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
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一九一五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二十二岁，风华
正茂，雄姿英发。就在第二年讨袁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他率部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
失去右眼。他在大半个世纪中，指挥了无数次战役战斗，九处负伤，屡建战功，以足智多谋
的“独目将军”闻名于世。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
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
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
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
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
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
率。
    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
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
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长征开始前，他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
被错误地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到五军团去当参谋长。他忍辱负重，积极工作。长征一开
始，伯承率五军团担负了最艰巨的殿后任务，同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恶战，保护了中央机关
的安全。后来他又担任先遣司令，率领部队斩关夺隘，为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红军第一、四
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
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党性坚强
的高贵品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
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
    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
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
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
    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
国内外屈指可数。
    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他用兵作战最讲实
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长于出奇制胜，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妙
算。作战指挥上的神机妙算，用伯承的话说，就是首先要靠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时
间、地形。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常说：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伯承最反对军事指挥上墨守成规，粗枝大叶，大而化
之。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幽默诙谐地批
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
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
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
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伯承的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面，也表现在他对我军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他就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前
景，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正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事频繁的时候，平
均二十天就要打一仗。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
书。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
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
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大陆解放不久，他
从军事建设的全局出发，给中央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
职务，自告奋勇去办陆军大学（后命名为军事学院）。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
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的一只左眼视力也已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百
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
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
    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
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不但对政治委员，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下
部队，总要请政治机关派人一起去。不是为了替他写讲话稿，或者为他本人的活动写新闻报
道，而是把他们看作政治机关的代表，遇事随时随地同他们商量；在作军事部署的时候，便
于他们及时布置政治工作。当他要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动员时，往往把自己起草的
讲话提纲送政治机关阅改。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把政治工作看成我军的生
命线。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可以说，他是我军高级军
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
    伯承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拯民于水火”，正是这种博大的胸襟，使伯承从旧民主主
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一样，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看清楚了，
要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除了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别无他途。伯承在一
九二四年就接触了共产党人，但他没有马上参加共产党的组织，而是在经过了两年认真的观
察和思考之后，才确定了自己的政治选择。一旦看准了，选定了，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
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
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
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九四二年冬天，太行山区军民和延安的同志祝贺伯承五十寿辰的时候，他曾说过：离
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他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世的
时候，能在我墓上立一块碑，上书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回顾伯承为共产主义事业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坚强党性，中国布尔
什维克——这个意味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他是受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