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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知识化生存



  知识社会,掌握现代,并具有创新、创造和运用能人的成为知识社会中的主力军,财富的有定义和利益的再分配取决于拥有的信息、知识、智力和创造力。

           十二、资本家、工人、知识工作者

  无限制资本家正从根本上重塑着社会,推动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过渡。他们是当今产业界经营着最激动人心。最成功的企业的英才,从他们的成功中可以体验到人类智慧的无限延伸,洞察到目前根深蒂固的生活形态怎样被颠覆,因为他们所创建的知识标志着对传统智慧进行彻底的反叛。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知识工人正在迅速成为社会的带路人。大量的而且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正在学校接受长时间的教育,以成为知识工人。
  知识工人懂得,他们的知识,即便是不太先进的知识,也能为他们提供流动的自由。知识给了他们自由。

               无限制资本家

  一些巨大的力量正从根本上重塑着美国社会,推动着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彻底改变着我们做生意的方式,迫使许许多多美国经理每天穿着牛仔靴和牛仔裤去上班。
  他们就是无限制资本家;他们知道得最清楚的事情莫过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发生史无前例的变革的时代。他们知道,身处革命的时代,你必须正视变革。欢迎变革,还得竭尽全力为变革扫清障碍:最重要的是讲话撰文要言简意赅。
  无限制资本家懂得,威力空前。无可逃避的历史力量正改变着现实。其中有描述微处理器性能的迅速革新的穆尔法则;有说电脑网络的价值等于节点数目的平方的梅特卡夫法则;有说硅谷的数字脑袋中一有可笑的念头冒出,便会迅速传播开来并影响美国企业界心理的盖茨文化霸权法则。
  因此,身穿休闲服装。崇尚令人惊异的未来学、讲起话来口无遮拦的风气正改变着白领世界的颜色。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正在做的一则电视广告把该公司的设计小组描绘成车库中的一群技术顽童。美国铝公司正在拆除公司办公室的隔墙,使经理套房具有起步阶段的软件公司那种露天灵活性。突然之间,美国企业界出现了一批批无限制资本家。他们全都虔诚地信仰科技马克思主义;他们坚信技术必然推动历史的发展,坚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开端。
  1997年7月号《布线》(Wired)杂志的封面文章完美地体现了技术马克思主义。彼得·施瓦茨和彼得·莱登写道:“两大并存趋势——根本的技术变革和开放的社会新风——将改变我们的世界,使之进入一种全球文明的初期阶段。所谓全球文明是指新的文明中的文明,它将在整个下一个世纪呈现繁荣。”他们的文章题为《长期繁荣》充溢着“无限制资本主义”的语调和词句:“无休止的进程。前所未有的组合、强大的力量。不可逆转的趋势。密不可分的联系、惊人的增长、五大技术浪潮、空前规模的全球一体化、全新的工作”,等等。两位作者颂扬电信技术、遗传技术、毫微技术和显微技术等的改造力量,并预言将发生以永久经济繁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切有记载的历史的决裂。
  6月23日一期《财富》杂志登载的加里·哈梅尔的封面文章也谈到这种扣人心弦的奇迹:“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连续性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数字化、取消管制和全球化正深刻地改变工业界的面貌。我们所看到的是新经济生活形式的显著增多:虚拟机构。全球财团、网上贸易,等等,不胜枚举。在创造新财富的努力中,我们已经达到了渐进主义的终点。这里有一个由寻求差异变为寻求一致的转折点,一种新的集体主义观点正在出现。”
  大多数人不能理解我们今天看到的变化所具有的那种可怕的、彻底改造世界的力量。67岁的管理学权威达伊·沃德·霍克宣称:“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历时400年的时代即将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冲破阻力而来这样一个时刻。”在大多数技术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霍克所说的400年时间跨度太小了。他们认为,贝尔系统的解体是自500年前发明印刷机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微处理机是自2000年前出现阿拉伯符号数学以来最重要的进步;鼠标是自有老鼠以来最重要的发明。
  你必须具有绝对的。确实的、极大的雄心壮志。你不应当制订5年计划。你要制订千年计划。你不应当只考虑生意上的事。你要放眼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由权力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等级社会向网络社会、由喝脱脂奶的社会向喝2%脂肪奶的社会转变的时代,而在这个新时代中,每个人都得作许许多多的预测。施瓦茨和莱登在他们发表在《布线》杂志上的文章中展望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像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年一1566年,法国医学家。占星学家、预言家)曾预言会出现Prozac(6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种毒品)一样。据他们说,互联网络将是21世纪的主要传播媒介。大约到2002年,欧洲将合并成一个国家;到2005年前后,将有20%的美国人用电话购物方式购买食品和杂货;电视电话将大行其道;德国将受到劳工短缺的困扰;大约到2012年,癌症的基因疗法将得以完善;到2018年,将可以用显微装置来修补细胞;到2019年,美国人将建立起一个多文化社会,一种全球性的文明中的文明将已存在3年之久;2020年,汽车将由氢来驱动;到2050年左右,宽宏大量的精神将重新回到美国人的灵魂之中。
  无限制资本家不是在拿未来打赌,他们是圣贤。他们了解历史,知道历史不是个人创造的,而是技术创造的,懂技术的人也就理解创造“新人”的那种力量。正因为如此,那些有影响的杂志每3期内必登一篇仔细探讨比尔·盖茨大脑皮层的文章。
  当今的无限制资本家与1789年的法国革命党人。1913年的艺术界革命者。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党人。1968年的嬉皮革命者持有相同的观点。过去已没有意义,未来从现在开始。物质力量推动我们前进,人性不复存在。宗教已无关紧要。聪明人自能领略正在兴起的力量。我们正目睹新人的诞生。我们——幸运的我们——就是为迎接所有这一切的开始而存在的。这种激奋只有自我扩张的骤然狂喜才能与之媲美。整个历史在围着我们转。
  如果你还不熟悉最新技术的话,那它很快就会变成历史的灰烬。以前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执教。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约翰·科阿曾这样告诫他的学生和客户:“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由权力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等级社会向网络社会。由喝脱脂奶的社会向喝2%脂肪奶的社会转变的时代,你必须毫不吝惜地抛弃各种妨碍创造性的因素:标准的运作程序、礼仪、行为准则。限制性的品牌形象、对以往成功满怀崇敬的记忆。”
  无限制资本家为新思想。新思维。新的思维方式而生活。甚至讲话的规则也必须抛弃。你丝毫不能咬文嚼字,而得像一个玩游戏机上瘾的15岁少年那样讲话。
  正如《布线》杂志文章的两位作者所说,“开放是好事,封闭是坏事,要把这句话刻在你的脑门上。”无限制资本家确实够开放的!始终是先锋派的无限制资本家们试图把自己的公司管理成像爆米花机内部那样。等级在名义上已被拉平。有些公司取消了职务头衔,因为这种头衔是限制性的,业已过时。吸人疗法服务公司总裁罗伯特·切斯取消了经理办公室,现在,所有人都坐在称为“牛栏”的大房间里。丹麦生产助听器的奥蒂康公司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写字桌下装着轮子,雇员们可以到处转,根据当时的任务集中在一起。奥蒂康公司几乎实现了无纸办公;普通邮件由“文件室”里接收,如果你想把文件带到自己的写字桌,你得把它扫描进电脑内,然后把原件送人碎纸机。
  宝洁公司已经拆掉了封闭式电梯,代之以自动扶梯,原因是据认为前者使人无法交谈,而后者便于交谈。走廊很宽,隔不远就安放一张长沙发,鼓励人们多聊天。柯达公司辟有“逗乐室”,里面游戏机、玩具和“蒙蒂·皮东”(70年代英国制作的一套幽默电视节目)光盘应有尽有。
  走进一位无限制资本家的办公室,你决不会看到一批身穿蓝色西装、雪白衬衫、打着红色领带的人坐在那里。相反,为了证明他们是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他们往往会穿微软公司的制服:泰伯莱休闲鞋,帆布外衣和褪色的法兰绒衬衫。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极端保守。极其刻板的人,无限制资本家需要一种古怪的装备,例如,梦幻工程公司的老板卡芩贝格和许多其他老板所选的是一幅高压水龙,它是权力的象征。老板可以用它来惩戒下属,而下属决不会报复。
  为了装饰自己的空间,无限制资本家需要有些俗气的收藏。有人收藏拉线滚球,有人收藏烟灰缸。级别较低的雇员可能用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来装饰他们的办公地点,例如从天花板垂下一只滑雪板,在电脑终端的一侧用胶条贴上从儿时喜欢的卡通书中剪下的图画。女士们的办公处则往往摆放着著名大师的幽默作品。
  无限制资本家不仅仅是商人,他们还是艺术家。商人们过去喜欢以斗士自诩;现在,艺术家是人们趋之若鹜的样板角色。硅谷成了20年代的巴黎,只是对当时的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来说,创造性的产品是在域外小说,而现在则是图像压缩系统和为《连环杀手》和《食人者》等电脑游戏设计吸引人的程序。
  早在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恩(1911年—1980年,加拿大传媒问题专家)就宣告了无限制资本家时代的来临。他在(了解传媒卜书中写道:“简言之,计算机技术会带来圣灵降临节式的相互理解和团结的局面。理所当然的下一步看来将是……避开语言,使之让位于一种普遍的无限制意识。”
  以往,这种现代风气——即这种摆脱历史。跨入一个崭新的未来的愿望——仅在政治。建筑设计或文学艺术领域盛行过。但是,就在你认为这种现代主义的冲动已经如此久远和过时,以至它将衰极而亡的时候,它却在高技术谷地盛行起来,硅谷片专家们正大步行进在那些谷地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之前已有好几代人走过这条路。无限制资本家看到了未来。

              传统资本家的衰落

  与无限制资本家相比,在发达国家中,传统资本家从经济角度而言,已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其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已大大降低。在那时,象约翰·洛克菲勒,J·P·摩根,安德鲁·卡内基,艾尔弗雷德·克鲁普一类的大商人能够用自己的资产资助整个工业。他们确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拥有并且控制了生产资料,今天,美国1000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总和(根据《幸福》杂志统计)勉强能够在几个月内满足美国的一个主要工业部门的资金需要。雇员通过退休金基金成了资本家。的确,今天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最为富有的石油酋长或富甲天下的日本不动产亿万富翁的资产(根据通货膨胀和税收作出调整后)也无法与1900年的“巨头”所拥有的财富相提并论。如果发达国家的所有超级富翁突然消失了,世界经济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们已变成了“新闻界关注的对象”。他们的来去行踪只是在报纸的趣闻栏目中加以报道,而不是出现在金融版面上。从经济上看,他们已经无关紧要。
  资本家的权力与他们的经济重要性一样,都迅速下降了。在1907年,J·P·摩根出资购买股票的要求足以制止股票市场的恐慌。在1922年,一位生产煤炭和钢铁的巨头胡戈·施廷内斯凭借独自的力量就强迫德国政府实施了一项导致这个国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政策。今天,没有一位商业人士会梦想采取这种行动。他知道他不具备这种力量。在发展中国家里,剥夺财产和违约行为比起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来更为司空见惯。然而,“炮舰政策”不会再现了。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美国,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左派坚信:美国政府曾密谋推翻智利的阿连德政权,以阻止阿连德剥夺美国所有的智利电话公司的所有权。这家公司确实努力让尼克松总统对此事加以干预——但是没有丝毫作用。在1973年,当阿连德政府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时,美国政府曾毫不讳言地拒绝帮助这家美国公司收回它的财产。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商业是华盛顿的最强大的政治院外集团,即使在“反对商业”政府时期也不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当然,它关注的仍然是“商业”——成为华盛顿最有势力的压力集团(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首都中都是如此)。今天拥有1500万成员的退休人员快会,通过其退休金基金成为美国工业中一个最大的财产所有者。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商业”,他们也不关心影响商业的一些问题,很少赞同或根本不赞同商业价值。

                知识工作者

  在知识社会,相当多的知识工人,也许是大多数人,仍然将在商业机构或为商业工作。但他们的地位已与昨天的老板或昨天的工人截然不同了。他们是雇员,但同时又因拥有退休金而成为唯一真正的资本家。他们确实有一个老板,因此他们是“下级”。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下级,因此,他们自己也是“老板”。仍然在底层的那些人当然也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主管人或部门的领导人。此外,他们还是专家。他们自己的领域也许是十分狭窄的。但是,在他们的领域中,他们则胜过其老板,不管他们在组织管理体制中的地位多么低下。因此,知识工人与老板是一个同事和一名合作者,而不是一个部下。他必须这样被人管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是,资本具有流动性。在这点上,它不同于诸如土地和劳动一类的“生产要素”。资本能够流向收益最多的地方。知识现在已成为发展经济的真正的资本。知识工人懂得,他们的知识,即便是不太先进的知识,也能为他们提供流动的自由。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商业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大量被解雇的经理和专业人员——甚至包括上了年纪的老人——发现他们都能够获得新的工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找到的工作比他们丧失的工作要好。知识给了他们自由。这是美国知识工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知识人员学到的经验,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经验。所有的人——地质学家。数学家。工业工程师。计算机程序编制人员。使用文字处理机的秘书。职员培训人员。会计、护士、售货员一一都懂得,他们并不依赖任何一位雇主。实际上,每一个机构都在一个方面或另外的方面需要他们。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有着多万面的实用性。
  越来越多的现象是,知识工人有着不止一种职业。在钢厂工作的工人干了30年的艰苦的体力劳动后就准备退休了。知识工人工作了30年以后,其体力和脑力两方面仍然精力充沛,虽然到那时他们已对此感到厌倦了。大多数人在很久前就到达了事业的终点。他们的退休金已准备好,当到了65岁时,他们就可以积累一笔钱。他们的子女已长大成人,住房的抵押贷款已如数付清。他们准备从事一项第二职业,他们也许会正式地争取早点退休,他们也许不想获得另一份有薪水的工作,但是,尤其在美国——他们都自愿为非盈利机构服务。有些人改做另一项工作。许多人则坚持从事同样的工作,只是工作环境不同。以会计为例,他可以从主管一个小公司变为主管本地的一家医院,或到本地教会当商业经理。对所有这些人而言,他们工作的机构并不是主要的。他们的知识和技术才是主要的。他们为之效力的单位是否是一家商业机构,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太重要。在一两年以后,他们可能会办一家医院或一家当地政府机构或一家咨询公司或另一家不同的公司工作。无论是管理工程师,还是石油工程师,无论是X射线的医院技师,还是税收分析家,对他们的工作来说,要紧的是他们的知识领域,因此,商业仅仅是一个人工作的地方。“我在一家商业机构工作,但我不是一名企业家,我是一名市场研究员”。这是我们经常听见的一句话。

               新的职业选择

  在2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商业几乎是摆脱折磨人的、令人丧失希望的贫困和低下地的位唯一途径。那时,专业性的工作机会很少,而且,作为一种规则,这些机会只能为那些富家子弟获得。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种情况今天依然存在。然而,在发达国家里,商业上的成功,打开了通往职业选择和富裕的大门。商业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甚至在英国,教育现在也能够为“下等阶级”提供知识社会中的工作机会了。在过去的英国,教育制度曾经是社会流动的障碍,而不是促进流动。
  在19世纪以前,几乎就没有社会流动的途径。儿子跟在父亲后头犁地,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依赖出租双手为生。如果年轻妇女买不起嫁妆,她就会沦为家庭仆人。19世纪创造的商业工作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者。在西奥多·德莱瑟的小说《嘉莉妹妹》(1900年)中——这部小说出色地描写了19世纪末期的美国社会——那个也许还不到16岁的年轻女孩对自己成为一名服装厂的缝纫工或残酷无情的芝加哥商业中心一名女售货员以后会得到什么,毫无幻想。但是。这些工作却是她离开中西部农村的唯一机会。她是在那个无望。单调乏味和条件艰苦的地方长大的。25年以后,德莱瑟创作了另一小说《一个美国人的悲剧》。女主人公罗伯塔在面粉厂里找到的工作,也是她摆脱农村里同样令人失去生活欲望的。毫无希望的贫困生活的唯一途径。
  在1913年,英国唯一大的职业团体仍然是家庭仆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妇女。1914年,男人都参加了战争,妇女也离开了家庭仆人的工作,进了兵工厂。每个人都明白,在战争结束的那天,她们将会从“撒旦的磨坊”里重新回到那舒适的家庭仆人职位上;在那里,有一个“善良的女主人”会照料他们。然而,几乎没有人重操仆人旧业。不管工厂里的工作是多么艰苦,它的薪水比作一个仆人的薪水更丰厚。在工厂里她们按固定的小时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引进了8小时一工作日),下班后他们就可以自由行事。在作家庭仆人时,她们必须坐等她们的主人在凌晨3点钟从舞场回家。
  从工厂的工人或售货员晋升为中产阶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样少的机会是到处都有的唯一机会。在农场帮工只能永远是帮工。在1889年把第一辆汽车投入厂市场的德国人戈特利布·戴姆勒和美国的亨利·福特两人开始都是工人。早期的每一个汽车制造商开始时都是工人。实际上,19世纪的其他制造商也都有如此经历。本世纪大多数银行家和大商人开始时都是身无分文的职员。就上层阶级而言——英国的绅士。普鲁土的容克地主。法国的贵族和牧师,他们对商业和贸易的蔑视和抵触首先是因为他们不满和担心商业能为太多的“下等阶层”的成员提供社会流动性。而这些“下等阶层”的成员在流动后就会很快忘记自己的“地位”。大多数工人和职员的生活条件确实是十分艰苦的:工资微薄,工作时间长,劳累不堪,安全无保障,居住在老鼠成患的贫民窟。但对于数千万个德莱瑟笔下嘉莉妹妹和罗伯塔来说,涌人19世纪的城市(如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波士顿、芝加哥。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鲁塞尔和巴黎)后就能在商业中找到一个工作。尽管这个工作十分艰辛,但它却能使人在社会等级的梯子上升高一级,而且这是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工作。
  但是,嘉莉妹妹的曾孙女——虽然她还不及德莱瑟小说中女主人公那般聪明月p般雄心勃勃和富有才华——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她将先从地方中学毕业,然后进入州立大学,并取得一笔丰厚的奖学金。4年后,她会面;临许多选择。当然,她可能会选商业,但她在一开始会接受管理方面的培训,才最容易得到的工作机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商业部门仍将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的最大雇主。但是,这类商业工作不会带来100年前的那种机会,它们已成为死胡同了。戈特利布·戴姆勒和亨利·福特如果不具有工程学学位或一个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如今则难以达到事业的顶峰。任何一家有名望的金融公司在今天都不可能会聘用一位象摩根这样的大学退学生。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所能获得的工作仍然是一个世纪以前同类人能找到的工作。他们的工资收人高得多,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指发达国家)远远优越于当时的甚至是特权人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这类人现在是“失败者”,他们缺少脑子。没有抱负,缺乏毅力。知识工人之所以成为胜者,恰恰是因为在商业部门中工作仅是他们的许多选择中的一个。他们是胜者,因为他们有能力作出选择。
  因为他们是知识工人,所以他们不会被束缚在任何一个雇主或一个用人机构中。对计算机专家而言,无论在百货商店。大学。医院或政府机构中工作,还是为一个证券经纪人工作,都是不重要的。除了工资以外,他们还关心设备是否具有最新工艺水平,工作是否具有挑战性。金融分析家和理疗师、人事部门经理和冶金学家。推销员。当地艺术画廊的书画刻印艺术家和助理营业经理所关心的也是这些问题。这些人并不反对商业;的确,“反对商业”这一术语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也许甚至“热爱”商业,学习管理,并追求商业所具有的学术上的挑战。但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不大可能是:这个工作有利于公司,或医院,或博物馆吗?他们关心的问题可能是这个工作具有专业性吗?可以肯定,他们懂得,并大体上承认这一点:工艺必须根据其雇佣机构的使命。需要和追求作出调整。然而,这一认识是次要而非首要考虑的因素。事实上。绝大多数知识工人,尤其是商业部门的知识工人,将这一点看成是“高层管理部门的工作”,而非‘飞的工作”。甚至在较大的教会中,“专业人员”(如音乐指挥或帮助已婚和未婚年轻人的“牧师”首领),也倾向于首先把自己看作是音乐家、帮助青年人的工作者或婚姻顾问,其次才看成是牧师。这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是无法避免的。知识工人除非认真地对待他们的技术,否则他们不会干好一项工作。
  因此,在知识工人的价值体系中,商业价值是从属的,甚至看来好象是行为的障碍。即使在知识工人在他们的机构中不占多数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明显地制订出规范和标准。的确,任何发达国家在未来面对的一个挑战——美国早已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维持对经济行为所承担的义务;这种经济行为对于力图增强竞争力的每一个发达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他们怎样在知识工人的职业价值与传统的商业价值的必要性之间寻求平衡?传统的商业价值包括整个经济和单个商业中的生产率和盈利率。
  这些变化在美国已进入纵深发展阶段。在其他许多发达国家中,这些变化刚刚出现。只有在日本,它们仍然被看作是“不可能的”事物,尤其是老一代的公司领导人有此看法。但是,即使在日本,这种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由知识的本性决定的。由于知识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社会必定会演化成一个后商业社会和知识社会。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知识工人正在迅速成为社会的带路人。然而知识社会也存在着反主流文化。在商业社会中占重要地位的产业工人正在成为“另一半人”。他们占缺乏高等教育。因而难于胜任知识工作的人口的一半。另外,仅仅在美国,第二种反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即由非营利与非政府机构组成的“第二部分”。这些机构中的不计报酬的“志愿者”业已成为美国劳动大军中的最大部分。这些第三部门组织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独特的价值观念以及独特的社会奉献,它们正在塑造着积极进取与卓有成效的个人品德操行。

               蓝领工人的兴衰

  历史上从没有哪个世纪象20世纪这样经历了如此迅猛和激荡的社会变革。在发达国家,家庭仆人已不复存在。而自人类历史的初期以来,这些人就已构成了每一个社会的主要阶层。农民在社会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尽管在本世纪发达国家的农业增产速度超过了其他生产部门。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农民(无论是农业技术人员还是家畜饲养员)就是文明。然而本世纪社会历史中最富戏剧性的事件,还不是这些古老阶层的衰落,而是产业工人的兴衰。
  当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首次把产业工人当作一种新兴力量之时,他们预测无产阶级将崛起。然而这种预测仍然是预言多于判断。到1925年,制造业中的男女蓝领工人已构成社会中唯一最大的职业团体。25年后,即在50年代,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工人和工会已成为占重要地位的政治力量。然而从70年代初开始,产业工人迅迅速衰落,这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比重上,尔后又反映在工人的人数上,最后表现在政治力量与政治影响上。他们的衰落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崛起的速度。到2010年(20年后),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将减少到目前农民在劳动力中的比重即5%—10%。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组织——工会能否继续生存。可以肯定的是,工会决不会再有往日的作用与形式。
  自相矛盾的是,使产业工人迅速崛起与最终衰落的竟是同一种力量:知识。在整个19世纪,经济学家都认为,增加生产的唯一途径在于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这是不言自明的。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克·泰罗的美国工程师突破了前人思维的界限:他把体力劳动作为研究与分析的对象。泰罗表明:增加生产的真正潜力在于“更聪明地工作”(泰罗的论著(科学管理的原则),1911年出版)。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产量,而且使增加工人工资、同时又降低产品价格和增加对产品的需求成为可能(事实上泰罗要求工厂主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工资,有时甚至是提高3倍,否则他拒绝提供帮助)。没有泰罗,产业工人的数量仍会急剧增长,但他们会成为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由于有了泰罗,就业的蓝领工人人数越多,在收人和生活水准上成为“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数也就愈多,而他们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上也就会变得更保守,而不会成为革命者。
  知识应用的下一步(从70年代以来异常活跃)是把分析与系统应用到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其实质并非机械化(“自动化”这个名称易于使人误解)。通用汽车公司在80年代发现了这一点,当时,通用汽车公司花费了300亿美元,用于开发机器人,其结果并未减少雇员,也未降低成本,质量也未获巨大改进。自动化生产线的本质,在于它是一个围绕着信息组织起来的系统。而一旦系统设计完成之后,对体力劳动的需求也就急剧下降。因此生产的重心由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这在制造工业中更为明显。这一过程所创造的中产阶层的工作机会远远大于蓝领工人所失去的工作机会。从整体上看,这个过程的影响堪与300年前产生收入优厚的蓝领工人的影响相提并论。换言之,我们并没有面临经济问题,产生“异化”的危险也不大。即使是在受这种转变的冲击最强烈的群体(如美国的黑人。英国约克郡的钢铁工人。德国鲁尔地区的煤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之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兄弟。侄子。叔叔或姑姑受到了必需的学校教育,并成为一个知识工人。
  无论如何,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已告结束。在那个时期,社会向富裕和中产阶级地位发展所需要的不是技术或知识,而只凭一张工会会员卡。大量的而且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正在学校接受长时间的教育,以成为知识工人。这种情况对于其他没有受教育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处境的恶化。较少受过教育的人将越来越被其较为成功的同伴甚至被那些本身就是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中的成员(如受过教育的美国黑人)视作失败者。落伍者、有某种“缺陷”的人。二等公民。有“问题”的人。总之,统统是低劣者。问题并不是金钱,而是尊严。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由于未受过教育而难以胜任知识工作的人,为数不少。例如在美国,80年代末以来,在40岁以下的劳动力中仅有四分之一是大学毕业,另有四分之一的人在高中毕业后受过技术培训,因此也能胜任知识工作,如护士。法律文书、时装采购员。书画家。计算机技术人员。牙科卫生学家等等,这种知识密集型工作有一千个或更多。这些人都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因而可以利用美国教育体系所提供的机会来继续学习。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有大量晋升机会。然而,美国的劳动力中仍有一半无法胜任知识工作。在欧洲,不胜任知识工作的人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英国的这一比例更高。我们难以轻而易举地提供完成许许多多非知识工作的劳动力。问题在于社会地位。社会承认和自尊。因而确实有必要使那些非知识工作(其中有些工作需要很少的技术)尽可能地成为高效益和自尊的职业。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把知识应用于扫地、铺床或帮助残疾人照料自己等工作上。两家大型楼房维修公司和家庭服务公司(一家在丹麦,另一家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成功的服务体系,它们给予未受过教育的人所从事的体力劳动和非技术性的工作以效益。尊严和机会。美国的一些大医院也有类似的做法。这仅仅是个开端,然而却表明,这些工作是可以做的,而且应该做这些工作。
  19世纪的历史表明,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初生的宠儿。现在大多数人仍相信这一点。然而经济学家早就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资本家的出现远远早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真正产物是产业工人。他们是现代经济的宠儿和现代经济的受益者。现代经济使产业工人在收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方面成为“中产阶级”,他们的工作不需要更多的技术和更深的知识,而在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上却远远不如以前的工人所于的工作。现在他们正在成为“另一半人”——然而社会却无法阻止他们失宠。

             十三、知识社会教育优先

  一个由知识工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社会行为与社会责任方面,提出了更新(甚至更严格)的要求。我们还必须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受过教育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同时,学习的方式与教学的方式也发生了飞速与巨大的改变——一部分原因是对学习的进程获得了新的理论上的了解;另一部分原因是运用了新技术。最后,学校中的许多传统的学科正在变得枯燥无味或过时。因此,我们所面临变革的不仅是学习与教授的内容,而且是知识含义的本身。

                教育的责任

  由于学校教育与学位越来越决定着人们在知识社会中的工作、生计与职业,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有文化。现在,学习文化不仅包括“读书、写字和算术”,还包括初级计算机技术。知识社会要求对技术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包括技术的层面。特性和形式——这一点在当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欠缺的。知识社会需要关于复杂世界的大量知识;在这个世界中,城镇、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不再限制人们的见识。由于这个原因,关于一个人的祖先和社区的知识也变得更加重要。新的媒介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新文化。对今天的小孩来说,电视与录像机提供了与学校不相上下的信息——事实上可能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但是只有通过学校——通过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有目标的学习——这种信息才能转化为知识,才能成为个人的财富与工具。
  知识社会还要求其所有成员学会如何学习。知识的本质是知识经常发生迅速变化。手工劳动的技术变化很慢,作为石匠的苏格拉底(他谋生的职业是石匠)在现代的采石场中能应付自如,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则会对现代哲学中的一些主要学科(如符号逻辑学与语言学)所关心的问题和使用的工具感到莫明其妙。
  10年前走出学校大门的工程师如果不是经常地更新自己的知识,早就“落伍’了,物理学家、律师。教师。地质学家、管理人员与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概莫能外。进而言之,现在存在着大量的可供选择的知识职业,即使是拥有最悠久的教育历史的最好的学校制度,也无法使学生能接受所有这些选择。学校所能做的只是培养学生获得知识。知识社会是继续学习与寻求第二职业的社会。

             美国的学校与教育重点

  世界上的许多学校体系提供了普及性文化(虽然至今为止仍然采用传统的模式来做到这一点):所有的北欧与西欧国家。日本和韩国都是如此。不久以前(1960年前),美国的学校也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无论原因何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肯定是美国学校将其教学的责任从属于其他社会需要——美国的学校已与其教育义务相违背。未能提供普及性文化的美国学校才是美国真正的“生锈地带”,这一缺陷比高耗低质的商品具有更大的危害。在知识社会中,知识根底是经济的基础。
  30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美国的学校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1960年其他国家的一些“最好”的学校或许优于美国“最好”的学校,但其他国家的普遍水平都没有美国那么高。正如美国在工业中的领先地位,使得美国制造商洋洋自得,美国30年前在教育上的领先地位也使得美国的教育者洋洋自得。因此,重新恢复美国学校在普及文化上的高水准(远不能仅仅限于小学),已成为当务之急。学校与教育将成为未来年代美国的公众生活与政治的关键。
  事实上,我们清楚地了解什么是需要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并非难如登天。但它却包含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要求在学校之中实施高标准和纪律。自身受过良好教育并有着将入学子女的父母所提出这种要求(实际上早已提出这种要求)。然而,有些子女的家长,尤其是那些贫穷的家长,却拒绝接受高标准与纪律,尽管其子女十分需要它们。他们认为这些要求是“种族主。义”与“歧视”。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而且还出现在德国的一些大学中。在那里,新左派60年代权势日长(如在不来梅)。正如美国的“三流学校”的毕业生被大多数雇主拒之门外那样,西德的“三流大学”的毕业生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美国是唯一在学校体系内没有竞争的发达国家。法国在小学以上有双轨体系,一种是公立学校,另一种是天主教教会学校二者都由国家出资。意大利的情况亦是如此。德国有大学预科:即为少数尖子学生设立的大学预备学校。在日本,根据学生高考的成绩,把大学分成了三六九等,在一流学校中的教师能得到赏识和晋升,并获得相应的薪金。相比之下,美国的公立学校则达到了几乎是垄断的地步——没有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既没有学校体系内部的竞争,也没有来自外部的竞争。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明尼苏达州(该州在传统上一直是社会创新的先驱),家长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往本州中的任何学校,州政府为从学校管区外来的学生偿付学费。这是走向担保人体制的第一步,在这种体制之下,州政府为家长与孩子所选择的学校支付学费。公立学校的院外集团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但它又能抵制多久呢?
  大家都认为芝加哥的公立学校是美国最差的学校。而在其相邻的芝加哥天主教教区的教会学校中,来自芝加哥地区最差的贫民区的黑人儿童却有着不错的学习成绩。这些成绩斐然的学校经常面临财政危机。而对于芝加哥城区的黑人家长来说,即便是为数有限的学费也意昧着一种牺牲。芝加哥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提供学费,以便使本市的黑人能够把子女送到可以学到知识的学校;要么黑人(他们是芝加哥最大的投票团体)拒绝交纳教育税,从而使该市的公立学校慢慢地衰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而芝加哥的白人,无论贫富,早已拒绝去市公立学校。他们或者搬到郊区,以便进入体面的学校,或者让孩子进入拥有高标准和严格的纪律讲能学到知识的私立学校。
  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美国教师协会于1984年与该城市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新协定。该城市为那些达到不断提高的高标准的教师提供更多的薪水,并解雇那些不能达到标准的教师。只要把纪律、教育标准与竞争机制引进学校,那么,可以肯定,这种学校尽管不能创造奇迹,但完全能胜任传播普及性文化这一高质量的工作。与给予学生以继续学习和渴望学习的能力和知识相比,传播文化(即使是传播与知识社会相适应的高水准文化)更容易。没有一种学校制度已解决了这一问题。有一句拉丁格言:我们不是为学校而学,而是为生活而学。但老师与学生从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实际上,除了医学院。法学院和工商学院等职业学校以外,尚没有哪个学校去测试一下学生在毕业10年后能否记得他们学过的专业——无论是数学。外语,还是历史——尽管他们在学校时获得了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我们的确知道人们是如何掌握学习方法的。事实上,我们在2000年前就知道应如何学习了。伟大的希腊传记作家与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是最早撰写培养儿童书籍的最富有智慧的作家,他于公元1世纪在一本薄薄的。引人入胜的《培养儿童》一书中就已阐述了学习方法。这种方法的要求是使学习者取得成就。这种方法强调学习者的能力与天赋,以便使他们在任何有所作为的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所有那些教授年轻艺术家(音乐家、演员、画师)的教师都了解这一点,所有那些教授年轻的运动员的教师也明白这一点。然而学校并无这些要求。它们强调的是学习者的弱项。
  当教师召见一个10岁孩子的家长时,他们经常这样说:“你们的吉米要在乘法口诀表上下功夫,他这方面太差了。”他们很少这样说:“你们的玛丽在写作方面很不错,为了写得更好,今后她应多写”。教师(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都是这样)常强调学生的弱点,并为此振振有辞:无人能预见一个10岁孩子在10年或15年后做什么。人们不能扼杀孩子的其他选择。学校应该给予学生以基本的技能,使他们可以应付未来的需要。他们应能发挥作用。但是,人们不可能把业绩建筑在弱点上,甚至不可能建筑在已被改正的弱点上。人们只能把业绩建筑在特长上。但学校常常忽视这一切,认为这一切是无关紧要的。特长不会产生问题——而学校却是针对问题进行教育的。
  在知识社会中,教师必须学会这样说:“我要使你们的吉米和玛丽多作写作练习。孩子的这种天赋应被开发与完善。”正象在下面要进一步讨论的那样,新的教学方法将使这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的确,开发与完善人的天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强调人的特长。
  但是,我们需要的教育制度也应强调知识的责任。“知识就是力量”是一句老话,现在第一次闪烁出真理的光芒。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工人将成为“统治者”。他们也将成为“领导者”。这就需要精神气质,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道德教育”在今天已变得声名狼藉。为了压制思想、讨论和不同意见,还为了灌输对权威的盲目服从,“道德教育”常被过多地滥用。事实上,这种“道德教育”已变成“不道德教育”。然而,从孔子到拉格比的阿诺德,这些教育大师都知道:没有道德价值观就没有教育。如果按照现代教育所建议的那样去抛弃道德价值观,那么其结果只能意味着教育将传播错误的价值观。它将传播漠不关心、毫不负责和玩世不恭。知识社会中教育的道德价值观是什么,这个问题将引起激烈的辩论。然而,道德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以及属守道德价值观将是主要的。有知识的人必须学会承担责任。

              作为社会目标的教育

  今天,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学校教授的科目是一样的。作为一种规则,教学方法在几个世纪中都未发生变化。虽然学校本身看起来形式一律,但教育的社会目标(即教育试图改造的社会以及教育想塑造的统治者和领导人物)则千差万别。
  教育的社会目标是一目了然的概念,也是一个最古老的概念。中国的理想是让儒家学者与绅士成为统治者。这一概念早在公元前就提出来了,并在不迟于公元7世纪的唐朝正式定型,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结构和基本价值观上仍有很多儒家学说的东西,尽管在内容上已不是儒家学说。
  在西方,类似的概念直至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才被提出来。于是,耶稣教教士第一次发现,印刷的图书,使他们有可能通过对高等教育的垄断,来获得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的控制。他们设计出最早的近代学校,以使自己成为那些名门子弟和学者。不久,一位名叫扬·阿莫斯·夸美纽斯的捷克人(提倡普及教育的先驱)发明了教科书与识字课本。他希望这些东西可以使他的同胞在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期的苛政之下,依然保有新教教徒的本质。夸美纽斯认为,识字可以使人们在自己家中阅读《圣经》。直到今天,仍有为数可观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是新教信徒。
  在18世纪,整个西方都赞成把学校与教育视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深受科姆尤斯思想的影响的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把学校视为公民的塑造者。托马斯·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制订的教育大纲正是自中国的孔子以来最为全面的教育方针。它提出了不分贵贱普惠众生的主张,并致力于培养民主精英。在19世纪,当向美国移民由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川之时,美国的学校成了使新移民美国化的途径与灌输美国信念的场所。学校的这一功能比其他因素显得更卓有成效,以至于一个世纪后我们把它作为实现种族平等的工具。
  几乎与此同时,美洲殖民者发展了他们的普及教育体系——18世纪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曾在欧洲创立了这种体系。约瑟夫二世致力于发展高等教育(即‘大学预科”),并以此作为其社会政策的核心。“大学预科”教授的课程与耶稣会学校和北美殖民地的学校教授的课程相同,但其目标却与上述学校南辕北辙。约瑟夫准备从天主教会手中夺取对教育的控制,他要使受过教育的人世俗化和反对僧侣统治,他还要使有能力的年轻平民获得社会流动性。在把教育作为一个社会代理人方面,奥地利的大学预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使奥地利在不断升级的民族主义冲突与危机之下,完整地生存了150年。其毕业生虽然是用奥地利帝国的多种语言教育出来的,却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如出一辙的精神气质。在1918年帝国解体以前,他们组成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统治阶层,他们共同克服了语言与民族根源方面的障碍。
  几乎与此同时(18世纪中叶),在遥远的日本,“文人”(即“文人学士”或人文主义者)用教育创造了新的思想与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反对以血缘和三个世袭阶层(武士、农民与市民)为基础的世袭统治,以高级学者阶层取而代之。在这种高级学者阶层中,重要的只是学者、书法家或艺术家的成就。他们奠定了现代日本的基础。在100年之后的1867年,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终于垮台,明治维新开始。所有的新领导人都是书画家贯名海屋和赖山阳等杰出的文人于70年前创立的学院的毕业生。
  拿破仑竭尽全力地更新了教育机构,以缔造一个焕然一新。改弦更张的新法国。尚未称帝之前,他就创建了大学,将其作为培养精英的学校。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与培养工程师的技术学校是为了保证使法国无法回到大革命前的社会与政治中。他们要给法国带来一个富有才智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不是由贵族组成,他们反对僧侣统治,提倡民族主义。直到今日,大学仍在塑造着法国的统治精英,并通过他们塑造法国政府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与思想境界。
  几年之后,但仍然处于拿破仑战争期间,威廉·冯·洪堡——普鲁士政治家。大学者和现代语言学的先驱——于1809年创立了第一所现代大学。作为对拿破仑的回答,洪堡的柏林大学如同拿破仑的大学一样,旨在为由普通人组成的精英提供教育。但其目的却并非为了防止旧政权的复辟,而是要使这种政权能够统治革命后的社会。洪堡所创立的大学的任务在于为社会提供一个学术自由领域。它还想提供另一个自由领域即市场经济。这两个领域联合起来,共同支持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并使之继续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法制国家”,在这一种政治制度中,统治者是“法制下的国王”,而不是“人民”。它以种种不同的形式一直持续到1918年。事实上,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时,它才真正被废止。
  近代高等教育的最后一位塑造者是托马斯·阿诺德博士,著名的“拉格比的阿诺德”。每一种早期的高等教育制度——中国的。美国的、奥地利的、日本的、法国的和德国的——都把学校视为社会流动的催化剂,即通过这种流动,使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下等阶级”人士可以进入社会上层和获得社会地位。而阿诺德的公立学校却旨在使阶级体制永世长存。它是一种教育“绅士”的学校,而“绅士”是天生的,不是学校教出来的。由于阿诺德把公立学校变成了出身高贵的人的寄宿学校,英格兰的学校制度遂成为社会流动的障碍。常有人指出,无论以何种方法来衡量,19世纪英格兰的社会流动性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任何西方国家。但是英格兰直到今天仍要为强烈的阶级意识与阶级感情付出代价。这是因为,在各种高等教育制度中,英格兰的学校不允许(更谈不上吸收)年轻有为的下等阶层中的年轻人进入领导集团或使其承担起码的社会责任(与此相比,苏格兰的学校与大学在18世纪被发展成社会流动的最有效的催化剂。

           教育在知识社会的社会目的与贡任

  关于教育在知识社会新现实中的社会目的与责任问题,将会有(应该有)严肃讨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不能通过鼓掌或漠不关心的方法来作出。一些主要的要求早已显而易见。
  ——存在于知识社会而又服务于知识社会的教育将拥有一种社会目标。教育不可能没有价值,没有一种教育制度是无价值的。
  ——所需的教育体系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不能使高级知识分子与“另一半人”之间的分界线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有才能。有作为的人应该受到教育,并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移动,无论其出身。贫富以及以前所受的教育如何。这方面的变化已初露端倪。比如在日本,教师应关心班上的小学生,并保证使他们在学习上出类拔萃,从小学升入初中,从初中升入高中,从高中升入大学。日本的教师不但是教室中的园丁,而且还是学生与家长的参谋。德国利用其传统的学徒培训制为学术上的进步创造了一种平行的阶梯。有人从向学术方向发展的中学(即传统的大学预科)升入大学。有人进入学徒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年轻的男女学生一周3天工作,3天学习,这样既能取得实践根底,又能获得理论基础。这使得他们可以去高等技术学校深造,以得到一张毕业证书,这一证书为他们今后的晋升(尤其是在商业界的晋升)提供了机会。
  然而至今最有前途的探索还是美国的方法。在其他所有教育体制中,学生必须在适当的年龄取得某种适当的毕业证书,或初中、或高中、或大学。在德国,学生可以在大学里呆7—10年一一也可以呆一辈子。但是,除非他们在19岁或20岁时进入大学,否则他们就很难进入。日本、英国。法国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在美国,中途退学的学生则被鼓励在日后重返学校以得到高中或大学的毕业证书。
  ——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中,每个学校都把自己视为教育的终点。一旦学生上完足够的学期,其教育过程即告“完成”。在知识社会中不存在这种“完成的教育”。它要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入学校。人们的再教育尤其是医生、教师、科学家。管理人员。工程师与会计师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再教育,必将成为未来发展极快的新行业。但是到现在为止,除了美国和一定程度上的英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学校和大学仍然对再教育不是退避三舍,就是充满疑虑。
  ——教育无法再局限于学校之内。每个工作单位都要成为学校。日本的大型组织(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仍然是美国。在美国,雇主(商业、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在教育与培训其雇员(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雇员)方面所花的经费和精力与国内所有大学与学院所花的经费和精力相仿。欧洲的跨国公司也越来越重视对其雇员(尤其是经理)进行继续教育。
  ——最后,教育的社会责任在于防止“精英管理”退化为“富豪统治”。毕业证书的获得应凭才能和智慧,而不是凭借财富。只有这样,才能允许获得好工作和好职业的途径依赖于毕业证书。为了不使毕业证书成为能力的障碍,而是使其反映出这种能力,人们必须倍加小心。毕业证书不应该象阿诺德博士在英格兰的公立学校那样成为“等级”的标志。这种威胁早已在日本成为现实。在这个以“精英治国”而著称的国度中,大学不收或收取极低的学费。然而越来越多的富家子弟进入优秀的大学,从而获得了在政府部门与企业中的前途光明的职业。对日本青年来说,除非在家里有一个进行学习的房间,否则在入学考试中将面临很大困难。而对于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家来说,只有相当富有的人才可能有足够的空间。
  富有家庭的孩子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总会有一些优势。然而这种优势不应该成为其他孩子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办法——在美国这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允许学生从毕业后的收入偿付高等教育费用。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投资会象高等学位这样带来巨大的收益,因此,让纳税人去资助学生是毫无道理的。但当他们仍然是学生的时候,他们没有钱。正义。公道与经济学都要求他们在毕业后用高等学位所获得的超出平均水平的工资来报答社会。

               受过教育的人

  教育刺激着经济发展,教育左右着社会,但是教育是通过其“产品”(即受过教育的人)来达到这一目标的。
  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既要为生活做好准备,又要为谋生做好准备。苏拉格底与拉格比的阿诺德都只强调“精神生活”,而把“谋生”不是视为庸俗就是无足轻重。但是在所有的社会中,象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清心寡欲的人毕竟微乎其微,很少有人象阿诺德“绅士”那样有一个腰缠万贯的父亲。其他所有的教育哲学观总是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知识社会中的教育观也是如此。它既不能容忍有知识的野蛮人(这种人过着吃穿富足而精神贫乏的生活),也不能容忍有文化的非专业性人才(这种人缺少责任感与效益)。在知识社会中,教育在传授获得效益的技术时还必须传授“美德”,这两点是现在的教育制度都做不到的——其原因在于我们从未问过:在知识社会中,受过教育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现在,尤其在美国,我们常听到人们抱怨“人文学科”在衰落或消亡。大量书籍哀叹人们对文明与文化赖以生存的伟大传统全然无知。这些抱怨与感叹言之有理。今天有这样一种危险:有知识的野蛮人将充斥社会。这是谁的过失?有人说,今天的年轻人不能被“传统”吸引,他们具有“反历史”倾向。但是,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使传统和历史与青年人的经历、社会以及需求联系起来,那么,他们就会热情地对历史和伟大的传统作出反映。年龄稍大一些的人是再教育的接受者。他们往往不能得到足够的伦理学知识和历史知识,没有读到足够的经典文学名著,他们缺乏有助于了解自身经历和生活。工作中面;临的挑战的足够的知识。他们也不了解基本的科技知识,不了解政府与政治的方式与价值。一句话,他们缺乏那些构成广义上的文科教育的一切知识。
  然而我们应该使这一切变得有意义,并使它突出我们所处的现实。有必要恢复“人文学科”的本来面目:使其成为帮助我们观察和指导正确行动的灯塔。这不是学生的工作,而是教师的职责。60年前,即1927年,法国哲学家朱利安·本达出版了(知识分子的背叛卜书,对他那个时代的那些使真理屈从于左的或右的种族偏见与政治教条的学者与作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本达的批判是有预见性的,他预见到了希特勒时代德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背叛行为和30年代以及二战后的20年或30年间那些政治同情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对真理的背叛行为。听任人文科学被瞒上欺下、目空一切或懒散的行径所窒息,也是一种背叛。知识社会的出现将迫使我们把过去的成就与智慧集中在现实的需要和弊端上。这正是学者和人文主义者对谋生的贡献。
  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我们有必要使学生为谋生做好准备。我们的教育体系从没有想到如何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生活与工作的现实,从而使他们得心应手。我们的学校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在知识社会中,大部分人将以雇员的身份来谋生。他们要在组织中工作成效卓著。这个事实恰好与今天的教育制度的设想截然相反。阿诺德的公共学校是以这样一种设想为基础的:它的毕业生将成为社会的领导人。阿诺德的公共学校没有指望其毕业生成为“雇员”。美国与德国大学所培养的专业人员能单独地谋生,至多也不过是参与小规模的合伙。尚没有任何教育机构(即便是攻读管理学的研究生院)试图向学生提供作为某个组织中的一员发挥作用的基本技术:以口述和书面(简练地、清楚地)方式表达思想的能力;与别人合作工作的能力;筹划与指导自己工作、贡献与职业的能力;以及把组织作为个人奋斗和实现价值观的工具的技巧。
  顺便说一下,这些就是2500年前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对话录》中,所谈论的不虚度一生的关键。

               从教授到学习

  现在我们知道了人们是如何学习的,也知道了学习与教授并非同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它们是彼此截然不同的过程。能被教授的知识只能被教授,用其他方法是学不到的;而能学习到的知识只能通过学习来获得,难以通过教授来得到。这种新的见解将越来越把重点转向学习。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以教学为重点。今天的教师仍以3000年前的方法进行教学。尚没有人发明一种能替代这种教学方法的新方法。但是,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问:我们是如何学习的?人们一旦提出这个问题后,新的知识与见解便开始迅速积累。
  由于新的知识总要通过长时间后才能变成技术和被人应用,我们对学习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学校对这种知识的运用。然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把关于学习的新知识付诸实施的阶段。我们早已知道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式。确实,学习如同人的指纹一样充满着个人的特点。世上没有哪两个人的学习方式是相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注意力范围。如果把其他人的速度。节奏与注意力范围强加在某个学习者身上,那么,他就不会学到知识或学到很少。他只会感到疲倦和产生抵触情绪。
  但我们还知道,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学习不同的科目。大部分人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即以不断的练习与重复)来学习乘法口诀。然而数学家并不学习“乘法口诀”,他们只是领悟它。同样的道理,音乐家并不学习如何识谱,他们只是领悟它。没有一个运动员,生来就必须学会如何投球。某些东西必须通过教才能学会——这不仅仅限于价值、见识或内涵。教师应发现学生的长处和把他的才能引向成功。即使是莫扎特,如果没有一个音乐老师的父亲,也难于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天才。学习的对象是课目,教授的对象是人。
  现在,我们能把这种新知识付诸实施了。原因之一是人口方面的变化。因此,学生不再被局限在只有一种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的学校中,只有那些小村庄才采用这种单一的方法。学习者可以选择学校,这些学校很近,无论是步行。骑车或坐公共汽车都能到达;每所学校都提供了各自不同的学习环境。未来教师的使命在于为每个学习者指出其学习方式,并将他们送到最适合其学习能力的任何学校。

                学习新技术

  新技术将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变化,因为这种技术是学习的技术,而非教学的技术。40年前加拿大人马歇尔·麦克卢汉首先提出,改变中世纪大学的并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印刷书籍的出现。麦克卢汉那句有名的名言“媒介就是信息”未免有些夸大其辞。但是“媒介”确实意味着什么信息可以被输出与接收。同样重要的是,媒介也决定了什么信息不能被输出与接收。媒介正在迅速变化之中,正象印刷书籍成为15世纪的教育的“高科技”一样,在20世纪中,计算机、电视。录象带已成为教育中的高科技。因此,新技术将不可避免地为学校与学习方式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印刷书籍遭到了15、16世纪学校校长的顽强抵制。这种抵制直到17世纪初,耶稣会教士和科梅纽斯创立了使用印刷书籍的学校后才停止。但印刷书籍从一开始就迫使学校在教学方式上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学习的唯一方法是含辛茹苦地抄录原稿或是专心倾听讲座和背诵。突然之间,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来学习了。今天,我们正处于类似于技术革命的初期,而这场技术革命的势头更大。电子计算机与印刷书籍相比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对儿童来说尤其如此。计算机具有无限的耐心。无论使用者出了多少差错,计算机总能再作一次尝试。听命于学习者的计算机是任何一个课堂里的教师都无法比拟的。在繁忙的教室中,教师不可能单独给每个学生以时间。相比之下,无论使用者是一个聪明。愚笨或中等的学生,无论他想学的课程是容易还是难,无论他想学新知识还是温习,计算机总是随叫随到。与印刷书籍不同的是,计算机有无穷无尽的变化,令人兴趣盎然。
  还有电视以及由此而来的一整套直观教学方法。一个30秒钟的电视商业广告所使用的教育方法要胜过老师在一个月内所使用的各种教学。电视商业广告所宣传的主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所表明的技巧。专业性和说服力。因此,今天带着某种期待走进学校的儿童注定要感到沮丧和失望。他们期待着一种超越大多数教师力所能及的教学水平。学校将被迫使用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电视、电影、录像带和录音带。教师将更多的扮演监督者与辅导者的角色——可能更象几百年前中世纪学校的教师。教师的工作将是帮助。引导。举例和鼓励学生,而不是以教授课程为主。
  印刷书籍在西方引发了一次空前绝后的热爱知识的浪潮。它使得社会各界人土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与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进行学习。它还能使那些被距离和地理隔开的人一起学习。在西方,产生“学问”的决定性事件并不是“重新发现古代”——古代从未消失过,而是印刷书籍的新技术。计算机与新技术会再次激发人们热爱学习吗?如果你看到那些七。八岁的孩子花1个小时在计算机上做一个数学程序以及更小的孩子在观看“芝麻街”电视节目时,你就会感到引发这场革命的弹药正处于积累过程之中。使学校竭力压制这一趋势,由新技术带来的学习的乐趣仍会产生巨大影响。在美国与日本,越来越多的学校在经过30年的对新技术的顽强抵制之后,开始热衷于使用新技术,把新技术充实到教学方法之中,并使学生产生对学习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受教育的实质所在。

               知识是什么?

  当15世纪出现印刷书籍时,构成“知识”的内容如同传播知识的方法一样,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正处在同一个转折点上。今天,我们很象印刷书籍出现时的经院哲学家;在过去的200年间,专业化是取得新知识与传授新知识的最佳途径。这在今天的自然科学中依然如此。而在其他方面,专业化正在成为获得知识的一种障碍,而在使知识发挥效益的过程中,专业化更成为一个绊脚石。学术界把一切印刷成书的东西都看成是知识,但这肯定并不是知识,它只是未经加工的数据。知识是可以改变某些事物或某些人的信息——或成为行动的基础,或使个人(或机构)具备采取不同的和更有效的行动的能力。就此而言,那些新“知识”很难建树。
  仅在50年前,当时最有水平的学者常写畅销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瑟夫·熊彼特(本世纪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不是“普及读物作者”。但他们的著作都为许许多多的非经济学家如饥似渴地阅读。3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并没有作迎合大众的尝试;伊迪丝·汉密尔顿与维尔纳·耶格尔这两位古典主义者撰写的关于希腊的专著同样没有试图去取悦于大众。但是他们的著作如同当年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一样,常被列入畅销书的行列。他们的后辈在今天不得不自己出钱,以便使自己的论文登在学术杂志上,尽管这些论文连他们的同事都不看。
  今天我们不再接受这个古训:学者的使命在于向大众普及知识。然而,在普及知识以前,不会出现新的知识。读者在那里渴望知识。每当优秀的学者(如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法国历史学家费纳尔德怖劳德尔。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以优美的文体推出一本著作时,它就会立即引起轰动。这种蒙昧主义应归咎于谁或归咎于什么?这个问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学术专家的学问不再成为“知识”了。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博学”,在最坏的情况下,仅仅是“数据”而已。200年来一直产生知识的学科与方法,现在已不能产生其足够的知识,至少在自然科学之外是这样。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的飞速发展表明,新知识不再产生于某一学科之内,而在19世纪与20世纪中,教学、学习与研究总是围绕着学科开展的。
  1943年,德裔瑞士作家赫尔曼·赫塞出版了他最后一部著作《卢迪老师》。在这部著作中,赫塞塑造了一群隐世蛰居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演奏中国音乐和猜难解的字谜作为消遣,但不与庸俗的外部世界作任何接触。事实上,赫塞心中想的是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的思想家与作家从现实中隐退到内心世界的完美。然而到最后,赫塞书中的主人公抛弃了这种“内心流放”的学术游戏,重新回到肮脏、喧嚣。污染与腐败的现实世界中去,重新回到真正的知识中去。现在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希特勒时代德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借口,但他们却一头扎进了赫塞所描写的那种游戏中去。现在,他们是否会被迫重新使知识发挥效益,重新使知识成为真正的知识?
  学校与教育在未来肯定会面临变革——知识社会需要这种变革,新的学习理论与学习技术也将引发这种变革。我们当然不知道这种变革何时来临。但我们却可以有把握地确定这种变革在哪里发生和对谁影响最大:美国。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拥有最开放、最灵活,以及最分散化、最少干预的教育体制,但部分原因也是在于它又是当前令人最不满意的教育体制——就这方面来说是事出有因的。

             十四、学习方法的革命

  在新知识社会,人力资源是公司的竞争利刃。由于新的知识总要通过长时间后才能变成技术和被人应用,我们对学习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学校对这种知识的运用。然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把关于学习的新知识付诸实施的阶段。我们早已知道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式。把教室搬到电脑屏幕上,“虚拟教室”将伴孩子们成长。在家上课与在学校上课将同时并存于现行教育中。对成人来讲,对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讲,你都可以从小学一年级学起,至到拿到大学文凭。交互教育方式是一种远程教育,它将伴你终生。

               记忆力的革命

  所有的记忆,都可分成纯为个人的记忆和社会共有的记忆。个人记忆随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而社会记忆却永久存在。我们能够储存和回收共有记忆的能力是惊人的,这正是人类进化结晶的奥妙。我们创立。储存和利用社会记忆方法的任何重大改革,都会深深触及我们命运的根源。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社会记忆的革命。今天在建设新的信息领域时,我们也处于另一场这样变革的边缘。在原始社会,人类被迫把他们储存的共有的记忆和个人记忆放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储存在个人的大脑中。部落的长老,圣人以及其他人,以历史,神话,口头传说,传奇等形式,把记忆保存下来,并且用语言,歌咏,颂歌等形式传给他们的子孙:怎样取火,诱捕小鸟的最好方法,怎样扎木伐,搞芋头,怎样削尖犁杖和饲养耕牛。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经验,都储存在人类大脑的中枢神经和神经胶质以及神经原的触处中。
  只要这种情形依然存在,那么社会记忆的范围就必然有限。不论长一辈人的记忆如何惊人,歌曲和课文如何容易记忆,人类大脑可供储存记忆的空间,总是有限的。
  第二次浪潮文明冲破记忆的障碍。它传播了群体文化,它保存了系统的业务记录,建造了上千个图书馆和博物馆,发明了档案柜。一句话,它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人们大脑之外,找到了新的储存方法,这样就冲破了原来的局限。由于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储存增加了,它又加速了发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使第二次浪潮文明,成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急剧变化和不断发展的文化。
  今天,我们正向一个完全新的社会记忆阶段跃进。传播工具急剧地非群体化,新的传播工具的发明,卫星绘制全球地图,医院采用电子传感器观察病人,公司档案计算机化。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能把文明活动的微末细节都精确地记录下来。除非我们毁灭地球和随之而灭亡的社会记忆,否则我们不久将获得几乎能保持全部文明纪录的能力。第三次浪潮文明,将拥有关于自己并受自己支配的有条理的信息。这一点,在二十五年前几乎是不能想象的。
  但是,向第三次浪潮社会记忆的转变,并不仅仅限于量的变化。就象已经发生过的那样,我们还正在向人类记忆输人生命。
  当社会记忆储存在人类头脑中时,它不断地被侵蚀,更新和变动,不断地以一种新的方式组合,再组合。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它确确实实是充满着活力,是有生气的。
  当工业文明把很多社会记忆从人类头脑中取出来时,记忆变成了客观对象,体现在人工制品,书籍,工资单,报纸,照片和电影中。但是一旦符号被写在纸上,复制在照片上,摄人电影中,印刷在报纸上,就变成消极静止的东西了。只有当这些符号再一次被人脑所吸收时,这些东西才变活了,并且以一种新的方法操纵和重新组合。第二次浪潮文明在急剧地扩大社会记忆的同时,实际上也将社会记忆冻结了起来。
  第三次浪潮信息领域所以成为历史性的大事,不仅是它极度地扩大了社会记忆,并且还把它起死回生。因为计算机能处理它储存的数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社会记忆变得既丰富又活泼。这两者的结合,证明是有推进力的。
  这种情势将释放出新的文化能量。因为计算机不仅能帮助我们将“瞬息即变文化’组成或合成为现实的有条理的模式,它也开拓了可能的极限。图书馆,档案柜都不能思考,更不用说用非传统的方式来思考了。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要求计算机“思考难以想象的和以前没有想到的事情”。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大量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艺术见解,新的技术进展,新的经济和政治的创见。老实说,在此以前,这些事情都是难以置信和不能想象的。这样,它促进了历史变革,向第三次浪潮多样化的社会挺进。
  在过去所有社会中,信息领域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工具。第三次浪潮使这些工具成倍地增加了。但它也同时第一次在历史上为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通讯交流,甚至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为人和周围智能环境的交往,提供强大的设施。当我们高瞻远瞩这一雄伟的图景,信息领域的革命显然至少和技术领域,能源体系以及社会技术基础的革命一样,具有激动人心的变化。
  建设新文明的工作,将在各个方面集中全力奔腾向前。

                成人教育热

  当今,成人教育日益迅速地发展起来。过去10年中经济与政治的巨变犹如浪潮把成年人推回到学校的课堂。
  这些新型的终身学习者有:想要改行的人,向上流动的管理学硕士,迅速发展的科技领域中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重返劳动市场的家庭主妇,经理,原来的汽车工人和钢铁工人等。
  某一位继续教育指导人说:“进校IJ听课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找职业。很少有人是为了充实自己。”
  而这个时候,成人教育发展起来了。作了很多改变的学校——为了迎合当今3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的需要——把一个人口学的挑战转化为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他们不是重新改组来对付少数全日制学生,而是增加机构来满足为数众多的业余学习的大学生的需要。
  成人教育新高潮最有革命性和最有意义的方面在于它的教学地点和时间。
  我们正在逐步按照成人终身学习者的方便,而不是按照学校的要求来安排课程表重新创造教育。
  为了使今天的教育得到最大的复兴,学校必须设在学生的所在地:办公室,电视机前,美国的硅谷,甚至在火车上。
  大多数成功的成人教育课程,是能够结合学生所在企业的实际并加以理论化,以便使学生“学习如经营”企业的课程。

                教育与公司

  美国公司自身也在经历着不同寻常的变化,实际上是凭自己的力量把公司转变成规模巨大的。名副其实的大学,从而对传统的教育制度提出挑战。
  公司作为教育积极分子的新角色充分说明教育与公司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育的工作就在于为学生的一生——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工作——作好准备。然而,当今,工作单位所需要的和学校所能提供的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迫使企业必须大步跨入教育领域。
  今天准备不足的毕业生将成为公司明天的包袱。美国有3/4的大公司要对雇员进行补课和基本技能训练。根据美国培训和发展协会的数据,仅仅是补阅读课每年就要花公司3亿美元。由于工作人员不会阅读所犯的错误,公司就要损失几百万美元。仅仅是这一原因就足以使很多公司转而扮演教育积极分子的新角色。
  现在公司在充当两个新角色——积极分子和教育工作者。积极分子谋求提高教育质量的途径;教育工作者则要求公司成为一所供终身学习的大学。

              公司教育积极分子

  在美国,公司作为教育积极分子的角色是众所周知的。到学校担任教学,为学校提供教学设备,以及向青年人显示出角色作用的企业家的人数空前增长。公司在对文盲宣战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高技术公司是美国教育对付严重缺乏自然科学与数学教师的秘密武器。一批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已经辞去了公司的职务去从事富有革新精神和合作精神的交流项目。
  美国公司正在从事着空前规模的教育实验。它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建议,诸如为每一个教室提供一台计算机,保证每一位大学毕业生能得到一份工作等等。
  企业与公司对于扮演新角色的兴趣还不是很浓。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拨款日益减少,所以教育工作者鼓励在企业公司与学校之间建立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
  在这方面,美国企业与公司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他们对学校的贡献的基本方式就是捐助资金。

               公司也是大学

  当今,大学越来越象是企业,而公司也越来越象是可供终身学习的大学。
  对于人是公司的至关重要的资源——也是公司最大的知识库——的认识正在日益加强公司对培训和教育的关注。归根到底,公司总是会愿意对人员及其技能进行培训和教育投资,而其程度相当于对于设备的投资。
  信捷公司的唐·伯尔在谈到该公司的硬资产时,他指的不是飞机而是人(他说,飞机属于软资产)。
  用摩托罗拉公司(Motorola,Inc.)总裁罗伯特·高尔文(Robert Galvin)的话来说,人是“最高的高技术”。
  卡内基教育基金会的一份关于教育水平的报告进一步肯定了我们长期以来的猜想:
  美国企业公司的培训和教育规划如此广泛与深入,实际上代表着全国公私立学校、学院以及大学的另一个体系。
  内尔·尤里奇博士是题为《公司课堂:学习的企业》的卡内基教育基金会的240页的报告的作者。他说:“深深扎根于美国企业界并在世界各国广为采用的替代的教育体系已经成熟并在不断发展。”
  该报告说,公司每年花于教育和培训的钱约为600亿美元,这一数额相当于全国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费用。大约有800万人在公司内学习,这一数字也相当于在高一级的学校注册入学的人数。
  公营和私营企业每年所花费的总计高达1000亿美元,尤里奇博士认为这个数额太高了。
  尤里奇博士说,由于公司对于传统的教育体系不满意,所以制订了公司的教学计划。但是现在,据卡内基教育基金会的报告,由于利润的动机,公司的教育在试验新的教学方法——特别是有了计算机和其他技术方面比传统的教育要有效得多。
  该报告用文件的形式表明了公司正在转变成终身教育的机构。
  ·至少有18家公司和协会有权授予学位。
  ·王安公司、阿瑟一安德森(Arthur Andersen)会计师事务所。休曼纳保健管理系统等都有权授予硕士学位,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则有权授予博士学位——不仅面向本公司雇员,而且也面向公众。
  ·施乐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以及控制数据公司等拥有400所大学校园和建筑物。
  ·“教育巨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雇员的教育方面一年花7亿美元。
  关于公司教育方面我们还了解什么情况呢?
  美国培训和发展协会简略地提出公司培训和教育方面的概况:
  ·信息公司通常进行较多的培训,而财务。保险和专业服务的人员则得到最多的培训。
  ·大多数培训的内容都是与企业有关的一些课题。
  ·大型公司基本上都配备有专职教师,金融。交通运输企业也配备有专职教师。
  ·在大多数公司中,3/4的培训主要是针对白领工人的。
  ·大部分的培训主要是针对25—34岁的人员的。
  ·最有主动性的人通常得到最多的培训,因为在公司内,个人必须提出要求,然后才能被接受进行培训。
  有时,企业内的教育是对新近雇用的管理硕士进行单科补课。有些公司抱怨说,现在的管理硕士“多如牛毛”,但是,公司需要的是“会做人的工作”的经理。塔登计算机公司。美洲银行等都要让新雇用的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生接受关于人际关系技能的训练。
  通用电气公司负责招收专业人员的主管人罗伯特·米尔斯(Robert N Mills)说:“我们恰恰希望工商管理学院不要把学生的弦拧得太紧。”他进一步说,管理硕士必须忘掉他在工商管理学院所学习的一部分内容,以便满足通用电气公司的需要。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管理与技术教学计划主任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得出结论说:“未来的工商管理教育可能会以公司为主。”
  公司教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方式:夜校,工作时间内学习,公司赞助的定期不脱产轮训等等:
  ·堪萨斯城市电力公司(Kansas City Power and Light)有一所夜校,雇员可以在该校学习各种科目,从电子学、计算机到阅读。写作以及管理学。
  ·波拉罗依德公司有30%以上的雇员在工作时间内免费参加个人发展课程的学习,内容也很广泛,从英语口语,到振动分析和老化过程,生产率的神话。
  ·孟山多化学公司每年派出20多名最优秀的化学工程师去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进修一年,学习本领域的最新发展,包括从计算机的应用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中90%以上完成进修的人回公司后提升了职位。
  孟山多化学公司的成功模式充分说明,如果技术专家要做到。他们所要求的终身学习,那么,就必须加强高技术公司和高等学校之间的联系,这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四位教授于1982年秋提出的,关于终身接受多方面教育(Lifeloflg cooperation Education)概念所包含的意见。

             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学习

  为了使工程师适应科学技术方面的最新发展状况,高技术公司和大学之间必须加强密切的合作关系。
  其必要性是明显的。到学生从工程技术学院毕业时,他在校学习的知识就快要过时了。
  这样的继续教育应该怎么搞呢?麻省理工学院的四位教授一直在宣传电视教育的好处。
  这是达到在高技术与师生密切接触之间保持适当平衡的方式。以及教师随时可出现在荧光屏上参加学生的讨论会并现场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斯坦福大学同体利特一佩克卡特公司的工程师开创了这种电视教育。
  显然,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们拨动了高技术公司的心弦。随后的电视教育讨论会吸引了一批美国第一流技术公司的上层领导人,其中包括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卡里(Frank Cary)、贝尔研究所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弗兰克·赫夫隆(Frank Hegron)。汉尼威尔信息系统公司的爱德松·斯括塞(Edson W.Spenser)。
  电视教育课程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在于它的收费适中,这一点就可能对小型高技术企业具有号召力。

             小型企业的新型培训模式

  小企业和自我雇用者也必须终身学习。但他们怎么可能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相比用几百万美元花于数育上呢?在很大程度上希望寄托在私立学院、社区学院以及专业协会上。小企业和大公司的分公司虽然缺乏象大公司那样的物质条件和资金,但也直接同学院。大学、社区学院签订办学合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把自己的办公室和厂房改造成教室。
  对于那些需要兼顾工作。家庭和继续教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天赐。虽然学校与企业之间有统一的教学安排,但是企业还是可以满足人们不同的专业需要的:
  ·数字计算机设备公司设在弗蒙特州的伯林顿工厂从杰克逊社区学院请来教师对其生产线工人讲授企业管理,公司还用计算机的个别指导来补充教学内容。
  ·西雅图内河拖轮公司(FOSS Launch and Tug Company)的调度员,在公司举办的。由西雅园社区学院的教师讲授的学习班上学习营销、顾客关系。编排进度表以及解决问题方法等课程。
  ·设在俄勒冈州比弗顿市的泰克特朗尼克斯公司的技术人员不必脱产学习也可以取得工学士的学位。波特兰大学同计算机制造商合作设计了这种有典型意义的教学计划,参加学习的技术人员达100人。
  在新知识社会,人力资源是公司的竞争利刃,一些小企业在培训与教育方面也转而求助于社区学院。

            摩托罗拉公司的培训帐户模式

  一家大公司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培训模式——其他公司也许会认为这种模式可能适合他们的要求。摩托罗拉公司的培训帐户是在1983年建立的,它向经理显示如何才能减少培训费用和增加利润与生产率。
  摩托罗拉公司培训部主任比尔·韦根霍恩回忆说:“在资本设备的维护成本和把资本投入有最多改善机会的人力这二者之间,我们曾经对前者更关心。”
  到了1984年,公司要求各分公司按雇员工资总额的1.5%提存作为当年的培训费用。到1986年,提存比率最低限度要达到2.5%;根据分公司的需要也可高达10%。
  韦根霍恩说:“这笔提存是专款专用。初始资金来自利润而不摊人成本,当年没有用于培训的结余必须上缴公司金库。”
  “开始,一些经理认为培训解决不了他们的经营问题。现在,他们被迫改变这种态度,认识到赚钱的唯一道路就是要拥有受过培训的人员。”
  摩托罗拉公司近年来的实践经验,使韦根霍恩得到了一种有效手段用来说服那些对培训工作既能减少费用又能增加利润持怀疑态度的经理:
  1.参加过16周;每天4小时的解决问题课程的一批工程师提出了可以大大节约费用的措施。韦根霍恩说:“即使考虑到总的培训费用……由于运用了所学到的新技能,公司也可以节约209万美元。”
  2.公司对参加为期三个月的销售技术课程学习的人和没有参加过学习的人作了工作绩效方面的比较。结果是:一年中培训的费用是35000美元,获得的利润为100万美元,大大超过没有参加学习的人所取得的成绩。
  3.为了维护保养新近才实行自动化生产的工厂,摩托罗拉公司一直是由未经正规电子学训练的机械工人负责的。机器维修停工的时间每月平均有4天,以致公司必须雇用一些具有电子学知识的机械工人。
  但是,公司没有这样做,他们决定作试验,即向机械工人讲授电子学知识。起初,尽管一些年纪大的机械工人对这种做法表现消极——他们认为让自己再去受培训简直是个人记录上的一个“污点”。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同意参加这一学习。
  培训的成绩是令人惊奇的。经过14周学习,维修停工时间从4天减少到4小时。
  改变经理对待培训的态度取得了成功。韦根霍恩说:“当经理在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培训工作已经纳入他的思维过程中。以前,他们不是想增加人,就是增加资本。现在,他们认为还是培训人员好。”
  摩托罗拉公司的培训模式提出了使公司转变成大学的一个全新的前景。
  在知识社会中,教育不仅仅是令人愉快的场所,而且还是发展人才和增加利润的主要工具。

               大学也是公司

  同把自己发展成培训和教育机构的很多公司(例如摩托罗拉公司)一样,一些大学也正在谋求使自己更加企业化。
  大学必须这样做。费用高,教育经费拨款少,以及由于生源少而加剧的竞争等等因素的结合就意味着,学院和大学必须根据专业化。市场地位以及战略计划——就象企业所做的那样——来考虑问题。
  大学成为公司这一趋势的另一个迹象是,学院和大学现在更愿意找一位具有企业背景的人来当校长。达德茅思学院(Dart—mouth College)院长戴维·麦克劳夫林曾任多罗公司(Toro Ch.)总经理;他说:“博士学位已不再是当校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了,具有企业背景日益变得重要。”

             学校进入信息高速公路

  美国Long Branch小学是在工业界和各大学支持下,参加由国家科学基金会主持的Golbal SchooyHouse Peoiect的美国20所小学和初级中学之一。学生们通过弗吉尼亚州连接该州所有200所公立学校的公共教育网络使用Internet。这些学校使用Internet最新工具,如伊利诺斯大学开发的Internet音响软件Mayen。有了这些工具,Internet可提高学习质量,因为它生动有趣,灵活而富有启发性。long Branch小学使用Internet召开电视会议及进行其他活动。有一位四年级教师说,不久前,当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而她不能回答时,她就让他们进入图书馆查找百科全书,现在她已让学生把问题公布在一个适当的Usenet布告板上亡。例如,一个孩子问道,当他在操场上荡秋千时,如果荡得足够快,能否甩过顶?常驻在Internet上的“科学先生”回答说“不”,并建议他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演示其中的物理原理。
  教师们已在承担越来越多的教学杂务。她们说:“我现在不需要教更多内容,而是需要更好的工具进行教学。”long Branch小学的学生们还可以与宇航员及政府高级官员这一类人物一起参加电视会议。该校计算机资源教师说:“Internet网使我们能访问通常情况下不能访问的名人。”
  美国纽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金·奇克和大学顾问尼尔·卡特提出,搞一所电信大学,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向全民办出售教学内容,传授世界上一些教育中心的全部教材。他们把项目取名为“全球学习网(GLN)”,用户可以用能显示图像的个人电脑从这个网络中编教材。
  GLN的发起人除了大约50个热心人外,还包括团体。企业以及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这个项目的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瑞士的国际电信联盟以及约120所大学,其中主要是美国。瑞士、南非和英国的大学。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生产计算机的“硅图解公司”也是GLN的核心成员,后者将提供能作多媒体传播的电子计算机。GLN已经同硬件和软件的提供者以及若干大学签订了初步协议。
  一些著名大学的专家已经在编制网络教学程序。预定GLN总部设在瑞士。这里将有数据库计算机,存储教学软件。
  尼尔·卡特以GLN董事的身份说:“这个网络将供全世界各类居民使用。”除普通的基础知识外,主要传授大学教学内容。属于世界尖子行列的大学教授(主要为自然科学、工程学。医学。环境和能源领域的教授)将通过GLN网络传授他们的专门知识。将由一个国际机构确定课程和教学内容,幻想家们已经考虑全世界统一的毕业标准。
  技术上的做法是为了能调用瑞士数据库计算机中的材料,至少要装备ISDN(综合数据服务网)的线路接口,这样,用户就可以用自己的电脑调用所需要的课程,并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展情况加以钻研。以后还可以通过电脑。摄像机和信息线路直接同指导老师联系。一个内容广泛的文献资料库也在计划之内。
  他们还计划搞所谓的非ISDN的电信大学,这主要是为那些信息基础设施不够的第三世界国家设立的。这些大学有电脑,可以通过卫星取得最高水平的知识。一般大学和企业可以把这种电信大学作为培训和继续教育的补充手段。
  奇克和卡特的计划有一个隐患就是资金问题悬而未决。专家们认为,起步资金约需要2亿美元。调用教学程序的人将被要求付款。纽约的这些教育革命家没有被开始时的筹资问题吓倒。相反他们认为将有许多人利用他们提供的材料,以后他们甚至可以发行股票,为进一步扩大网络筹集资金。他们的想法是,发行这样一次股票就可筹集10亿美元。

               换个地方上课

  假使计算机能被成功地引进日常教学中的话,这就意味着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纽约州立大学的技术与社会系主任托马斯·廖说:“你必须将新技术与新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你得这么说,让我们重新制订整个教育计划吧。”否则,计算机仍然会被当作多余的东西,被放在教室的后面,仅供学生们练习或自学。比这更糟的还有:计算机被放进了计算机实验室的大厅里。即使现在,一些公司像约斯坦斯学习公司和计算机课程公司仍发现,最欢迎他们的交互学习系统的是由联邦政府承担费用的补习教育。
  把计算视传授知识课编入正式课程并非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等好些年。首先,是机器的费用问题,另外,还有来自教育部门的抵制。教师们对突然出现的技术奇迹的承诺持观望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还要彻底修改并重新设置原教学方法所面临的问题。专营学习软件的普罗克特·豪斯顿说:“让学校董事会批准进一台金属探测器要比批准进教学设备容易得多。如今,社会要求教师们做些奇特的工作:照顾非健全家庭的孩子们,照顾酗酒。吸毒的孩子。”
  另外一个困难是如何说服出版商出版全套的电子课本及教学材料。出版《商业周刊》的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是美国的一家主要教科书出版商。其董事长约瑟夫·迪翁说:“我们拒绝的前提是如今计算机在教学上还没有找到中心角色,大多数计算机仅仅用于补习和消遣。”尽管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其他数科书出版商正在对电子产品进行实验,迪翁说,在弄清楚这些产品不仅仅是辅助品之前,他们是不会大量投资的。他说:“直到计算机在教学过程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时,它才会起飞。”不过,他还是很乐观的。
  最大的动力可能来自孩子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看到,在家里,寓教于乐程序使孩子们兴奋不已;另外,还来自同计算机一起长大的一代青年教师。玛格丽特·霍尼说:“孩子们从中学到了技巧,此外,为使用这些程序,孩子们还必须了解掌握一些具体。真实的信息。对此,教育家们大加赞赏。程序应用了很好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战略。”
  随着Internet的到来,提供交互教育程序的工作会变得容易得多。这将使交互教育和寓教于乐的程序走入千家万户,并为连接教室和起居室提供一个重要纽带。把教室搬到电脑屏幕上,“虚拟教室”将伴孩子们成长。在家上课与在学校上课将同时并存于现行教育中。对成人来讲,对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讲,你都可以从小学一年级学起,至到拿到大学文凭。交互教育方式是一种远程教育,它将伴你终生。
  十五、知识化社会的新技能
  没有技能的人是知识社会繁荣前景的障碍之一,也是取得成功的一个威胁。这些新技能——思考能力、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无论是学校还是公司这些能力都同样是宝贵的。

                心灵的年代

  有些人说,70年代是太空探索的年代,80年代是贪婪的年代,90年代会是探索心灵空间的年代:这是我们最终懂得并逐渐利用人脑巨大潜力的年代。
  没有技能的人是知识社会繁荣前景的障碍之一,也是取得成功的一个威胁。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学习什么技能呢?我们大家——从儿童到经理——应该开始掌握知识社会的技能又是哪些呢?
  无疑,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创造生活,那么我们也必须考虑重新创造教育的问题。
  人们已经意识到教育必须有所改革。这对学生和将要雇用学生的公司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以为改革教育就可以解决我们将要面临的问题是错误的。
  目前的教育体系——某些改革者希望提高它的水平——从来就不是要用来满足当今知识社会的需求的;这样的教育体系是专门用来满足工业社会的需求的。
  工厂中和管理中的统一、控制与集权制曾是工业社会的典型。学校也是按照工业社会的这些价值观的形象和喜好来塑造的。在过去这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就不正确了。
  个别化。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现在我们所重视的价值观——在装配线上,甚至在经理的职位都很难能被认为是一种资产。
  如果要使我们困守在工业社会的教育范例中,那么实际上就是宣告我们在知识社会中将成为智力不完备的人。
  此外,当前很多对提高教育水平的探索令人听来会怀疑它很象是反对工业化运动的者口号:“回到基础”。在一个已经不再是工业经济而是知识经济的社会中,反对工业化有什么意义呢?
  同样,在已不能适应知识社会的教育体系,提高水平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实际上已具备了与工业社会相同的教育体系,现在我们正在设法使它为知识社会服务。
  这就是当今教育的实际问题。使现行教育体系更完善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相反,我们必须自问:“现在应该怎样来创造我们的教育?”“知识社会要求其成员具备什么样的技能呢?”
  我们愿意听取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答案。但是,如果必要的话,就让旧日的教育体系同它的创造者旧工业社会一起消失吧!
  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体系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同那些正在重新创造自己的先进的公司一样,大多数有创造性的学校和学者正在进行新模式的试验,以便区分哪些方法和安排具有现实意义。一旦我们接受了重新创造教育的挑战,我们就用不着止于证明现行教育体系的不足之处,而是要走向创造新的教育体系,也就是回答“我们往何处去”的问题。
  这些新技能——思考能力。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无论是学校还是公司这些能力都同样是宝贵的。

               学习如何思考

  不教你如何思考的教育有多大价值呢?哀叹当今学生思考能力差的很多人,脑子里总在想这个问题。
  思考能力就是指能够综合。概括,整理分类,作出论断,区分事实和观点,以及提出事实,以便于分析某一个问题。
  传统上,我们一般把思考能力归入创造性的范畴,因而认为(显然是不正确的)思考能力是生来就有,或一辈子也学不到的。
  知识社会的教育改革者也不同意利用一整套新程序来传授思考能力的陈旧的方法和试验。
  把思考能力作为一门专门技能来传授的。世界上范围最大的训练程序的创建人和指导者爱德华·德·博诺指出:“思考能力必然同为了作决策。解决问题。创造机会以及发挥人的潜力等而安排和重新安排信息的方式有关”。
  他认为,“思考能力是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技能。如同人类的的其它技能一样,它也是可以学习和可以发展的”。
  除了主持本人设立的思考能力研究会以外,爱德华·德·博诺还是一位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的坎布里奇大学教授。他可能是世界第一流的传授思考能力的宣传者。
  德·博诺方法的明确性作用就在于,他的思考能力课程对学童和经理都完全适用。
  在美国,德·博诺对500名经理讲授了如何提高他们的思考技能,他的课程也一直在世界各地多达5000所学校讲授过,其中有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
  例如,在委内瑞拉,19.6万名受过训练的教师讲授了德·博诺思考技能课程;这成为委内瑞拉为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而特设的全国性课程。
  德·博诺在全国第一流的教育杂志撰文宣称(该杂志的读者可以把思考技能课程传播给上百万美国学生),我们一直注意着如何在知识社会中传授思考能力。
  信息不能代替思考能力,思考能力也不能代替信息。难办之处在于,从来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传授可能有用的全部信息。
  德·博诺的论断是绝对正确的。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是需要成为胜任的思考者。这就是知识社会的两难之处:我们拥有了太多的信息,但又缺乏知识,缺乏思考能力去从中挑出有用的信息。这就是思考能力现在已经同阅读能力一样成为基本能力的原因。
  德·博诺的程序包括60个不同的思考课程,学生可以通过个别教授涵授或经过安排的小课堂来学习这些课程。
  第一课叫PMI,是用来介绍德·博诺程序的一种简单练习。
  PMI代表正(plus);负(minus)。有趣(Interesting)。这是审视和勾画某一意见或某一可能行动的结果的一种方法,它用于代替我们通常会遇到的在对某一意见的各种可能结果没有探索时就匆促作出喜欢或不喜欢的判断。
  PMI适用于探索任何意见——再回学校读书、要求老板提高工资、同朋友去看电影,等等。不管你要探索其结果的意见是什么,首先要列出:正点(P)表,说明表示赞成的各种理由;负点(M)表,说明表示反对的各种理由;以及既不正也不负的有趣(I)表,说明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各种理由。
  对经理来说,要探索其结果的意见可能是:“如果公司的全体人员都佩戴徽章来显示各人的情绪处于什么状况,那么结果会是怎样呢?”
  对于佩戴徽章的意见作出的反应可能是:
  (P)其中理由之一是,这就表示“大家知道老板的情绪不好,不要向他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M)其中理由之一是,这就表示“宣布自己的情绪正处于喜欢独处,不要来干扰”。
  (I)其中理由之一是,这就表示“我早上起床情绪很好,所以一整天也会很好”。
  这听起来很容易,做也容易。但是,客观地探索某一意见要求经过训练。这种方法确实可以使你进行思考。如果你不喜欢那个意见,你就不会在正点表上划上记号。
  会思考的人的特性之一是能够容纳不同的意见。但却很难被说服。PMI是一种特殊的工具,有助于指导你(或家庭成员,或合作伙伴)探索某一意见的结果。
  数百万人一直在利用德·博诺程序来提高思考能力;当然,这不是提高思考能力的唯一方法。

               学习如何学习

  不管对哪一门课程的教师,学生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了对未来作好切实的准备,我应该学习哪一学科?
  回答多半是要学习诸如“计算机程序”或“纤维光学”这样一些高技术学科。但是我们却要意味深长地回答:在不断变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门或一套课程可供给在可见的未来使用,或可供你终身受用。现在需要的最重要的技能是学会如何学习。
  如果像掌握了学习方法,那么不管技术、社会和经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你就总能够适应。
  如果你懂得如何学习,你可能就不会象一些美国汽车工人那样感到沮丧。
  如果你懂得如何学习,那么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一种必要的工具——学习技能——可以研究新领域,学习新知识。
  学习需要有开放性和好奇心。
  英国语言研究学者理查德伯顿在100年以前就写道:“我们首先必须学习的是‘如何忘却过时的陈见’。”
  学习需要有虚怀若谷的谦虚精神。
  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在一篇题为《学会如何学习》的文章中介绍了她学习伊斯兰教泛神论的经验:“你必须承认……总会有人比自己更优秀。更聪明。”
  有时,学习也需要找一位合格的教师,甘当学生,不耻下问或放弃自己已有的概念,以便获得真正的知识。
  这也就意味着要通过反复的试验来获得信息。这就是“亲口尝梨”的学习方法。教师就常常是这样来教学生的,他说:“你自己到图书馆找有关国内战争的资料。”
  新闻工作者在接受一项他完全不熟悉的任务时,先要一点一滴地收集信息,然后形成假设,再验证假设。
  学习还需要有自知之明。就是说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诸如:‘哦应如何努力学习?”“我应从哪些方面努力学习?”
  很多人发现,业余学习比脱产在校学习收益更大。例如,在业余学习中,常常可以学到关于如何学习的大量新概念。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解释了他的关于7种不同类型智力的理论或者称完全不同的认知方式:
  数学的(科学家和数学家);
  语言的(诗人);
  音乐的;
  空间的(建筑师、雕塑家。飞行员。画家);
  动党的(舞蹈家。外科医生。运动员);
  人际关系的(了解别人和激励别人);
  个人自身的(了解自己)。
  加德纳认为,这7种智力各自独自发挥作用,并有不同的寿命周期。例如,音乐智力可能在婴儿时期就显露出来;数学家和抒情诗人的智力通常是20岁才达到高峰,面对人际关系以及个人自身的认识则在人的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人们多半会把全部的大学课程用于学习某一专业知识,但是在周末的业余学习中,我们却可以在一门课程上学习到(并且将会牢记)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所要学习的全部课程;这样的一门课程,我们可以称之为“学会如何学习”。
  在周末的业余学习中,我们不是阅读教授所指定的参考书,而是同各门课程的讲授者交谈,同时也认识了很多同样出色的学习参加者。

               学习如何创造

  多数企业家认为创造性领域与他们无关。在现在的社会上,我们也认为创造性是科学家、美术家、音乐家的事,不是典型的公司经理的事。
  但是,在信息丰富。分权制以及全球性的新知识社会中,创造性在工商界的重要性将日益显著。创造性是公司的竞争利刃,是发现正确市场地位的一种特殊才能。在重新创造的公司中出现对创造性的需要,是一种比较新的现象。以划一性为基础的大量生产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大量生产的装配线上,创造性和个别化却是不受欢迎的。在新型的公司中,创造性和个别化是公司的组织财富。
  但是,即使接受了关于人人都必须更富有创造性的概念,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创造性可以传授吗?答案是肯定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公司在试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激发创造性。他们雇用一些创造性顾问,向雇员讲授如何构思、甚至鼓舞雇员听轻音乐——所有这些都应归因于对创造性(TIC的一个内容)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公司的创造性

  《当头一棒》的作者罗杰·冯·欧奇(Roger Yon Dech)一直在促使诸如安达尔、阿尔科(ARCO)。威尔斯、发戈。国际商用机器。洛克希德、施乐等这样一些公司举办“培养思想”学习班,向雇员讲授如何创造性地摆脱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传统方
  在瓦利安联合公司,冯·欧奇的任务是帮助公司利用一种叫做掺的新材料试制出更有效的太阳能电池。参加学习的工程师在一星期以后就使电池的有效系数从22%提高到24%。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认为提高2%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在杜邦公司,冯·欧奇对会计师讲授了他的方法。得到的成果是:会计师们因发现到比主要利率低2%的借款来源而为公司节约了几百万美元。
  他说:“我的方法秘诀就在于,别人不见得会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意见,或者别人在同一个角度反复考察也不会认为是一种新鲜的意见。通常人们需要在脑子里思索一番。”
  那么,如何“在脑子里思索一番”呢?冯·欧奇提出了如下建议:
  ·对惯例提出疑义。
  ·审查自己的惯例。
  ·放弃对自己的惯例与意见的偏爱。
  ·不着边际的思考。视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为玩笑。
  这最后一条建议使人想起了著名的广告专家戴维·奥吉尔维的建议。他汇编了一系列关于创造性思考的规则。第一条就是:“最好的主意来自玩笑。尽可能使你的思考成为一种有趣的新奇活动。

               公司的音乐气氛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音乐在使身心放松的同时,也刺激着创造性。辛格公司的高级经理一向很重视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这是在办公室里一边听摇摆舞音乐或巴赫乐曲,一边在“白日做梦”。
  此外,在辛格公司为其欧洲公司的销售经理举办的由理查德·劳伦兹(Richaxd Laxenz)主讲的学习班上,公司的高级经理仍也学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行为。劳伦兹认为,在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之前先要成为一名专业的提琴家。他把这种培训方法称为“想象工程”。而他的学习班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即某种类型的音乐可以使神经放松和激发创造性。
  想象工程始于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时,劳伦兹是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工程师,他利用音乐来使宇航员放松情绪。虽然花1小时在海滩散步多少有助于缓解一天16—18小时的紧张状态,但是劳伦兹还是发现,使宇航员处于悦耳的音乐环境中非常有助于放松情绪;而且只要需要就可以随时使用这一方法。
  加利福尼亚声谱研究所的音乐研究家史蒂文·哈珀恩(Steven Halpern)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哈伯恩创作了用于放松情绪的乐曲。乐曲唱片的销售量3年来每年翻一番。
  哈珀恩说,他的唱片的订单一直来自这样一些公司,例如贝尔—豪厄尔教育公司集团(Bell& Howell Education Group,Inc.)、道化学公司(Dow Chemical)、厄普约翰公司(UpiohnCompany)、可口可乐装瓶公司(Coca-Cola Bottling Co.),以及美国红十字会。

               公司的精神状态

  一位有22年工作经验的芬兰管理顾问雷因诺·艾夫拉(Reino Avela)在《国际管理》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发现,经理们通常在工作中承受很大的压力,以致他们越来越跟不上新思想的步伐,或者是如果不加以强迫,他们就不会开拓任何新事业。我认为,坐下来反思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的一些公司也发现到反思的好处。尽管有些人向受到压力的管理当局介绍关于反思课程的好处,但是,在增强创造性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讲授反思问题的公司有:阿道夫,库尔斯公司(Adolph)、通用汽车公司、大陆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康涅狄格通用人寿保险公司、安佩克斯公司等。
  挖掘人类潜力运动的基本假设是,我们只利用了人的全部潜力的一小部分。通过诸如反思、做“白日梦”,以及在创造性研讨班中听消遣音乐,甚至集思广益等这样一些做法来发挥创造性,其目的就在于使人们的思考超出一般的意识。
  大多数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谈到他们意景变化的体验——做梦。类似于沉思的出神、白日梦、直觉的瞬间。完全放松,以及想象。发展创造性就意味着学习如何在家里造成这些奇妙的新意景。北伊利诺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汤拇·罗伯茨博士坚信,我们最终一定会把“受过充分教育的人”界定为这样一种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选择合适的意景,自动进入意景,利用并发展存在于这种意景之中的能力”。

             在教室中培养创造能力

  上述种种活动能否成为学校教育的主流呢?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是否定的。
  学校是理性的完美模式——教室内桌椅整齐,按时上下课。正如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晰指出的,为了使社会人便于在工厂工作,学校被组织成工厂。
  教育制度承认在人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只同线性的。逻辑的。理性的方面打交道。在这样的制度中,青年人所具有的创造性潜力也就被消耗殆尽。
  怎么样才能使完整的人、完整的头脑参与教育过程呢?~_当今的教育改革者正在接受这一挑战。他们最有意义的改革之一是,除了基础教育外还要培养想象力。老师要求学生在实际从事某项活动之前先闭上眼睛复习一下某一项技能或活动——奥林匹克运动员也使用这同一方法。想象有助于学生提高阅读。写作以及数学演算的能力。
  洛杉矶综合教学中心主任贝弗莉·柯丽娜·高利恩博士在向公立中学的学生宣传她的所谓4Rs——放松(Relaxation)、沉思(Reflection)、再创造(Recreation)、更新(Renewal)。她对教育行政主管解释说,4Rs可以加强3Rs。高利恩博士把放松、深呼吸、注视、专心、引导想象、形象化以及感觉意识等综合在英语、音乐与文艺的课堂教学中。
  她得出结论说:“在每一堂课上,在认为是认知的每一领域,即自我意识、赏识、自我促动、创造性。加深理解、激动。展现、内省等等方面,我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收获。”她认为,大学生也可以利用形象化来提高运动成绩,改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提高工作绩效。
  华盛顿州的迪·狄克逊(Dee Dickson)是争取教学新水平联合会协调人,他向华盛顿。加利福屁亚、康涅狄格等州的教师表演了如何利用形象化和引导想象的方法。
  在康涅狄克州的米德中学和加利福屁亚州的沃登中学,狄克逊的同事一直在对教师讲授动觉方法——即利用诸如中国的太极拳这一类的心理生理学练习。学生一早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利用深呼吸和缓慢而连续的运动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狄克逊说,当学生用自己所有的感觉器官而不只是用读或听学习时,就更会得到更大的刺激和吸引去专心学习。在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的一些学校中,一年之后学生的数学和阅读成绩就提高了29分。
  即使是工商管理学院也正在接受这样的教学方法: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学院开设了“企业中的创造性”课程,目的就在于讲授正确用脑的技能终身学习。
  在处于不断变化的新知识社会中,我们已不可能期望受到一次教育就一劳永逸了。现在,已经没有一种教育或一种技能可以终身受用。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知识社会已经把所有的人都转变为终学习者;我们必须定期地提高从事市场买卖的技能和提高扩大知识的能力。
  在工业社会中,某一项工作的废弃简直就是世界的末日。而在未来的10年中,工作的废弃将日益普遍,人们甚至欢迎有机会一辈子从事四五项不同的职业。

              每个人必须掌握电脑

  美国副总统戈尔说:“正像枪炮和电视将人类带人20世纪一样,信息高速公路将把我们带人下个世纪,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的确如此,除了传统的通讯业务外,知识经济时代将会有新“乘客”和服务。医院和学校的“班车”将首批开上信息高速公路;家庭是现在社会的基础单位,为方便“居民”,“公共汽车公司”肯定会为家庭乘客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设立停靠站;出版物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上当然的主要“货物”;图书馆将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保税仓库”。而信息高速公路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干线,它是高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产物。
  现在,电子技术。国际互联网和全球网为即时与几乎地球上任何人进行通讯提供了途径。第一个充分意识到这一力量并将其与新的学习技巧联系起来的国家就会在教育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值得庆幸的是,在每个发达国家,富有特性的学校在将电脑与学习相连的潮流中处于领先。大型电脑公司、电子公司和摄影公司也显示了这一方式,巨型通讯公司正在建立将来能为许多形式交互式学习提供基础的网络。
  而天堂式的交互式电子游戏,只不过是用电子元件使学习充满乐趣方面的先驱而已。
  我们并不想过多地强调一生中太早学习太多专门技巧,但电脑对对世纪的重要性就如电话在20世纪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样。
  高度先进的计算机既能用作家庭教师又能用作图书馆,把即时的信息和反馈提供给每一个学生。“虚拟现实”的技术已经使任何一个人都能参与像历史和太空旅游那样变化多端的经历了。
  这种技术将使任何年龄的任何一个学生都有可能设计一份私人课程表并最终实际体验一下每一种课程。交互的电脑——卫星—录像—电视和电子游戏技术提供了共同的摧化剂,它将最终使教师的作用发生非常必要的变化:从信息到变革。全世界的每一个学校系统,应该与一家愿意支持变革的公司结合,以回应新技术对社会及教育的冲击,如果它还未这样做的话。
  许多教育专家都赞同这一观点:从学龄前程序学起,使掌握基础知识变成一种乐趣。这种乐趣从中学——直延续到大学。他们认为,作为一项关键的技术,交互多媒体软件将改进美国教育。纽约智囊中心——儿童与技术中心副主任玛格丽特·霍尼说:“在大学的城市和公共交通课上使用的类似西姆城的程序是一些非常非常行之有效的学习工具,它们的魅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激发起学生强烈的兴趣。同样,其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又足以使学生在课堂上长时间全神贯注地学习。加州教育部教育与技术办公室主任多纳范·默克补充说:‘哦们要改革课程的设置,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求助于多媒体软件。”
  能证明用于教育的软件使掌握知识的数量有所不同的可靠数据并不多。由纽约的一家顾问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与传统学习方法相比,交互软件可提高30%—50%的学习速度。但即使没有数据证明,其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前小学教师,现为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候选人并任时事通讯《儿童软件评论》编辑的沃伦·巴克雷特纳说:“毫无疑问,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这也是孩子们被电视吸引而厌恶算术。阅读的原因所在。计算机使学习的主动权又回到了孩子们手中。”
  甚至在许多当今的有关教育与娱乐的文章中,批评教育偏向娱乐的专家也承认,多媒体的交互软件。图像。声响。影像在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北大学的科学研究院院长罗杰·香克认为,正在设计的。在教室里进行的交互训练系统将成为确定美国学校教育方向的重要因素。为什么会这样呢?香克说:“我们需要一种能经济地提供个人教育的方法,计算机可做到这一点。

               知识社会的家庭

  目前家庭的生活模式是较死板的,做家务、买东西,真正的休闲时间很少。即使一天忙完坐下来看电视,又发现没有什么好节目。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信息问题引起的。比如,买东西似乎和信息关系不大,其实不然,你上街5次,也许有4次是探问价格、款式等信息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能够解决家庭生活因为信息不畅造成的不便,提高生活质量,使家庭生活摆脱死板僵化,更加随意。事实上,信息高速公路将使家庭获得多种新型服务,如在荧屏上点播和收看直接传送的电影,阅读交互式报刊。数字式日报将直接传送到订户家中,订户可选阅感兴趣的文章。500个电视频道。电视购物。可视电话等也将成为普通的事情。从技术上说,家庭所需要的服务,几乎都可以借助信息高速公路直接或间接获得。
  比如,看电视恐怕是家庭的一项主要的活动,但是现在人们对看电视有许多无奈:频道太少,你拿着遥控器翻了一遍,也没有感兴趣的东西;广告太多,正在兴头上,它偏要给你打断;时间太死,有好节目,但这时恰好有事……。总之,你很不满意这种死板的“古代电视”。信息高速公路能把“死板”变活。通过信号的数字化压缩,即使是使用现在的有线电视的电缆,也能传输500个频道,如果采用光纤就更多了。你想自己选择节目,跳过广告,这就需要视频点播。真正的视频点播则使你觉得好像在地下室拥有一个视频节目资料库,你能用电子手段浏览一下电影目录,从中选择一部影片,然后随便什么时候播放都可以,也许还能使用“暂停”功能,先做完手头的事回来再接着看。要实现点播,首先要将放映的电影数字化,变成数字拷贝,好莱坞已经准备发行这种东西;其次电视台或社区当然要有点播服务器,存储所需的影像资料。
  信息高速公路的逛商店购物就在你的家中,打开电脑,进入购物频道,用遥控装置便能从众多的电视商店中选择,仿佛在真的商店中来回巡游。因此你不用抬腿,可逛遍全世界著名商场。将来的电子商业街会更像今天的看目录订货,像服装、化妆品和礼品一类,在不远的将来将垄断电子商场的货架。
  你能从各个角度观察以你自己为模特的服装穿着效果。想试穿一下,只要一按键,屏幕上的“你”出现了,与真实的你至少在外表尺寸上分毫不差。当然这是电脑人,是按你的身体资料事先储存在消费者的资料库中的,可“脸”却是真实的你,用电脑摄影事先已拍摄好多角度的相片储存其中,因此“你”在电脑商场试衣时,会令你感到比本人亲试的效果还好,即免你来回穿脱,又快速无比,只消按键的功夫就换过了一套,更超越了对镜自顾的平面感。
  当然可以和“电脑商场”讨价还价。就在你试衣时,电脑商场的高速运算机又摸集了这款衣服目前已售出几件,价格多少,有兴趣试穿过的人有多少等数据,这意味着卖家已掌握了市场前景,因此也许它给你一个出你意料之外的低价,也许它一分不肯让。但它绝不会“宰”你,它是机器,只会利用数据统计来做生意。当然你若愿意回答它几个问题,它会给些优惠作为交换。这些问题无非是你为何买(或不买)这件衣服?电脑列出一排原因,你只需依次按键即可,也就是说,“电脑市场”在卖货同时也在作市场调查。
  衣服买下后如何付款,拿出你的货币卡在电脑上“唰”一下就行了,也许“唰”下都不必,只需输入你银行卡号码即可,为了防止他人冒用,你还得把指纹一同传送过去。
  衣服如何到你手中?如果你想尽快穿上身,离你住处最近一家仓库的特快专递车已出动了,但是为了这种便利可能要多些破费——约多加100至150。如你不是那么急,明天,至多后天,捷运系统将把货送到府上,当然也就便宜许多。如果这件衣服不是在本地产的,你身在太平洋东岸,衣服却是在巴黎电脑商场买的,而且这件衣服产量稀少,除了巴黎,其他各地的仓库并无存货。那也没关系,只要你买下了,48小时之内准能收到。
  在人们利用信息高速公路究竟可望接受何种服务这一问题上,各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还没有人以几百憎爱分明的家庭为样本,来调查分析录像点播服务的市场前景。500个电视频道也显多余,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因为人们明天使用多媒体并不仅仅是为了观赏节目。电视购物对许多人来说也许并不需要,因为他们可以从逛商店中得到乐趣,多少年来一直如此。据国外的一项调查,在800名被调查者中,有大约75%的人选择信息和教育服务作为最重要的业务项目。后面的依次为:根据要求播放电影(61%),获得旅行服务(55%)和可视电话(44%)等。也许现在的电视节目档次不高、广告太多的缘故,500个电视频道、电视游戏以及家中购物被列为受欢迎程度最低的项目,仅有约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对它们感兴趣。

                电子医院

  医院和医疗活动基本上都是信息活动。上医院看病说是拿药,不如说是获得病情信息。在现代医院中,这些信息来自两个方面:各种监视器、激光仪器、成像系统和微型机器等探索着病人身体信息;医生们凭外在的现象,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获得病人的病情信息。然而在这种医疗模式下,信息传输并不是很畅通,加大了治疗成本,浪费了社会资源。医疗设备产生的数据被写在文件上,为了这种信息传递,医生和护士要把50%以上的时间花在对病人没有直接价值的上述活动中;有关病人病史的信息如能被所有医生共享利用,将使许多的诊断不需重复;家庭和医院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相联,许多的急诊和护理就不再需要住院;低价的个人计算机视频会议系统可使数千英里之遥的医生聚首讨论;医疗专家系统将帮助医生诊断、提醒医生处方是否开错等。
  网络演示包括一次模拟急诊,对加利福尼亚乡村中车祸受伤者进行紧急处理。车祸中有人受伤的信息通过信息网络发出以后,由乡村医院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南加州大学创伤治疗中心的医生和放射科技师以及受伤者在巴尔的摩的私人医生立即组成了医疗小组。乡村医生根据传来的相关信息简单救治以后,车祸受伤者即被送往洛杉矶的创伤治疗中心。该组织的官员们演示了医院怎样利用现有的计算机和电信技术使不同州的医生迅速查阅患者病情记录、X光片以及其他先进的诊断图片。查询患者医疗记录可以避免出现过敏反应;排除某些诊断,有助于医生提出治疗方案。高速传输手段可以传送数字化X光片、三维磁成像图片,并使医生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处理这些图像。
  这次模拟实况演示利用了卫星。光导纤维和计算机技术,目的是试验医疗信息网络的可行性。尽管试验进行得很顺利,但由于目前尚无标准的医疗磁卡,加上不同的医院。保险公司和卫生机构的计算机记录系统互不兼容,医疗信息网络为普通患者提供帮助还为时尚早。美国信息基础设施试验集团的成员说,将来的信息高速公路可能会加快各地医疗信息的沟通,使医生们可以就危急患者的病情即刻进行讨论,可以降低医疗成本又改善对卫生保健的质量。在提高效率、利用率和质量的同时,每年节约开支多达360亿美元。

               书刊媒体运作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图书、期刊。报刊等都是以纸为传播媒体,而进入知识社会以后,出版物就变成了看不见的数字信息流。事实上,电子出版物在80年代就诞生了,而且被认为是继中国的毕升发明活字印刷和德国的古腾堡首创铅字印刷术后出版领域中的一次最大的革命。
  电子出版包括了三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在出版物生产过程中采用计算机排版技术,取代了传统出版的拣字。排版的铅印技术,但它仍需要经过制原印刷、装订,最后成为印刷出版物。第二是指不仅生产技术采用电子技术手段,而且最终产品也是电子形式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的信息存储在磁带。磁盘和阅读型光盘等载体上,需要借助于计算机才能阅读。第三是指以电子形式传递信息的任何技术,即“无纸”出版,它包括可视图文。电子邮件。电视和广播等。电子报刊实际上就属于第二种电子出版物。
  “电子报纸”讲得通俗一点就是在计算机(电脑)上看报纸,

   一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拥有一台装有调制器的便携式个人电脑,通过普通电话线即可与某一报社的电子信息网连通,使用调阅键或用普通的鼠标器,把游标指向代表不同版面的图形,开出一个窗口,报纸上当天这个版面的所有内容便出现在你眼前,股市行情、外汇牌价,全是最新的。同步变化的。要想打印或储存,只需按相关的功能键即可。若想查找一篇文章或某一阶段关于同一主题的系列文章,或某一事件的背景材料,只要按键打人有关关键词,即可通过信息网从报纸总库中找到需要的材料。“电子期刊”与电子报纸的情况类似。要阅读电子报(期)刊只要在电子计算机和电话线中间接一个通讯装置就可以了。当然,利用电子报刊者必须签订加入电子计算机网的合同,同时通过电子计算机还要同提供报道的报社和杂志社签订合同。
  电子报刊服务是1982年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明星电讯报》最先搞起来的。据美国报业协会资料,目前,美国已有数十个报刊开始发行电子版,通过电子信息服务公司的网络进入个人电脑,为读者提供服务。美国现在有三大电子计算机网提供报纸和杂志社的报道,除了“天才联机服务公司”外,还有“美国联机公司”和“计算机服务公司”。那么利用电子报刊的费用如何呢?对于已经有电子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的人来说,除每月支讨10美元左右的电子计算机网使用费之外,利用报刊的报道时还需交每小时不超过16美元的费用。不过天才联机服务公司的网络在画面上有与报纸相同的广告,所以阅读电子报刊的费用每月可控制在10美元左右。电子报刊服务与印刷形式的信息服务现在“平分秋色”。
  电子报刊有许多优点,一是信息量大,电脑作为信息数据库,其存储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读者可以随时调阅编辑编好的随时输人联机网络的重要新闻和文章;三是检索方便,电脑与数据库连接,不管在何地,不管多么小的新闻,都可检索到,同时,有些只能在有限的报纸版面上刊登主要内容的报道也可以一次性在电子报刊中提供全文;三是直观,比如记者招待会的记录。演说肩记者公布的资料全文,还有在报纸上难以刊登的许多照片,随着软件的不断开发完善,只需按一下键就可将这些照片变成活动画面。
  对于报社来说,电子报刊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其信息最大,而且也使它从印刷费用的沉重压力下解放出来,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在报刊的出版发行中节省了纸张、油墨,据美国报业协会调查,报社发行报纸的费用中有50%至60%是包括用纸在内的印刷费。1992年,报社的纸张费。油墨费、轮转机运转费等共用去60亿美元。与此同时,电子报刊还省去了排版、付印和通过邮局发行大量开支,降低了成本,缩短了出版发行时间,提高了新闻时效性和竞争力。
  电子报刊还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以美国为便,旧报刊是垃圾中的主要成分,美国的废旧报纸都作为垃圾填海造地,填海用的材料中10%至18%都是废旧报纸。大力提供废物再生利用的美国,废旧纸的再生利用市场极小。其次因不使用纸张,所以对森林遭破坏的担心也可以减轻。
  当然,目前报刊的电子版还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现在家庭阅读的显示屏幕主要是14英寸的电视机,阅读电子报刊的报道时必须提供分割画面,无法整页阅读。电脑的屏幕也太小,不能一览无遗,标题字体小,不醒目等。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终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居室图书馆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宝库,当然也是信息密度最大的地方。然而地理位置和藏书限制了图书馆作用的发挥,异地借阅非常不便,而且一本书也只能供一人阅读。信息高速公路给图书馆带来了一场革命,图书馆也将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信息仓库”和最大的信息源。图书馆或类似的信息中心将成为人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其地位将比目前重要若干培。要把“信息汽车”开进图书馆需要解决许多问题;文字。图像等信息的数字化,还要有大量、高速度的信息服务器,满足世界上成千上万人同时访问的需要。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为了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同步进行,该馆于1994年10月份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数字化图书馆计划。所谓数字化就是通过数字表达任何图像、原文和声音,通过电子技术进行储存和传播,通过计算机网络就可以接收。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图书馆也开始试着将印刷品数字化,国会图书馆在所有图书馆数字化的技术和政策两方面负责牵头协调。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设想是:把该图书馆以及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和研究图书馆中的藏书资料等转化为数字形式储存起来,这项计划将着眼于把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制作成高质量的数字化图像所需的技术上,到2000年将完成最重要的图书资料的转化。这个世界最大图书馆的负责人比林顿说:数字化图书馆可以直接造福于我们的学校、阅览室、大学、研究机构和数以百万计的公民,他们可以在家里免费查阅历史资料、听本世纪初历史人物讲话原声带或歌曲。检索他们所需的文集,从而为文化传播打开新的电子时代的大门。将整个图书馆的资料数字化需要数亿美元经费,目前他们已得到美国两个私人基金组织捐献的1300万美元。
  一项题为(实现数字化图书馆的战略方向)的备忘录草案概述了国会图书馆的这项计划的细节。一是购买、安装及维修数字化和传输给读者所需的设备。二是创建一个庞大的“虚拟图书馆”,其中所有的图书、绘画。手稿和照片都将转化成数字化图像,在阅读时与原件一模一样,还有通过计算机网络传送到计算机屏幕和高清晰度电视机上,供上千万的学生和研究员调看。国会图书馆的最终目标是向全国公众提供电影和音乐资料。
  国会图书馆资料数字化目前已将21万份文件和文集数字化,通过与交互式网络联网的世界各地的计算机都可以查阅。已经数字化的文件多半是美国的历史文件、地图。电影、照片。历届总统及社会名流的个人文件等。经过试验阶段后,国会图书馆确定66份文集名单进行数字化,以便使任何中心或个人通过个人计算机就可查阅。其中包括从1502年到1820年西班牙占领到今天构成美国的北美概况的600幅地图和文件等。还有一套美国独立战争文集,包括2000幅地图。诸如华盛顿、杰斐逊、威尔逊等总统的个人文件和讲话,19世纪美国歌曲汇编15000首也将数字化。计划到2000年国会图书馆创建200周年之际,将数字化500万份文件。
  图书资料数字化的花费是很高的,数字化一页普通书籍平均需2至6美元,珍本和易损书籍可能耗资更多。
  这项计划带来的好处也是明显的。现在图书馆需要大量书架和书柜来存放它的收藏品,几乎每个馆都有馆舍紧张的问题。图书馆多年来一直为许多文件迅速变质而伤脑筋。如果采用数字化形式,数十本书可以存放在一张盘上,上述问题迎刃而解。此外,许多人因喜欢书中精美的图片或插图而将数以千计的珍贵图书盗走。数字化后,珍贵的手稿可以反复阅看,图片可以复印下来,原件不会被损坏,也不必担心被盗的问题。
  图书馆数字化以后,原来地理位置上不相连的图书馆将能实现梦寐以求的资源共亨,全国甚至全球将联成一个图书馆网络,它将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上最广泛的信息资料来源。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图书馆变了。

               未来的办公技巧

  随着时代的进步,美国白领的工作环境正在悄悄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今天,当你走进Alcoa首席执行官保罗·奥尼尔的办公室,你一定会大吃一惊:Alcoa堂堂的首席执行官居然没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室”里,你根本找不到门和固定的墙壁,所有高级行政人员都在以木墙或幕墙分隔成的开放式空间办公。这个开放式空间的中央是一个“交流中心”,配有电视、传真机、报纸和用于临时会议的会议桌。此外,它还设有一个“小厨房”,在这里,奥尼尔可以和同事们自由自在地边品尝点心边谈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像在家里一样”。
  目前,这种办公模式还只在Alcoa高层行政管理人员中试行。奥尼尔将在近期把“小厨房”和“开放式空间”在全公司推行。为此,Alcoa总部将迁入匹兹堡郊外一幢3层高的新楼.奥尼尔自豪地说:“公司将利用搬迁的机会,为全体白领创造一个更为宽松自由。更便于交流的办公环境。”
  但Alcoa的创新与位于美国加州威尼斯的Chiat Day广告公司总部办公楼相比,又稍逊一筹。在这幢楼内,总经理的专用办公室不见了,秘书们占据的小隔间也消失了,更找不到一排排高大的文件柜。老板的转椅换成了长沙发,连电话都被轻巧的。开盖即用的大哥大取代。办公室内唯一带私人色彩的东西是涂成五颜六色的杂物柜,雇员可以各自存放自己的物品。工作人员不必坐班,哪里有生意就去哪里工作。他们在家里或在外面忙,通过寻呼机。移动电话。传真机或是电脑和调制解调器与公司保持完整联系。
  Chiat/Day花了6个月时间完成从传统办公室到现代办公室的转变。现在,雇员可选择任何一间办公室上班。进入大楼后,他们可以在前台领取一部膝上型电脑和一部便携式电话,带着这些东西到大楼内的任何一个开放空间去工作。这些空间布置得如同起居室,墙上安有各种插座为了便于有时举行会议。楼内专门隔出了几间“战略性单元”,实际上,也就是会议室,只有它们才采取了封闭式设计。
  除了锁在杂物柜里的私人文件之外,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纸张。传真和备忘录都被显示在电脑屏幕上,而口信则被留在语言信箱里。曾经堆满文件柜的文件现在全部存人计算机中,可以从散布在每个楼层的终端上随意调取。到公司总部来的客户可以进入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检视广告策略,甚至对某些概念提出批评意见。
  虽然没有CliatDay走得这么远,许多美国大公司都开始实验新的办公模式。对于IBM公司13000名销售、市场、技术和行政人员来说,流动性无法避免,因而公司绘他们配备了电脑。打印机、传真机与调制解调器,便于每个人在办公室以外工作。由于这个原因,公司在丹佛的分支机构,得以把办公面积由9层减为4层楼。并计划在5年内再节约出600万美元。
  美国第二大会计公司安达信公司甚至把办公面积减少了一半,秘决在于:在砍掉一些办公室的同时,把剩余的办公室变成“旅馆”。大部分会计和咨询人员都通过电信手段与公司保持联系,如果他们需要到办公室去工作.必须至少提前一天预订房间。公司要做的则是,给每一间办公室配齐必要的硬件设备。
  全新的“未来的办公室”模式和概念的出现则是与以信息技术代表的高科技的突飞猛进分不开的。全天候、全方位的Internet和Intrant(内部网)的兴起,以及电子邮件。移动通讯等等的发展,无不改变着今日办公室的面貌,开始把更多的资金投入计算机网络和相关技术;同时大幅度削减用于新建办公室的经费。据美国著名的建筑公司西里尔集团统计,在全美最大500家企业中,约有72%的企业把信息技术的投资列为头等大事。在65%的企业里,高新技术的支出超过了设备和房产的支出,成为企业所有支出中仅次于工资和福利的第二大项支出。
  当然,这意味着做生意的方式在发生变化。据估计,美国已有300万公司和雇员远距离工作,即在家里使用与工作单位相连接的计算机终端开展业务,而且这一数目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随着更新的、专门针对流动性大的雇员而开发的电脑和通讯技术的出现,可以预期这一进程还会加快。
  办公模式的转换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转换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它首先对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和办公家具制造商提出了新的挑战,他们不仅要为企业简单地绘制蓝图,而且还要考虑企业内部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特征,因为企业希望改善办公环境来提高效率。因此,一批专门设计新型办公场所的机构应运而生,例如,新诞生的SnIDIro公司已经为通用电气公司、硅谷图形公司及其他公司设计完成了新的“创意式”办公楼,颇受好评。
  “白领工厂”式的办公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现在的办公室里除了秘书和打字员外,主要是如计算机程序员这样的职员,他们的工作复杂得多,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因此,已经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监督他们的工作了。有一些心理学家、建筑师和高级经理注意到,这种新型职员需要的是在办公室找到一种个人和公开之间的平衡。现在的办公室显然难以做到。60年代,德国一所学校提出了“美化办公室”的设计思想,现在已被建筑界注意。他们认为办公室设计应该像搞城市规划一样,将其划分成各种不同用途的区域,有个人用地、公共用地、走道等等。
  为了在个体和团队工作之间。隐私和公众之间找到平衡点,总部设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法伦/麦克伊里戈特广告公司,率先推出了一种“私穴和公洞”式设计,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意组合或分割办公空间。在这种设计中,办公室成了可伸缩的空间。根据美国国际设备管理协会的一份调查,83%的美国企业愿意实施“私穴和公洞”策略,可伸缩式办公室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新的办公环境从根本上废除了过去那种以等级观念为中心的办公室设计原则,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你绝不可能根据一个人的办公空间的大小,办公设备的优劣来判断他的职务。以宝洁公司为例,它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栋耗资2.8亿美元,建筑面积13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在这幢现代化的办公楼里,一切设计都服从于它的功能需要——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在开放式的办公室里,员工不分职务高低,都能相互对视;公司相关的资料都放在轮式办公架上,员工可根据自己需求随时查询,所有信息都能在这种开放式空间里得到迅速传递和有效利用。在员工餐厅,设计者配备了能将手写字体转换成电子信箱信件的电子白板;大楼内的走廊特别宽敞,并配有长椅,员工们可以在此聊上几句。这幢大楼自1996年3月正式启用,公司生产效率提高了22%,正是得益于这种新的办公空间产生的信息资料快速传递和决策的正确有效。

    十六、知识化与现代化美国总统克林顿今年2月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保持美国科技优势是美国全社会的任务和职责,同时应加强教育工作,“使美国的教育质量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教育质量”。欧盟委员会在1997年7月发表《2000年议程》,提出“将知识化放在最优先地位”,同年底发表《走向知识化欧洲》的报告,强调加强科技。教育工作。日本政府于1996年7月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加大科技预算、强化人才培训和加强独创性基础研究等新措施,表明日本已由“技术立国”开始转向“科技创新立国”。
  知识的革命不仅改变着世界经济结构和总体格局,也改变着社会组织结构和人类生活方式。90年代以来,以信恩和通信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型产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点,知识化。全球化、网络化、数字化和虚拟化等成为新经济的主要特征。
  美国总统克林顿今年2月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保持美国科技优势是美国全社会的任务和职责,同时应加强教育工作,“使美国的教育质量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教育质量”。欧盟委员会在1997年7月发表《2000年议程》,提出“将知识化放在最优先地位”,同年底发表《走向知识化欧洲》的报告,强调加强科技、教育工作。日本政府于1996年7月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加大科技预算。强化人才培训和加强独创性基础研究等新措施,表明日本已由“技术立国”开始转向“科技创新立国”。

               致力于知识创新

  现代化既是发展的过程,也是发展的目标。作为过程,现代化是指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社会是一个相对概念,指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的理想与现实能力和条件的一种藕合,即在某一历史时段人类向理想社会迈进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显然,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和理念等各个层面。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几次革命性的转变。第一次是完成从动物向原始人类的转变。第二次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向农牧文明社会的转变。第三次是二百多年前开始的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第三次转变持续到现在。现代化一般是指第三次转变。今天,人类社会正处在第四次转变过程之中,即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变,部分发达国家也许已经越过了转折点。
  我国现代化起步较晚。如果从19世纪初算起,比英。美、法等国家晚了数百年,但与日本和德国等大致相当。1949年前的一个半世纪,在血与火的冲撞中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前期准备。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在建国伊始,我国提出了工业化的任务。其后,又提出了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技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即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把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总结成“三步走”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赶上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以人类社会的第三次转变,即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为背景的。
  如果说,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第一次现代化。那么,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变就是第二次现代化。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第二次现代化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处于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工业化和知识化的双重挑战,现代化的压力和紧迫感更重,同时也是一次世纪性机遇。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不一,农业经济所占比例和农业现代化程度各异。如果等到实现了工业化后再向知识化转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只会拉大,不会缩小。如果能实现工业化和知识化的协调发展,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将会成为现实。要实现面向知识时代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建设将经历工业化为主、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知识化为主三个阶段。在工业化为主阶段,在加速工业化进程和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同时,必须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加强知识和信息基础设施,加速知识传播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并大力发展知识型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型服务业,形成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格局。在第一阶段,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增强全民创新意识,是我们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阶段,重点是加速知识在工业和农业领域的扩散和应用,实现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同时,完善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强化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加强知识的生产和应用,提高知识型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知识化为主阶段,要建立适应知识时代的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体制,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经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格局,实现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发展知识经济,实现现代化,是我国跨世纪的选择。虽然我们可以借鉴工业化时期的现代化经验,但毕竟知识化不同于工业化。知识社会,科技发展更快,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更短,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的频率更高,工业化时期的“后发优势”效应将明显减弱。

              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在农业社会,资产的主要形态是土地;在工业社会,资产的主要形态是工厂;在知识社会,资产的主要形态则是知识,知识资产是由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组成。
  知识资产和以往的资产形态有所不同,它是无形的,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易于传播。另一方面,它和其它资产形态也有共同点,即可以买卖,可以登记注册,可以交换和转让。
  知识产业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经济增长点。例如,美国的计算机软件工业在1980年到1992年期间以年均28%的增长率发展,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不足3%,计算机软件工业在美国制造业中已占第六位。据美方统计,美国生产的软件占世界市场的70%,其出口占其工业产值的一半。知识资产由于其无形性,总让人有点感到玄之又玄。
  知识必须经过注册登记等法律程序才能多少有形化,成为资产,否则得不到法律保护。
  知识资产的价值评估很难,例如,有的商标的价值可能高达百亿美元,有的商标可能一钱不值,甚至是负数。知识资产很难用一般成本核算的方式确定,一个有创意的思想、技术、软件或商标的价值是远远超出其劳务制造成本的,知识资产的价值只能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逐渐体现出来。
  知识资产有两重性,一方面,知识资产只有扩张和广泛应用才能产生广泛的效益,另一方面,创造知识资产的发明者和投资者需要得到适当的利益回报和保护,否则这方面的积极性将遭挫伤。这就是说,在知识资产的开放性和内敛性之间,要通过某种社会机制找到一个平衡点,才最有利于人类的进步。
  旧金山太阳微系统公司有人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思想,他认为,知识的基础构件是不能作为资产来保护的,而对知识资产的过度保护会毁掉它的市场。知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文化融汇过程,其基础构件应视为全人类的社会财富,不能当作有垄断性的资产来保护,而对现有受保护的知识资产,则必须有适度的期限,过了期限,则应视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作为世界知识资产大国,美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呼声很高,美国指责的对象遍及全球,其中重点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在现在和将来,这个问题都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争执点。
  在创建市场经济并积极和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这一问题。
  首先,在建立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世界市场接轨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中包括完善有关法律基础设施和执法机制,这不仅是为国际经济往来所必须,也是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所必须。在商言商,在一定的机制中就要按一定的规则运作,即使这样做会有短期的痛苦。从长远看,作为智力资源大国的中国一定会成为知识资产大国,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也要做这方面的准备。
  其次,发展中国家也要有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现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是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利益表述。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应有自己的利益表述。国际性协定应是两者利益的平衡点。例如,发达国家在知识产业中以低成本大量吸收了发展中国家的智力劳动者,这虽说是市场机制使然,但从道义上对发展中国家则欠公正。从全世界共同繁荣目标出发,发达国家应承担某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或低价转让知识产权的道义责任。
  第三,在目前出现的国际知识产权问题争端中,较好的办法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个案方式,不宜动辄采取经济制裁等办法,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发达国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用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时间,直至现在问题也还不少,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很短时间内达到同样标准,这是不现实的。坦白而言,在当前有关的国际协议中,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宽限期太短了一点。

            智力资本与教育观念的转变

  当今世界有两大特点,一是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二是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使得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空前地显现出来,出现了被称为“知识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智力正被不少国家作为最重要的资本投入经济运行,并取得巨大成功。教育怎样为未来培养人才?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教育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首先是转变教育观念。
  转变教育观念是一个复杂和深刻的过程,涉及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传统高等教育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已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生产知识,也就是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对知识进行物化,搞产品开发。能否生产知识、物化知识,是现代大学和传统大学的分水岭。
  转变教育观念的关键是转变教育管理思想,教育如果不能从管理体制上有所变化,那么转变教育观念就有可能流于形式。如果将教育经费投入到没有改革好的学校,这种投入是低效益的投入。加大教育投入很重要,投向何处需要慎重考虑。
  教育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转变教育观念是一个紧迫的、尚需系统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不仅是中国教育界面临的课题,也是世界面临的挑战。
  高等学校:知识社会的重要角色
  高等学校作为知识生产(科研)。知识传播(教学)和知识利用(科技产业)的一个综合载体,在知识经济时代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在80年代初,美国政府认识到知识经济正在崛起,里根组织的由经济学家、学者、科技顾问参加的“工业竞争研究委员会”得出以微电子和软件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超大型高速增长的研究结果。里根政府由此制定了“依靠高等学校与工业界相结合”。“发挥自己特长”的发展战略,大力加强计算机、半导体工业的发展。当美国拥有280家芯片工厂时,日本只有20家;计算机、软件公司,美国比日本多千倍以上。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高校起到了关键作用。
  高校不仅担负着为全社会培养大批高层次人才的任务,而且承担着面向经济建设、面积社会发展的科学研究。切切实实发挥高校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科教兴国,为国家经济。为区域经济服务成了高校在知识经济时代中的主要任务。
  一所高校,评价它的办学水平,固然要看论文,看得奖,但更要看这所高校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创新能力。这里所说的贡献,包括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科学研究成果对国家、对区域经济的贡献,也包括高校提供的新知识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高校要为经济服务和为区域经济服务的关系重大。当前,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是一个全面化的趋势,高校应当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的强劲支撑。每一所高校应当办出自己的特色,各所高校可以在多个点上来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4年,上海交大与上海活塞厂签署了桑塔纳轿车活塞加工关键专用工艺设备合作研究开发协议;1995年,这个国产化项目正式启用,多学科精兵强将联合攻关已取得成效,制造出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高精密镗床等十台关键设备。创造出数千万元的经济效益,节约了560万马克的引进费用。

              知识社会的最大需求

  在知识社会到来的今天,知识以及知识的载体——人才显得格外重要。高校作为一个产生知识又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又需要人才的集中地,会更受到人们的关注。
  知识需要创新,高校应重视学生创新能力、获取知识和信息能力的培养。大学说到底,就是教学生怎么去获取知识、怎么去思维。怎么去创新,从而成为人才。只有培养出高层次的人才,让他们具有接受终身教育的素质,这样在生产实际运用中就会使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产品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
  高校办学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师资力量。这不仅要求高校在知识社会中有新的变化,同时也对国家和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更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支持。首先应当从法律上。政策上确保教育经费的投入,在教育经费有较大提高和社会就业保障制度逐步完备的前提下,高校逐步实行真正的聘用合同制。高标准。高质量。高强度的工作要求,高水平的收入待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使人员能在高校中不断流动而最优秀的人才能在高校中稳定下来。
  高校在面对知识社会的新挑战,为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应当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基础理论研究和支持支柱产业发展的关系:二是为区域经济服务和争取国家级大项目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办学效益和在对社会贡献上不断攀登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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