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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愿不外有三：健康的身体，通过诚实劳动获得的富裕和看上去优雅美丽。 ——柏拉图 正是在我们的自然天性中，存在着一种激切的弥漫一切的情绪，这就是关注美、珍视美。如果忽视了我们。心智的这种显著的力量，则对我们精神世界的任何描述都是不完全的。 ——乔治·桑塔亚那 是的，我知道，你对我这里所说的还一无所知。很久以前，美就已消失，它滑落到喧嚣的噪音之下——语词的噪音，就像传说中沉入大西洋底的阿特兰提斯岛。惟一还留存下来就是语词，年复一年，它们的意义越来越失去了明晰与简洁。 ——米兰·昆德拉 美为哲学家所沉思，却由色情画家来加以展现。如果要问人为什么都渴望形体的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回答是：“只要他不是瞎子，人就不会问这个问题。”美俘虏人的心灵，魅惑人的思想，激起人感情上的熊熊烈焰。从柏拉图（Plato）的哲学著作到现代画家笔下的各种美女招贴画，那一副副尽现人体美的描绘已将人类对美的渴望与想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丑为美的时代，美之存在的道德意义已受到人们的怀疑，而丑陋却展现出一种少有的魅力。美既表现为肉欲，又表现为想象——两者在美中平分着秋色。我们既可以将它投入于美妙的梦想，又可以对它进行充满色情的想象。换一个说法就是，人可以因逃避现实而尊崇美——这种行为表现了我们天性中恒在的青春气质：拒绝接受一个有缺陷的世界；又可以用一句常说不败的话将之一挥而去，说“美是人心造的幻影”，以此来向人们表明，美仅仅是一种让我们自身感到愉悦的东西而已（其潜台词就是美这种东西没人能说得清）。倘若如此来定义美，美便成了无意义之物，就像格特鲁德·斯坦恩（Gertrude Stein）说起她的家乡——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市时所说的：“世上本来就没有那么一个所在。” 1991年，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说：美，作为一种客观而普遍存在的实体，实际上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这一说法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美的哲学沉思一扫而光。“美是一种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在任何经济体制中，都由政治起着决定的作用。而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一个最后形成的、也被认为是最好的信仰体系就是保持男人的统治地位永不动摇。”按照沃尔夫的说法，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美的景象都是来自神话传说。美就像关于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的神话故事，什么帕里斯（Paris）的裁判、不和的金苹果等等，都不过是一种修饰。美是廉价小说，由一个产值上千万的行业操纵着，一个又一个幻影从它们的笔下推出，然后像鸦片似地推销给那些多情善感的女子。美将女人引到一个男人需要她们的地方——这是出于权力结构的需要。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为了文化消费的意义给美下定义，他们让美的形象四处泛滥，以期激起人们满腔的嫉妒与欲望，而这样的煽动只是为了两个目的：赚取财富和维持现状。 许多有识之士要我们相信，美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它既不说明什么、解决什么，也不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在关于知识的谈话中没有它的地位。对此，我们似乎应该发出松决的一呼，大大地吐出一口气来：怎么，美这个东西如今已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可是这样一种对美的描绘是错误的，在远离观念世界的地方，美仍在行使它的统治。无人不在凝视它的娇颜，也无人不在欣赏它的媚艳。要使凝视美的眼睛没有感觉，就如同要压下体内的欲火，或者以一颗冷漠的。已去面对孩子的哭叫。我们可以说美已经死亡，但这只不过更加加深了真实世界与我们所理解的美的世界之间的距离。 在美跌落到更深奥的地方之前，请让我们将它拉到近前，好好地对它审视一番。如果说麦迪逊大街的男人具有像斯万加利（Svengsli）一样的力量，能支配女人的行动和喜好、并按照自己的意思给美下定义的话，那就等于说，女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还没有头脑。可是现实情况表现得恰恰相反，女人们不是正在那里培育美、借助美容业将美所带来的力量发挥到所能利用的极致吗？当今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不正是女人们常常没有机会去开发别的财源、而只能开发利用美所带来的好处吗？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麦迪逊大街只是聪明地利用了人类普遍存在的好恶之情，而不是创造了它们，他们所做的开发与利用不比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之流所做的更多。沃尔特创造了我们对大眼睛、小躯体的动物的喜爱，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创造了我们对甜食和多脂肪食物的渴望，广告商和企业家们帮助我们确定了该穿些什么衣服以及如何找到对美的感觉。但我想说的是，这些只属于时尚的范畴，而非美的范畴。时尚，正如波德莱尔（CharesBaudelaire）所描写的，是“看起来悦人的、有诱惑力而且使人胃口大开的圣饼上的糖衣”，但不是圣饼本身。 媒体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欲望渠道，但是却将我们的爱好范围大大地缩减了。公众喜爱的形象成了楷模，美的后面跟着一大群模仿者，模仿者的身后又跟着新的模仿者。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就是这样的一个公众楷模，她被许多人所模仿，从吉恩·曼斯菲尔德（Jayne Mansfield）到麦当娜（Madonna）。种族主义和等级歧视也在美的形象中反映出来，尽管美本身对人种之类的区分木感兴趣，而呈现为丰富多彩的形象。正如达尔文（Darwin）说的：“如果人都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话，那也就不存在美这种东西了。” 对美的反动也部分地来自这样一种担心：即人们对美的追求已经达到了史诗般的规模。只要我们仔细翻查一下古往今来的文献资料就不难发现，人类对于美的追求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他们在皮肤上刻记、纹身，对身体穿刺、拔毛，垫高脚跟，给腰背加撑，用涂料擦拭身体等等，不一而足。19世纪，达尔文乘比格尔（Beagle）号旅行时，发现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对身体装饰的热情”，为了一种“极为美丽的东西”，人们常常不惜牺牲自己和忍受痛苦。 在原始文化中，或者说在人类的远古时代，这种对肉体的暴行十分盛行，然而今天我们同样发现，对美的过于热衷又将人类天性中这种特有的“原始性”引发出来。仅1996年一年，据说就有69．6万多的美国人对自己的肉体施行了暴力，为了所谓的整容，他们自觉自愿地让自己的身体被切割或灼烧，把自己腹内的脂肪抽掉，让不属于自己身体的异物植入体内。在1992年FDA限制将硅胶植入人体之前，每天有400名妇女在做这种手术。隆胸术曾经是性感明星的独擅，而今它已成为好莱坞女演员们的常规做法。就是对于家庭主妇，做一个高高隆起的乳房现在也不是什么希罕事。 这样一些听起来骇人的做法，其目的不是用来改善身体的缺陷，而是为了增加身体某一部分的美。尤切契特大学教授凯茜·戴维丝（Kathy Davis）在荷兰时看到不下50人正在努力劝说医生为他们施行手术，以便改变他们的外形。而这50个人中，除了一名男子因为鼻子有点问题。需要整形解决外，其他所有人，从外表上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她这样写道；“我发现自己大大地为这样的情景所惊讶，即大家都心甘情愿地经受这种非常的手段，去改变那些在我看来根本算不得什么的缺陷。”然而，当事情涉及到人的脸面或身体的时候，就不存在什么算得算不得了。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脸部的起伏情况和身体的凹凸变化，就像绘图师清楚自己笔下的地形会如何走向一样。在外人的眼里，我们从最好状态到最坏状态只是变化了那么一点点，而对于我们心灵的眼睛来说，我们形象上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一个没有整理好的发型，一个小小的褐斑，一点点增加的体重，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自信，而这些微不足道的变化，如果发生在我们的情绪、体力或心境上，则一般是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的。 人们以美的名义做了许多极端的事情，他们将大量的钱财精力投资在美容上，而且不惜为它顶风冒险。在他们看来，生活就以它为倚赖了。在巴西，使用雅芳（AVon）化妆品的女士比军队里的男人还要多。在美国，更多的财富花在美容上，而不是教育和社会服务上，在每一分钟的时间里，就有1484管唇膏、2055瓶护肤用品在各个商场里售出。即使是荒年，非洲丛林的卡拉哈里人还要用动物的油脂滋润他们的皮肤。1715年，法国发生了一场暴乱，原因是贵族们将面粉用做扑发粉，造成了粮食短缺，为了美容目的而大量贮存面粉的做法只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才销踪匿迹。 要么是这个世界陷入了疯狂，要么是在这种疯狂中还有个什么说道。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抵御得了外表的冲击。每一期《时尚》（Vogue）、《GQ》和《掌故》（Details），每一幅凯特·莫丝、纳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辛迪·克劳难（Cindy Crawford）的动人肖像，都会令我们产生熊熊欲火。出现在我们头脑中的总是一尊尊完美无缺的青春胴躯，这些胴体令我们产生难以遏制的欲望，无一能够幸免。当有人问起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她今生还有什么遗憾时，她的回答居然是：惟愿自己长得更漂亮些。这是一句经过审慎思考而说出的话，是从一个最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女士嘴里说出来的，她这一生所过的生活应该说基本上是很满意的。而这样的哀叹不仅仅属于女人。在《童年·少年·青年》三部曲里，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写道：“我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绝望，感到这个世界是不会给这样一个丑陋的人以幸福的：鼻子这么宽，嘴唇这么厚，眼睛小小的，还是灰颜色。还有什么比一个人的外貌更能影响他的前程的？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外表更能决定一个人是可爱还是可厌的了。” 外表是一个人最公开、最外在的部分，它是我们的仪式，是这个世界认为可以由此而得知其内在心灵的人的可见的自我。这个认为可能并不正确，它没有说明我们身内那个最好的道德领域将会如何表现自己，但是这丝毫未减少它所具有的真实性。美的绩效，我们无法一笔抹杀，它将继续作用于我们的世界——人类扭力统治的世界，这是法律的效力所无法达到的。学院派可能将它禁止在智慧的谈话之外，恃才傲物者也对它嗤之以鼻，说什么美肤浅而微不足道，但是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现实而又现实的世界中，美的神话很快就要与真实的情形不期而遇了。本书所做的仅只是一个探讨：我们认为的美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认为？人的天性中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因素，使我们对美这么敏感？人的身体内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质素，竟引得人对美做出如此的反应？为什么对美的善愁多感在人类中如此地普遍？我提出的观点是：我们人类对美不惜追逐的热情只不过顺应了人的一种基本天性。正如桑塔亚那所说：“如加果说，我们的感官与我们的快感毫无联系，那么，我们最好马上就闭上眼睛，对一切不闻不顾。我们被赋予一种对美的感觉完全是上天所赐。”我的观点将主要以现代认知科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最新成果为理论依据，虽然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一切有关美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借此来向各位表明，它能够说明很多问题，能够为美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提供一个新的参照视野。 我们总喜欢对他人品头论足，我们的美感永不会打烊，像商店似地还分什么白天黑夜。我们自动地就注意到面庞的美丽与否，就像判断这张脸儿是不是曾经相识。美的感觉像雷达一样扫射四周，看见并判断一张脸是否美丽只需要几分之一秒的时间（这是从一次心理学实验中得来的数字），在这样短的一瞬间所做的判断甚至与长久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不同。过后，我们也许已经忘却了那些重要的面部细节，可是对于一个人最初的感觉却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美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本然的愉悦。猜想想如果你失去了对美的感觉，如果真这样，你一定会认为自己病了——或者体力不支，或者精神萎靡，或者感情上受到了伤害。对美的事物缺乏反应，这是更内在的精神沮丧的标志——这种病况是如此地普遍，以至常规检查中也要把对他人身体的美是否有感觉这项检查包括过去。 然而，何谓美？正如你所知，没有一个固有的定义能够涵盖它。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我准备从那些把美作为一种商品来销售的人的说法开始，他们关于美的标准有着非常确切具体的意见，而不是飘浮在空中的那种。阿隆·斯伯林（Aaron Spelling）是“湾景”（Baywatch）和“欢地”（Melrose Place）的创始人，他曾经这样说：“我无法给它一个定义，但它走进我的房间时我会认出它。”我曾经和一位模特儿经纪人谈起最佳男性模特儿应该是个什么样，他对他们的描述是：“那是一种当他走进来时你不能呼吸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是常常会发生的。你与其说是在看他，不如说是在感受他。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个人在街上走过时，你是没法不停下脚步来对他注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事美的事业的专家在说到美的时候是描述见到美时的整个心灵体验，而不是给美下定义说它该如何如何。总之，我所从中得到的美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高高的个儿、白白的皮肤、充满青春活力的身躯。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牛津英语词典》把“美丽的”这个词定义为“形状优雅、肤色迷人，以及具有其他的种种特质，尽足以愉悦人的眼睛，唤起人爱恋的情绪：l，人的脸庞和体形所有的；2，其他事物所有的”。它的第H个定义是：“在现在的日常用语中，这一词汇常用来描述那些令人感到极其悦目的任何事物。”而在我的计算机网络上所提供的关于这个词的定义是，美“可带来感官的愉悦或使精神和心情感到开豁、兴奋”。 词典要么把美定义为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如颜色、形状和其他种种特质），要么仅仅是事物本身所引起的观看者的一种快乐感受（哲学家桑塔亚那把美称为“客观化的快乐感受”）。如果我们循着时间的流程，追踪一下美的观念的发展历史，便可以清晰地见到一条在二者之间不断摆荡的轨迹。对于古希腊人，美像第六感官；而对于20世纪的人，在马歇尔·杜钱普（Marcel Duchamp）把一个便池当做一种高级艺术形象、安迪·沃霍尔（Andy Wwhol）把一个汤罐也做了如此处理之后，美的性质就不再居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转移到了那些观赏到事物的美的眼睛里。 然而，产生争议的是美的客观性，而不是美的经验。美能够激起人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愉悦的感觉只有一种（痛苦的欲望和嫉妒与愉悦之情是不相和谐的）。我们对美的反应牵动整个身心，对美的感觉的描述居然与身体的灾变和毁灭同义，什么非凡的（breathtaking，原意为拿走人的呼吸）、尤物（femme fatale，原意为致人命的美妇）、了不得的（knockout，原意为击昏过去）、妙不可言的（drop－dead gorgeous，原意为倒下死去）、令人吃惊的（bombshell，原意为狂轰滥炸）、极富魅力的女子（stunner，原意为使人昏迷）、惊人的（ravishing，原意为抢劫）。我们对美的体验木是出自于理性的沉思，而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 1688年，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表达了自己超越性别界限的渴望：“从13岁到22岁，最好做一个女孩，一个漂亮的女孩，而从22岁以后，则做一个男孩。”一个青春女性所具有的美的力量是巨大的。1957年，23岁的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主演了《上帝创造女人》这部电影，从而一举成名。那一年，据法国的《电影世界》杂志统计，发表在法国报纸上的有关她的文字达到100万行，周报上200万行，并且还伴有她的玉照2．对好万幅。《电影世界》甚至还报道，她是47％的法国人谈话的主题。1994年，模特儿克劳迪亚·希弗穿着黑色的天鹅绒服装在罗马的西班牙式舞台上仅仅走了4分钟，据英国记者为《每日电讯报》撰文中所称，当时驻足观看的人数达到450万，整个城市一时之间都为之“静止不动”了。 这种迷狂可能不过是由媒介控制、煽动起来的，不比从电视机中发出来的事先录制好的笑声更加真实。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不乏有一些奇异的遭遇，其中最有名的是那种描述与孤独、自然、陌生的美不期而遇的文字，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所写到的。这是写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Dedalus）在海边看见一个年轻姑娘时的情景，他看见她时，她正用“一双修长、纤秀、光裸的腿”站在海边，“那张绝对标致的脸宣示着人类之美所能达到的极限”。她的美转化而为他感官与精神上的双重渴望。“她的形象永远地进入到他的灵魂中，这是一个无言的时刻，所有的只是那充满狂喜的神圣的寂静……一个意外遭遇的天使来到他的跟前，一个以年轻和美为标志的天使，她是来自公正的生命法庭的使者。在这充满狂喜的一瞬间，通往谬误和光荣的所有大门都在他的面前打开，它们一直朝着无限的远方延伸着、延伸着！” 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有一个突然灵悟的时刻，这一时刻使他天成了《在地铁站》这首诗歌。这首诗只有两句：“黑暗人群中幽幽闪现的面孔：潮湿、黝黑的枝上的花朵。”后来庞德描述了他为何会写出这两行诗句的情景。“三年前在巴黎，我从拉孔柯德走出地铁站，突然间看见了一张非常美丽的面孔，然后又是一张，又是一张，再后是一个孩子的漂亮的脸，然后又是一张妇女的美丽的脸。我想了一整天，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句子来表达我所有的感受，可是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用来表达我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优美感受的词句都逃匿了我……像面前这首短诗就是试图记下那一瞬间情绪的语句，在那一刻里，一样外在的、客观的事物突然转化成了内在的、主观的东西。”有时，一个特别的眼神或一种特具的嘴形会使我们感到格外地动情，而其他的人却不会，为什么会这样，很难用语言说得清。即使是诗人，也常常是言不及意。面对着美这种东西，我们看到的是人类数世纪来希望抓住它内在本质的挣扎。 人对他人做着美或不美的判断，就好像他们心中存在着一个美的标准或美的理想形象，只要看见这个形象，他们就能认出，尽管他们对此并不能预期。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在她父母的屋子里度过了一生大部分光阴，曾就我们那天然具有的能瞥见美的想象力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我从未见过沼泽/我从未见过海洋/但我知道石楠花丛如何开放/浪花会是怎样的形状。”凯妮斯·克拉克（Kernneth Clark）在她的论著《裸体形象》中写道：每当我们批评一个人的形象，说这个人脖子短了呀，那个人鼻子太长呀，或者是某某人的脚太大了呀等等，都表现出我们心中有着一个理想的人的形象。阿尔布勒奇·丢勒（AI．becht DUurer）则说：“人生在世，无一美者不可更美矣。” 唐纳德·西蒙斯（DonaldSymons）是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人类学家，他曾向我叙述了一种卡特西安Cartesiar）式的经验。他曾参加过一次讲座，这个讲座是由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整形外科医生主持的。这个外科医生在讲话的同时放了许多美人的幻灯片。给西蒙斯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人虽然都长得很美，但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他不是看见一个人上嘴唇太长，就是发现另一个人鼻子太钩了。并且，他觉得由于他们的美，这些“缺陷”便显得格外地突出。但是他又想，说人家上嘴唇太长或鼻子太钩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对于西蒙斯来讲，这次观看漂亮非常的面孔以及发现它们多多少少总有缺陷的经历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的内心有着一个美的模式，这个模式虽然非我们所能直达，但却是衡量所有我们看到的事物美不美的标准。这些面孔几乎都合乎这个标准，但又都不能完全符合。就像丢勒所说的，他可以想象它们能再美些。 在审美形象的创造上，人类真可谓手法翻新、花样百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创造出一个此世之中绝无仅有的理想形象。当竺西斯（Zeuxis）试图描绘特洛伊城中的海伦（Helen）时，他找了5个当时长得最漂亮的妇女，各取所长，仔细地、认真地描绘海伦形象的每一个细节，希望真能遮住并画下她那举世无双的美。然而真正的海伦像是描绘不出来的，别的故事和传说中的美女形象如但丁（Dante）笔下的贝亚特丽齐（Beatrice）等也是如此。她们的脸只是一个不断变幻的白板，从中显示的只是我们人类对理想美的想象所能达到的程度。 不管是在电影中，还是在杂志里，现代的竺西斯们从各自的理想角度出发创造了许许多多美的形象。好莱坞使用替身手法来进行特技拍摄，让那些替身演员代替演员完成某些动作。他们之所以经常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与那些漂亮面孔般配的应该是那些完美无缺的身躯。詹妮弗·比尔斯（Jernnife Beals）80年代因为一部名为《辣身舞》的影片而声名鹊起，尽管后来有文章披露说，影片中有关她身体的特写镜头并不是她本人拍摄的，可是人们并不在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将她的脸与她的替代者的身体合而为一，将这一珍贵的形象长久地保存在自己的想象中。 名模是天生的尤物，她们的脸与身体的比例都长得恰到好处，不能不激起人们的狂热和快感。但是即使是她们，也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超级名模辛迪·克劳镇的两只手腕大小不一（更别说她脸上的病了！），琳达·伊万杰妮斯塔（Linda Evangelista）不喜欢自个儿的嘴巴，觉得它太小而且有皱槽。而另外有些人呢，却有着完美的脚完美的手或完美的嘴巴。她们以特型模特儿的身份，充分利用局部的完美，也成无做着模特儿的工作。她们的手与名模切丽尔·提格斯、劳伦·哈顿等的脸摆放在一起。手的价值市场还可进一步地细分为“魅力手”和“效益手”。“魅力手”必须皮肤光亮。白皙，指型尖尖的，修长修长的样子——是“那种天生适于穿金戴银的手”。“效益手”是做事用的，它们具有少见的灵敏，坚定的神经，可用来摆弄洗洁精呀、洗发香波呀等等一类的东西。脚是另一类特型模特儿发挥作用的领域，特别是因为一般名模身高均在5英尺9英寸到5英尺10英寸之间，因而都有一双大脚，而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崇尚的都是那种精致小巧的脚，如《灰姑娘》中辛德瑞拉的脚。在美国，脚模特又分为6个型号，这些脚都应有光滑的皮肤，精美小巧的脚趾，按模特经纪人的说法，那些脚趾头看上去应该就像“5个小银虾”。 当然，人都是以不可分割的整体形象出现的，所以，如想将部分的完美统一起来，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修饰打扮；只有这样，一个人看上去才可能显得十分的赏心悦目。凯妮斯·克拉克写道：“用一种直接描述裸体的方法，是很难将一具赤裸裸的身体变成艺术的。人体不是老虎，也不像雪景，它赤裸的样子并不会引起我们的同情与共鸣，相反，只会让人失望和沮丧。我们要的不是模拟，而是美化。”西方人物肖像的表现原则一直是这样，直到现代主义出现，才打破了这种人体表现的模式。在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中，人物形象的理想化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至画成的形象与原型只是约略相似。如16世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肖像画，她的脸一律被描绘成“一种不透明的、没有丝毫瑕疵的形象”。当时，画家贺拉斯·瓦尔帕（HOraCe Walpole）被要求准确、真实地表现女王的形象，对此他采取了一套固定的画法：罗马人的鼻子，装饰着珠宝与花饰的头发，王冠，质地考究、做工精美的服装，豪华的圆形领圈，再加上不以颗粒计的大簇大簇的珍珠。伊丽莎白的画像可能从来也没有跟她本人相似过，而到她年事渐高的时候，肖像画中的形象则变得更加抽象了。画家开始把笔触集中在她那精美绝伦的服饰上，而对她头部的处理则只限于用简略的手法表现她那金红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和高高的鼻梁。 一个人面对镜子，总试图作出一副愉悦自己的样子。如果我们对自己都要放作姿态，那么，对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为我们都想让人看到自己意欲让人看到的一面。而美的尊崇者只不过比这更进了一步，他们每次出场或上镜头之前，都要刻意打扮一番。20世纪30年代的银幕女星们总是浓妆艳抹地出场，她们的衣服精致而讲究，滤光镜前的动作夸张而又做作，一种人工雕琢的色彩十分浓厚，将那种艺术化了的形象魅力直逼到你的眼前。今天我们又开始崇尚起了自然妆，可是自然妆所显示的感染力不会比以前的浓妆更少人工色彩。当有人问起模特儿维罗尼卡·韦伯（Veronica Webb）她化一个自然妆需要多长时间时，她的回答是：“两个小时，外加两百美元。我不能永远让自己表现得像在杂志中那样。” 在这个世界上，生动感人的色彩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而非天然的。以前是用喷笔喷画出想象中的事物，如今则是使用数码技术。不要惊奇我们意欲改善人的形象的愿望为什么总那样强烈，因为我们总想让一切看上去都显得更美、更宜人，更能诱人喜爱。我们要不这样做才真叫做傻瓜呢。 当代艺术家们向我们展示剥去了扭力幻影的形象。戴安·阿巴斯（Diane Albus）以一种不动声色的特写镜头表现那些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长得美的人们；摄影师理查德·阿维顿摄下了一系列美国西部人的肖像，这些照片以赤裸裸地表现现实而著称；画家鲁西思·弗尤德和菲利普·皮尔斯泰思则以不加掩饰的手法，无情地描绘出人体上所有的皱褶、斑点、青苍和松弛。但是这些表现方法不一定更真确地表现了我们的真实形象——不论是从我们眼中所见到的，还是从艺术家本人看到的来说。我们眼中所见到的人类不是摄影师眼中所见的，那种将镜头拉得可以清楚地看见人物身上每一个毛孔和头发的细微特征的见法。认为这种形象比那些看上去美好些的形象更真实也是毫无道理的。这些人物在这里是被抛在了外科医生手术室冰冷的灯光下，从一个窥淫癖的眼中或他们最大的仇敌的眼中来被观看的。如果被看者是我们所深爱的甚至仅只是喜欢的人，他们还会显得如此吗？这只是艺术家在创造一种人工的效果，认为我们只需把人看作一堆堆的肉而已。 保罗·瓦雷里（Paul Valery）曾说，我们背负有三重肉体问题，而且永无解决的途径。第一重是我们正“据有的”，即我们正生活着的。这重肉体对于我们无论谁来说，“都是最最重要而且客观存在着的”，是我们正体验着的另一个自己。第二重是公众面前的，“这重肉体被艺术家所描画，承受着种种物质的修饰、装潢和保护，这是我们的爱恋者所看到和需要看到、并渴望着去触摸的。”我们可以说，传统艺术所表现的就是这第二重身体。第三重肉体是人的生物体，这重肉体之所以被我们了解是通过“解剖和肢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怀疑肝脏、大脑或肾器的存在”。这重肉体是我们极力要疏离逃避的，而美就是用来掩饰它、并帮助我们否认它的存在的。 我们对修饰普遍都怀有一种激情。人们喜欢将照片修改来修改去，画家笔下的形象总是被描绘成理想的样子，其原因也就是希望它们不仅是自然的产品，而且还是艺术的产品。我们意欲把瓦雷里的三重肉体融合成一个。从某个方面而言，这渴求是精神性的，即希望有一个能与我们的梦想、期冀及道德追求相符合的外表。这也是一种寻求爱与接受的行为，即希望自己有一个人人都渴望凝视与接触的身体和容貌。生物学家会论证说，这种对美的要求本质上是受到种的意识影响的，人类需要传宗接代，需要他们的生存环境尽可能的有吸引力。昆丁·贝尔则在他那本杰出的著作《论人的华服》中写道：画家和服装师内心里都是哲学家，“亚里土多德说戏剧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因为历史只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而戏剧告诉我们应该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服装师和画家都是哲学家，因为画家寻求以完美的方式重新塑造人体，而服装师寻求用衣饰将平凡的人体装扮得更加美好。” 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一直往下，贯穿着一条人类对美的认识的主线，这就是认为美是建立在比例和数的基础上的。组成美的基本成份有4个：清晰、对称、和谐和生动的色彩。柏拉图说：美在于恰当的尺度和大小，在于各个部分以完美和谐的方式连成统一的整体。他将这种比例的概念扩展开来，用于阐释所有事物美，他谈到文章的长度要适当、绘画的结构要精当、诗歌中语言的运用要恰到好处等等。圣奥古斯丁认为美在于物体的形状和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他认为等边三角形比不等边三角形要好看得多，因为它的各个部分是那样的平衡。正方形，由于各边相等，也很美；还有圆形，也是要美得多的；最美的是圆点，因为不可分割而格外纯粹，是众美中之最美者。“人体之美在于什么？”他问道，“是各部分的和谐再加上动人的色泽。”亚里士多德的美是存在于“秩序、对称和明确”中的。对西塞罗（Cicero）而言，美是“肢体成对称发展的形状，再加上迷人的色泽”。而在普罗丁诺（Plotinus）看来，美是“各部分之间的对称和相对于整体的对称。美的事物本质上是对称的”。普罗丁诺相信，美不仅呈现在细节中，而且表现在整体里。“从丑中是产生不了美的，美的律则必将贯穿始终。”所有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切事物中美的性质都是同样的，不论是一个美丽的妇人，还是一朵鲜花，一处风景，或者是一个圆环。 整个人类历史，艺术家们都试图用一套对人体各部分的度量标准来捕捉、表现人体的比例和美。艺术史家乔治·何塞曾经指出，西方艺术中最重要的人体比例体系来自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雕塑家玻利克力图斯，他的雕塑《执长矛的男人》和《受伤的亚马逊妇女》为后世男人和女人的形象树立了比例标准。玻利克力图斯的同时代人普拉克西特勒斯在他雕塑的克力多斯的阿芙洛狄忒形象中，也确立了同样的女性人体标准。这些人体规则影响了从公元前450年直到20世纪初期的整个西方艺术，只是到了现代派手中，才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表现视野大大地拓展了。玻利克力图斯把他的《执长矛的男人》称作“典范”，所以它被保存至今。 对于玻利克力图斯，以及以后的阿尔布勒奇·丢勒，列奥·巴蒂斯塔·阿尔伯提、列奥纳多·达·芬奇等等，美是存在于对称之中的。在这些艺术家和理论家眼里，对称所具有的意义与今天是大不相同的。当我们说到对称的时候，意思往往指分隔线或分隔面或中心轴两边的形状完全一样。而对于古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与学者来说，对称意味着关系，意味着所有部分之间成比例的相应，它常常表现在整体中或合理的数字中。按乔治·何塞的说法，对称就是一种“对等性”。所以，那时候，人体的高度是用手长。头高和两指间的宽度来衡量的。葛伦（Galen）曾论证说，胳膊的长度如为三个手长则更为对称，因而也就比两个半手长或三个半手长美得多。 丢勒以自己的手为尺度，作为衡量比例关系的标准。他让中指的长度与手的宽度相等，而手的宽度又与胳膊的长度成相当比例，并由此进而确定了整个体长的比例关系。他将衡量理想人体美的整个标准都建立在他的手的长度上，那是一双修长的手，所以，我们不能不对此大感疑惑，如果丢勒的手稍微小一些，西方艺术史上将会发生什么！然而，在西方历史上，像这样将个人特征融进一种普遍标准的现象并非只此一例，艺术史和科学史上的例子都不少见。爱德华·安吉尔于1907年出版了一本牙齿矫正术的书，其中的理想脸型用的便是他自己的脸。这意思就是说，亚洲人和非洲人都需要将他们的牙齿矫矫正。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将注意力格外地放到理想的脸部比例和人体比例上。丢勒提出，脸长应该分割成4个相等的部分，而其他的人认为只能分成三部分：从发际到眉头是一部分，从眉头到鼻翼又是一部分，从鼻翼到下巴则是另一部分。其他一些新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指南则告诉你：耳朵的高度和鼻子的高度是相等的，两只眼睛之间的距离与鼻子的宽度也是相等的，嘴的宽度为鼻子宽度的一倍半，鼻梁的倾斜度与耳朵的中轴线应当平行等等。数个世纪以来，这些规则一直支配着西方艺术对人体美的表现，进入20世纪后，这些规则更是成了整形外科手术的一整个基础，使之得以大胆地去重塑或再造人的脸型。 在西方文明中，标准是受到尊崇的，但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很少有人想到应对活生生的美的事物去做一番实际的、科学的测量，以证明这种美的比例安排是合理的。虽然如此，有一个人体比例学家勒斯里·法卡斯却携带他的两脚规，对200名妇女的脸进行了测量（其中包括50名模特儿），另外还测量了一些青年男子和小孩的脸，同时又请了许多人给他们美的程度打分。然后他将这些测量的结果和所打的分数与古典美的标准进行了比较。得出来的结论很不确定，但却提供了十分有趣的资料。古典的标准并非理想，其中有许多事实上证明并不重要，譬如对耳朵和鼻子的相对角度的要求。而有些纯粹是出于理想化的想象，在测量中没有一张脸或一颗头是按照两分法或三分法四分法形成的。有些对距离的要求也不对，如美人脸部眼睛间的距离比标准中所要求的宽。法卡斯的结论并非是说活人脸型的美与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的标准完全不相合，但它们确也表明了古典艺术家可能对人的美的基本性质理解有误。可能他们认为确实存在一种数字理想，这一理想数字与柏拉图和宗教关于世界起源的观念刚好是吻合的。一套度量系统不能形成美的模式，普遍的美的比例与丢勒的手指比例可能并不相符，这并非是令人惊奇的事。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美与数字确实有一定的联系，但这更多的是来自我们的生物特性，而并非与理想数字有关。 综观整个人类历史，人们对美的态度从来就不是一致的。有的人尊崇美，而有的人贬低美和厌恶美。柏拉图认为美是内在精神的外在显现，感官的美是模仿人免由得见的纯粹的美。美，就像真理和正义，是一种纯精神性的存在，对于这些不见形影的东西，这个有形的世界会让我们有时得见，但永远不会让它真正显现。这是柏拉图对美所具有的陌生、感人力量的解释方式，他强调了美的那种唤醒人至高至远境界的神奇能力。诚如托马斯·曼在《威尼斯之死》中所写的，所有的德行只有被看见，才能唤起我们的尊敬，而“只有美，它的精神特质我们通过感觉就能获知。如果神圣性，如果理性、美德和真理也以感觉的形式向我们呈露，那么我们将会成为什么？难道我们不会因为这一种爱而被毁灭、被耗尽，就像西米妮（Semele）与宙斯在一起时那样？” 随着基督教的产生，人们对美的理解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教会领袖人物以反对的态度对美作出了反应。“肉体中不存在美的东西。”圣克莱门特（St，Clement）说，“神之子必须禁绝这种肉欲之物。”杰罗米（加）将肉体看作须加以征服的东西。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要摒弃欲望和这个世界中所有其他的短暂之物。美为人们所恐惧，当成感官欲求和尘俗世界虚荣的表现，但它同时又被尊崇为神的思宠在其中显现的优美形象。按照《创世纪》中的说法，人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来塑造的，他的外形具有神的神圣性，因而更美，比任何其他事物更像神。“美是完好的标志，无论它是普遍之物，或是单一之物。”托马斯·阿奎那如是说。而完好，又是一种“对创造者头脑中所有的观念的模仿”。朱蒂欧·克里斯蒂安对美的态度的演变过程则反映了一场痛苦的心灵斗争，他想在美作为一种欲望和作为神的荣耀之间取得平衡。丢勒曾写下一部4卷本的论人体比例的书（此书在他于1528年去世以后才印行），书中，他谈到了阿波罗（Apollo）、堕落前的亚当和基督等身体上的美，他们身体的完美是他们神圣性的象征，而我们身体上的不完美则是我们不得不从神的眷顾中堕落的原因。 我们对美的态度围绕着肉体与精神一直存在着深深的矛盾。我们把身体比作如下之种种：神庙、监狱、不朽灵魂的居所、刑房、获得尘世快乐的花园、一具生物外壳。一架机器或一个家。不理解加诸于肉体上的这些言辞的意义，就无法谈论我们对身体美的反应。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围绕着人体，人有一种自古而然的羞耻感。对此，弗洛伊德（Freud）写道：“对美的爱恋是深藏于它之中的欲望的完美例证。”这就是说，美来自于性的快乐感受，但却不得不与其起源相分离。“值得一提的是人的阴部，见到它总是令人激动不已，但它本身却不能说是美的。”过于注重自己外形的美，反映出一种病态的自恋倾向。如受虐狂和被动性快感的追求者一样，自恋症也主要地以女性病人为主，是她们羞耻心和微不足道感觉的保护伞，是妇女们比较喜欢的感觉。那些寻求用整形外科手术改变自己外型的人，一直被作为一种病态现象来诊断，只是到了最近，这种观念才开始转变过来。这些人过去通常是要被贴上情绪沮丧、歇斯底里、迷狂症或自恋癖等等名称的。如果病人是个男性，则总会被诊断为变态病患者，因为一个男人过于注重外表比一个女人要显得病态很多。近20年来，根据病理学研究显示，接受整形外科手术的人中“健康者”的比例大大增加，这反映了人们对整形外科手术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接受整形的人群越来越复杂。而这也同时反映了现代病理学中所发生的变化，那种寻求外表优美的努力不再被看成是一种不健康的病态现象。精神分析学家约翰·杰多新近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看法，说整形外科与通过精神分析改变性情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意在塑造一个新的自我。病理学家皮特·克莱默（PtherKramer）更是在整形外科与他称作的“整形精神治理术”之间做了个类比，他举例说，服用普罗扎克（Prozac）之类的药不是为了治疗沮丧，而是为了改变性情，使自己“感觉起来更好”。 奇怪的是，社会科学从不参与到这些具有丰富的知识性的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之中。你会发现，本书中所引用的许多研究资料都是70年代以后出版的。加德勒·林采1954年发表了一本名为《社会心理学手册》的书，这是一部收录颇富的大部头著作，内容主要是关于社会交往的，可是在“身体作用因素”的条目下却只列出了一条。60年代末之前所有的心理学和人类学著作都会向你表明，人的容貌和外表与人的生活观念或感情世界绝对不搭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不起什么作用。为什么社会学对有关人体的事儿就如此地不感兴趣呢？ 一个原因是社会学并不在意人的生物假定前提。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blm Tooby）和心理学家勒达·柯兹迈慈曾经指出，过去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正统的社会学模式（SSSM）将人的心灵看作一块白板，其内容由周围的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内容所决定。人们相信所谓心灵就是由几个大致分了工的器官所组成，用于观看和理解周围的世界。这种模式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分离开来，然后将生物性（只是白板一块）弃置一边，而只去探求文化对人的影响和作用。本世纪社会学模式的根子存在于政治、社会和知识体系中。 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说，你除非懂得他们争论的是什么，否则你不可能了解一个人在说些什么。20世纪20年代，文化相对论一跃而为美国的知识前沿，原因在于有人宣扬族群论，认为少数民族、下层阶级、妇女等等天生就是低贱的。这种结论遭到了人们的反驳，行为主义用事实证明，人的行为会因为环境的奖励或惩罚而产生极大的变化。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约翰·B·华这样写道：“给我一打婴儿，只要他们身体健康、发育正常就行，允许我对他们按照我的计划实行特殊培养。我保证对他们决不刻意挑选，每个行业只随机抽取其中任意一个来训练。我相信我一定能将他们培养成某个行业的专家，或医生，或律师，或艺术家，或经理人才，甚至是乞丐和小偷，而不管他们的天资如何，性情、气质怎样，能力和天赋是不是有所不同，或者他们的祖先是属于何种人种。” 无独有偶，传统社会学模式从别种文化中收集而来的证据也表明，人类行为是可塑的，富于弹性，大部或全部是从生活经验中形成的。玛格丽特·米德（W Mead）以田园诗般的笔调，描画了萨摩亚女子在这种传统中所具有的性自由。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家们对美都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只存在于观看者的眼中”，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人类热衷于对自己的身体做各种各样新奇古怪的装饰与变化，装饰形式的丰富多彩又一次反映了人类所具有的创造性，从用铜圈将脖子变得像个长颈鹿，到对牙齿和嘴唇进行彩绘，使得人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说，美只是个人趣味的事情，美是文化的产物。 对社会学家们有意回避加入关于美的对话，加德勒·林采提出了另一个理由，说他们是因为那个“显赫的失败”——即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所做的要将一个人的生理特征与其行为和未来的命运联系起来的努力，如颅相学。面相学等等，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获得成功。在下面的章节，我们还要对这一类玩意儿进行分析，我们将看到它们并没有提出多少科学的事实，只不过散布了许多假说，这也就难怪许多科学家急于要将自己的研究与这种事情区分开来了。像许多人一样，查尔斯·达尔文也险些成为面相学的牺牲品。正如他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比格尔号的船长深受面相学家乔安·卡斯帕·拉瓦特的著作《论人的面相》的影响（这本书写于1772年），书中提出，通过人的面相特征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性格。达尔文在他的传记中写道：这位船长“是一个热切的拉瓦特信徒，他怀疑长着像我这样鼻子的人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和意志开始一次航行”。心理学家勒斯里·泽布罗维奇说：“进化论险些因为缺少一个适当的鼻子而失去。” 社会科学家回避美，将它看得微不足道，缺少民主基础，总之一句话，就是不适合用作科学研究的题目。但是到了60年代末期，林来开始谴责他的同行“忽略了形象的作用”。他发出号召，“或许现在正是开始恢复对美和其他一些形态学因素进行社会现象学研究的时候了。”于是接下来的30年，便有接二连三的研究成果出现，其中提出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使人们对人体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事实表明，认为美只是任意的文化传统的产物的观点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当科学家对人类行为和文化间关系的许多假设提出新的问题的时候，研究也就开始了。正如勒达·柯兹迈慈。约翰·图比和杰罗米·巴科夫所指出的：“文化不是无缘无故、不见形影的东西，其产生的方式极为丰富复杂，因为信息处理的机制是在人脑之中，而非别处，而这些机制反过来又是人类进化过程精雕细刻的产物。”很清楚，文化不会从无处而出，它肯定由基本的人类直觉和天生的喜好形成，同时也是对人类这些本性的反应。直到60年代，人们还相信，语言可以任意改变，没有限定，然而今天，在语言学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在语言的丰富多彩、约定俗成之下，还存在有一种普遍适用的语法。同样地，从前人们多认为面部表情因为文化的不同可以任意变化，但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指出，许多感情的面部表达在各种文化中是相同的。在具有普遍性的面部感情表达（包括笑、凝眉、蹙额等等）和显示文化差异的何时表达之间，埃克曼做了重要的区分。同样，美不美的判断可能因文化和个人经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给人带来美感的面部形象的总体特征则到处都是一样的。 当然，没人说人们在对美做出反应时明确地意识到了进化原理，或者在人脑的进化过程中这些原理自动形成了一种压力，规范着人们的反应；但也没人说学识与文化在我们对美的判断中根本就不起作用。19世纪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在他的著作中写道：美由“恒久不变的”东西和“相对的、有条件的东西”综合形成，所谓“相对的、有条件和东西”即是指“年龄、服装、道德和感情”。他说，“我反对任何人说美——哪怕一丁点儿美——不是由这两者构成的。” 将美置放于生物学的领域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最近，一些女权主义的著作，比如纳奥米·沃尔夫的《美的神话》一书，就受到了卡米尔·帕格里亚见伊和其他一些人的批评，说它们对历史事实混淆不清。它们将美的形象看成是这个世纪才有的事物，而不是贯穿于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帕格里亚提出美在古埃及的时候就有了。而本书立论的前提却是美的历史比这还要长得多得多！感受美与反应美的能力在我们成为男人和女人的时候就有了。 柯兹迈慈和图比说，“慢慢地影响一件事物，让它与它所必须在其中生存的环境相适应，这之间所耗费的光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就像是一块石头，要通过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才终于成形。即使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变化，也需要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来促成。”我们的心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经过无数代生命的过渡。有99％的时间，人类是以打猎者的身份。成群结队游牧着生存的，所以如要理解人类的天性，就必须返回到过去的历史中，将我们精神本质的起点放在那个原始的“生物圈”中去加以考察。 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就要看到：美的存在，是人类适应生存选择的生物规律的证明。这个证明很简单，即美是人类经验中最具普遍性的一部分，它在人的体内激起快感，吸引人的注意力，驱使人的行动，以此来保证人类种族得以延续。我们对美的极度敏感是根深蒂固的，是自然选择形成于我们头脑中的那一固有本性所支配、决定的。我们喜欢看光滑的皮肤、厚密闪亮的头发、线条优美的腰肢和对称的形体，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了这些标志，预料到这些标志的拥有者具备比他人更强的生育能力——我们正是他们的后代。 自然，这些标志如今都被置于化妆术、整形手术、衣饰的控制之下——这三大行业都部分地致力于对人体进行虚假的广告。此外，人还无法逃避性扭力如今所面临的反讽处境：在男人和女人的性交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方设法避免怀孕。可是即使如此，我们的性偏向还是遵从着一种古老的规则，即最最吸引我们的仍是那些显示了最强大生育力的身体。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想法是我们所无法逃避的：男人们都一门心思地向着那些娇艳青春的女性胴体，而女性们则必须在这种前提背景下为自己争得一个夫婿。这不是一种有意而然的行为，也不是人所希望发生的，这是一种生物遗传现象，是那个久已消失的年代留传给我们的。能否抗拒呢？也许，对美的反应不由人自主，但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最终还是受着我们理性的控制。 第2章我们要开始对美进行科学的探讨，这一章的着重点是一个最少争议性的话题：为什么我们觉得婴儿具有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此外，我们还要涉及到其他一些争议性比较大的问题，如为什么父母都对外表极为可爱的新生婴儿表现出更多的爱怜？最后，我们还要引入一项关于婴儿感觉的研究，并分析为什么只有3个月大的婴儿，他们凝视美丽脸庞的时间也要比凝视一般脸庞的时间长。婴儿来到人世，似乎天生携带着辨别与区分美的能力。这是一项很有说服力的研究，它证明人类对美的偏爱不是后天习得的。 接下来的两章，我们要观察一下日常生活中美所发挥的力量。美影响着我们对他人的感觉、态度和行为。经济学家大卫·马克斯曾说，美是一种与种族和性别同样强大的社会力量。但是与种族论和性别论不同的是，我们对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作用有明确的认识，而“感觉主义”，或者说美感偏见则更多地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起作用。这些研究还将人们在对美进行追求时所做的不懈努力展示在大家面前。成千上万的钱财被人花在化妆品和整容术上，而这样做的理由只有一个，即这些行业满足了一个世界的需要，在那里长得美具有着生存的价值。 尽管许多人都说，他们不再认为“美的就是善的”这一说法，但是长得美的人所得到的偏爱仍然很容易加以证明，而不美的人受到的歧视也是如此。从孩童到成人，长得美的人都受着眷爱和肯定的对待，这一点无论男女都一样。长得美的人很容易找到性伙伴，即使在法庭上，他们也会比别人得到更多的宽容，从素不相识的人那里获得帮助。美意味着一种不太显明但确实存在的社会与经济的优势，与此相应，丑会给个人带来相当多的社会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那么，美的人是否就是幸福的呢？回答会让你感到吃惊的。 在5.6．7章中，我们将观察美本身。从孔雀的尾巴到夜莺的歌声，这个世界多数的美都是一种求偶的信号，都意在将他人的注意力引导到自身所具有的美上来。人类也不例外，我们发觉那些美的生理特征暗示着性成熟、多产、健康和好看的形体等等。那么，这些美的信号又是什么呢？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提出，美丽的脸就是平常。就是说，美的脸型体现了一般公众都该有的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还表示：如果平常的就是吸引人的，那么最最漂亮的就不在平常之列，而是在有数的几个方面溢出了平常人的特征。这种“越多就越好”（“More is better”）的观点自有其赞成者，他们认为，如同华丽的孔雀尾巴一样，我们用夸张的手法来昭示健壮的身体和延续种族的能力。 对于人体的研究，还产生了一个与直觉无关而令人惊奇的结果。比如说，对称，比例，尤其是腰与胯部的比例关系，对于女人体形的美（男性也同样）比单纯地讲究体重（可以阻止人过胖或者过瘦）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这里我要简单地提一下在吃饭不正常问题上传媒所起的作用，对于这些作用已经产生了相当多的争议。现在，美国有三分之一强的人口处于肥胖状态，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至今仍没有迹象表明，人们对于苗条的赞美正在缔造一个瘦人的社会。大众传媒只是使得人们对于现实的体形产生更多的不满，使得我们一门心思去追慕那些极端化的形体榜样。然而，吃饭不正常的问题有着更复杂的原因。 有些怀疑论者提出争议说，对美做心理一生理研究的方法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存在着“一种理想的美”。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这一理论只是提出看法说，人的脸型、体形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和某些夸张之处具有美的意义，而另外一些搭配方式和体形特征不具有美的意义。美的模式体现在极其多样的脸型、体形之中，而不是像点心机切割出来的那样千篇一律。 接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时尚及对时尚的追求。时尚是不稳定的，人总是不断地追求新奇，但尽管如此，时尚的变化发展永远不会使人变得更美。事实上，那些最最吸引人的时尚往往最终以滑稽可笑而收场，并很快堕入到模仿他人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好好观察一番驱动时尚的机制：性与现实；以及时尚所反应出的美学的、个人的以及社会的追求。 结束部分，我们打算将美再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角度上来加以观照。首先是从超越语言的其他有效的联系方式（包括气味）上来看美，其次是在人类生活的总体环境中来考察它。女权主义者及其他有思想的妇女和男性同胞，都对美抱着深深的矛盾的态度。它被人既看做力量的源泉，又看做软弱和屈服的总因——一种妨碍他人看到我们更内在本质的东西。对女人的欲望，特别是将她们做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的欲望，已经深深地被感觉到了。美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痛苦”，但它的社会效果——从对美迷醉。惶惑到歧视、排斥长得丑陋的人，再到对人的内在精神美的忽略——可能更多的表现为消极的意义而非其他。 如何与美共存，如何将它重新请回快乐的王国，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责任。妇女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是人类内在固有的不适应的表现，这种不适应存在于我们所由之进化而来的古代环境与现代文明之间。但是解决美的矛盾的最终办法肯定不会放弃那从我们存在以来就伴随着我们的美的快乐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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