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天才”之争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三届人大是
1964年召开的，已经过去五年，何况“罢免”刘少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必须通
过人大。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准备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召开人大，则要准备政府工作报
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修改宪法工作呢？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本来，应当由陈伯达主持的，
因为陈伯达毕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号人物”。可是，由于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之
争中，康生占了上风，所以这一回毛泽东仍指定康生来主持。
陈伯达作了如下回忆：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
讨论会在怀仁堂。一天晚上，我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桌子。
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
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吵发火了。
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
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
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
秘书李鑫一个人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怀仁堂多事。这一回，为着修改宪法，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修改宪法，怎么会忽然争起了“天才”问题？
原来，这次修改宪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当时，最“权
威”的莫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
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实，林彪这篇写于1966年12月2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
们为之捉刀的。内中“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
‘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是张春桥帮助林彪“总结”
的（在林彪被打倒后，这‘三十字方针’不准批判，当时许多人莫名其妙———因为不知是
张春桥搞的）。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自《再版前言》问世之后，几乎成了毛泽
东“专用”的了。几乎所有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便要用这三个副词。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
“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
“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
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
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
“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
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
关于什么是天才，有没有天才，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泽东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讨
论的。天才无非是比普通人聪明些，智商高些。毛泽东确实比普通的中国人要聪明得多，智
商高得多。
问题的关键，诚如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中所一语道破的：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于是，在修改宪法时，为了那么一个副词———“天才地”，引起怀仁堂内一番论战。
这论战绝非关于天才的“学术讲座”，却是一场借此而爆发的政治格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