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曰：定公八年，使刘康公聘于鲁，发币于大夫。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归，王问鲁大夫孰贤，对曰：“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对曰：“臣闻为臣必臣，为君必君。宽肃宣惠，君也；敬恪恭俭，臣也。宽所以保本也，肃新以济时也，宣所以施教也，惠所以和民也。本而保则必固，时动而济则无败功，教施而宣则遍，惠以和民则阜。若本固而功成，施遍而民阜，乃可以长保民矣。其何事不彻？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业也，恭所以给事也，俭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则不违，以恪守业则不懈，以恭给事则宽于死，以俭足用则远于忧。若承命不违，守业不懈，宽于死而远于忧，则可以上下无隙矣。其何任之不堪？上作事而彻，下能堪其任，所以为令闻长世也。今夫二子所俭，俭其能足用矣。用足则族可以庇。二子者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何？”对曰：：“东门之位，不若叔孙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孙之位，不若季孟而益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早世犹可，若登年以载，其毒必亡。”十六年，宣公卒。赴者未及，东门氏来告乱。子家奔齐。简王十六年，鲁叔孙、宣伯亦奔齐。

论曰：有味乎！登年以载其毒之语。君子当用三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