,要去洗一洗。回来以后让我告诉她,我怎么了。等她回来以后,我又抓住了她。她说: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否则我要喊了。我说:我没有什么,挺正常的。她说:你真是讨厌啊!这时天快黑了,屋里半明半暗的。这一回做着半截爱,她就睡着了。我把这件事做完,回来拥着她躺下。这时她醒了,翻身坐起,说道:你今天抽得是什么疯啊?我嘻皮笑脸地说:猜猜看。她想了想说:你吃错药了。我说:你乐意这样理解也成哪,我可是要睡一会儿了。
  那一天是返校日(这一天还有一个称呼,叫做“八贝米日”,近似黑话),和上一次一样,我们回去听训。那种讲话当然是毫无趣味的,一半说他们要干的事:思想教育的好传统永远不能丢,用严格的纪律约束人,用艰苦的生活改造人,用纯洁的思想灌输人,等等;另一半是说我们:安置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严肃的”考验,有的人经得起考验,就能重新站起来做人;还有一些会堕落——说到堕落时,还特地说道,这不是吓唬我们。等到散会以后,他们把我留下个别谈话。会谈什么,我早就知道,是给我重新安排工作;让我加入公司的写作班子——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写作公司——做一名写手。这个写作公司有小说部、剧本部、报告文学部,等等。其中也有不少有名望的人物,得海明威奖、诺贝尔奖的都有,我要不是得了布克奖,人家也不会这么快地重新安置我。众所周知,该公司的产品臭不可闻,但是待遇还可以。我的回答也早经过了深思熟虑,我宁可去当男妓也不当写手——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能这么说。我可以说:我乐意当小工,但是人家不会信的。也可以说:我乐意再考虑考虑,但是人家会以为我要拿一把、讲价钱,因而勃然大怒。所以我把这些回答推荐给别的和我处境相同的人。我只简单地说:我不行。他劝说我时,我就答道:一朝经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个回答不是比愿作男妓好得多吗?公司的那位训导员还安慰、劝解了我半天,态度殷勤,就如小姚阿姨对我吹仙气时一样。语多必失,他假装关心我,让我不要自渎——“手淫不仅伤身体,还会消磨革命意志”——我马上想到这话只对F讲过。这只是个小证据,真正的证据是她根本就不像个鸡。因此回家以后,我对F就性欲勃发。
  后来F也承认自己是公司的人了,那是第二天早上的事。在此之前,她还说过,早上做爱感觉好。感觉好了之后,我们坐在床上,身体正在松弛,就是在这种时候脑子管不住舌头。我问道:你真的是鸡吗?她就沉下脸来,想了想才说道:谁跟你说了什么吧?好吧,我是公司调查科的。不过我可是实心实意地要帮助你呀。我赶紧点头道:我信,我信。说着手就朝她胸前伸去了。
  公司是一座玻璃外墙的大厦,从某个角度看去,就像不存在的一样;所以它顶上那红色的标语牌就像浮在空中一样。那条标语是个大人物的语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大厦的脚下,有一圈白色的栅栏,栅栏里面是停车场,里面停着我那辆红色的赛车。车前面放了一块牌子,上书“11000”;我认为这个价钱太便宜了,我买时是22000,才开了不到一年嘛。栅栏墙外有个书摊,摊上摆着《我的舅舅》,封面装潢都是老样子,并且署的还是我的名字,但是也有一个白底红字的“D”,并且注明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监印”。老板说,内容和“没D字”的全一样,可是看它不犯法,所以书价也就加倍了。但我看到这一切时,心里想着:反正我也是要死的,等我死了以后,这些东西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谁爱拿就给谁拿去好了。我承认,那时我满脑子是自暴自弃的想法。但听说F是公司的人之后,我又振作起来了。
  我把手伸到F胸前时,她把我的手推开道:你听我讲嘛。于是我就把手缩回去,把食指咬在嘴里。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这种状态和与我师妹做爱时大不相同。F告诉我说,她是心理学家——是技术人员(这也没什么不对的,假如把人当成机器零件的话)——不介入公司的业务,她只管给人治心理病——她讲的这些话,我都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一双色眼上上下下地打量她。凭良心说,我觉得她比我师妹好看多了。
  我上次和女人做爱是三个月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公司上学习班,收到我师妹的信,让我去一下。傍晚时我就开车去了,我师妹那里还是老样子,白色的花园洋房,只是门前挂了一块“出售”的牌子。我在她门前按了好久的门铃,然后看见她瘦了不少,短头发有好久没剪了。然后我的胃囊上就挨了狠狠的一拳,疼得我躬起身来,鼻涕眼泪一齐流。再以后她就往里面走去,说道:混账东西!你把我害惨了你!
  那时我师妹的家里大多数家具都没有了,客厅里剩了两个单人沙发,她就坐在其中之一上面,黑着脸不说话。我坐在另一个上面,抚摸着惨遭痛打的胃——幸好我还没吃晚饭,否则准要吐出来——这时我的脸想必是惨白的。这件事用不着解释,她肯定是遭我连累了。那间客厅铺了厚厚的地毯,地毯上面有几张白纸片。沉默了好久之后,我师妹气哼哼地说道:明天我就要滚蛋了,你有什么临别赠言要说吗?我确实想说点什么,比方说,我是混蛋;再比方说,我也要被安置了。但是最后我暂时决定什么都不说。这样比较含蓄。
  有关我师妹的情形,有必要补充几句:她是洋人叫做“tomboy”那一类的女孩,而且脾气古怪。有时候我和她玩,但没有过性关系。有关我自己的情况也有必要补充几句,在遭安置,更确切地说,被她打了一拳以前,我最擅长于强辞夺理,后来就什么都不想说。那一拳也值得形容一下,它着实很重,她好像练过拳击,或者有空手道的段位。我们在客厅里枯坐良久,我师妹就站起来上楼梯。上了几磴之后,忽然在上面一跺脚,说道:你来呀!我跟她上去,上面原来是她的卧室,有一张床,罩着床罩,我在那里只能弓着腰,因为是阁楼。我师妹把衣服都脱掉,拉开床罩爬上床去,躺在上面说:做回爱吧。我要去的地方连男人都没有了。
  我师妹后来去了哪里,是个很耐猜的问题。‘除了住监狱,还可能去了农场、采石场、再教育营地,现在这样的地方很多,有公办的、民办的、中央办的、地方办的,因为犯事的人不少,用工的地方也多。她不说,我也没有问。这类地方都大同小异。顺便说一句,在安置的前一天,我受了她的启发,从“Pizza Hut”要了十二张pizza,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每张上面都要了双份cheese,加满了mushroom green pepper、bacon,以及一切可加的东西。我拼了老命,只吃下了两张半,后来还吐了。但是不大管用,到现在还想吃pizza,而且正如我当时预料到的那样,没钱去吃了。只有做爱管得特别长,到现在还是毫无兴趣。我师妹并不特别漂亮,皮肤黑黑的,只是阴毛、腋毛都特别旺。她气哼哼地和我做爱,还扯下了我的一绺头发。从那时起我开始脱发。再过一些日子,我就会秃顶了。
  现在我经常想:假如和我师妹安置在一起,情况将会是怎样——也许每天都做爱,也许每周做两次,或者十天半月一次。不管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彼此会很有兴趣。上次干到中途,我告诉她自己就要遭安置的事。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该!等我说到自己的汽车、房子、银行存款都要归别人所有时,她就十分的兴高采烈了。这种情形说明我们前世有冤、近世有仇,不是无关痛痒。
  我师妹对我说:假如不是你小子害我,我就要升副署长了。我想安慰她一下,就说:那有意思吗’无非是多开几次会罢了。她说:长一倍的工资!还能坐罗尔斯-罗伊斯。我则说:你想过没有,你还不到三十岁,当那么大的官,别人会怎么说你?她想了想说:那倒是。尤其我是女的,又这么漂亮。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又一脚把我踹倒,说道: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倒也罢了,从你嘴里出来,越听越有气!你为什么要犯“影射”?“直露”错误还不够你犯的吗?
  我师妹还告诉我她升官的诀窍:那就是光收别人的礼金,不给人办事;这样既不会缺钱花,又不会犯错误。不过这个诀窍没用到我身上,她给我办了很多事,却没要过钱。我总共就买了三瓶人头马,一个大蛋糕,而且那个蛋糕还是我自己吃下去了。这也是我一直诧异的问题——“你到底是为什么呀?”她说:还不是因为有点喜欢你。这话着实使我感动,但是她又说,她还不如去喜欢一只公狗。如前所述,我常试图勾引我师妹,但那是想找张护身符。我师妹就是不上钩,也是因为她知道我想找张护身符。我师妹在不肯和我做爱时,心里爱我,在和我做爱时,心里恨我。因为这种爱恨交集的态度,有时候她说:“哪。”把乳房送给我抚摸,有时候翻了脸,就咬我一口。而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为了那张护身符,我就不爱我师妹,但我要勾引她。如果不想那张护身符,我就爱我师妹,但又不敢勾引她。这本账算得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不管怎么样吧,现在我很想和我师妹在一起,这说明我虽然坏,却无良未泯。但这是不可能的事,人家不会让男人进女子监狱;而且我师妹再也回不来了,出了监狱也要在大戈壁边上住一辈子,将来还会嫁给一个赶骆驼的。希望那个人能对她好一点,最起码不要打她。我和师妹做爱时,心里很难堪,背上还起了疹子。这些疹子F也看到过,她说:你这个人真怪,雀斑长在背上!这说明那些疹子后来在我背上干枯、变黑,但是再也不会消退了。
  我和F的事是这么结束的,她打了我一个大嘴巴,因为我说:你是公司的人,不干白不干。我同意,把“干”字用在女人身上是很下流的,应该挨个嘴巴。打完以后她就穿上衣服走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完全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现在我承认这话说得太过分,尤其对这样一个还没有从学校毕业的女孩子;再说,公司又不是她开的。我虽然比她大不了几岁,却像个老头子,学历史的人都是这样的;而公司是谁开的,在历史上也查不出来。它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大公司,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经营各种各样的业务,甚至负责起草政府的白皮书。总而言之,它是个庞然大物,谁也莫奈它何,更别说和它做爱了。但F不是个庞然大物。她长了一对小巧玲珑的乳房,乳头像樱桃一样。
  和F闹翻了以后,我就一个人过了。在此介绍几条经验供将来遇到这种麻烦的人参考:假如你懒得做饭,可以喝生鸡蛋,喝四个可以顶一顿饭。假如没有烟抽,可以在床底下找烟头,烟头太干了就在烟纸上舔一舔。有一件事我不教你就会,当你百无聊赖时,就会坐在桌前,拿起一支笔往纸上写,也可能是写日记,也可能是写诗,但是不管你起初是写什么,最后一定会写小说。不管你有没有才能,最后一定能写好——只要你足够无聊、足够无奈。最后你还会变成这方面的天才,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你——这可能是因为无聊,也可能是因为无奈,也可能是因为喝生鸡蛋,也可能是因为抽干烟屁。假如邻居打老婆,吵得你写不下去,你就喊:打!打!使劲打!打死她!他就会不打了。顺便说一句,我用这种方法劝过了架,第二天早上那位出租车司机就站在走廊上,叉手于胸,挡着我的路,看样子想要寻衅打架。但我笑着朝他伸出手去说:认识一下,我住在407,叫M。那人伸出又粗又黑的右手来握我的手,左手不好意思地去摸鼻子。但这不说明他想和我友好相处。晚上我回来时,他又拦在我路上。我笑了笑说:劳驾让一让,他又让开了。建筑队里养了一只猫,原来老往我身上爬,现在也不爬了。有人还对我说:以前没注意,现在才发现,原来你是三角眼!我瞪了他一眼,他就改口说:我的意思是,你的眼睛很好看!在公共汽车上还有人给我让座——对于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来说,真是罕见的经历。这些情况说明我的样子已经变得很可怕了。
  我说过,公司经营着各种业务,但是它最主要的业务是安置人,而且它安置的人确实是太多了,所以在节日游行时,叫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组了一个方阵,走在游行队伍后面。我因为个子高,被选做旗手,打着那面红底黑字的“D”字旗,走在方阵的前面。走着走着,听到大喇叭里传来了电视广播员的老公嗓子:“各位观众,现在走来的是被安置人员的方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被安置人员也是……建设的一支积极力量”。听到这样的评价,我感到羞愧、难堪,就拼命挥舞旗子,自身也像陀螺一样转动。在我身后的方阵里,传来了疏疏落落的掌声。这是我们自己人在给我鼓劲。F走了以后,我觉得寂寞,感情也因而变得脆弱了。
  F曾经告诉我说,她是学心理的研究生,正在公司调查科实习、做论文。提起公司派她来做这种奸细的事,她笑着说:“以前在学校里只有过一个男朋友,我觉得这回倒是个增长见识的机会。”她还告诉我说,她的论文题目是“重新安置综合征”。一边说,一边还嘻嘻哈哈,说道:“看来你没有这种病,我亏了。”我当时气愤得很:第一,这不是好笑的事。第二,我也没有好心情。唯一使我开心的事是她亏了。所以我还要和她做爱,她说:行了,你做得够多的了。我就说:反正你是公司的人,不干白不干。结果挨了一嘴巴。然后她还哭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在没倒霉之前,兴高采烈,很自私。在倒霉以后,灰心丧气,更自私了。而倒霉就是自尊心受到打击,有如当头一棒,别的尚在其次。我就这样把她气跑了。开头我以为她会到公司去告我一状,让那里的人捉我去住监狱,但是等了几天,没有人来逮我。这说明我把她看得太坏了。
   
第三章

  如前所述,有一个人叫做M,因为犯思想错误被安置了。另外有一个女人叫F,开头和他安置在一起,后来走掉了。我就是比有关我被安置的事,可以补充如下: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会首先发现我的书有问题,公司社会部检举了我,公司治安部安置了我,公司财务部接收了我的财产,公司出版部拿走了我的版权。我现在由公司训导部监管,公司的调查科在监视我,而公司的写作班子准备吸收我加入。公司的每个部门都和我关系紧密,可以说我是为公司而生,公司是为我而设。我实在想象不出F为什么和公司搅在一起。假设我是个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并且学了临床心理学,那么公司对我根本就不存在。假设有一天,因为某种意外,我和公司有了某种关系,被它安排到一个阴沉不语、时而性无能时而性欲亢奋的男人身边,那将是人生的一个插曲。这种事不发生最好,发生了以后也不太坏,重要的是早点把它忘掉,我绝不会走了以后又回来。我就是这么替她考虑问题的。
  F走掉以后,我开头打算一个人过,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到公司去申请一个伴儿。他们收了我十块钱的登记费,然后说:给你试试看,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能做饭、会说话就行。他们说:你收入太低,两条没法同时保证;或则给你找个哑巴,不会说话;或则找个低智女人,废话成堆,但是不会做饭。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说:那就算了,把登记费退给我吧。那些人忽然哈哈大笑,说道:别怕,还不至于那样。拿你开个玩笑。我退了一步,瞪了他们一眼,就走开了。他们在我身后说:这小子怎么那样看人?看来真得给他找个哑巴。但这时我已经不怕低智女人了,何况只是哑巴。
  我现在发现,不论是羞愤、惊恐还是难堪,都只是一瞬间的感觉,过去就好了。由此推导出,就是死亡,也不过是瞬间的惊恐,真正死掉以后,一定还是挺舒服的。这样想了以后,内心就真正达观,但表面却更像凶神恶煞。我现在身边能够容下一个女人,哪怕她把我当笼养的耗子那样研究,只可惜F已经走了。于是我就去登记,然后就有女人到我这里来了。
  我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一句话:在电视上看到了你(游行)。我觉得是F寄来的,虽然那张明信片没有落款,我又没有见过F的中文笔迹。这就是一种想法罢了。我还在床垫底下找着了一叠纸片,上面写着故做深奥的拉丁文,还有几个希腊字母。假如我还能看懂一点的话,是对我做身体测量时的记录。我说过,开始做小工时,我很累,每夜都睡得像死人,所以假如F对我做过这种测量的话,就是那时做的。这说明F做事很认真。我也有过做事认真的时候——上大学一年级时,每节课我都做笔记;到二年级时才开始打瞌睡。就是在那时,也有过在手淫之后夜读“量子力学”的时候——恐怕考试会不及格。这些事说明,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起初我也不知道。F比我年轻,她当然可以不知道。我说F是“不干白不干”是不对的。因为她不知道,所以就没有介入其中,她是无辜的。但这也就是一种想法罢了。
  现在该说说公司给我介绍的那些伴儿了。有一天傍晚回家,看到屋里有个女人,年龄比我稍大,肤色黝黑,穿了一些F初来时那样的破衣服,在我屋里逡逡巡巡,见我回来就说:你有没有吃的东西?我饿死了。与此同时,我看到桌上一块剩了好几天、老鼠啃过的烙饼没有了,冰箱里的东西也一扫而空。我可以假设她在给我打扫卫生,但是地没有扫。所以我就带她到楼下的小铺吃炒饼,她一连吃了六份。这个女人眼睛分得很开,眉毛很浓,长得相当好看,只可惜她要不停地吃东西。我怀疑她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毛病,但是她说她没有这种病,原来一切都正常,只是在安置以后老觉得饿,而且不停地要去卫生间。我等了三天,她一点都没有好转,我只好把钱包拿出来给她看:里面空空如也了。这个女人犯的是思想错误,故而非常通情达理。她说:我回公司去,说你这里没有东西吃,是我要求回来的。这样她就帮了我的忙,因为登记一次只能介绍三个女人。她提出不能和我共同生活,就给我省了三块三毛三。对于这件事可以做如下补充:这是我在公司里得罪的那几个家伙特意整我,想让她把我吃穷,但我对这个女人并无意见。她还告诉我说,她们受训的地点是在公司的楼顶上,不在地下车库。那里除了F,也有些M,都是俊男——这说明怀疑主义学兄的猜测是对的。因为她告诉我这件事,所以第二个到我这里来的女人见了我说:你怎么这么难看哪?我也没有动肝火,虽然她才真正难看。
  后来我又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看过了你舅舅的小说。你真有一个舅舅吗?这句问话使我很气愤:我岂止有一个舅舅,而且有一大一小两个舅舅,大的是小说家,被电梯砸死了。小的是画家,现在还活着,但我没怎么见过。就在收到这张明信片的当天,那个肥婆来到我家里,说我长得难看。这女人还会写点朦胧诗,我对诗不很懂,但是我觉得她的诗很糟。这样的人不像会犯思想错误,我怀疑她是自己乐意被安置的。她到我这里时衣着整齐,听说就是最冷酷的人对傻婆子也有同情心——但也可能是因为她的衣服号太大,剥下来没人能穿吧。她还提了个手提袋,里面放了很多的五香瓜子,一面嗑,一面想和我讨论美学问题;但是我始终没说话。后来我接二连三地放响屁,她听见以后说道:真粗俗!就奔回公司去了。
  有关这位肥婆的事,后来我给F讲过。她听了就跳起来,用手捂着嘴笑,然后说:现在你一定把我当成了该肥婆之类。那些明信片果然是她寄来的。她还给我寄过钱,但我没有收到汇款单。像我这样的人只能收到明信片,不能收到钱。
  我现在和公司的训导员很熟了,每个返校日都要聊一会儿。他对我说:人家说你是个黄鼠狼——你是成心的吧?一听就知道他是在说那个肥婆。我告诉他,我不是成心的,但这不是实话。和公司的人不能说实话。那个肥婆果然是自愿被安置的,大概是受了浪漫电视剧的毒害。现在她不自愿了,想让公司把原来的身份、财产都还给她。公司的人对她倒是蛮同情的,但是还她过去的身份却不可能:没有先例。作为一个前史学家,我对这种事倒不惊讶。过去有向党交心当右派的,有坦白假罪行被判刑的。就是我舅舅,也是写了血书后才去插队的。这世界上有些事就是为了让你干了以后后悔而设,所以你不管干了什么事,都不要后悔。至于在那些浪漫电视剧里,我们总是住在最好的房子里,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吃饱以后没事干,在各种爱情纠纷里用眼泪洗脸。假如我肯当写手,现在就在编这种东西了。公司编这些连续剧,就是想骗人。众所周知,在我们周围骗局甚多,所以大多数假话从编出来就没指望有人信;现在真的骗着了一个,良心倒有点不安。他们准备再努力给她安置几次,假如不成功,再送她去该去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有人老在公司里无理取闹。我看这个肥婆最后免不了要住监狱,因为除了到了那里,到哪儿她都不满意;但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我看出公司也有一点品行。对我,对那个眼睛分得很开的女人残忍;对傻呵呵的肥婆则颇有人情味。顺便说一句,那个眼睛分得很开的女人是个先锋派电影导演,做爱时两腿也分得很开。我觉得跟她很投缘。假如不是怕两人一起饿死,我一定让她留下来。
  夏天快要过完时,我又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找到你舅妈了,她告诉我好多有意思的事。我从这句话里感到一种不祥气味。F后来告诉我说,同一张明信片上,她还写了:“我对你有一种无名的依恋”,但是那句话消失了。我收到的可能是经过加工的明信片,也可能是复制品,是真是假,F自己也不能辨别。后来公司又给我送来一个真正的画家,瘦干干的像根竹竿。这家伙穿着迷彩服,背着军用背包来的,当晚就要洗劫楼下的西瓜摊。我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然后她就和我吵起来了。我和她同居一星期就散了伙,因为实在气味不投,而且我还想多活些时候。她把我房间里的一面墙画成了绿荧荧的风景画,开头我想把它涂掉,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已经看惯了。
  到了秋天里,有一天我回家时,房子被扫得干干净净,F坐在床上说:我回来了,这回是安置回来的。我真想臭骂一顿,再把她撵出去,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现在她和我一样,除了此地,无处可去了。
  F回来的当晚,我觉得和她无话可说,就趴到她光洁、狭窄的背上了。上一次没有这样弄过,但是这样弄了以后,也没觉得有什么新意。后来她对我说:你没上次硬——这么说你不介意吧?我也不说介意,也不说不介意,一声不吭地抽了一阵烟,然后在黑地里抓起她的衣服扔在她身上,说道:穿上,出去走走。那天晚上出门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散步时我对她说,我准备到公司里当个写手。她听了以后沉默良久,然后说:你不是因为我吧。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这是因为是和不是都不是准确的答案。她还对我说,她觉得我们俩之间有未了的缘分,假如不亲眼看到我潦倒而死、或者看见我吃得脑满肠肥中风而亡,缘分就不能尽。我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没有。我没有想这个问题——虽然不能说我对此不关心。我的内心被别的东西占据了。
  后来F告诉我,她给我寄过很多明信片,除了我收到的那几张,还有好多。在那些明信片里,她说了自从被安排到我这里做奸细,她就不能对我无动于衷——后来她怎样了解了我的过去,又怎样爱上了我。假如我收到了,就不会对她的到来感到突然。但是这些事已经不重要了。假如一个女人自己犯了错误,我欢迎她和我一起过这种生活——只要还能活。但假如这个错误是由我而起的话,我就要负责任,不能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了。
  我现在是公司第八创作集体G组的三级创作员,但我每星期只上一天班。用我以前的标准,在这一天里,我也几乎什么都没干。这丝毫不奇怪,因为公司有不计其数的一级、二级、三级创作员,大家只要稍稍动手,就能凑出几本书、几篇文章,而且这些书根本就没人看,只是用来装点公司的门面。而我们这些创作员的待遇是如此丰厚,以致我都担心公司会赔本了。
   
第四章

  我现在相信,有的男人,比方说,我,因为太聪明,除了给公司做事,别无活路;还有些女人因为太漂亮,比方说,F,除了嫁给公司里的人,也别无出路。得到了这个汤马斯·哈代式的结论之后,我告诉训导员,我愿意到写作部去工作。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我曾经做恶梦、出冷汗、脸上无端发红、健忘、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但是决定了以后,一切就都好了。不管你信不信,第一次到第八创作集体去时,走在黑暗的楼道里,忽然感到这里很熟悉;我还感到很疲惫,不由自主地要松弛下来。这种感觉就像是到家了。
  每次我来到公司门口,把工作证递给传达室里的保安员看了以后,他就要递给我一个黑马甲,上面有红线缀成的D字。这一点提醒我,我还是个“被安置人员”,和公司的官员不同,和在公司里打工的人也不同。官员们穿着各色西服,打着领带,可算是衣冠楚楚;而保安员更加衣冠楚楚,穿着金色的制服,就像军乐团的乐师。女的保安员穿制服裙子,有些人不会穿,把前面开的衩穿到身体的侧面,这可以算公司里一种特别的风景吧。
  我在第八创作集体,这是一大间白色的房子,像个大车间,向阳的一面全是玻璃,故而里面阳光灿烂。也许是太灿烂了,所以大家都戴着茶色眼镜。上班的第二天,我也去买了一个茶色镜。这间房子用屏风隔成迷宫似的模样,我们也是迷宫的一部分。在这个迷宫的上空,有几架摄像机在天花板上,就像直升飞机上装的机关枪,不停地对我们扫射。根据它的转速和角度,我算出假如它发射子弹,可以在每十五分钟把大家杀死一遍。开头每次它转到我这边,我都微笑、招手。后来感到脸笑疼、手招累了,也就不能坚持了。
  G组有七个人,其中有两个女同事。我们这个组出产短中篇,也就是三万字左右的东西,而每篇东西部分成四大段。其一,抒情段,大约七千字左右,由风景描写引入男女主人公,这一段往往是由“旭日东升”这个成语开始的;其二,煽情段,男女主人公开始相互作用,一共有七十二种程式可以借用,“萍水相逢,开始爱情”只是其中一种,也是七千字左右;其三是思辨段,由男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组成;可以借用从尼采到萨特的一切哲学书籍,也是七千字;最后是激情段,有一个剧烈的转折。开始时爱情破裂、家庭解体、主人公死去。然后,发生转机,主人公死而复生,破镜重圆,也就是七八千字吧。每月一篇,登到大型文艺刊物上。到了国庆、建党纪念日,我们要献礼,就要在小说里加入第二抒情段、第二煽情段,就像double bunger,double cheese burger一样,拉到五万字。什么时候上级说文艺要普及,面向工农兵,就把思辨段撤去。顺便说一句,这种事最对我的胃口。因为作为前哲学家执照的持有者,我负责思辨段的二分之一,抒情段的六分之一,煽情段的十二分之一,激情段我就管出出主意,出主意前先吃两片阿斯匹林,以免身上发冷。只要不写思辨段,我就基本没事了。上了一周的班,我觉得比想象的要好过;正如老美说的那样,“A job is a job”。我没有理由说它比当肛门科大夫更坏。我现在干的事,就叫做当了“写手”。
  我坐在办公桌前写一段思辨文字时,时常感到一阵寒热袭来,就情不自禁地在稿纸上写下一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对主人公、对他所在的环境、对时局、对一切都极尽挖苦之能事。此种情形就如在家里时感到性欲袭来一样——简单地说,我坐不住。在一个我仇恨的地方,板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不是我的一贯作风。这段文字到了审稿手里,他用红墨水把它们尽数划去,打回来让我重写。他还说:真叫调皮——可惜你调皮不了多久了。对于这话,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也许应该理解为威胁。这位审稿是个四十多岁的人,头发花白,脸像橘子皮。众所周知,我们这里每个人都犯过思想错误,所以虽然他说出这样意味深长的话来,我还是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审稿说:我也不想把你怎么样——到时候你自己就老实了。从我出了世,就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而直到现在,我还没见过真章哪。
  有一件事,我始终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使这些人端坐在这里写这样无趣的东西,并且不停地呷着白开水。我自己喝着最浓的茶,才能避免打瞌睡。但是不管怎么难熬,每周也就这么一天嘛。我说过,G组一共有七个人,都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除了审稿坐在门口,其他人的办公桌在窗边放成一排。靠着我坐的是两位女士,都穿着棕色的套服,戴着茶色眼镜,一位背朝我坐,有四十来岁。另一位面朝我坐,有三十多岁。我说自己从出世就没见过真章,那位三十来岁的就说:在这里你准会见到真章,你等着吧——而那位四十来岁的在椅子上挪动一下身体,说:讨厌!不准说这个。然后她就高声朗诵了一段煽情段的文章,表面上是请大家听听怎么样,其实谁也没听。不知道为什么,这间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点脸红,大概是因为这段文字实在不怎么样。
  这间房子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尴不尬的毛病,只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间都不互称名宇,用“喂”、“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为在这种地方做事,觉得称名道姓,有辱祖宗。因此我建议用代号,把年纪大的那位女士叫做“F1”,把年纪小的叫做“F2”。这两位女士马上就表示赞成。男人中,审稿排为M1,其余顺序排列,我是M5。只要不是工间操时间,我们都要挺胸垂着头写稿子,那样子就像折断了颈骨悬在半空中的死尸。长此以往,我们都要像一些拐杖了。照我看来,这是因为在办公室的天花板上装了一架能转动的摄像机,而且它没有闲着,时时在转。
  我告诉F说,在公司里做事,感觉还可以。她说:事情似乎不该这么好。她听说公司对我们这些人有一套特别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服服帖帖的。对于这一点我也有耳闻,并且到第八创作集体的第一天,我就签了一纸合同,上面规定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规章制度。对于这一点,我不觉得特别可怕,因为作为一个被安置者,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为一个公民,我又必须服从国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说,作为一个人,我还要服从人间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几条也没什么。他们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无非是让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经在做了,感觉没有什么。F指出,我所说的在心理学上是一个悖论,作为人,我只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么。从原则上说,我承认她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不想做的事。我认为,作为人我已经失魂落魄,心理学的原则可以作废了。
  我们的办公室里有张床,周围还拉了一圈帘子。那张床是个有轮子的担架床,加上帘子,就像基督教青年会的寄宿舍一样。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从食堂回来早了,就在上面睡着了——后来我被M1叫醒了,他说:起来,起来!你倒真积极,现在就躺上去!我坐起来时,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红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样子。M3朝我扑了过来,把我从床上拉了下来。顺便说一句,大家对这张床的态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开,仿佛遮上也不好。这件事纯属古怪。但是我认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既然当了写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关我当了写手,有一个正确的比方:一个异性恋男人和同性恋男子上了床。这是因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写了一本书,而这本书还得了奖,它将是我这辈子能做的最后一件有人味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当写手,无异于受阉割。有一天上班时,我看到我们楼层的保安员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觉就像在心窝上被人踹了一脚。保安员的桌子放在楼梯口上,他们穿着金色的制服,经常在桌子后面坐着,偶尔也起来串房间。有一天串到我们屋里来,在门口和M1说话:你们屋有个新来的?是呀。他不会找麻烦吧?M1稍稍提高了嗓门儿说:谁敢跟你们找麻烦?谁敢呢?这时候他的脸涨得像猪肝一样。保安员用手按住M1的肩头说:你不冷静……老同志了,不要这样嘛。而M1就沉住了气说道:每回来了新人,我都是这样。说到这里,他们两个一齐朝我这里转过头来。我端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
  说到了保安员,必须补充一句,他们中间有女的,而且为数相当不少,这种情况只有在百货商场那种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在我们这里,她们格外地喜欢串房间。我们层有一个宽脸的小姑娘,长了一脸很可爱的雀斑,操河北唐山一带口音,老爱往我们房间跑,并且管F1和F2叫大姐。这两位大姐就这样和她寒暄:你值班吗?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听到这样的回答,F2的额头上就暴起了青筋,低下头去。后来她就到我对面坐下,和我搭讪道:大哥,听说你会写书——我也想写书,你能不能教教我?对这一类的问题我是懒得答复的,但也不能不答理人家;所以就说道:你要写什么哪?她说:我可写的事多着哪。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猛烈地咳嗽起来了,抬头一看,只见F2一副要中风的样子,朝门口比着手势。见了这个手势,我就站了起来,说道:我要去上厕所——她当然不可能跟着我。等我回来时,那女孩走了。F2说:M5,你不错。我说: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说道:不能。我说不出口。到下星期你就知道了。
  我发现G组的同事里,只有审稿像个真正的“被安置人员”,换言之,只有他才像会犯思想错误的样子。这是因为我听说过他。众所周知,在我们的社会里,犯错误的人只是极少数,而我正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人就算我不认识,也该有个耳闻。而组里别的人我都没听说过。F2也有点像个被安置人员,因为她虽然不聪明,但还算漂亮,有可能犯自由错误。其他的人既不聪明也不漂亮,不大可能犯错误。我找审稿打听了一下,他告诉我说,这里多数人都是走后门进来的。这使我大吃一惊,说道:我以后说话要小心了。但是他摇摇头说:用不着。不管怎么进来的,最后都是一样。他还说,你就在外面当小工也挺好的,进来干吗?我则拿同样的问题问他。于是他叹口气说道:现在说这样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有关走后门进来,我是这么理解的:假如只有犯了思想错误的人才能进公司来当创作员,那么就会有些人的著述明明不算犯错误,他却请客送礼托关系,硬要受到检举,以便到这里来——这和我没被安置时的作为相反,那时候我总要找我师妹把我错误的记录消去,带累得她进了监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待遇丰厚,并且每周只上一天班。
  唐山女孩来串门是24号的事,而那个月没有31号。有关30号,我知道那一天领工资,还知道那天下午重新安置人员放假,这些都是从公司发的手册上知道的。别的事在29号我还一无所知,到了30号上午,我在门口就被人叫走了,被叫到训导部里听了一上午不着边际的训。作为一个常犯错误、常听训的人,我一看到训导员笑眯眯、慢条斯理地说话,就怀疑他要诈我交待点什么,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转入正题:“好了,现在谈谈你的问题吧。”在这以后,他可能会翻了脸,大声地喝斥我;而在这段时间我应该不动声色地顶住,等着他来提醒我。但是我空等了一上午,他也没有转到正题上,也就是说,他胡扯了整整一上午,总在说我的错误是多么严重,而他们现在对我又有多好。中午时,他叫我到小餐厅吃招待饭,我等着他下午继续胡扯。但是在吃饭时他看了看手表,说道:你回组去吧。连饭都不让我吃完。只是当我离去时,他在我身后说:今天中午发生的事对你大有好处,希望你能保持谦虚、谨慎、合作。事后我想到,整整一上午他并没有完全胡扯,只是当你没有亲历那个事件时,根本就不知他在说什么。
  假设你没有亲历过那个事件,我告诉你训导员的话,你也猜不出是要干什么。所以你就把现在的一段当成考验你是否比我聪明的谜语来读吧。训导员说: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好好改造思想,但是这将是个痛苦的过程。假如你不幸是个知识分子,这样的话你一定听过上干遍了,但你不知所云。这不是你的错,因为说话的人并无所指。当它第一千零一次重复时就有所指,可这次你却忽略了。我也是这样的。
  我回组里去,那座楼里没有一点声音,楼道里也没有人。这使我以为大家都下班了。但我还是要回组里去,因为那天领工资。我认为他们就算走了,也会在我桌上留条子,告诉我工资的事。但我推开G组的门时,发现所有的人都在位子上坐得直挺挺,好像一个surprise party。然后我就被这种肃穆的气氛所慑服,悄悄溜回自己位子了。
  现在我认为,把那天中午发生的事比作surprise sparty,这个比方不坏。那一天,第八创作集体里有一个秘密,但只对我一个人是秘密。我坐在自己位子上时,周围静悄悄的,但有时会听到一些古怪的声响,然后有些人蹑手蹑脚地走掉了,而且假如我没听错的话,这种声音是越来越近了。我还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红耳赤,虽然我没有照镜子,但我知道自己也是面红耳赤。对于要发生的事,我还是一无所知,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问,只要等着就是了。
  在进公司当创作员之后,我受过不少次训导,但我和往常一样,左耳进,右耳出。坐在位子上等待时,我又力图把这些教训回忆起来。我能想到的只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说,公司出钱把我们这些人养起来,是出钱买安定。这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在这里,就会是不利社会安定的因素。我看不出,像这样每周只上一天班,怎么才能把我们安定住。另一句话是:在创作集体里,他们还要不断地对我们进行帮助、教育。假如说那些训导就是帮助、教育,我相信是不能把我安定住的。所以我已经猜出了正确的答案,这个surprise party就是一次帮助教育。这个猜测虽然是正确的,却失之于笼统了。
  后来终于有人走进了我们的隔间,来的是两个保安员,一个高个的男子,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唐山女孩。我注意到那个男的手里拿了一叠大信封;女的手拿一个大广口瓶,里面盛了一种透明清澈的液体,还有一大包棉花,腋下夹了两根教鞭。那个男的低下头在信封里找了找,拿出一个递给M1。他就把它撕开,离开位子,把里面的纸片—一分给大家。我也拿到了我那一份,是曲别针别着的两张纸,一张是工资支票,和合同上签定的数相比,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另一张是打字机打的纸片,上面有我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一个简单的数字:8。然后我抬起头来,看到那个唐山女孩坐在M1的办公桌上,广口瓶的盖子打开了。她一手拿了那两根教鞭,另一只手拿了湿棉花在擦着,瞪着眼睛说道:谁先受帮助呀?还不等回答,她就走到床边,把帘子一拉,钻到里面说:照老规矩,女先男后吧。我们又静坐了一会儿,听到唐山女孩说道:快点儿吧!你们后面还有别人哪!再说,早完了早回家呀!于是F1就站了起来,背朝着我,脱下了制服裙子,露出了泡泡纱那种料子的内裤、宽广的臀部,还有两条粗壮的腿,撩开帘子钻进去了。这时F2站起来,脱下外衣,把衬衣的下摆系在一起,并且也脱下了裙子。她的腿很长,很直,穿着真丝内裤,裤带边还有绢花,这时候她自言自语地说:对,对,早完早回家。与此同时,脸上红扑扑,青筋也暴出来了。我倒是听见了那种声音,但我还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来帘子拉开,两位女士钻了出来,穿上衣服走了。唐山女孩也走了,走之前笑嘻嘻地对大家说:有谁想让我帮助,可以过来。我觉得那话是对我说的。后来房间里只剩了我们——M们。大家都坐着不动。终于M1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老同志带个头吧;走到床边上脱了裤子躺上去,把纸片递给保安员,说道,我是5,字打得不清楚。这时我还是不信。直到藤条(也就是我以为是教鞭的那东西)呼啸着抽到他屁股上,我才信了。
  现在让我来重述这个事件,我认为F1和F2在这件事里比较好看,尤其是F2,从帘子里钻出来时,眼若秋水,面似桃花;M1最为难看,他把白夏布的大裤衩脱到膝盖上,露出了半勃起的阴茎——那东西黑不溜秋,像个车轴,然后又哼哼个不停。然后就顺序进行,从M2到M3,到M4,直到M5。我丝毫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躺上了那张床,但是我屁股上现在冷飕飕的,仿佛涂上去的酒精还没有完全挥发。还有八道疼痛,道道分明。我正在街上游荡,天已经很晚了。我应该活下去,但是这个决心很难下。但是假如我下定了这个决心,那么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算是改造好了。万事开头难,第一回羞愧、疼痛,但是后来没准会喜欢——只要不在生人面前。我应该回家,但是这个决心很难下。假如家里没有F就好了。但是假如我下定了这个决心,我作为一个男人,也算是改造好了。执鞭的保安员轻描淡写地安慰我说:你不要紧张,不过就是打两下,没什么。假如真的没什么,何必要打呢。
  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你现在当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还是回了家。我现在和F住在一起,她完全知道这件事,并且能够理解,用她的话来说,你别无选择,所以只好这样生活了。我现在多少适应了这种生活,和周围的人也熟了。假如没有新来的人,每月这一关也不太难过。就像一个伤口已经结了疤,假如没有新东西落进去,也就不会疼痛了。这件事使我们真正犯错误的人最为痛苦,而那些走后门进来的除了感觉有点害臊,不觉得有什么。我还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再没有精力、也不想再犯思想错误了。
  现在我总选择那个唐山小姑娘对我进行“帮助”,这件事多少带一点调情的味道,但是她要些小费,因为她该只“帮助”女士,所以这是额外工作。她对此热情很高,除了能挣钱,她还觉得打男人是种享受。这个时候,她一面涂酒精,一面还要聊上几句——“这个月是6,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说笑啊。”“你以后别说笑了,太太见了多难过呀。”“能轻一点吗?还要开车回家呢,坐在伤口上受不了,多多拜托了。”“轻可不成,我负不起责任。我打你屁股的上半部,不影响你开车。你别忘了教我写书——开始了啊。”
  如前所述,我在写(我的舅舅》时,是个历史学家。那时候我认为,史学家的身份是个护身符。现在我知道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我的护身符。假如你很年轻,并且自以为有天才的话,一定以为这些很可怕。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的结论是,当一切都“开始了”以后,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我现在只是有点怕死。等死了以后就不怕了。
  我现在又回到原来的生活里了,我得回了失去的姓名、执照、赛车、信用卡,得回了原来的住房——这间房子和原来那间一模一样,但不是原来的那间,那间被别人买走了,只好另买一所一模一样的。而且我又开始发胖。我甚至还能像以前那样写书,写《我的舅舅》那样的书,甚至更直露的书,只要不拿出去发表。但是我根本就不想再写这样的书,我甚至完全懒得写任何书了——其实我落到现在这种地步,还不是为了想写几本书嘛。我还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我很爱她。但她对我毫无用处。我很可能已经“比”掉了。
 

                                 下一页  回目录  秋早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