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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文集 附录 张承志的界限 周泽雄 在一篇名为《西宁街上走过》的文章里（见深圳《街道》1994年8 月号），作 者叶舟见到“一个披戴了黑色盖头正在叫卖的穆斯林妇女”。“知道张承志吗？” 叶舟问。“呕喳喳，知道呗，他是为我们回回写书的那个，知道呗。”“读过他的 书吗？”叶舟再问，“不认字。”穆斯林妇女答道。 “他是为我们回回写书的那个。”这句出自女文盲之口的断语，抵得上一打教 授博士的联名推荐，抵得上一百万发表在报刊上的“印刷垃圾”（张承志语）。虽 然张承志对自己的语言非常自豪，但他显然更在乎自己在回回百姓眼里的地位和身 份。作为自命的回回教护法使者及哲合忍耶教派的宣示者，他会很高兴得到这种超 出文学之上的尊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在其随笔里频频流露出的那副匡济危 世、非我莫出的气概，以及所谓与“‘个人读者们’之间关系的深刻”。将文学事 业的成败归之于是否得到文盲的赏识，这标准也许会让别的文学家感到泄气和不公 平，就张承志而言，又确实是他迥异同侪之所在。 张承志有着较为独特的经历，在说不上漫长的岁月里，他身历目验的生活场景 也非他的泛泛同行所能企及。他似乎同时置身于汉人和回民两个生活领域里，一方 面汲取了丰厚的汉文化素养，一方面又以回民自命，可以掷地有声地写道：“我有 十足的理由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语言憧憬》）因此， 就像尼采看重在但泽的波兰贵族血统一样，张承志也声情并茂地看重自己的身世， 差不多在他所有作品里我们都能获得由他本人提供的传记素材。对一位主要以小说 名世的作家，这便有了点特别。看来他尤其喜欢用宣言式口吻介绍自身，所用语言 通常也气冲霄汉，值得房地产广告商揣摩借鉴。在《语言憧憬》里他接着写道： “我要说，那些先天不足的小文痞子是不配和我谈论《海骚》的，《海骚》是Keramati， 是神藉我的诗降喻的警告和暗示。”——他似乎想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感到正面 对着一座青铜巨神。他也希望我们知道这样一些事迹：他曾“骑过上百匹马。拥有 过上十匹马。害死过两匹马”，曾“300 里空山绝谷，一路单骑”地“放浪于幻路”。 他之所以“永远地怀念着阿勒泰大山”，是因为坚信“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 些牧人想着它”，（《荒芜英雄路》）因此，他更一发不可收地宣称：“是我使艺 术真正和底层人民的心贴在了一起——这一点任何人都望尘莫及。”这里的“底层 人民”当然是那些让张承志萦系于心的回回百姓，多半还包括“不认字”的穆斯林 妇女，正如他得意的油画《光复洪乐府礼拜寺》——惜未—睹——也只憧憬着“挂 上兰州东川拱北或银川东寺的墙壁”一样。据说在那里而不是在博物馆，“几十万 誓死的哲合忍耶将是我最棒的欣赏者。他们在舍命保卫清真寺的同时，也将守卫我 的艺术。”（《语言憧憬》）虽然我觉得说此类无法证实的话有点无聊——中国既 没有发起一个焚烧张承志作品的运动，他如此尊崇的哲合忍耶目前也非生存在大清 国曾国藩的军刀下——但我还是愿意对能在人间吼上这么几句豪言的人表示羡慕， 因为让我学这种调门讲话，只有一个前提：我脖子上横着把利刃。我个人谈不上顺 遂的区区经历也提醒我，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轻易指责他人狂妄。视别人为狂徒是 容易的，但在我们这个艺术人才遭致压抑几成常例的国家，它也有可能成为可耻的 帮闲，反使天才悲愤的呐喊更加不幸地转为折戟沉沙的屈辱。 初读张承志《北方的河》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这部自传气息相当浓厚的作品， 开篇即有着那时文人惯于亮开的“大任”意识和忧患情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 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 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不用说，这样的文字用于一篇小说的开头多少有点奇怪，它 除了表明当时的时代亢奋外，还暗示作者的别有寄托。作为代价，《北方的河》在 艺术上遂大显粗糙，不少文字都像作者走过的人生路那样硌脚。作者与主人公交叠 地抢着话筒，以至我们每每忘了是在读小说还是读一位热血青年的浪漫日记。弥漫 全篇的倾诉欲望，表明小说只是一个被借用而未必被尊重的手段。小说构成法里的 诸多要素被忽略了，所见只是主人公“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的匹夫心志。也正因 此，留在记忆中的便不再是小说印象了，依稀记得的乃是主人公独自泅渡黄河时的 桀傲雄心，就像金庸笔下断臂英雄杨过在黄河滩头苦练武功那样。 作者分别由宁夏和台湾两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题目都以中篇小说《黄泥小 屋》命名，该小说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便可见一斑了。小说似乎一上来就想吓唬一 下读者，个中不时出现的“竹笔老满拉”、“乃玛子”、“俩依俩罕”等词汇，充 盈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个人色彩。不怕见笑，读他另一部《西省暗杀考》，我碰上 的语言障碍甚至超过我用蹩脚英语读原版小说的程度。读原著时，我还能借助字典 粗通文意，而在这篇小说里，面对那些说不上是蒙古文还是阿拉伯文音译的字眼， 我只有束手无策的份。我自命算得上一位在别人从事语言探险时不轻易闭上眼睛的 人，我饶有兴趣地读着小说，尽可能争取被他那闪烁着“异端之美”的情境所打动。 有完美的小说，也有不无特色的小说，我希望《黄泥小屋》属于后者，前提是张承 志先生除了大语震人奇语耍人之外，还能拿出点别的东西。 《黑骏马》是另一部张承志感觉非常了得的小说（这么说一方面是由于他入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跨世纪文丛”的小说集即以“黑骏马”为题，另一方面则是张承 志自我感觉不佳的作品我几乎没有发现过），似乎也是他把小说写得最像那么回事 的东西。小说虽不足五万字，却有着相当的底蕴和厚度，背景宏阔，气息沉雄，男 主人公的阳刚正气与复调般出现的女性柔美，如一支幽绝的唢呐，吹奏出悲怆的旋 律。黑骏马“钢嘎·哈拉”的美妙步点更为小说平添一股脆生生的节奏感。他笔下 的索米娅，通体焕发着饱含本真色彩的沧桑丽质，大俗大美，常常还伴以揪心之痛。 这部小说我不忍释手地读了两遍，它让我感到：把小说写得一如生活本身，仅有才 情是不够的，更需要对人生的深沉咀嚼和够格的理解。他若老是向世人牵出一匹又 一匹“钢嘎·哈拉”来，作为小说家的张承志将是多么令人感谢呀！他为什么不呢？ 回到那篇他高标自恃、并以“竖子不足与谋”的姿态拒绝批评的小说《海骚》。 看来，张承志对于在中国做一名小说家如果不是很有信心，便是对小说缺乏一以贯 之的理解。也许张承志想尝试一种新文体，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东西（当然不 是散文诗），但又不像介于驴和马之间的那种生命那样容易辨认和命名，所以他兀 自将其称为“小说”。《海骚》中几乎没有可供玩味的人物，也谈不上连贯的情节， 所见只是作者在“何况我怀着叛逆的诗篇”的自我暗示下，在一艘名叫“雪岛号” 的侦察船上生成的关于故乡“阿洛达莱”的绵绵思绪。这思绪几乎是暴烈的，何况 作者还见缝插针地在段落间不断铺排自己的信念和豪情，如“我以骑手的速度，用 我的诗篇点缀夏季的美丽草原”、“我是神鸟衔来的一颗种子”、“它将宣布异调 之美/ 它将宣布异端的爱情/ 它将宣布圣域的开始”等等。稍嫌幼稚的叠句的频繁 使用（如“黑亮亮沉甸甸的大涌猛地鼓涨涨地顶上来了，又险危危地一滑落下。漫 天密密的白雪片片总算和闪荡的黑涌混扰成一团啦”），也为这部作品点染了颂歌 而不是小说的色彩。侦察船“雪鸟号”无休无止的出航被赋予了某种统驭全篇的结 构功能，然而我们竟没能从这份费力的结构中看出多少深意来。 在《艺术即规避》一文里，张承志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 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而诗意的两大标准也许就是音乐化 和色彩化”。既然他又脸不变色地将作品命名为“神示的诗篇”，我们对他的艺术 只能敬谢不敏了。张承志在中国文坛上的声名，似乎更多还是靠着所谓“伊斯兰的 黄土高原”背景，及那股扯着嗓子嚷嚷“我决不背叛”的不雅腔调，而非如王安忆 或余华那样仗着本色才华。由于他常常无法笼轭住呐喊欲，他艺术上的成熟和大气 便只能一再受到延误。 张承志另一部以小说自诩而事实上与小说关系更远的作品便是《心灵史》。谈 论张承志却不论及《心灵史》是说不过去的，何况那又是一部作者以惯有的作风向 读者拍胸脯担保的作品：“这部书是我文学生涯的最高峰”，“甚至我还在考虑， 就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然而读完小说后，我们也许会钦佩其人，却 极难如作者预期的那样对作品本身予以多少嘉许。 在该书前言《走进大西北之前》中，作者以“兴奋而恐惧”的心情，表示自己 “面临的使命”是“描述它们”（指哲合忍耶族）。这看来是个既崇高又艰巨的使 命，为此作者曾“用了五年时间，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和西海固贫农在宗教上毫无两 样的多斯达尼”，也曾八次去大西北，甚至一九八九年的玛莱丹斋月还在“宁夏川 里的一座清真寺住定，一天天过着真正哲合忍耶的生活”。但是，就像司马迁在 《史记》里运用了一些想象笔墨却仍不妨碍作品的信史性质一样，张承志在《心灵 史》中相当克制地采用的若干虚构笔法，也同样不能证明他写的就是一部小说。看 来，对哲合忍耶族人的崇敬虽然激发出张承志“新的长征”的雄心，却也阻涩了笔 墨的流畅。伟大的先烈使他因为激动而不知所措了，笔尖上的颤抖随处可见。这兴 许怪不了他，既然他会用一种毛愣愣的口气问“你知道乾隆年、嘉靖年、同治年或 者是民国二十八年的历史事件吗？”既然他坚持认为“由于我的出世，哲合忍耶才 算有了第一个用汉文写作的作家”。那么，当作者听到“今天的哲合忍耶要求我的 却是：沉默的终点到了。给你口唤——让世界理解我们”时，他便很难进入创作的 自由世界。既然使作者迷狂的乃是“目不识丁饥寒交迫的农民中居然会出现张承志 为他们写书”，那么为了最大程度地再现哲合忍耶的宗教史，作者事实上便与从容 的著述心态拱手作别。与此同时，诸如“我相信，散布在中国各地的几十万哲合忍 耶正为我骄傲”之类多余的信念，也不可能不给他带来额外的压力，结果便颇为可 怪：我们自以为在读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是的，我佩服 作者的平民立场，但这份佩服心无法向我的艺术标准行贿，《心灵史》使我意外地 了解到中国还有这样一群悲哀的人民，还有这样一段悲怆的历史，它使阅读变得沉 重了，也使书籍变得富有教益，然而说到对小说艺术的探索或追求，则无从谈起。 读罢随笔集《荒芜英雄路》后再读《心灵史》，实话实说，我陷入了深深的痛 苦和莫名的困惑之中。如果张承志先生只是有那么点自爱，只是太喜欢自我吹嘘， 我完全可以由他去，何况，他这种做法不就是所谓“搔痒”之道吗？总嫌别人搔痒 不对路，非得自己动手才过瘾。我要说，促使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根本上在于他 所赖以自豪的个人精神，不仅相当霸道，还十足凶险。换言之，他干涉了我，使我 无法对他的臭美一笑了之。 首先，张先生具有一种不能自拔的自恋意识。他所有作品，几乎都以本人为主 人公（这并不碍事），而他对这位主人公的歌颂又完全是兢兢业业不遗余力的（这 就麻烦了）。在《北方的河》中，作者曾交替使用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来完成对 自我的倾诉，在别的随笔里对自己（或抒情主人公）不断用最亲昵的第二人称加以 玩味，更是张承志笔底的常规风景。如“必须在今天回忆五年前那个开始。那一天 你在一面陡土崖上，端详凝视着沙沟寺。这是在深知其味后的近乎崇拜的凝视。于 是——激动在冰一样的冷静中涌起来了，你并没有觉悟到自己的凝视正穿透黄土层， 你只是用蜡笔和油画棒，胡乱画了下来”。（《语言憧憬》）我得承认，一个老是 可以用文字对自己溜须拍马的人无疑是幸福的，但又是让人很难佩服的。何况，他 还同时认为自己具有“节制谦虚的权利”（理由是：“我并不认为有哪一个人具有 与我匹敌的思想经历”），他的自我赞美便完全没有收敛的迹象，达到一发不可收 的脱缰程度。 抒情性地赞美自己并非张承志最感兴趣的表达方式，不，他更擅长用教廷布道 般的口吻高屋建瓴地歌颂自身。我们读到太多这样的语言：“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 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自己一次的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 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我用十年功夫磨炼了自己的语言。”（《语言憧憬》）“我 命定要填补一项空白。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俗日下没有正义的时 候，当你们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 ——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这是一个神圣的约束，你们会像十多年前感到 过一样地重新发现：我不会背叛。”（《荒芜英雄路·后记》）他“坚定地相信” 中国存在着一批他的“个人读者”，与此同时他又以更坚定的口吻说道：“这一批 读者存在于中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看来为了夸饰自身的不同凡响，张承志不 惜把自己弄得怪诞。由于他正“急剧地成熟着”，而且处在一种“左右无法借鉴” 的窘境中（这“左右”包括沈从文、钱锺书，必要的话还包括鲁迅），他只能独自 与这样一些“‘命题’相遇：时代、国家、民族、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 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性”。即使我们决心对他表述上的 外行之处不加纠缠（如“国家”或“民族”是否算得一种命题），也当能看出任务 的艰巨。好在作者天赋异秉，甚至可以“在那白日梦中突然不学而悟地懂了英语”。 这能耐我曾在一本谈论“招魂术”的书里读到过，有位菲律宾男孩就曾突然无师自 通地说起了祖鲁语。 请允我一陈浅见：仅仅认为自己在中国怀才不遇，这基本上算不得一种见解， 因为顺风满帆者也可能混迹其中并以一种更委曲的腔调大叹不幸。张承志很希望在 我们这个不再崇拜英雄的时代里重新成为一位英雄，这“念想”本来不坏，只是他 的方式却相反地显得怯懦。这部分体现在他对待批评者的态度上，他习惯把针对自 己的批评称为“恶毒攻击”，如果这指的是“我周围活得轻松如蝇的军人思考吗？ 我周围写得纸腐墨臭的文人思考吗？”之类狠霸句子，那倒确有几分“恶毒”气味， 然而这话偏偏出自愤懑者张承志本人之口。（见《杭盖怀李陵》）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真有张承志所谓“私人读者”的话，对张承志固然重要， 对他人却不啻为一种威胁。因为我吃不准那到底是一批“读者”还是一群信徒，正 如我吃不准张承志到底只想当一名作家还是志向更加高远地想当一名光明教主。记 得章太炎曾认为康有为比袁世凯更不可原谅，因为袁氏的称帝野心多少还算人之常 情，康有为居然想当教主，那是无论如何不可原谅的。同样，当我读到“如今你只 能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既然你举意要统一人心和历史”和“我要实现比诗更 重要的一生，让它的美丽和沉重/ 成为后世信仰的一盏明灯”时，我大惊失色。我 想，除非这里出现了手民误植，不然，原谅张承志对我将非常艰难。 一个追求伟大的人，一定要以“统一人心和历史”或“成为后世信仰的一盏明 灯”来要求并鞭策自己，这伟大若仍然不成为一种症状的话，就必然构成对他人的 冒犯。好在张承志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强大，他的回民立场偶尔也有飘摇的时候。 当他在《沙里淘金再当英雄》里写到“日本不可能是一个产生对于人类基本问题答 案的国度。关于人的歧视、人的意味、人的历史与未来的大问题，应当由一个相当 的大文化大背景的拥有者来回答”时，明眼人一望可知，他无意间抛弃了回民立场， 转而靠悠远广袤的汉文化去蒙人了。凭良心讲，这点微末见识发发牢骚还凑合，别 的“念想”最好搁置一边。一把剑磨上十年许是够锐利了，语言的功夫——如果我 们对语言还有点尊重的话——可不是按年头算的。 （原载《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