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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牛津和剑桥


  我父亲非常希望我能进牛津或剑桥。他本人上过牛津的大学学院,所以他认为我应该申请这个学院,这样我被接受的机会更大些。那时大学学院没有数学的研究员,这是他要我学习化学的另一个原因:我可以尝试自然科学而非数学方面的奖学金。
  我家的其他成员去了印度有一年,但是我必须留下准备A水平和大学入学的考试。我的校长认为我去投考牛津太年轻了些,但是在1959年3月我还是和学校中另外两个比我高一年的男孩参加了奖学金考试。当大学监考讲师和其他人讲话而不理我时,我相信我考得很糟,所以非常沮丧,在从牛津回家后几天,我收到了一封电报,说我得到了奖学金。
  我那时十七岁,同年级同学中的大多数都在军队服务过,所以比我大许多。在大学第一年以及第二年的部分时间里我觉得相当孤单。只有到了第三年我才真正感到快乐。当时笼罩牛津的气氛是极端厌学。要是你不属于聪明而老不用功的,则就甘心承认自己不行得到四等。由于用功而得到好分数被认为是灰人,这是牛津词汇中最坏的诨名。
  那时牛律的物理学课程安排得特别容易,你可以毫不用功。在牛津上学的三年中只在刚入学和快结束时各考一回。找曾计算过,三年期间我总共用了一千小时的功,也就是平均每天一小时。我并不为我的懒惰感到自豪。我只不过描述当时我和大多数同学的共同态度:对一切完全厌倦并觉得没有任何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我的疾病的一个结果就是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当你面临着夭折的可能性,你就会意识到,生命是宝贵的,你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因为我没有用功,为了通过期终考我就打算做理论物理的问题,避免记忆性的知识。可是,考试前夜我由于神经紧张而失眠,因此考得不很好。我处于第一等和第二等的边缘,所以必须接受考官的面试才能最后决定。他们在面试时问我未来的计划。我回答说要做研究。如果他们给我一等,我就去剑桥。如果我只得到二等,我则留在牛津。他们给了我一等。
  我觉得理论物理中有两个领域是基本的,我可以做研究的,一个是研究非常大尺度的即宇宙学,另一个是研究非常小尺度的即基本粒子。因为基本粒子缺乏合适的理论,所以我认为它较不吸引人。虽然科学家发现许多新粒子,他们能做的只不过是和植物学一样把各种粒子分门别类。相反的,在宇宙学方面已有一个定义完好的理论,即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当时在牛津没人研究宇宙学,而在剑桥的弗古得·霍伊尔却是英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所以我申请跟霍伊尔作博士论文。我到剑桥做研究的申请被接受了,其先决条件是我要得到第一等成绩。但是使我恼火的是,我的导师不是霍伊尔,而是邓尼斯·西阿玛,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他。然而,最后发现这是最佳的安排。霍伊尔经常在国外,我也许不能经常见到他。另一方面,西阿玛总在那里,他的教导总是发人深省,尽管我们之间经常意见相左。
  因为我在学校和牛津并没有学到许多数学,所以一开始时发现广义相对论非常艰深,进展缓慢。此外,我在上牛津的最后一年发现自己的行动越来越笨拙。到了剑桥不久即被诊断患了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在英国称作运动神经细胞病。(在美国又称作庐伽雷病。)医生对于治愈甚至控制它的恶化都束手无策。
  最初这种病恶化得相当迅速。因为我预料自己不会活到结束博士论文,所以看来没有必要作研究。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病的恶化似乎减慢了下来。我还开始理解了广义相对论并在研究上有所进展。真正使我生活改观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简·瓦尔德的姑娘定婚。
  我邂逅她之时大约便是诊断得了运动神经细胞病前后。这就使我有了一些活头。
  但是为了结婚,我需要一个工作,为了得到工作,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因此在我的一生中首次开始用功。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喜欢研究。也许把它称作工作是不公平的。有人说道:科学家和妓女都为他们喜爱的职业得到报酬。
  我向龚维尔和凯尔斯(发音作基斯)学院申请研究奖金。我希望简能为我的申请表打字,可是当她来剑桥看望我时,她的手臂因为骨折打上石膏。我必须承认,我应对她更为体贴才对。还好,她是伤了左臂,所以她还能按照我的口授填好该表,我再请另外的一个人打字。
  我在申请时列入两个人的名字作为我的推荐人。我的导师建议我请赫曼·邦迪作为其中之一。邦迪那时是伦敦国王学院的数学教授,他是一名广义相对论专家。我见过他两回,他还为我提交过要在《皇家学会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在他有一次在剑桥演讲后要求此事,他以迷惑的眼神凝视我,然后答应说可以。他显然遗忘了我,因为当学院写信问他时,他回答说没有听说过我。现在,有这么多人申请学院的研究奖金,如果候选人的推荐人中有一人说对他不了解,他也就不会有机会了。但是那时竞争没有这么激烈。学院写信通知我这推荐人的难堪的答复,而我的导师到邦迪那儿去使他回想起我来。邦迪后来为我写了一封也许溢美的推荐信。我如愿得到了研究奖金,从此以后一直是凯尔斯学院的研究员。
  我在得到了研究奖金后才得以和简在1965年7月完婚。我们在苏福克渡了一周蜜月,这是我们仅能负担的。后来我们去了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举行的广义相对论暑期班。这是一项错误。我们住的宿舍充满了带着哭闹小孩的夫妻,这使我们的婚姻生活不甚愉快。但在,这个暑期班在其他方面对我们非常有益,因为我结识了许多在该领域的头面人物。
  直至1970年止我的研究集中于宇宙论,也就是在大尺度上研究宇宙。这个时期我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奇性。对遥远星系的观测表明它们正远离我们而去:宇宙正在膨胀。这说明在过去这些星系必然更加相近。这就产生了这个问题:是否有过产个日寸刻,所有星系都相互重叠在一起,而宇宙的密度是无限的?或者早先是否存在一个收缩相,那时在这个收缩相中这些星系想法避免相互对撞?也许它们相互穿越,然而再相互离开。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新的数学技巧。这些就是在1965年和1970年之间主要由罗杰·彭罗斯和我自己所发展的。彭罗斯那时在伦敦的比尔贝克学院,现在他在牛津。我们用这些技巧来证明,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话,则在过去必然存在过一个无限密度的状态。
  这个无限密度的状态被叫作大爆炸奇性。它意味着,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则科学不能预言宇宙是如何启始的。然而,我更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人们考虑到量子物理理论,这个有关非常小尺度的理论,则可能预言宇宙是如何启始的。
  广义相对论还预言,当大质量恒星耗尽其核燃料时将会向自身坍缩。彭罗斯和我证明了,它们会继续坍缩直至达到具有无限密度的奇点。至少对于该恒星以及在它上面的一切,这个奇点即是时间的终点。奇点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甚至光线都不能从围绕它的区域逃逸,它被引力场拉回去。不可能从该处逃逸的区域就叫做黑洞,黑洞的边界叫做事件视界。任何通过事件视界掉进黑洞的东西或人都在奇点达到其时间的终结。
  1970年的一个晚上,当我要上床之时思考黑洞的问题,那是我的女儿露西诞生不久的事。我忽然意识到,彭罗斯和我发展的用于证明奇性的技巧可以适用于黑洞。特别是,黑洞的边界,即事件视界的面积不会随时间减小。而且当两颗黑洞碰撞并合并成一颗单独的黑洞时,最终黑洞的视界面积比原先两颗黑洞的视界面积的和更大。这就为黑洞碰撞时可能发射的能量立下了一个重要的限制。那个晚上我激动得难以入眠。
  从1970年到1974年我主要研究黑洞。但是在1974年我也许做了毕生最令人吃惊的发现:黑洞不是完全黑的!当人们顾及物质的小尺度行为时,粒子和辐射可以从黑洞漏出来。黑洞正如同一个热体似地发射辐射。
  1974年之后,我从事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合并成一个协调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个结果便是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他巴巴拉分校的詹姆·哈特尔在1983年提出的一个设想: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在范围上都是有限的,但是它们没有任何边界。它们像是地球的表面,只不过多了两维。地球表面具有有限的面积,但是没有任何边界。在我的所有旅行中,我从未落到世界的边缘外去。如果这个设想是正确的,就不存在奇性,科学定律就处处有效,包括宇宙的开端在内。宇宙启始的方式就完全由科学定律所确定。我也就实现了发现宇宙如何启始的抱负。但是我仍然不知道它为什么启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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