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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呜呼的神学家们横七竖八地躺倒在每一门科学的摇篮周围，就好象是一条条被勒死的蛇毫无生气地瘫倒在海克力斯大力士幼时的［摇篮」旁边。 T·H·赫胥黎（Huxley，1860年） 我们已经望见了成螺旋状旋转的神祇的最高一级的圆圈。我们已将这一圆圈称之为上帝。我们或许还赋予这一圆圈其他任何我们曾企望过的名称：深不可测，神秘，绝对黑暗，绝对光明，物质，精神，终极希望，终极失望，寂静无声。 巴科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1948年） 这些日子，我时常发觉自己正在向公众宣讲科学报告。有时我被邀请探讨星际探险和其它行星的本质；有时则谈到有关地球上的生命或智能的起源；有时又探究星外生命；有时还抒发壮观的宇宙论前景。由于我过去或多或少已听到过这些论题，所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些问题之提出，展示了人们对此的态度和关心。人们最常提到的问题是关于不明飞行物以及古代宇航员的问题——我相信这些都是易于披上宗教色彩的问题。特别是我在一次讨论生命或智能的进化问题的学术演讲后几乎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即“你信仰上帝吗？”由于“上帝”这个词对众多的人来说，有众多不同的含义，因此我很快就作出了回答反问提问者，他所说的“上帝”究竟意味着什么。令我感到万分惊奇的是，回答往往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或是琢磨不透的：“噢，你知道，上帝。每一个人都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或者是“上帝就是一种比我们更强有力的力，这种力存在于宇宙中的每一个地方。”这种力有几种。其中的一种被称为万有引力，但是这种万有引力，通常又不被认为与“上帝”同一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确实知道“上帝”的含义。这一概念包含着非常广泛的一系列思想。有些人将上帝看作是在天上某个地方端坐在王位上，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形体高大，肤色浅淡的男性，他正忙碌地记录每一只麻雀的下落。其他一些人——比如，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则把上帝看作本质上是描述宇宙的物理规律的总和。我并未找到任何令人注目的证据来说明神人同形的创始者是从天上某个隐蔽的有利地位来控制人类的命运的，但是否认物理规律本身的存在，将是极其愚蠢的。因此，我们是否信仰上帝，则很大程度要取决于我们所说的上帝的真实含义。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上，大概曾有过成千上万种五花八门的宗教信仰。当然有一种好意的。纯粹出自宗教热诚的信仰，而这种信仰的核心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某种内在的心理上的共鸣而言，这许多宗教信仰的核心或许的确有重要的相似之点，但是从这些宗教的典礼仪式、教义以及被认为是依据的口头或书面的正式辩护的详细内容上看，属于不同组织的宗教信仰则大相径庭。人类的宗教信仰在基本问题的见解上是相互排斥的，这些基本问题有一个上帝还是多个上帝；邪恶的起源；赋予灵魂新的肉体；偶像崇拜；魔力和巫术；妇女的作用；禁止食欲；人与人交往的礼仪；祭祀仪式；直接或间接通往神祇的途径；奴隶制度；偏执于其他宗教；那些应给予特殊的伦理道德的考虑的人类共同体等等。一般说来，即使我们要掩盖这些见解的差异，我们也不能帮宗教什么大忙，特别是帮教义什么忙。相反，我认为，我们应该理解各种不同宗教所源于的世界观，从而真正理解人类的需要是怎样通过这些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得到满足的。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讲过他由于和平抗议过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逮捕的经历。当时看守曾问到罗素的宗教信仰——对新犯人来说，这是惯例要问的问题。罗素回答说，是“不可知论”，随后人们要求他拼写这个词。看守宽厚地笑了，摇摇头说到，“有许许多多意见不一致的宗教，然而，我觉得我们都崇拜同一个上帝。”罗素评论说，看守的一席话使他好几个星期都感到愉悦。或许在监狱中从来就没有多少别的东西更使他快活些。尽管当时他的确尽力要撰写整篇《数学哲学导论》并开始阅读他的著作《精神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的一部分。 那些向我提出我是否信仰上帝的许多人正在要求对他们的特殊的信仰系统进行再保险，无论他们的信仰系统是什么这种信仰系统都是与现代科学知识相一致的。宗教在与科学的对抗中已留下了累累伤痕，而许多人——但决不是所有人——是不愿承认与我们的知识显然过分冲突的神学信仰的实质。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环游月球的载人飞行。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以一种多少有些自发的姿态从旧约的首卷《创世纪》的第一节经文中韵出了点味道，我敢说，很有几分要在美国恢复纳税人传统的意味，在传统的宗教观与飞往月球的载人飞行之间是不存在真正分歧的。另一方面，当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的宇航员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载人登月飞行后，激起了正统的穆斯林的极大愤怒，因为月亮在伊斯兰教中表示一种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意义。在另一种不同宗教信仰的联系中，我们看到在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第一次绕轨道飞行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特别提到：加加林已无意中发现在我们的上空并不存在上帝或天神——这就是说，赫鲁晓夫努力要让他的听众相信载人的绕轨道飞行与他们的信仰并不存在矛盾。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本名为《哲学问题》的苏联技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辩解道——我似乎感到难以令人相信——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在每一颗行星上都存在生命。又过了些时候出现了难堪的正式辩驳，即外星生物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联系可言。在一个研究工作非常活跃的领域中，一个清晰的预测允许各种学说经受否证。官僚宗教希望看到它自己所处的最终地位是对否证的敏感性，尤其对那种可以施行的又是决定这一宗教是否站得住脚的实验的敏感性。因此，月球上从未发现生命这一事实已经离开了不可动摇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那些未做任何预测的学说则比那些做出准确预测的学说缺乏说服力；同样那些作出准确预测的学说也必然比那些作出假预测的学说更成功。 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美国一个有名的宗教曾非常自信地预言说1914年整个世界将毁灭。结果，1914年到来了，过去了——然而那年发生的事件当然含有某种重要性——可世界并没有，至少就我之见没有毁灭。面对这样一个失败的重要的预言，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至少会作出三种反应。他们会说，“澳，我们是说的‘1914’年吗？太抱歉了，我们指的是‘2014’年。这不过是我们所作结论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错误。不管怎样，但愿您不会因此而感到困惑。”但是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还会说，“澳，要不是我们拚命地祈祷并向上帝求情，致使上帝宽恕了地球，我们这个世界就已经毁灭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说。他们只是说得更巧妙而已。他们宣称，事实上世界在1914年已经毁灭了，如果我们这些幸存者并未意识到，那则是我们的事。面对着这些易于识破的遁词，这种宗教竟还有虔诚的拥护者，岂非咄咄怪事！但是，宗教是固执倔强的。他们既没有提出可供否证的论点，又不在遭否证之后迅速地重新设计教义。宗教竟能如此厚颜无耻地狡辩，对其信奉者们的智慧又是如此地蔑视，而且依然自我炫耀这一事实，并不能充分说明信仰者的坚强意志。但是，这的确无需论证就表明，宗教经验的核心几乎就是某种明显违背理性探究的东西。 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是智慧的指路明灯，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他还是一本题为《基督教国家中科学与神学之战》的不寻常著作的作者。当时这本书的发表被人们视为丑闻，以至于他的合作者要求将他的名字去掉。怀特是一个富有宗教情感的人“。 然而他勾划出，宗教所作出的关于世界的本质，它和人们怎样，何时直接研究了世界的本质并发现它与教义的论点不同，这些从如何地遭到迫害，以及他们的思想又怎样受到抑制等等这些由宗教所坚持的错误主张而造成的漫长而痛苦的历史。年高的伽利略，由于他正式宣布地球是运动的，天主教教阶组织则用酷刑威胁他。斯宾诺莎是被犹太教阶组织驱逐出教会的，几乎没有一套具有牢固教义的有组织的宗教不在某一时候为公开探究之罪而迫害过人的。康奈尔大学本身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非宗教派之见的探究，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如此令人讨厌，以致于牧师们劝告高中毕业生不受专科教育也比参加这样一个渎圣机构要好得多。确实，这个塞奇·查佩尔（Sage Chapel）之所以被构想出来，部分原因是为了抚慰那些虔敬的信徒——尽管如此，我非常高兴地说，这已不时为能接受新思想的全基督教会主义作出了认真的努力。 怀特描述的许多争论是关于起源问题。人们习惯于相信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事件——例如牵牛花的开放——都是由于神精微地直接介入的结果。花自己是无法开放的。于是，上帝不得不说“嗨，花儿，开放吧。”这种思想应用于人类事务往往产生无次序的社会后果。这种思想方法对某一件事来说，则似乎意味着我们对我们的行为不负责任。如果世界这些戏剧是由无所不知的全能的上帝创作并导演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不就成了人世间犯下的每一邪恶，都是上帝的作品了吗？我知道这一观念在西方是一个令人困窘的问题，人们试图回避这一问题，包括回避这样一个论点，即看起来是邪恶的东西确实也是神意安排的一部分，这问题如此之复杂，以至我们感到高深莫测；或者是当上帝开始着手创造这个世界时，他宁愿遮蒙他自己的双目而无视因果关系的混乱。有关这些从哲学上寻求救援的努力，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努力似乎具有想竭力支撑住那种正在摇摇欲坠的本体论结构的特点下另外，上帝对世界事务的精微干涉的观念已被用来支持已确立的社会、政治及经济习俗。比如有一种“王权神授”的观念就受到象托马斯·霍布士这样的哲学家们的认真争辩。比方说，如果你受到革命思想的指引，而倾向于乔治三世，你就会犯下对上帝不虔敬，亵渎上帝等宗教罪行，以及诸如大逆不道之类的更陈腐的政治罪行。 有很多涉及到起源和结局的合乎逻辑的科学问题：什么是人类物种的起源？植物和动物是来自何方？生命是怎样出现的？地球、行星、太阳、星星又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世界是否有开端？如果有，又是什么呢？最后，还有一个许多科学家会说是本质上不能检验因而是无意义的问题：自然规律为什么是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存在？认为上帝或神祇必定影响一个或多个这种起源的思想在迄今为止的最近几千年里，一直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抨击。由于我们知道一些关于趋光性和植物激素的知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牵牛花是独立于神的精微干涉而自己开放的。这是与回溯到宇宙起源的那种因果性完全混乱是相同的。由于我们对宇宙了解得越来越多，从而似乎感到上帝的作用则越来越少。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上帝是一个不动的最初原动力，是一位不管事的帝王；一位将宇宙建立在第一位置上，然后坐而不动并袖手旁观；对于贯穿所有时代错综复杂而又纠缠不清的因果过程，上帝是一位无所作为的至尊。但这似乎是从每天经验中抽象和离析出来的。这在人的意念上是有几分游移不定并深感刺痛的。 人类对原因的无穷回归似有一种天然的憎恶，这种憎恶则是植根于由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查那所作的最著名也是最有影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中。但是，这些思想家则是生活在无穷级数被看作是数学的老生常谈的时代之前。假如微积分或超穷算术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在希腊被发明出来了，并且后来也未受到抑制，那么西方宗教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模样——或者不管怎样，我们可能会少看到宗教的假面具，就象阿奎那在反对异教徒的专著中曾尽力做的那样，通过向那些驳斥所谓神的启示的人提供合理的论据，以使神学教义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当牛顿用万有引力理论解释行星运动时，再也不需要天神去推打行星使其运动了。当皮埃尔·西蒙（Pierre Simon）马奎斯·德·拉普拉斯（Marquis de Laplace）也想用物理定律解释太阳系的起源——尽管不是物质的起源时，甚至一个包含在事物起源的必要性都似乎受到了深刻的挑战。据说在1798年至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期间，拉普拉斯曾向地中海上的拿破仑出征船奉送了一本他著的基本数学著作《天体力学》。据传说，几天后，拿破仑向拉普拉斯抱怨说，他发现课本中竟未提到上帝。拉普拉斯的回答被记载下来了：“陛下，我不需要这种假设。”一般来说，把上帝宁可看作是一个假设，而不看作是显而易见的真理的思想，在西方国家，可谓崭新的思想了——尽管这在当时肯定经过认真讨论过了并且在两千四百年前就曾受到爱奥尼亚哲学家们的讥讽了。 人们通常认为宇亩至少需要一个上帝——的确，这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派的观点。这是一个值得细致琢磨的论点。首先，宇宙完全可能是无限古老的，因此不需要任何造物主。这是与目前已有的宇宙学知识相吻合的。这种观点允许存在一个振荡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自从大爆炸起所发生的事件，只是宇宙无限系列的创造与毁灭中的最后化身。但其次，让我们也来考虑一下关于宇宙是由上帝以某种方式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这种思想吧。问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是许多十岁儿童在受到年长者们的劝阻之前都会自发地想到它——即上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如果我们回答说上帝长生不老，那么也许除了文学上的描写之外，我们并没有作出任何解决。我们只能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延误一步。我认为，一个无限的宇宙和一个永恒的上帝都是同样的神秘莫测。不易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其中一个应被认为是比另一个确立得更为可靠。斯宾诺莎也许曾说过，这两种可能性并不真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 我觉得在碰到这种高深莫测的神秘问题时，聪明人要表现得谦恭一些。那种认为，对这个既广漠又令人敬畏的宇宙，只持有目前仍甚肤浅理解水平的科学家和神学家们能够领悟的宇宙起源的观念，比起三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家们（在巴比伦囚禁期间，希伯来人所借用的《旧约》首卷《创世纪》篇第一章中宇宙论的叙述就是来源于他们）所能理解的只不过稍微聪明一点罢了。我们简直是一无所知的。印度圣经，续篇吠陀（X：129）有对于物质的更为实在论的观点： 谁知道得那么可靠？谁又会在这里详述细描？ 宇宙怎样诞生？创造来自何方？ 神祇们要比这个世界形成出现得更晚； 又有谁能够知道这个世界的起源？ 无人知晓创造何以开始； 因而他或是做出了或是没有做出这种创造； 他从高高的上天鸟瞰这一切， 只有他才知道——也许他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是非常有趣的时代。起源问题，包括涉及到宇宙起源的某些问题，也许在今后几十年内可纳入实验探究的轨道。对这样一些将与人类的宗教情感不产生共鸣的严肃的宇宙论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供想象的答案的。但是却存在着将挫败许许多多官僚宗教和教条宗教的种种答案的机会。那种把宗教看作一种信仰而免受批评，由某位创立者创立后永久不变的观念，我认为，便是宗教长期衰退的缘由，特别是最近以来更是这样。在起源和末日问题上，宗教与科学情感有着非常一致的目标。人类的本性促使我们满腔热情地希望回答这些问题——或许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个体起源的奥秘而引起的吧。然而我们当代的科学见解，尽管受到某些限制，毕竟还是比公元前1000年我们的巴比伦祖先们那些见解要深刻得多了。不愿意适应变化的宗教，无论是科学的宗教还是社会的宗教，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一种信仰如果不能对那些集中火力对之最严厉的批评作出反应，那么它就很难是活生生的，中肯的，充满活力，以及成长发展的。 美国宪法的第一次修正鼓励了各种不同的宗教的共存，但并不禁止对宗教的批评。事实上，美国宪法是保护并鼓励对宗教的批评的。宗教至少也应受到象有关不明飞行物的出现，或维里科夫斯基的灾变论所曾受到的怀疑那样同样程度的怀疑。我认为鼓励人们去怀疑他们的证据的基础，对宗教本身是有益的。毫无疑问，宗教提供安慰与支持，并在人类情感需要时及时提供保护，并且能起到极为有用的社会作用。但这决不能得出宗教应免受检验，免受批判考察，免受怀疑这样的结论。显而易见，《理性的时代》的作者汤姆·佩因（Tom Paine）所力图建立的，在一个国家里应对宗教所作的怀疑性讨论，真是少得可怜。我坚持认为不能经受仔细审察的信仰体系，大概是不值得存在的。而那些的确经受得住细心审察的信仰体系，大概至少含有重要的真理内核。 宗教被用来提供一种一般可接受的关于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理解。只要存在人类，这种理解就肯定会是神话与传说、哲学与宗教的这些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不同宗教的相互对抗以及宗教与科学的相互对抗，已经吞蚀了这些传统观念，至少许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弄清有关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方法是通过考察宇宙以及考察我们自己——不带先入之见，而是以我们所能把握的那种不偏不倚的态度。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带有祖传的倾向以及环境的根源，我们当然不可能以纯净的白板开始；但是在理解了这种固有的偏见后，人们难道就不可能从自然中去获得洞见么？ 教条式的宗教信奉者们（其中的不少宗教其特殊的信仰受到珍视，而同时又受到异教徒的蔑视。）会由于勇敢地追求知识而受到威胁。我们从这些人那里听说对这些问题探索得太深可能是危险的。许多人继承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就象继承了他们的眼睛的颜色一样：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问题，并且不管怎么样，都是超越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然而，那些持有声称感受很深的一整套信仰的人，由于研究问题而将不安地感受到了挑战。而他们那一整套信仰则以某种偏见从事实与其他信仰中通过筛选而抉择的。对我们的宗教提出质疑表示忿怒便是最重要的警告信号：这里存在着未经考察过的和可能是危险的教条信仰。 克里斯蒂安纳斯·惠更斯（Christianus Huygens）在1670年前后写了一本有名的书，他在书中对太阳系中其他星球的本质作了一些大胆的、非常有预见的推想。惠更斯清醒地意识到，有许多人也持有这种推想，并且认为他的天文学观测是可反驳的：“但是或许他们会说，”惠更斯沉思着，“这不会使我们对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似乎为了他自己持有知识而在这些事情上变得如此好奇：因为他并不乐意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发现或启示，这似乎比冒昧地对他认为适于隐匿的东西进行探索要稍好一点。但必须告诉这些先生们”，然后惠更斯谴责说，“当他们假装要规定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将走多远和不能走多远，并对其他人的勤勉设置界限时，他们自己未免搅得过多了吧；仿佛他们知道上帝置于知识中的分界线：或者好象人可以逾越这些分界线。如果我们的祖先是如此的细心多虑，我们或许仍不知道地球的大小和形状，或者还不知道有象美国这样的地方。” 如果我们从整体观点来看宇宙，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首先，我们发现宇宙格外美丽，又有错综而精致的结构。我们赞美宇宙是否是因为我们自身就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不论宇宙是怎样拼凑起来的，我们都会发现宇宙是何等优美——那是一个我们并不自称有了解决答案的问题。然而，毫无疑问，宇宙的优美是它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同时，也毫无疑问，宇宙中和最令人敬畏的尺度内，会有规则地发生剧变和突变。例如有许多类星体的爆炸，这种爆炸，可能会毁掉诸星系的内核。很可能一个类星体每一次爆炸，就会有多于一万个世界被毁灭而无数种形式的生命，其中有些是智慧生命，也完全给毁掉。这不是西方传统宗教情感传统的吉祥的宇宙，不是专门为了有益于生存，特别是有益于人类生存而构成的宇宙。确实，宇宙的这种特有的规模——多于一千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又都包含有多于一千亿个恒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在宇宙范围内诸人类事件在逻辑上是毫无关联的。我们见到的宇宙既美丽又暴虐。我们所见到的宇宙并不排除西方或东方传统的上帝，但它也并不非需要上帝不可。 我深深怀有的信仰是，若是象传统的那种上帝存在的话，那么我们的好奇心和智慧就是由这个上帝所赋予的。如果我们压制探索宇宙和自己的热情，那么我们就欣赏不到这些大自然赐与的礼物（也不能采取这一系列行动）了。另外，如果不存在这种传统的上帝，我们的好奇心和智慧就会成为努力使我们免遭不幸的基本工具。在这两种情况下，知识的事业是与科学和宗教相一致的，同样，这对人类这个物种的幸福也是不可或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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