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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型社会


  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宗教博弈论》。该书作者宣称:过去是一个上帝支配人、控制人的时代。如今,上帝与人成为旗鼓相当的对手,就像两个棋手在下棋一样。
  比如,你不信上帝,上帝就常常让你产生失落感、幻灭感;你追求极端快乐,上帝或许就让你吸毒成瘾,自我毁灭;你追求性解放,上帝就造出一种来历不明的爱滋病;你拼命地攫取自然资源,上帝就让你整日生活在污浊的空气和反常的气候中,等等。
  不仅宗教学家眼中的上帝与人的关系如此,社会的变化也是如此。传统型社会造就的是一个权力相当集中、个人缺乏自由的人文生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局面大大改观。不过这种改观的实质在于,社会控制从过去那种单一的支配关系慢慢演变成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互联网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变化。
  目前,互联网犯罪问题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在报刊上,黑客这一说法的出现频度越来越高。所谓黑客就是那些利用技术手段非法进入其权限以外的网络空间的人,他们窃取情报,盗用钱财,进行网络骚扰。总之,他们或者侵害了某一机构的利益,或者侵害了网络居民的合法权益。据统计,单是在美国,近年来黑客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都达到几十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仍在上升。
  当然,许多黑客只是一些游戏高手,他们的侵入不具有恶意。但这里也不乏间谍、恐怖分子和贩毒贩私组织。199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在国会听证会上警告说,国际恐怖分子正在研究开发对美国进行信息攻击的理论、战略和技术,一场信息战在所难免。政府、学术界、司法机构和商业银行系统必须进入戒备状态。由于美国社会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因此,未来信息战可能造成的危害将不亚于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所造成的威胁。这并不是多伊奇一个人的观点。有人甚至耸人听闻地说,如果美国政府和商界不采取有效措施,很可能会经历一次电子珍珠港事件!
  网络的确是社会的缩影,但它比现实世界更复杂。由于互联网超越国界、四通八达,此外用户可以使用各种假名,所以各种可能的攻击都来自暗处。相形之下,现代社会政府、商业机构以及私人用户则处于防守的地位。
  1996年,美国军方互联网发生的站点偷窃和破坏数据和程序的事件高达25万起,而每150次中才有一次被破获。1996年8月,一位身份不明的黑客闯入美国司法部在互联网上的网站主页,把主页上的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改写为非法部(DepartmentofInjustice)。更有趣的是,1996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主页受到一群远在瑞士的少年黑客的袭击,主页上的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formationAgency)字样被改写为中央笨蛋局(Central Stupidity Agency),致使该网站停止运行24小时。与国家机构相比,黑客对商业服务网络的侵害已经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1996年12月14日凌晨,美国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商WebCom遭到来自加拿大安大略一伙黑客的信息轰炸,导致这家拥有3000个网站的公司停止服务40小时。由于当时正值圣诞节前夕,这次攻击给该公司以及所属的网络零售商们带来了巨大商业损失。为了避免受到侵害,许多政府和商业部门都在设计网络时采取了这样那样的加密技术,这就是人们常常听到的防火墙技术。所谓防火,显然是一种技术防御措施,也就是采取一种防范对策。
  然而,当加密技术普及之后,受益者不仅是社会或商业管理部门,它也使罪犯的活动更加隐蔽。有人说,现代电子警察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罪犯利用功能强大的密码技术来进行秘密犯罪,它使警方的调查无法进行。因此,像美国一样,许多国家的尖端加密和解密技术都是由情报和安全部门直接控制着。它们既要维护自身的安全,又要尽可能地消除监控过程中的盲点,对受控目标进行窃听。美国联邦调查局便声称:如果不能通过合法窃听掌握罪犯所传递的信息,警方与罪犯之间的力量均衡局面就会发生逆转。放火与防火,警察与罪犯,加密与解密,这就是网络世界在控制与反控制之间出现的对策关系。对策型社会是一个智力型社会。许多黑客同时就是一个技术专家,我们甚至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在参与防火墙设计的专家中,或许就有纵火的黑客。互联网上每日都在上演着兔子打猎人或胡子逮匪的游戏。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事,一些受侵害的机构甚至用各种方式收买黑客,让他帮助完善网络秘密技术。到这时,罪犯与警察、攻击者与防范者之间的对策关系就已经变成一种技术交流的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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