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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埃杰沃思和克拉克对运用边际效用的优先权均有某种要求，但菲力普·亨利·威斯蒂德则有所不同，他在边际效用学史上多半是一位门徒，而且主要是作为教师而闻名，他在1880年代曾对许多人很好地运用边际效用学说作出了贡献。 我们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因素引起了威斯蒂德对杰文斯《理论》的注意。威斯蒂德于1874年来到伦敦，任小波特兰街惟一神教教会牧师20多年。杰文斯于1876年来到伦敦，比威斯蒂德晚来两年，一直在此住到去世（1882年）。他们都住在伦敦期间（1876－1882年）可能有些来往，但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这些来往的性质。事实上他们在进入大学学院前的许多年间已有不少来往。罗宾逊说，威斯蒂德在1882年买了一本杰文斯的《理论》（再版），“在几乎每一页上都加了边注，说明他对杰文斯的理论作了多么深入和广泛的思考。”也许这就是他对杰文斯经济学的最初一瞥；此后不久（1884年）就出现了威斯蒂德的第一篇经济学著述。 威斯蒂德最初是在一个名为“经济圈”（The Economic Circle）的团体发表他对杰文斯著作看法的，该团体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从而在1880年代英国经济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可惜其历史详情至今不明，为数不多的资料也散失了。他的所有成员已不在人世，也没有发表任何有关的重要史料。这个团体最初几年同当时的非国教的“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有联系，该学会的发起人是S．A．布鲁克牧师，他在1880年代初退出英国国教还曾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至少，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的一些成员也属于这个经济圈。他们是悉尼·韦伯，伯纳·肖，格拉斯·瓦拉斯，亨利·比顿。 赫弗德曾提到布鲁克，他说：“布鲁克本人（在贝德福德教堂）现在也表现出同样的异端征兆，而他〔威斯蒂德〕为了避难已经转到布鲁克的教堂。在曼彻斯特学院就读于他名下的青年人中，一些思想敏锐的人也在探讨亨利·乔治的学说。这是重要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正是把“经济圈”的基础归于他们的首创精神……”曼彻斯特学院的这批思想非正统的学生受到亨利·乔治新近在伦敦多次演讲的激励，大都具有社会好奇心。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威斯蒂德的指导，而威斯蒂德（按赫弗德的说法）“作为一种回报，也要求他们为此而掌握杰文斯提出的数学分析工具”。赫弗德指出了几位曼彻斯特学院学生的名字，但其中无人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有关。 比顿于1884年3月成为这个“经济圈”的成员。该团体成员第一次遇见比顿是在“哈姆斯蒂自由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比顿和威斯蒂德在会上称赞了亨利·乔治。这次会标志着“比顿和威斯蒂德终生友谊的开端”，它还标志着边际效用思想传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比顿以许多方式给予威斯蒂德大力支持。比顿在经商上取得很大成功，他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他在1880年代草创电器工业方面起过积极和有益作用。他晚年迁出伦敦，并转向农业研究，不过他还总是有时间和办法撰写有关复本位制的小册子，他热心操办经济学家这个协会的活动。博纳说，他“是那些影响大于名声的人之一”。 1884年10月，“经济圈”再次得到了加强：它的会议转到比顿的宅第举行；成员也增加了，其中有哈伯特·萨默顿·福克斯威尔，弗朗西斯·西德罗·埃杰沃思，悉尼·韦伯。威斯蒂德继续“作为一位热心的研究者，他现在发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紧紧地把握国内经济问题的核心”。同年同月威斯蒂德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文章，刊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宣传性杂志《今日》上。 这篇文章试图反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点即剩余价值理论，反驳的依据是，物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它所使用的劳动量，而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威斯蒂德在反驳马克思时使用了杰文斯的方法，他说：“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完整而确切的答案使杰文斯的名字永垂不朽，我在本文所作的，就是把杰文斯交给我们的这个有效的研究工具用于解决我们讨论的各种问题”。他花在研究杰文斯著作上的两年时间终于结出了果实。 威斯蒂德反驳马克思的理由如下：商品和劳动的价值均取决于劳动的边际效用，更准确地说，取决于劳动产品的边际效用。关键之点仍然在于依照边际效用论，物品的价值和劳动的价值决不会同生产它们所用的劳动量趋于一致，这是不言自明的。而按照劳动价值论它们却是一致的。它们的价值（依照边际效用论）不相符合，除非假定劳动能流入物品的生产，或能流入劳动的生产，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可能蓄奴”。对于强调边际效用（而不是劳动成本）价值论和反驳马克思来说，这些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要物品和劳动的价值仍然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成比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依然能站得住；威斯蒂德对马克思的反驳在于表明，这种比例性只在例外场合才成立。威斯蒂德以其引进的边际效用的方法，可能对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不仅是剩余价值理论）投下了阴影，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奠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的。 威斯蒂德的文章激怒了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领导者亨利·迈耶尔·赫德曼。赫德曼尽管没有答复威斯蒂德，但他一生都致力于诋毁杰文斯和边际效用学说。对威斯蒂德的回答最终来自一位热诚而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乔治·伯纳·肖。他的回答是在些许踌躇并意识到无论那位社会主义朋友和熟人也没有他对此问题懂得更多之后作出的。“他后来说：‘我读了杰文斯的书，绞尽脑汁去猜想他的混乱不堪的微分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就像一头猪不懂节假日一样不懂微分学。’”若干年后，他又写道，他的答复“对一种谎言来说并不错……”他在答复接近末尾时抱歉地表示：“位于供给边际上的效用；杰文斯语言的模糊不清以及讨论课题的极不通俗，迫使我强烈地反对威斯蒂德先生，而不是去彻底分析和讨论他的有趣的贡献。 同反对威斯蒂德立场的一些小的争论相比，伯纳·肖并不想走得更远。他公开表示“他一点也不想在这里保卫马克思而反对威斯蒂德”。肖甚至认为马克思在未出版的《资本论》中可能对杰文斯的效用理论作了大量研究，这种情况可能使对马克思的任何维护以及对威斯蒂德的反驳都归于无效。他还认为，把马克思放在“标准的英国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和加尼斯等人）一边”这个特点，促使他“反对古尔诺，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教授和埃杰沃思……”肖把这整个争论看作社会主义者的内部争论，认为它“似乎……有重大意义，因为在这场争论中，社会主义者（完全没有停止作为社会主义者）迅速地分化了……”肖承认他的经济学知识不足以应付这种争论。他又说，他“不是数学家，不足以驳倒运用杰文斯方法的威斯蒂德先生”。难怪肖直接反驳效用论的某些段落难以使人信服（尽管他作了种种谦逊的表示）。实际上，我们感到怀疑的是，他在准备这个回答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希望反驳威斯蒂德，又在多大程度上准备保持对马克思的信仰。当然，他说过“我不在乎承认我的一部分看法会被抛弃，如果这个攻击被打退，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清澈溪流陷进泥潭的话。已故的杰文斯提出，从数量上来说，这种模糊不清的东西除了用微分法表述为无限小量以外，什么也不是。但是，看来肖对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感到厌烦了：这些人“经常在马克思说过的问题上，或者他们以为马克思说过的问题上，在价值问题上，进行不能容忍的教条化……”。如果肖还没有转到威斯蒂德一边的话，他何以会说：“在我看来，在引导立即或稍后一些时候向集体主义的经济城堡发起攻击方面〔我已经〕……尽可能地写作和明智的行动了”？除去那些离题之谈而外，肖的文章确实没有什么有利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东西，也没有多少反对杰文斯最后效用论的话。 肖显然认为他发现了威斯蒂德和杰文斯完全以效用解释价值这种观点的弱点。他认为他们应当把成本也包括在内。这表明他显然拒绝或不理会他们对成本通过影响供给从而影响效用的解释。他为此举例说，假定有这样一个世界，每人都拥有他在某一特定时刻能够消费的全部牛肉，这样，牛肉的价值就是零。在这种条件下，肖作出结论说：“牛肉的效用也是零；精选的里脊肉也没有价值，好比在天堂一样，而不管生产它们花费了多少劳动。因此效用显然是价值的一个条件。”到此为止，肖所发现的东西是有利于杰文斯和威斯蒂德的。现在，肖假定在某个共同体中人人都变得如此饥饿，以致牛肉的效用“从无（升）到一切”，结论是，在这些条件下价值将不会有相当大的提高，而是仅仅提高到“放养、屠宰、烹调所花成本的水平，不会更高”。否则就无人愿意支付这种高价，宁可“自己放养、屠宰和烹调了”。 他对杰文斯主义者关于价格会同边际效用成比例的命题作了过于严格的解释，并错误地以为下述垄断价格歧视的例证不符合于杰文斯或威斯蒂德的结论：“对于半打因干渴而垂危、但拥有不同财产的旅游者来说，几口水就具有相等的效用；但是控制水的年轻杰文斯主义者会为每一口水索要不同量的商品”。他还发现边际分析的一个弱点，即在个人时常不想消费所有物品的情况下，价格便不能等于边际效用。这个“家用圣经和一打白兰地”的例子来自威斯蒂德：“即使威斯蒂德先生突然厌烦圣经而变成了一名酒鬼，它们的价格既不会提高也不会降低一个法新（货币单位——译注）。此外，他的一位从不沾酒的邻居也许会为一本圣经而支付比购买一桶酒更多的货币；而一个嗜酒者则愿意以一打圣经去交换一瓶白兰地，如果交换比例由商品效用决定的话。但是，就像雨落在谁头上都是一样的，圣经和白兰地的价格对威斯蒂德和他的邻居也无二致，尽管效用对它们各有不同。杰文斯已经打算修改他原有的体系以便把个人一点也未消费的情况考虑在内。 肖要求威斯蒂德作答，而答复很快就来了，而且较短。威斯蒂德重申了他第一篇文章的重要性，即试图说明马克思体系的基础是“不牢靠的”。威斯蒂德对肖是有礼貌和很尊敬的。他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论据：成本像效用一样地影响着牛肉的价格。他指出：“那也只是通过生产更多的牛肉，从而同时增加它的总效用和降低它的边际效用，通过提高牛肉制作的质量，才能对价格发生影响”。他回避了在“敲竹杠的年轻人”的场合可能出现的问题，但他指出消费者剩余会被一些旅游者所享受；他未谈不可分割的物品的情况，也未涉及与这些物品和边际效用比例有关的困难，“家用圣经和一打白兰地”的例子就是如此。 同威斯蒂德的交往促使肖加入了隔周一次在比顿先生家中聚会的”经济圈”。有一位成员对伯纳·肖作了这样的描述：“他的头发和胡子发红，他身着灰装（大多同伴都穿晚装）。他站着同威斯蒂德和大家谈话，言语之间不时流露出睿智和十足的趣味。他说：‘大家对选择谈论得很多了；假定要你们像我一样每晚上床之前在一盆炉火和一顿剩饭之间作一选择，你们一定知道该选择那一个’。至于曲线，则随着某个人对市场的控制而使供给和需求曲线少之又少。他本人在过去12个月中仅仅挣了100英镑，而我们的老板（他有一副刚毅的富于曲线的脸）则可以得到10000英镑。他在同伴们的苦笑声中解释着自己的观点，黑板上不时映出他的身影。” 肖说他自己进入这个圈子以后“就像凶神恶煞那样一直抓住它不放，直到这个圈子后来成为‘皇家经济学会’，创办《经济杂志》，比顿的客厅不能再容纳为止。” 肖加入这个圈子时，其主要成员有威斯蒂德、埃杰沃思、韦伯、福克斯威尔和比顿。当时已加入或不久加入的其他成员，据哈罗德说，有埃斯利和布鲁克。埃斯利是个艺术家，为威斯蒂德画过像，还作了一副蚀刻画，表现他邀请“经济圈”成员观看这副画像的情景。汉德森（肖的传记作者）还加上了马歇尔，坎宁安，阿米塔奇－斯密等人。同前面提到的成员相比，“经济圈”对后面这些人的影响较小。坎宁安的著作未显示出“经济圈”的影响。马歇尔没有住在伦敦，受的影响也不大。阿米塔奇－斯密1892年曾为伦敦学会的大学函授讲课，他发现边际效用在该课程中没有多大用处。他在两年后的另一课程中特意提到了效用。 “经济圈”的聚会先后有五年之久，它在利用边际效用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确定日后经济研究的路线方面的作用较小。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特殊的结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这个“经济圈”的讨论中得出来的，这些结果是：采纳杰文斯经济学，而没有采纳费边社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组织不列颠经济学会和后来的（1890年）皇家经济学会；创立青少年经济俱乐部和后来（在伦敦大学）的经济俱乐部；威斯蒂德《经济学入门》于1888年的问世。让我们对它们逐个加以考察。 费边社的前身“新生活联谊会”于1883年10月24日开始活动，比“经济圈”首次聚会稍早。该联谊会的一部分成员心怀不满，他们在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下于1884年1月4日聚会成立了独立的组织“费边社”。 乔治·伯纳·肖初次参加费边社的会议是在1884年5月16日，9月5日他被选为该社成员，1885年1月2日又被推举为常设局成员。在他成为一名成员和进入常设局之间的这段期间，他同威斯蒂德就马克思著作进行了争论，而且开始参加“经济圈”在哈姆斯蒂德的会议。 肖在“经济圈”的出现标志着这个圈子同费边社的最初联系，其他的联系是随着费进社选举韦伯（1885年3月20日）和瓦拉斯（1886年4月）作为成员时开始的。这三个人还有另外一个聚会的场所-哈姆斯蒂德历史学会。“这个学会开始于1884年底和1885年初……对这些抱负不凡的费边社分子来说，该学会是一个彼此共进的学会，他们要求阅读、注解、研究。消化和理解马克思和普鲁东的学说。杰文斯的精神在这里也有所显现，因为肖写道，他们曾争论花瓶的价值决定于“制作边际的生产成本还是花瓶的‘最后效用’？”他们也是隔周一次会议，与“经济圈”交叉进行。 威斯蒂德在“经济圈”的出现，促使肖把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经济学带进费边社。肖说他自己已经倒向“威斯蒂德一边，成了一名自信的杰文斯主义者，为杰文斯理论的精巧和优雅所迷恋；由于具有这种特点，该理论才能适应以往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在内）所涉及的一切场合，为各种笨拙的区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劳动价值、供给和需求价值等等）找到了出路。”伯纳·肖虽然把握了杰文斯经济学的核心，但他由于不大懂初等数学，所以一定漏掉了其中的许多细节。直到1887年肖还说他不理解“2a＋3b”之类的说法会有什么意义。 肖1886年和1887年在《保罗·迈尔》报上发表了两篇论及边际效用的文章。他在1886年5月29日还曾撰文评论《杰文斯通信和日记》。肖在发表于该报的第三篇文章中说：“赫德曼不合时宜的吹毛求疵的非难使我感到恼怒，以致我在《保罗·迈尔报》上的一封信中（1887年5月）粗暴地攻击了他。”赫德曼和比桑特夫人卷进了这场讨论。 肖把他关于杰文斯和边际效用的知识积极用于实践，这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于1887年译成英文时反映出来。他说：“容许公众相信社会主义、或甚至相信马克思本人的历史社会观的危险是否成立，以他论价值的各章为转移。”肖在《国民改革者》中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评论。其中第一篇突出了马克思的力量，因为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过时的社会条件，而且相信人的平等。肖希望“在以后的文章中研究马克思的错误，这些错误几乎像摩西的错误一样可能在不久将来的争论中结出成果。” 肖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篇连载评论几乎全是批评马克思由于接受劳动价值论而造成的错误，他责备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当作教条，因而不可能预见到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将会取而代之。他说：“很难说马克思未对他的教条未提出理由是不正当的，当一种定理被如此经常地提出，以致于所有人都高喊‘同意’时，它也就变成一条公理了。我们认为是公理的，也许对我们的父辈仍是定理，而对我们的祖辈来说也许就是大不敬或者是是非而是的东西了。马克思可能认为他的李嘉图主义定理……在当时可以作为某种公理提出来”，但他立即指出：“使李嘉图和马克思满意的理由却不能使杰文斯满意；无论如何，现今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指望他的父辈的公理在现在仍像本世纪中叶一样得到认可。”肖指出，当马克思把效用看作对每一物品是“特殊的”而不是“抽象的”（两种物品可比较时），同时却把生产每一物品所用的劳动看作既是“特殊的”又是“抽象的”时候，他是犯了第一个错误，但他表示要运用劳动价值论。肖指出，同“抽象劳动”相比，“抽象效用”、特别是“最后抽象效用”在价值决定上的作用更有效得多。 第三篇连载评论较少涉及马克思的价值论，而是更关注剩余价值究竟来自资本还是来自劳动。不过他多次提到杰文斯和效用价值论，并以强烈的劝告结束：“把杰文斯等人的著作作为你的经济学来阅读，而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为的是了解经济学家们以往著述的历史以及今天运用他们的条件。” 出版于1889年的《费边论丛》为该社后来的发展定了调子。肖在他的文章中说：“就价值理论来说，《费边论丛》的抽象经济学是杰文斯的经济学。”杰文斯肯定比马克思受到更多的关注。肖的第一篇文章对效用价值论作了充分地解释，还举了不少例证。他说：“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边际效用”（从耕作的效用到我们的储金所暗含的效用）的精巧的解释（如果不是准确解释的话），把最后效用称为‘边际效用”’。在读者可能发现其他一些解释时，肖的这个解释还是简洁而明确的。他表示威斯蒂德和杰文斯的努力已经产生了可钦佩的结果。 肖1888年9月7日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宣读了他的第二篇文章。同一天在同一个会上宣读论文的还有他在“经济圈”的另外两个朋友埃杰沃思和福克斯威尔。瑞斯和西季威克的论文结束了这方面的研讨。肖的论文（今天看来相当单调）显然特别对西季威克很快发生了影响。关于这种影响有两种说法。肖本人于28年后说：“1888年晚些时候我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上（在巴斯召开）刚刚宣读了关于“向社会民主转变”的论文（该文后来收入《费边论丛》，西季威克（穆勒的追随者）激忿地站起来指责我主张土地国有化，而土地国有化是坏事，所以他不参加讨论，随之就离开了讲台。此事因为他生性温和、公正而显得愈发使人印象深刻，以致很难让未曾目睹的朋友相信确实发生过这种事。” 西季威克的说法则全然不同，他没有吐露一点激忿之情。他在9月8日的日记中说：“在我参加的经济组，最有趣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委员会邀请了一位活跃的社会主义者，一位‘来自街头’的激进者，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在华丽的住宅构想一些激进的步骤，便可使现代社会和平地进入社会民主……至于如何使对农业租金的剥夺发展到完全的产业国有化，我不记得他后来说了些什么，但看来终究要走到这一步的。还有一篇辞藻华丽和大胆的结束语……完全值得一提——此人名为伯纳·肖。迈尔说，此人写了一些值得一读的书”。 肖的这第二篇文章，在转向更激动人心的社会变迁问题之前，对杰文斯只简略提及，对劳动价值论的反驳也是简略的。肖在一定意义上决没有忘记最后效用，尽管他在1890年代末只偶尔提到它；而他在91岁时还曾在《费边论丛》1948年版的附录中间接提到它。另一方面，费边社的两位“经济圈”的先驱者华莱士和悉尼·韦伯，在他们的著作中从来也没有过直接的暗示，表明威斯蒂德通过讲授杰文斯经济学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方式。关于费进社分子后来回避直接触及边际效用论和威斯蒂德的惟一解释，无疑在于这些人后来活动和兴趣的性质。他们有过旨在达到直接目标的实践纲领，决不把精力浪费在辨明意识形态的冲突上。接韦伯夫妇的说法，肖表述了他们观点的范围和特点。肖说，韦伯夫妇“没有时间去处理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和马克思·伊斯特曼的笛卡尔唯物主义之间的争吵。社会主义是否是一种自私的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或是圣·约翰关于世界之光的最新说教，这个问题不曾使他们迟疑；他们尊重事实和这些事实所揭示的方法”，费边社分子从杰文斯理论得到了那些实际的好处（如果有的话）？杰文斯在早期没有向他们提供一种工具，以便在必要时对抗英国那些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论证，同时却让他们自由接受吸引他们的那部分马克思主义。赫德曼有力地领导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国民自由俱乐部的政治经济学组猛烈地攻击了最后效用学说，这极好地说明了费边社对杰文斯和最后效用所提出的看法如何激怒了马克思主义者。 “经济圈”在建立不列颠经济学会方面也起过一定作用，它的两位成员在1890年11月21日下午见面时，讨论到建立一个经济学会或协会的想法。亨利·希格斯和伯纳·肖，代表了“经济圈”和不列颠经济协会之间的联系。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个有组织的聚会中，还有下列各位同“经济圈”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比顿，埃杰沃思教授，福克斯威尔教授，马歇尔教授和乔治·阿米塔奇-斯密先生。威斯蒂德和威廉·坎宁安接受提名加入这个委员会，改变了该组织的作用。“不列颠经济协会开幕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一处提到“经济圈”，还是夹杂在谈论经济学家有必要聚会时顺便提及的一其中说到“在牛津、剑桥、伦敦和其他地方关于这个问题的私人聚会和讨论……” 另一个俱乐部即青少年经济俱乐部（后称经济俱乐部）成立于1890年，也一定来自“经济圈”，它最初的很多成员就是这个圈子的知名成员。该俱乐部的成立显然满足了在伦敦使经济学家可偶然聚会的需要，这种聚会过去一直在比顿的寓所举行，而不列颠经济协会也一直没有起到这种作用，它除了出版《经济杂志》外，没有再作多少事。青年经济俱乐部最初的成员中，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时期内又属于“经济圈”的有：福克斯威尔，埃杰沃思，比顿、威斯蒂德和马歇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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