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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指出，当你购买录像机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反抗大众文化。尽管这种反抗的力量极其微弱，但它已经表明，你有这样一种天性——希望在一个内容尽可能丰富的领域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由他人来包办自己的视野，包办自己的趣味、感受和思想。当你购买电子游戏机的时候，你同样也在反抗大众文化。尽管这种反抗同样微不足道，但它已经表明你不甘成为一个在感觉上受人奴役，无聊又无能的看客，你不甘成为一个老是身穿睡衣半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嚼着口香糖看电视的“观众”。一句话，你想成为一个保持活力、有所作为的人，而不是做一个未老先衰，在各种家用电器的簇拥下颐养天年的“消费者”。 这些，是人皆有之的“善端”。这一在儿童和少年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的善端有可能发扬光大，但更可能在平淡无聊的岁月中被摆在家中那个“白痴盒子”彻底消蚀掉。于是，你在精神和肉体上开始“发福”——雍肿而懒散。由于你在做一个人时尽心尽力，生命的能量淤塞在你的体内。你获得了一个典型的“消费者”体型——这几乎是你的个人生活的唯一的“成果”。《廊桥遗梦》这本具有明显的大众文化色彩的小说的男主人公罗伯特·金凯（他自称是“最后一个牛仔”）对女主人公发表过一段反大众文化的“宣言”： 我照相不是按原样拍摄，我总是把它们变成某种反映我个人的意识、我的精神的东西。我设法从形象中找到诗。杂志有它自己的风格和要求，我并不总是同意编辑的口味，事实上我不同意的时候居多。这是我烦恼之处，尽管是他们决定采用什么，摒弃什么。这就是通过一种艺术形式谋生所产生的问题。人总是跟市场打交道，而市场——大众市场——是按平均口味设计的。数字摆在那里，我想这就是现实。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这可能非常束缚人。他们允许我保留一些没有被录用的照片，所以我至少可以有我自己喜欢的私人收藏。……做买卖的人总是把一种叫做“消费者”的东西挂在嘴上。这东西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矮胖子穿着皱巴巴的百慕大短裤，一件夏威夷衬衫，戴一顶草帽，开酒瓶和罐头的扳子从草帽上摇摇晃晃挂下来，手里攥着大把钞票。这段与全书的内容形成反讽的“宣言”表达了一个中肯的观点：大众文化说到底就是消费者文化，或者说“矮胖子”文化。只有在大众时代，“发福”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生命力开始衰微，人在文化上从少年、青年时代步入中老年时代的象征。 数字技术是注入到开始老化的文化中的激素，它使人和文化重新进入“青春期”，重新获得爱动的天性。作为哑终端的电视使人慵懒地半躺在床上和沙发上，而电脑以它的“互动性”使人们从沙发和床上起来，坐在桌前。它让人与它“共舞”（“跳舞”这一行为形象地体现了“互动性”、“交往”、“沟通”等概念）。电脑客观上起到了为人和文化“减肥”的作用。想让电视这个既聋又瞎，四肢麻木的“哑终端”、“白痴盒子”来与人“共舞”无异于开玩笑，即使给它配上“置顶盒”之类的助听器也无济于事。这个白痴盒子很难听懂稍稍复杂一点的话，它对你的要求和感受无动于衷。它至多可以充当一个玩偶，一个弄臣。你想借助于它来有所作为如同诸葛亮想扶起那个“扶不起的刘阿斗”。正如吉尔德所说的：互动性是电脑的功能，而不是电视的功能。一个可以通向剧院、博物馆、教室、金融系统、购物中心、邮局的“交通工具”是与电视的特性大异其趣的，而千千万万的美国人热切希望他们的个人电脑具有这些功能。因此，所有相应的活动当然是属于电脑产业而不是电视产业。ＰＣ世界造成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与对于消费者电子学恋恋不舍的落伍者心态格格不入的。尽管人们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与电视的“娼妓化交往”中，但人们在拥有“电子新娘”后会无情抛弃它。人毕竟不是嫖客（性的“消费者”），青楼毕竟不是家。据统计，自１９８９年以来，美国计算机的上网率从不到１０％上升到６０％。１９９４年加入Internet的电脑大约有１５００万台，而１９８９年则不到１万台。几年之内，上网的电脑将以每月１５％的比例上升。早在１９８５年，比尔·盖茨就宣布： 电视是一种被动的娱乐。我敢打赌，人们希求的是交互性娱乐，选择不同的路径，从机器中得到对于他们已经学会的东西的反馈。 几乎过了十年（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他在纽约重申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把放在家里、与信息高速公路连接的设备称为“互动电视”（interactive T V）是一种糟糕的命名。他强调： 问题的关键是，双程传播是与单程传播大不相同的东西……，电话机有大得难以置信的目录，并且让你与许多人交谈或向他们发送信息。电脑处理文本和图形的能力要比电视强得多，……因为电视的频道很少，电视的时间价值非常高，所以只有那些能引起广泛兴趣的事物才能在那本来很少的频道上播放。信息高速公路是其对立面——它更像是国会图书馆，但同时你又可以通过方便的途径找到你所要的东西。 作为电子技术之一的数字技术与其它电子技术（电子学）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它是面向创造者而不是消费者的，或者说它使消费者同时就是创造者。电视的“观众”与电脑的“用户”（user，即“使用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前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看电视，也不可能使自己在电视技术（电视的“电子学”）、电视节目制作技术等方面有些微的提高，这如同一个人乘一辈子的公共汽车或火车也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司机，但一个电脑用户在一两年时间可以成为一个“黑客”。电视的电子学被称为“消费者电子学”，而电脑的电子学则可以称为“创造者电子学”。电脑的电子学把权威从精英和专门机构移向了作为创造者的使用者，如同私人小汽车把驾驶、保养、修理汽车的技术从专职的司机移向了每个私人小汽车的拥有者。 在容不得你也不需要你多插手的电视面前你只好服服贴贴地当一个消费者，一个消费主义文化中的“良民”。每一天它以各种方式向你重复着同一种人生哲学——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热烈地响应广告商们的强烈要求，去购买各个厂家“荣誉出品”、“隆重推出”、“最新奉献”……的“纯正品牌”、“高尚享受”、“都市经典”……只要你按照这种“人生哲学”生活，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在数字时代正在来临的时代，电视恰如吉尔德所描绘的，是一个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缓慢、笨拙地挪动着四足的巨型怪兽。电视机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盒子”（idiot box），它传播着粗鄙、暴力和色情，它向人提供的是“供我们解闷到死”的娱乐。 对大多数人来说，电视除了供人解闷到死之外很难做什么。但问题在于人除了需要解闷之外还希求别的东西，除了做一个消费者之外，还希望做一个生产者、创造者。即使生产和生活上的流水线模式做人的个性丧失殆尽，但人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希望脱离这种流水线模式，寻找属于自己的“工作间”和“游乐园”。只要条件许可，消费主义（者）的文化必然让位于个性主义（者）的文化，teleputer对于人的魅力将大大高于television魅力。 Teleputer取代television不仅应该，而且必然。 电视发明以后，经营广播电台的公司（如BBC公司）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反而使它们的事业蒸蒸日上，电视不仅没有削弱“广播”的力量，而且大大“扩增”了。但如果它们别想从数字技术那里得到当初电视技术给予它们的好处。对于广播来说，电脑是十足的异己力量。吉尔德指出，远程电脑不是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而是促进个人主义；不是培养被动性，而是促进主动性。取代原有的主奴结构的，是远程电脑将拥有的互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接收者都能够作为录像图像和别的信息的处理者和发送者。远程电脑将丰富和强化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因为电视在现阶段就其本质而言是集权主义媒介，电视信号是由单个的电视台发送的，自上面向下倾倒给大众，暴君们把电视推给他们的臣民。“电视的灭亡将成为自由和个性、文化和道德的主要驱动力。它的覆灭就在眼前。” 远程电脑这种作为广播媒体的异端媒体的出现，必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由大众—广播媒介支撑着的消费主义文化时代的结束。 远程电脑不是“家用电器”，不是新鲜的消费品。在电视时代，“在家”意味着在各种家用电器威胁利诱下当一个的消费者。当一个人用钱把电视机请进家中的时候，靡菲斯特就这台机器上押上了一份决不会输掉的赌注。相反，远程电脑的使用者是在利用他们的机器使自己变得更富有、更聪明、更具创造性，而这种富有、聪明和创造性又自然而然地汇入到网络之中，成为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这是使用者对于他所索取的资源的“反哺”和“回报”。这种“反哺”和“回报”意味着远程电脑使它的使用者变成生产者和消费者。 有无反馈功能这一看似细节性的技术差异所蕴含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吉尔德看得相当清楚： 电脑网络是新时代的中心技术。它是劳动分工的主要驱动力——创造性的力量和特殊分工被亚当·斯密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它们是在现行的“创造性破坏”中起主要作用的尖端力量。电脑网络的内政是充满活力的而不是被动和分散的。与游戏和电子不同，它赋予人以自我发展和创造财富的新的力量。它们把个体从企业、官僚、地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与世界任何角落里的最好的同道合作和交流信息。电脑网络给电脑黑客们以产业时代的产业巨头们的创造性潜能和广播时代的电视大王们的交往力量。 远程电脑影响生活和文化的每一个侧面的潜力如同电视已经造成的影响，但远程电脑的影响将会根本不同。远程电脑的甚至可能逆转电视造成的影响。 电脑进入家庭目前已成为电视的热门话题。但电视行业的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电视来说，电脑是来者不善的。如同伊索寓言中那个被那个可怜的阿拉伯人让进帐篷里的骆驼，电脑在进入家庭后，将一步一步地排挤电视，最后会把电视一脚踢出。对于电视来说，电脑的普及是一首哀歌而不是一首赞歌的主题。 尼葛洛庞蒂提醒专打版权官司的律师们系好他们的安全带。这一提醒可以推而广之：——电视主持人，包括电脑节目的电视主持人，系好你们的安全带！ ——广告商，包括各种变相的广告商（如电视连续剧的制片人），系好你们的安带！——所有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受益者，系好你们的安全带！ 爱默生曾讲到过一则“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古人笔下的寓言”。这个寓言说的是，诸神最初只创造了一个身躯极其庞大的“人”，但随后又把这个庞大的“人”分成了“众人”，以便他能更好地帮助自己，就像将一只整手分成五个指头，手就更能发挥手的作用一样。 这个寓言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大众”（mass）与“个人”（person），电视观众与ＰＣ用户的关系。 ＰＣ是一种分化性力量，但它不是造成整体的分裂，而是使整体具有空前的力量。“大众”如同一只“整手”，它的“大”只是意味着笨拙无力，网络使“大众”分化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如同一只整手分化出五个手指，五个手指协作，使一只手具有了一只“整手”根本不曾具有的力量，网络使“各位观众”从大众中解放出来，从而也使“观众”（袖手旁观者的集合体）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迸发出来。 “大众”这一概念并不主要是甚至主要不是就数量而言的。“众”既不必然是消极的，也不必然意味着积极的。“人心齐，泰山移”的情形与“鸭多不生蛋”的情形同样普遍，关键在于“众”是如何构成的。中国的先哲们早就意识到一个整体的结构特征与其有无生产性、创造性力量的关系——是“同”还是“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二女同室，其性不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大众”之所以是“大众”，关键在于构成“大众”的一个一个的人是“同质性的”（homogenous），无论这一个一个的人的数量有多少，他们之间是没有实质差异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重复。 在上一章 中我们谈到，秦始皇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办法是努力保持他所统治的人的同质性。使民众同质化是“愚民政策”的“精髓”，但使民众同质化却有多种异曲同工的的方式。旧约中的上帝采取的是“变乱口音”的方法，目的同样是为了阻止民众间的交往和沟通。在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社会，又出现了更巧妙、更含而不露的使民众同质化的方法。钱钟书的话一语破的：“古代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知道什么东西，现代的愚民政策是只让人知道一种东西。”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的传播媒体的电视，既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变乱口音”。相反，它让人每天接受着五花八门的知识（而秦始皇把除农书和医书之外的书全部烧掉），它让处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知道其他地方的人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在想什么，干什么（而“上帝”却是让一个人不知道另一个人想的和说的是什么。然而它自有使民众同质化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将包罗万象的知识作扁平化、平均化处理，将所有人的声音压缩为同一个声音。 当你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你似乎很难说电视给它的观众提供的视野是狭隘的。相反，你常常觉得电视的内容简直是异彩纷呈。在一个关于某种饮料的电视广告里竟然出现了“夸父逐日”的场面（当夸父快要渴死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罐饮料！）。在一则汽车广告中，一群孩子们朗诵着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突然有一辆“江铃”牌汽车飞驰而来……。你几乎每天在电视里听到许多伟大的名字，“曹雪芹家洒”、“诸葛亮家洒”、“孔府家酒”。一个以能知道许多“名车”为荣（他的这方面的丰富知识主要来自于电视广告）的“车迷”有一天听说有一位美国总统名叫林肯，他会诧异一个总统怎么取一个汽车的名字；一个看动画片长大的中学生在历史课上听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爱因斯坦的名字后会感到很滑稽，因为这三个名字“本来”是《忍者神龟》中的三只神龟的名字。现代德国思想家阿多尔诺曾经说过：“人们已不再从音乐会上听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是每天从芭蕾香水广告的四句‘欢乐颂’唱词中得知。”电视由于“两分钟规则”而无力具备选择的幅度，于是它把一切纵深性的东西都平面化，橱窗化，以繁茂芜杂、五花八门来冒充丰富多彩，企图以大杂烩式的信息来包容人的感受、人的知识的全部内容。它不得不附庸风雅（这常常被标榜为“雅俗共赏”）并因这附庸而肆意的败坏、污染风雅。它通过使观众全都“无所不知”的方式来使观众一无所知，通过使观众全都会说同样的话因而不会说每一句属于自己的话的方式来“变乱口音”，通过使人们每天以道听途说的方式“阅读”电视台发布的伪百科全书的方式来“焚书坑儒”。 吉尔德对于电视的这种把知识、语言进行偏平化处理，从而使观众同质化的方式深有感触： 正是大众－广播型媒介（mass-broadcast media）的最小公分母的大路货才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掩盖使人成为人的差异，把使我们超越简单的胃口的更高的抱负和灵感削减掉，把我们降低到易受他人影响和蛊惑的一群，使我们在各个电视频道中狼奔豕突，寻找着血海和肉浪，或者是追逐蛊惑人心、充满怨毒的厥词。 对于吉尔德的这番话，一个替电视辨护的人马上会说，难道在Internet上就没有低级趣味的东西（“血海和肉浪”），就没有邪恶的东西（“蛊惑人心、充满怨毒的厥词”）吗？谁能保证“网虫”们不是在网上狼奔豕突？如果说电视是一个“白痴盒子”，那谁能保证Internet不是“潘多拉的盒子”？谁能保证“上网”不是引狼入室？平心而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能是肯定的。远程电脑不仅不能避免反而可能加剧电视的许多负面价值。“第一选择”并不一定比“最小公分母”好。“网虫”们在寻找色情、暴力等内容方面完全可能做出“第一选择”。色情狂们借助于Internet，可以方便地与世界范围内的妓女进行联络和交往（这是本色的“娼妓化交往”），恐怖分子在网上发布关于如何自制炸弹的最为详细的说明书；新纳粹主义者在网上发表恶毒的宣言；唯恐天下不乱者伪造各种耸人听闻的真假难辨的“新闻”；骗子们在网上肆无忌惮地发布面向全球的虚假广告……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面对这样一种邪恶的狂欢场面（phantasmagoria），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觉得，与电视相比，网络化的电脑在传播低俗品味的文化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话，网络化的个人电脑怎么可能造就一种比以电视为主要标志的大众文化优越得多的文化？但替电视辩护的人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电视的内容是同质性的，而电脑的内容是异质性的，电脑用户与ISP之间的关系是非等级性的。电视的内容拒绝“深度”，因为它无法解决“深度”与“广度”的矛盾，广告是它的命根子，为了广度它必须牺牲深度。电视这个“窗口”是一个橱窗，它所展示的内容是它全部的家当。你无法也无需走进这个橱窗去探幽索微。平庸、浅薄是它的天性，也是它的宿命。而电脑这个窗口与其说是“窗口”，不如说是“门 ”，“盖茨”（Gates）发明的“视窗”（Windows）其实就是无数扇可以走进去的“门”（gates）。这一扇扇门是完全不同的门——陋室之门与王宫之门，天堂之门与地狱之门，迷宫之门、春宫之门、圣殿之门……这些“门”对应于我们身上的各种成份——高尚的与卑下的，理智的与感性的，外在的与隐秘的，清醒的与迷狂的…… 总而言之，异质性的门对应于本来是异质性的我，多重媒体对应于多重感觉。人不同于物（无论是“物体”还是“植物”、“动物”）的最主要标志在于他的存在状态是异质性的，他的需要是多重的（如马斯洛所揭示的那样），而“物”的存在状态总是单一、固定的。一个人高尚的人不在于他没有庸俗、低级的欲望，而在于他不沉溺于那些欲望。一个人高雅不在于他从不看电视，而在于他决不会迷恋电视，因为他感到生活中有更好的东西强烈地吸引着他。他甚至感到电视的内容算不得邪恶，而只是感到那些东西有些滑稽，提不起他的兴趣。他知道，流行歌曲之外还有音乐，电视剧之外还有文学。他知道红土和白萝卜自有其用处，但红土不是朱砂，白萝卜不是象牙。更重要的是，他只想使自己与正派和高雅的人达成一种默契和会意，而决不想在庸俗人中显得鹤立鸡群。同样道理，一个庸俗的、品位低下的人不在于他接触的东西是庸俗、低下的，而在于他接触这些东西时显示出来的方式和态度是庸俗和低下的。他总是接触这些东西，因而沉溺于这些东西。他的美学原则是：“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只知道我最喜欢什么”。他真诚地以为所谓音乐就是电视上的“天王巨星”、“金童玉女”们唱的那些东西，真诚地以为广告词充满着诗意和智慧，真诚地以为他不理解的东西不是毫无价值就是装腔作势。他的哲学见解凝聚在一句理直气壮的反问里：“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宗教不就那么一回事吗？政治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他的这种哲学也就是电视的哲学。林林总总的电视节目总是在重复这种哲学。《欢乐颂》？——不就是那么回事吗？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爱因斯坦？——不就是那么回事吗？特莉奥佩屈拉？——不就是伊丽莎白·泰勒演的那个“埃及艳后”吗？……所以电视造成的是一种有文明的野蛮，一种有教养的粗俗，一种无所不能的一无所能，一种表现为人人都追求“新奇”、“个性”的扼杀创造性、毫无个性的时尚。在处于这种野蛮状态的人们之间的差异降到最低限度，即最大限度的同质化－－“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在第一章 评述爱默生的交往理论时已经指出，在两个心智浅陋的人之间是无所谓真正的交往、沟通的。当一个人对我说“今天天气不错”或“最近物价涨得很厉害”，我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但我无所谓是不是他的“知音”或“知己”。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知音”、“知己”，一定是这两个人在一个独特的领域、独特的境界中不期然而然的“相见”，一定是在不是在除了“最低公分母的大路货”之外别无选择的东西上达成共识。这两个人很可能素不相识，但当他们在某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是在“无人地带”里相遇时，俨然有“他乡遇故知”、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这相遇的时刻，是在耐心的“选择”、“寻找”之后突然相见的时刻，因而一定伴随着身心的震颤，伴随着欣喜若狂－－通常所说的“久早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就是这种心情的典型表现。当一个人在网上冲浪时找到了非常切合自己，仿佛专为你而准备，对你具有“超适用性”的信息时，你都能体会到类似的狂喜。电视拒绝深度，拒绝差异，拒绝个人性，它向你提供的大部分信息只能保持在“今天天气不错”、“最近物价涨得很厉害”的层次上，它无法使你体会到这种深刻的、隐秘的、极富个人色彩的欣喜。电视只能让你泛泛而知，或者你只能与它作泛泛之交。作为广播媒体、大众媒体，它无法向你提供人迹罕至之处或“无人地带”的，它永远把你带到人声鼎沸、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处。“他乡遇故知”和“洞房花烛夜”的体验无从谈起。“收视指南”的确可以使你在许许多节目中作出选择，然而电视台早已为你划定了选择的范围和幅度，你的选择实际上是在“低水平过度重复”的信息中作出的选择，这种选择所提供的自由也只能是按铁链的长短来衡量的，说到底是一种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选择。 相反，急速增长的处理能力（依“摩尔规则”）和网上急速增长的信息，意味着电脑用户能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在文献宇宙中自由地寻找并找到自己超适用性的信息，在最大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寻找并找到知音和知己。借助于先进的导航布局和强有力的搜索引擎，我可以随时驶向任何知识和信息的海域。在一定意义上说，真正的相见不再可遇不可求。 communication一词源于印欧语系，本义是“共同改变”。communication这一本义让我们想到“交往”、“沟通”的一个重要特征－－反馈。交往、沟通的双方在相遇的那一刻，都不再是相遇前的双方－－二者在相遇时激发出对方在独处时无法显现的巨大的能量。 我无论是（通过网络）与他人沟通，还是与网络本身交往，我都把他人和网络激发出来的心智的能量反馈到他人和网络那里，他人和网络丰富了我，我也丰富了他人和网络。麦克卢汉说过：“反馈是线性的终结。”（Feedback is the end of lieary）。我们可能把这句话换一种说法：teleputer是television 的终结。而电视的终结本质上是一种类型的文化和一种类型的人的终结和一种新的文化和新的人的出现。对此，吉尔德概括道：“遥观宇宙”（telecosm）文化规律可能是最重要的。网络促进选择，选择促进质量，而质量促进道德。电视在文化上是腐蚀性的，因为它所提供的范围狭小的大路货所激发的是一个广泛的、最小分母的兴趣。与数以百万计的文化信息资源相连接，环球网络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丰饶角，如同你的指尖上有一个国会图书馆。 人在网上，如同置身于一个其大无比的书店，你常常做出的是第一选择而不是最小公分母的选择。一个第一选择的文化创造了一个通向卓越才华和美德的通道。否定internet的人最怀疑选择的价值。 然而选择确证了自由和实质的个人性。选择与人类的无情的遗传差异是一致的。他使个人性的抱负和创造性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可以再明确一下远程电脑的“异质性”特征。从横向上看，网络化个人电脑将同质性的“大众”（mass）分化成异质性的“个人”（person）。希望自己与众不同，不愿意自己受他人牵制，是每个人都有的心理趋势。虽然在“大众时代”，“大众”也借助于某种技术手段（如录像机）来反抗大众传媒的专断性，但技术条件的限制使这种反抗的力量相当微弱。只有Internet才能有效地反抗典型的大众传播媒体，并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包括消除带宽瓶颈），个人电脑充分网络化（成为远程电脑），Internet将使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媒体的电视寿终正寝。当一群人都是看客的时候，他们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而当他们都成为参与者（电视用户）的时候，每个人发挥出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都显示出巨大的差异。 网络将作为一只庞大、笨拙、雍肿的“整手”改变成有手指的的灵巧的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数字时代就是一个“手指时代”而不是一个“整手”时代。 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宏观宇宙”或一个“遥观宇宙”的话，那么每一个远程电脑的使用者就是一个“微观宇宙”。每一个用户通过使用他们的手指，摆脱电视给他们造成的精神上发福（懒散、雍肿、肥胖）的状态，手指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越来越灵巧，而手指越来越灵巧的过程也是使用者自己不断变得“聪明”（wise），变得“健康”（healthy）和“富有”（wealthy）的过程。每一个人，好社会的每一个微观宇宙相互沟通、交往，协作。在梅特卡尔夫规则的作用下，每个人的聪明、健康、富有又不断地反馈到宏观宇宙、遥观宇宙的网络社会中。每一个“个人”在网络这个巨大的社区（community）中共同改变，从而也使整个人类，即那双巨大手也变得日益聪明、健康和富有。 “数字化生存”，对于个人和社会，交往者（communicator）和社区都意味着“手指化生存”——异质化（性）生存的一种比喻的说法。 从纵深的角度看，每一台电脑也是异质性的。与电视提供的信息内容的扁平性相对照的，是电脑提供的信息内容的多重性。尽管“多媒体”（multimedia）技术并不能完全给人以“多感觉体验”（multisensory experience），但“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和不断发展，使电脑成为了真正的“多媒体”。所谓多媒体，也就是“异质性媒体”(heterogeneousmedia),“多感觉体验”就是“异质性体验”（heterogeneousexperience）。 “异质性媒体”和“异质性体验”这一概念又使我们想起了“电脑将越来越像人”这一说法。电脑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从“盛气凌人”的状态（连显示屏都没有）发展到越来越和蔼可亲的状态，从僵硬、死板的理性状态（单纯用于处理数据的计算工具）发展到越来越活泼的状态。计算机早已不是专用于计算的机器，“电脑”早已不仅仅是只有理性机能的“脑”，而是具有同有异质性机能（从计算、推理机能到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机能）的类人（越来越像人）的机器。使摩尔规则支配的不断增强的处理能力使高度同质性的比特异质化为各式各样的信息，使人可以在不同的心理层次甚至生理层次上与电脑的“沟通”，“共在”，“共同改变”。麦克卢汉所说的“人与机器的做爱”在数字时代具体化为人与越来越像人的电脑的在不同的层次上“做爱”。二者不断地“共同改变”，如同一对永远处于蜜月期的新郎和新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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