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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有这类事情发生呢？那些本不是虐待狂的人怎么可能在上班时间逼迫猴子郁丧，把狗热死或把猫弄到嗜成瘾——而下了班，他们又脱下他们的白领，洗手回家，跟家人晚餐？纳税人又怎么可能让他们出的钱来支持这类实验？对不论何等遥远之处的不公平、种族歧视和压迫都奋起抗议的学生们又为什么能够对他们校园内持续在进行的残暴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答案在于我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动物歧视论。如果某种残酷之事施于人类，不论是何样的人类，我们都绝不能容忍，但若施于其他动物我们往往就又无动于衷。物种歧视使研究人员把人以外的动物视为配备，不是活生生的、会痛苦的生命，而是实验用品。事实上，在公立基金会的基金申请表上，就把动物列为“供应品”，位置在试管的记录器之旁。 物种歧视是研究人员与大众共具的观念，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促成了我前面所描述的实验，其中最重要的是一般人对科学家的尊敬。虽然原子弹和环境污染已使我们明白科学与技术对人类的好处并不如开始时的期待，大多数人对白领人士和拿了哲学博士学位的人还是敬畏有加。哈佛心理学家就曾做过一项著名的实验，证明了一般人多么听命于白领的研究人员：白领研究人员以一个人作为受试者，对观众说，因为他答错了问题，因此要观众对受试者施以电击。观众便听命(当然，电路没有接通)电击受试者，而即使在受试者装作极为痛苦时，观众仍继续执行电击。这些人在对人造成痛苦的情况之下都还继续听命于白领阶级，那么叫学生放弃他们原有的犹豫，听命于教授而对动物施刑当然是更为容易了。爱丽丝·汉姆管这种现象叫做对学生的“观念灌输”，这是一种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始于中小学生物课的青蛙解剖。当医学系、心理学系或兽医系的学生进入大学，发现他们立志学习的科系必须以动物做实验，尤其又是标准课程的一部分时，想叫他们拒绝便变得十分困难。那些拒绝做此类实验的学生会发现他们课业不及格，因而被迫转系。 大学毕业，学生顺从潮流的压力也未必减低。如果他们进研究所，而所学范围还得用动物实验，则他们就得为哲学博士学位而设计自己的实验，写出论文。很自然的，当学生如此，如果将来当了教授也将依然如此，并将以同样的方式训练学生。 罗杰·乌瑞契的自白是一个动人的例子。他原先是一个动物实验者，后来挣脱了制约而承认自己对许多动物做了许多年的“折磨”。1977年，《监听》(Monitor)杂志(美国心理学协会出版)刊载一篇文章，提到乌瑞契做的动物侵犯实验在美国国会小组委员会被列为非人道研究的例子。出乎批评他的反活体解剖者与《监听》杂志编辑的预料，乌瑞契竟回信说，他受到批评言论的“激励”，并坦言道： 我的研究工作一开始是为了想要了解和解决人类的侵犯问题，但后来我发现我做的成果似乎并不能让我的工作名正言顺继续下去。我反而开始怀疑支持我继续做下去理由是不是经济报酬、专业声望和旅行的机会等等，并怀疑我们的科学界(由行政和立法部门所支持)是不是人类侵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前面提过的唐·柏恩斯，他原先为美国空军用辐射线照射训练过猴子，后来却在想法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柏恩斯形容乌瑞契的情况为“被制约的道德瞎子”。换句话说，这样的人就像老鼠一样，被制约去按一个按钮便可得到食物，人也被专业报酬制约，而忽视了用动物做实验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柏恩斯说：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称之为“被制约的道德瞎子”。我整个的生涯就在用动物求取报酬，把它们当做人类改善或取乐的资源……在我16年的实验室生涯中，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集会，从没有人提起过用动物做实验道不道德，直到我在活体解剖工作的退潮期把这问题提出来…… 遭受制约而变成道德瞎子的还不止是实验人员；研究机构在回答批评的时候有时也说它们雇来的照顾动物的都是兽医。这样的说法似在保证动物不会遭受虐待，因为一般人都相信兽医是会照顾动物的，从不会让它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可惜实情并非如此。无疑许多人之选择兽医这一行是因为他们关心动物，但关心动物的人经过兽医的训练过程，却难以不对动物的苦痛变得迟钝。那些最在乎动物的人恐怕难以念完兽医系的课程。一个曾经进过兽医系的学生曾这样写信给一个动物福利机构： 我一生的梦想与志向就是做一个兽医，然而在州立大学的兽医预科学校我受到严重的挫折，梦想与志向遂烟消云散。我的教师们是无情的，他们认为先利用动物做实验，然后终止它们的性命是理所当然之事，而我发现依照我的道德法则，这种事已令我无法接受到恶心的程度，跟这些丧心病狂的活体解剖者几次冲突之后，我痛苦决定改变我的志向。 1966年，当立法保护实验用动物的运动在推动之际，美国兽医协会在国会作证说，该协会虽然赞成立法禁止窃盗宠物以贩卖给实验室，却反对研究机构须有执照并遵行规约，以免干扰研究。兽医的基本态度，如“美国兽医协会期刊”的一篇文章所说，“兽医行业的存在理由是为全体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为了较低等的动物。”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一物种歧视的精微意涵，就不会再吃惊于原来兽医正是本章所述的种种残暴动物实验的执行者之一。请回顾一下本章的描述就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子——猿类平衡台实验，包括神经毒气索门的施用。有关这项实验的那篇报告写道：“动物们的日常照顾是由美国空军太空医学院兽医科提供。” 全美各处，兽医都在“照顾”那些无必要滥用的动物。难道这就是兽医的职责？(不过，兽医还有一些新希望：因为新的兽医组织成立了，其目的是在支持那些对人类以外的动物有道德关怀的学生与兽医)。 当某种动物实验已经变成模式后，它就会自行强化，要想把它打破殊为困难。跟动物实验密切相关的不仅是论文的出版与职位的升迁，而且包括经济回馈与基金的申请。研究基金管理人员如果以前支持过动物实验，则用动物做某一新实验就比较容易获得他们的支持。然而，如果某个新的实验不用动物，则在他们看来就比较不熟悉，因而比较不那么易于给予支持。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使学院以外的人比较不易了解那些受学院赞助的研究者所持的理由。学者和研究人员原来或许真是立志要解决某些最重要的问题，不想让其他的因素来干扰他们的研究。无疑，有一些人到现在还是由这种意志所推动。然而，学院中的研究却也经常陷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大题目老早就被人研究又研究了，那些题目不是已经解决就是太难解决。因此，研究人员便转向少人耕耘的区域，在那里，不论发现什么都是新的——尽管跟主要问题相去甚远也罢。常见的是，实验者们承认类似的实验已经做过了许多次，只不过尚未做过这个或那个小的变化；而科学报告最为常见的尾语是：“进一步的研究在所必须。” 当我们看到造成痛苦的动物实验竟似没有任何重要的结果，我们通常会想，一定还有我们了解之外的用意——科学家们一定有更好的理由去做他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实验。当我描述这一类的实验，或直接引用研究人员出版的报告时，最常见的反应是迷惑与怀疑。然而，当我们更深入探讨时，却会发现原先在表面上看来鸡毛蒜皮之事真的是鸡毛蒜皮。实验人员在私下也常常这般承认。本章开始提过的哈洛，有12年时间主编《比较心理学与生理心理期刊》，这本期刊几乎比任何刊物报导的痛苦动物实验都多。在他任编辑即将结束之际，在一段半幽默的告别词中，他回顾了2500篇要求发表的论文，说道：“大部分实验是不值得做的，而其所得资料不值得刊登。” 我们无需为此吃惊。研究人员，即使是心理学、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也是人，因此必然像其他的人一样会被同样的事物所影响。他们同样期望自己事业有成，职位升迁和名望上升，著作被同行阅读和讨论。在适当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地位升迁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不论在哲学、史学、心理学或医学的领域中都是一样的，而且就其本身来说，完全可以理解，并无任何可批评之处。但哲学与史学的论文顶多不过浪费了纸张，让同行倦烦而已；那些以动物做实验所写的报告却会造成动物的严重伤害与痛苦。因此，这些人的工作必须受制于严格的规定。 ------------------ 转自万圣书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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