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文集

           一个美国外交官和大陆女子的婚姻   

 
    媒是我的一位幼年时期女友作的。半夜,她打来长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
“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何关系?成就成、不成就
拿他练习英文嘛!”

    我想,女人千般百种,但在爱逛商店和爱作媒这两件事上,大多相似。此女友
是我自幼儿园起的好友,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有了
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於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我
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六点半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叩门,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
年立在门口, 颈上的细炼吊着一块牌子,  上面书着  “美国国务院Lawrence.A.
Walker”。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会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
在我和Lawrence的生命中埋伏了那样戏剧性的一笔。

    Lawerence的确操着一口标准国语, 不时还带北方人的卷舌音,说“一会”,
他是“一会儿”;说“花”,他必说“花儿”。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
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面的窘迫。我
挂好他的外衣後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座一会!”

    他笑着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於是一条臂斜支在厨房餐卓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
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谈了近一小时,我发现不是我拿他
练英文,而是他拿我练了中文了。晚餐备好,女友回来,看着已谈得极熟的
Lawrence和我,打趣道:“我感觉自己是个陌生人,错闯到别人家里去了!”

    不久, Lawerence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
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他进每个博物馆都免费,因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
捐到各个馆中去了。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台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
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匆然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
“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麽?”我纳闷地问。

    “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他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麽?”我自认为自己还不至於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尴尬。

    他支吾。

    等我们在一个饭馆落了座,我仍是耿耿於怀,半打趣问他:“怎麽了,踉一个
中国姑娘走一道有伤体面?”

    他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邹眉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
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

    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逗逗我。

    “有那麽严重?”

    “我希望没有那麽严重。不过在我们关系没确定之前,我还是应该保护自己,
也保护你。不然他们会麻烦你的。”

    我想,保护他自己该是最真实的顾虑,美国人嘛,保护自己,是顶正当,顶正
义的的一件事。我还是认为他在故弄玄虚,在他们美国人太过温饱平和的生
活里制造刺激。

    我笑了,对他说:“你是猜?”

    “不是,是也不会告诉你。”他睁着诚实的蓝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觉面上的笑容已狡[黑吉]起来。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话,我决不会答应去见你!我只是一名普
通的外交官!美国在五十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共产党国家的公
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又对着他看了一眼,才认定他不在开玩笑。“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
我说,带一点挖苦。

    “我想辞职。”他说。

    我吃一惊:“值得吗?”

    “我宁愿牺牲我的职业。”他说到此沈默了,似乎在品味这场牺牲的意味。对
於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的Lawerence,做外交官的职业,应该是种最合
理的选择,甚至是仅有选择。他天性爱游走,着迷於全世界的各种人文,地理,
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放弃。

    “就没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吗?”我问,焦虑起来。

    他笑笑:“我辞职,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

    几天中,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难道我和他的结合必须以他失业做代
偿吗?难道他在我和他的事业之间必须做一场哈姆雷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决择吗?好在和我们并不在一个城市,我的学校在中部,距离可容我将
这事冷静地思量。我俩都想安安稳稳相处一个阶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间的了解;
一方面,他必须暗中联系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发难,他不至於加入失业大军。

    一年後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眼神异样地看着我。
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习惯了。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
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傍来:“你干了什麽?”

我反问:“我干了什麽?”

    “上课前有个FBI的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 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
反间谍部门的......”

    那麽就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肯定自己什麽也没干过?”他又问我,故意压低声,还机警地四处看看。
虽然他们常在法律边缘挑衅,但真正让FBI操心的时候还不算多。

    “FBI怎麽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将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 我马上给Lawerence电话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
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对我俩
关系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结婚”。

    “你没必要现在就说实话!你不是在征取被派往罗马”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他答到。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马的委任书。我
早了解到他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兴奋地开始计画,他将带我去看那些
建筑,那些博物馆;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但他仍找了位私
人教师,个别辅导他的口语。我的心似乎松下来,也许美国在冷战时期立的规章已
名存实亡,我和Lawerence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
他,只要能保他保住外交官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扰。

    “FBI?”他吃惊道 :“他们找你干什麽嘛?”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 我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发的,FBI绝对没有可能拿到它!”
    他疑惑到: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
麽快----我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当愿我听错了,还希望这是那些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
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 :“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 男人约见女人,首先
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人决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了,拿起
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Lawerence,天南海北跟我聊起
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很费些劲才听懂。他的话题渐渐转向他的小女
儿——一个从南韩过继来的小女孩。整整一小时,他在与我探讨这个三岁的小姑娘
的心理与行为。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
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
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来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
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与被审问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吓人。审问者倒
是很客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是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
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利的回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
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特有的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
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
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个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Lawerence那边感到了压
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早就看
透了这种事---我父亲在共产党那边一次次被审查,审讯;我从小到大的生活中,
最多的是这种审问的记忆!我以为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度……”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严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Lawerence在那边顿时沈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
的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中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接我的每个电话,
每次外出先察看是否处于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明白了“人权”
这字眼,而明白之后,又必须对这种神的权利一再割让。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
族条件的,对一个象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
忌的践踏过来。

Lawerence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 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
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的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以及他的职
务安排,住房,津贴计等等。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
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
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嘴哈哈
大笑,有种真的山东豪爽。当你看到他油滑的灰眼睛时,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麽样,你和 Lawerence什麽时候结婚?”

    “还没有计画呢。”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
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
言,谎言可不容易精确地重复.

    “这个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都问了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 是嘛?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
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
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

    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麽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一二岁成为军队歌舞
团的舞蹈演员,二○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
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 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 ?”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 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
语上的设防,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有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的哈哈大笑
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卷案,一面不
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

    “什麽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瞪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Lawerence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是为了我!”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Lawerence, 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在那
边炸了:“你怎麽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罪犯嫌疑
才可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麽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

    “让他们测验好了。我反正句句是真话,怕什麽?!”我也大起声,心更委屈,
觉得自己忍让至此,他倒毫不领情。

“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该答应你的求婚,不该到这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
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
真实可触地浮现了。原来,我并没有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我仍在
一片茫然中孤零零地漂。

    Lawerence第二天突然抵达芝加哥, 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
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麽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
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并且
我也看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两个国家,两个为了各自莫名其妙的政治目的,势力
范围而勾心斗角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象你想的那麽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
分没底。

    Lawerence回去后, 打电话高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了,他已向上级做
了通知:在赴任前期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改取消
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
“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与他讨论起罗马的日程来。电话刚搁下,门铃响
了,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呆了:来者竞是那位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是发现你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动。我让他进门,让他以
浏览为名侦查了我房间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麽?]我问道。“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
言不逊是出于我的坏的英文还是我的坏的教养。“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
期,”他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
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我也不看他,忙说: “好的。”心想,事情还能坏到哪儿去,坏到头,不就改
好了?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
以和你谈一次吗?”交谈开始前,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
向我提问过。[FBI?]他大吃一惊:“这件事与他们有什麽相干?这属于外交部
内部的安全问题……FBI怎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他逐渐显得愤怒和困惑,“你
有把握这些人是FBI的 ?”

    “我去了他们在芝加哥的总部.]我说。“活见鬼,他们有什麽权利干涉外交
官的安全审查?!”他睁圆眼睛,向我张开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他带推敲地说:“我接到上级通知,
说你和Lawerence宣布结婚,我才来对你们例行调查。完全是例行公事!FBI
告诉对你审查的理由了吗?你不觉得这是很无理的?”

    我摇头松耸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FBI少了些警察气。对话
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麽时间?”“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
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 “看上去很焦虑。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
婚的,一定会一块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待客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
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的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口不
由衷的哈哈。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着里面不带任何
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
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看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麽人?骗子?小
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我还是象一切
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竞是Lawerence气急败坏的
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
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状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去。Lawerence正愤怒得冒烟: “他妈的!安
全部刚刚来人讲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
他时他胸前带的那块牌子。“你交了吗?”我问。“我坚持要他们那收据来,我才
交……”

    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麽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
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他接过收据后,将那出入证一把夺回,狠
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识到, 再我往测“谎”表格上签字时,Lawerence的命令其实已被决
定了……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试自愿时,就知道外交部对
Lawerence的处置了。为什麽不放过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边沮丧着, 沈默着 ,感到我们各自背负的国家是多麽沈重,
二十世纪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
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
Lawerence说。

    “可我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打电话来烦你就
直接对他们说:去见鬼!”

    我想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 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
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性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
无法相信美国竞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处理了一
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不能为我们的损失做任何补救
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国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我们的
不幸。

    九二年秋天, Lawerence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
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并负责西部分会。日子是平静的,
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麽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
睛,电话上不再用耳朵了?会不会有一天突来个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
“谎”试验?

    ……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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