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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村民中


  “太太!太太!请跟我走,有件急事,要您帮忙!”一阵喊声突然唤醒了我们,原来来的是阿道尔夫。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含糊其词地说是有孩子病了。
  我和琬恩赶紧穿好衣服,跟着阿道尔夫在非洲的漆黑的夜色中前进。他带我们来到对岸紧挨河边的一个小村落。在这些临时的、只适于干季居住的茅舍里,住着两名猎手,将近十名渔民,以及名誉酋长伊基·马塔特的人丁兴旺的一家。我们还来到伊基·马塔特的茅舍,这是由砖墙和陡斜的麦草屋顶建成的;虽然已过了午夜,但屋子里谁也没有睡。全体都坐在烟气弥漫的主屋中谈笑。两个孩子看到我们,就急忙躲到角落里去了。伊基的老伴正在给自己的双生子喂食,和蔼可亲地微笑着。阿道尔夫将我们领到另一间略小的房间门口,让我们进去。屋里很暗,在泥地上躺着一位年轻的妇女,在她的身边有一个新生的婴儿,脐带还没有剪断。很显然,分娩时不知为什么胞衣没有产出,这就是把我们叫起来的缘故。
  产妇旁边站着神态十分愁闷的父亲和一个姑娘。看来,其他的人一点都没有理会这件事。我们能干些什么呢?一方面,我们根本缺乏实际的产科知识;而另一方面,打心眼里希望能帮助这可怜的妇女。虽然我们明白,如果有什么不良后果。全部责任都在我们身上。经过询问我们弄清楚了,这是一个头生子,大约五小时以前落地的。看来母亲已经不痛了,但在冻得直发抖。我们劝他们把脐带剪断,把婴儿用襁褓包起来。但是我们的建议被拒绝了,因为这样做,是和部族许多世纪以来的传统抵触的。
  到营地去拿毯子和白兰地时,我叫醒了多明尼克,请他准备些热茶。这些使可怜的母亲稍稍恢复了些元气,她自己感到好些了。然后我们跑到伊基的老伴那里,通过阿道尔夫告诉她,请她去帮忙照料一下。因为我们深信,她的经验要比我们的有用得多。她答应喂好孩子后去帮助病人。很快她就来了,带来了一盏明亮的小灯和热的棕榈油。她用棕榈油为产妇按摩肚子和阴部,同时很谨慎地拉扯脐带。过了十分钟,胞衣顺利地脱出了。这时老伊基走进房间,用插在他包头布上的专为这种场合用的小刀,矜持地割断了脐带。我们请多明尼克为这位母亲做些汤,祝贺了由于幸福而脸上发光的父亲。回到营地后,我们觉得总算没有白费力气,虽然对事情本身,我们简直连什么也没干。
  这次产科实践,仅仅是琬恩经常行医的一部分。我们自己带到贡贝河的,只是少量很普通的药——阿司匹林、泻盐、各种软膏和膏药。我们来到后不久,琬恩就每天早晨都接待病人了。大卫·恩斯梯走前告诉村民,他们如果有病,可以来找我们。起初,非洲人来我们这里似乎纯粹为了好奇——看看那两位白种妇女,她们不知为什么从遥远的不了解的世界来到了这里。但是有一次,一个腿肿得老粗的重病人送到了营地。他有两处营养障碍性溃疡,经过清洗,发觉溃疡已经侵入骨髓。琬恩感到害怕,她老是劝病人到基戈马医院去,但是病人坚决回绝说:“去那里无非是送死。”于是琬恩采用古老的办法——用盐水清洗。每天清早和午间,病人拿着一大盆不好受的热盐水,慢慢地淋洗自己的疮口。三个星期以后,肿消了,疮口也不再化脓了。又过了不长时间,他完全恢复了健康。
  好名声传得快极了。从此以后,琬恩的诊疗所名声很大——人们从老远的地方,甚至坐船来找她看病。拉希德的八岁的儿子祖马尼——在斯瓦希里语中,意即“礼拜二”——志愿来帮琬恩的忙。他几乎每天早上都来,用水把泻盐化开,给病人倒吃药用的水,撕开膏药,检查那些排第二次队想再弄一份药的病人。他所要求的唯一报酬,是一小块膏药,贴在他那挺小挺小的——有时则是想象出来的——疮口上。
  我们的诊疗所不仅治疗了病人,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和当地居民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由于我们来到而引起的种种怀疑,一扫而空了。非洲人看到我们的诚意,有时甚至照老办法想叫我们稍稍碰个杯。他们中不少人很快也关心起我们的工作来了。
  有一次,多明尼克提到一个名叫勃利绍的老人,他可能看到过四只黑猩猩用棍棒驱赶狮子。老人住在靠禁猎区东界的山村。我从猎人那里了解到,禁猎区里确实是有狮子的。因此,虽然这个故事不那么可信,我还是决定到布班戈村去,以便看一看分水岭那一侧的地势。一大清早,我们和向导以及体格匀称的威尔伯特一起上了路;威尔伯特懂英文,可以当翻译,而我的斯瓦希里语还说得很糟。
  爬山很费劲,用了将近四个小时。路上我们遇到一行非洲妇女,她们从山上下来,正要朝湖滩边渔民的茅舍走去。她们头上缠着大块的包头巾,以无拘无束的轻盈的步态向前走着,一路上边说边笑。她们那鲜丽的服饰,看去就象美丽而夺目的小鸟似的。在我曾见过一群赤疣猴的地方,有六个男子赶过了我们、其中有一位驼背、胡子花白的老人,和其他人并肩走着,面对这陡峭的山坡和正午的暑热,毫不在意。他们用一种特别的弹跳式的步子走路,一看就知道是惯于山区生活的人。每次,当他们把手杖戳向地面。就用一种奇怪的长笛般的哨音,吁出一口气。
  随着向高处攀登,风景也随之变了样。愈来愈多的树干上铺展着灰绿色的柔毛似的苔藓,开阔地上长着短小而健壮的青草,这使我想起了苏赛克斯丘陵地的风光。在分水岭上可以俯瞰壮丽的景色,往东,目力所及全是处女林。当然,近年来累现已经大为改变,很大一部分森林已经伐去,非洲人的茅舍和耕地一直伸向禁猎区的边缘。
  座落在山坡上的布班戈村,已在我们脚下。村子周围分散地栽种着木薯,这种植物当地叫“默荷奇”,它的根可以制粉,用这种粉熬成的粥是当地居民的主食。这里大部分的茅舍,都是用粘土和麦草建造的。长满青草的山坡上,儿童们在放牧山羊、绵羊和奶牛。
  老勃利绍的茅舍,在我们去村子的小路的最边上。主人将我们让进屋,用茶和美味的饼子招待我们。明白来意后,他开怀地笑着,开始用低沉的胸音讲了起来。他说话慢悠悠的,常常插进一串拖长的声音“那-阿-阿-哈姆”,我一直弄不清这个词的确切意思是什么。
  不过很快就明白了,原来,看到所说的那个场面的,并不是勃利绍本人,而是他的早已故世的亲属。这样,我访问的主要目的没有达到。但是,从此以后勃利绍成了我可信赖的朋友。每次他来看望我们,必定在布袋中装上几只蛋,作为礼物。对于一个贫穷的老人,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我们以勃利绍的友谊而感到自豪。我们也回赠了他一些东西。
  勃利绍和大部分当地居民一样,一辈子以捕鱼为生。现在他太老了,才不干了。这里捕捞的主要是和沙丁鱼一样个儿不大的一种鱼,当地人叫“达嘎“。夜间捕鱼是用带着煤油灯的、不大的双座船进行的。灯光将鱼吸引拢来,然后用橙色或红色的类似大扑蝶网的网来捕捞。如果发现大的鱼群,渔民们唱起歌来,踏着脚,用桨及网柄敲打船身,看来这是为了让鱼浮到水面上来。在捕鱼的夜晚,湖上掀起一片难以想象的喧闹。就好象全村人都在庆祝隆重的节日似的。
  鱼装满了舱以后,就将其送到岸上,其余渔民把鱼摊开,以便晾干后用盐腌制。如果鱼汛很旺,每只船一夜要走两三趟来回。太阳升起时,岸边便闪耀着无数银色的细鳞。
  次日,渔民及他们的妻儿便定期到湖边去一用尖棒把鱼的内脏去掉。为了使鱼均匀地干燥,便不时加以翻动。晚间,将所有的鱼都装进袋子,男人们为新的捕捞开始作准备。他们坐在草舍旁,聊着天,等妻子作晚饭--吃的是当地叫“乌嘎里”的饭,或者木薯粥,以及用红色的棕榈油煎的刚捕来的鱼。
  月夜里是捕不到达嘎鱼的,因为这时提灯不能把鱼吸引拢来了。那时就用小摩托快艇,把腌鱼送到基戈马的市场上去。旺季时,为了赶鱼汛,这些快艇用来临时存放塞满鱼的口袋。大部分的鱼在就近销售,有时也运到东非、甚至南非的某些地方,如尼扬扎的大矿山去。
  那些不到基戈马去卖鱼的人,就到村子里探亲访友。因此,禁猎区的湖岸每个月总有十天是没有人的。这是我最喜爱的时刻。结束了某个峡谷的考察之后,我高兴地来到空寂无人的湖畔。有的早晨,我在这里看到过迟钝的河马、它在夜间钻进岸边的密林吃食以后,此刻正回到水中。我不止一次见到过林羚、非洲野猪和水牛。水牛看去个儿很大,它那身子在白色的沙滩上显得更加黝黑。我也常遇到体形较小的獴,具环形尾的姿态优雅的缓,或者体型较大的、多毛的灵猫。
  有一次,我们为了绕开石头很多的岩岬,沿着岸边涉水前进。只见在我面前有一条黑蛇正在蜿蜒行进,它长约二米,使我看了很害怕。从它头部较小以及颈后的黑色斑纹判断,这是一条水生的眼镜蛇。它有致命的剧毒,至今尚无解毒剂。我正在这样想着,由于波浪拍动,蛇身贴到我腿上来了。当波浪将我和蛇一起再从岸边推开时,我屏住呼吸,心怦怦跳着,猛然从水中跳了出来。
  几个星期前,我还碰见过另一种眼镜蛇。是它的一种白唇的变种。它的毒汁可喷出二米远,直冲受害者的眼睛;侵害后会引起暂时的或永久的失明。那天我象往常一样,拿起望远镜观察着四周,偶然在地下看了一眼,看到有一条蛇在我脚边游动。它停了一会儿,用它那可怕的小舌头舔了舔我的帆布靴。那一次我倒没怎么害怕,但在遇见水生的眼镜蛇时可真把我吓坏了。
  坦噶尼喀湖是东非仅有的几个淡水湖之一。这里根本没有那种令人讨厌的住血吸虫蜗牛,至少在基戈马和禁猎区范围内是没有的。绝妙的砂岸和凉爽、清澈的湖水,是游泳的胜地。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去游过泳;没有时间,再说碰到过蛇以后也就不怎么想去了。关于这方面,我还想起我们的厨师多明尼克妻子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她站在齐膝深的水中洗东西,突然看到一米外起了一个奇怪的漩涡,连忙跳到岸上以后,她看到刚站过的地方露出了一个鳄鱼的脑瓜。这条鳄鱼并不大,我从岸上见过它多次了,不过,要是在水中碰到它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并不奇怪,这件趣事成了开玩笑的话题,所有非洲人老是笑着谈起,鳄鱼是怎样想抓走我的厨师的妻子的。开始向我讲这桩事时,连多明尼克自己也笑得流出了眼泪。
  满月时湖岸常有狒狒在活动。它们沿着晒过鱼的沙滩逡巡,翻动卵石以寻找剩下的鱼。它们走到茅舍附近,在妇女们将木薯块茎磨成粉的地方,偷取木薯。非洲人总是尽量把东西都收进屋子里,因为狒狒常常带来很大祸害。我亲眼见过,有一次它们为了找虫子吃,把草屋顶都弄坏了。它们从破洞进了茅舍,就象主人似的,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把别的东西全都扔得一塌糊涂。
  过了不久,这些无法无天的狒狒到我们营地来捣乱了。很快就教训了我们:营地必须时时刻刻有人守着。我们来到后约两个星期,有一次,琬恩出去散了一会儿步,当她回来时,营地变得认不出来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扔得乱七八糟,一只撑得饱饱的成年公狒狒坐在翻转的小桌子旁。漫不经心地在转动多明尼克早晨烤好的圆面包。使琬恩感到特别气恼的是,在树上坐着的其它狒狒,高声向她叫喊着,就象要剥夺她营地主人的权利似的。这以后不久的一个早晨,琬恩走出营帐,见到有五只体形魁伟的公狒狒,成半圆形环坐着,眼睛都盯着她。琬恩承认,这下子可真把她吓得魂不附体。
  一天早上,按惯例在我走后仍躺在床上的琬恩,忽然听到喧闹的声音,她睁开眼,看到了一只巨大的公狒狒的侧影。刹那间,双方都因突如其来而愣住了。然后,狒狒张开嘴,威吓地咆哮起来,在晨曦中它的尖牙微微闪光。琬恩心想,这一下可是末日到了,她恐怖地大叫,坐在床上用手打狒狒,狒狒不甘心地退走了。这是一只挺可伯的老年公狒狒,他总是想走进营帐来,整天都坐在灌木丛中,窥测时机来偷面包或其它吃的东西。我们叫他沙伊坦尼——在斯瓦希里语中,就是“魔鬼”的意思。如果什么时候他不来骚扰,我们就都松一口气。
  那些日子里我们特别节约粮食,不仅因为我们的预算很紧,而且还因为,我们俩都不喜欢到基戈马去买粮食和邮寄东西。虽然我们总想尽量少去,但每三、四个星期总得去上一趟。我们一般早上六点钟出发,吃早饭时就到基戈马了,然后办事情:买粮食,到市场上买东西,定购罐头食品,到邮局排队。中午我们都休息得很愉快,到熟人那里去吃午饭。有人常常劝我们在基戈马过夜,我就解释,观察工作不但一天,连一秒钟也不能耽误。因此我很快被看作是一个不善于交际的人。
  开始时,多明尼克和我们一起去基戈马。他对我们十分忠实,在市场上拚命地还价,为我们节省每个子儿。虽然如此,后来我们还是叫多明尼克留在营地里。他一到基戈马,就经不起本地啤酒的诱惑;这是一种用香蕉酿制的烈性饮料,是我们的多明尼克的致命伤。开船前我们得到处找他。有一次他不见了,有一个星期没在营地露面。另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弄上了岸,他正处在极度兴奋中,攀在船边,差一点掉进水里。恰当些说,多明尼克如果少许喝一点儿,就变得格外机智和滑稽;琬恩和我很快就被他逗得捧腹大笑,不知不觉中船便驶过基戈马湾了。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象往常一样,我们为寻找多明尼克而耽误了时间。平常我总是挨近岸边行船的,但是这天晚上湖面渔船很多,我怕在黑暗中撞船,所以在离岸一公里的地方行驶。走了将近四分之一路程,马达熄火了。我们都对它一窍不通,所以怎么也弄不好它,只好用桨把船划到岸边去。
  多明尼克非常自信地宣称,他一定把我们的船划到岸边去。他坐到船中央,握住桨,把桨使劲插入水中,一刹那间就摔倒在装水果的大筐上了。我们好不容易才让他止住了笑,重新坐好。我说这回该我来划船,但是多明尼克总觉得自己比我强,不肯让我来划。经过激烈争论,我们每个人都抢着抓桨,整整十分钟,船在原地转圈。后来我总算说服了多明尼克,我说,划船是我最喜爱的一项运动,这样才顺利地将船划到了岸边。
  到了岸边,我们松了口气,那儿停泊着摩托快艇。我们周围立即围满了渔民,后来船主也来了。我们跟他讲了好半天,他才同意把我们送到营地去。
  我感到生活很幸运,有琬恩这样一个母亲,这是多么幸福啊!我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她的话,到禁猎区的头几个月,我该怎么过。她接受病人,与非洲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她保持营地的清洁卫生,帮我晒制植物标本。而最重要的是,在最艰难的时刻,她一直支持着我。当晚上回到营地去和自己最亲近的人会面时,我感到多么愉快啊!我与她同享欢乐,也共分忧愁。
  琬恩毫无怨言地承担了我们长期野外考察生活中的全部困苦。那时我们还没有冰箱,尽吃罐头食品。晚上,我们在自造的“浴室”里洗澡;这个“浴室”是用一个木框遮上帆布建成的。洗的时候水总是供不上,往往来不及向里灌水,就流干了。大蜘蛛很喜欢我们的营帐。有两回,琬恩醒来时发现,就在头顶的帐篷上,赫然挂着这种可憎的巨大的多脚毒虫。此外,当地的水,一直使琬恩的胃不舒服;所以,实际上她连一天也没有感到自己是完全健康的。
  在我们到达贡贝后大约五个月,琬恩终于打算回英国去了。那时我整天在禁猎区丛林中观察和描述,因此,基戈马当局也不反对我一个人继续研究了。我们和当地居民的关系非常好。另外琬恩要走以前,霍桑到我们这里来工作了。他是我们早在维多利亚湖工作时的老朋友,有他在,妈就放心了。霍桑挑起了去基戈马的这件苦差事,此外还要干许多杂事。
  琬思走了以后,营地好象成了孤儿。一切使我想起妈妈。甚至当小青蛙晚间跳出来时,我也不觉得那么有趣了;因为琬恩不在了,我再也不能跟她在一起嘲笑小青蛙吞咽扑灯而来的虫子时那种贪婪的样子了。当毅悄悄走近香蕉时,我禁不住还想让琬思去注意它那优雅的姿态。
  但是,随着岁月流驶,渐渐地我习惯于一个人生活而不再为孤寂所苦了。我完全被工作所吸引住,整天地进行观察,晚上留下一大推事,简直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当然,所谓孤单,那只是说说的。一年以后我发现自己有些古怪了。比方说,我开始和没有生命的东西谈话。我总是向我的峰顶道早安,或者走在路上向我汲水的小溪问候。我突然对树木发生了兴趣,用手去抚摸老树的粗糙弯曲的树身,或者去抚摸光滑凉爽的幼树,仿佛能感觉到它们的汁液在搏动。我喜欢象黑猩猩那样,坐在树枝上摇荡,或者在树根下的落叶堆里睡觉。我顶喜欢下雨时坐在森林里,闻着湿润的空气,倾听雨点打在叶子上的嗒嗒声,仿佛我已溶进这梦幻似的绿褐色的世界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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