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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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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的几个孩子拖家带口，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平日寂寞的小院，一时间喧哗了起来。隔壁左右远远近近的一些老头老太太和他们的子女们也一拨又一拨地过来看热闹。第一代人说着第一代人的话，第二代人聊着第二代人的事，第三代人忙着第三代人的活－－尽管一个个人高马大了，他们凑到一起，依然是嬉笑打闹，玩一些孩子们的游戏：甩扑克，打游戏机，开很大音量地看动画片，或涌到电脑前调出当前最走红的流行音乐听。 赵家几个孩子，除了西平之外，大都过着本本份份的生活。其实就是西平，也没做过什么大恶事。在起起落落十几年之后，现在也找了一家旅游公司规规矩矩地打起工来。当初“烧包”的时候，其实也只是跟着人家真正的大款起哄，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大马弁而已。那华屋是租的，交不起租子就退掉了。香车是人别抵债的，等他欠别人债的时候，又抵给了别人。北定说过，咱们赵家人，哪是做生意的料呢？跟咱爹一样，一辈子给别人打工的命。如今，北定吃着一份微薄的养老金，幸亏还有老爹的一份工资和一份保姆费撑着，要不然，连房子都没得住的。南进在深圳倒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企业是台湾人的，做电器。那老板的父亲据说是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一个老兵－－那是一个真正的老大头兵，一点衔儿都没有。到了台湾靠给人家擦皮鞋才活了下来。兄妹们常开南进的玩笑，说咱们老爹将别人的老爹打得到台湾擦皮鞋，现在轮上你给人家儿子擦皮鞋了。南进一脸无奈地说，怎么办呢？给人家擦皮鞋，人家给钱，给的钱比你共产 党多。以往一说到这类对党不恭不敬的话，老人都会立即破口大骂的。再早一点，孩子们的言论哪怕只是有点落后，有点消极，都要受惩罚的。中欣记得，南进上中学那会儿，父亲问他交了入团申请书没有。因为南进对班上那几个团支委看不惯，刚嘟嘟了一句“我才不入他们那个臭团”，话未落音，就挨了父亲一耳光，紧接着又被父亲狠狠训斥了四个钟头。南进说，自他懂事以来，父亲和他说的话全部加起来，还没那一天的多。大家拿南进开玩笑的时候，南进便将战火引到了东胜身上。南进说，咱们好歹还是给咱中国人打工，咱们哪比得人家上东胜啊，越洋过海，跑去给美帝国主义打工呢，还上赶着要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人呢！东胜马上说，咱爸一辈子紧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咱们年纪轻一点，只能紧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代啦。人家在那儿还不光是打工，是真真切切地当了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了，给美国政府纳税呢。西平说，还是咱北定姐立场坚定，坚决只拿党给的六百大毛不动摇。 说这一类话的时候，中欣的父亲常常是一脸的木然。然后起身独自离去。 每当这时，就有人说，老爷子又不高兴了，以后别当着他说这些了。可是下次，说着说着，又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戳痛了老爷子的心。 有时候，老爷子也想加入子女的聊天。这一点，中欣早就感觉出来了。可是老爷子总是刚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许多年来，他和儿女们只说一套语言。如今这么一把年纪了，想换换还真难。 和孙子辈们就更说不上什么了，他们说乔丹，说盖茨，说美国大片，说世界杯欧洲杯南美解放者杯，说名牌鞋，说摇滚说美国乡村音乐，叽哩哇啦的洋名一串一串听都听不过来。他们不再听老人讲的古老故事。有一次，电视里面在放一部老影片，一个小战士正在向连长表决心。听着那不太标准的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他们一起哄笑了起来。而这类豪言壮语，中欣他们小时候每次都听得都热血沸腾，泪光闪闪。看完电影回来，还要写日记写感想。现在的孩子们却在天真无忌地嘲笑着老人的历史。 大家的这些不敬之言让老人又恍惚又尴尬，中欣甚至觉得大家有点故意，仿佛是要对老人多年来至高无尚的权威进行挑战和报复，有意拿老人的神圣来开玩笑，心里渐渐地不安起来。 今年，大家像商量过一样，只要老爷子在场，都不再说那些让他难堪的话，只是聊一些很琐碎很日常的事，屋子啦，家俱啦，收入啦，身体啦，孩子的学业和前途啦。更多的时候，大家是一起回忆童年。从电视里的一首歌，到桌上的一粒饭。从家里的一个旧物件，到一句都能心领神会的话语。这一切，都能扯出一串一串的昔日生活。老爷子每到这会儿便会表情很丰富地听着。偶尔眼睛红了，便装作吃零食上厕所或平白无故地喊叫一声哪个孩子，以遮掩一下。 在中欣家几个孩子拿父辈的神圣开玩笑的时候，可可家的兄弟姐妹们也开始了对父亲的追问。 八十年代以后，可可父亲的一些海外亲友故旧部下学生陆陆续续回大陆来了。他们有的在台湾做了高官，有的在香港成了富商，有的在欧美谋得了一个很体面的职业。连最不济的，也过着比大陆富裕安逸得多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都跟可可他们差不多的年纪，但早已是一些欧美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去过世界上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有一份收入很可观的工作。而洋房小车一类，对他们来说，几乎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说，上中学时，他们就有自己的车了。而当时可可家还有几个孩子一起挤在父母亲那套六十多平方的房子里，最小的弟弟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从那些海外亲友与父亲的谈话中他们得知，父亲当时也是可以走的，因为父亲和空军的关系，父亲甚至可以将全部家眷带走。但父亲却留了下来。孩子们不无责怪地问，你为什么不走？可可记得父亲沉思了很久，说，我要说了，你们又会说我被共产 党洗了脑。我可以很认真地说，那个时候，共产 党不喜欢国民党，许多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国民党。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留了下来。一是离不开家乡，二是希望等待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关注共 产党的主张了，我们也读共产 党的报纸，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我们赞同他们的民主自由理论，觉得他们比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好，比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要好。 孩子们又问，你现在后不后悔？ 父亲说，也后悔过。后来想，后悔做什么？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想做一个有操守的人，你付出了代价，这就是得失相当。你们想，那个时候，一个飞机座位是要十几根金条来换的。我们全家老老少少上十个座位，一百多根金条我都不后悔，还有什么值得后悔呢？要说后悔，我倒是很替共产 党后悔，让那么多真心实意想为国效劳的人伤了心。 据那些海外亲友说，可可的父亲不但自己留了下来，还将许多宝贵的测绘资料也留了下来。那些资料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时间，也节省了大量的资金。为此他还冒了很大的风险。 在可可的印象中，父亲和岳父在他们极其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有两段时间是很相似的。一是五十年代中期，他们都沉浸在一种建设的热情中，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走到同一个舞台上。父亲在结束了战乱，脱离了一个他厌恶的政府之后，希望用他的知识，专心专意为国家作一些工作。岳父则是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脱下战袍，拂去硝烟，大刀阔斧地建设自己打下的这一片江山。可可至今还记得，1956年的一天，父亲回家时的那种兴奋之情，他连说话的音调都变了。父亲说他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了武汉，召集知识分子开了一个会，说要掀起一个建设祖国的新高潮了，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大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段时间是文革，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都在挨斗，都在认罪，都在痛骂自己。一个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劳动人民的罪人。一个说自己是叛徒工贼内奸的应声虫马前卒，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反对毛主席的罪人……当他在岳父家看到那一摞摞与父亲曾写过的一模一样的检查时，心底涌出了一种莫名的荒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