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集             卖蚯蚓的人     



  玉渊潭有很多钓鱼的人。他们坐在水边,瞅着水面上的飘子。难得看到有人钓到一条二三寸长的鲫瓜子。很多人一坐半天,一无所得。等人、钓鱼、坐牛车,这是世间“三大慢”。这些人真有耐性。各有一好。这也是一种生活。
  在钓鱼的旺季,常常可以碰见一个卖蚯蚓的人。他慢慢地蹬着一辆二六的旧自行车,有时扶着车慢慢地走着。走一截,扬声吆唤:
  “蚯蚓——蚯蚓来——”
  “蚯蚓——蚯蚓来——”
  有的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向他买。
  “怎么卖。”
  “一毛钱三十条。”
  来买的掏出一毛钱,他就从一个原来是装油漆的小铁桶里,用手抓出三十来条,放在一小块旧报纸里,交过去。钓鱼人有时带点解嘲意味,说:“一毛钱,玩一上午!”
  有些钓鱼的人只买五分钱。
  也有人要求再添几条。
  “添几条就添几条,一个这东西!”
  蚯蚓这东西,泥里咕叽,原也难一条一条地数得清,用北京话说,“大概其”,就得了。
  这人长得很敦实,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宽厚。这人看起来是不会头疼脑热、感冒伤风的,而且不会有什么病能轻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他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旧的,褪了色,而且带着泥渍,但都还整齐,并不褴褛,而且单夹皮棉,按季换衣。——皮,是说他入冬以后的早晨有时穿一件出锋毛的山羊皮背心。按照老北京人的习惯,也可能是为了便于骑车,他总是用带子扎着裤腿。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只看到风、太阳和尘土。只有有时他剃了头,刮了脸,才看到本来的肤色。新剃的头皮是雪白的,下边是一张红脸。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旧铜器在盐酸水里刷洗了一通,刚刚拿出来一样。
  因为天天见,面熟了,我们碰到了总要点点头,招呼招呼,寒暄两句。
  “吃啦?”
  “您溜弯儿!”
  有时他在钓鱼人多的岸上把车子停下来,我们就说会子话。他说他自己:“我这人——爱聊。”
  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毛钱三十条,能卖多少!块数来钱,两块,闹好了有时能卖四块钱。”
  “不少!”
  “凑合吧。”
  我问他这蚯蚓是哪里来的,“是挖的?”
  旁边有一位钓鱼的行家说:“是贲的。”
  这个“贲”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音。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
  “蚯蚓还能‘贲’?”
  卖蚯蚓的人说:
  “有‘贲’的,我这不是,是挖的。‘贲’的看得出来,身上有小毛,都是一般长。瞧我的: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我不知道蚯蚓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在哪儿挖的,就在这玉渊潭?”
  “不!这儿没有。——不多。丰台。”
  他还告诉我丰台附近的一个什么山,山根底下,那儿出蚯蚓,这座山名我没有记住。
  “丰台?一趟不得三十里地?”
  “我一早起蹬车去一趟,回来卖一上午。下午再去一趟。”“那您一天得骑百十里地的车?”
  “七十四了,不活动活动成吗!”
  他都七十四了!真不像。不过他看起来像多少岁,我也说不上来。这人好像是没有岁数。
  “您一直就是卖蚯蚓?”
  “不是!我原来在建筑上,——当壮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几块,不够花的。”
  我算了算,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有百十块钱,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我把手圈成一个酒杯形,问:“喝两盅?”
  “不喝。——烟酒不动!”
  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
  “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我是挖药材的。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才改了干这个。”
  他指给我看:
  “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是稀莶……这玉渊潭到处是钱!”
  他说他能认识北京的七百多种药材。
  “您怎么会认药材的?是家传?学的?”
  “不是家传。有个街坊,他挖药材,我跟着他,用用心,就学会了。——这北京城,饿不死人,你只要肯动弹,肯学!你就拿晒槐米来说吧——”
  “槐米?”我不知道槐米是什么,真是孤陋寡闻。
  “就是没有开开的槐花骨朵,才米粒大。晒一季槐米能闹个百儿八十的。这东西外国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听说是酿酒。不过得会晒。晒好了,碧绿的!晒不好,只好倒进垃圾堆。——蚯蚓!——蚯蚓来!”
  我在玉渊潭散步,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一位姓乌,一位姓莫。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我跟他们见面也点头寒暄。他们常常发一些很有学问的议论,很深奥,至少好像是很深奥,我听不大懂。他们都是好人,不是造反派,不打人,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有点不着边际。他们好像是为议论而议论,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像那些钓鱼的人,意不在鱼,而在钓。
  乌先生听了我和卖蚯蚓人的闲谈,问我:“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
  我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不能有兴趣?”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
  “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就算是填充物,填充物也是需要的。‘填充’,就说明他的存在的意义。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维持生态平衡,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历史的遗留物。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他长得就像一个汉俑。”
  我不得不承认,他对这个卖蚯蚓人的形象描绘是很准确且生动的。
  乌先生接着说:
  “他就像一具石磨。从出土的明器看,汉代的石磨和现在的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
  莫先生抢过话来,说:“原子时代也还容许有汉代的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浆,——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浆!”
  他们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我对卖蚯蚓的人的“价值”、“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说: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糊火柴盒的、捡破烂的、捞鱼虫的、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吃什么,我知道一点。比如这个卖蚯蚓的老人,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吃什么都香。他一嘴牙只有一个活动的。他的牙很短、微黄,这种牙最结实,北方叫做‘碎米牙’,他说:‘牙好是口里的福。’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四个炸油饼。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酱面,一顿能吃半斤,就着一把小水萝卜。他大概不爱吃鱼。至于他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或者知道得很少。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
  这时忽然有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插了进来,他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听了你们的谈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蚯蚓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我们全都傻了眼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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