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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企业精神之妙用


  公司经营好比人的一生。小时候起码不要危害到社会,长大了,就要负起贡献社会的责任。
  考虑到公司发展的时候,第一要先检讨这个公司在社会上存在的意义,一个人在世界上总不能作些偷鸡摸狗的事而生活,为了社会生活他绝对不能危害社会,所以如果是个人的生存,其存在虽不能有利于社会,但最少不能危害社会,这是他第一个被允许存在的理由。
  如果公司成长了,拥有数百或数千名员工,则不危害社会是存在的惟一理由。光这些还不够,这样大的公司,不但不危害社会,还应该在某种方面受到社会的欢迎与喜爱,要有这样的经营方针,公司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公司大到员工有几万人,则该公司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足以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经营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要为社会才对。大体上把它分为三类,公司小时要不危害到社会,中型公司则不但不危害社会,多少还要有被欢迎的成分。至于大公司,不但应具备不危害社会,受社会欢迎的条件,基本上对国家,对社会要有明确的贡献方针才行。经营上首先考虑到这些问题。能多发展的公司,就是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认识与理解的公司,并抱有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是公司发展的首要条件。
  人的一生,在孩童时期受父母之恩惠与爱护成长;稍大一点,在学校受教育,这时最起码不应使父母烦恼;再大的话就是为人父母,养育儿女,指导他人了。个人与公司,该考虑的,可说都是相同的,因此应该建立明确的想法。
  在人心有进步的时候,这种效果还是有的,因为想赚钱,就得想办法做出好东西,这个结果不就是奉献给社会吗?所以说,本质是相通的,只是要提高他的效率与效果,就要“有意识地”来做比较好,这种意识最近很强烈,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近代式经营观”。
  以社会大众为考虑前提,才是有灵魂的经营。
  关于公司经营,当然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世界愈是进步,对于接洽顾客的方法及设备的改善等等问题,都需要更详细加以研究。常常开研究会的目的,也就是要探讨更高明的经营法,以这样的目的为前提,这种研究会才有意义,才能生存。若不是站在这样的基本立场上,只是一味研究,当然也可产生各种的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恐怕不能说是有灵魂的经营方案。更进一步地说,当课长的人或者董事长的人,要有上述牺牲的精神,但仅有这种觉悟还是不够充分的。应该同时考虑到今日社会的情形,要站在人生的观点、社会的观点,认清什么是正确的,为了执行正确的事,才能为部下、为公司,甚至为国家而牺牲,如果不顾社会观、人生观,换句话说,不分青红皂白,不顾是邪是正,一味地为部属、为公司、为国家而牺牲牲,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究竟什么是理想的经营法呢?各人站在各人立场考虑,研究出正确的经营法,当然每个人不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有时虽然目标相同,但个人的人生观、社会观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必然会有不同的经营法产生。但如果没有经营理想而去经营,那真是令不人敢恭维。
  宗教是普度众生的处世事业,而经营事业则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作。
  松下先生在一次参观某宗教团体总部后,联想到自己的事业、正派的经营方式;进而又想起整个业界的经营现状,不觉对宗教与商业两者的经营与管理问题,深加思索起来。这个宗教的宗旨是:引导多数烦恼的人脱离苦海,指导他们安身立命,然后享受人生幸福。我们事业的宗旨则是无中生有,创造社会财富的人世工作。自古以来,消除贫穷就是人生的神圣事业。因为生产可以帮助人类生活趋向富裕与繁荣,自然也是神圣无比的使命。
  人类生活要求精神上的心安,与物质上的丰富,两者互相配合,才有进步、有幸福,二者不能缺其一。如果精神安定,但物质缺乏,维持生命就会发生因难。但是如果物资丰富,却无充实安定的精神生活,那就毫无生存的幸福与价值可言了。因此这两项事业就象车辆的“两轮”,缺一不可。
  “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经营,应该比宗教事业,更要蓬勃发展,更能扩充延续才是。为什么企业却常有倒闭、裁员等情形呢?那是由于他们经营不善的缘故。那是只顾私利的经营,偏离正义的经营,不知道事业是神圣的经营,是仅限在商业界的经营,仅站在传统基础上的经营。因此,这种守旧的经营方法,就是造成倒闭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也要脱出这个因循的外壳。”
  辛勤劳动被肯定后,所流露的感激,是无以伦比的喜悦。对自己生产的商品,在社会上有何种地位,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关切。松下先生在以前曾直接参与生产的时候,每次将产品向代理商展示时,只要他们看过后就一再说:
  “松下先生,这是您苦心专研出来的产品,对吗?”这就肯定了松下先生的劳动,他感到非常高兴。
  这种意识,并非是将产品卖了高价,或是多赚点钱的欲望,而是对一个人几个月的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产品给予肯定,所产生的感激心理。
  这种感激的滋味,是有恒地将至诚的心血,投注于制造产品的人,才可能享受到的高尚意识。而且全体员工都能做到。享受这种感激意识时,也就是松下电器真正发扬生产报效国家的时候,也是获得稳固的社会信用的一天。
  不管别人的嘲弄,只要默默地坚持到底,换来的就是别人的羡慕。
  江户时代,江户的花街柳巷——吉原,和京都的岛原、大阪浪花的新町一样,是武士与商人的一大欢乐街,非常热闹;就象歌谣所唱的“白日如天堂,晚上如龙宫”,受到公子哥儿的喜爱。
  吉原有多达数百名的艺妓。其中属于最上等的艺妓叫“大夫”。在大夫之中,一位具有十万名诸侯地位的“松之位”艺妓,就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高尾大夫”。“松之位”具有相当的权威,因此,“高尾大夫”所接的客人都只限于诸侯或富商巨贾,是一般武士或商人高不可攀的一朵花。大夫本身也不愧其权威,由于严格的自我修练而精通各种技艺,很懂情趣,又会作诗,有很高的教养。
  带着穿戴华丽的随从,在街上游行的行列,就是所谓的“道中”。大夫道中的情景可真是豪华绚烂,总是招来许多人观赏,尤其是这位高尾大夫的道中。
  有一天,一位在染房作工匠,名叫老久的年轻人,为要一睹风闻已久的高尾大夫风采,探出身子静心等待。不久耀眼的道中行列出现,高尾大夫用大夫独特的内八字慢慢走向这边。不久,她的美貌容姿就近在眼前了,使老久看得目瞪口呆,一动也不动。他的同伴敲着他的肩膀说“老兄,你在发什么呆?你爱上那大夫了?”并笑着说:“既然爱上,不妨去找她呀。她虽然是有地位的松之位大夫,但毕竟是个妓女,只要有钱,任何人都可以跟她做上一夜夫妻的!”
  听同伴这么一说,老久才苏醒过来,认真地问:“那大约需要多少钱?请告诉我,如果用金钱就可以解决,我一定要试一试。”同伴回答说:“老久,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我看,总得十五两黄金吧。”“十五两黄金?这要储蓄多久呢?”一个染房工匠说:“总得三年吧。而且还要系紧腰带,拼命工作才能勉强攒足。你如果愿在一夜把那十五两黄金用光,大概就没有问题吧。”同伴半嘲弄地说。可是老久听完就暗自下定决心,开始省吃省用拼命工作。
  三年之后,老久果真储蓄了十五两黄金。虽然是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召大夫的吉原,但以他染房工匠的身分来说,还是吃不开的。因此,他就请一个在老板家进出的医生当“棒场的人”才如愿以偿,终于跟高尾大夫相会。临别时大夫说:“请再光临。”他竟然回答:“我得再等三年才能再来一次。”平常即使不想来,一般应酬也都说:“我会再来。”然而老久却老实地回答:“再等三年才能再来……”大夫觉得奇怪,再三追问后,他才说:“老实说……”
  高尾大夫听了大吃一惊。为了想跟她共度一宵,竟然苦了三年,被他的诚实、纯真感动的她说:“我这里的年限一满,就嫁给你。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将储蓄的三十两黄金,交给你代我保管到那时。”于是将三十两黄金交给他。
  当时的大夫都以高尚的地位为骄傲,对象自然以诸侯或巨贾为多;然而这位高尾大夫却被染房工匠老久的诚实所感动。听说,后来顺利满工的她果真和老久结婚,夫妻二人同心协力,创立了全江户第一的染房。
  以上就是有名的“染房高尾”大概经过,不知各位读后作何感想?也许有人会认为,好不容易那么辛苦才攒下来的钱在一夜之间就用光,实在“好无聊”。但松下先生认为,他把别人认为无聊的事,认真贯彻到底,实在有勇气、有胆量,有衡心。人生有超越得失的一面,对自己所决定的“目标”,即使赌注一命也要勇往迈进,又有什么不可呢?
  十五两黄金对诸侯巨贾或许只是小意思。但对老久来说,他以三年的坚忍,用血汗油垢才储蓄到宝贵的十五两;而为了他所热中的,竟把这十五两一夜就花光。这种精神与气魄,对经营者多少具有启发性。
  另外的启示是:“能打动人心的,毕竟还是诚实”。口才、金钱固然重要,但最能感动人、抓住人心的,还是诚实。抓住高尾大夫心的,也是老久的诚实。
  在诚实往往被轻视的世态中,我们对老久所表现的可贵诚实,应该好好再思考一下。
  经营者,不应该凭权势与金钱做恶性竞争,应以建设公平、合理的社会为已任。
  在自由经济的社会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无法避免的。有竞争,才会互相切磋琢磨,才会有进步发展。但是,竞争不应该只是较量彼此的权势,应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
  比权势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到底什么才是正当的?”这种哲学或理想。松下先生认为,大家应该秉着这种信念,去对抗与竞争。否则,会出现“弱肉强食”的社会。如果“弱肉强食”能使社会繁荣,倒也无所谓。但事实不然。历史的教训,如果容忍“弱肉强食”的社会存在,权势往往会沦为暴力。因此,我们应该秉着“到底什么才算是正当的”的信念做事。
  再具体一点说,我们应该从事一种竞争,那就是“使资金比别人少,能胜任经营企业的人仍然有成功的机会。诚然,一个人是否适应经营企业,很不容易判定,这不象其他东西可以用长度或磅秤来度量。不过,姑且可以用“他在买卖上,是否具有某种程度的良心,是否努力且有某种程度的创意”这一类大家看得到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样的人才能胜任。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在自己的行业中,考虑如何竞争才能继续生存,是很重要的事。
  一旦陷于仅凭权势的竞争,则雄厚的资本,甚至“资本的暴力”的重要性,势必凌驾经营者能力。资本单薄的自然无法与之对抗,甚至很有经营长才的人也会被埋没。对社会或人类而言,这诚然是可悲的现象。
  因此,不能完全倚仗资金,应该不断地力求创新并节省资源,借此降低成本。成本降低后,即使减低售价,仍然有利可图,自然就乐于降价促销,这就是进步。同业间应该透过这种方式认真地竞争。
  惟有如此,中小企业才能够对外竞争,甚至,若能找到胜任的经营者,中小企业反而容易生存。
  任何工作或事业,只有胜任的人能继续存在;其他人只要另找适合自己做的事,一样可以成功。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原则,并盼望这种社会的来临。
  智慧、时间、诚意都是企业的另一种投资。不懂这个道理的人,也不是真正的公司从业员。
  你要怎么收获,必先怎么耕种。因此,松下电器公司投资在建厂、广告、宣传等方面。在这里我们谈一谈松下公司另一方面的投资。
  太阖秀吉(丰臣秀吉)是一个伟大人物,他能取得天下绝非偶然。据说当他担任主人织田信长的马僮时,常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买胡萝卜喂马,因为他觉得光靠主人供应的饲料营养不够。以一般人的想法,一定认为秀吉不要求加薪,还拿出自己的钱来替马买饲料,实在是傻瓜。但是结果是因马匹强壮,而赢得一般人对织田信长坐骑的一致赞美。
  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大,但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有诚意的投资。
  这个故事说明,企业必须有第一投资(资本),还必须有第二投资,也就是用头脑、智慧、时间来投资,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司从业员。
  顺应社会的潮流和事物间的关系,才是企业得到发展的方针。
  我们彼此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工作太过热心,以致强调自我,就容易走向任性的独断行为。
  为了让工作能顺利推展,我们必须好好遵守公司的方针、计划和传统,从中发展自已。个人的智慧纵使卓越,也象在黑夜里提灯,照亮的范围有限。以为自己的想法和判断是至高无上的,会使公司蒙受不利。尤其职位高者,更要经常请示上司,考虑周全,认真做事才好。不顾传统,忽略公司的方针和计划,靠自己狭隘的主观来判断行事的人,他的努力程度和才干越高,公司受害的程度也越大。
  松下先生就是经常想到社会的进步、国家的方针及传统,一面谋求顺应,一面聆听从业员的意见,来作为决定一件事的参考,并把它变成松下电器公司独特的方针。
  越是受到上司深厚的信赖,为了回报,越是应当拿自己的判断去请示上司。不可自视过高,谦虚和谨慎的修养很重要。我们彼此既然都在参与经营,便应该有直率地批判和接受批判的精神。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到顺应潮流化的喜悦。
  企业的任何一项发明,不只是本身赚钱的手段,也是促进技术进步、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的工作。
  随着公司的成长,松下先生把技术部门交给专家去研究,专心负责公司的经营。最近,实用新案及专利权的申请,每年大约有一万三千件了。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发明案件的检讨,专利与实用新案的申请及管理,各种争执、诉讼的处理,专利的使用等事项。
  这种工作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应该是国家或政府机关做的,却由民营企业抢先做了,而且彻底检讨了它的经济性,讲究效率,减少浪费,做得有声有色。如果是国家机构,能做到这种地步吗?这样的工作,各民营企业都在默默地进行。
  大家经常会认为企业的惟一目的就是追求利益,所以也会认为前面所提的工作是一种赚钱的手段。由低处看也许可以这么说;由高处看,它却与国家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的福利有很大的关系。
  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今天国家的经济面临极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松下先生认为不要误认企业是惟利是图的民间团体;相反的,还要对它正在完成的任务给予适当的评价。
  在技术合作之前,应先考虑对方的人格,详细研究契约内容。
  最近有很多公司与外国技术合作,这种事已不稀罕,在这种情形下最要紧的是先考虑对方公司的性质,或是经营者的人格。
  有一家公司跟美国的某公司技术合作,结果导致公司倒闭,关门大吉。这不能怪对方的美国公司,对方严格地遵守了合约的权利义务,但在日本方面,往往会有人,认为“这点小事大概对方不计较吧。”“这样做对方会考虑我们的立场吧。”常常把人情放在第一位来考虑问题。
  可是美国方面是以法、理、情为序来考虑,你一旦说愿付出多少,他们一定会要的,如果你说因为某种原因付不出时,他们会说“某种原因而拿不出来,那责任是归你,我们的公司才不管你这些事,你还得照付给我们。”所以在技术合作时应该要充分考虑对方,并详细研究契约内容,不然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
  松下曾与荷兰飞利浦公司技术合作,这是个大公司,技术方面也很进步,所以才跟他们合作,为了这合作,对方还很详细地调查松下公司。所以从申请合作开始,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才得到他们的承诺,在这一年中,他们三次派人来调查松下公司,看看有否有合作的准备与能力。如果想技术转移,而这边没有接受的条件、环境与能力,那就不好合作,所以作很严密的调查是必要的。
  幸好松下这种准备工作都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合作才能成功。相反的,有些公司不管你有没有接受条件的能力,只要你付出权利,他就愿意合作,这样的合作,往往全碰到很多难题而告失败。
  就是对方要技术转让,没有接受的条件,那还是不能成功的,可是对于失败的责任他们会置之不理。“教你们技术,你们的公司却不能好好接受,那是你们方面的责任。”这样就给推得一干二净,与这样的公司合作,当然注定要失败的。
  如果对方是个用意很周到,处事很慎重的公司,就是你催他快一点,他们还是要作详细调查的。不然,就会出现问题,致使公司倒闭关门。
  所以必需考虑各种问题,研究对方的人格与想法,对方是否考虑到我们能否真正获益?这样的公司才可合作,就算全部委托他们了,他们也会好好地照顾我们。
  只花百分之几的代价,就如同拥有了整个技术合作的厂家,何必舍不得掏钱呢?
  我们一般人,对事情的看法和想法,往往容易停止于主观,因此,不太能接受其他的看法。面对某一问题时,如果不知如何应付而开始感到迷惑,那么很可能就会钻牛角尖而无法自拔。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别的角度来重新观察,以改变原来的看法,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就会发现原先忽略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能够因此改变看法的话,那么眼前就是一条崭新的大道了。松下先生对与荷兰的飞利浦技术合作一事,本来也有很多迟疑不决的地方。虽然技术援助费从百分之七降为百分之四·五,但是另外还得付权利金,一次付清美金五十五万元,约合当时日币二亿元上下。当时松下电器的资本额才不过五亿元。金额相当庞大,负担可谓十分沉重,这等于是把公司资本的五分之二一次付出。
  不过情形已经是骑虎难下,非一次付出巨款不可,就是这一点使松下感到很困惑。当然,在考虑到今后日本电子工业及松下电器本身的发展以后,这一点钱实在不能不付。
  但是除此之外也还有别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契约问题,因为那是个一面倒的契约。里面的内容只规定如果松下电器发生错误的话,应如何处置,诸如撤回机器等等。换句话说,绝不准松下出错;然而对于飞利浦如果出错的话,应该如何处置却是只字不提。对方的姿态相当高,颇有鲸吞的意味。假如就这样签字的话,那岂不是完全地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这一点是松下先生对契约颇感困惑的一个重大因素。
  虽然是摸索着前进,但是松下先生认为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不能抱有“私心”。对于飞利浦技术合作一事,的确很感困扰,但所幸他一点私心也没有。
  就在松下先生十分迷惑的时候,心里突然浮现出一件事情。飞利浦当时有大约三千名研究员从事于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设备极为完善。光是这个研究所就必须花上几十亿元,而松下电器只要花两亿元,就可以好好利用这些研究设备和人员。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些东西岂不就跟自己拥有的一样?想到这一层,松下先生心里一下子觉得轻松愉快多了,至少一次付清两亿元一事,已经不大在意了。于是,他不再犹豫而同意签约。
  后来,依据合约,飞利浦派了三位工程师到松下电子公司任职。松下先生看到他们,感到似乎雇用了整个飞利浦一样。人们对于事情总会抱着某种看法或想法,而这种看法或想法关系十分重大。虽说花了大钱,万一搞不好,松下电器可能因契约而倒闭;但是假如换成另一种眼光来看,则只要花这么一点小钱就可以把飞利浦请来做事。这样,心里就觉得十分舒畅了。
  因此,能适时地改变看法,对于下定决断,难道不是一件很重要的因素吗?
  经营的价值感是眼睛看不到的,但优良的经营成果,却能赚进大把看得见的钞票。
  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比看不到的要容易了解其价值,而松下先生以为能正确的了解无形东西的价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把它摆在事业上的话,同样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象事业的经营等于无形的东西,是有很大的价值。当然,如果经营力薄弱,不能增进令人满意的成果,其价值就微不足道;但假如经营得法,则其产生的成果就十分可观了。良好的经营不仅可以扩大企业的发展,提升从业人员的福利,更可以促进国家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大家对于经营的价值,难道不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吗?
  松下电器在一九五二年,与荷兰的飞利浦公司技术合作,创设了松下电子工业。在此之前,松下先生曾对外国技术的合作对象作种种调查,因此去过美国,也到过欧洲。美国有最新的技术,规模以及其他方面都与日本大不相同。到了荷兰,他觉得这里的国情和日本颇有相似之处,而且国土也不大。飞利浦公司当年,也是以个人为中心开始创业的,历经六十余年而逐渐扩张茁壮,这一点和松下电器的成长非常相似。因此,他就决定把飞利浦当作合作对象而进行磋商。
  这当中却出了一个大问题,直截了当地说,那就是技术援助费相当高。如果是美国公司的话,大约不过是营业额的百分之三而已,但飞利浦却要求百分之七。
  何以飞利浦会要求那么高呢?飞利浦方面的说法是:如果与美国公司合作的话,成功率很小,但如与飞利浦合作则一定成功,而且层次也高,他们负有相当的责任。而且从过去的实绩来看,全部都成功,目前在四十八个国家里面都有他们的工厂,经营都非常良好。
  他们实在够自负的了。听了之后,渐渐觉得并不是空口说白话,但也因为百分之七实在太高而使人有点踌躇不决。以这么有实力的公司来说,百分之七或许不是很高,但是百分比过高的感觉,一时还能以消除。
  如果嫌百分比过高而作罢,事情当然很简单,另外也可以找百分之三的美国公司技术合作。但是除那个问题以久,松下先生还是觉得飞利浦比较适合做为合作的对象。内心固然很希望能和飞利浦技术合作,但总认为百分之七难以接受。深一层考虑的话,虽然美国与飞利浦的技术大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可是价格却有那样的差异,这应该不属于技术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活用技术,来获得成果方面有所不同。
  松下先生也曾想过不如拖一拖再说,料想对于技术的转让,也不致于就造成如何不良的后果。在这里可以举个也许不尽恰当的例子:譬如说学校的老师吧,教师一定有是非观念,但学生却不一定如此。不论老师教得怎么好,必然会有一些学生懂,一些不十分懂;有些学生很调皮,有些学生很操心。飞利浦是个好老师,所以一概要百分之七,但是却一点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素质如何。
  所以他告诉飞利浦公司:“如果和我签的话,你一定获得比任何已经跟你订约的公司更大的成功。假定其他的公司能够得到一百分,那我一定能够得到三百分。松下电器的经营指导也有它相当价值。我看这样吧,松下电器的经营指导费只拿百分之三,飞利浦的技术援助费拿百分之四·五,你看如何?”对于松下这样的交涉,对方好像吓了一跳。“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付过什么经营指导费,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呢。”飞利浦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经过松下先生一再说服解说,最后飞利浦总算也了解状况,依照他的方式:飞利浦的技术援助费百分之四·五,松下的经营指导费百分之三而达成协议。
  这并不是单纯的对技术援助费杀价的问题,技术能不能获得有效的利用,也得看经营如何而定,因而为了达成优良的经营效益,付一点经营指导费,难道不应该吗?而飞利浦本身因负有与美国公司不同的技术指导责任,不也获取了很高的技术援助费吗?
  把技术引进之后,为求促进企业活动的经营成果,松下先生认为应该有很好的理由,收取经营指导费。他终于也让飞利浦认同了无形的经营指导价值。
  当然,这个有价值的经营指导费,同时也对松下电器发生约束作用。这百分之三不是好拿的,责任异常重大,松下先生也充分认识这一点。而飞利浦方面,也必然经过很慎重的考虑,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凝视,另一方面则抱一分期待。
  总之,在与飞利浦交涉过程中,经营的价值就这样重新被人认定。后来,松下电子工业在不断努力下渐渐向上发展,终于在飞利浦所有技术合作的公司中出类拔萃,成为第一等公司。
  在一个公司中,每个员工的实力要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公司才能获得更好的成长。如果认为单独培养一个职员的实力,公司就能发展,那就错了。这个观点很重要:公司成长的并键不在一两点突出,而在整体程度的提高。
  有一些财大气粗的公司,认为钱可以滚钱,所以一开始就忽略公司的经营管理,只坐享其成。一旦公司在意识上松懈,迟早总会走上衰败的道路。所以公司一方面要培养员工个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设法将培养出的个别实力予以妥善综合,整个运用。这种情形就象打垒球时,一垒手和捕手随时保持警戒,准备互相补位;担任其他守备位置的人也相互支撑,毫不松懈。如此,集合众人的力量,才能使工作顺利进行,而整体的力量,更足以对公司和社会都发挥更大的贡献。
  身为企业经营者,最重要的,是要对他的公司怀着信心;而好职员更要经常抱着为社会贡献力量的想法。这样的公司很少会失败的。不论经营者或从业员,都应该觉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自己的公司,甚至于有影响社会的可能。除此之外,任何一个员工在心理上,也要重视主管交办的工作。譬如说,主管交待你打电话取消一个约会,那么在打完电话之后,就算主管没再问起,也就该把结果告知。虽然这只是件微小的事,却可以由此逐渐赢得信赖。主管也往往人这些小事来判断他的员工值不值得信赖,能不能托付大事。
  连寻常小事都办不好的人,偶尔完成一件大事,绝对不可因此骄傲。因为平凡的事比困难的事重要。公司的成长,往往是从一连串平凡的琐事中,累积起来的。根据松下先生多年来的经验,也只有在处理自己的业务时,智慧才能充分活用,并且没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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