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笃好儒学，尝览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门目繁杂，失其伦次，乃诏翰林学士李、扈蒙、知制诰李穆、右拾遗宋白等参详类次，分定门目，编为《太平总类》一千卷。俄改为《太平御览录》。又谓稗官之说或有可采，令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编为五百卷，赐名《太平广记》。
太宗尝谓侍臣曰：“朕万几之暇，不废观书，见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刂裁，全倚于人，则未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俭而元凶悖逆，及隋杨素邪佞、唐许敬宗谄谀之事，侍臣耸听。苏易简曰：“披览旧史，安危治乱尽在圣怀，社稷无穷之福也。”
上览《兵法阴符经》，叹曰：“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至论《道德经》，则曰：“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政治。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上读《老子》，语侍臣曰：“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则不善之，’此言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
太平兴国八年，上顾宋琪、李等曰：“朕因思闾里间，每日焚香，祝天子万岁，次大臣眉寿。朕与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亿兆人之祷”宋琪曰：“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谕，岂敢为不善之事以负宸恩惟思公勤庶补万一，咸再拜谢。”
太平兴国九年，太宗谓宰相曰：“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晨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尽日亦未尝寝。乃至饮食，亦不过度。行之已久，甚觉得力。凡人食饱无不昏浊，傥四肢无所运用便就枕，血脉凝滞，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全系人之调适。卿等亦当留意，无自轻于摄养也。”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辰后入宫尚食。少时，出坐后殿阅武事，至日中罢。夜则传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或至夜分还宫。其后以为常。
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因次轮对儒术污隆、君臣难易之要，上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意。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庶警学者。人君之所难由乎听受，人臣之所不易在于忠直。其或君以宽大接下，臣以诚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归于正，上下之际靡失厥中。直道而行，至公而遇，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治犹指诸掌，孰曰难哉”因作二论示之。
上谓近臣曰：“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古圣贤奥旨有未晓处，不克废忘。昨置侍读、侍讲学士，自今令秘阁官每夕具名闻奏，朕欲召见，得以访问。”其后每当直，或召对，多至二三鼓方退。
上尝谓王旦等曰：“经史之文，有国家之龟鉴，保邦治民之要，尽在是矣。然三代之后典章文物、制度声名，参古今而适时用，莫若《史》、《汉》。学者不可不尽心焉。”旦曰：“孔子于周衰历聘诸国，退而删诗书，定礼乐，以五常之道，垂万世法。后之王者，虽上圣必师范之。古人云：‘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盖以此也。如云志在《春秋》者，诚欲以褒贬笔削为终古诛赏之法，使乱臣贼子观而知惧。兹立教之深旨，为国家之大要。自司马迁为一家之书，盖知《春秋》凡例不可继，故曰纪、曰书、曰世家、曰列传，惩劝之微旨在焉。班固而下不得其意，但词采而已。”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须而舍。迂儒或言尧、舜之时无夫子亦治，此浅识之甚，殊不知夫子之道，尧、舜之道也。故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其惟尊尧而宗舜。所谓夫子之道，与尧、舜无异也。”
上尝谓近臣曰：“古人多言祷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能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礼记·世子篇》注云：‘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快乐延年。’其圣经之旨必不如此，盖注皆不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劳神以忧天下，岂得减寿夏禹焦劳，有锡圭之瑞而享国永年。大约帝王能忧人之忧，不自暇逸，岂无感应值成注此，颇不近理，安足为之鉴戒！朕尝与邢论之，不能对。”
右正言知制诰朱巽专对言：“朝廷命令不可屡有更改，自应陈述利害。改张法制者，望先委有司详议。其经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止之，庶几张纲纪以绝分争。”上顾宰臣曰：“此甚识体。且事之可否，报政之地所宜尽言无隐。惟贵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忧不治！今四方无虞，赖卿等慎守经制。若一事遽行则攀援重臣，词说竞起，处置颇难。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轻为厘革，初则皆以为当，后则翻成有害，及复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允当执守。《书》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谓也。”上又曰：“莅官之人，不可太宽，致成弛慢，亦不可过求人之罪，务于烦扰。”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奸生。’宽则民慢，陷法者多，亟则民无所措手足，正为此焉。”上深然之。
治平元年，祖无择知制诰，献《皇极箴》。诏奖之。
治平三年二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集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烦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几，必欲遍知前世得失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讫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兴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王者所宜知。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私家区区，力不能办，徒有其志，久而无成。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欲乞一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有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韶州翁源县令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有史学，为众所推。欲望差此二人与臣同修，庶早成书。”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代之。
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司马光上《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卷。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是书成，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上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辅臣请观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进入。以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
范祖禹曰：“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多与讲读之臣论政事于迩英，君臣倾尽无有所隐。而帝天资好学，自强不息，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其励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宁至元丰之末，间日御经筵，风雨不易。盖一遵祖宗成宪，以为后世子孙法也，可不念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