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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战争——古斯达夫·阿道夫、克伦威尔和杜伦尼


  现在,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近代史上的一个“大战”, 即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在这场时间颇长的战争中,没有出现一个产生决定性战果的战役,这是很有意思的。
  在这场战争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瑞典国王古斯达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之间进行斗争的那个最后阶段。出于古斯达夫·阿道夫在卢塞恩进行决定性会战时战死。结果,组成一个以瑞典为首的大型新教联盟的可能性被彻底打消了,如果不是法国人的参预,不是华伦斯坦被刺,那么,卢塞恩会战的结果,也许可能导致日尔曼人的统一,那样的话,德国的统一就要比实际上提前三百年。
  不过,这类的结果和可能性都是靠间接方法获得的。这次战争中唯一有名的一个会战,以德国人的失败而告终,而他们却是原先占有优势的一方。尽管华伦斯坦的战争机器要比瑞典人的弱得多,而他也并不善于从有利的战略形势中获取战术上的好处,但他还是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这次会战之前,他取得了现实的真正优势。应该指出,他的这个优势是连续三次采用各种间接路线行动的结果。这些间接路线行动甚至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
  1632年,华伦斯坦重新受命,担任了当时已经并不存在的陆军的首脑,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在三个月之内收编了一支大约有四万人的雇佣军。由于古斯达夫·阿道夫国王的瑞典军队正在扫荡巴伐利亚,当局发出了要求立即赴救的呼吁,但是,华伦斯坦没有马上赶到那里去,反而掉转头来向北走,去对付萨克森那个古斯达夫的弱小同盟者。他把萨克森军逐出了波希米亚,而后即向其国内进攻。他甚至还强迫巴伐利亚选侯也带领自己的军队前来同他会师,这样就便巴伐利亚在表面上显得防务更加薄弱。然而,华伦斯坦这个算计是完全正确的,他就是这样调动了古斯达夫。由于害怕自己那个脆弱的同盟者被消灭,古斯达夫不得不赶紧从巴伐利亚撤退出来,并匆匆忙忙地去援救萨克森人。
  华伦斯坦和巴伐利亚选侯的部队,在古斯达夫军队赶到以前实行了会师,古斯达夫面临着敌人的联合兵力,不得不退回到纽伦堡。华伦斯坦随即跟了上去,但却发现瑞典人正在严阵以待,因而认为:“举行会战的时机已经丧失,必须尝试用另外的方法。”他不敢把自己的新兵用来攻击瑞典的精兵,于是使选择地形挖壕设防,—方面使部队得以安全地进行休息,一方面则使用轻骑兵去控制古斯达夫的补给线。华伦斯坦这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战术:对于瑞典国王的挑战置之不理,使他进攻阵地的尝试多次破产,得不到什么战果,同时,又使瑞典军队受到饥饿的威胁。这样,尽管在军事上的意义比较有限,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都知道古斯达夫这次失败了。虽然古斯达夫并没有被歼灭,但是由于过去一系列重大胜利而造成的“古斯达夫不可战胜”的神话,却完全破产了。这就必然要削弱他对于日尔曼诸国家的控制力量。华伦斯坦正确地使用了自己比较有限的兵力,达到了较高的战略目标。
  古斯达夫又从纽伦堡出发,向南进入巴伐利亚。华伦斯坦没有跟随追击,而是转向北面,又向萨克森进军。这又是一个很高明的行动。象前一次那样,他又以这个机动调动了古斯达夫,迫使古斯达夫再次掉过头来对他进行追击。不过,古斯达夫的行动也很迅速,很快就回到了萨克森,使华伦斯坦来不及强迫萨克森人单独订立和约。接着就在卢塞恩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会战。瑞典军队利用他们战术上的成功,挽回了他们在战略上的挫败。但是代价惨重,他们的统帅在战斗中牺牲了。这样一来,瑞典人想组织以瑞典为首的新教国家大同盟的理想,也随之最后破灭了。
  这场折磨人而且耗费大的战争,后来还拖了十六年才告结束。它使整个日尔曼变成了一片废墟,而使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1642年到1652年的英国国内战争,与同世纪中欧洲大陆的各次战争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特点,那就是英国的战争都是力求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德富在其所著《骑士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我们从来就不设营,不挖壕……从来不凭江河隘路之险而固守。战争中的最大格言是:哪里有敌人,我们就到哪里去打他们!”
  英国的第一次内战,尽管具有良好的进攻精神,可是还一直拖了四年。这是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会战取得决定性的战果。1646年,战争的烈火总算是熄灭了,但是,仍然残留着许多王党分子的“红角”,他们余烬未消,因此,仅仅过了两年,由于胜利者内部发生冲突,致使战争死灰复燃,而且其熊熊烈焰比上一次还要烧得猛烈。
  本来,这次战争中的进攻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它的结局却又那样地不确定,这是因为什么呢?对此加以研究,我们就可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在每一个战役中都是一再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其间固然夹杂着一些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叫做“扫荡战”的作战行动,但都只具有局部的和暂时的作用,因而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使双方都把实力消耗殆尽而已。
  第一次内战开始时,王党的军队是以英格兰西部和中部来作基地的,而拥护国会的军队则以伦敦为据点。但王党军在第一次进攻伦敦时,前进到图思班绿地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后来,人们常把这个称之为英国内战中的瓦尔米。王党军这次自动败退,是因为进攻开始以前,双方主力曾在埃德日丘陵地区进行一场苦战,流血很多而毫无结果,因而精神力量产生了作用,致使进攻没有流血,就告结束。
  此后,王党军即以牛津及其附近城镇作为自己作战基地的支柱。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地区的战事是平静的,双方都把主力屯守在边界上,没有什么大的行动。而在此同时,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则有许多孤立的支队不断进行着混战。这样一直拖延到1643年9月。由于被围的格洛斯特城面临着严重的局势,迫使埃塞克勋爵率领国会军的主力前往救援。他采取了一条迂回绕过牛津地区的行军路线。这就使得王党分子获得了切断其退路的机会。后来,在新布里(即在里丁以西25公里处)进行了一场直接的冲突,但是又没有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战争过程中的大量物资消耗,本有可能促使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可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却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和爱尔兰的叛乱者首先签订了和约。订立这一和约的目的,是想利用天主教的爱尔兰,来制服新教的英格兰。而结果呢,却促使属于长老派的苏格兰也起来参加了反对英王的斗争。由于有了一支苏格兰军队可以在北面牵制王党的兵力,国会派又重新集结了自己的兵力,准备直接向牛津地区进攻。这次进攻,除了夺得牛津附近的少数堡垒之外,还是没有什么重大结果。实际上,就在这个时候,英王还能命令鲁普尔特紧急驱兵北上,去援助北方的王党部队,以对付苏格兰的进攻。对查理说来,不幸的是,他的部队在马尔斯登荒地遭到了战术上的失败,以致使他不能利用当时对他有利的战略形势。胜利方面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由于对牛津地区的直接进攻没有什么成果,又使国会派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部队中逃亡的人日益增加。只是因为还有一些象克伦威尔这样坚定的人物,才得以在敌对双方互相消耗殆尽的情况下,没有罢兵求和。对国会派来说,所幸的是,王党方面的情况甚至还要恶劣,其内在的危机比外部的打击还更严重。因此,敌人在精神上和数量上都是居于劣势的,而他们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国会派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直到1645年,由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重新建立起一支新型军队,才在纳西比把王党军队打败。不过,尽管有这一次在战术上取得决定性战果的胜利,战争还是再拖一年才告结束。
  关于第二次国内战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克伦威尔已成为统治的中心人物,而二十八岁的约翰·南布尔特,也做了他的重要助手。到1648年4月底,情况已经明朗,苏格兰人组成了一支勤王的军队,准备开进英格兰来支援王党分子。于是,费尔法克斯立即带兵北上去进行征讨。而克伦威尔则到西部去镇压王党在南威尔土地区的起事。可是,当苏格兰人从北面南下的时候,在肯特和英格兰东部的王党分子也爆发了新的叛乱,这样就把费尔法克斯牵制在该区无法前进。因此,当时在南布尔特手里只有一支极单薄的兵力,用以迟滞苏格兰军的入侵行动。但是,他却以极巧妙的间接路线行动完成了任务。当苏格兰军队沿着西海岸的大路向南挺进的时候,他曾不断威胁敌人的翼侧,同时,设法制止他们翻越奔宁山脉,使其不能同约克郡地区的叛党汇合。
  最后,在1648年7月11日,克伦威尔攻克了彭布鲁克城,于是他也随即挥师北上。他没有直接进攻苏格兰人,而是采取了经由诺丁汉和当卡斯特的一条深远迂回道路,并沿途取得补给。然后,他又转向西北,在阿特里同南布尔特会师。苏格兰人此时配置在由威根到普雷斯顿一线,其左侧由南格德尔率领着3500人进行防守。当时,克伦威尔总共只有8600人的兵力,而且包括南布尔特的骑兵和约克郡的民团在内。至于敌人,其总兵力几乎达到二万人。克伦威尔首先在普雷斯顿地区拖住了苏格兰军纵队的尾部,打乱了敌人的行军序列,迫使敌人掉转头来以抵抗他的攻击。这样,南格德尔率领的那支军队就在普雷斯顿地区全部被歼灭了。尔后,克伦威尔乘胜追击,衔尾紧跟,使苏格兰军纵队纷纷溃逃,经过威根,一直败退到尤托克西特。在这里,前面有中部地区的民团阻挡去路,后面有克伦威尔的骑兵不断攻击,苏格兰军已是走投无路,终于在1648年8月25日宣布全军投降。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国会派的敌人被彻底摧垮了;军方得以对国会进行“清洗”,并把国王查理一世提交法院审判,最后判处了死刑。
  克伦威尔此后对苏格兰的进攻,实际上要算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克伦威尔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的,其目的是要摧毁英王的儿子,即未来的查理二世的计划。当时,查理正打算借苏格兰人的帮助回来夺取已经失去的王位。这场战争不能算作什么对历史的进程有过决定性影响的战争。但是,它却很突出地证明,克伦威尔是善于掌握间接路线战略的。当他发现由李斯里指挥的苏格兰军队已经占领有利阵地,并遮断了他向爱丁堡前进的道路时,他只是进行了一个接触性的小战,以来探测敌人的实力和部署。稍后,当他已经靠近目标,而且深感补给品缺乏的时候,他仍然具有极强烈的自制能力,决心不在对他不利的地形上进行正面攻击。他压抑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求战欲望,在没有把敌人诱到开阔地以前,在没有出现对敌人暴露翼侧实施突击的可能性以前,决不进行冒险,不肯采取积极的行动。为了求达这个目的,他开始向穆塞尔堡撤退,随后又向邓巴撤退,以此诱惑敌人,并在那里进行补给。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原路返回,并在穆塞尔堡给部队配发三天口粮,开始进行一次深远的迂回运动。他准备翻过爱丁堡丘陵区的高地,前出到敌人的后方。1650年8月21日,李斯里在科尔斯托芬山地切断了克伦威尔的进路。这时,尽管他离开自己的基地很远,但他仍然进行着采取间接路线的尝试,决心走迂回路绕过敌人。随后,李斯里又在戈加地区隔断了他的去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数的将领难免会要冒险一战,可是克伦威尔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把病员暂留现地,决定向穆塞尔堡撤退,接着又从那里向邓巴撤退,以此引诱李斯里跟踪追击。这时,有些部将劝他把部队装船撤走,但是克伦威尔没有采纳,一心在邓巴等待着。他指望敌人有可能错走一步,而自己则能马上加以利用。
  然而,李斯里也是一个高明的对手。他采取的下一步行动,给克伦威尔造成了更大的危险。李斯里离开了主要的道路,在1650年9月1日的夜间,绕过了邓巴,占领了顿山丘陵地区和其他一系列的高地,从而监视着通往伯里克的道路。另外,他还派出一个支队占领了顿山以南11公里处的所谓“烧鸡”隘路。第二天早晨,克伦威尔立即发现,他与英格兰本土之间的交通已被切断了。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已感到粮秣的匮乏,病员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
  李斯里的原定计划,只是在高地等诗,一旦英国人沿着通往伯里克的道路突围,就立即下来予以突然的打击。可是,长老会派的那些教士们却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实指望看到,敌人将会落入陷阱,而在发现英国侵略者有可能从海上脱逃的征候时,他们的要求就更加坚定了。9月2日,忽然起了强烈的风暴。屯驻在光秃秃的顿山和其他高地上的苏格兰部队,实在是吃不消,坚持不住,大约在午后4时许,他们开始从高地上撤下来,并在通往伯里克的道路近旁寻找房舍,以避风雨。而在他们的前面,正好隐蔽地流过一条小小的布罗克河,它经由谷地注入海中。
  克伦威尔和南布尔特在一起,亲眼看到苏格兰的部队在调动。他们两人同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正在形成的局面将对他们有利,可以使他们夺得优势,有利于对敌人实施突然袭击。当时,苏格兰人的左翼已被压缩在高地和布罗克河这条小溪流之间。如果对其右翼部队施行突击,那么左翼的部队是很难给予支援的。在当晚的军事会议上,南布尔特提出建议:立即进攻苏格兰人的右翼,力求把它击溃,同时集中起炮兵的火力,以压制敌军的左翼。他所列举的理由使大家都很信服。克伦威尔很赞赏他的这种主动精神,于是就指派他去攻打头阵。那天夜里,不停地下着雨,刮着很大的风,英军沿着小溪流的北岸占领着阵地。在部署好对付敌军左翼的火炮之后,南布尔特返回到另一翼,即自己方面的左翼,并马上率领骑兵在沿岸地区发起进攻。由于进攻行动来得突然,英军的骑兵和配置在中央的步兵,都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渡过了溪流。尽管英军的行动曾一度受挫,但是把预备队投入战斗以后,克伦威尔随即就在靠海的这个侧面把敌军压向左面去了,并把他们逼到高地和溪流之间的一个角落里。这时,敌军士兵要想得救,只有溃散逃命。这一次,克伦威尔抓住了敌人由于过分自信而产生的错误,并立即加以利用,在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因此,打败了在兵力上比他大了两倍的强敌。这次战争就这样光荣地结束了。在整个战争中,克伦威尔始终拒绝了各种的诱惑,虽在万难之中,也决不放弃自己的间接路线战略。
  邓巴的胜利,使克伦威尔攫取了在苏格兰南部的统治权。由于这一胜利,拥护长老会派的军队被消灭了。但是,在苏格兰的北部和西北部,还残留着一些反对克伦威尔的王党分子。由于克伦威尔害了重病,彻底肃清这些王党分子的工作拖了很长时间。而在这个时候,李斯里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在福思湾以北地区重新组建了拥护王党的军队。
  1651年6月底,克伦威尔在其军队经过充分训练以后,又提出了战斗任务,恢复了战斗行动。他的战略计划,无论就其思想深度和计算精度来说,决不逊色于以往战史上的任何战略计划。这一次,他头一回具有了数量上的优势,但是,敌人也是非常狡猾的,始终不离森林沼泽地形,从而保障了自己的薄弱翼侧,封锁了通向斯特林的道路。如果克伦威尔不能在短时期内摧毁敌人的抵抗,那他就不得不在苏格兰再度过一个严酷艰困的冬天。那样的话,他的部队必然要遭受大的牺牲,并使国内的情况更趋恶劣。而且,只是把敌人从阵地上击退还不够。因为这种局部的胜利仅仅是把敌人赶进山地中,他们继续留在那里,仍然是眼皮底下的一个祸害。
  克伦威尔解决这项任务的方法可以算是一件杰作。首先,他在福尔柯克附近向卡兰德屋实行强攻,从而在正面造成了对李斯里的威胁。其次,他使全军逐步地渡过福思湾,前进到佩思地区。这样,不仅绕到了李斯里防御线的翼侧,而且控制了他们通往斯特林的接近路,占据了其补给基地的枢纽。然而,他采取这一机动,同时也就给敌人让开了一条通向英格兰本土的道路。这正是他的计划的实质,是其艺术高超的体现。他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而此时的敌人,正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开始溃散逃亡,而眼前却又只有一条狭窄的孔道。敌人方面的某一个人曾说过:“我们当时被迫作出选择,或者饿死,或者散逃,或者带领残余部队冲到英格兰去。这后一个办法虽然也是极端危险的,但也许还有可能使遭受的灾难小一些。”因此,苏格兰人很自然地选择了后一种方案,他们在7月底向南突进,冲到了英格兰境内。
  克伦威尔是预先料到了这一着的,并且利用政权手段作好了“迎接”敌人的准备。他紧急地动员了所有的民团,监视着一切有王党嫌疑的分子,查抄了私藏军火物资的秘密仓库。苏格兰人是沿着西海岸向南开进的。为了跟踪追击敌人,克伦威尔派出了南布尔特的骑兵。同时,派哈尔逊由纽卡斯尔向瓦林顿斜插过去,而弗立特沃德则率领中部的民团向北进发。南布尔特从侧面绕过敌人以后,于8月13日与哈尔逊会师。于是,两支军队都开始与敌军接战,并且战且退,不断迟滞敌人的前进。这个时候,克伦威尔则冒着8月的酷暑,每天行军32公里。他开始是沿着东海岸向南走,然后折向西南。这样,敌人终于掉进了陷阱,同时地遭到了克伦威尔的四面围攻。这时,查理断然地改变了行进路线。他不再向伦敦而转向塞文河地区,但这样也只不过多拖几天日子,并没能挽救自己的惨败。1651年9月3日,即在邓巴会战的周年纪念日,克伦威尔又在伍斯特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开始以前,曾发生了许多次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军队为一方,而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为另一方。他们有时联合作战,有时单独对垒,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这些战争的最终目的,因而也包括其局部的任务,照例都是有限的。造成这种不坚定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筑城学术的发展超过了兵器的进步,使防御方面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这正和二十世纪初叶机关枪刚刚出现时的情形是一样的。二是军队还没有编组成为固定的兵团和部队,不能独立自主地活动,在运动和作战中,通常都必须全军凝成一个整体,因而使其突击力受到限制,不能分散活动以欺骗敌人,不能自由地进行调动。
  在这许多次的战争当中,如著名的法国投石党人的战争,争夺王位的战争,荷兰的战争,神圣同盟的战争等等,只有一个战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就是1674年至1675年之间法国统帅杜伦尼进行的冬季战役,其顶点即为图尔克姆的胜利。当时,法国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路易十四的盟友,一个一个地相继离开了他。西班牙人,荷兰人,丹麦人,奥地利人,以及日尔曼的多数公侯王子,都纷纷加入了敌方的联盟。杜伦尼在洗劫了这些公侯和皇室的领地之后,被迫退过了莱茵河。这时,勃兰登堡选帝侯正在调动兵力,准备去同布伦维里指挥的皇室军队会师。可是,杜伦尼却抢在选帝侯的前面,于1674年10月把布伦维里阻止在思泽赫姆地区。然而,德国人这时已经进入阿尔萨斯,并在斯特拉斯堡和贝耳福之间的集镇和乡村居民点里扎下冬营。这样就迫使杜伦尼又退到了德特维尔地区。
  杜伦尼表演其统帅艺术的舞台就是这样设置的。他决定,要在仲冬时节发动这次战役,因而一开始就使他获得了突然袭击的益处。为了迷惑敌人,杜伦尼故意在阿尔萨斯的中部地区构筑堡垒,作出准备防御的样子。随后,他便悄悄地把自己的全部野战部队开进了洛林。接着,利用孚日山脉高地的掩护,采取强行军的速度向南挺进,并在一路上尽一切可能从各地村镇收编补充兵员。而在行军的最后阶段,他甚至把自己的兵力分散成小股活动,用以欺骗敌人的谍报人员。他在冰雪封山的条件下沿着山脊道路进行急行军之后,又在贝耳福附近重新集合了自己的部队,并且丝毫也不延宕,立即从南面突入阿尔萨斯。而在战役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是想从北面攻进去的。
  布伦维里依仗自己手里拥有强大的兵力,曾力图把杜伦尼阻止在牟罗兹,但是在12月29日,很快就被击败了。于是,法军如潮水般地急卷而进,沿着实在莱茵河与斯特拉斯堡高地之间的谷地一直往前冲,把德帝国的军队分割成一些小股部队,在斯特拉斯堡方向上向北败退。对于每一支企图抵抗的部队,法军都把它们隔截开来,或围困起来。可是,追到科耳马尔的时候,即在通向斯特拉斯堡的半路上,勃兰登堡选帝侯已带领德国部队构筑了一道防御工事。他仗着自己拥有和杜伦尼差不多的兵力,在那里进行固守。然而,由于迅猛进攻而产生的一切优势,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都被杜伦尼夺占到手了。他技巧地利用着这些优势,在图尔克姆会战中成功地采取了战术上的间接路线。在这个会战中,杜伦尼所锐意追求的,不是首先消灭当面敌军的肉体,而是考虑如何摧毁他们的士气。这样的结果,从事物的自然过程来说,必然使敌军部队自行逃散。杜伦尼达到了这个目的,仅仅在几天之内,他就使阿尔萨斯境内连一个敌军士兵也没有了。
  这次会战以后,法国士兵回到斯特拉斯堡的冬营里去过冬。他们直接从德国方面的莱茵河岸地区,甚至远及内卡河地区,搜集各种补给物资。勃兰登堡选帝侯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退回国内,即退到了距离柏林西南60公里的勃兰登堡城。而杜伦尼的老对手蒙特古里,在下一年的春天又重新受命,担任了日尔曼帝国的全军总司令。由于受到杜伦尼的压力,蒙特古里也不得不领兵撤退,并在萨斯巴赫地区占领了于自己不利的阵地。然而,在萨斯巴赫之战一开始时,杜伦尼就为一颗炮弹炸死了。杜伦尼死后,战争的进程马上就起了变化。
  杜伦尼的这个冬季战径,与十七世纪欧洲各次战争的许多战役比较起来,特别突出地显出了它的坚决性。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时代,许多的将领都是擅长迂回机动艺术的,因而相互之间就起了限制的作用。他们掌握这门艺术的水平彼此差不多,所以,某些迂回翼侧的行动在其他时代也许可以获得成功,而在这个时代却被相互抵消了。只有在杜伦尼的这次战役中,才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把敌人击毁的目的。作为一个鼎鼎有名的统帅,杜伦尼随着本身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了自己的统帅艺术。他在自己时代所进行的战役,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的统帅都多,而在其最后一次战役中,又解决了在十七世纪中如何夺取胜利的问题。因此,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而当他以此达到作战目的的时候,并没有破坏历代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法规,即把经过良好训练的军队看作成本极高的财富,万万不可随意浪费。
  看起来,杜伦尼是从经验中获得了教训的。他懂得,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获得决定性的成果,就必须很好地制定战略计划,而在计划中,又必须使间接路线起主导作用。在杜伦尼以前,统帅们进行机动时,总是把城塞作为基地和枢纽,因为对于野战军来说,城塞同时又是保护他们的补给仓库。杜伦尼完全摆脱了以前那种作战基地体系,而把突然性和机动性结合起来,把这看成是争夺胜利的关键,而且这种结合也对自己的安全提供了保证。这是一种合理的计算,并不是什么赌博游戏,因为只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破坏了敌人的稳定性,对于自身的安全来说,也就有了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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