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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双桅船上的故事


  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真是很高兴。你在信中说,看到有关美国电影界的报道,说是世界著名的电影导演斯匹尔勃格,继“辛德勒的名单”之后,在今年又拍摄了一部历史巨片,恰好是与美国建立之后反奴隶制的一段历史有关。你说,你看过“辛德勒的名单”,领教过这位导演对于历史题材的艺术塑造能力,相信电影一定会很有魅力。由于最近我们通信聊的内容,正好是这一段美国历史,所以很想让我介绍一下,在这部艺术化了的新片后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在支撑。这样,将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许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你提到的这部电影叫做“阿姆斯达”。斯匹尔勃格确实是一个很有眼力的导演,他选中的这个题材,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照美国人的说法,是一个“里程碑案例”。你的问题也非常有道理,电影可以非常形象化地重现一段历史,使人们有身临其境的强烈感受,这是我的信和任何一本历史书都无法做到的。但是电影毕竟是艺术化的结果,它有时使你在非常确切地想了解历史事实的时候,有一种疑惑和不满足的感觉。它自有它的优势和局限性。回答你的问题,恰好可以弥补这样一个不足。
  说斯匹尔勃格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导演,不仅因为这部影片所依据的历史事实,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建国之后,直至南北战争之间,这一阶段在反奴隶制问题上的状况,还因为事件本身就是如此地戏剧化,甚至情感化。你一定还记得,我在上一封信里提到,在美国的这一段历史演变里,充满了太多的心灵挣扎和感情波澜,这也是一个历史事件不仅吸引了一些纪录片的导演,居然也感动了一位故事片的大师级导演的原因。没有对真实历史的感动,斯匹尔勃格是不会产生这样的创作冲动的。
  在讲述真实的“阿姆斯达”事件之前,我还必须把当时的历史背景,接着我上次的信再聊下去。
  上次我写到在制定美国宪法中,南北双方有关奴隶的问题上,达成了三条妥协。这三条妥协归纳起来,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禁止进口奴隶的问题上,给了南方二十年的缓冲期。第二个部分是,在如何以及何时解决殖民时期遗留的奴隶制问题上,联邦承认无权对各州作出强制性裁定,而是由各州自己立法解决。
  我在上封信也提到,这个妥协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南方对于废奴原则的承认。南方声称只是需要缓冲期去达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当时看上去态度顽固的只有两个极端的南方州,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在这种形势下,北方觉得,在这个以“平等自由”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新国家里,既然大家公认这个原则,那么,即使在南方,对于人性必胜,甚至会很快取胜,都完全可以持有信心。
  应该说,这样的信心反映了美国建国时的推崇自由平等精神的大势所趋。一个证明是,虽然不是所有的州都象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那样,在独立之前就废奴。但是至少,在美国宪法所限定的禁止进口奴隶的1808年限期之前,几乎所有的州,都已经纷纷立法禁止进口奴隶。而且大多数州的立法时间都远在限期之前,甚至有的立法就在联邦宪法生效的前后不久。不少州在立法之前,就早已经事实停止了奴隶交易。而只有这两个极端南方州,在立法之后,仍然有违法的进口奴隶的事件发生。
  另一个证明是,北方各州在立法禁止进口奴隶的同时,纷纷开始了下一步的步骤,即通过禁止内部的奴隶交易和彻底废奴的立法。
  看上去,一个新生的美国似乎可以比较顺利地逐步解决这个殖民时期的遗留问题,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新一页历史了。可是,历史河流偏偏向着另一个方向淌去。
  有一个原因,也许是对于两个极端蓄奴州,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的能量,北方似乎是远远估计不足。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一个意外的技术发明,也进一步坚定了南方维护奴隶制的决心。这就是轧棉机的诞生。以前,生产棉花的南方受到手工轧棉速度的限制,种多了也没有意思,反正多了也来不及轧。劳力的需求也就是有限的。轧棉籽机的诞生,使得棉花成为美国南方的一个白色金矿。
  当时南方庄园主们听到轧棉籽机发明的消息,就和一个人听到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一个富金矿的感觉,几乎相同。与真正的金矿开采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棉田里需要数量巨大的,“挖金矿”的廉价劳力,因为土地与当时的人口相比,几乎是无穷尽的。尤其是对于佐治亚这样穷了几世的地方,说是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让他废奴,在他看来,就跟下一纸通令不准他开自己家的金矿的意思是一样的。
  另一个情况是在建国时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从1796年到1821年,在短短的二十五年里,建国时只不过拥有十三个州的美国,就有八个区域进入联邦,逐渐成为美国新的独立州。美国一下子扩大了一多半。
  问题是加盟的这些新的独立州,也包括了由极端的南方蓄奴州居民向西逐步移民所形成的一些区域。它们的态度和状况,和两个极端的南方州非常相似。也就是极端蓄奴力量的扩大。这样一来,美国建国初期,在对待奴隶制态度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逐步形成了双方可以抗衡的均势力敌的阵势。原来看上去比较有把握的发展趋势,一下子悬乎起来。
  于是,北方终于发现,原来以为,在大家共同认可的自由立国精神之下,奴隶制是一个期望由各州自己逐步解决的殖民地遗留问题。然而,现在眼看着南方利用宪法所放给各州的自主权,不仅不打算经过一个时间缓冲,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试图使这个制度巩固下来,长期合法化。
  也就是说,由于极端南方州的坚持,和新的蓄奴州的加盟,奴隶制在这块土地上的性质,与美国独立时的状态相比,又发生了一个本质变化。它已经不再是期望中走向消亡的一个“殖民时期历史遗迹”,它已经成为这个新国家本身的一个最大的现实问题。
  这时,代表着美国精神主导的北方,终于意识到,美国已经无可避免地要在历史上留下这个污点,美国的自由精神也已经无法不因此而蒙上永久的羞辱。尽管北方大多数的州,在建国前后,就依靠自身的能力,自己清除了这个殖民地遗留的污迹。但是,他们不能否认,南方也是美国的一部分。虽然在分治的状态下,每个州拥有自己的基本主权,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仅北方无权干涉,就连联邦政府,同样无权干涉。
  整个形势清楚了以后,以北方为代表的美国精神主流,开始对南方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下决心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反对奴隶制的漫漫征程。在此之前,北方反奴隶制的过程,基本上是一场“自我革命”。现在开始,却是在一个同叫美利坚合众国的名称之下,一个正义的力量和一个邪恶力量的较量。
  但是,与殖民时期相比,反奴隶制力量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公认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精神。宪法也已经提供了一个严格的民主体制,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完善的立法体系,为他们一步步地达到目标,提供了切实可以依据的章法。一切就看他们如何去运用这个制度了。
  说实在的,观察他们如何利用整个制度进行操作,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使得对于这样一场反对非人道制度的斗争,显得理性,有逻辑,也非常经琢磨。
  “阿姆斯达”事件,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那是1839年,美国诞生五十六年的时候。
  “阿姆斯达”是一艘双桅船的名字,后来成为由这艘船所引发的事件的名称。本来,这艘船上就没有一个美国人。这是一艘货船,它的船长是一个西班牙人,两名货主随船,也是西班牙人。它起航的港口是今天的古巴首都哈瓦那,目的地是古巴的另一个地方--普多.普林西,航程并不太远。一般来说,三,四天的行程足够了。
  之所以船长船员大多数都是西班牙人,这是因为当时的古巴还是西班牙殖民地。应该说,这是一艘与美国毫不相干的船,不论船上发生些什么,这也是一个和美国毫不相干的故事。可是,在它起航两个月之后,疲劳破败地在纽约的长岛附近抛锚,放下小船,寻求给养。闯入了美国海防队望远镜的视线,就这样,“阿姆斯达”也随之漂进了美国的历史。
  是的,我没有写错,这艘应该几天就到达目的地的双桅船,确实在海上整整漂了两个月。这并不是一个通常发生的遭遇风暴的海难事故,而是在这艘小小的双桅船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暴动。在斯匹尔勃格执导的“阿姆斯达”电影中,一开始就以浓烈的笔墨描绘了这场暴动。原来,这是一艘奴隶船。
  那么,在当时的古巴,奴隶制的状况如何呢?你一定记得,最开始在整个美洲殖民地上推行奴隶买卖的,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才加入了英帝国。
  但是,在“阿姆斯达”的年代,不仅美国,英国也同样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对奴隶制的力量。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立法禁止奴隶贸易,而且通过国际协议,整个切断从非洲出发的贩奴航线。这不单单因为这是整个奴隶制中最残酷的一个部分,同时,也必须先切断新的奴隶来源,使得原来的奴隶制被限制在历史遗留的范围之内,这样,才有可能早日解决。
  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西班牙王朝也迫于国际压力,在1817年与英国签下了禁止从非洲购买奴隶的协议。并且在古巴有了一个“反奴隶交易法”。
  但是,在立法问题上,迄今为止一直存在这样的状况。那就是,不论是国际间的协议,还是一个国家自己制定的法律,都大致不出乎两种状况。
  一种法律来源,是这个国家,地区或者群体,对于一个命题的思考和反省的结果。他们因此制定一个规则,愿意共同遵守。对违规者按法规进行认真惩处。这样的法律逻辑性强,执行的过程也比较清楚。诚然,这样的法律仍然会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为人类在某一个阶段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但是,它是认识一步走一步,也许前进的脚步缓慢,但却是扎实的。这种法律,我常常用大白话叫它是“真诚的法律”。
  另一种法律来源,是对外部压力妥协的结果。一些地区,它自身并没有产生与这条法律相适应的认识基础,但是出于种种压力,不得不诞生这样一个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有着“违法”的强烈冲动。这样的法律,它的目标可以定得非常高,看上去可以比那些“真诚的法律”更“漂亮”。可是一触及现实就会完全面目全非。我把它叫做“虚假的法律”。
  古巴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当局执行的“反奴隶交易法”就是一个虚假的法律。“阿姆斯达”事件,就是这样一个虚假法律所结出的一个恶果。
  也就是说,事实上,当时的古巴当局对于奴隶制还完全没有反省,这个迫于外部压力而签署的法律,也就形如虚设。当局对奴隶交易实际上是予以支持。官员也勾结奴隶贩子瓜分利益。在古巴,违法从非洲贩奴完全是公开的秘密。
  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1839年4月,一艘名为“泰格拉”号的葡萄牙奴隶船,在叫做“卢姆波科”的一个西非最大的奴隶市场,装载了一船奴隶,运往古巴。在这艘船上,有着几个月后“阿姆斯达”号上暴动的主要成员,暴动的领袖辛盖,也在其中。于是,“泰格拉”号的这次非洲之航,为几个月后的“阿姆斯达”事件,拉开了序幕。
  在电影里,你所看到的西非“卢姆波拉”的巨大城堡一般,石砌的奴隶市场建筑,都是真实的。因为,我曾经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过它的遗迹。电影里奴隶市场的卖主都是西非当地的黑人首领,这也是真实的。
  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至今还困扰着许多被卖到美洲来的黑奴的后代。他们能够理解白人奴隶主购买和奴役了他们的祖先这样一个事实,因为这可以归咎于种族歧视和贪欲。而且,接受另一个种族的罪恶,在心理上毕竟更容易一些。但是,他们从感情上不愿意接受“卢姆波拉”,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祖先的“黑人兄弟”,也是制造这个人类悲剧的一部分,其原因同样是贪欲。曾经有一些黑人学者经过研究之后,认为“卢姆波拉”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当时的黑人卖主,并不知道这些被他卖掉的奴隶,可能会遭遇多么悲惨的境遇。
  我依然认为那些白人奴隶船的船长,比“卢姆波拉”的黑人首领在道义上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其原因是他们的“进化”程度更高,实际上更“明白”。但是,我对黑人学者的上述研究结果,是持有疑问的。我怀疑这些黑人卖主会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就会更少地被贪欲所控制。“卢姆波拉”的存在,实际上证明,善与恶的分裂,人性与兽性在内心的抗争,是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类的种族之中的。
  可以印证的,是电影中的另一个细节也是历史真实。就是“阿姆斯达”号暴动的领袖辛盖,是在前往自己家稻田的途中,被他的黑人邻居绑架,然后被胁迫步行三天,走到西非海岸,被卖到“卢姆波拉”抵债的。“卢姆波拉”的奴隶货源,基本上都是由类似的黑人绑架者,通过同样的方式捕捉和提供的。
  一些白人和黑人,在同一个贪欲的引导下,携手葬送自己的同类。一场悲剧就是这样开始的。电影中有关奴隶船上的一幕,斯匹尔勃格是在逼迫人类了解自己,了解人的兽性可以发挥到如何淋漓尽致的地步。
  电影中奴隶船一幕的历史基础是,当时从西非到美洲的航行接近两个月,在辛盖所在的“泰格拉”号的旅途中,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黑人,在恶劣的条件下死亡。而且这样的“损耗率”,在几百年来的非洲奴隶贩运过程中,并不是罕见的。
  当“泰格拉”号抵达邻近古巴水域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份了。感觉中几乎是没有尽头的航行,终于接近终点。可是,“泰格拉”号却在船长的命令下抛了锚,静静地停在六月酷热的烈日之下。船长不敢贸然进去,他还是感到害怕。他究竟怕的是什么呢?
  他害怕的并不是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他怕的是英国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正因为古巴当局对于限制奴隶交易,只有一个“虚假法律”,根本不认真执法。因此,奴隶船才依然猖獗。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反奴隶制力量组织了一些船,尽最大的可能在接近古巴的水域,把古巴团团围住,摆出“你们不抓我们抓”的劲头,确实也有足够的威慑力量。
  因为根据1817年的英国与西班牙的协议,任何违反从非洲贩奴的禁令的人,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在这里,你一定发现,哪怕是一个在压力下产生的“虚假法律”,相对于根本“没有法律”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毕竟可能产生这样的机会,据法力争一个实质性的,哪怕是微小的胜利。
  “泰格拉”号静待到夜幕降临。然后,悄悄地潜入了古巴海岸。辛盖和其他黑人被迅速卸下船,拖进灌木丛。经过一段夜行之后,在一个仓库里被关了十来天。在又一个六月的夜晚,他们最终被带到了哈瓦那的一个奴隶市场。到了这里,“泰格拉”号的船长终于可以彻底松一口气了。因为,在古巴,尽管进口奴隶在非法之列,但是,国内的奴隶交易却依然是合法的。而且,对于在国内的奴隶市场中,正在大量贩卖非法进口奴隶的这样一个事实,古巴官员的态度,一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在六月下旬的一天,“阿姆斯达”事件的两个西班牙人主角,出现在哈瓦那的奴隶市场。他们是五十八岁的蒙岱和年仅二十五岁的路易兹。他们是古巴另一个叫做普多.普林西的地方的两个庄园主。他们结伴而行,远途赶到这里,是为了在哈瓦那采买。问题在于,他们的货物采购单上,还包括奴隶这样一种“货物”。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哈瓦那的奴隶市场上,天天在出售非法进口的非洲奴隶,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蒙岱和路易兹熟门熟路地寻上门来,在刚刚运来这船“新鲜货”的“泰格拉”号葡萄牙船长的陪同下,走进了奴隶市场的其中一个院子。蒙岱挑选了辛盖和同船而来的另外几十个黑人,总共四十九名,全部是男性。而路易兹看来财力并不雄厚,他买不起需要450美元一个的男性成年黑奴。于是,他去逛了属于另外几个船长的院子,最终带回了四个只有十来岁的黑人孩子,其中有三个还是女孩。
  银货两讫之后,他们很快去哈瓦那的海关当局办理了通行证。在他们的通行证上,注明了他们携带旅行的货物里,包括53名“拉丁裔黑人”。这是什么意思呢?由于漫长的奴隶制,在古巴已经有了大量长期居住在这里的黑人,甚至有了在古巴出身的黑人,所以,当地政府就承认他们已经是归化后的本国人了。因为西班牙人是拉丁民族,所以就称这些黑人为“拉丁裔黑人”。
  看上去,这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海上通行证明。然而,对于这些黑人的身份,却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偷换。
  如果他们是刚从非洲来的“移民”,那么,就有一个移民身份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根本没有大量从非洲来的正常移民。所以,他们的身份定义,就应该是被奴隶贩子非法带进古巴的受害者。然而这两名西班牙货主有了这样一个携“货”证明之后,所有这些黑人,根据古巴合法的奴隶制,就成了长期在此居住的“拉丁裔黑人”,成为合法奴隶了。从人到“货”的过程,就是由这张证明完成的。
  对于这些黑人状况的鉴别,实际上应该是极为简单的。然而,正是由于“禁止奴隶交易法”对于古巴只是一个虚假法律,因此,这些官员可以非常放心地在这个问题上,违法地协助奴隶交易中买卖双方。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并不会因此受到上一级官员的查处。这些官员,当然更知道这张通行证对于“货主”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也不失时机地从中牟利。为了法律形式上的无瑕可击,在这张通行证上,所有的黑人,都象久居古巴的真正的拉丁裔黑人那样,有了一个西班牙语的姓名。
  1839年6月28日,当蒙岱和路易兹,押着这53名黑人,走上这艘他们租来的“阿姆斯达”号双桅船的时候,这一事件的正剧,就正式拉开大幕了。
  这是一艘典型的为近海运送奴隶而建造的小型运输船。所以,船上的雇员并不多。船长只带了两名水手,他们都是西班牙人,这就算是驾船的主力了。同时,船长还有一个十六岁的打杂的小黑奴,他倒是一个真正的拉丁裔黑人,有一个自己的西班牙名字,叫安东尼奥。另外,还有一名黑白混血的厨子。船上还装载了近四万美元的货和给养。
  对于辛盖和黑人们来说,这是他们两个多月来漫长里程的最后一小段了。此后,他们就将象无数的同样经历的黑奴一样,投入热带的甘蔗园,渐渐变成一个“拉丁裔黑人”。他们的后代,也将永远不知道非洲是什么样的一块土地。
  但是,正如斯匹尔勃格在“阿姆斯达”的电影里所成功表现的,这些黑人自从被捕获之后,就自始至终处于极度的惊恐和惶惑不安之中。
  可以想象,在这几百年里,不论有多少黑人曾被卖往美洲,却始终没有人回去过。没有人知道那些登上奴隶船甲板的黑人,离岸之后的结局。当然明摆着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没有人能确切了解,能够糟到什么地步。
  因此,对于“阿姆斯达”号上的其他人来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短途旅行。然而,对于辛盖和他的同伴来说,他们越是感觉即将接近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越是觉得大祸将临,几乎无法承受这最后的精神压力。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船上那个看上去最无关大局的厨子,绷断了黑人们精神忍受的最后一根弦。
  那名厨子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在习惯上,人们都把黑白混血的人,依然看作黑人。所以,按说这名厨子,应该对“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具有更多的同情心,才比较符合常理。但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的。
  辛盖是一个比较有心的人。他一直在试图为自己忧心如焚的问题找出答案。在一个偶然可以上到甲板上的时候,他抓住机会用手势向那名厨师比划,询问到了目的地之后,他们将会被如何处置。一个恶作剧的念头突然冒了上来,这个厨子狞笑了一下,然后用手比划着回答:他们将被杀了,腌成咸肉风干,然后吃掉。看着辛盖突变的脸色,厨子以为,自己只是成功地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他不知道,实际上他在比比划划之中,已经给自己开了一张通向地狱的路条。
  1839年7月1日,这已经是航行第三天的夜晚。辛盖决定无论如何要在抵达之前,挣脱这个任人宰割的厄运。这就是电影“阿姆斯达”一开始的镜头,一个毫不虚构的历史上真正的风雨之夜。暴风雨中,辛盖设法打开了自己的锁链,带着黑人们打开了随船的货物中装有甘蔗刀的几个箱子。他们静候到风暴过去之后的凌晨,在乌云遮月的黑暗中,经过一场短暂搏斗,甲板上到处流淌着腥红的鲜血。
  电影对于这场奴隶暴动惊心动魄的刻划,并不是虚构的,双方都有伤亡。历史事实是,仅有的两名西班牙船员在搏斗之后,自知将不敌数量众多的黑人,吓得冒死跳海,从此失踪。船长和那名厨师在暴动中被黑人所杀。船长在抵抗的时候,打死了一名黑人。另有几名黑人在混乱中受伤。最后,当这艘失去驾驶的双桅船,象喝醉了酒一样,在乌云密布的漆黑大洋上晃荡的时候,船主一方只剩下了三个人: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以及几处受伤的西班牙货主,蒙岱和路易兹。
  蒙岱和路易兹的幸存,是“阿姆斯达”号的状况所决定的,因为黑人没有任何驾驶经验。于是,黑人们刀下留人,留下他们操纵这条船。辛盖就像在电影里所表现的一样,指着太阳,用自己的语言大叫:回非洲去!
  他们只知道太阳的方向就是家乡,他们不顾一切地要回家。他们不知道,这艘船并不完全适合远洋,也根本没有在出发的时候作远行的装备。所幸的是,侥幸活下来蒙岱,居然真的有过航海经验。
  可是,他们怎么会来到美国呢?看上去是电影中的戏剧化情节,讲述的却完全是历史真实:这是两名西班牙人在驾船的时候,利用了黑人对于航海的无知。他们在接手驾船的那一刻,就用黑人们听不懂的西班牙语作了一个决定。去邻近的美国取得救援。
  这个决定对于他们是很自然的。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要去遥远的非洲,再说,如今他们活命的理由就是这点驾驶技术,一旦到了非洲,他们再凭什么相信自己不会被杀掉呢?可是,他们又无法不顺从辛盖。于是,他们耍了一个小计谋。白天,他们向着太阳走,一到夜晚,就设法调转船头,向美国的方向靠近。就是这样一个走两步退三步的怪诞走法,曲曲拐拐地把这一段航程,整整走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阿姆斯达”号在海上的航行,可以称作是真正的冒险。所有的人只能利用船上有限的给养,这里面虽然包括了两个西班牙货主在哈瓦那采购的,打算带回庄园去的东西,但还是远远不够。因此,两个月的艰难航行,酷暑病饿之下,又有十名左右的黑人死于途中。
  我想提醒你一个细节,就是这艘船上其实还有一个黑人,是知道这个航行把戏的,他就是原来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尽管他也是一个黑人,也是一个奴隶,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不论是他自己还是那些黑人,在“阵营划分”的时候,都是把他的定位定在西班牙人这一边的。因此,在整个航行中,他对于西班牙人的计划,予以充分的配合。
  你在电影中会看到,他们与其他的船只擦肩而过的紧张场面。在真实的事件里,“阿姆斯达”号在美国的水域里,确实数次遭遇其他船只,也确实是在黑人的严密防范下,两名西班牙人始终没有求救的机会。但是,已经有一些看见“阿姆斯达”号的人,对上面的异常景象感到疑惑,报告了当时纽约附近的海军基地。他们也已经派出了两艘船,在海上寻找这艘可疑的双桅船。只是,大海无涯,搜寻并没有什么结果。
  最后,西班牙人的计划终于还是成功了。
  已经是八月下旬了。一天,“阿姆斯达”号正如我前面已经讲到的那样,筋疲力尽地下锚在纽约长岛附近的水面。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黑人第一次这样放下小划子,向陆地寻求给养了。因为即使船上有足够的食物,也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补充淡水。但是,以前他们不是利用晚上,就是在一些荒僻的地方。这一次,显然是情况不同。
  划子上的黑人们一靠岸,就遇上了一个叫格林的美国水手和他的四个水手朋友。“阿姆斯达”的黑人开始和他们用手势交谈,愿意用整个“阿姆斯达”和船上的货物,交换送他们去非洲。而格林只一心考虑如何从这个奇怪的船上得到好处。双方讲好第二天再决定。就在第二天他们再次商讨时,他们进入了一个名叫米德的海防队员的了望视线。在米德的上级吉尼中尉的指挥下,他带人登上了“阿姆斯达”号。
  船上的情景是令人惊怵的。破败的满地狼藉的甲板上,站着几十个的衣衫褴褛甚至赤裸的黑人,有的还以蔗刀武装。他们看上去饥渴交迫,甚至还夹杂着四个黑人孩子,看上去不到十二岁。米德解除了黑人的武装,他们也并没有反抗。在长期日光暴晒之下斑驳的船身上,米德还能依稀读出船名--“阿姆斯达”,米德感到有点荒诞,因为他懂一点西班牙语,知道这是“友谊”的意思。
  在米德的手下人检查船舱的时候,才发现了那两个西班牙人。他们一到甲板上,就跪下大哭着用西班牙语求救。最终,还是由会说英语的路易兹大致讲述了“阿姆斯达”号的“黑奴暴动”故事。米德发现,所有的黑人都只会说一种陌生的土语。因此,他只可能听到涉及两个对立方面的其中一方的说法。可是,不管怎么说,米德至少可以判断,这无论如何不是一艘在正常运行之中的船。而且船上似乎真的发生过涉及命案的非常事件。
  于是,在吉尼中尉带领增援人员抵达之后,他们把所有的“阿姆斯达”号乘客,连同后来从海滩返船,由辛盖带领的两个小划子的黑人,一起带到海防队的船上。在这个过程中,辛盖也确实象在电影里讲述的一样,几乎是本能地跳入海中企图逃离,但是,终于筋疲力尽,又被拉上了船。
  这时,又有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你一定还记得,事情发生在纽约的长岛。按理说,船一靠岸,就是纽约了。但是,这位海防队的吉尼中尉,却命令把船开往与纽约相邻的康乃迪克州。为什么他要舍近求远呢?
  原来,所有当时吃“海洋饭”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条“海上救难奖金”的公约。在那个时代,海上航行特别不安全。不仅是因为各种设备落后,抵御风浪的能力差,还因为海盗猖獗。因此,如果什么人能够在海上救下一条遇难的船,救助者就可以依法得到船上的一部分货物,作为奖励。奖励的比例一般相当大。应该说,这也是公平的。因为不仅救难者往往要冒很大的危险,而且对于货主来说,如果没有救难者,他就可能损失全部货物,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一起送掉。
  所以,在事情基本平定的时候,吉尼中尉已经打开了小算盘。这艘船是否载有多少值钱的货物,他还不清楚。可是,这是一条奴隶船,船上有黑奴,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在奴隶制中,奴隶是主人的一份财产,在船上也是作为“随船货物”论处的。因此,假设船上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这几十名黑奴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吉尼中尉立即当机立断,把他好不容易撞上的这笔财富,迅速带离纽约。
  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当时的美国现状:在奴隶制问题上,南方完全是站在反面的,而北方有关彻底废奴立法的进展也不尽相同。此刻,纽约已是一个自由州,而同为北方的康乃迪克州,在北方属于废奴过程比较缓慢的。它是在“阿姆斯达”事件发生的九年之后,才立法彻底废奴的。所以,如果吉尼中尉和他的海防队想要得到的货物奖励中,也包括黑奴的话,他必须速速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开自由的纽约。
  美国在这个时候,奴隶制问题所造成的分裂与矛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关口。因为,正如我前面向你谈到的,以极端南方为代表的坚持奴隶制的一方,已经一改在美国独立前后所表达的愿意顺应立国精神,逐步废奴的主张,转而坚决主张蓄奴。
  南方也知道,转这么大的弯子,彻底与大家当初讲好的联盟基础背道而驰,是必须对美国这个“联盟”有所交代的。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后奴隶主义”的理论。
  “后奴隶主义”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它不再承认奴隶制与“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相违背,也就不再需要承诺废奴。那么,从道理上怎么“顺”过来呢?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把奴隶制彻底地与种族属性相联系。记得我以前告诉过你,北美的蓄奴历史上,有过大量的白人奴隶。然而现在,后奴隶主义者一口咬定奴隶就必须是黑人。
  他们的依据就是“种族差异”。他们把黑人定位在半人半兽的位置上。他们宣称,黑人的种族禀性就是与白人不同的。他们天生野蛮,倾向于暴力,无法教化。因此,把他们留在奴隶的社会层次上是合适的,他们不适合享有自由。否则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就象把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他们辩称,奴隶制与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并不违背,因为,只有真正的人才能够享有自由平等,黑人并不在此范围之内。
  现在看来,这和法西斯的理论差不多,几乎不值一驳。然而,在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理论”可以“振振有辞”地提出来,就是因为当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对于种族差异的认知,都还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多元文化的概念还根本没有产生。“南蛮北夷”,“吃人生番”的讲法,在到处都很流行。你一定还记得我讲过的康有为遇到黑人的反应吧?对于种族差异的偏激反应,那个时候在多数地区都出现过,只是冲突的机会大小,程度的深浅不同而已。
  问题是,美国南方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认知问题。相信有一些人仅仅是利用了当时大多数人程度不同的认知局限。而在那个时候,这种认知局限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的。比如,当时在美国,即使是在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北方,依然有大量的人认为,应该解放奴隶,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解放以后的黑人,则必须另外为他们找一个居住的地方,让他们自己生活。因为,许多人依然无法想象,如何与一群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共同相处,更不要说去想象给他们以同样的政治权利了。
  结果,当时的“后奴隶主义”者,倒是很简单,理论也很“清楚”。然而,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反而显得十分复杂,他们的思考出发点各不相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认知差异。原因就在于,在多元文化的概念诞生之前,人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处理种族差异所带来的巨大的文化鸿沟。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在冥冥之中维系着这些背景不同,构成复杂,宗教信仰各异的反对奴隶制的人们,那就是他们对于起码人性的理解。这些人成为当时自由北方的基础。
  在他们中间,有一批人是在反奴隶制的运动中站在最前沿的。他们被称为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这就是你在电影里将会看到的,那个为黑人辩护的律师的形象。
  你设想一下就会发现,“阿姆斯达”是一个与美国毫无关系的事件。不管它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古巴和西班牙人的事情。它漂来美国,也只是一个误入境的情况。它可能在美国根本无声无息,根据惯例,连人带船让古巴领回去,一切让他们自己去处理。海防队“海难救助奖金”的判定,也只不过是一个小法庭的小小民事案件,简简单单就可以解决。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北方这批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阿姆斯达”事件将会是完全另一种面貌。
  然而,历史注定了“阿姆斯达”事件将成为美国的一个里程碑案件。因为当时的美国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的“战场”上,已经开始了“寸土必争”的公开较量。每一个相关事件都会成为导火索。所以,“阿姆斯达”号的闯入,根本不可能被北方死守前线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忽略过去”。
  海防队的吉尼中尉,把他的“阿姆斯达”号俘虏带到了康乃迪克州一个叫做新伦敦的港口小城。有趣的是,当时美国虽然只成立了五十年,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然而,由于它的建国方式,致使它的许多基本状态已经和今天十分相象。例如,这些黑人一到,首先引起了当地新闻界的强烈骚动。各种报纸,不仅发出新闻性的报道,还就相关的奴隶制的问题,发出了种种评论。
  这些反应都是必然的。一方面奴隶制问题已经成了当时美国的头号问题,另一方面,我前面提到过,在此九年之后,康乃迪克州就自己立法彻底废奴了。因此,这个州本身,当时也处在两种力量抗争的最后紧张阶段。因此,当你在电影中所看到的,这一群外海漂来的黑人,被押着走在小城的街上,无疑象是一块天外巨石,轰然砸向一片平静的水面。
  使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部分是,尽管是发生在一百五十年前,它的处理程序却基本就象美国今天会产生的反应一样。在美国宪法的基本设计下,相关的各个部门,有条不紊地自动进入固定的程序,几乎一步都不会错。
  虽然吉尼中尉出于自己的考虑,把人带到了远离纽约的小城新伦敦。可是,他还是必须按照程序,立即向位于纽约州纽黑文市的联邦海防队的上司报告。
  海防队的官员的逻辑是这样的:尽管“阿姆斯达”号的乘客已经被带往新伦敦,但是,这并不是发生在这个小城的地方案件,因此,应该把案子交到联邦地区法庭,而不是交给州或市的地方法庭。同时,又由于涉案人都已带到属于康乃迪克州的新伦敦,所以,在选择报案法庭的时候,选择的应该是管辖并且也位于康乃迪克州的联邦地区法庭。
  所以,案子就这样到了康乃迪克州的联邦地区法官裘迪森那里。裘迪森法官在接到报案之后,当天就前往新伦敦调查。司法的程序就这样开始启动了。
  你已经看到,“阿姆斯达”号的乘客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黑人,可是谁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另一边就是两名西班牙货主和原来属于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法官一开始只可能向一方取证。他们的供词是一致的:他们是在西班牙法律下,合法运送奴隶。运送过程中,奴隶非法劫持该船(这一条可涉及海盗罪),并涉嫌谋杀。
  法官在无法取得另一方证词的情况下,先检查船上的合法文件。古巴当局发给蒙岱和路易兹的通行证,也从书面上支持了他们的基本供词。就是他们合法拥有这些奴隶,合法运送。
  这样,法官初步判断,黑人的首犯辛盖就可能是一个谋杀案的高危险嫌疑犯。在这时,裘迪森法官才命令将辛盖戴上镣铐,单独囚禁。历史记载上,在上镣的时候,辛盖显得很平静。他还笑了一笑,用手比划了一个被吊死的动作。你想想,对于辛盖,这不是太简单太明白了:这当然是最自然,甚至是唯一可能的结果。他杀了白人,抢了船,又落到了白人手里。不等着被吊死,还能等出什么别的结果来呢?
  两名西班牙货主提出,要求法官立即将“阿姆斯达”号,船上的货物,以及黑人送往波士顿的西班牙使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财产。可是,法官迄今为止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尽管听上去相当可信。然而,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单方面取证也是不能在美国作数。法官按照司法程序,不可能根据这样的“一面之词”就采取什么结论性的动作。
  所以,裘迪森法官当时能够作出的决定只可能是:根据司法程序,法庭将会开庭,对两名西班牙人的财产申诉作出一个裁决。也将考虑是否应该对黑人提出海盗罪和谋杀罪的起诉。
  然而,被告方的“不会说话”,始终是个大问题。当时已是八月底,裘迪森法官决定至少暂时把这39名黑人留到九月联邦巡回法庭大陪审团会议。对于没有参与暴动嫌疑的安东尼奥和四名黑人孩子,也必须作为证人确保到时候出庭,但是鉴于无人出面为他们签据保书,所以也只能暂时拘押。
  同时,另一个申诉进入了此案的司法程序。就是吉尼中尉,代表参与“阿姆斯达”号救难行动的全体人员,基于“海难救助”的有关法律,对船上的货物提出分成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笔财产已经有了两个“主权申诉”者。所以,司法程序也已经限定了“阿姆斯达”号必须经过法庭裁定,才有可能“开出去”了。
  当时,“阿姆斯达”号的嫌疑犯在新伦敦的关押地点,是海防队在码头的简陋的临时看守所,显然不可能这样关下去。所以,裘迪森法官决定,让海防队把他们送往队部所在的纽黑文市监狱。
  就在执行这个转监命令的时候,正准备离开的裘迪森法官突然皱起了眉头,他注意到一个不正常的情况。当海防队员拿着哈瓦那当局签发的那份通行证,按照上面的西班牙姓名,大声地对黑人一一点名的时候,所有的黑人对“自己的名字”都一概毫无反应。
  就在黑人们茫然地看着那些对他们大叫着什么的白人,感到莫名其妙和惊恐不已的时候,他们决不会想到,远在纽约,也有一群他们素不相识的白人,已经开始酝酿一个艰巨的营救计划。营救的目标,就是他们这些来自远方,在这里无亲无故的陌生黑人。
  这封信太长,很抱歉只能先写到这里了。下一次再接着给你介绍“阿姆斯达”事件在美国的“重头戏”。盼来信!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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