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海鸥
    1997年12月2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邓锡铭先生，怀着无限的依恋，永远离开了他一
生执著追求的科学事业，离开了他的亲人……
    邓锡铭先生是我国激光科技领域的开拓者、奠基人，他的离世，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思
念之中。
    1948年，邓锡铭考入“上海暨南大学”物理系读书。1949年7月，邓锡铭转入北京大
学物理系。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在北大学习期间，他接
受了新的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边读书边做青年团的工作，大学生活，培养了他很好的
组织能力。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物理系师生的崇尚数学、崇尚物理理论的气氛十分浓厚。他在多
位名师的教导下，学到了系统的物理学知识，这为他后来的科研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
响。
    “一定能做出来”
    1952年7月，邓锡铭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
作。他是一位经历过日本侵略中国之苦，有着浓厚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他深知：只有祖国
强大了，才能不受侵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他在光学界老前辈王大珩先生领导下，从事十年的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
    协助王大珩所长，组织全所科研工作，担任学术委员会秘书、党委常委。这个时期，培
养和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积累了丰富的科研和管理经验。
    在此期间，他与相互爱慕已久的高中同学梁绮梅女士，结为秦晋之好。有了三个聪明漂
亮的女儿。一家人过着令人羡慕的温馨生活。1958年，中国科学院领导调邓锡铭到院机关
工作，他到了北京。三个月后，他又要求返回原单位，因为他太酷爱科研第一线工作。
    1960年，邓锡铭任该所研究部的副主任，这时他提出：“美国人正在秘密进行新兴的
激光科学研究，我们也应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此，所里科研人员，进行了几个月的辩
论。他勇于挑战，坚信一定能做出来！
    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刻苦自学，重新认真系统读完“高等数学”、“量子力学”等大
量书籍，每天读书到夜里1—2点钟。春节假日，没出家门，一口气读完了爱因斯坦的“相
对论”。为了检验是否弄明白，他为夜大的学生讲“相对论”课程。到国外访问时，尽可能
多找到一点激光技术文献认真研究。由于他孜孜不倦，坦头苦读，终于全面掌握有关知识，
为开创新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上激光技术刚刚出现不久，邓锡铭提出并领头开拓我国激光科学技术领域。那时，
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饥饿的日子里，他带领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地投入到新的科学
事业之中。一年后，他们成功创制出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1961年底，邓锡铭几乎与国外同时，独立提出了高功率激光Q开关原理。他非常形象
地解释：把Q开关比喻为一个稍有漏水(自发辐射跃迁)的抽水马桶，当水箱被灌(光泵注入
能量)满之后水箱底部的盖快速揭开(Q值突变)，水(激光能量)就一涌而出(激光峰值功率输
出)。
    1963年，他主持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氦——氖气体激光器，并做出了一系列对激光特
性早期认识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与实验成果。
    为了更好开展激光领域工作，1963年，他曾写信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倡议，建立起激光
专业的研究所。1964年春天，他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称号。他组织八个大型光学精
密仪器研制，以及军事光学研究。带着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八大件”到北京汇报。在人民大
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一条重要的路子”
    邓锡铭先生曾说过，对他的一生，最有影响的是两位杰出的人物，其中一位是德高望重
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12月，邓锡铭在北京开会期间，第一次遇见了王淦
昌先生。从此，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与一位著名的光学专家，开始长达33年的合作及深
厚的友谊。
    1964年5月，由周恩来总理批准，邓锡铭受中国科学院张劲夫副院长之命，作为主要
负责人，筹建我国第一个激光技术专业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兼所
长，他任副所长，主持常务工作。他当年34岁，年富力强，领导做成的钕玻璃激光器，输
出功率达到108瓦。在激光束的聚焦点上，空气被击穿，光轴上出现一连串火球，他和同事
在试图解释这一令人激动的物理现象。
    当年，王淦昌先生57岁，他开始对激光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想：倘若能把激光和核物
理两者结合起来，应该可以发现新的有趣现象。不久他提出“用激光打击氘冰产生中子”的
设想。这是一个全新的科学概念。这种想法，引出了现在称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学
科，它将来一旦实现，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王淦昌先生做了粗略计算，结果证明是
可能的，但是如何通过实验，来证明设想是可行的呢？他为此苦思冥想。
    两位科学家在北京相识了。听了王淦昌先生的想法，邓锡铭先生说：“这是实现激光应
用的一条重要路子，我们一定要做好实验来证明。”随后，王先生将自己十几页稿纸的论文
交给邓锡铭。邓锡铭把设想和实验情况，及时向中国科学院张劲夫副院长做了汇报，立刻得
到了赞同和支持。
    从此，我国激光惯性约束聚变领域的预研工作，开始向前迈步了！设想得到证实，为今
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深入地研究还需要建造大型的高功率激光器。
    正当邓锡铭先生致力于开创、推进我国用于核聚变研究的高功率激光新领域时，史无前
例的、灾难性的“文革”运动开始了。
    邓锡铭先生不久就被隔离审查，因为他工作太出色，还因公务出过国，加之父母亲属都
生活在香港、美国，罪名是里通外国的“真特务”。他有家不能归，精神倍受折磨。不久，
他被直接关进嘉定拘留所。
    在非人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以坚强的毅力、超人的记忆力，开始了只能用记忆思
维的方法，来构思光束传输的新理论。一天，他弄到了一支笔，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每当推
导数学公式时，他就写在一点大的手纸上，为了不被看守发现，推理后，又将纸撕成小块吞
到肚子里。
    1972年，邓锡铭得到了自由，出狱后，他先回北京弟弟家探望年迈的母亲。妈妈抚摸
着骨瘦如柴的儿子，心如刀绞，泪水流了下来。在京一周假期里，他昼夜不停地写算，将狱
中构思的光束传输理论写成论文。
    回到工作岗位后，他带领学生们，继续发展完善光束传输理论，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光束
传输流体模型，很直观地描述光速的传输。出版了专著《有限束宽光动力学》。
    最喜欢“学习是享受”
    邓锡铭先生最欣赏王淦昌先生的一句名言“学习是享受”。他关注国际上科学技术的新
进展，善于学习和吸收新的思想。他先后撰写并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技术报告。
    为了能充分利用时间，许多文章，都是在飞机和火车上写的。
    80年代，为了大型高功率激光器“神光－Ⅰ”装置，根据他的思想研制了新颖的列阵
透镜，光束均匀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被国外同行称为：“上海方法”或“LA”法，并都竞
相采用这一技术。在总体部署协调下，邓锡铭组织了百位科技人员，历时近十年的预研、方
案制定、工程建造、总体调试，使在装置上做出了包括激光聚变、状态方程、X射线激光等
重要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物理实验成果。
    “神光－Ⅰ”装置的建成，是我国激光技术发展的重要成就。它标志着我国已成为在高
功率领域中，具有这种综合研制能力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邓锡铭是这一重要科学工程的领
导者及总体技术决策者。同时，他在光学、激光理论、技术上也有许多创造性成果。90年
代，建造“神光－Ⅱ”装置，他付出许多心血，从立项论证、组织协作到技术攻关都亲自过
问，他是这项巨大工程的“帅”。
    邓锡铭先生常说：“我们中国人非常了不起，一点不比洋人笨，只要我们努力，没有办
不成的事”。
    邓锡铭先生就是这样一直努力着。他为开创、发展我国的高功率激光事业，呕心沥血、
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邓锡铭先生离去了，但是他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人格力量，将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