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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1900——1995），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学家。生于伦敦。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41年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主要研究生物化学，特别是研究胚胎生物化学，取得较大成就，发现间接感应现象。著有《化学胚胎学》等书。同时是研究中国科学文化的专家，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详述通盘考察中所得到的主要奇论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一桩奇怪而可能是意味深长的事实。即：至少在技术领域里，我们可能发觉，由亚洲，主要是由中国来的新发明，都是成群结队的，我将称之为“团”（clusiers）。例如，在公元第4世纪与第6世纪间，大家看到绫机与胸带式马具携手而来。第8世纪时，马镫对欧洲发挥不寻常的影响力，不久卡当平衡环装置出现了。第10世纪初，颈圈式马具拖着简单的抛石机到欧洲来。第11世纪时我们看到印度数字、数位，零的符号传遍全欧。在第12世纪要接近尾声时，磁罗盘、船尾骨舵、造纸术、风车的构想，团簇而来，后面还紧跟着独轮车与用平衡力操作的抛石机。这正是托雷登星表（Toledan Tables）出现的时代。13世纪末与14世纪初，又来了另一团发明物：火药、缥丝机、机械钟、与拱桥，这是亚丰朔星表（Alfonsine Tables）时代。相当时间以后，我们看到铸铁鼓风炉，木版印刷的到来，不久后面又来了活字版印刷，不过这些仍属于第二团之一部分。15世纪时，旋转运动与直线往复运动互换之标准方法在欧洲建立起来了，而东亚在其他工程上的构想，诸如燃气叶轮、竹蜻蜓、卧式的风车、球链飞轮、运河的闸门等也纷纷出现。16世纪时带来了风筝，赤道式枢架与坐标，无穷空间理论，铁链吊桥，帆车，诊服术的重视，及音乐声学上的平均律。18世纪殿后者，则是种痘术（疫苗接种法之前身）、瓷器技术、飕扇簸垸机、防水隔舱，以及一些以后引进来的东西，像医学健身法及文官考试制度等，所组成的一团。 这张技术传播一览表，虽然很不完整，但稍可把欧洲吸收东亚的发现与发明之年代整理一下。大体而言，我们无法追溯任一张“蓝图”或任一启发性的观念之传播路线，更无把握说已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可是我们仍可清楚的见到，在特别的时间里，都有便于技术传播的一般环境——在十字军东征，及新疆有西辽王国时，第12世纪那一团便传到了欧洲；在大蒙古风时代，就出现了第14世纪那一团；当挞靼奴婢出现在欧洲时，便出现第15世纪那一团，葡萄牙旅行家及耶稣会教士来华时便出现第16世纪以后之各团。早期的传播年代较为模糊，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世界受惠于东亚，尤其是中国技术之全盘图像。 我想作为结论的第一个奇论是，根据一般人的见解，中国从来就没有科学技术。看到了我们在前面所述之一切，大家可能会奇怪何以一般人会有这样的见解，可是在我开始研究这些问题时，我发现这正是在我之前的汉学家之看法，他们还把这种见解郑重的写进许多名著之中。他们的说法再经看不懂中国文献，只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作肤浅观察的人，一代一代复述下去，终于使中国人自己也相信了。中国大哲学家冯友兰，在四十多年以前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何以中国无科学》。他在文中说： 我要斗胆的下个结论：中国不曾有过科学，因为根据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中国不需要科学。……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只是自己。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并不是知识，而智慧的功能也不在增加身外的财富。 这段话当然有一点道理，但只是有一点而已，而他可能是在感情而用事，以为既然以前中国得不到科学，现在也不值得要了。和冯友兰之青年的悲观主义相反，是同样不正当的汤恩比之乐观主义： 不管是否可能在西方历史的源流上，找到西方人机械癖的泉源，我不怀疑机械癖是西方文明特有的，就像爱美癖是希腊文明特有的，宗教癖是印度文明特有的。 今日大家都十分明白，哲学上的神秘主义、科学思想或技术才能并非任何民族之专利品。中国人并非如冯友兰所说的，对于外界自然不感兴趣；而欧洲人也绝不像汤恩比所吹嘘的，那么富有发明天才。所以会有这种奇论，半由于大家对于“科学”一词的意义，还不清楚。假如我们把科学的意义局限在现代科学的范围里，那么科学的确只起源于文艺复兴后期，16、17世纪的西欧，而以伽利略的生活时代为转折点。但就整个的科学来说，便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在世界上各部分，上古及中古的民族早就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等待着科学大厦的兴建。当我们说现代科学只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欧发展，我想，我们大部分的意思是，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发展出应用数学化的假说来说明自然现象之基本原则，并使用数学来提出问题，一言以蔽之，即将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同意文艺复兴时代发现了发现的方法，那么我们必不可忘记在伽利略式突破前，科学方面已有几百年的努力。至于何以科学突破只出现在欧洲，那是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我们在此不必预先判断这种研究结果如何，然我们已十分明白，只有欧洲才经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勃兴之联合变化。而这一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原子时代以前不安定的西方所发生的最不寻常的现象。 但在这里又发生第二个奇论。由上面所说的一切，我们清楚的知道，在公元前第5世纪与公元后第15世纪之间，中国的官僚封建制度，在将自然知识作实际应用方面，比欧洲蓄奴的古典文化、或以农奴为基础的贵族武士封建制度，来得有效率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准通常比较高，而大家都知道马可波罗认为杭州是个天堂。虽然大体上中国人的科学理论比较少，但是他们的实用技术一定比较多。虽然士大夫阶级有计划的压抑商业资本的成长，但是他们似乎不热心于压制技术新发明，因为新的技术可以用来改良他们统治的省或县的生产规模。虽然中国有一座似乎永无竭尽的劳力宝库，但事实上我们没有碰到过任何因公然恐惧技术引起失业而拒绝接受新发明的情形。事实上，官僚制度的作风在许多方面好像都会帮助过应用科学的发展。例如，汉朝政府使用地震计以便在灾难的消息到达京师前先侦测出灾难的发生及发生的地点。宋朝政府建立了一个雨量及雪量的侦测网。唐朝政府派人测量从印支半岛到蒙古地方长达一千五百哩的子午线弧，并绘制爪哇到南极二十度内的星图。在制定kilcmetre之前一百年，中国的里早就被制定为测量天地的标准。那么我们可不要轻视天朝的官吏了。 于是我们终于谈到奇论中的奇论——“停滞的”（stagnant）中国捐赠给西方那么多的发现与发明，这些东西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样。“停滞”这个陈腔滥调，系生于西方人的误会，而永远不能适用于中国。中国是慢而稳定的进步着，在文艺复兴以后，才被现代科学的快速成长及其成果所赶上。对中国人而言，如果他们能够知道欧洲的转变，那么他们会以为欧洲就好像是永远在作剧烈变化的文明。对欧洲人而言，当他们逐渐认识中国时，中国似乎总还是那副样子。也许西方的凡夫俗子最愚蠢的行为便是相信：虽然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他们却笨得——或聪明得只用来放鞭炮，而却让西方人去发挥火药的一切威力。我们不愿意否认西方人有某种造炮（Buchsenmeisterei）的癖好，但在凡夫俗子的心目中却以为没有西方，创造性或伟大的发明便不能发生。中国人一定要使墓穴朝正南方，但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中国人设计了蒸气机的构造，但瓦特将蒸气用于活塞。中国人发明了旋转扇，但只用来冷却宫殿。中国人了解自然淘汰，但却将之限用于金鱼的饲养上。一切像这样虚幻的对立命题，就历史而言皆可证明其为伪。中国人的发明与发现，大多有了广泛的用途，只是在相当安定的社会控制之下而已。 无疑的，中国社会具有某种自然超于稳定平衡的倾向，而欧洲则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格。当田尼生在著名诗句中谈论“辚辚轨道前进的变化”与“欧洲50年胜过中国一甲子”时，他觉得有某种理由迫使他相信，激烈的技术改革总是有利无害的，可是我们在今天可能就不会这么肯定了。他只知其果，不知其因，而且在他的时代，生理学家还不了解内部环境的恒定性，而工程师也不会建造过自我调节的机器。中国是一个能自己调节的，保持缓慢的变动之平衡有机体，一个恒温器一一事实上，传达控制学的概念大可用来说明经历每一种恶劣环境而都会保持其稳定进步的文明。这种文明，好像装有一架自动控制器，一组回馈的机构，在一切骚扰之后仍回复到“现状”，尽管有些是基本的发现与发明所产生的骚扰。从旋转的磨石迸出来的火花点燃了西方的火种，而磨石则纹风不动，亦未磨损。有鉴于此，我们了解，由于中国文化具有这种性格，所以才能设计出指南车，因为指南车正是一切传达控制机之祖。 中国社会的相当“稳定状态”并没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在许多方面，中国很像古埃及，其长期绵绵的连续存在使年青而善变的希腊人大感惊奇。内部环境的保持常态，只是生命体的一种功能而已。虽然很重要，但比不上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复杂。改变形态也是一种完美的生理作用，在某些生物中，身体的一切组织甚至可以完全分解再重新组合。也许文明就像不同种的生物一样，其发展期长短不一，而变化的程度大小不同。 中国社会的相当“稳定状态”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社会构造的分析肯定的指出中国的农业性质，早期需要大量的水利工程、中央集权政府、非世袭的文官制度，等等。这和西方社会构造之截然不同，乃是毫无疑问的。 然则，欧洲的不安定性之理由何在？有人以为是贪得无厌的浮士德灵魂在作祟。但我宁愿用地理上的原因来说明。欧洲是多岛地带，一直有独立城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以海上贸易，以及统治小块土地之贵族武士为基础，欧洲又特别缺乏贵金属，对不能自制的商品（特别像丝、棉、香料、茶、瓷器、漆器）有持续的需要，而表音文字又使欧洲趋于分裂。于是产生出许多战国，方言歧异，蠻语鹱舌。相形之下，中国为一紧密相连的农业大陆，自公元前第3世纪以来就是统一的帝国，其行政传统在古代无与之匹敌者，又极富于矿物、植物、动物，而由适合于单音节语言的表意文字系统将之凝结起来。欧洲是浪人文化、海贼文化，在其疆域之内总觉得不自在，而神经兮兮的向外四处探求，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像亚历山大到大夏，维京人到文兰地，葡萄牙人到印度洋。中国有较多的人口，自给自足，几乎对外界无所需求，（19世纪以后则不然，故有东印度公司之鸦片政策），大体上只作偶然的探险，而根本不关心未受王化的远方土地。欧洲人永远在天主与“原子真空”之间动摇不定，陷于精神分裂；而聪明中国人则想出一种有机的宇宙观，将天与人，宗教与国家，及过去、现在、未来之一切事物皆包括在里面。也许由于这种精神紧张，使欧洲人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发挥其特殊创造力。无论如何，此创造力所产生的现代科学与工业之洪流在冲毁中国海上长城时，中国才觉得有加入科学力与工业力所形成的世界共同体之必要，而中国遗产也就和其他文化的遗产联合起来，但然的形成一个互助合作的世界联邦。 （范育庭 译） 莫诺（1910——1976），法国生物化学家。生于巴黎。194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57年任巴黎大学理学院教授。莫诺与雅各布合作，1961年提出了“信使核糖核酸”与细胞核内“转录”机理，使人们加深对分子遗传学的理解。1965年二人与利沃夫同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莫诺还从1946年开始对细菌酶诱导合成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首先给你们讲一个爱因斯坦和法国诗人瓦莱里谈话的真实故事，也许你们中有些人已听过了这个故事。当爱因斯坦第一次来到巴黎时，一个有名的女主人把爱因斯坦和瓦莱里荣幸地请到她的客厅，安排他俩进行了一次谈话。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听他们的谈话。你们知道，瓦莱里相当狂热，他认为创造过程比创造过程产生的作品更令人感兴趣。无疑，瓦莱里是个非常伟大的诗人，但跟写诗比起来，他对哲学就不像写诗那么通了。他没有读过卡尔·波普尔的《世界》的著作。简言之，他对创造过程感兴趣，并且他开始问爱因斯坦他自己如何工作的问题。 “你如何工作？你能向我谈谈这个问题吗？” 爱因斯坦含糊其词，他说：“嗯，我不知道……在早晨，我出去散步。” 瓦莱里说：“嗬，有趣，当然你有一个笔记本。任何时候你有了一个思想，你就把它写在本子上。” 爱因斯坦说：“哦，不，我不这样。” “你真不？” “你不知道，产生思想的时候很稀少。” 真的，我想堪称为真正的大的创造的也就是这么一点儿。 既然我是这里第一个发言者，我愿提一下人们可能认为进入创造过程的几个要素。我认为不能把它归结为任何简单的过程或创造者大脑中的相对应的简单的物质。由于我们正在谈论科学中的创造性，我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科学发现。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察科学发现过程的逻辑。虽然，过程的逻辑不是我们眼下讨论的主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逻辑就没有创造。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任务是简单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得按波普尔在其名著《科学发现的逻辑》以及其他著作中阐明的原则去做。如果我可以过分简化，那么科学发现由遵循波普尔的分界原则的陈述猜测或假说组成，即猜测建立在假说的基础上，而假说根据其结构甚至可以被一个想象实验证伪。因此不存在纯粹经验的发现。科学发现的过程总是包含着先干事实的经验实验的猜测，在这一点上，波普尔是完全对的，根本不存在纯经验的发现。我将以此作为定义的基础。 在科学发现的要素中，或许最重要的一个是我称之为主观仿真的过程。依靠这个过程，我们主观地模仿我们周围的事情。基本说来，这是一种预期的态度（当我们希望度假时，我们实际上想象地体验着我们可能从这假期得到的愉悦）。当一个科学家对一个特定的现象感兴趣时，他所做的只是力图主观仿造现象的情形，以达到内心表述的外在形式。首先，现象本身和有关根源等的内心表述，这点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和物理学家们包括高度抽象的理论物理学家讨论过这点。他们告诉我，在思考感兴趣的现象时，他们或多或少地将自身比作电子或粒子，并且问，假如我是粒子。我会干什么。这样一个假设性仿真的过程可以用语词来表达。两者相比，用符号更好，因为语词化一般非常困难。最后阶段是以纯逻辑的或数学的严密术语表述猜测。举一个自己工作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创造过程总是令人感到窘迫的。不过，有各种程度的创造，因而即使是非经典性的例子也还是有用的。 大约在10年前，我已对在细胞新陈代谢中起一种特殊调节作用的某些酶的特性发生了兴趣。在第一次尝试分析这些调节作用的机制时，我们用文献资料表明这种调节相互作用依据酶活性的经典理论很难理解。现在的文献资料表明，这种理论无法解释调节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当时所做的只是提出这样一个事实：在调节酶的特例中，实验事实否证了经典理论。在试图提出另一种解释代替它时，我们指出调节相互作用具有非重叠的不同位点。因此调节有赖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酶分子的构象转换。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可能而又合理的猜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用任何简单的或系统的实验来确证或否定这个猜测都是困难的，尤其是否定这个猜测更加困难一筹。 当我们再来考察积累起来的文献资料时，我们就进入了创造过程的第二步。我们意识到，当底物、激活剂、抑制剂浓度确定时，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例子中，酶活性的变化是非线性的。对比与众所周知的“经典酶”理论一致的线性关系，就显现了酶活力非线性的奇异之处。这一点当然没有逃脱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没有人把这种奇怪的特性同调节系统的机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我们绝不能忽视可以用来辨识一个系统的这种奇异特性，特别是当这种奇异性似乎不仅是一个单独的系统，而且实际上是一类系统的特征时，更要对此加以考虑。我要指出，注意研究这种特性十分重要，活性酶的非线性奇异特性的研究是体现这种重要性的又一个例证。下一步的工作是按照我们的猜测解释这种特性。即将它和这些酶的调节功能联系起来。根据这些动力学资料，既然酶和底物、激活剂和抑制剂的联系似乎是多分子的相互作用（事实上是协同相互作用），那么酶分子表面就有与底物，效应物一一对应的假设的连接位点。而且根据几何学原理，单个多肽链组成的酶不能承受一系列同一位点，因此，我们不得不假设，这些调节酶由亚单位组成，每一个亚单位有一个结合位点。 很抱歉，我冗长地讲个人的工作。我不想为这个理论本身辩护，而只想说明一个人要把看起来极其复杂的特性概括为简明的可检验的理论所经过的全部步骤。让我再次指出，关键的步骤是首先认识到经典的酶活性理论在调节酶的特例中可以被证伪，正如我试图表明的。当我们玩弄符号，以表述做出的猜测时，我们就达到了第二步。事实上，通过书写这些符号，这种内在的对称性就自然而然的呈现出来了，因为这些书写符号反映了有关现象和分子本身的对称要素之间相关联系的基本思想。我也许可以指出在这进展中，画出“图象”（符号）是极其重要的，否则根据词汇的通常意思，我们很难看出哪里产生“想象力”。 当然创造性过程还有其他要素，例如具有注意到在实验中发生的奇怪现象和小事的能力，因为许多小事是发现的来源，有时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的来源。 在创造过程中，我所称的“技术的胆量”是有关实验者的要素。对一个以某种方法培养起来的科学家来说，放弃那些训练他成长起来的方法，接受全新的他从未接触过的方法是困难的。当然，有许许多多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在他们的领域用培养起他们的那种方法和技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一旦他们所习惯的方法和技术的效能或多或少地被穷尽，他们便鼓不起勇气放下那种方法和技术，学习使用新的技术，以便在他们的领域里继续他们的研究。这使我想到，一些出色的遗传学家，当遗传学的很大部分牵涉到化学，当基因研究不再依靠杂交而转向研究分析DNA的片段时，他们就茫然无措了，就掉队了。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学习用新的技术、新的方法继续研究。 然而，我称之为“好的鉴赏力”大概是创造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选择题目需要它，选择研究对象，即选择需要进行或加以考虑的实验系统更需要它。那些在实验中很有经济观念的人，那些从不滥用技术的人，那些知道一位数足够，就绝不在四位数上费心的人，那些简化实验，使之高效的人，他们能够把别人两年才能完成的实验在一周或者有时在一天内完成。 此外，理论的漂亮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生物学中，我认为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是DNA的发现过程。顺便提一下沃森的书，这本书没有写真正的智慧的来源，也没有写下猜测的动机，而这些猜测是发现的真正来源。沃森没有把最有趣的东西写进去。 另外，缺乏谦虚，我认为是我们科学家最致命的一个罪过。他们不能在顺利和取得成就时思难思危。然而，思考是创造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最后，我回到我开始所讲的。我们必须首先接受关于真正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一个相当精确的框架。我认为波普尔的原则是这个框架的基础。就我所知，你只需通读现代文献，特别是要通读理论物理、理论化学和理论生物学的文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赫赫有名的理论著作毫无用处。原因很简单，它们没有遵循卡尔爵士的分界原则。换句话说，这种理论有这么样个结构，以致于你问一下作者你何以证明你的理论，他将无言以答。 （杨思 译） 刘易斯；托玛斯（1913——），美国医学家、生物学家。历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儿科研究所教授，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病理学系和内科学系主任，耶鲁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纽约市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院院长，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创作的科学随笔集《细胞生命的礼赞》，在美国产生广泛的影响。 有人告诉我们说，现代人的麻烦，是他一直在试图使自己同自然相分离。他高高地坐在一堆聚合物，玻璃和钢铁的尽顶上，悠晃着两腿，遥看这行星上翻滚扭动的生命，照这样的描绘，人成了巨大的致命性力量，而地球则是某种柔弱的东西，像乡间池塘的水面上袅袅冒上的气泡，或者像一群小命娇弱的鸟雀。 但是，任何认为地球的生命是脆弱的想法，都是人的幻觉。实际上，地球的生命乃是宇宙间可以想象到的最坚韧的膜，它不理会几率，也不可能让死亡透过。而我们倒是那膜的柔弱的部分，就像纤毛一样短暂、脆弱。而且，人早就在杜撰一种存在，他认为这种存在使自己高于其他生命。几千年来，人就这么脑汁绞尽，用心独专地想象着。因为是幻觉，所以，这种想象今天如同过去一样没有使他满足。人乃是扎根在自然中的。 近年来的生物科学，一直在使人根植于自然之中这一点成为必须赶紧正视的事实。新的、困难的问题，将是如何对付正在出现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的观念；人与自然是多么密切的连锁在一起。我们大多数人过去牢牢抱有的旧观念，就是认为我们享有主宰万物的特权这种想法正在从根本上动摇。 事例。可以满有理由地说，我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我们不像过去一向设想的那样，是由我们自己的一批批越来越复杂的零件逐级顺序组合而成的。我们被其他生命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在我们细胞的内部，驱动着细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我们出门去迎接每一个朗朗白天的，是线粒体。而严格地说，它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原来它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我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细菌，大量地涌进人体真核细胞的远古前身，在其中居留了下来。从那时起，它们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样式复制繁衍，其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都与我们的不同。它们是我们的共生体，就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菌一样。没有它们，我们将没法活动一块肌肉，敲打一下指头，转动一个念头。 线粒体是我们体内安稳的、负责的寓客。我愿意信任它们。但其他一些小动物呢？那些以类似方式定居在我细胞里的生物，协调我、平衡我、使我各部分凑合在一起的生物，又是怎样的呢？我的中心粒、我的基体、很可能还有另外许许多多工作在我细胞之内的默默无闻的小东西，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基因组，都像蚁丘中的蚜虫一样，是外来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细胞们不再是使我长育成人的纯种的实体。它们是些比牙买加海湾还要复杂的生态系统。 我当然乐于认为，它们是为我工作，它们的每一气息都是为我而呼吸的；但是否也有可能，是它们在每天早晨散步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的感觉，倾听着我的音乐，思想着我的思想呢？ 然而我心下稍觉宽慰，因为我想到那些绿色植物跟我同病相怜。它们身上如果没有叶绿体，就不可能是植物，也不可能是绿色的。是那些叶绿体在经营着光合工厂，生产出氧气供我们大家享用。但事实上，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有着它们自己的基因组，编码着它们自己的遗传信息。 我们细胞核里携带的大量DNA，也许是在细胞的祖先融合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联合起来的年月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儿的。我们的基因组是从大自然所有方面来的形形色色指令的结集，为应付形形色色的意外情况编码而成。就我个人而言，经过变异和物种形成，使我成了现在的物种，我对此自是感激不尽。不过，几年前还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是个独立实体，但现在却不能这样想了。我也认为，任何人也不能这样想了。 事例。地球上生命的同一性比它的多样性还要令人吃惊。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从一个单一细胞衍化而来。这个细胞是在地球冷却的时候，由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而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就是同种相传的相似性。 病毒，原先被看作是一心一意制造疾病和死亡的主儿，现在却渐渐现出活动基因的样子。进化的过程仍旧是遥无尽期、冗长乏味的生物牌局，唯有胜者才能留在桌边继续玩下去，但玩的规则似乎渐趋灵活了。我们生活在由舞蹈跳荡的病毒组成的阵体中，它们像蜜蜂一样，从一个生物窜向另一个生物，从植物跳到昆虫跳到哺乳动物跳到我又跳回去，也跳到海里，拖着几片这样的基因组，又拉上几条那样的基因组，移植着DNA的接穗，像大型宴会上递菜一样传递着遗传特征。它们也许是一种机制，使新的、突变型DNA在我们中间最广泛地流通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医学领域必须如此集中注意的奇怪的病毒性疾病，就可被看作是意外事故，是哪里出了点疏漏。 事例。近来，我一直想把地球看作某一种生物，但总嫌说不通。我不能那样想。它太大，太复杂，那么多部件缺乏可见的联系。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驱车穿过新英格兰南部树木浓密的山地时，我又在琢磨这事儿。如果它不像一个生物，那么它像什么，它最像什么东西呢？我忽而想出了叫我一时还算满意的答案：它最像一个单个的细胞。 （李绍明 译） 埃德温·奥尔德林（1930——），美国宇航科学家。1951年毕业于纽约西点军校。1963年完成关于空间轨道力学的学位论文，获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1966年11月11日参加双子座航天飞行，成功地完成在太空行走的实验。1969年7月16日进行阿波罗工程的登月飞行，4天后登上月球。著有《飞回地球》一书。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怀着身为美国人的高度自豪感和身为人类的谦恭心情，向你们说一句从前任何人都无权说的话：“我们在月球上散步了。”但是，在静海基地留下的脚印，不仅是属于“阿波罗11号”的全体宇航员的，而是由全国数以万计的人所共同留下的，他们是政府。工业界和大学的人员，是这些年来在我们之前为“水星号”、“双子座号”和“阿波罗号”辛勤劳动的工作小组和全体宇航员。 那些脚印是美国人民和你们的，你们是美国人民的代表，你们接受并支持了那不可避免的登月计划的挑战。同时，既然我们是为全人类的和平而踏上月球，那些脚印也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对于所有在悠悠转动的地球上仰望夜空的人，月亮都匀洒银光，绝不厚此薄彼。因此，我们希望，太空探索的成果也将由大家平等分享，从而给整个人类带来和谐的影响。 科学考察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人们根本无法预知全部结果。查尔斯·林白说过：“科研成果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条通向奥秘而又消失在奥秘中的道路。” 当我们向全世界敞开门窗，让外界了解我们的成就和失败时，当我们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的发现时，我们在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已成为我国生活方式的象征。“土星”号运载火箭。宇宙飞船的“哥伦比亚”与“鹰”等机舱，以及座舱外活动装置都已向尼尔、迈克和我证实：我国能够生产质量最高和最可靠的设备。这给予我们所有人以希望和鼓舞，以便解决地球上某些更为困难的问题。“阿波罗”号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只要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去干，国家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踏上月球的第一步，也是踏上太阳系各行星和最终走向太空其它星球的一步。“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小步”，这句话阐述的是事实；而“对人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跃进”，则是对未来的希望。 我们国家在“阿波罗”计划上的做法，可以运用来解决国内问题，我们在未来太空探测计划中所做的工作，将决定我们的跃进究竟有多大。谢谢大家。 尼尔·阿姆斯特朗（1930——），美国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生于瓦帕科内塔。1955年进入美国国家航空技术顾问委员会刘易斯飞行推进实验室工作。1962年至1970年在休斯顿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载入宇宙飞船中心任宇航员。1969年7月16日任指令长乘宇宙飞船飞向月球，并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并在月球上行走的人。1986年任调查航天飞机事故的总统委员会副主席。 我们在月球的静海着陆，当时正是月球凉爽的清晨，颀长的影子有助于我们观察。 太阳只升到地平线上10度，在我们停留期间，地球自转了将近一圈，静海基地上的太阳仅仅上升了11度，这只是月球上长达一月的太阳日的一小段。这令人有一种双重时间的奇特感觉，一种是人间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另一种是宇宙变迁的冗长步伐。 两种时间感都很明显。第一种可用日常飞行来说明，其计划和措施细微到以瞬息来计算；后一种可用我们周围的岩石来说明，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它们一直没变。它们30亿年的奥秘，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宝藏。 登月舱“鹰”的饰板上有这一句话，凝练地表达了我们的愿望： 公元1969年7月来自地球的人首次在这里登上了月球。 我们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人类的一千九百六十九个年头构成了春分点留在双鱼座2000年的大部分，而这只是黄道带的1/12。它是根据地球轴的岁差计算出来的，春分点在黄道带中移动一周需要一千代人的时间。 未来的2000年是春分点逗留在宝瓶座的时期，我们的青年们会在这时期满怀希望，人类也许能开始了解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奥秘：我们向何处去？事实上地球正以每小时几千英里的速度朝武仙座方向宇宙中的未知目的地运行。人类必须了解宇宙，以便了解自己的命运。 但是，奥秘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奥秘引起惊奇，而惊奇则是人们求知欲的基础。谁能知道，在我们这一生能解答什么样的奥秘，新的一代又将面临什么新的奥秘的挑战？科学还不能准确预言。我们对下一年的预测过多，而对今后10年的预测却太少。对挑战作出反应正体现了民主的伟大力量。我们在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使我们有希望把这种力量用来解决今后10年地球上的许多问题。 几个星期之前，我思考“阿波罗”精神的真正含义，不由得心潮澎湃。 我站在这个国家靠近大陆分水岭的高地上，向我的几个儿子介绍大自然的奇观和寻找鹿、麋的欢乐。 他们热切地想观看，但是却常常绊倒在岩石小道上。然而当他们只顾注意自己的脚步时，却看不到麋了。对你们当中那些主张高瞻远瞩的人，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因为你们使我们有机会看到造物主所创造的一些最壮丽的景色。 对你们当中那些诚恳的批评者，我们也表示感谢，因为有了你们的提醒，我们不敢无视眼前的小道。我们的“阿波罗11号”带了飘扬在国会大厦上空的两面合众国国旗，一面原挂在众议院顶上，另一面则在参议院顶上。 现在我们荣幸地在大厦里奉还国旗。国会大厅象征着人类最崇高的目标：为自己的同胞服务。 我们代表“阿波罗”号全体人员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予我们机会，荣幸地同你们一起为全人类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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